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精選）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xx

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調查報告《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四、目前我國法律界對于非法證據效力的不同觀點

1、一律排除說，即否認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證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因非法取證行為與所取得證據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否定非法取證行為的同時，也應該否定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如果僅從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對非法取證行為進行處理，在訴訟法上卻承認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則難以從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證，侵害公民人權的現象。

2、真實肯定說，即主張把“非法手段”與“證據”區別開來，對違法取證的行為可視情節輕重予以處理和追究行為人的責任，但非法取得的證據材料若與案情相關，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實事求是”是我國證據制度的核心，我國刑事訴訟法追究實質真實，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關聯的證據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從而導致放縱犯罪。

3、線索轉化說，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證據線索”并以此為線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證和查證，從而將非法證據轉化為合法的證據。其理由是：（1）、我國目前的刑偵技術手段落后，刑偵水平較低，人員素質薄弱，如果對刑事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不采信的話，將妨害最終完成我國刑事訴訟懲罰犯罪的任務；（2）、目前我國刑事訴訟的價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則下偏重實體；（3）、雖然衍生證據的線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響衍生證據的真實性、聯系性和合法性。

4、區別證據種類說，主張將非法取得的口供與物證材料區別開來，前者無論真實與否，都應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質、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來證明案件真實性的證據，與言詞證據相比，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對此應以采信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虛假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為證據使用，無異于承認或允許刑訊逼供。而物證不同于口供，實物證據不會因為收集程序而改變其性質。”

5、例外排除說，即對非法取得的證據原則上不能采用，但應設若干例外。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慮以下兩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員的違法程度。法律可以從上述兩個因素的單獨或綜合之中設定若干個例外情形。

五、非法證據效力認定的價值沖突以上各種學說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價值選擇的結果，是刑事訴訟法律價值沖突在司法實踐中的集中體現。主要表現在：

（一）、實體真實與程序公正沖突的集中體現。所謂實體真實也被稱作實體正義是指司法活動中就訴訟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義務關系所作出的裁決或處理是真實的。所謂程序正義是指訴訟活動的過程中對有關人員來說是公正的。對于認定非法證據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證據表明證據的證明能力優先于證據的證據能力，就是證據的證明性優先于合法性，這將有助于發現實體的真實，實現刑事訴訟的工具價值；排除非法證據表明證據的證據能力優先于證明性，將有助于維護程序的公正，實現刑事訴訟的目標價值。

（二）、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沖突的集中體現。國家制定刑事訴訟法，從根本上說就是對懲罰犯罪、保護人權這兩種社會價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統一的。一方面，國家通過刑事訴訟活動，要在準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對構成犯罪的人進行懲罰。另一方面，國家還須在刑事訴訟中保障公民合法權益不受非法的、無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實踐中，這兩者卻難以保證完全一致。體現在對于非法證據的認定上，對于非法證據的舍棄，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結果的排除，盡管因非法取證的行為使證據材料喪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棄其證明性與相關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罰處罰的結果。而采信非法證據，則可能鼓勵司法人員違法辦案，只在乎結果而不在乎過程，造成公民權利被侵犯的后果。協調兩種不同法律價值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使兩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圍內保持最大限度的統一，應當樹立刑事非法證據運用中價值沖突時各種利益的均衡觀念和均衡價值觀，在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達到某種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證據的認定上，應當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合理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六、關于建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絕對排除刑事非法言詞證據。言詞證據即以人的言詞陳述作為表現形式的證據，其真實性不僅受到客觀因素、陳述者的主觀傾向的影響，而且還與陳述者的感受力、記憶力、判斷力、表達力密切相關。這類證據是否真實可靠與人的因素聯系較大，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更是以損害人權為代價的，其真實性也會受到破壞，不應作為定案的依據。此類刑事非法證據應予以絕對排除。在我們的司法實踐過程中，可以對偵查人員的訊問行為進行規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權利；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賦于律師刑事偵查在場權等。

