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曾海濱

論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曾海濱(海南大學法學院,海南海口570228)摘要:本文闡述了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概況,指出了目前存在的問題。從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體制、政治、經濟等方面分析了形成當今現狀的原因,論述了完善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構想。關鍵詞: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現狀;原因;立法構想中圖分類號:Ｄ925.2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1671-5365(2006)09-0041-03

凡證據事實是通過人的陳述來反映、以語言形式表現的叫做言詞證據〔1〕。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或通過其它不正當行為獲得的言詞證據。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由于言詞證據的取得方式或程序及權限違法而導致其效力被排除,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則。在我國非法言詞證據雖然在立法上加以了排除,但是在實踐中至今還是一大頑癥,因此很有必要對我國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進行探討,提出具有操作性的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以保障人權,減少錯案。

一、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79年刑訴法為第32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只是規定了不能非法收集證據,并沒有規定非法證據是否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在我國的司法解釋中關于非法證據的條款主要有1998年修訂的《最 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1998年12月16日修訂并于1999年1月18日發布了《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該《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01年1月2日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檢察院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要求“??:

堅決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的發生,徹底排除刑訊取得的證據,確保辦案質量,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要嚴格貫徹執行有關法律關于嚴禁刑訊逼供的規定,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發現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是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不能給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留下余地??”〔2〕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司法解釋已明確規定了非法言詞證據應該排除,但是沒有對防止非法取證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作出規定。

二、形成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現狀的原因和完善的必要性(一)形成我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現狀的原因我國至今都未形成比較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目前在立法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僅限于言詞證據。其原因主要有:

1、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文化的影響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法律思想文化中,“刑訊逼供”被賦予了合法化,而此觀念也是深入人心,即使在今天老百姓還是普遍存在一種觀念:犯罪嫌疑人該打!就是部分公安執法人員也存在這種思想觀念。“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做了壞事會遭到惡報”、“以牙還牙”的觀念也是深深地烙在老百姓的心中,雖然“以牙還牙”已經是個貶義詞,但那種思想觀念還是在老百姓的心

中生根、發芽、開花了。傳統儒家的禮教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雖然有些不合時宜的禮教已經被老百姓拋棄,但是“忍、讓”至今還在發揚光大之。“忍、讓”是一種好的傳統思想,但是我們不能說它與當今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現狀完全沒有關系,它使得在司法人員因非法證據辦了錯案時更多的老百姓是“忍、讓”,而不是積極地爭取自己的權利。

2、體制的影響非法證據的排除主要靠法官進行,這要求法院能獨立行使審判權,而我國法院并沒有完全做到獨立行使審判權。在各級司法機關之上還有一個政法委員會,負責公、檢、法、司的工作,各級法院要服從政法委員會,而公安部門的主要領導往往是政法委員會成員,或是黨政機關的常委,這種格局形成了本應是并行的公安機關與法院,實質上變成上下級的關系。在此種情形下公安機關如果不同意排除非法獲得的證據,法官們只能服從“大局”了。特別是在個案上很容易受到干擾。

3、政治因素的影響政治對法律的影響是深遠的,對個別法律甚至是決定性的。有的學者曾經說過有些法律的制定不是為了實施而是為了作秀;頒布的法律還只是紙上的法律,在實踐中實施了的法律才是真的法律,而能否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響。這些都說明了法律受制于政治,非法證據也不例外,在建國后的30年間我國根本就沒有非法證據的影子,文革時受政治的影響整個國家找不到法制蹤影,直到文革結束后的79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才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而當時的政治環境是文革已經結束,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全國正處拔亂反正、改革開放剛剛起步時期,那么這個時候法律也就適應政治及當時形勢的需要而產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到現在我國經歷了幾次政治味很濃的“嚴打”,處于“嚴打”時往往對犯罪分子從快、從嚴處理,此時根本談不上非法證據的排除。

4、經濟發展、刑事犯罪狀況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決定了法律的發展,法律的發展反映經濟的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經濟進入發展的春天,而“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的法律條文出現于改革開放第二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的發展,老百姓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自1998年后相繼出現了非法獲得的言詞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司法解釋。刑事犯罪的狀況也是影響法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開放后的第五年開展了一場轟轟隆隆的“嚴打”,主要原因是我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經濟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各種各樣的刑事犯罪活動比較猖獗。國家為了打擊犯罪開展了“嚴打”斗爭,在“嚴打”時期公安人員甚至公開非法取證。在隨后的幾場“嚴打”無一例外是在出現了犯罪活動高潮的情況下進行的,而每次的“嚴打”雖然有力打擊了犯罪活動,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每一次都是對法制的破壞,不能非法收集證據更是拋到九宵云外。

