第一篇：匯率風險管理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匯率風險管理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摘要：當前，各國的匯率風險主要由貨幣當局和財政當局共同管理，匯率風險管理的目標和方式日趨積極，各國還在減持美元資產和實現儲備資產多元化的同時推動本幣區域化和國際化。因此，我國應實施更加積極的匯率風險管理措施，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繼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監管，提高匯率風險管理能力。

關鍵詞：匯率風險；金融危機；外匯儲備

中圖分類號：F83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0)02-0114-05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元持續貶值，雖然使各國償還到期美元債務的支出減少，但同時給世界各國儲備資產管理帶來很大挑戰。當前，各國面臨的匯率風險主要是儲備資產因匯率波動而遭受損失的風險。

一、國外匯率風險的主要表現及管理措施

(一)美國

美國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一是美元貶值使其對投資者的吸引力降低，影響美元的國際地位。二是美元貶值抑制消費，削弱經濟復蘇動力。三是美元貶值會引發與美元掛鉤的商品價格上漲，加劇美國通脹壓力，導致國際收支惡化。對其他國家而言，美國巨額外債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早已引起各國的關注，而美元貶值造成其他國家持有美元資產縮水，使這些國家陷入對美元資產拋售與否的兩難境地。美國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財政部和央行共同管理美國外匯市場。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各擁有一半外匯儲備。財政部通過外匯平準基金調整外匯儲備規模，美聯儲通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在外匯市場進行儲備資產的日常交易活動。財政部主導國家的匯率問題，央行根據“一個政策目標由一個政策工具實施”原則制定通貨膨脹率目標。通過企業研發、投資和經營國際化來規避匯率風險。美國政府和企業在國外投資興辦研發機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流向發達國家的技術集約型工業、高科技產品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初級產品、一般制造業。美國政府還鼓勵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從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植等方面提供保障。利用美元霸權地位將通貨膨脹和匯率風險向其他國家轉移。當前，美元在國際貿易結算、全球外匯交易和世界儲備資產中所占比重均超過60％，遠遠高于美國GDP在全球的份額。美元供給量增加使通貨膨脹和匯率風險在全球傳遞。

(二)日本

日本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美元貶值造成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縮水，雖然日本堅持多元化的國際儲備策略，但其持有的外幣資產仍以美元為主。二是美國狙擊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匯率產生異常波動。日本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把操作風險、信用風險和匯率風險納入統一的管理體系中，建立外匯風險管理體系，對外匯儲備的管理不局限于匯率風險管理。同時，日本有計劃地將外匯儲備轉化為各種戰略資源儲備。現在，日本已建成國家石油儲備體系，其中國家儲備可使用95天，民間儲備可使用80天。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日本又有計劃地增加了對鋯、銦、稀土等稀有金屬的儲備，并計劃于2010年建成總量為150萬噸的液化天然氣國家戰略儲備。通過“藏匯于民”分散匯率風險。日本外匯市場比較發達，市場體系相對完善，法律機制比較健全，日本東京外匯市場是全球第二大外匯市場，符合“藏匯于民”的先決條件。外匯市場的交易工具層出不窮使進出口企業可通過直接持匯克服匯率風險，也增強了日本國民的持匯動機，有了“藏匯于民”的群眾基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零利率”政策和股票市場長期低迷使富余資金迫切需要尋求新的保值增值渠道，產生“藏匯于民”的外部條件。截至2006年，日本企業和個人持有的流動性外匯超過3萬億美元。“藏匯于民”不但拓寬了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渠道，而且分散了外匯集中于國家的匯率風險。實施“日元國際化”戰略規避匯率風險。日本大藏省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日元與德國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即“日元國際化”戰略。但由于“廣場協議”簽訂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房地產市場和證券市場價格高漲，出口企業競爭力持續下降，最終泡沫經濟崩潰，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日元國際化也趨于停滯。新世紀以來，日本加強與東亞各國的合作，意欲通過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重啟“日元國際化”進程。

(三)俄羅斯

俄羅斯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一是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能源等行業的外貿出口，國際油價下跌使俄羅斯外匯儲備面臨縮水的風險。二是缺乏對國際游資的有效監管使俄羅斯外匯市場容易受到沖擊。三是匯率的變化增加了外債的償付風險。俄羅斯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有：以構建“雙外匯籃子”為目標，走外匯儲備幣種多元化之路。2005年前，俄羅斯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的比重超過80％，此后，俄羅斯逐年削減美元比例，增持歐元和日元資產。根據2009年年初的統計，俄羅斯持有的外國債券中美國債券占4.06萬億盧布，歐洲債券占6.5萬億盧布，日元債券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發行的債券不足3000億盧布，歐元已成為俄羅斯外匯儲備的最主要貨幣。俄羅斯還將部分外匯儲備轉換成黃金儲備，這一舉措不但豐富了外匯資產種類，也提高了國際儲備中黃金的比重，在國際匯市波動頻繁之際無疑具有為國家儲備資產保值的重要意義。利用主權財富基金管理超額外匯儲備。儲備基金和國家福利基金是俄羅斯的主權財富基金，其前身是俄羅斯政府于2004年初創建的國家穩定基金。儲備基金繼承國家穩定基金衣缽，主要用來平抑國際油價下跌對俄羅斯經濟的沖擊，國家財富基金則對資產進行增長型投資，用以購買外國債券、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等風險較小的債券，也可投資于外國銀行債券、股票等回報率較高的資產，或在外國央行和信貸組織存款。截至2009年5月，俄羅斯儲備基金總額為1143.79億美元，國家福利基金924.14億美元。加強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雖然俄羅斯盧布已于2006年實現自由可兌換，但是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中，如果任其自由波動，將使國際資本頻繁流動對俄羅斯匯率體系的負面效應最大化。因此，俄羅斯重拾“匯率走廊”，并聲明盧布不會出現任何劇烈的波動。在國際貿易結算方面，俄羅斯加強與貿易伙伴的合作，推動雙邊本幣結算。在資本市場監管方面，為避免給國際游資提供炒作機會，俄羅斯金融市場局規定證券市場的營業時間可根據股指變動隨時調整，股指漲跌幅達5％時，市場將停止交易，1小時之后恢復。如果股指漲跌幅達10％，則全天交易立即結束。

