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論：我國領導人的選舉方式

再論：我國領導人的選舉方式

前言：本人曾多次在網上撰文論述，我國領導人的選舉方式。不少網友們對話題

頗感興趣。為此，今天博主再次提筆論述本話題，以供網友們在新春（年）來臨之際一讀。

一、我國當前有一部完整的選舉法規：

我國有選舉法，始于1953年，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選舉法，后在50年中前后曾有六次的修改，才達到當前的三平等的選舉原則，三平等是指人人平等、地區平等與民族平等。

二、當前我國是怎樣進行領導人選舉的？

1、我國家各級領導人的選舉已在各層次中開展，民主自由的選舉，但還未實行像臺灣那樣的直選方式，以我本人看來，臺灣的直選方法，也不是十全十美無暇可擊的，它既浪費人力，又浪費財力，更深層次地還會得罪不少人，加上污蔑、奧步、沫黑、賄選等都會隨選舉的深入相繼而生。

2、當前我們在各級領導人的選舉，已在各個層次中開展民主自由的選舉，如：鄉級、縣級、市級都在推行民眾推選。結果反映良好。在我國歷史上像選天津市市長李瑞環，上海市市長朱鎔基都不是上級指派的，而是通過民主協商與選舉候選人的發表競選講話的通過方可上任就職的，至于中央高層的領導，每五年亦應由全國人大代表進行投票選出，以我看來，這樣的選舉方式，仍可使平民百姓接受，唯獨不夠的就是候選人還應增加競選講話，也可適當增加一些差額選舉候選人在電視屏上的施政亮相與演說。此舉可平息一些老百姓總認為人大代表就是橡皮圖章作用之誤說。今年我國約在10月份就要進行國家領導人換屆的大選，當拭目以待。

結束語：毛澤東在世執政時，對領導人干部的任職制，亦作了多次的論述先是他

在1957年時主動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一職，此舉受到當時民盟中央常委～陳銘樞先生的好評，說此事是天下之至公，大勇大仁所為也，陳銘樞先生還引舉了美國開國元首華盛頓總統與之相比。但令人婉惜的是毛澤東在晚中期卻表現不佳，他自己不想當國家主席，倒過來也不想讓別人當國家主席，此舉有悖法理，更不乎合民主的意愿，好在今天我國有一部完整的選舉法，尤其是通過改革開放，人們一定會在今后的選舉中，貫徹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選舉，讓人們拭目以待。

周國俊寫于2012年春節前夕

1月18日于紫薇園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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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美領導人選舉的比較

中美領導人選舉的比較

金融學院 國際貨幣與國際金融11 李瑞欣 2011310328

引言：正值中美兩國領導人選舉之際，本文著重比較二者外在表現和選舉制度的不同，同時分析其不同之處的產生原因，并做進一步討論。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與中國共產黨換屆黨代會在時間上有著罕見的接近性，“你剛偃旗息鼓我便登臺唱戲”的場面很自然地引起了專家學者、媒體和普通民眾的廣泛興趣。不管是歷史證明還是現實需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稱職與否都將對國家的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這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一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一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各不相同的領導人選舉將分別為兩國輸入怎樣的新鮮血液，她們又將在各自領導人的帶領下走向一條怎樣的發展之路呢？

一、兩國領導人選舉不同之處

1.外在表現不同

美國的總統競選，是一個“馬拉松”式的過程，甚至可以說，在上次總統選舉剛剛落幕，下一次總統競選就開始了，實際上，那些有意問鼎白宮的人，多年前就在為此儲蓄政治資本了。在大選年的前一到兩年，他就得開始行動。選擇適當的時機正式宣布競選黨的提名候選人，并建立一個得力的競選班子，籌集資金，雇傭競選顧問，成立正式的競選組織，投入預選。因此，在大選最熱之時，選民拉標語、喊口號，競選者周游演講，激烈辯論，唇槍舌劍，你來我往，好不熱鬧。相比美國選舉的“熱鬧”，中國的選舉就“沉寂”了許多。中國人民對于選舉的平靜和美國選民的熱情火爆形成鮮明對比。中國領導人的選舉，實際上更像是一個領導團隊的平穩交接。每一代領導團隊都是富有豐富基層工作經驗，經得住考驗的，在上任前都要經過幾年的考核觀察才可順利交接。經過多年的沉淀，中國的選舉看起來平靜許多，這也是情理之中的。