5、警察的素質及偵查技術的影響警察素質的高低與偵查技術也是影響要素之一,在我國現階段警察的素質除了發達城市的警察外還普遍較低,有很多的退役或轉業軍人,有不少是通過關系進入公安司法系統,甚至有些人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很少是有經過公安院校培養的正規畢業生,缺乏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偵查技術比較落后,而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來越高明,公安司法人員往往又要面對上級及群眾的壓力從快破案。以上兩個原因導致在實踐中刑訊逼供屢禁不絕,非法證據的排除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二)完善我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的必要性首先,保障人權的需要。非法獲得的證據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財產、隱私等基本權利為后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旨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正是通過對非法證據采取否定性的評價,拒絕其證明價值,以此杜絕偵查機關的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體現人權保障價值理論〔3〕。其次,保證司法公正,減少錯案的需要。司法公正要求對法律一貫的、嚴格的、有規則的執行,如果確立了一套可行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司法公正。同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減少錯案的發生,如佘祥林案,正是由于公安機關的刑訊逼供,而又沒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導致了具有全國影響的錯案。最后,符合國際發展潮流。聯合國制定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75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聯合國在1984年12月又制定了《禁止酷刑公約》,公約第15條規定:“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從聯合國這幾個公約我們可以看出國際上對非法證據排除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為人權保障和反對非法證據提供了法律基礎。世界各國也在積極地反對非法證據,并相繼加入聯合國反對非法證據的相關公約。

三、完善我國刑事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之構想鑒于我國的國情,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不可能像美國那么“徹底”,也不能繼續維持現狀,它應該不斷完善直到比較徹底,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本人認為在現階段我們應該承認部分性質不是很嚴重的非法證據,作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例外。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之構想主要涉及的問題主要有:

(一)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范圍傳統刑訊逼供取得的口供,這是世界普遍認為需要排除的非法言詞證據,主要原因是它通過赤裸裸的暴力從犯罪嫌疑人口中獲得的證據,具有真實性也可能具有虛假性。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是真正的犯罪人時才保證刑訊逼供獲得的證據具有真實性;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則可能由于他受不了酷刑而承認“犯罪事實”,這可能會造成錯案,例如佘祥林案。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刑訊逼供使強壯的罪犯無罪釋放,而無辜的弱者遭受刑罰。所以對刑期訊逼供的排除幾乎沒有異議的聲音。變相的刑訊逼訊取得的口供,這是目前我國實踐中廣泛存在的一個頑癥。現在傳統的酷刑刑訊逼供在實踐中比較少用,更多的是用高強度的燈光照射犯罪嫌疑人、不給飯吃、車輪戰審訊、不給水喝、夏天曝曬太陽以及用皮鞭抽打等新型刑訊逼供,用這些方法獲得的證據應該是非法證據的范圍。刑訊逼供得到口供之后偵查人員或檢察人員在不使用刑訊逼供的方式下再次訊問時得到的口供,對于此種口供有的學者認為二次口供如果與刑訊逼供的口供完全一致則應當排除,如果不一致則二次口供中不同的部分可以不排除〔4〕。本人認為此種應該一律排除,因為犯罪嫌疑人因嘗到了刑訊逼供的“滋味”懼怕再次受到毒打,會為了迎合辦案人員而虛假承認自己的犯罪事實。當且僅當辦案人員明確告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口供作廢,不會再次刑訊逼供時才能作為證據使用。

犯罪嫌疑人在遭受刑訊逼供后又自愿供認犯罪事實的,應該不屬于非法證據的范圍。在美國也稱為污染中斷原則,即毒樹之果的例外。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正屬于發自內心的自愿坦白犯罪事實,且其承認犯罪事實沒有受到先前刑訊逼供的影響,則應認定因犯罪嫌疑人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動切斷了原來的非法行為,使得后來的自愿供述不再具有非法性質。對于因威脅而獲得的口供,威脅的方式主要有如果你不說就關你的小號,不給飯吃,把你的家人也抓起來等等。筆者認為以威脅的方式而獲得的口供應該屬于排除的范圍,但是考慮到我國的現實性,對于以威脅方式獲得的口供應該采納。因為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他應該不會承認沒有的“犯罪事實”,中國有句古話“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但如果那些“威脅”變成了現實則是變相的刑訊逼供,獲得的口供屬于排除的范圍。因欺騙而獲得的言詞證據,例如辦案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說:“同案人已經把你供出來了,如果你不把你的同伴供出來,這事都你一個人扛著。”、“講了我們就放你回家”、“我們已經查清你的犯罪事實,現在給你一個坦白從寬的機會”等等,筆者認為類似的欺騙應該屬于辦案人員與犯罪嫌疑人斗智,不能把通過此種方式獲得的證據列入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至少在目前還不能把此類證據排除。通過引誘的方式獲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不能列入非法證據的范圍,與其司法機關在實踐中偷偷摸摸地干還不如在立法上明文規定通過引誘方式獲得的證據有效。引誘的方式沒有對犯罪嫌疑人造成肉的傷害,與目前的刑訊逼供相比已是更文明的一種方式了。(二)提起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資格誰才有資格提起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我們認為只有被告人才有資格提出。如果被告人沒有提出來,則非法證據視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這里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被告人對自己的非法口供提出排除使用;二是對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提出排除使用,原因是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是對被告人不利的,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作為證據使用對被