(四)印度

印度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一是國內融資成本過高給印度盧比帶來升值壓力，加劇印度國內通貨膨脹預期。二是印度外匯儲備中的美元比重太大，超過90％，美元匯率的變化增加了外匯儲備保值增值的壓力。三是國際游資

的潛在沖擊。印度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建立完善的外債管理體制。印度是發展中國家中利用外債較多，同時對外債管理比較好的國家。印度在上世紀60年代就成立了“國家外債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主要負責外債的審批、管理和監控。印度也建立了完善的外債管理法律法規體系，使外債管理法制化、規范化。印度外債管理的核心是債務結構管理，通過對不同債務的利率、償還期和風險狀況進行分析，嚴控資金流向，不但為真正需要資金的行業提供幫助，而且提高了還債能力。到20世紀80年代末，印度已成為世界公認的使用外債有效的國家。建立外國機構投資者制度，開放證券市場。外國機構投資者是印度境外設立組織的、擬投資于印度國內證券市場的機構。包括各種基金和信托機構，如，退休基金、共同基金、投資信托、捐助基金、大學基金與基金會、慈善信托或組織等。印度以信息公開制取代審查制，證券市場交易更為公平，提升了外國機構投資者在二級市場投資的意愿。目前，外國機構投資者已能投資幾乎所有的證券品種，包括股票、債券、各種基金和權證等衍生品。加強對外國機構投資者的監管。外國機構投資者在印度外國間接投資中所占比重常年保持在80％，已成為印度引進外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長期投資環境的穩固和對外國機構投資者的監管成為印度政府嚴控匯率風險的重要工作。在稅收政策方面，為限制外國機構投資者在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印度對其投資的長期資本利得不征稅，而對其短期投資征收30％的資本利得稅。在監督管理方面，印度證監會要求外國機構投資者接受注冊地和印度的雙重監管。

(五)巴西

巴西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外匯儲備中美元比重過大。巴西外匯儲備中美元所占比重接近90％，美元貶值必然使其儲備資產大幅縮水。二是巴西對國際游資引發匯率風險的監管能力亟待加強。巴西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采取控制資本流入與放松資本流出并重的管理措施。這一措施主要為應對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游資的沖擊。在控制資本流入方面，巴西主要采取稅收政策與貸款期限延長政策。在放松資本流出方面，巴西允許投資者在境外建立投資基金，允許法人在境外進行房地產投資。此外，取消進口融資的首付款限制，私人非金融機構無需巴西央行批準的投資限額也提高至500萬美元。央行不直接參與外匯市場交易，讓外匯持有者分擔匯率風險。巴西中央銀行調控外匯儲備總量的方式是發行海外債券，巴西央行與其直接指導經營的國營巴西商業銀行不參與外匯市場交易。因此，巴西的國家匯率風險由外匯持有者分攤，主要包括經營外匯業務的指定銀行和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巴西央行通過交易總量分析對貨幣投放、外債增減和資本跨境流動等情況進行監管。

(六)新加坡

新加坡的匯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匯率對國內經濟影響較大，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受制于人。二是美元貶值使新加坡巨額外匯儲備面臨縮水的風險。新加坡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措施有： 實施走出去戰略，對外匯儲備進行積極管理。新加坡外匯儲備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共同管理。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的主要投資方向是國外市場。堅持新元“非國際化”政策，把國際游資擋在新加坡國門之外。新加坡市場狹小，外貿依存度很大，如果匯率劇烈變動，將對國民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政府為維持新元幣值穩定，采取一系列新元“非國際化”政策。具體措施有：對非居民申請500萬新元以上貸款用于境內金融投資時，銀行須報經金融管理局批準，如融資不在新加坡使用，匯出時必須兌換成所需外幣或外幣掉期。此外，如果銀行認為非居民獲得新元后用于新元投機，則有權拒絕向非居民提供新元貸款。這些措施使非居民持有新元的規模得到有效控制，并成功抵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新加坡的沖擊。

二、國外匯率風險管理的主要特點

(一)各國在減持美元資產的同時推動本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

美元在各國儲備資產中比重過大是匯率風險產生的根源，為改變這一現狀，各國在減持美元資產的同時推動本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目前，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仍以美元資產為主，但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貨幣份額有所下降，歐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貨幣份額中所占比例有所提高，近年來一直保持在25％左右。這是各國在當前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減持美元儲備資產、增持歐元等其他儲備資產的結果。同時，一些國家在貿易和金融領域采取相關措施推進本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日本在新世紀積極推動東亞金融合作，意圖重啟日元國際化進程。俄羅斯也積極推動盧布國際化，在與獨聯體國家的國際貿易中使用盧布進行結算，并在與中國、巴西等國家的貿易中也計劃使用雙方國家的貨幣進行結算。雖然新加坡為避免新元遭國際投機者炒賣而堅持新元“非國際化”政策，但完全的新元“非國際化”不利于新元流通，也給新加坡參與國際經濟合作造成一定障礙。現在，新加坡允許外國的企業在當地以新元掛牌交易，并允許外國機構發售新元債券。對非居民使用新元的限制也有所松動，放寬非居民在向東南亞等區域發展時借用新元的限制，使其在境外匯兌時更為方便。本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在削弱美元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使這些國家有效規避匯率風險。

(二)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匯率風險管理“二元體系”具體運行有所差異

在匯率風險的管理主體方面，發達國家通常實行以財政部為主導、財政部和央行共同管理的“二元體系”。美國由財政部主導、財政部和美聯儲共同管理，財政部負責制定與外匯相關的各種國際金融政策，擁有優先決策權，美聯儲有具體操作權。日本由財務省主導、財務省和日本銀行共同管理，財務省依據《外匯及對外貿易法法》制定匯率風險管理的決策，日本銀行依據《日本銀行法》執行財務省的相關決定。發達國家由財政部主導匯率問題決定及外匯儲備管理的方式高估了經濟決策分權的效力，因為僅靠國內體制設計無法根本解決內外均衡沖突問題。新興市場國家大多采取與發達國家不同的管理模式。俄羅斯的匯率風險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共同管理，財政部主要通過儲備基金和國家福利基金管理外匯儲備，央行參與外匯市場交易的主要目的則是維持盧布匯率穩定。巴西由央行主導進行匯率風險管理，印度則僅由央行進行匯率風險管理，具體的管理部門是外匯管理部和對外投資及運營部。新加坡由金融管理局和財政部共同管理匯率風險，金融管理局履行央行職能，通過固定收益投資和流動性管理等外匯市場干預措施實現儲備資產總量控制和幣種結構調整，財政部下屬的主權財富基金主要進行儲備資產的投資活動。