2.選舉制度不同

兩國選舉制度可謂有天壤之別，下面僅就幾個方面做簡要比較：

（1）經費來源

歷史上，美國的選舉經費曾來源于大財團、大富翁的捐助和政黨的支持。現在,美國候選人競選經費則主要來源于:候選人本人及其家族、政黨資助、政府補助、政治行動委員會捐助、公民個人捐款。此外,選舉經費還可以通過捐助音樂會、籌款聚餐會、發表電視講話等多種途徑獲得。盡管如此，美國總統大選的耗費之高，還是令人咋舌的。比如今年美國大選費用近60億美元的估算額的確是有浪費之嫌。

反觀中國，按照現行選舉法第八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代表大會的選舉經費,由國庫開支。”二者不同，顯而易見。

（2）選舉過程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美國總統的產生方式。美國總統非直接民選，而是由各州依人口比例委任選舉人團代表選出。獲得一州相對多數選票候選人，其所屬政黨可推選該州所有的選舉人團代表。各州選舉人團代表皆為民選。這種選法有些特殊之處。例如說，獲得全國最多普選票的候選人可能未獲最多的選舉人票，這

種情況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三次。另外值得一提的還有選舉團制度。美國憲法規定，美國總統由間接選舉產生。擁有投票權的人稱為“選舉人”，由各州分別推派，再由各州選舉人組成“選舉團”，集中在本州的州府投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各州選舉人的人數等于該州派出的參議員人數和眾議員人數之和。美國憲法規定，不論州大州小，每州各有兩名參議員，國會眾議員依據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名額選出，美國人口普查每10年進行一次，依普查結果重新分配眾議院議席。應該說，這種制度反映了其對于精英和民眾關系的深入思考，也是建立在立憲初期獨特時代背景之上的，建國200年來，雖評價不一，但仍然一直沿用著。

再讓我們看看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方式。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國家領導人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決定。選舉國家機構領導人員的程序，包括推薦候選人、討論醞釀候選人、確定正式候選人、投票選舉等幾個步驟。國家主席產生程序一般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召開期間，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會議主席團，會議主席團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提出國家主席、副主席的候選人名單，由各代表團討論。然后，會議主席團根據多數票原則確定正式候選人名單，用等額選舉的辦法，提交大會表決，產生國家主席和副主席。

（3）選舉規則

除此以外，中美兩國選舉規則也略有不同。美國的國會議員由各州選民直接選舉產生,采取多數選舉制度,美國人稱作“相對多數制”,即在應選名額只有一名的情況下,得票最高的候選人當選,得票數不要求超過有效選票的半數,也被稱作“領先者當選”制度。而中國在一般選舉中均采用以過半數票獲勝的絕對多數制。

二、兩國領導人選舉不同之處的原因分析

1.意識形態的差異

從歷史文化的發展來看，美國是移民國家，各個不同的民族，文化，語言，習慣混雜在一起。所以，整個國家的政治見解十分多樣化。同時由多元文化混雜的歷史經驗又使他們善于處理這樣的情形，因此不同的政治思想又可以不分主次的共存。由此看來，在美國兩個政治意見相左的人可以一起喝酒，奧巴馬會善意的挑選一些共和黨人加入民主黨為主的內閣這樣的現象也就不難解釋。

而中國雖然也是個多民族國家，但歸根結底還是屬于統一文明、血緣體。因此，中國人擁有近乎同樣的文化習慣以及民族認同感。所以，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更善于處理的是統一文明體內部的統一與和諧，否則會產生混亂，甚至戰爭。這也是為什么經過近百年的斗爭后得出了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和民主集中的政治生活方式兩個結果的原因。而且，至少在目前看來這樣的政治體制是穩定的，而穩定又是中國持續發展的前提條件。