告人是顯失公正的。

(三)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關于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是由控訴方承擔還是被告方承擔,還是由雙方共同承擔,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意見。本人認為鑒于被告人的地位,在審訊時完全處被動,處于審訊人員的嚴密監控之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幾乎沒有證明的能力,因此如果讓被告方承擔舉證責任是不公正的,應該由控方承擔舉證責任,如果控方不能證明自己是合法獲得的言詞證據則應該承擔該排除該證據證明力的風險。(四)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非法言詞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控方證明合法獲得言詞證據所應達到的標準;二是被告人提出非法證據排除應達到的證明標準。對于第一個問題本人認為控方的證明標準應該達到能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主要原因是控方占據獲得言詞證據的主導地位,刑事案件本身的嚴肅性,關系到公民的基本人身權利等。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也是與刑事證據的證明標準一致的。關于第二個問題,本人認為被告人可以無條件地提出,之所以無條件主要是因為被告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要取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五)審訊時防止非法取得證據的措施為了防范非法取證,在立法上應該對審訊犯罪嫌疑人作出一系列的規定,例如規定審訊犯罪嫌疑人時應該同步錄相,允許律師通過閉路電視監控審訊的全過程。以上兩項規定肯定會給辦案增加壓力,會影響目前依靠變相刑訊逼供來保證的破案率,但前面我們已經提出了以威脅、引誘、欺騙等方式獲得的證據合法有效,以此來彌補審訊人員的辦案能力,這可以稱作為走向全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緩兵之計。(六)提出排除非法言詞證據的時間和場合在法院開庭法官詢問被告人是否申請回避時應當詢問被告人是否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如果被告人申請非法證據排除則在法庭調查公訴方應該進行舉證,在法庭辯論階段控辯雙方可以對該證據是否屬于非法證據展開辯論。

參考文獻:〔1〕陳光中.刑事訴訟法〔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54.〔2〕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高檢發訴字〔2001〕2號)〔Ｅ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ｆｌｗｋ ,2001-01-02.〔3〕董華,范躍如.論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在我國的創立〔Ａ〕.何家弘.證據法學論壇(第四卷)〔Ｃ〕.北京:中國檢查出版社,2002.275.〔4〕楊宇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研究〔Ｍ〕.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256.

第二篇：我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構建

我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構建

張華

黨衛星

【期刊名稱】《法學雜志》

【期刊年份】2007

【期數】第2期 總第164期

【摘要】非法取證現象屢禁不止，司法機關將非法獲得的證據用以指控犯罪、審判案件，客觀上助長了非法取證行為，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司法不公正。我國要構建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必須明確非法證據的排除范圍以及排除的具體操作程序。

【關鍵詞】非法證據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On Construction About Elimination Rule Of Criminally Illegal Evidence

我國在構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首先，需要明確非法證據的排除范圍，只有明確了范圍才能保障有關規則的其他問題的確立。將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區別對待有助于建立科學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次，需要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具體操作程序。非法證據排除的操作程序是規則得以實現的保證，而且非法證據排除應當按照何種程序進行也影響到程序的公正和效率。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幾乎是空白，由于缺乏程序保障性規則，從而導致有關程序性違法的問題難以被納入訴訟的軌道，也無法成為有待裁判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還得借鑒國外的某些制度。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

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我國學界已經比較明確：需要區分兩種情況對待。

（一）非法取得言詞證據的排除

對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應當排除，不能作為定案根據。這與目前的司法解釋規定是一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取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中規定：“嚴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我國訴訟法學界的主流觀點也認為，為了解決防止非法供述的問題，我國應當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可以拒絕提出可能使自己或自己的近親屬受到追訴的陳述，這樣的規定可以使辦案人員不能用刑訊逼供的方法迫使被追訴人開口，對防止和減少刑訊逼供將有積極意義；另外，還應當規定律師的在場權，也就是偵查人員、檢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要求律師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場。如果我國法律能作出這樣的規定可算是對刑事訴訟法的一個重大突破，可以改變目前我國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訊問都是秘密進行的做法，使訊問過程變得更為透明和規范，同時也是我國加強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護的重要舉措。

筆者認為在防止非法供述方面，我國還可以借鑒英國的做法。英國從1999年開始，所有的警察機關在進行詢問時。必須同時錄音、錄像，并且，兩盤錄音帶須由同一錄音機同時錄制，兩盤錄像帶也必須由同一個錄像機同時錄制，且不允許拷貝，這種做法保證了警察調查取證的合法性和言詞的可靠性。

（二）非法取得實物證據的排除

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是否具有可采性？一般觀點認為，應當由法庭根據取證行為違法的程度和案件具體情況裁定。換言之，對于這類證據并不是必然排除，而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排除。這種觀點也是借鑒了英國的做法。

在英美法系國家，可采性是指一項證據是否具有在法庭上提出的資格。如果一項證據不具有可釆性，則不能在法庭上提出，不能被事實的審理者看見和聽見。我國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還沒有正式采納這一概念，學術界在論及有關問題時，一般表述為“不得作為定案根據”、“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不具有證據效力”等。