(三)匯率風險管理的目標日漸明確、方式日趨完善，各國在實現金融系統和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同時將儲備資產多元化，實現安全性前提下的 收益最大化

國家金融安全和儲備資產保值是匯率風險管理的首要目標。日本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把操作風險和信用風險同匯率風險一道納入風險管理體系中。俄羅斯和印度的外債管理體系把維護金融市場安全和穩定貨幣匯率作為首要任務，巴西則由外匯持有者分擔匯率風險，央行不直接參與外匯市場交易，對外匯儲備和金融市場的管理以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為主。新加坡建立網絡化的風險管理體系，通過使用現代計量工具對風險進行定量分析。當前各國外匯儲備總量龐大、幣種結構單一，而主要儲備貨幣美元持續走弱，僅憑風險管理無法完全規避匯率風險，因此，各國采取積極的匯率風險管理措施，將儲備資產多元化并用于特定用途以增加收益。日本通過戰略資源儲備將儲備資產多元化。新興市場國家大多通過主權財富基金管理儲備資產，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俄羅斯儲備基金和國家福利基金均為利用主權財富基金管理外匯儲備的典范，通過對外投資，改變了被動接受儲備資產由于儲備貨幣貶值造成的匯率風險，也使外匯儲備在安全性與流動性的基礎上可實現收益最大化。巴西打算利用近年來石油出口的收入創立主權財富基金，并通過政府稅收對其進行資助。印度擬成立單獨的實體或公司，直接從印度央行購買外匯儲備，以此作為主權財富基金。

三、對加強我國匯率風險管理的幾點啟示

(一)實施更加積極的匯率風險管理措施

我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占70％。在當前美元持續走低的背景下，我國必須果斷采取措施減少儲備資產中美元的比重。同時，實施金融走出去戰略，通過主權財富基金等方式提高儲備資產的收益率。我國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監管水平也有很大提升，這是我國金融走出去的內部條件，而我國企業的國際化需要金融走出去為其提供配套服務，這構成我國金融走出去的外部條件。金融走出去是對匯率風險進行的積極管理，將會實現金融市場穩定性與外匯資產收益性的結合。一方面，僅憑風險管理措施無法完全規避國家匯率風險。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完全無風險的投資，因此，金融走出去要以風險厭惡為基礎，尤其是我國在法規、經驗和信息等方面均處于劣勢，所以在收購境外資產時要以保值為基礎實現資產增值。目前，中投公司是我國唯一的主權財富基金，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投公司主動放緩投資節奏，資產組合中現金比例近90％，在積極管理匯率風險的同時有效保障了儲備資產的安全性。

(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人民幣國際化能使我國享受鑄幣稅，并有效鎖定匯率風險。目前，我國已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自由兌換，正在穩步推進資本項目下的國際收支自由兌換。如果人民幣能夠在國際結算和國際儲備貨幣中發揮重要作用，我國將不需要持有如此巨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匯率風險也將降至最小。貨幣國際化進程受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金融環境的雙重影響，如果順勢而為，就能有效推動貨幣國際化進程；如果逆勢而動，則會給本國帶來較大匯率風險，貨幣國際化的努力也會前功盡棄。國家金融體系的完整性、物價和通脹狀況、匯率波動程度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因素是一國貨幣國際化能否有效推進的關鍵。我國在實現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要充分汲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以我國經濟金融實力為基礎，充分發揮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穩步推進，嚴防風險。在匯率市場化進程中，為切斷儲備資產增長和基礎貨幣供應間的聯系，可仿效發達國家引入財政因素干預外匯市場，強化人民幣供給約束。

(三)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監管。深化國際金融合作

國際游資流入產生本幣匯率升值效應，國際游資外逃產生本幣貶值壓力，國際資本頻繁流動對匯率和儲備資產的穩定性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必須加強監管。在經常項目方面，對風險較大的國際結算方式，如信用證嚴格管理，對進出口貿易核銷制度也要進行改革，提高監管效率。在資本項目方面，應防止放松管制帶來的風險失控，對外匯市場和證券市場的投資基金嚴格管理，防止熱錢沖擊。同時，我國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加強與新興市場國家間的金融協調與合作，維護我國在世界經濟變革中的核心利益。一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改善我國參與國際金融合作的內部環境，通過監管法規的完善和金融安全網的健全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增強金融機構競爭力。二是主動參與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和規則的制定，加強區域和國際貨幣匯率的協調與合作，為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第二篇：匯率風險案例

匯率波動風險防范意識淡漠導致巨額損失

【概要】

我某外貿公司代理國內某客戶從比利時進口設備一臺，計價貨幣為比利時法郎。在合同執行過程中，對方提出延期交貨，我方用戶表示默認，未做書面合同修改文件。后因比利時法郎升值，我進出口公司不得不比訂約時多支出了31萬美元。

【案情】

1993年10月，我某進出口公司代理客戶進口比利時紡織機械設備一臺，合同約定：總價為99，248，540.00比利時法郎；價格條件為FOB 安物衛普；支付方式為100%信用證；最遲裝運期為1994年4月25日。

1994年元月，我方開出100%合同金額的不可撤銷信用證，信用證有效期為1994年5月5日。（開證日匯率美元對比利時法郎為1：36）。

1994年3月初，賣方提出延期交貨請求，我方用戶口頭同意賣方請求，延期31天交貨。我進出口公司對此默認，但未作書面合同修改文件。

3月底，我進出口公司根據用戶要求對信用證作了相應修改：最遲裝運期改為5月26日，信用證有效期展至1994年6月21日。

時至4月下旬，比利時法郎匯率發生波動，4月25日為1：35（USD/BFR），隨后一路上揚。

5月21日貨物裝運，5月26日賣方交單議付，同日匯率漲為1：32（USD/BFR）。在此期間，我進出口公司多次建議用戶作套期保值，并與銀行聯系做好了相應準備。但用戶卻一直抱僥幸心理，期望比利時法郎能夠下跌。故未接受進出口公司的建議。