（二）、相對排除刑事非法實物證據實物證據是以物品的性質或者外部形態、存在狀況來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證據，以及內容有證據價值的書面文件。非法實物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相當非法言詞證據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證并不因為非法取證行為而會破壞其真實性，因此在對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上應加以區別：對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證，且有相關證據證實其內容真實的證據應予采信；對于在案件中雖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沒有相關證據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的應予排除；對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證據應當及時的用其他證據代替或者將其轉化為合法證據。

（三）、加強對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的業務培訓，更新執法觀念建立并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勢必對司法工作人員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偵查人員充分了解非法取證的危害性，規范偵查和取證行為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收集證據；正確對待排除非法證據的做法，積極配合有關各方排除非法證據。要求檢察人員了解每個證據的取證過程，在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的過程中嚴格履行法律監督的職責，不得將非法證據作為批捕和起訴的證據使用。要求審判人員堅持司法獨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邏輯能力，對于是否排除非法證據實行自由裁量權。

第二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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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

四、目前我國法律界對于非法證據效力的不同觀點

1、一律排除說，即否認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材料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證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行為，因非法取證行為與所取得證據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否定非法取

第三篇：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

淺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xx

一、什么是非法證據證據是指用以證明某一事物客觀存在或某一主張成立的有關事實材料。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是指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證據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觀性、關聯性及合法性。根據《刑事訴訟法學》關于證據“合法性”的闡述，其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證據必須具有法律規定的形式和

由法定人員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運用。

2、證據必須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2條規定的證據形式共用七種，包括（1）、書證、物證；（2）、證人證言；（3）、被害人陳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5）、鑒6定、鑒定勘驗、檢察筆錄；（7）、視聽資料。

3、證據必須有合法的來源。

4、證據必須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我國沒有完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此對于“非法證據”的概念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根據以上對于證據合法性的規定，我們可以得出：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一般認為，非法證據來源于非法的取證行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包括采取暴力、脅迫、欺詐等手段獲得的言詞證據等；

2、違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實物證據；

3、非法定主體取得的書證、物證。

二、世界各國對于非法證據的取舍態度美國是實行非法物證排除規則的主要國家。它通過一系列判例確定通過違法的、無根據的搜查和沒收所獲得的證據，以及通過違法收集的證據發現、收集的證據（派生證據）均應排除。根據“毒樹之果”的理論，以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其使用是有害的，因為它會鼓勵警察的違法行為，縱容對公民隱私、住宅和人身等權利的侵犯，破壞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沖擊，為增強有罪證據的力量，近年來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判例確認了規避排除規則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終或必然發現”的證據不適用排除規則；偵查人員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違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適用排除規則。此外最高法院還進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為必須與犯罪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對非法搜查獲取的證據的取舍作利益權衡。英國、德國、法國等西方國家與美國的態度有所不同，這些國家并不一般地排斥違法取得的物證。而是注意違法的嚴重程度以及排除違法證據對國家利益的損害程度，進行利益權衡，同時賦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對于證據取舍的自由裁量權。由于價值觀念的差別等原因，這些國家對違法證據取舍的傾向性也有一定區別，但總的看，排除違法物證并未在這些國家形成一個確定的證據規則，在實務中，對這些證據排除大多持十分謹慎的態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材料的證據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違法不會改變證據材料的性質和形態，因而不會改變其作為證據的價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均持肯定的態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條件所取得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證據使用，即（1）、證據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違法的；（2）、從抑制將來的違法偵查的角度來看將該證據物作為證據是不適當的。這一判例體現了日本刑事訴訟在注重實體真實性的同時已開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國現行法律關于非法證據效力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3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從重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明確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

第四篇：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如何把握？

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

據排除程序如何把

握？

所謂非法證據排除，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對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非法證據包括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

非法言詞證據，就是違反法律規定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證據。該類證據大致可分為兩類：(1)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愿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2)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供述。

非法實物證據，就是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書證。對于該類證據，如果存在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可能，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應當予以排除。

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副本時，應當告知其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應當在開庭審理前提出，但在庭審期間才發現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2、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在開庭前及時將申請書或者申請筆錄及相關線索、材料的復制件送交人民檢察院。

3、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材料。

4、人民法院經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出示有關證據材料等方式，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說明。