筆者認為，我國在構建未來的非法取得實物證據的排除規則時，應當區別對待兩種非法證據，一種是違反憲法的證據；另一種是一般的非法證據。所謂“違反憲法的證據”就是通過明顯侵犯公民憲法性權利而獲取的非法證據。我國現行憲法所確立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健康、生命、財產、隱私等實體權利，也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權等程序性權利。如果偵查人員在偵查訊問過程中實施了侵害公民上述憲法性權利的行為，并獲取了據以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證據，那么這種證據將一律予以排除。“一般的非法證據”，主要指偵查人員的行為沒有明顯違反憲法，但侵害了公民的一般實體性權利和程序性權利，構成了一般意義上的違法取證行為。對于一般的非法證據，應該建立“自由裁量的排除”規則，也就是由司法裁判者根據這種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和危害后果，做出排除或者不排除，部分排除或者部分不排除的結論。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請求權人

（一）對非法供述提出排除的請求人

誰有權對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提出排除，這個問題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也比較復雜。最直接的當然是作出供述的被告人本人。然而，事情不是如此簡單，例如：以通過精神或身體的折磨而得到的口供為線索而獲得的證據可能不是針對被告人自己而是針對第三人的，那么第三人是否有權申請排除這種非法口供呢？關于這一問題，美國有一個案例，即瓦奴姆案件[1]。在這個案例中，警方取得證據時違反了米蘭達規則，根據嫌疑人供述，警察逮捕了另一名嫌疑人，也就是后來的被告人。該被告人提出，因為逮捕他的線索是另一個人的供述。但這個供述是違反米蘭達規則的非自愿的供述，從而是非法取得的證據，所以，如果這個非法證據應當排除，則逮捕他就沒有根據了。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了此案，認為在沒有給米蘭達警告和當事人沒有放棄這種權利的情況下，由進行詢問的警察取得的證據是非法證據，但只有作出供述的人才有權要求排除這些證據。

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國沒有明確的規定。筆者認為在建立這一制度時應當分別考慮：第一種情況，如果非法取得的口供內容是關于被告人自己的情況。例如偵查機關通過刑訊逼供、威脅、恐嚇等手段獲得的供述是被告人對自己行為的交待，那么提出排除申請的人就應當是被告人自己；第二種情況，如果非法取得的口供內容是交待的第三人的行為，那么第三人應當有權申請排除這種口供。

（二）對非法實物證據提出排除的請求人

在這方面美國的判例是這樣規定的：在對房屋進行非法搜查的情況中，如果刑事訴訟中的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住宅的承租人、旅館的客人，那么可以提出排除非法搜查的證據；在有些特殊情況下，房主本人也可以提出此動議。非法搜查發生時，即使對該房舍有所有權或居住權的當事人不在場，他也有權利對這種搜查提出疑義。但如果房子已經出租且房主不在該房屋中居住則不包括房主。同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員也有權提出疑義，因為提出疑義的范圍已經比較寬，有時被搜查人不需要提出對某件特定之物搜查不合法，只需提出進入搜查行為不合法，即可要求排除與搜查有關的證據。如果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理由來自于他對被搜查的房屋存在利益，如所有權、居住權、使用權等，同時在搜查發生之前他已明確放棄了對該房屋的利益，他提出排除的理由就不成立了。但是否已經放棄，應該根據民法規則作具體的分析．不能僅憑一面之詞而定。

在實際生活中還有一個問題比較重要，即對一個房子的承租人而言，應當明確一所房子中哪些部分是他的隱私范圍。在美國，許多法院認為：承租人不能要求對沒有租給承租人使用的部分主張權利。但是，隱私的范圍有時超出了承租的部分。例如：在麥克唐納訴美國一案中[2]，被告人承租了房東太太房子中的一間，警察在非法進入該房屋后在二樓的走廊上站在椅子上向被告人屋內窺視，看到了被告人在屋中實施違法行為。警察看到的情況是否可以被當作合法證據采納成為爭論的問題。被告方提出，警察非法侵犯了被告人的隱私權，其所看到的情況不能被當作合法證據采納，警察認為他們并沒有非法進入被告人的房間，因此他們看到的情況不能作為非法證據排除。對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存在不同意見。杰克遜大法官認為：在每個大樓中租房的房客對于合法進入房屋公共地方的人沒有排他的權利，但是，房客有權維護整個房子的利益和安全，反對非法的進入。因此，該證據不能采納。

另外一種情況是，有時候，房子會臨時借給別人使用。在這種情況下，誰有對非法搜查提出排除的權利呢？在瓊斯訴美國一案中[3]，被告人暫借了朋友的房子，警察非法搜查了該房子并得到了被告人犯罪的證據。被告人提出，因為搜查是非法的，所以要求排除有關證據。審理法院沒有采納被告方的意見。本案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意見是：任何人只要在搜查時對這個房子具有合法的權利，都有權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要求。該案中的被告人雖然暫借別人的房子但也屬合法居住，從而有權提出非法搜查的證據。