賣方交單后，經我方審核無誤，單證嚴格相符，無拒付理由，于是我進出口公司于6月3日通知銀行承付并告用戶準備接貨，用戶卻通知銀行止付。因該筆貨款是開證行貸款，開證時作為押金劃入用戶的外匯押金帳戶。故我進出口公司承付不能兌現。

后議付行及賣方不斷向我方催付。7月中旬，賣方派員與我方洽談。經反復協商我方不得不同意承付了信用證金額，支出美金310余萬元。同時我進出口公司根據合同向賣方提出延遲交貨罰金要求BFRl，984，970.00（按每7天罰金0.5%合同額計），約合62，000.00美元（匯率為1：32）。最終賣方僅同意提供價值3萬美元的零配件作為補償。此合同我方直接經濟損失約31萬美元，我銀行及進出口公司的信譽也受到嚴重損害。

【分析】

本案是匯率波動的風險造成貨物買賣損失的典型案例，但在風險出現時，本來有可能避免或減少的損失又由于代理關系及資金來源的特殊性使得我方延誤了時機。縱觀項目運作全過程，我方有如下失誤：

第一，計價支付貨幣選用不當。在國際貨物買賣中，計價及支付貨幣選擇是非常重要的。計價貨幣通常與支付貨幣為同一種貨幣，這些貨幣可以是出口國貨幣或進口國貨幣，也可以是第三國的貨幣，由買賣雙方協商確定。在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情況下，買賣雙方都將承擔一定的匯率變化風險。因此，作為交易的雙方當事人，在選擇使用何種貨幣時，就不得不考慮貨幣匯價的風險。首先，應考慮所選用的貨幣是不是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其次，對可自由兌換的貨幣要考慮其穩定性。特別是在遠期交貨的大宗貨物買賣中，選用匯率穩定的貨幣作為支付貨幣，是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洽商的基本原則，也是買賣雙方都易于接受的條件。除非我們能夠預測某種貨幣在交貨期會發生貶值，為獲取匯率變化的利益而選用某種貨幣。即通常所說的“進口選軟幣，出口選硬幣”，但這只是單方面的期望，而且應建立在對所選貨幣匯率變化趨勢的充分研究之上。但實際上交易的對方也會作出相應考慮。因此我們說，當以貨物買賣為目的的合同金額較大時，選用匯率穩定的貨幣支付是比較現實的。在本案中，合同金額近300萬美元，交貨期為簽約后6個月。我方在未對匯率做任何研究的情況下，接受以比利時法郎為支付貨幣的交易條件，這就給合同留下了匯率風險損失的隱患。因為比利時法郎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不屬于幣值穩定的貨幣。

第二，輕率接受延期交貨條件，使風險成為現實。當交貨前賣方提出延遲交貨請求時，我方仍未意識到合同的潛在風險，無條件地接受了賣方的要求，雖未做書面的合同修改但卻按賣方提出的條件修改了信用證。這時若意識到匯率風險，則完全應以匯率風險由賣方承擔作為接受延遲交貨的條件，實際情況證明：正是這無條件地接受延期交貨使得我方的匯率風險變成現實。

第三，對風險沒有采取相應的保值措施，造成重大損失。在國際貨物買賣中，為防止匯率變動而帶來的損失，可以采用遠期外匯買賣等外匯保值措施。在本案中，4月下旬比利時法郎上漲時我方進出口公司為避免或減少損失，建議采取套期保值的做法是十分正確的，但用戶卻心存僥幸，拒絕采取防范措施。結果損失發生且無法挽救時又無理拒付，造成我方經濟、信譽雙重損失。由此可見，對遠期交貨的進出口業務增強匯率波動風險意識，慎重選擇支付貨幣，采用金融上的操作手法防范和減少損失是至關重要的。

第三篇：中小銀行差異化經營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中小銀行差異化經營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2010-10-21 18:33:55

[摘要]中小銀行要實現科學發展，可以考慮借鑒發達國家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經驗，往銀行同業競爭中準確定位，找出適合自身發展的途徑。具體而言，一是要立足于區域優勢，在注冊所在地集聚客戶資源。二是運用差異化競爭戰略為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化金融服務。三是以規模增長推動質量增長。四是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完善城市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

（中經評論·北京）近年來，中小銀行特別是城市商業銀行開始嶄露頭角，憑借其對本地企業較強的風險定價能力和評估能力，經營績效顯著提升，經營地域和業務規模快速擴展。這種本地色彩較強的經營模式在跨區經營和擴張中能否成功復制則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并且相對單一的業務結構在地域擴張中也不易形成協同效應。中小銀行要實現科學發展，可以考慮借鑒發達國家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經驗，在銀行同業競爭中準確定位，找出適合自身發展的途徑。

一、部分發達國家中小商業銀行經驗值得借鑒

與歐洲國家相比，美國一直堅持限制壟斷、鼓勵自由競爭的經濟金融政策，銀行業市場化程度較高，結構比較分散，商業銀行數量之多居全球之冠，存在為數眾多、頗具經營特色的中小商業銀行和儲蓄機構。由于美國銀行業市場競爭激烈，市場化程度高，中小銀行準入和退出機制十分健全，只有那些管理機制健全、服務有特色、能夠適應經濟環境變化沖擊的銀行才能夠生存下來。中小銀行為避免在激烈的競爭中遭到淘汰，大多都將基本服務對象確定為中小企業和當地居民，不論存貸額多少，均一視同仁，服務周到。在業務范圍上，實行差異化經營，在大銀行不愿介入的居民小額零星貸款、住宅抵押貸款、中小企業的短期融資及不動產貸款等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

