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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刑事爭議案件分析新

14起刑事爭議案件分析

一、A駕駛電動車載B在路上行駛，C警官發現A無證駕駛且違規載人，遂驅車上前阻攔，A不停車繼續前行，C警官駕車超越A車從旁邊攔截A車，兩車相撞倒地，C警官起身拔掉A的電動車鑰匙，A去搶鑰匙，C警官不給，后來A將C警官的對講機搶了過來，稱要與C換鑰匙，后迫于壓力將對講機還給C警官，然后被帶到警衛室。C警官和D警官對A進行訊問，途中A多次接電話，C警官去奪A手中的手機以使其配合訊問工作，A揮拳打向C警官的左臉頰（后經鑒定為輕微傷），第二拳因C警官避開而打在D警官臉上。對于當時的毆打事件，A稱C去奪他的手機，并打了他一下，他才還手打人的，C警官稱其為使A配合詢問工作而去取A的手機，D警官稱C在拿到手機之后使勁按了一下A的脖子。

此案有幾個爭議的地方：

1、A在C警官要求其停車的情況下繼續開車前行以及奪取C警官的對講機的行為是否已經構成妨害公務罪？

2、A的動手打人是出于反擊還是妨害公務？如果A在C警官打了一下之后動手打人是否屬于妨害公務？如果C警官并未在取了手機之后打了A一下，A的行為是否構成妨害公務罪？

妨害公務罪是指“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大代表依法執行職務，或者在自然災害中和突發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或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雖未使用暴力，但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本案中A在C警官要求其停車時拒不停車，且從C警官手中奪取對講機要求換電動車鑰匙，其行為應該屬于以威脅方法阻礙公安機關執行職務，構成妨害公務罪。

關于民警執法存在瑕疵是否構成妨害公務罪：本人認為要看此瑕疵是否達到違法程度，如果瑕疵并未達到違法程度，依然構成妨害公務罪；如果執法活動本身存在違法瑕疵，抗拒執行則不構成妨害公務罪，例如，在土管執法人員在強制拆遷時，遭到房屋所有人的抵抗并發生沖突，則不構成妨害公務罪。另外，還要看嫌疑人是否有妨害執行公務的故意，如果其只是出于自衛或者還擊，則其行為不應當定性為妨害公務，例，本案中，如果A出于反擊而打了C警官，并無妨害執行公務的意圖，則不構成妨害公務罪，而這方面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很難把握。

二、A與B在甲地進行毒品交易（A販賣毒品，B購買毒品），交易完成后，A離開，B正準備離開時被警察抓獲。后經警察工作，B同意再與A聯系在甲地購買毒品。在第二次毒品交易時，兩人均被抓獲。

對于本案有幾點疑問：

1、第二次的偵查行為是否屬于誘惑偵查？

2、誘惑偵查是否合法？

3、第二次的毒品交易的交易額很大程度由偵查人員決定，將其交易額計入販毒人員A的販賣毒品數額中是否合理？

4、第二次毒品交易額應否計入購買毒品人B的購買毒品數額中？

誘惑偵查亦稱犯罪引誘，在英美法中被稱為執法圈套（entrapment），其包括兩種類型：

1、“犯意誘發型”，誘惑者（暗線）促使被引誘者產生犯罪意圖并實施犯罪。此類誘惑犯罪中偵查機關無疑在誘使和鼓勵無罪人犯罪，所以應當屬于非法的偵查行為，不應當被認可。1

2、“提供機會型”，被誘惑者已經具備犯罪意圖或已經著手實施犯罪，誘惑者僅僅提供了一種有利于犯罪實施的特定條件和機會。此類偵查中，實施人構成犯罪是沒有問題的。

此案中的誘惑偵查屬于第二種類型，即“提供機會型”誘惑偵查，是合法的。第二次毒品交易實際上也是販賣毒品人向購買毒品人轉讓毒品并收取毒資的行為，毒品數額應計入販賣毒品的數額之中。而對于購買毒品的行為，如果其目的是販賣，應當構成販賣毒品罪；如果僅供自己吸食，非法購買較大以上數量（刑法348條“非法持有鴉片二百克以上不滿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滿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或行為人非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數量達到較大數量的，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二次的毒品交易活動因其是在公安機關的監督下購買人向販賣毒品人購買毒品以誘使其出現，所以不應計入購買毒品人的購買毒品數額之中。

三、A通過電話欲向B購買毒品，后因其他罪行在其居所被警察抓獲，此時B正好到達A的居所，在警察查看其身份證時，B乘其不注意將所帶毒品扔到沙發縫隙，被警察發現，遂將B抓獲。B是否構成販賣毒品罪？

販賣毒品罪表現為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實施販賣的行為。其構成要件為：

1、主體要件，一般主體，即達到刑事責任年齡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2、主觀要件，主觀方面表現為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事實販賣行為，過失不構成本罪；

3、客體要件，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的生命健康；

4、客觀要件，行為人進行販賣毒品的行為，包括有償轉讓毒品和以販賣為目的而收購毒品。有償轉讓毒品，即行為人將毒品交付給對方，并從對方獲得物質利益。而出于販賣的目的非法收購毒品的，也應認定為販賣毒品。

對于販賣、運輸毒品犯罪，如果行為人只是實施了一個購買行為或者未完成出售行為，或者尚未將毒品運到目的地就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應當如何定罪？是既遂還是未遂？

販賣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一樣應當為行為犯而非結果犯。即行為已經開始即構成本罪，而不管其完成與否。對于販賣毒品罪的既遂與未遂，應以毒品是否進入交易環節為準，至于行為人是否已經將毒品轉移給買方以及是否從中獲得利益，不影響本罪的成立與既遂，但如果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進入交易環節，則是本罪未遂；對于運輸毒品罪的既遂與未遂，應以毒品是否起運為準，而不管其是否將毒品運到目的地，只要毒品已經開始運輸，即構成本罪既遂。

販賣、運輸毒品既遂與未遂應注意的幾點：

1、以販賣毒品為目的，實施了購買毒品的行為（包括正在進行毒品交易人贓俱獲和已經完成毒品交易兩種情形），應當認定為販賣毒品罪既遂；

2、對于非以購買方式（如祖傳，受他人饋贈等）獲得毒品予以販賣的，只要將毒品帶至與買方約定的地點開始交易或者實際成交的，應以販賣毒品既遂論處；

3、對于販賣毒品被抓獲后在其住所查獲的毒品，應其販賣故意確定并購買了大量毒品，應全數作販賣毒品的既遂認定；

4、誤把假毒品當做真毒品予以販賣的，應以販賣毒品罪未遂論處；

5、明 2 知是毒品而予以運輸的，只要開始起運，不管距離遠近，無論是否到達目的地，均以運輸毒品罪既遂論處。

故本案中A的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且為既遂。

四、2013年11月25某日晚19時左右，韓某駕駛轎車沿武漢市洪山區某生鮮市場門前路段由西向東行駛，行至生鮮市場門前時，遇程某拖行手推垃圾車與其同向行駛，韓某所駕轎車前部與程某拖行的手推垃圾車左后角處相撞，程某受傷。事故發生后，韓某駕車離開現場，程某經搶救無效與次日上午死亡。