受到美國的判例啟發，筆者認為我們應當規定，在對房屋進行非法搜查時，房屋的所有權人、房屋的承租人或者旅店的客人都可以有權提出排除的申請；如果是對公民個人進行搜查，那么被搜查人理所當然有權申請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這樣規定也和我國憲法保護人權的基本精神相一致。非法取證行為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表現形式。例如，偵查人員在沒有獲得合法的搜查證的情況下，對犯罪嫌疑人的辦公室進行搜查，并扣押了他的私人物品。對于此種情況，筆者認為，偵查人員既然沒有獲取合法的搜查證，那么，犯罪嫌疑人有權提出排除偵查人員非法所獲證據。再如，偵查人員沒有經過任何的合法授權，就對某一公民的郵件進行扣押。對于這種情況被扣押郵件的公民有權提出排除的請求。還有，偵查人員沒有經過任何合法授權，就對一個公民實施了電話竊聽和秘密跟蹤錄像行為，并獲取了作為指控證據的錄像帶、錄音帶??諸如此類的情況，筆者認為，犯罪嫌疑人都應當有權請求排除非法證據。此外，對一所房子的承租人來說，對于主人未出租給他的部分他不能提出排除請求，這部分的請求權應當由房主自己來提出，而承租人只對他自己有使用權的部分擁有提出排除權。對于借住他人房屋的，如果在借住期間遭到非法搜查，那么借住人有權提出申請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因為只要是合法人住房屋的人都有權提出請求。

三、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時間

（一）庭審之前提出的情況

在美國，傳統的方式是在審判期間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當控訴方向法院提出證據時，被告方應當時提出該證據為非法采集的證據，從而反對采納該證據。這個規則叫做“同時反對規則”（contemporaneous objection rule）。在美國采取這個規則的州認為當庭排除是一種有效的方式。而另一種意見是采取庭審之前排除的方式。這種方式認為，此方法避免了在法庭上控訴方和被告方就警察行為是否違法問題進行爭論，使審判不至于偏離被告人有罪和無罪這個主要問題，還可以避免陪審團因接觸到不合法的證據而致使審判無效。另外它可以使控辯雙方能夠在事前了解到哪些證據可以被采納，哪些不能被采納從而使庭審活動更有效率。如果在事前就批準了排除某些證據，控方就可以放棄因有關證據被排除而不能成功的控訴，或及時調整策略，從而節約大量的司法資源，同時也節約了辯護方的資源。

從審判效率及立法的科學性考慮，我國在構建這一規則時也比較適合采用庭前提出的方式，當然這必須要有一個“庭前會議”，就意味著必須有一個審判前的準備程序。有了這樣一個預備程序就可以在第一階段解決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了。從程序的合理運作來看，在展示證據之后提出非法證據的排除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由于目前中國的法院中并沒有預審法官的設置，由審判法官來負責裁定非法證據排除的申請，并主持聽證程序，有可能導致對案件實體問題的預斷；即使由審判法官以外的法官負責審判前的準備工作，由于在我國法官本人欠缺獨立性，往往受到院長、庭長和審判委員會等方面的影響，而且負責庭前審判程序的法官與審判法官之間事實上總是連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在借鑒國外的制度時，很難獨立采納某個規則，因為許多規則都是互相聯系的。所以對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現在只能設計一個相對合理的方案：由審判法官以外的法官負責審判前的準備程序。

（二）庭審中放棄或者沒能提出排除請求的情況

筆者認為，我國在對待此種問題時應當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考慮，如果被告人在規定的時間內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機會就非法證據的排除提出請求，而法律一概規定允許再給他機會，這會給審判帶來很多麻煩。一般來說，如果被告人是因為不可抗力的原因未能提出，應當準許有充足的理由重新提出請求；如果僅僅是因為被告方不知道這方面的規定，或者沒有意識到存在非法取證的問題，所以當時忽略了這個問題。以后再想提出，可以認為這不是充足的理由。如果被告人自己意識到警察的行為與其取得的證據有問題，他有責任告知他的律師這些事實。為了避免被告人因為不知道而不能及時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我們可以借鑒美國某些州的做法：在證據展示方面有強制性規定，凡能被提出排除請求的證據必須向被告方展示。這樣被告方在證據展示過程中能夠了解到控方使用的證據，以便決定是否提出反對。