5、人民法院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調查后，應當將調查結論告知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

第五篇：除規則論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排

論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劉志棟

提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人權保障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人權保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與基本前提，和諧社會是人權保障的社會基礎與必要條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應該把尊重與保障人權作為其核心任務，在人權保障過程中實現和諧社會的不斷發展。憲法修正案規定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我國人權保障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憲法基礎。然而, 這僅是一個宣示性的原則規定, 并未涉及人權的具體內容。因此它還有賴于各部門法的具體規則的配套實施, 才能實現其預定的價值目標。訴訟法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是一個具有人權保障價值的證據規則。而我國現行訴訟法并未確立該規則, 已導致了我國訴訟中漠視人權、侵犯人權現象較為普遍的惡果。所以, 在修改訴訟法時, 明確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既是完善訴訟法自身的需要, 也是落實“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的需要。非法證據的排除規則運用于整個訴訟程序中的證據采納規則，是一個系統的制度體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體的分析該規則，所以筆者僅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行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建立的理論基礎，即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紹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狀況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實運用狀況;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訴訟法中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想以及保障該規則取得最優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由此我們看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民主法治社會的，其基本特征充分體現了人權保障的思想。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最原則，最根本的確認，然而，憲法畢竟只是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如何在具體的立法和司法中建立和完善人權保障機制從而使公民基本權利得到現實有效的保護，最終達到社會和諧穩定的效果，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也是個很大的研究方向，筆者不可能方方面面盡述，本文僅選擇一個極其微觀的視覺——非法

證據排除規則對于保障訴訟人權的功能和價值。試圖為司法工作發揮其在建設和諧社會中在功能做理論上的初步探討。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念

關于非法證據(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的概念,訴訟法學界并無定論。我國《訴訟法大辭典》則將“非法證據”定義為“不符合法定來源和形式的或者違反訴訟程序取得的證據”。也有學者認為非法證據是指“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內容、證據形式、收集或提供證據的人員及程序、方法的證據材料”。本文中的非法證據是指“辦案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獲取的證據”。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就是指國家執法、司法工作人員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獲得的證據, 不得在刑事訴訟中作為不利于被告的證據。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理論基礎

該規則最早起源于美國。美國聯邦憲法第4修正案規定: “ 人民保護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財產不受任何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容侵犯, 除非是有某種正當理由, 并且要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確描述要搜查的地點和要扣留的人或物, 否則均不得簽發搜查證。” 1914年在威克斯(Weeks v.V.S)訴合眾國一案的判決中, 聯邦最高法院認為, 如果不排除違法搜查或扣押的證據, 那么憲法第4修正案將毫無價值可言, 從而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違法證據排除規則。20世紀50年代美國50個州都吸收《權利法案》大部分內容,由聯邦最高法院主導的正當程序革命開始。“馬普案”(Mappov.ohio)、“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西爾夫索恩訴倫伯訴美國案”等判例法先后確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于各州法院的訴訟、米蘭達規則(或稱米蘭達警告)、“毒樹之果”理論。至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得到最終確立，并影響整個世界刑事證據法的發展方向。英國為了人權保障而確立了被告人非法自白的自動排除(automatic exclusion), 1984年英國《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定：“控訴方向法庭提交的被告人的自白證據,如果屬于采用“壓制”方法獲取的,該自白證據將不允許向法庭提出”、“非法實物證據的采用如果足以導致對被告人審判公正性的損害時,該證據就應當加以排除”認為拷打、非人道的待遇、以暴力相威