據犯罪嫌疑人韓某供述，當天晚上天色不好，視線較差，其從亮處駕車駛到暗處，影響了視線，當時以為只是撞到了一個垃圾桶，僅從后視鏡看了一下，發現地上一地的垃圾，也沒有發現有人，又因為家中有急事，所以并未停車查看就駕車離開了。而事發第二天晚上19時許，犯罪嫌疑人又駕車到事故發生路段的附近，報“122”警，稱自己的車子發生交通事故，撞了垃圾桶，然后從交警那里拿到一張定責書。之后他又開車到某4S店并通知保險公司定損，后被警方抓獲。

本案的爭議在韓某的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后逃逸。

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條件：

1、肇事者明知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即肇事者在逃逸時明知自己的行為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

2、主觀上是為逃避事故責任。如果肇事者僅僅是躲避肇事現場受害人家屬或者群眾的暴力行為，則不應認定為逃逸；

3、客觀上實施了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對于交通肇事之后逃離現場之后又投案的行為是否屬于交通肇事逃逸存在兩種不同意見：（1）屬于交通肇事的行為，至于其逃跑后又報警的行為，應當作為量刑時所考慮自首的一個從輕情節；（2）不構成交通肇事逃逸，行為人在逃離后又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主觀上并無逃避責任的故意，故不宜認定為逃逸。在此應當取第一種意見。

從當時現場的監控視頻（此案在補充偵查的過程中，公安機關將現場的監控錄像送至檢察院）看，當時車輛的碰撞導致的震動并不劇烈，韓某僅是踩了一下剎車，并未下車查看，就開車離去了；從證據材料看，韓某于案發后次日在肇事現場附近報警稱車輛撞了垃圾桶，取得交警的定責書之后又向保險公司索賠，按理其應該并不知道前日撞人的事實。故本人認為此案不應當認定為逃逸。

而老師則認為此案應當認定為逃逸，理由如下：

1、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韓某在車輛發生事故時，應當下車查看事故情況。韓某未查看而直接駕車離去；

2、韓某確實有逃離現場的行為，其行為導致被害人因延誤救治時機而死亡。

五、2013年3月某日上午，阮某在路上實施搶奪行為，在逃離現場的過程中遭到便衣警察吳某的追捕。吳某因當時情況緊急未及時出示相關證件，阮某為擺脫吳某的追趕，使用路邊的木棍將吳某打傷后逃跑。

針對此案，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1、阮某構成搶劫罪。其在實施搶奪行為之后，為抗拒 3 抓捕而當場使用暴力將吳某打傷，已經轉化為搶劫罪。

2、阮某構成搶奪罪和妨害公務罪，數罪并罰。阮某在實施搶奪的行為逃離現場的過程中抗拒警察吳某的抓捕行為，屬于妨害公務罪，應與搶奪罪并罰。

關于轉化型搶劫罪：據《刑法》269條“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和《刑法》267條第2款“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搶劫罪論處。轉化型搶劫罪，須以“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前提條件，以“為窩藏臟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為主觀條件，以“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為客觀條件。

本案應當按照第一種意見處理：

1、據據《刑法》269條的相關規定，阮某在實施搶奪行為之后，為抗拒抓捕用木棍將吳某打傷，系為抗拒抓捕當場使用暴力，故構成搶劫罪的轉化犯；

2、據《刑法》277條之規定，吳某在執法的過程中身著便衣且因情況緊急并未出示相關證件，所以應當推定犯罪嫌疑人阮某不知道其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故不構成妨害公務罪。

六、2013年4月份某日下午，犯罪嫌疑人武某介紹并帶許某到犯罪嫌疑人張某的住處購買毒品。在武漢市東西湖區某洗腳城對面的巷子內，犯罪嫌疑人張某以人民幣500元的價格賣給許某10顆毒品“麻果”，后被民警當場抓獲，并從其身上搜出販賣毒品的毒資500元。

為他人介紹販賣毒品人構成何罪？

販賣毒品是指有償轉讓毒品或者以販賣為目的而非法收購毒品，有償轉讓毒品即行為人將毒品交付給對方，并從對方處獲取利益，販賣方式既可以是公開的，也可以是秘密的；既可以是行為人請求對方購買，也可以是對方請求行為人轉讓；既可以是直接交付給對方，也可以是間接交給對方。

在間接交付的場合：

1、如果中間人以營利為目的或者明知買受人以販賣為目的的，構成販賣毒品罪。

2、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知道買受人以販賣為目的的，如果為販賣人找買受人的，構成販賣毒品罪；為買受人找販賣人的，與買受人的定罪及處罰相同，即（1）超過348條規定的較大數額的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2）未超過348條規定的較大數額的不構成犯罪。

七、犯罪嫌疑人凌某在某廢品收購站賣廢品時，趁購買人不注意將購買人的賬本上的數字更改，共從購買人處多取得人民幣2000元。

犯罪嫌疑人凌某的行為構成何罪？（詐騙罪或者盜竊罪）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兩罪在主體、客體和主觀方面基本相同，區別主要在客觀方面，犯罪嫌疑人究 4 竟實施了何種性質的犯罪行為，即在本案中，財產的非法占有是基于被害人的瑕疵意志還是違背被害人意志而取得財產。

本案中的行為應當認定為盜竊罪。因為犯罪嫌疑人凌某雖然實施了欺詐行為將賬本上的數字改了，但其取得非法價款是通過趁購買人不備時偷偷修改賬本的行為實現的，其改賬本的行為并未被發覺，非法取得的價款也不是因為購買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給凌某的，多出的價款的所有人仍然是購買人。故盜取行為是犯罪嫌疑人凌某取得非法價款的關鍵，且其先完成的“盜”的行為使得后來形式上“騙”的行為在正常情況下不存在被察覺的危險性。類似的行為如通過電腦技術將銀行存款中的2000元的數字改為20000元，第二天到銀行取出20000元。

綜上所述，詐騙罪和盜竊罪區分的關鍵在于“被害人是否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處分財產”。所以，本案應定為盜竊罪。

八、2013年5月份某日，犯罪嫌疑人萬某在其租住的房間內接受王某、杜某在此吸毒的請求。王某、杜某在進入房間后，通過犯罪嫌疑人萬某聯系犯罪嫌疑人李某幫助購買毒品“麻果”和冰毒。犯罪嫌疑人李某外出為二人購買毒品后從所購買毒品中截留一顆“麻果”和部分冰毒（后被李某吸食）。返回后，犯罪嫌疑人李某與王某、杜某一起在該房間中吸食毒品至離開，后被查獲。