在我國往往會出現在庭審前被告人沒有提出排除請求，而在庭審中發現明顯存在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情況。近年來“非法證據”及其應否排除問題已經大量出現在中國的刑事法庭上。尤其被告人、辯護人，對于檢控方提交給法庭的證據，一旦發現收集的程序上存在明顯的違法問題，經常會要求法庭認定該證據為“非法證據”并申請法庭予以排除。而事實上，根據筆者的了解，辯護方極少申請法庭對非法搜查、扣押、竊聽得來的實物證據加以排除，也幾乎沒有因為偵查人員剝奪嫌疑人會見律師的機會而要求法庭排除被告人有罪供述的。申請排除的“非法證據”最多的還是偵查人員以刑訊逼供手段獲取的被告人的供述。尤其在被告人當庭翻供、法官質疑其為什么向偵查人員作出有罪供述的情況下，被告人、辯護人通常會辯解說原來受到了刑訊逼供，并請求法庭將原來的非法供述加以排除。至于對那些偵查人員以“威脅”、“引誘”、“欺騙”等其他手段獲取的證據，辯護方也很少會提出要求排除的請求。那么，面對辯護方提出的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刑事法庭一般會做出怎樣的處理呢？換句話說，刑事法庭能否將“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納入司法裁判的范圍呢？這一問題在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中都沒有規定。刑事法庭對此問題的處理大體有兩種情況：一是置之不理，不對“非法證據”是否存在以及應否加以排除的問題做出任何結論，甚至就連專門的調查、審核程序都不舉行；二是受理申請，并要求檢控方作出說明。前一情況在司法實踐中經常發生。有些案件中，刑事法庭即便將刑訊逼供的問題納入調查的范圍，偵查機關也幾乎從不委派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從而使審訊人員與被告人沒有當庭對質的機會。偵查機關向法庭出具的“情況說明”似乎被用來反駁一切有關偵查人員刑訊逼供的指控。而對這種“情況說明”，刑事法庭基本上當庭予以采納，并將其作為駁回辯護方申請的依據。因此，有關排除非法證據的問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就被法庭駁回了。

鑒于我國的這種現狀，筆者認為今后的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如果被告人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未能在庭審前和庭審中提出請求，而法官在庭審中發現明顯存在非法取得的證據，那么法官應當依職權主動提出要求檢控方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同時，辯護方也應當主動向法官提出對非法得來的證據加以排除；對于有些案件，如果法庭將刑訊逼供的問題納入調查范圍，偵查機關應當委派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使審訊人員與被告人有當庭對質的機會，這樣既對刑事訴訟程序正義有所保障，同時也對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進行了保護。

四、排除非法證據的庭審程序

（一）庭審機構的確立

在建立證據排除的機制時，應當明確庭審機構，也就是說排除非法證據的請求由什么人進行庭審。筆者認為，在我國，為確保排除規則的實施，應當建立必要的程序性裁判機制。必須明確的是，辯護方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法官必須就此舉行專門的司法審核程序，也就是說由法院組織庭審機構，以便就“非法證據”是否存在、應否排除的問題作出裁決。同時，即使在辯護方沒有提出疑義的情況下，如果法官本人對某一證據的合法性持有疑義，也應當主動決定啟動這種司法庭審程序。在這一審核過程中，控辯雙方都可以提出證據，并就非法證據是否存在以及應否排除的問題進行辯論。當然，提出申請的辯護方需要提出證據證明非法證據的存在以及排除該證據的必要性。這種證明只需達到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即可。

（二）被告人作證問題

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聽審中，被告人經常會需要作證，因為被告方提出公訴方的某些證據是非法的并且提出排除的請求，所以被告方要說話，如果被告人不說話，那么這種排除的請求可能被駁回。但是，被告人在排除規則的聽審中作證并不表示他放棄了沉默權，也不影響日后在案件的開庭審理時他選擇不作證，也就是說他在正式審理中仍然可以保持沉默，而且被告人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聽審中所講的話還不能用作在審判時對他不利的證據。

筆者認為，在我國應當讓被告人承擔兩難的后果，以便利于司法的順利進行。也就是，只要是被告人自愿作出的證言，在任何時候都應當具有證據的作用，審判時可以提出來證明他有罪。但是，并不是直接用來證明他有罪，而是審判時要審查這個證言的自愿性程度。如果不是強迫的，就應當認為是自愿的，并應當予以采納；如果是強迫的，甚至是虛假的，則被告人也許不能得到提出請求的資格，從而無法根據他的請求重新采納在審判前排除的證據。

五、排除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

我國在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時需要注意的是，對于非法供述筆錄與其他的非法證據，在確認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時應有所區別。和其他證據不同的是，被告人的供述筆錄一般都是偵查人員在羈押訊問狀態下獲取的有罪證據，所以其自愿性和真實性存在著缺陷。原則上，這種供述筆錄是傳聞證據的一種，不應具有證據的可采性。但是，如果檢控方能夠舉證證明這種供述筆錄并非是以刑訊、威脅、引誘、欺騙、精神折磨、長時間的羈押等非人道的方法所獲得的，那么作為一種例外，被告人的供述筆錄也可以具備證據能力。因此，對于這種證據，被告人一旦在法庭上加以推翻，或者辯護方一旦舉出證據系非法所得，那么，證明該證據具有可采性的責任就應當由檢控方來承擔。

筆者建議我國在未來立法時明確規定：第一，當被告人或法院基于合理的懷疑對控方證據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時，控方必須承擔證明其證據系以合法手段取得的舉證責任。第二，當控方未能證明其證據系以合法手段取得或證明未能達到法定標準時，法院應推定其證據系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并按法定的排除范圍予以排除。這種舉證不能的結果責任，是控方承擔舉證責任的必然結果，也是促使控方切實履行其舉證責任的必要的風險機制。上述規則的確立將促使我國的偵查和起訴機關在追訴犯罪時不僅要注意收集證據的數量。而且要注意收集證據的質量，不僅要注意實體追訴目標的實現，而且要注意程序合法原則的維護，這對于我國司法實踐中的警察暴力和刑訊逼供現象將起到重要的遏止作用，從而推進我國刑事訴訟活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注釋】作者簡介：張華（1975—），女，漢族，陜西漢中人，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講師。