脅的方法獲取犯罪嫌疑人自白, 實質上是對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侵犯，損害了被告人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兩方面權利，所以該非法證據應排除。在德國,人權保護的范圍分社交范圍(Sozial-bereich)、純私人領域(Schlichte Privatsphaere)、核心隱私領域(Intimsphaere)。如果所得的非法證據屬于層次的，當非法證據屬于人權核心領域的范圍,則不應進行利益權衡,要絕對排除。如果屬于純私人領域的非法證據,法官可在國家追究犯罪和保護公民隱私權之間進行權衡,以決定是否排除。如果屬于社交范圍的非法證據,法官可以不予排除。日本的法律認為,以拷問、強暴等手段所取得的自白,違反了憲法上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的規定, 所以違法取得的自白,不得在法庭上被采納。從而防止公務人員濫用職權,以保障人權。所以違法取得的自白,不應容許為證據。隨著刑事訴訟制度民主化、科學化的發展,人權保障價值目標逐漸成為一種優位價值理念。當犯罪控制和人權保障兩大價值目標發生沖突時,各國越來越傾向于選擇人權保障的價值目標。正是在這種人權保障思潮高漲的時代背景下,各國立法基于維護人權的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起源我們可以看出，它一開始就打上了維護憲法權威，保障人的基本權利的烙印。不管是在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都是以尊重和保護人權為其理論基礎。現代人權保障理念要求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以保障人權為重要的價值目標。刑事訴訟中的違法取證行為直接侵害了取證所涉及的對象的合法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隱私權等由憲法規定的個人所享有的權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那些是由于侵犯了公民憲法權利而獲取的證據的否定性評價，拒絕其證明價值。所以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人權保障的利器。具體表現在：

2.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現了對人的尊重。

在刑事司法中，作為刑事司法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權利的尊重與對社會所有成員的尊重是互相聯系的。“沒有通過法律的正當的程序確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沒有通過正當審判程序保證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不被非法侵犯，則社會所有的成員都有潛在的可能成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有人的權利都有可能被侵犯或剝奪，整個社會將是一個人心惶惶的社會”。只有在具有合法手續的情況下將強制措

施使用于經正當程序確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整個社會大眾才能得到保護。所以，對侵犯個人權利的限制實際上并不是僅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護，而是對社會中每個人的保護。對社會所有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的尊重，因為他們也是社會的成員，在未依法定罪之前，不能剝奪社會對他們的保護。

2.2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是程序正義的直接表現

在審判過程中，只有在程序上得到公正的保障，那么審判對象的實體正義才能真正得到實現，在實行排除規則過程中某些犯罪人確實可能逃避處罰，但是這是“將個人權利和自由看得很高的社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邊沁曾指出：“對于法的實體部分來說，唯一值得捍衛的對象或目的是社會最大多數成員的幸福的最大化，而對于法的附屬部分，唯一值得捍衛的對象或者說目的乃是最大限度地把實體法付諸實施。”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義只有通過程序才能實現。違反程序非法收集的證據，其真實性難以保證。而且完全有可能可能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利。程序正義能夠約束和規范國家司法權的正確行使，減少執法人員的非法專斷和主觀隨意性，從保證證據取得的手段符合法定程序，保障證據的客觀公正性，最終保護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2.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公民權利的一種補救

出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畏懼，公安司法機關被迫在他們的工作領域中發展起更多的專業技能，也更注重對他們的專業技能的培訓。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偵查機關違法偵查行為的抑制作用確實是明顯的。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出現，標志著人們對證據的認識更加細化。在證據的發展史上，從沒有證據的概念到有證據的概念是個重大進步;從有證據的概念到區分合法證據和非法證據又是一個重大進步;而把證據與取證過程聯系起來使證據與整個刑事訴訟的過程融為一體，成為一門完整的學科是又一次重大進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本身性質又把證據與保護人權緊密結合起來，順應了20世紀以來對人權保護的潮流，法治文明的又一飛躍。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吸取這一巨大的法治文明成果是歷史發展趨勢所需。