本案中萬某及李某是否構罪及構成何罪？

1、萬某構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萬某在其租住的房間容留王、杜二人吸食毒品構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而在購買毒品的行為中，萬某和李某是作為中間人，但萬某并未從中獲利，且購買的毒品僅供買受人吸食，故不構成販賣毒品罪，僅構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2、李某構成販賣毒品罪。販賣毒品是指有償轉讓毒品或者以販賣為目的非法收購毒品。而在有中間人的販賣毒品案件中，中間人如果從中贏利或者明知買受人是以販賣為目的的，構成販賣毒品罪。此案中的爭議點在李某在為王、杜二人購買毒品后從中截留的一顆“麻果”和部分冰毒以吸食是否屬于從中獲利。本人認為，案件中的李某從中截留的一顆“麻果”和部分冰毒應視為其作為中間人所得利益，故其行為構成販賣毒品罪。而如果其在購買毒品后未截留“麻果”和部分冰毒，而僅與王某、杜某一同吸食毒品，則不能認定為從中獲利，故不構成販賣毒品罪，而與吸毒人王某、杜某受相同的處罰。

九、薛某因危險駕駛罪被武漢市洪山區人民法院判處拘役3個月，緩刑6個月，并處罰金10000元。判決生效后，薛某將銀行卡內的存款全部取走，未在法定期限內繳納罰金，在收到法院的執行通知后，薛某到法院執行庭，稱所處罰金太高，其對判決不服，后在與執行人員理論的過程中將執行人員打傷，經鑒定為輕微傷。

本案的爭議在薛某的行為構成妨害公務罪還是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

《刑法》第313條規定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即“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 5 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行為。妨害公務罪見《刑法》第277條規定。兩罪的區別主要在犯罪主體和犯罪的客觀方面：妨害公務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主體則是特殊主體，即必須具有執行判決、裁定義務的當事人或者依照法律對判決、裁定負有協助執行義務的人；妨害公務罪通常必須是以暴力、威脅方法實施，且行為人侵害公務人員的行為必須發生在后者依法執行公務期間，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則不要求必須使用暴力、威脅的方法，可以是能夠損害法院裁判約束力、權威性的任何方法，比如欺騙隱瞞、消極抵制、無理取鬧等。

在本案中，法院執行人員在要求薛某執行法院的生效判決的過程中，薛某明知法院執行人員是在依法執行職務的情況下，而采用暴力方法，阻礙執行人員依法執行公務，并將執行人員打傷，其行為已構成妨害公務罪；薛某在人民法院的判決生效以后，將銀行卡內的存款全部取走，未在法定期限內繳納罰金，符合“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其行為已經構成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綜上，薛某的兩個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應以妨害公務罪和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裁定罪數罪并罰。

十、A和B是好友，一日兩人逛街，A因臨時有事將自己的皮包交由B保管。A返回后，B稱包內的手機被小偷偷走實則將手機據為己有，此行為應當如何定性？

在所處理的案件中，有較多類似的情形，例如王某謊稱自己是赴大陸旅游的臺灣游客以獲得賈某的信任，在借用賈某的手機時乘機將其盜走；劉某謊稱自己是日本留學生，與女大學生許某確定戀愛關系，一日兩人逛街的時候，劉某借稱去上廁所將許某的皮包及包內錢物盜走。

此類案件的爭議在如何定罪，即應定詐騙罪、盜竊罪還是侵占罪。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盜竊公私財物的行為。詐騙罪和盜竊罪區分的關鍵在于“被害人是否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處分財產”。侵占罪是指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的行為。侵占罪與詐騙罪、盜竊罪的區別在財物是否由行為人保管，合法持有他人財物是侵占罪成立的前提條件。

對于B的行為，如果是偶發行為即拿到A的皮包時臨時起意將其非法占有，則其行為應構成侵占罪；如果B多次實施類似行為，即事先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則其行為構成盜竊罪。

而對于謊稱自己是留學生或者港澳臺旅客等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應當定為盜竊罪。在此類案件中行為人雖然確實有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事實，但其并未使被害人陷入錯誤的認識而自愿作出處分財產的行為，財產的所有權依然屬于被害人，是行為人秘密竊取的行為使財產與被害人脫離，因此在此類案件中竊取的行為是犯罪行為完成的關鍵，故應當定為盜竊罪。

十一、A乘坐B的出租車到甲地，下車時因匆忙將隨身攜帶的皮包忘在出租車內，包內有合同文件、賬本、銀行卡和身份證等物品及現金500元。A回家后發現皮包丟失，才想起將其落在出租車上了，但無法聯系到出租車司機。幾天后，出租車司機B打電話給A并告知A如果想拿回皮包須先付5000元現金，考慮到包內物品的重要性，A同意先想B支付5000元現金，同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次日，B在指定地點取錢時被警察抓獲。

對于此案存在兩種觀點：

一、此案系民事糾紛。根據我國《物權法》109條規定，“拾得遺失物，應當返還權利人。拾得人應當及時通知權利人領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關部門。”B在其出租車內拾得A的皮包，包內財物可視為其不當得利，之后以索要5000元為條件歸還A的錢物，可以視為歸還失主財物的報償，由此引發的糾紛，應當屬于道德調整的范疇，可以通過民事調解或者訴訟的方式解決，不宜將其納入刑法規制的范疇。

二、B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B以索取高額報酬為條件歸還A的財物，其目的正是為非法取得不屬于自己的錢財；B所拾得的A的財物對于A來說具有相當的重要性，B要求A向其支付5000元現金，否則將不歸還A的財物，這對于A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故其在索要錢財的過程中使用了要挾的方法；B向A索要5000元現金，其數額已經達到敲詐勒索罪較大數額的標準。

在此應當取第二種觀點。另外，如果本案中B僅僅是將A的財物據為己有，而沒有實施此后的敲詐勒索行為，因其非法占有的數額未達到侵占罪較大數額標準，應作為不當得利，不構成侵占罪；而如果其非法占有的數額達到侵占罪較大數額標準，則構成侵占罪。

十二、2013年5月份某日，A在武漢市洪山區某小區盜竊一輛電動車，后以500元的價格賣給B，C在聽說此事后預謀將車騙過來。次日，C以買車為名將B約出來，到達指定地點后，C稱自己是該電動車的失主，要求B將電動車返還給他，否則就向公安機關報案，并作出打電話的動作，B由于懼怕將車交給C。幾天后，C被警察查獲，后經查證被盜電動車價值為2600元。