黨衛星（1975—），男，漢族，北京市人，北京市司法局主任科員。

*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 100024

[1]People v．Varnum 66 cal．2d．808，59 cal．Rptr．108，427 P．2d 772（1967）．

[2]Mcdonald v．United States，335 U．S．451（1948）．

[3]Jones v．United States 362 U．S．257，80 s．Ct．725，4 L．Ed．2d 697（1960）

【參考文獻】

[1]楊宇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研究》，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國刑事訴訟的新發展——赴英考察報告》，載《訴訟法論叢》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

[3]陳永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12期

第三篇：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書

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書

申請人:

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書

【律師提示：本申請書用于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偵查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

申請人：性別：民族：出生日期：文化程度：電話：工作單位：

住址：

【律師提示：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作為申請人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

申請事項：

請求貴院依法適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排除非法證據。事實與理由：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涉嫌罪一案由貴院審理（辦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訊問過程中存在的情形，其交代的犯罪事實與真實情況存在巨大差異，其供述應被排除。

偵查機關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未進行補正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釋，該物證（書證）應當依法排除。

【律師提示：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

此致

年月日申請人：

第四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非法證據的范圍

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

編輯本段意義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啟動暨研討會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執法人員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工作的最終的否定和譴責。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執法機關，在執法機關采取非法手段調查收集證據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拒絕，并在以后訴訟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項訴訟行為，最有效的莫過于其無效，而想制止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宣告其違法獲得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從而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實踐中，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不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要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研討會

非法證據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能促進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在刑事訴訟中確立，存在一個價值權衡的問題，如果允許將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證據，對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實現國家刑罰權是有益的，但這樣做是以破壞國家法律所確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為代價的。反過來，如果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又會阻礙對犯罪的查明和懲治，這與該國的刑事訴訟目的、主導價值觀念，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程序等因素都是相關的。該規則的確立，是一國文明水平的標志，它體現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即從懲罰犯罪第一到注重保護人權的訴訟觀念的進步。

編輯本段法系比較

程序不同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采取強制排除主義。而在德國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相應性原則，或稱權衡理論，法官首先確定所爭論的證據的取得是否違反了法治原則，如果違反了，必須排除該證據的適用。如果沒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決定是否排除有關證據。這招致了強烈批評，認為這樣做只會讓偵查機關心存僥幸，促使偵查機關為破獲大案而不擇手段，因為只要能夠借非法證據破獲更大宗的犯罪，則取證行為的瑕疵或非法將弱化，不會導致相關證據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證中的違法行為。德國的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著重于保護個人權利和執法需要兩者之間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國以案例方式確立各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方式。德國以德國憲法為根據，具體的規則體現在其刑事訴訟法中，案例沒有法律效力。

搜查與扣押的關系不同

在美國，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則搜查后扣押的證據就是非法證據。而德國則把搜查和扣押分開來分析，即使搜查是違法的，也不必然導致通過該搜查行為所獲得的證據被排除。編輯本段適用范圍

1、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包括信息）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它構成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內容。這些非法證據的取得，主要發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過程中。

在美國，進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須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該理由必須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經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證據來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偵查過程中發現的證據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場時犯重罪或警察雖不在場，但有合理根據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況下，必須有法官簽發的逮捕證才能執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屬于一個合法的逮捕行為，或搜查得到當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況而使進入搜查是合理的行為的情況下，必須有治安法官簽發的搜查證才能進行搜查。而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程序極為嚴格。

逮捕并非取證行為，但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密切的關系：⑴在逮捕的同時會進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則搜查所得的證據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這種供述也會因為是“毒樹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等，如果在逮捕時違反任何一項權利，都有可能導致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系更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區法院提出動議，要求不得將在下列情況下所取得的物品當作證據使用：⑴該物品是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證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證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簽發搜查證所必須具備的合理根據；⑸搜查證之執行不合法。法官應當判定該動議有關的任何證據是否合理。如果該動議被批準，該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聽審或審判中被采納為證據。

2、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陳述。該憲法性的原則規定可分為五項獨立的規則：⑴不得強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證，即回答法庭的詢問，如果他自愿放棄這個權利，則可以作證，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詢問；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聽證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權拒絕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問題；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機構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脅，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權力的允許以獲得自白或陳述；⑷進行詢問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詢問之前必須遵守米蘭達規則，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師的幫助；⑸違反這些規則所取得的自白或陳述將被排除，不得用作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違法行為所作的完整的陳述，須具備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須是完整的承認犯罪；⑵供述必須承認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構成；⑶供述必須能證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進行推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訴訟中非常重要的證據。從警察的角度講，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對及時偵破案件和對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這樣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無意的濫用職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據聯邦憲法，如限制警察的權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賦予被告人沉默權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強迫和引誘等。任何用強迫、引誘、精神上和身體上的威逼，答應給予免于或從輕處罰的允許等欺騙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為證據采納，而必須在審判時加以排除。