中美兩國有不同的歷史文化，也因此有著不同的意識形態。兩國的政治制度，包括選舉制度的不同，都是很正常的現象。事實上，各國有各國的環境，每個國家都會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來決定自己的行為方向。因此，不論是美國的民主大選還是中國以領導人團隊形式的平穩交接，都是符合兩國政治文化特點的。

2．政治制度的差異

除了意識形態之外，兩國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同的。美國政治制度的特點之一就在于以公開選舉的方式決定其執政黨和政治領袖。這種方式不僅適用于國家首腦及其官員的產生及更替，也適用于各級地方官員的產生和更替。這種官員的產生和更替方式導致了美國政壇“輪流執政”的現象，這一點從美國總統大選鬧得

沸沸揚揚的“驢象之爭”就可見一斑。

而中國的政治制度，眾所周知為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本國探索人民民主制度時，實行的是“選舉民主”加“協商民主”的方式所帶來的。除此以外，與美國各黨派提出相異的政治思想不同，中國領導者即中共最高層的態度也是十分鮮明而不可動搖的。正如十八大報告指出：“一定要堅定不移沿著這條道路前進，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誠然，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仍處在發展階段，有一個不斷完善、成熟和定型的過程。但是其正確性已經在一次次危機的化解和現階段整個國家各方面繁榮發展的大背景下得到了證實。

要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完美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制度模板。從傳統的西方政治制度到由中國特色的政治協商制度，每個國家都應該探索適合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尋找符合本國國情的政治邏輯。

正如上文分析所述，中美兩國領導人選舉不管從外在形式還是內在制度都是不同的，產生原因也多種多樣。但是我們發現，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從政治制度兩個角度分析，在導致選舉方式不同的同時，都遵循了一定的規律，那就是符合本國國情，符合政治文化特點，符合未來發展方向。事實上，我想無論各國領導人以怎樣的方式選舉，只要能夠選出適合本國情況，能夠帶領國家朝著繁榮昌盛方向發展，就都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篇：再論遵義會議

再論遵義會議

——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

歷史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有時往往令人異常驚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歷史一分為二，成為前后兩個14年。這個中間點，既是黨的歷史第一次由“左”的錯誤瀕臨絕境走向正確的轉折點，也是黨的領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線。

重溫這段歷史，深入分析遵義會議前后的若干重要節點，科學地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對于全面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發展不無裨益。

一、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三個改變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其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伍修權在《七律·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

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一）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

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

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二）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參見《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頁。)別的不說，中央蘇區在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進入鼎盛時期的總人口才400多萬，紅軍只有13萬。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時，中央蘇區已丟失一些區域，還要擴紅1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參加長征時只有8.6萬多人。

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

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

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三）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頁。)

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頁。)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不僅二渡赤水后搶占婁山關、重進遵義城，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變了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中央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

上述三大改變，最重要的是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改變。有了這個改變，才有思想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的改變，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

二、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是與其前后召開的系列會議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講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講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對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會議則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筆者在做現場考察的“長征行”時，了解到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間，比較重要的就達20多個，除遵義會議外，還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與這些會議的關系問題。

（一）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準備的系列會議。

1.通道會議。

這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20萬軍隊。面臨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可能遭致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中央領導對于紅軍的進軍方向發生了爭論。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加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反對北上湘西并陳述了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貴州，但沒放棄再去湘西的主張。只有李德頑固地堅持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

會議為了爭取博古，只決定立即西進黔東。這樣，通道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

2.黎平會議。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里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頁。）

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另外開會，討論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

3.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達甕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仍頑固地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他們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在1935年1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一定的組織準備。

（二）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

1.“雞鳴三省”會議。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不斷發生變化，就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2月5日，軍委縱隊到達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2.扎西會議。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云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中央領導人分別向中央紅軍各部傳達，并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