此案的爭議在C的行為構成詐騙罪還是敲詐勒索罪。

一種觀點認為，C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在本案中，C預謀將車騙過來，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在從B處騙取電動車的過程中，C謊稱自己是電動車失主，使用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C的欺詐方法使B陷入錯誤的認識，并作出處分財物的決定，將電動車交給B；C涉嫌詐騙的電動車價值2600元，超過敲詐勒索罪較大數額的標準。故C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另一種觀點認為，C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其中的“威脅”是指以惡害相通告 7 迫被害人處分財產，即如果不按照行為人的要求處分財產，就會在將來的某個時間遭受惡害；威脅在內容上包括被害人及其親屬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等，威脅只要足以使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即可，并不要求實際上使對方產生恐懼心理；威脅的內容也不要求合法與否，即行為人知道他人的犯罪事實，向司法機關告發是合法的，但行為人以向司法機關告發進行威肋索取財物的，也成立此罪；威脅的方法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便用語言文字，也可以使用動作手勢；既可以直接通告被害人，也可以通過第三者通告被害人；被害人處分財產，并不限于被害人直接交付財產，也可以是因為恐懼而默許行為人取得財產，還可以是與被害人有特別關系的第三者基于被害人的財產處分意思交付財產。本案中，C預謀騙取B的電動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雖然在在騙取電動車的過程中采用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但其最終取得電動車實際上是利用了B購買的車是A盜竊所得而懼怕受到法律制裁的心理，使B交出電動車；B在交出電動車時，主要不是因為錯誤的認識到C位電動車的車主，而是受到C欲向公安機關報案的威脅，其作出的處分財產的決定并非是處于“自愿”；C涉嫌敲詐勒索的電動車價值2600元，超過敲詐勒索罪較大數額的標準。故C的行為構成敲詐勒索罪。

本人同意第二種觀點。在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并使用要挾或者威脅的方法，占有公私財物的行為，應當以其取得財物的主要方法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處分財物還是采用要挾、威脅方法占有他人財物來確定構成詐騙罪還是敲詐勒索罪。

十三、2013年8月份某日，鄧某在武漢市洪山區一居民區巷子內違規擺攤，因阻礙道路與一行人發生沖突，派出所在接到舉報后委派城管人員到現場處理。鄧某不服從城管人員的管理，之后雙方發生爭執，鄧某煽動、教唆其親屬及朋友采用暴力方法阻撓城管人員執法，在拉扯的過程中，其朋友徐某用椅子將一城管人員的頭部打傷，經法醫鑒定為輕傷。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鄧某的行為構成妨害公務罪還是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刑法》第278條規定了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即“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刑法》第277條妨害公務罪第1款“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和第四款“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的任務，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造成嚴重后的”，是妨害公務罪的兩種客觀表現。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是通過行政執法人員、司法人員履行公務來進行的，因而阻礙其公務執行也可看作阻礙法律、行政法規實施。兩罪的區別在于：

1、犯罪對象不同。妨害公務罪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具體的公務行為，而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針對的是抽象的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

2、客觀方面表現形式不同。妨害公務罪是采用暴力、威脅方法，而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是煽動內容的暴力性，而非實行行為本身具有暴力性；

3、侵犯的法益不同。妨害公務罪侵犯的法益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執行的公務，而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侵犯的是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秩序；

4、犯 8 罪類型不同。妨害公務罪是抽象危險犯或實害犯，而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屬于舉動犯(即時犯)，即行為人一著手犯罪實行行為即告犯罪完成，從而構成既遂。

兩罪在出現界分的時候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考慮：

1、一個行為，一個犯意。行為人僅實施了“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或者“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的任務，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造成嚴重后的”中的一個行為的，分別按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和妨害公務罪論處；

2、一個行為，兩個犯意。行為人在煽動特定的多數人暴力抗拒法律、行政法規實施時，在煽動的具體內容中又有以暴力等方法阻礙公務行為的，應以想象競合犯依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定罪處罰；

3、兩個行為，一個犯意。行為人既煽動暴力抗拒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又組織、參加妨害該法律實施的公務活動，但兩個行為是出于暴力抗拒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的同一目的，則煽動暴力抗拒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行為應看作妨害公務行為的預備行為，或犯罪手段，符合牽連犯的情形，應當從一重處，即定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

4、兩個行為，兩個犯意。行為人煽動特定的多數人暴力抗拒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又以暴力等方法阻礙公務行為，其出于兩個不同的目的實施了兩個相對獨立的事實行為，兩個行為分別符合兩個犯罪構成，故以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和妨害公務罪數罪并罰。

本人認為此案中鄧某實施了兩個行為，只有一個犯意，應按照牽連犯的有關規定，以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論處。

十四、A到B的修理店修車，車修好后，A到店內與B結賬，出店之后駕車離去，行駛十余米，發現B的徒弟C躺在修車的地方，C經送醫院搶救無效后死亡。A和B作為犯罪嫌疑人涉嫌交通肇事罪。

此案應當如何定罪和量刑？

案件的一個爭議點在此事故認定為意外事件還是疏忽大意的過失。《刑法》16條規定的“意外事件”指“行為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件不構成犯罪，其具有以下特征：

1、行為人在客觀上造成了損害結果；

2、行為人在主觀上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

3、損害結果是由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引起的。《刑法》15條規定的“疏忽大意的過失”則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以致發生這種結果”，其具有以下特征：

1、行為人沒有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在主觀上不希望、不放任結果的發生；

2、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包括（1）預見義務，即行為人對于結果的發生有預見責任，（2）預見能力，即行為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本人認為此案應當認定為疏忽大意的過失，雖然C在事故發生中應當有一定的注意義務，但A和B分別作為駕駛人和修理店老板應當負查看車輛行駛狀況以確保車輛安全行駛的義務，而在事故中A和B均有疏忽大 9 意的過錯，且如果A和B是車輛啟動時能夠小心謹慎、認真負責，是可以預見進而阻止危害結果的發生的，故認定為過失犯罪，即A和B構成交通肇事罪成立。

在量刑方面，應當視當時的具體狀況而定。據本案的案卷材料，C當時是在收拾車下的一個千斤頂時發生事故的；而根據A的供述，當時他問B是否可以開車走時，B說可以了，他才開車走的，且對話時C也在場；而據B的供述，當時A問他是否可以走的時候，他說等一下，然后將擋在店前的車開走，且對話時C也在場。因此在本案中應當弄清楚在A和B對話時，C是否在場和聽到雙方的對話以及B是否對A說過可以開車離開了，以確定事故責任，進而對其量刑。

第二篇：刑事自訴案件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不需要經過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不通過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而由人民法院對當事人提起的訴訟直接立案和審判。這類刑事案件，在刑事訴訟中稱為自訴案件。刑事訴訟法

第18條第3款規定：自訴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這一規定清楚地表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只限于自訴案件。所謂自訴案件，是指由被害人本人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案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的規定，自訴案件包括下列三類案件：