日本的中小銀行主要以地方銀行為代表。地方銀行是將總行設在地方城市，以總行所在的都道府縣為主要營業地區的銀行。日本地方銀行的功能包括：一是為振興地方經濟服務。日本地方銀行的經營是與所在地區的經濟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其資金來源于當地，又用于當地，因此有“故鄉銀行”的美譽。地方銀行主要通過吸收社會閑散的資金，為地方企事業單位提供貸款，其業務活動大大支持了本地區產業和生活服務行業的生存和發展。二是促進日本的地方經濟逐步走向國際化。日本地方經濟走向國際市場與地方銀行的積極配合是分不開的，地方銀行以進出口貿易結算、貿易金融、外匯兌換等業務為中心，積極配合本地區企業開展對外經濟活動，甚至主動配合企業到國外考察，參與企業的海外開發活動。

德國中小銀行的發展模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公立銀行，包括州立銀行和儲蓄銀行，這些銀行最初服務于公共事業和當地市政建設。它們受到政府的保護，享受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并且由于其債務得到政府提供的擔保，因此可以得到遠高于其實力的信用評級，獲得低于市場價格的廉價資金來源。在寬松的外部環境下，這些銀行特別是州立銀行逐漸向全能銀行模式發展。另一類是私有銀行，眾多的中小銀行共同出資組建一個代表各家中小銀行利益的合作集團。合作集團主要從事中小銀行難以介入的業務領域，為中小銀行提供技術和網絡支持，統一建立業務平臺、開發業務系統、研發金融產品。這樣使各家中小銀行能夠在付出較小成本情況下擁有發達的網絡支持，并在相對獨立的區域開展業務，避免了中小銀行之間的交叉競爭。通過這種合作安排，各家中小商業銀行仍具備獨立法人資格，其管理層次少，決策鏈條短，保證了決策機制靈活高效。德國中小銀行的發展模式使德國的中小銀行基本集

中在自己所在地區發展業務，因此都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

二、對我國城市商業銀行的啟示

立足于區域優勢，在注冊所在地集聚客戶資源。區域優勢是城市商業銀行的先天優勢，城市商業銀行就其本質來說是地方性金融機構，對地方市場比較熟悉，在合規經營的前提下應充分借助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加大行政事業單位資金的歸集力度，提升在地方政府優質項目的融資份額。與其他銀行相比，城市商業銀行這種經營安排成本較低，人力、物力和財力集中，擁有市場先入優勢。

運用差異化競爭戰略為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化金融服務。這是城市商業銀行在與國有銀行、中型股份制銀行、外資銀行等的激烈競爭中贏得主動、擴大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與其他商業銀行相比，城市商業銀行更能實現服務中小企業的專業化。長期以來，城市商業銀行通過滿足中小企業客戶的需求，開發出各種金融產品，已經形成了在中小企業服務方面的專業化競爭優勢和品牌效應。以北京銀行開發的“小巨人”服務品牌為例，其產品就是根據中小企業的生命周期，為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提供差異化的產品組合。這類產品能滿足中小企業融資的“小、快、靈”需求，即金額小、需求快、借貸方式靈活。而大型銀行卻很難做到這一點，城市商業銀行應堅守這一優勢。

以規模增長推動質量增長。城市商業銀行往往由于規模小而導致抗風險能力較低，實現跨區域經營也應成為城市商業銀行的一個重要發展戰略。目前，一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商業銀行通過聯合重組，發展成為區域性商業銀行。一類是以省會城市商業銀行為龍頭，吸收地方城商行及信用社組建，如徽商銀行、晉商銀行；另一類是由二線城市城商行及信用社合并組建，如江蘇銀行、長安銀行。在銀監會相關政策指引下，一些資產質量較好的城市商業銀行也紛紛開始跨區域設立機構，如北京銀行、天津銀行、南京銀行等。城市商業銀行經營區域的擴大，不僅增強了抵御風險的能力，也創造了更大的市場拓展空間。

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完善城市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城市商業銀行公司治理上存在的政府過度干預和內部人控制等問題，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因此，應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完善城商行的所有權結構，真正形成有一定剛性約束的資本運營機制，從而防止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命出現行政化傾向，提高董事會的獨立性，促使董事會客觀、公正、科學地進行決策。

（《中國金融》，2010年第18期，中國銀行業協會，王瀟）

第四篇：農業信用擔保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農業信用擔保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秦紅松 農業信用擔保是在農業信貸領域，為規避因農戶等債務人與銀行等債權人之間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確保債權人順利實現債權，以債務人或第三方的信用及財產作為保證，督促債務人履行債務的經濟行為。農業信用擔保實質是一種信用手段，既是融資的媒介，又是債權的保障，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農戶等借款人傳遞真實信息，降低了信息成本，銀行也由此來判斷農戶等借款人風險的高低，因而可降低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增強了信貸資金的安全。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在完全競爭的信貸市場中，農業信用擔保機制增大了農戶等借款人不償還貸款的機會成本，促進了農戶等借款人的理性投資；同時，農業信用擔保增加了銀行的信貸合作激勵，當信用擔保處置價值大于貸款本息之和時，銀行在借款人違約后仍能得到足夠補償，其利潤預期就會提高。國外農業信用擔保的運行概況

美國的農村金融是以商業金融機構和個人信貸為基礎，以農業合作信貸機構為主導，以政府農貸機構為輔助的復合型供給體系。在這一體系中，農業信用擔保方式主要包括：固定資產抵押，固定資產主要包括土地和住房，其中又以土地為主；流動資產抵押，主要包括大件消費品、設備和農產品；權利質押，主要包括專利、版權、動產票據、產權憑證、應收賬款、股權等；擔保機構貸款，美國的農業信用擔保機構屬于政策性擔保機構，主要包括農民家計局、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和小企業管理局。除此之外，美國還擁有健全的農業保險體系、農業信用擔保法律體系和個人信征體系。

法國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主要由農業信貸銀行、互助信貸聯合銀行、大眾銀行和土地信貸銀行四家銀行組成，其中，農業信貸銀行在整個農村金融市場上居于主導地位。在這一金融體系下的擔保方式主要包括：合作金融下的信用擔保，這是法國農民獲得貸款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個人資產擔保，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大型機器設備等；政策性金融擔保機構擔保，與之相配套的有良好的農業保險市場、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大量的農業合作社。