3.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

3.1刑事訴訟價值觀念陳舊落后

長期以來刑事訴訟中發現實體真實價值觀在我國訴訟法學界與司法實務中一直占居主導地位，其表現在兩個方面：

在我國刑事訴訟活動中，偵查機關“重實體、輕程序”、“重打擊、輕保護”的傾向十分嚴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而證據收集的非法性正是該觀念的集中反映。例如,在湖北鄂州王女士被他人強奸一案的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為了收集證據,抓捕犯罪嫌疑人,不惜讓被害人再次受凌辱以收集證據,抓捕犯罪嫌疑人。該非法證據是以侵犯公民的基本權利為代價獲得的,這充分反映了某些偵查人員為了片面追求破案率,而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執法觀念。把懲罰犯罪作為刑事訴訟的最終目的，而不是把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維護公民合法的權利與自由共同確定為刑事訴訟的目的，是我國長期來形成的不適應國際人權發展潮流的落后觀念，極其不利于保障訴訟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從我國法律文化傳統來看,由于受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人們普遍接受了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國家及為了國家、集體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觀念和思想。人們對于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輕微違法行為能夠容忍,卻無法容忍真正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在這種思維定勢的影響下，民眾不惜犧牲一部分自由來換取政府的有力保護,而我國目前由于我國司法工作人員業務素質較差,法律意識落后,更加助長了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非法取證行為，嚴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訴訟權利。

3.2違法程序取證，嚴重侵犯訴訟參與人的現狀令人堪憂

我國早在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國共產黨就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刑訊逼供的原則，根據地的法律中也有明確禁止刑訊逼供的規定。然而在“文革”期間, 一些人倒行逆施, 為達到其政治目的, 大搞刑訊逼供，以至這種余毒根深蒂固難以徹底清除。當前，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中，刑訊逼供仍然屢屢發生，如陜西處女麻旦旦“賣淫案”，河北佘祥林“殺妻案、杜培武案等等。刑訊逼供可謂如影隨形成了我國刑事司法領域中揮之不去的一大“頑疾”。而非法搜查、扣押及非法拘禁、刑訊逼供、超期羈押也并非個別現象，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雖然近年來有關部門在清理和糾正這些侵犯人權的非法行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錯拘、濫捕、誤判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某些司法工作人員還沒有認識到這些非法取證行為性質與后果的嚴重性，他們還在以這些非法現象“全國非常普遍”為由來開脫本人或本機關的責任。這些充分表明，司法解釋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被虛置，通過非法搜查、扣押、拘禁、超期羈押以及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而獲取的證據資料仍具有證據資格而可以采納，違法行為的結果未遭否定反而受到肯定，更加助長了這些非法現象在司法實務中的蔓延。

3.3沒有建立起完善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綜觀我國證據制度的立法現狀，可以發現我國尚未確立完整系統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主要指憲法或法律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這也是我國在司法工作中僅有的具有實際操作性的條文依據。但由于其規范的層級效力較低，加之無配套措施保障實行，其在刑事訴訟中對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保障的效果欠佳，故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實際上并未真正推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以至于公安機關在偵查中采用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的方法而獲取的證據，不但被身為

法律監督機構的檢察機關用作起訴的證據，而且本應處于中立地位的法院也普遍地將此種不具備合法性特征的證據采納為對被告人定罪的根據。

另外兩院院“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本身也具有較為明顯的缺陷：

一、對“非法證據”的規定很不明確。例如什么是刑訊逼供?在司法實務界的一般解釋，刑訊逼供主要是指偵查人員采用拷打、肉體折磨的方法獲取供述的行為。但是按照這種理解，那么偵查人員對嫌疑人采取殘酷的精神折磨，如“藥物催眠”、“長時間不讓睡覺或飲水”等方法進行訊問是否屬于刑訊逼供?再如，何謂“威脅”、“引誘”、“欺騙”?何謂“等非法的方法”?其到底包括哪些范圍?這些都是摸棱兩可的提法。對于這些問題，司法解釋沒有具體的操作描述，我國又非判例法國家，法官既無現成判例可依，又無創制判例之權，這樣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難免給人以“紙上談兵”的感覺，因此這些規定往往在司法實踐操作中被虛置。

二、非法實物證據排除規定尚屬空白。兩院司法解釋對非法實物證據，包括由非法方式獲取的證據為線索而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只字不提;這種既無肯定表示，亦無否定評價的做法，不僅不利于抑制司法官員的非法實物證據采集行為，而且對法律規范完整性和訴訟參與人合法權利的保障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刑事司法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步調不一致。這主要表現在作為偵查機關的公安機關的法規中，1998年公安部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中沒有確定非法言詞證據或其他證據排除規則，這與檢法兩家排除規則的確立是不相協調的。導致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制在辦案中難以獲得連貫性和統一性，致使證據標準在訴訟的不同階段把握嚴重失衡。