1．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所謂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是指只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控告和起訴，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解決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人民檢察院或者被害人的近親屬也可以告訴。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共有四種：即刑法分則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公然侮辱、誹謗案(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第257條第1款規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第260條第1款規定的虐待案和第270條規定的侵占他人財物案。這四種案件，犯罪情節輕微，案情都比較簡單，不需要偵查即可查清案件事實，所以適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需特別說明的是依照刑事訴訟法第88條的規定，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

2．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是指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不需要進行專門調查和采取有關強制性措施即可查清案件事實的案件。這是對原刑事訴訟法關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所謂“不需要進行偵查的輕微的刑事案件”規定的修改，有利于防止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相互推諉而使被害人告狀無門的現象發生。這類刑事案件主要包括：(1)故意傷害案(輕傷)；(2)重婚案；(3)遺棄案；(4)妨害通信自由案；(5)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6)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7)侵犯知識產權案(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8)屬于刑法分則第4章、第5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以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其他輕微刑事案件等。

這類案件不僅案情比較輕微，而且事實明顯，被告人明確，被害人有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不需要動用偵查機關的力量去偵查，只需采用一般的調查方法就可以查明案件事實，所以也適宜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上述所列八項案

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于其中證據不足、可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應當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控告的，公安機關應當受理。被害人無證據或證據不充分的，人民法院應當說服其撤訴或者裁定駁回起訴。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將案件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偽證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3．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已作出不予追究的書面決定的案件。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3項的規定，這類案件從性質上說原屬于公訴案件范圍，若成為自訴案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被害人有足夠證據證明；二是被告人侵犯了自己的人身、財產權利，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三是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并已經作出書面決定的。這類刑事案件的范圍很廣，既包括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不立案偵查或撤銷的案件，也包括檢察機關決定不起訴的案件。這樣規定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公安、檢察機關立案管轄工作的制約，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告狀難”的問題。

上述由被害人起訴的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有無證據證明，是否屬于輕微刑事案件，應由人民法院根據立案標準予以確認，并可以進行調解(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3項規定的案件除外)，這樣既可以簡化訴訟程序，避免訴訟的拖延，減輕群眾的訟累，又有利于案件的解決和處理。

第三篇：對勞動爭議案件的分析

對勞動爭議案件的分析

陳連合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和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勞動爭議案件呈日趨上升之勢。為此，愛輝區法院對2007年至今的勞動爭議案件審理情況進行了認真調查和分析研究。

一、勞動爭議案件的基本情況

2007年至今年10月，愛輝區法院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43件，審結43件，涉及勞動者91人。

二、勞動爭議案件的特點

1、處理程序復雜，耗時冗長

我國現行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程序為一裁二審制，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是司法解決勞動爭議案件的必要前置程序（60日內提起，60日內作出裁決），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提起民事訴訟（15日內提起，3或6個月內審結），民事訴訟又實行二審終審制（15日內提起，3個月內審結）。如果以上程序都走一遍，即使都在審限內結案，最長要420天。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實行一套十分復雜的程序，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及時、有力的保障。

2、涉及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社會保險金支付的案件大量增加

近年來社會保障體系逐步完善，社會保險金成為職工今后生活重要的保障，但大部分國有、集體企業人員較多、效益較差、虧損嚴重，歷史負擔過重，職工的正當權益根本得不到保障，職工與單位的矛盾較大，企業內部無法解決，職工只好訴諸法律，使得該類案件增多。

3、主體日趨多元化，非公有制企業勞動爭議案件呈上升趨勢

勞動者的就業格局已向多元化發展，各種經濟成份、不同所有制、不同企業職工的就業條件和福利待遇已經開始出現差距，人才流動日益頻繁，因此勞動爭議的產生不可避免，特殊勞動關系主體之間的勞動爭議增多。如企業與返聘退職、離退休人員之間的勞動爭議，職工流動形成雙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一些非公有制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用工不規范，內部規章不健全甚至無章可循，不與職工簽訂勞動合同或者僅訂立口頭協議而引發爭議。

4、當事人雙方利益矛盾明顯，調解處理難度大

在已審結的43件勞動爭議案件中，判決結案的34件，占80%，明顯高于其他類型案件的判決率；調解結案的案件9件，僅占20.9%，較其他類型案件明顯偏低。其原因有三：一是多數勞動爭議案件是勞動關系雙方發生直接的利益沖突，案件調解可能性較小，勞動爭議的處理難度增大；二是在訴訟過程中，企業法定代表人往往并不出庭參加訴訟，而訴訟代理人出于各種原因參與調解的積極性不高；三是部分案件勞動者一方受某些媒體夸大宣傳的誤導，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請求，致使調解工作缺乏基礎。

三、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做法

根據勞動爭議案件的特點，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我院堅持依法審理，平等對待，保護弱者的原則，針對審判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采取了相應的對策。一是堅持全面審查原則。審理勞動爭議案件不僅僅拘泥于勞動部門的裁決書，而是堅持全面查清事實真相，依法做出正確判決。對當事人在仲裁階段的請求仲裁機關只對其中一項或幾項請求做出部分裁決，當事人不服而起訴到法院的案件，只要當事人在仲裁階段提出的請求符合法律規定，在起訴時又提出這些請求的，我們就依法對該請求做出全面裁決；如果當事人在起訴階段提出了仲裁階段未提出的訴訟請求，而且該訴訟請求與訴爭的勞動爭議具有不可分性，我們就合并審理；如果該訴訟請求屬獨立的勞動爭議依法應“先裁后審”的，我們就告知當事人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駁回該項訴訟請求。

二是堅持平等對待，保護弱者的原則。勞動爭議案件涉及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與勞動者權益的沖突，是兩個平等主體間的糾紛，所以審理案件時，要堅持嚴格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必要時，可根據實際情況及時采取財產保險或先予執行措施，切實做到既維護企業的合法權益，又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結合勞動關系雙方存在的管理和被管理的特點，注意保護弱者即勞動者的權益。如我院在審理劉某訴某服裝廠工傷待遇糾紛時，因該服裝廠系個體工商戶，且其經營效益較差，勞動者反映該業主有棄廠逃匿的可能。獲悉此情后，我們立即建議由勞動者向法院提出勞動爭議仲裁財產保全申請，并及時辦理保全手續，制作裁定書，然后派出法官立即對該服裝廠的財產依法進行查封，有效地保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三是堅持調解的原則，努力化解勞動糾紛。當前，有關的勞動制度、勞動法規和勞動管理各個環節仍不盡完善，所以勞動爭議一旦形成，勞資雙方便出現較強的對立情緒，矛盾容易激化。因此，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時應急當事人之所急，做到及時立案、及時審理。在審理時注重調解、協調好各方面的關系，以公允之心依法對當事人進行適當的引導和規勸，化解雙方的矛盾，使糾紛得到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將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達到統一。