日本的農村金融供給主體以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為主，農戶貸款的主要擔保方式包括：政府主導下的信用保證保險擔保；不動產抵押，主要包括土地抵押和林地抵押；動產債權擔保，主要包括牛、豬、蔬菜等動產以及應收賬款；自然人擔保。除此之外，日本也擁有健全的農業保險體系以及動產評估和信用評級體系。

孟加拉農村金融供給體系的核心是格萊珉銀行，農業信用擔保方面雖然擔保品覆蓋范圍較廣，但整個擔保體系是以農戶聯保為核心，以土地等不動產擔保和動產擔保為補充，尤其是農戶聯保貸款是全世界小額信貸競相學習的對象。國際農業信用擔保發展的基本經驗

擔保多元化應是未來農業信用擔保發展的主流格局。伴隨著農村居民資金需求的多樣化和農戶發展水平的差異化，單一的擔保方式將難以滿足農村金融市場的需求。多元化的農業信用擔保機制一方面可以滿足資金需求的多樣化，另一方面可以擴大獲得貸款農戶的覆蓋面，上述國家的農民之所以能順利獲得融資，與其不無關系。

非有形資產擔保應是農業信用擔保發展的方向。非有形資產擔保也即除固定資產擔保和流動資產擔保以外的擔保方式。農戶有形可抵質押資產不足在各個國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時也是各國農村金融發展共同面臨的難題，因此，發展非有形資產擔保應成為當前農業信用擔保發展的方向。

合理規避風險是農業信用擔保發展成功的關鍵。國際上規避農業信用擔保風險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大力發展農業保險；成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以幫助不能償還貸款的借款者償還資金；健全融資保險和針對擔保機構的再保險機制，以減輕融資機構和擔保機構的負擔；強化針對借款人的信息收集監控和督促貸款償還的工作機制。

政府大力支持是農業信用擔保發展的堅強后盾。政府對農業信用擔保的支持方式主要包括：對各類農村金融組織給予稅收、財政補貼、存款準備金率等方面的優惠和支持；引導成立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不斷健全各項政策體系和法律法規體系；對各類農業保險的發展給予政策支持；直接出資成立政策性金融機構。對我國的啟示

一是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入駐農村，實現農業信貸多渠道供給。二是加大擔保方式創新力度，實現農戶擔保方式多元化，積極探索經營權、資產憑證、應收賬款、股權、知識產權、大宗設施設備、農產品等抵質押融資方式，金融機構應加大農村金融產品創新。三是加快農村產權制度及配套體系改革，提升農戶自我擔保能力。四是積極發展第三方農業信用擔保組織，實現農業信用擔保主體多元化。五是加快保險業發展，實現農業信用擔保風險的多途徑化解。六是健全法律制度體系，實現農業信用擔保的深入發展，對我國《物權法》《擔保法》《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中一些農民財產權利和抵押限制條款進行適時修正，以逐步減少對農業信用擔保形成的制度障礙，并盡快出臺諸如《農業保險法》《農業信用擔保法》《民間金融法》《農村信貸征信和違約懲罰條例》《農村金融組織法》等法律法規。

作者：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第五篇：低碳經濟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低碳經濟的國際經驗及啟示

摘 要：從整體看，發達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啟動較早，政策工具多樣，值得我國深入研究和借鑒。本文對英、美、德等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進行了分析比較，對我國積極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和低碳社會的形成提出了幾點啟示。

關鍵詞：低碳經濟，國際經驗，政策工具

“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從整體來看，發達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啟動早，政策工具多樣，值得我國深入研究和借鑒。

一、英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

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了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能源白皮書，首次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了一個清晰的目標：計劃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經濟社會。通過激勵機制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是英國氣候政策的一大特色。英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實施氣候變化稅制度、創新碳基金、推出氣候變化協議、啟動溫室氣體排放貿易機制、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額等。各種政策措施，不僅各具特色，而且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

（一）實施氣候變化稅（CCL）制度

氣候變化稅，即能源使用稅制度是英國氣候變化總體戰略的核心部分。氣候變化稅于2001年4月1日開始實施，針對不同的能源品種其稅率也不同，征稅對象也有詳細而具體的規定。政府將氣候變化稅的收入主要通過三個途徑返還給企業：一是將所有被征收氣候變化稅的企業為雇員交納的國民保險金調低0.3個百分點。二是通過“強化投資補貼”項目鼓勵企業投資節能和環保的技術或設備。三是成立碳基金，為產業與公共部門的能源效率咨詢提供免費服務、現場勘查與設計建議等，并為中小企業在促進能源效率方面提供貸款。在英國，氣候變化稅一年大約籌措11—12億英鎊，其中8.76億英鎊以減免社會保險稅的方式返還給企業，1億英鎊成為節能投資的補貼，0.66億英鎊撥給了碳基金。據測算，由于氣候變化稅政策的實施，至2010年，英國每年可減少250多萬噸碳排放，相當于360萬噸煤炭燃燒的排放量。

（二）創建碳基金

碳基金是一個由英國政府投資、按企業模式運作的獨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碳基金的主要來源是氣候變化稅，從2004—2005起，增加了兩個新的來源，即垃圾填埋稅和來自英國貿易與工業部的少量資金。碳基金主要在三個重點領域開展活動：能馬上產生減排效果的活動；低碳技術開發；幫助企業和公共部門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向社會公眾、企業、投資人和政府提供與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相關的大量有價值的資訊。碳基金作為一個獨立公司，介于企業與政府之間，實行獨特的管理運營模式。一方面，公司每年從政府獲得資金，代替政府進行公共資金的管理和運作；另一方面，作為獨立法人，碳基金采用商業模式進行運作，力圖通過嚴格的管理和制度保障公共資金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三）推出氣候變化協議（CCA）

英國政府考慮到氣候變化稅的征收可能會給能源密集型產業造成重大負擔，推出了氣候變化協議制度，以減少這些企業的氣候變化稅負擔。能源密集型產業如果與政府簽訂氣候變化協議，并達到規定的能源效率（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政府可減少征收其應支付氣候變化稅的80%。如果企業不能兌現約定的目標，英國政府亦允許這些企業參與英國排放貿易機制，以買賣各企業允許排放配額的方式，來實現氣候變化協議的要求。經審核，在英國氣候變化協議的第一段目標期間（即2001年4月1日-2003年3月31日），88%的減排目標單位通過了認證，相當于每年減排了350萬噸二氧化碳；第二段目標（即2003-2005年）有95%的減排目標單位通過了認證，相當于減排510萬噸二氧化碳。