3.4 已有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運用中阻力層層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是一種針對偵查權濫用的程序性制裁。丹寧勛爵曾言:“每一社會均須有保護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會必須有權逮捕、搜查、監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這種權利運用適當,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衛者。但是這種權力也有可能被濫用,而如果它被人濫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

風。” 怎么防止偵察權被濫用?在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國家中，都是通過司法權來限制偵察權的濫用的，那么這就必然牽涉到偵察機關與審判機關的關系，但是,在我國的司法體制中,法院卻完全沒有制約偵查權的地位,它既不能發部“司法令狀”來監督警察的偵察行為，也不能依據“司法審查原則”審查偵察機關強制性偵查措施的合法性。所以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高人民檢察院在1999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都對刑訊逼供手段取得的證據效力做了規定，但在審判過程中當被告人提出被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時，法院因無法取得確鑿的證據，只能以“證據不足”認定刑訊逼供“與客觀事實不符”。這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審判實踐中遭遇到重大阻力,凸現出“書本中的法”和 “行動中的法”之間的巨大裂縫。

綜上所述，我國刑事立法乃至司法之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制是非常完善的，其缺失和不足仍然是嚴重，這是了我國證據制度的滯后性和程序公開的刑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沒有深入人心反映;折射出我國立法和司法官員在控制犯罪與權利保障、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價值尋求中嚴重偏向。

4.建立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想

有利于保障人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制約公權力濫用的程序性制裁措施，要在立法和司法中得到真正確立和推行，筆者認為需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4.1價值層面——更新訴訟觀念

美國聯邦黨人亞里山大?漢密爾頓說過，“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實質上不在于字面的規定，而應銘刻在公民的心里和頭腦里”。要使刑事訴訟的人權保障狀況得到改觀，首先要把人權保障的理念真正融入全體公民的人權價值觀中。尤其對公安司法人員，要用高標準嚴要求，強化培訓，促使他們轉變觀念，提高素質。“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安司法人員是法律，也的執行者和程序運作者。只有公安司法人員的理念跟得上時代的步伐，素質符合辦案程序的需要，法律才能執行好，程序也才能運作好。有一支理念新、素質高的公安司法人員隊伍，既是打擊犯罪，懲罰罪犯的要求，更是實現文明辦案、保障人權基本要求。又有利于偵查破案、起訴和審判，實現懲罰犯罪的目的。

4.2立法層面——建立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

一、非法言辭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辭證據一般包括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等, 由此獲得的證據的排除是世界各國的一致做法,我國1988年9月批準加入的聯合國《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椐此，我國也應當通過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來確立非法言辭證據排除這一原則。雖然我國司法解釋雖已對此做出了初步的規定, 也收到了一定的實踐效果, 但由于不夠系統全面, 且地位偏低、效力不足, 從而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刑訊逼供等現象。因此在刑事訴訟法中應明確規定“非自愿性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予以采信,經查證屬實的刑訊逼供或以威脅、利誘、欺騙等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口供,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用以否定非法取得言辭證據的可采性，保證法院判決建立在不受“污染”的證據之上。

二、非法實物證據采用相對排除法。由于實物證據具有言詞證據所不具備的穩定性和客觀性，且收集時的方法非法性并不一定能夠影響其本質或內容的真實性，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法律對非法實物證據都采用裁量排除模式，聯合國保障人權的有關國際公約中也只要求排除非法口供，而沒有強制要求排除非法實物證據。同時結合我國目前刑事偵查技術和偵查裝備較落后的現狀，應在《 刑事訴訟法》 中規定非法所得實物證據原則上不能作為法庭定案根據, 但可視具體情況確立一些例外規則, 且例外的范圍應嚴格限定。

三、對衍生證據排除規則采用例外排除原則。衍生證據是指以非法證據為線索用合法程序獲得的證據。對此可借鑒美國的“ 毒樹之果”(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論建立衍生非法證據原則上排除的規則，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設立一些例外。如通過刑訊逼供獲得的以犯罪嫌疑人供述為線索而查獲的其他證據，就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予以采納。對于雖以非法證據為線索，但還有其他與該線索無關的合法的證據加以印證的證據，即有“獨立來源”的衍生證據，則應予以采納。