四是積極做好法制宣傳工作，預防和減少勞動爭議的產生。我院通過報刊、電臺等媒體對有典型意義的勞動爭議案件曝光，借此讓廣大弱勢群體知道通過合法途徑保障自己的合法權益，警示經營者要合法經營，尊重勞動者的權益。同時我院還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聯系點進行法律講座，并邀請各界人事旁聽某些典型案例的庭審活動。

四、對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建議

1、要把依法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工作出發點，堅持及時妥善處理原則和有利于社會穩定原則。應當看到勞動爭議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糾紛，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不平等關系，勞動者往往是弱者。勞動爭議糾紛的解決關系到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利益，處理不好，容易導致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時，特別是群體性案件要給予高度重視，妥善處理。對那些可能激化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的案件，要做好疏導工作，穩定情緒，并及時向有關部門匯報，爭取支持。同時要快立案、快審理，在法律、法規和政策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要對勞動者適當傾斜，及時妥善排解糾紛，以取

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2、成立勞動爭議案件專門合議庭。由于勞動關系涉及內容廣泛，規范勞動關系的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較多，變化較大，難于掌握，且一直以來，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較少，民事審判法官對勞動法律了解、掌握得不夠，對一些疑難的勞動糾紛往往把握不準。因此，必須加強對勞動爭議案件的專項審理，組成相對固定的合議庭或指定專門的法官來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并加強這些法官的業務培訓，系統學習勞動法律、法規、政策，確保審理勞動糾紛案件。

(三)要注重以調解方式化解勞動爭議糾紛。勞動爭議當事人雙方具有勞動合同關系，爭議解決后，勞動者還可能在單位工作，一起共事，因此調解是有一定基礎的。但近幾年來審理的案件調解率極低，遠遠低于其它民事案件的調解率。實踐證明，通過調解及時消除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的隔閡，化解矛盾，排除糾紛，有利于最終建立和發展良好和諧的勞動關系。因此，審理勞動爭議案件必須強調調解工作，每件勞動爭議案件判決前都提倡先行調解，以實現定紛止爭，化解矛盾的效果。

(四)要加強與仲裁機關的溝通與聯系。勞動仲裁委員會是專門處理勞動爭議的仲裁機關，他們處理的案件較多，對勞動法律、法規了解也較多，有一定的實踐經驗。法院應與仲裁機關建立聯系制度，對疑難問題多作交流，有利于勞動爭議糾紛的妥善處理。

第四篇：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的分析和建議

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的分析和建議

我國目前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程序為一裁二審制。即：勞動爭議發生后，申請人在法定期限內先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處理并作出裁決后，對該裁決不服的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經人民法院審理并作出裁判后，對該裁判不服的，在法定期限內上訴于二審人民法院，經二審人民法院審理并作出裁判后，勞動爭議糾紛才能最終得到解決。

一、筆者認為目前這種處理方式至少有以下三個很明顯的弊端：

（一）人民法院是司法機關，勞動仲裁委員會是行政機關，人民法院既無權維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裁決，亦無權改判或發回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裁決。勞動仲裁委員會只有在當事人服從裁決而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情況下在能顯示其存在的必要性，只要一進入司法程序，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就沒有任何價值。而根據目前具體的司法實踐來看，當事人不服仲裁裁決的比例大大超過了服從裁決的比例，這就造成了國家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二）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經過一裁二審，處理和審理時間加在一起，比一般的普通民事案件的審理時間還要長，以至于當事人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導致了其自身訴訟成本的加大。

（三）在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過程中，出現了勞動仲裁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諸多的積極沖突和消極沖突的問題。立法的不明確造成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職權的不明確，無形中損害了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形象。

更大的弊端則是目前這種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方式在具體的實踐中缺乏法理依據、法律依據和可操作性。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和勞動部屢屢采用解釋、細則、答復、說明等多種方式來彌補其不足，但往往是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作到既要符合我國的立法精神，又要處理好具體的案件，往往是不能兩全其美，只能照顧其中一個方面的需要了。但這樣所帶來的危害后果是巨大的，不僅給法律的適用帶來了混亂的隱患，還有可能影響到我國的法律架構的統一性和完整性。

二、以下筆者將對目前我國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進行具體分析，以證明這種前置程序存在的種種不足之處。

（一）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程序缺乏足夠的法理依據和法律依據

何為仲裁？仲裁是指當事人在自愿基礎上達成協議，將糾紛提交非司法機構的第三者審理，由第三者作出對爭議各方均有約束力的裁決的一種解決糾紛的制度和方式。當事人自愿選擇、非司法機構審理、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是仲裁三個特點。而勞動爭議仲裁程序是不具備這三個特點的。首先，對爭議的解決方式不是由當事人選擇的，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的必須要經過仲裁。當事人使用勞動局制定的格式勞動合同尚能勉強稱之為當事人對仲裁機構和仲裁事項進行了選擇，而當事人使用非標準格式的勞動合同或者根本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事實勞動關系就不能認為他們對仲裁機構和仲裁事項進行了選擇，但事實上勞動爭議仲裁機構還是接受并處理了這類案件。

其次，完整意義上的仲裁程序是與司法程序平行的一種制度，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司法程序不是仲裁程序的后續，當事人不能采用先裁后審的方式來解決糾紛。而勞動爭議仲裁程序只是司法程序的前置程序，當事人不服裁決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而最終的裁判權是司法機關而不是非司法機構，勞動爭議最終變成了由司法機關審理而不是非司法機構審理。

第三，仲裁裁決一經作出就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可以申請強制執行。司法機關必須經過嚴格的司法程序才可以撤銷已經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決和對已經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決不予執行，并且司法機關無權改變仲裁裁決。但是，根據目前我國法律法規規定，司法機關是無權而且沒有必要撤銷勞動仲裁裁決的。因為在司法機關審理的時候，勞動爭議仲裁裁決已經處于效力待定的階段，只有人民法院準予當事人撤訴和當事人超過起訴期間被駁回起訴，勞動爭議仲裁裁決才能恢復其效力。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情況，勞動爭議仲裁裁決都沒有法律約束力，是一個沒有法律效力的裁決，司法機關可以自行對勞動爭議進行審理。

第四，根據我國目前的法律架構來進行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同屬于我國法律體系中的法律，即“二級大法”，是我國的基本法律，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低于憲法而高于其他法。而我國在程序法方面規定了“三訴一仲”制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對勞動爭議的仲裁解決程序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仲裁程序相違背的，是一種游離于“三訴一仲”程序之外的另外一種程序。而這種似是而非的程序是沒有必要存在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他們相互之間因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提起的民事訴訟，適用本法的規定”。以上兩部法律已經涵蓋了勞動爭議解決的途徑，多出一個勞動爭議仲裁程序是重復和多余的，何況它還和它們相抵觸呢？這只能給法律體系和實際操作帶來混亂。因此，我認為把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稱之為“仲裁”程序是沒有法學理論上的依據，至少是沒有足夠的理論依據。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具體工作中會發現目前的勞動爭議仲裁程序有一點“四不象”的感覺，很多時候無法作理論上的深入研究。