（四）啟動溫室氣體排放貿易機制

英國是最早實施溫室氣體排放貿易機制的國家。該機制有四種方式，即直接參與、協議參與、項目參與及開設賬戶。作為主管機構的英國環境——食品——鄉村事務部（DEFRA）開設排放量交易登記處，所有承諾減排目標的參與者必須按相關條例嚴格檢測和報告企業每年的排放狀況，并經過有職業資格的第三方獨立認證機構的核實，只有通過驗證的排放量與信用額度方能獲得登記。為方便交易，英國還開發了一套溫室氣體排放貿易的電子注冊系統和實時交易平臺。所有參與者至少注冊一個賬戶，來記錄其基本情況及其配額、配額轉移、配額供需等信息。為與歐盟氣候政策相協調，英國排放貿易機制于2006年12月31日結束。

（五）使用可再生能源配額

可再生能源配額，即所有注冊的電力供應商都制約于一定的可再生能源法定配額：生產的電力中有一定比例是來自于可再生能源，配額是逐年增加的。實現配額政策的主要方式是向可再生能源發電商購買電力的同時購買可再生能源配額證書，或是從發電商、獨立供電方那里只購買可再生能源配額證書。而購買證書這項政策，目的在于鼓勵企業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

二、美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

美國將發展低碳產業作為重振經濟的戰略選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選擇以開發新能源、發展低碳經濟作為應對危機、重新振興美國經濟的戰略取向，短期目標是促進就業、推動經濟復蘇；長期目標是擺脫對外國石油的依賴，促進美國經濟的戰略轉型。2009年1月，奧巴馬宣布了“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將發展新能源作為投資重點，計劃投入1500億美元，用3年時間使美國新能源產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將新能源發電占總能源發電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將這一比例增至25%。2009年6月，美國完成了《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用立法的方式提出了建立美國溫室氣體排放權（碳排放權）限額——交易體系的基本設計。該法案規定的減排目標為：至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17%，至2050年減少83%。盡管這一中期目標與國際社會的期望相距甚遠，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立法過程依然面臨諸多挑戰，但該氣候變化法案的出臺，仍標志著美國在二氧化碳的減排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美國通過能源政策的調整來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方面：第一，關于能源戰略轉型方面：為美國家庭提供短期退稅，應對日益上漲的能源價格。未來10年投入1500億美元資助替代能源研究，并為相關公司提供稅務優惠，有助于創造500萬個就業崗位。大幅減少對中東和委內瑞拉石油的依賴。支持強制性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在美國推行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機制，力爭使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到2050年比1990年減少80%。第二，關于電力方面：美國計劃到2012年，使發電量的10%來自可再生能源等，2025年這一比例達到25%。推進智能電網計劃。第三，關于新能源技術方面：美國計劃用3年時間將風能、太陽能和地熱發電能力提高一倍。政府將大量投資綠色能源——風能及有著廣闊前景的新型沙漠太陽能電池板、核能等。第四，關于建筑方面：美國將大規模改造聯邦政府辦公樓，包括對白宮進行節能改造。將推動全國各地的學校設施升級，通過節能技術建設成21世紀的學校。要對全國公共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更換原有的采暖系統，代之以節能和環保型新設備。第五，關于汽車方面：美國將促使政府和私營行業大舉投資混合動力汽車、電動車等新能源技術，減少美國的石油消費量。以7000美元的抵稅額度鼓勵消費者購買節能型汽車，動用4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資金來支持汽車制造商，力爭到2015年實現美國的混合動力汽車銷量達到100萬輛。

三、德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

德國充分發揮經濟政策對低碳產業的調節作用，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采取以下具體措施：

（一）通過稅收制度的改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碳排放

德國把征收能源稅作為生態稅改革計劃的一部分，對特定的能源進行征稅。1999年，第一次開始對汽車燃料、燃燒用輕質油、天然氣和電征稅。生態稅是德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生態環境和實施可持續發展計劃的重要政策之一。德國生態稅自1999年4月起分階段實行，主要征稅對象為油、氣、電等產品。稅收收入用于降低社會保險費。為提高工業領域蘊藏的巨大節能潛力，德國政府計劃在2013年之前規定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與企業的節能管理掛鉤。德國聯邦經濟部與復興信貸銀行已建立節能專項基金，用于促進中小企業提高能源效率。

（二）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

德國政府通過《可再生能源法》保證可再生能源的地位，對可再生能源發電進行補貼，平衡了可再生能源生產成本高的劣勢，使可再生能源得到了快速發展。由于可再生能源發電（除水電外）起步晚、規模小、成本高，沒有獨立的電力傳輸網絡，難以通過電網輸送給用戶。為解決這一問題，德國1991年出臺了《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法》，規定了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并網辦法和足以為發電企業帶來利潤的收購價格。德國還制定了沼氣優先原則，促使天然氣管道運營商優先輸送沼氣，并參考天然氣制定沼氣的市場價格，從而確定補貼額。此外，德國還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促進將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

（三）通過多種措施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為減少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德國政府計劃通過修改機動車稅來推動碳減排目標的實現，規定新車要標注能源效率信息，將二氧化碳排量納入標注范圍。德國自2005年開始在聯邦高速公路和幾條重要的聯邦公路上對12噸以上的卡車征收載重汽車費。德國政府還極力主張將空運列入歐洲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系統中，支持“歐洲航空一體化”建議，希望通過一體化將航空領域產生的二氧化碳減少10%。德國法蘭克福和慕尼黑機場從2008年開始進行為期3年的航段實驗，根據二氧化碳排量時在上述機場著陸的航空公司進行獎罰。

四、意大利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

由于意大利的能源80%以上都依靠進口，因此意大利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并重視落實《京都議定書》的義務，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十分豐富而有效。主要措施包括低碳價格收費機制與認證制度。