4.3司法層面——建立相關的配套制度和措施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審判程序中的基本證據采用原則，它的有效運行不可避免還需要其它的一些配套程序機制來保障，沒有相關的司法制度配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可能有效運作，憲法和法律所確立的權利就不能不能切實地轉化為現實的權利，而“處于一種被閑置、被規避的狀態”。使人們處在一種“人權饑餓感”中。所以我國法律必須建立保障刑事訴訟人權的配套程序機制。

一、設立證據的庭前審查制度

庭前審查制度涉及的是證據可采性問題,對于檢控方向被告方展示過的指控證據,被告方如果認為它們是通過非法搜查、扣押、訊問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就可要求法官審查該證據來源的合法性，從而確定該證據是否適用排除規則。在該程序中,被告人只要說明偵查人員在羈押、訊問過程中,違反自愿性規則損害其人身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使該證據的取得手段達到被法官“合理懷疑”的程度，法官就應該對此證據進行審查并做出裁決裁決。在此程序下,法院能為雙方履行訴訟義務和行使訴訟權利創造必要條件,有利于維護被告方的合法權益,排除非法證據。

二、建立“審判中心主義”訴訟模式

1、建立了司法令狀或者司法審查的機制,使法院具備監督偵察機關取證的權利。實現偵查機關的規范化和偵查程序的規范化,前者表現為偵查機關和羈押機關實現真正的組織分離,保障被訊問人在羈押期間的人身權利;后者表現為訊問程序的規則要合理而公正,保證訊問的時間、地點、錄音錄像都符合規范化操作的要求。

2，完善律師辯護制度,保障偵查、起訴期間的辯護權和審判期間的辯護權。偵查起訴期間的辯護主要包括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在場權、取證權等。這些都關系到律師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辯護的質量。為了保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施,法律應擴大律師的幫助權,如提前介入在偵查預審階段,享有建議權;警察或預審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律師可在場并在筆錄上有律師簽名;被告人如被羈押,可同其辯

護律師會見、商談;審判期間讓律師在法庭上有機會提出辯護并獲得適當的救濟機會等。從而使偵察機關的言詞證據取得過程能得到有效的監督，并且更有利于在審判過程中出現當事人以被刑訊逼供等為理由翻供時，法庭及時得到確鑿證據，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防止冤假錯案。

三、改善公安司法機關的物質裝備偵查偵查破案的技術條件

長期以來“我國的偵查以抓獲嫌疑人為中心，取證以獲取嫌疑人的口供為中心，這種落后的、原始的偵查方向、證明方法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 當今，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日趨的智能化和高科技化，這種落后方式已經很難達到有效打擊犯罪效果，再加上排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那就更難以實現刑事訴訟法懲罰犯罪的目的。因此，公安司法機關應當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執行為契機，抓住機遇改善硬件設施，改進偵查方式，提高辦案效率，達到證據方法現代化。這樣，即使非法證據被排除，還可以通過先進的偵查技術、偵查方法獲得其他證據用于定案。

[結語]

“實體意義和程序正義的選擇體現一個國家法律文化的傳統和特定時期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的不同需要”。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大背景下，保障人的權利無疑是順依法治國的時代潮流的正確價值選擇。人權保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目標與基本前提，和諧社會是人權保障的社會基礎與必要條件，人權保障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種密切聯系要求我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應該把尊重與保障人權作為其前提任務，在人權保障過程中促進和諧社會的不斷發展。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一方面方面保證了司法機關能客觀、全面、公正地發現案件的真相，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另一方面能夠預防公安司法人員濫用權力、實施侵犯人權的非法取證行為，引導司法權的適度行使,防止出現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侵犯人權的現象。加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對公安司法人員用侵犯人權的方法取得的證據作出否定性評價，使其取得的證據不但不被法庭采納作為定案依據，反而有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進而促進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最終規范其取證行為。因此，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及其配套機制的科學設置，無疑會對訴訟人權的保障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提供法制上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