筆者認為，把目前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程序稱為行政機關的“行政確認行為”反而比較恰當。所謂行政確認行為是指行政機關對行政相對人的法律關系或有關法律事實，以書面形式予以確定、證明、澄清等。其實，目前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機構正是在行使這樣一種確認的權力。

我們可以借鑒目前公安機關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的作法，根據勞動爭議的特點進行適當的改進，制定一個勞動爭議機構對當事人發生勞動爭議糾紛的行政確認制度。因為這種行政確認不是行政處罰，當事人不能對該確認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因為這種行政確認是行政行為而不是民事行為，所以，當事人也不能對該確認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該確認行為不服只能向上級行政機關提起行政復議。人民法院在審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時候，對勞動行政機關就該勞動爭議作出的行政確認決定，如認為確屬不妥，則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的依據。

但是，這并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因為，它只是從法理和法律上的確定了勞動仲裁機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沒有縮短處理勞動爭議案件的時間，還是浪費了訴訟資源，沒有達到節約訴訟成本的目的。

（二）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在具體工作中缺乏可操作性

衡量一部法律是不是一部“良法”，最起碼的標準就是好用，這就是我們指的立法是否科學，是否運用了立法技術，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一部漏洞百出、邏輯混亂的法律是無法實施和遵守的、更談不上能達到當時的立法意圖。筆者總結了依照目前的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在處理案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用以說明其缺乏可操作性。

1、當事人對勞動爭議仲裁裁決的部分事項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的審理范圍如何確定？

例如：某用工單位甲因其單位職工張某患病，醫療期滿后，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另行安排的工作，而向張某提出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沒有按照國家有關部門規定給予經濟補償。張某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甲單位給予張某經濟補償金、醫療補助費和額外經濟補償金共三項費用。張某認為裁決中認定的醫療補助費金額偏低，向人民法院提出不服此項裁決內容。法院應當如何確定審理范圍呢？

如果依據民事訴訟“不告不理”的原則，法院只能對醫療補助費的金額是否符合國家規定進行審理，而不能對經濟補償金和額外經濟補償金進行審理。最終只能作出對醫療補助費的認定的裁判。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的規定：“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仲裁裁決后，當事人對裁決中的部分事項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勞動爭議仲裁裁決不發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說，張某只能依據法院裁判的內容，就醫療補助費的支付，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因為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依據必須是已經生效的仲裁裁決，而勞動仲裁委員會的對經濟補償金和額外經濟補償金的裁決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張某會必然喪失了就該勞動爭議仲裁裁決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的權利。很顯然，這種結果是不符合我國的立法意圖的。

那么，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對張某的案件進行全面審理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姑且不說全面審理本身就是一種重復和沒有價值的勞動，單說原告張某的訴訟請求、經審理查明和判決主文部分就無法恰當表述。審判人員把經濟補償金、醫療補助費和額外經濟補償金共三項要求都寫上，于事實不符，于法律無據，而且還有審判人員鼓動原告起訴，使自己陷于不公正之嫌。

由于沒有規則可循，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往往是審判人員按照自己的想法，想全面審理就全面審理，想部分審理就部分審理，審理范圍由自己定。總之，采用哪種方法審理都不妥，結果導致審判人員陷入兩難境地。

2、事實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的范圍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

根據我國的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事實勞動關系有如下規定：

（1）《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82條：“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勞動爭議不論是否訂立勞動合同，只要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并符合勞動法的適用范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的受案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均應受理。”

（2）《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條：“中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與勞動者之間，只要形成勞動關系，即勞動者事實上已成為企業、個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并為其提供有償勞動，適用勞動法。”

（3）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條：“‘個體經濟組織’是指雇工在七人以下的個體工商戶。”

（4）勞動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條：“公務員和比照實行公務員制度的事業組織和社會團體的工作人員，以及農村勞動者（鄉鎮企業職工和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除外）、現役軍人和家庭保姆等不適用勞動法。

根據以上的規定，我們歸納出事實勞動關系的定義如下：凡勞動者事實上已成為企業、個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不論是否訂立勞動合同，并為其提供有償勞動的，雙方之間就存在事實勞動關系。也就是說，事實勞動關系是建立在用工單位和勞動者個人之間的一種法律關系。

什么是勞務關系呢？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我們只能根據日常的習慣來進行定義了：是指不以實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動的形式滿足他人的某種需要的活動，提供勞務的人稱為務工人員或者雇工，一般是從事手工業生產或者家務勞動，接受勞務服務的是個人。

那么，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勞動者個人之間是否可以建立勞務（雇傭）關系呢？個人是否可以作為用工單位與勞動者個人建立勞動關系或者事實勞動關系呢？

例如：用工單位甲雇傭城鎮居民乙為其清洗辦公樓玻璃幕墻，乙不慎摔傷。他們之間是什么事實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如果說是勞動關系，乙和甲既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又不是甲單位的成員，找不到適用勞動法的依據。如果是勞務關系，乙又不屬于不適用勞動法的那幾種人。對乙應該按工傷還是按人身損害賠償處理？是用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程序還是按照民事訴訟程序來處理本案？再例如：某歌星常年雇傭的私人保鏢、司機和經紀人，他們之間是什么法律關系？是事實勞動關系還是勞務關系？如果按勞務關系來處理，勢必會使被雇傭者處于一個不利的地位，但是按照事實勞動關系來處理又沒有法律依據。

如果我們不能準確理解事實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的區別，就有可能導致在審理案件的時候會采用錯誤的程序。按照我國法律法規的規定，適用勞動仲裁前置程序的勞動爭議案件只有四種：勞動合同糾紛、集體勞動合同糾紛、事實勞動關系爭議、勞動保險糾紛。而勞務（雇傭）合同糾紛是不適用勞動法的規定的，而是直接采用民事訴訟程序來對案件進行處理的。

造成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我國目前在勞動立法與民事立法的銜接和沖突上沒有運用科學的立法技術，所以才出現了這種定義、范圍模糊的現象，在具體工作中使人感到無所適從。

3、人民法院是否能接受勞動者的反訴？

例如：勞動者劉某因用工單位甲扣發其工資，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仲裁裁決甲單位補發其被扣的工資，甲不服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對劉某作出扣發工資的處理是正確的。