（一）實施CIP6機制

為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意大利政府從1992年開始實施CIP6機制，以保證購買價格的方式支持可再生能源發電廠的建設。制定不同購買價格的依據包括：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建設費用、運行和維護費用、燃料費用、促進發展的費用、可再生能源設備的種類、全部或部分用于可再生能源以及能源產品是全部出售或是僅出售剩余產品等不同情況。詳細的價格依據為從政策導向上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手段。

（二）實行“綠色證書”制度

1999年，意大利通過立法的形式開始實行“綠色證書”制度。“綠色證書”是指通過利用可再生能源向國家電網輸送電力并由國家電網管理局（GRTN）認可后頒發的證書，GRTN根據相關規定制定“綠色證書”的參考價格。生產商或進口商可通過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生產來完成規定的指標，也可通過購買“綠色證書”的方式完成任務。“綠色證書”的買賣可通過兩種不同的方式進行。

（三）實行“白色證書”制度

“白色證書”也稱能源效率證（TEE），是意大利政府為減少能源消耗而出臺的鼓勵措施，從2005年1月1日起正式開始實施。企業申請“白色證書”，有最低的節能目標，根據注冊項目的不同而變化。“白色證書”可以流通轉讓，電能和天然氣管理局（AEEG）負責簽發TEE、評估TEE價格并對節能效果進行檢查。TEE主要針對節約電能、天然氣、其他燃料三種類型進行發放。最終用戶達到10萬以上的企業，必須實施“白色證書”制度，10萬用戶以下的企業或服務、制造和安裝部門的企業可以自愿實行。對達到節能目標的企業，AEEG或其他政府部門將給予經濟獎勵。節能效果超過規定目標，可出售其富余的“白色證書”，達不到最低節能目標者，可從市場上購買“白色證書”，否則將受到經濟處罰。

五、日本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措施

面對氣候變暖可能給本國農業、漁業、環境和國民健康帶來的不良影響，日本政府一直在宣傳推廣節能減排計劃，主導建設低碳社會。日本采取了如下建設低碳社會的具體做法。

（一）實行能源科技發展戰略，搶占低碳技術制高點

面對能源的日漸短缺，日本把能源技術列為本國的科技研發重點領域，即從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發展清潔非化石能源兩個方面入手。《第三期科技基本計劃》中的4個推進領域之一就是能源技術。2006年6月，日本出臺了《國家能源新戰略》，從發展節能技術、降低石油依存度、實施能源消費多樣化等6個方面推行新能源戰略，2030年前將日本的整體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發展太陽能、風能、燃料電池以及植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降低對石油的依賴；推進可再生能源發電等能源項目的國際合作。

（二）加大科研經費投入，全力支持低碳技術的研發

根據日本科技預算重點戰略，2008年日本政府科技預算為35708億日元，比2007年增加595億日元，增幅為1.7%。一是用于8個重點領域政策性課題的研究開發經費比2007年增加467億日元，占政府科技總預算的48.9%。二是戰略重點科學技術經費在2007年大幅度增加36%的基礎上，2008年又比2007年增加13.4%，從3873億日元增加到4393億日元。三是增加國家基礎骨干技術的資金投入。四是通過科技預算對落實重點科技政策的項目給予經費保證。

（三）加強能源立法，規范和支撐低碳社會建設

日本已構建了由能源政策基本法為指導，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天然氣立法、電力立法、能源利用合理化立法、新能源利用立法、原子能立法等為中心內容，相關部門法實施令等為補充的能源法律制度體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能源法律體系。2008年6月11日，日本國會通過了《通過推進研發體系改革強化研發能力及提高研發效率》（簡稱《研發力強化法》），以法律形式對《第三期科技基本計劃》出臺以后政府形成的促進科技創新和研發的新理念、新措施予以支撐。

六、對我國的啟示

（一）將發展低碳經濟確立為我國未來發展的一項重要國家戰略

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層面看，發展低碳經濟符合我國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積極發展低碳經濟，有利于我國搶占未來國際經濟競爭的戰略制高點；有利于在國際上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因此，要明確各階段減排的數量目標，按行業細化低碳指標，將其加入各行業的遠景發展規劃。

（二）建立完善的低碳經濟促進制度

要從根本上保證低碳經濟的國家戰略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順利實施，必須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作保障。要建立碳交易制度，強化企業的節能減排積極性；創建碳基金，為企業環保設備研制、安裝提供資金支持；開征生態稅，對達不到能源利用效率和排放標準的企業征收該稅，反之，則不征收甚至減少其他方面的稅項；建立低碳發展的監督指導機構，統籌規劃低碳經濟；制定保障低碳發展的法律法規，使其發展做到有法可依。

（三）加大低碳科技研發的經費投入

要發展低碳經濟，在世界低碳發展模式上走在前列，必須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低碳技術并不是某一種特定的技術，而是一系列能降低碳排放量的技術措施，這就要求在經費投入上既不可以一哄而上鋪攤子，又不可能只專攻某一方面，需要做到點面結合。既安排低碳基礎研究的資金，又安排急需的應用研究資金。

（四）提高全民對低碳經濟的認識，提倡低碳消費

居民是經濟產品的最終消費者，增強其低碳意識，消費低碳產品，將從源頭改變市場需求結構，對企業的激勵作用將比制度的激勵效果更明顯。

（五）積極參與國際低碳經濟合作，推動國際公約制定

低碳經濟還是一個新興事物，怎樣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國際間相互合作、交流經驗。我們既要從發達國家吸收經驗化為己用，更要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適合當地經濟發展狀況的低碳經濟體系。同時，積極加入國際公約的制定，要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不能僅僅為了減少排放，還需要兼顧各國經濟發展，在低碳發展中開拓一條雙贏之路。

總之，發展低碳經濟，創建低碳社會是我國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破解發展難題、提高發展質量的重要途徑。應廣泛而充分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國際規則與本國國情有機結合，將政府宏觀調控與重點支持和投入有機融合，充分利用科技、立法與市場這三大利器，并促進其有效互動，尤其是需要適時采用經濟手段和政策工具，制定并實施低碳能源戰略、低碳技術戰略、低碳教育戰略、低碳國際化合作等配套措施，倡導公眾低碳消費，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低碳導向型社會，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