言詞證據還包括承認，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對他自己的證據，分為陳述和行為。與供述不同的是，陳述可以是對犯罪事實的某個片段的認可。由于承認可能是以行為或下意識表示的，所以承認不像供述那樣有嚴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限制，從而承認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較小。

3、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的排除

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該含義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刑事訴訟的關鍵階段包括：⑴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的某些辯認的程序；⑵警察或檢察官試圖得到被告人有罪陳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辯程序；⑸法庭審判前的聽審程序；⑹審判程序。在這些程序中，如果沒有律師在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沒有放棄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則在這些程序中所獲得的有關證據將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則中特有的例外情形，還有一些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情形。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適用于大陪審團審理

在美國聯邦訴訟中還保留了大陪審團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審查證據，以決定證據的充足程度是否達到簽發起訴書的標準；⑵與起訴方合作，發現起訴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證據。由于大陪審團審理的結果并不是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所以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執行搜查、扣押的偵查機關本于善意相信自己執行的行為是合法的，縱然事后確認該搜查、扣押行為違法，則因此得到的證據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來。

3、反駁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證據不能直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但可以用來反駁被告人，證明其前后陳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編輯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

一般情況下，由非法證據取證過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提出排除非法證據。

2、提出排除非法證據動議的時間

傳統的方式是在審判期間，現在更多的則采用在法庭審理前提出動議。

3、聽審結果

由法官主持聽審的，由法官作出裁決；不是由后來決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較低級的司法人員主持的，由于其無權作出裁決，而只能作出建議。

（一）憲法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三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

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些規定從憲法的高度規定了公民的權利。

但是，關于財產的規定，以“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代替的財產，使得不具操作性。因為財產是否合法應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財產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權的權能可與財產本身分離，因而侵犯具體的財產未必涉及財產的所有權。

（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刑訴法第91－118條對證據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較明確、細致的規定，但缺少在對有關財產進行搜查和扣押時對偵查人員的限制的規定。特別是搜查證在中國由公安機關負責人簽發，與大多數國家由法官簽發大不相同，實際意義不大。

（三）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鑒于刑訊逼供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又下發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

從上述規定看，中國似乎已經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實際上并沒有形成一種制度，沒有相應的實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論研究。

編輯本段規范體系

1、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要兼顧追訴犯罪和人權保障，涉及到國家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分配和運用，因此它又是一個憲法問題，故應完善憲法的有關規定，特別應在《憲法》中明確：個人的人身、住宅、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訴訟法》，借鑒美、德等國的經驗，結合中國國情，對排除非法證據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具體應包括：⑴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刪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反對自證其罪；⑵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⑶放寬對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限制，訊問時應當有律師在場；⑷完善第43條，明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包括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一概不得作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⑸明確威脅、欺騙、引誘等概念，分別合法與不合法的情形；⑹將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權力賦予法官；⑺細化一些規定，包括在何種情況下始得于夜間訊問或搜查；⑻對一些新的偵查手段，包括竊聽、網絡監控、利用儀器探測等，也要有所規定，明確何為合法搜查。等等。

3、出臺《證據法》，明確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結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實踐，確立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體系。

第五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出臺，從法律上規定了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內容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實體性規則，主要是對非法證據特別是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規則，主要是對排除非法證據問題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包括具體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對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標準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對非法證據的排除設置了怎樣的具體程序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對如何排除非法證據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這也是本規定的主要內容，對于避免因為采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說來，該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步驟：

1、程序啟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2、法庭初步審查。程序啟動后，法庭應當進行審查。合議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可以直接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由公訴人對取證的合法性舉證。

3、控方證明。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4、雙方質證。公訴人舉證后，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5、法庭處理。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裁定：如公訴人的證明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法庭確認該供述的合法性，準許當庭宣讀、質證；否則，法庭對該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結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于非法言詞證據。

第二條 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條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中，對于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

第四條 起訴書副本送達后開庭審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被告人書寫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告訴，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或者其辯護人作出筆錄，并由被告人簽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應當將被告人的書面意見或者告訴筆錄復印件在開庭前交人民檢察院。

第五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之后，應當先行當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調查。

第六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第七條 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規定，建議法庭延期審理。

經依法通知，訊問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作證。

公訴人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未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不能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

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第八條 法庭對于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

第九條 庭審中，公訴人為提供新的證據需要補充偵查，建議延期審理的，法庭應當同意。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到庭，法庭認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審理。

第十條 經法庭審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可以當庭宣讀、質證：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未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

（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已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

（三）公訴人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

對于當庭宣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應當結合被告人當庭供述以及其他證據確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一條 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十二條 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第一審人民法院沒有審查，并以被告人審判前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檢察人員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被告人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三條 庭審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是非法取得的，舉證方應當對其取證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對前款所述證據，法庭應當參照本規定有關規定進行調查。

第十四條 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五條 本規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