在此，法院依法只能審理甲單位的確認之訴，而不會主動審理劉某的給付之訴。在甲單位的訴訟請求不成立而被判決駁回的情況下，法院就無法在該案的判決中表明對劉某的原主張給予支持，而在此階段，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裁決已經沒有法律效力了，劉某的合法權益是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在本案中，劉某為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只能提起反訴，要求法院判令甲單位給付被扣發的工資。但是，劉某的這種“反訴”是否屬民事訴訟意義上的“反訴”，法院應否一并審理?很顯然，由于兩個訴的種類的不同，劉某的反訴是不成立的，但法院要是不對其“反訴”進行審理，劉某的訴訟權利就得不到保障。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對這種情況的出現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可供審判人員參考。

4、對勞動爭議仲裁程序中可以先予執行的規定沒有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在給勞動部勞動關系和監察司的回函中，就在勞動爭議仲裁程序中能否先予執行的回答是：對涉及到職工生活保障、工傷醫療保障等有關職工切身利益的問題，經過初步審理后，確屬緊急情況的可以比照國際經濟貿易仲裁中的中間裁決或部分裁決的形式，裁決企業支付職工的勞動報酬或因工負傷急需的醫療費。但此種裁決與民事訴訟法賦予人民法院裁定先予執行是不同的。企業對中間裁決或部分裁決不服的，應參照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規定，賦予企業向原仲裁委員會申請復議的權利。該裁決生效后，如企業不執行，職工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首先，人民法院肯定可勞動仲裁委員會作出的先予執行與人民法院作出的先予執行的效力是不一樣的，是一種類似于經濟仲裁中的中間或部分裁決。但是，經濟仲裁中的中間裁決和部分裁決也是裁決，一經作出就有法律效力，并沒有復議的過程。

其次，勞動仲裁委員會在緊急情況下作出的含有先予執行內容的部分裁決，也是一種效力待定的勞動爭議仲裁裁決，當事人不服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但是回函卻剝奪了當事人的起訴權，因為，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九條規定在復議期間是不停止裁定的執行的。

第三，該回函無異是給本來就很混亂的勞動爭議仲裁程序設置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又搞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規定。特別是剝奪當事人的起訴權等于是改變了“一裁二審”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使之變成了“一裁終局”的制度，可是，最高人民法院是沒有權力作出這種改變的。

三、建議

目前我國的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中問題很多，很亂。最好是一步到位，徹底改變。筆者建議如下：修改勞動爭議案件的處理程序，將其歸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調整范圍，將“一裁二審”改為“或裁或審”，即：

由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在勞動合同中協議選擇由勞動仲裁委員會通過仲裁程序進行裁決或者由人民法院通過訴訟程序進行裁判的方式來處理勞動合同爭議。對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事實勞動關系和勞務（雇傭）關系，在出現爭議后，當事人可以通過達成仲裁協議，選擇通過仲裁途徑解決爭議。勞動仲裁實行“一裁終局”制，對仲裁裁決不服的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對既沒有書面勞動合同，又達不成仲裁協議的，一律由人民法院管轄，人民法院實行“兩審終審”制。

仲裁程序和訴訟程序相互獨立，互不干擾。人民法院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有關部規定對仲裁裁決行使撤銷權和裁定不予執行權。

第五篇：刑事和解后怎么撤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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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后怎么撤銷案件

生活中對于一些犯罪行為觸犯了刑法的話，當事人可以提起刑事訴訟，在進行庭審的時候一般法院會進行調解，如果調解成功就不必要在進行審理，依照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履行責任，那么在刑事和解后怎么撤銷案件？接下來由贏了網的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一些關于這方面的知識，歡迎大家閱讀！

和解之后撤銷案件，公安機關應當報經上級領導審查批準，然后寫出撤銷案件報告。檢察機關在辦理直接受理偵查的刑事案件，對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被告人，可以決定撤銷案件。對決定撤銷的案件，法律咨詢s.yingle.com

贏了網s.yingle.com 應制作撤銷案件決定書。公安機關對決定撤銷的案件，應寫出“撤銷案件通知書”，報送檢察機關。

撤銷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

(一)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

(三)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

(四)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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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在偵查過程中，發現不應對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撤銷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應當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并且通知原批準逮捕的人民檢察院。

撤銷案件，公安機關應當報經上級領導審查批準，然后寫出撤銷案件報告。檢察機關在辦理直接受理偵查的刑事案件，對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被告人，可以決定撤銷案件。對決定撤銷的案件，應制作撤銷案件決定書。公安機關對決定撤銷的案件，應寫出“撤銷案件通知書”，報送檢察機關。

撤銷案件決定書

公安機關對案件經過偵查，發現不應該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依法撤銷案件是制作的文書，稱為撤銷案件決定書。

結構、內容和寫作方法

該決定書系三聯填空式文書，由撤銷案件決定書正本、副本和存根組成。

1.撤銷案件決定書正本。該聯由首部、正文和尾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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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了網s.yingle.com ⑴首部。包括文書標題和編號，寫法與一般的偵查文書基本相同。

⑵正文。包括下列兩項內容：①犯罪嫌疑人姓名、性別、年齡、住址、單位及職業。對以上項目依次填寫，力求準確無誤，簡潔明了。②撤銷案件的案由、原因、依和決定事項，為一段天空式文字，行文為：“我局辦理的案，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條之規定，決定撤銷此案。”填寫案由時應當同時寫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如“××搶劫”案;填寫原因應當根據當地法律規定，屬于何種情形，如因“沒有犯罪事實”，或“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法律條款應針對撤銷案件的具體原因，填寫“十五”條或第“一百三十”條。

⑶尾部。加蓋公安局印，并注明年月日。該聯應當附卷備查，因此將撤銷案件決定書副本送達原案件犯罪嫌疑人，要讓其在該聯的下文空白處寫明“本決定書副本已收到”，并簽名，同時注明年月日。

2.撤銷案件決定書副本。該聯有首部、正文和尾部組成。各部分內容和寫作方法，與正文相同。該聯送達原案件犯罪嫌疑人，原案件嫌疑人死亡的交其家屬。該聯是犯罪嫌疑人被撤銷案件，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憑據。

3.撤銷案件決定書存根。該聯由手部和正文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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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首部。文書標題及編號與正本相同，只在標題的下方有“(存根)”字樣。

⑵正文。依次填寫下列項目：案件名稱，案件編號，原案件犯罪嫌疑人姓名、性別、年齡、住址單位及職業撤銷案件的原因，批準人，批準時間，辦案單位，填發時間，填發人。以上項目填寫要準確、清楚，無遺漏項目。該聯是公安機關撤銷案件的憑證，應當保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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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爭議案件分析新

第一篇：刑事爭議案件分析新

第二篇：刑事自訴案件

第三篇：對勞動爭議案件的分析

第四篇：勞動爭議案件處理方式的分析和建議

第五篇：刑事和解后怎么撤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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