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會議還鑒于川滇追敵有向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在川滇黔邊先作發展；為便于機動連續作戰，還對中央紅軍各軍團實行整編，充實紅軍作戰力量。會后，紅軍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

3.茍壩會議。

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兵力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占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五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于是，蔣介石飛抵重慶“督剿”。為了粉碎敵軍圍攻，也為了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里的茍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3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

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到周恩來處，兩人去找朱德，三人認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第二天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

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對中央政治局負責。隨后，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只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茍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由于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對于毛澤東而言，茍壩會議顯然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

（三）辯證地認識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

為了把握好遵義會議與前后一系列會議的關系，通過對上述會議的考察，筆者形成了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認識的三個方法論原則。

（1）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

（2）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

（3）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

據此，對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講兩句話：

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既要講“過程論”，即把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也要講“合力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這次偉大轉折發揮了作用，同時還要講“鏈條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都是實現黨的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環節。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歷史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從這幾個方面說，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義會議的結果，而應看到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講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并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說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充任這一系列會議中的重要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

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正路線之亂（軍事領導方面）。

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只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于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證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

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更加凸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的正確決策，并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這兩句話是什么關系呢？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因此，講遵義會議所產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既要講前一句話，還要突出后一句話。

三、以遵義會議為界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個14年

對遵義會議歷史意義的認識，既要放在那段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考察，還要放到整個新民主主義歷史進程中進行分析。歷史的發展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習近平在談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關系時說：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的歷史進程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作為兩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而言，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就兩個歷史時期的曲折發展而言，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八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樣，遵義會議前的14年，建黨之后參與領導的頭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首度輝煌，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這兩個轉折點，都處于黨的歷史發展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危急關頭。

——再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30多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此一樣，遵義會議后的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那么，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呢？筆者在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方向校正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但是就辯證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而言（既要從前往后看，又要從后回頭往前看），這個思路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先看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一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

四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

五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準備。

與此同時，要正確地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講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史。在那14年，正確的指導思想還是主流，犯錯誤是第二位的。右的錯誤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過半年左右；“左”的錯誤主要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只有4年。

——講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只是就其成熟性、穩定性而言，并不是說黨的歷史只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領導都不算數。如果這樣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誤讀。

——就是在黨犯錯誤時期，廣大黨員和黨領導的廣大群眾，還有從基層干部到高級領導干部，為革命仍然做了許多工作和巨大貢獻。自土地革命戰爭起，開辟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革命根據地，形成的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和長征精神，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鑄就的。這些革命精神永遠感天動地，熠熠生輝。

——對犯錯誤的領導人也要具體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錯全錯”的形而上學思維定勢。陳獨秀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張建立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也是應當肯定的。

（二）再回過頭來看，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

這后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陜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消滅 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并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于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筆者以為，以遵義會議為界把民主革命的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 14年，并且從前后兩個方面來辯證地、歷史地認識我們黨的這段歷史，有助于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認識黨領導的 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第四篇：2012思想匯報：中美領導人選舉的不同

尊敬的黨支部：

美國的總統競選，是一個“馬拉松”式的過程，甚至可以說，在上次總統選舉剛剛落幕，下一次總統競選就開始了，實際上，那些有意問鼎白宮的人，多年前就在為此儲蓄政治資本了。到了大選年的前兩年，其中有人就開始了直接行動。在大選年的前一年，他就得選擇適當的時機正式宣布競選黨的提名候選人，并建立一個得力的競選班子，籌集資金，雇傭競選顧問，成立正式的競選組織，投入預選。

總的來說，目前的美國總統選舉需要經過四個階段：候選人提名、競選、選舉總統選舉人，最后投票選出總統。為什么總統制之職這么熱門呢?因為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最高領導者，美國總統的權力與影響力極大。總統同時是美國行政部門的最高領袖與三軍統帥。根據現行的美國憲法，美國總統任期4年，可以連任一屆。在行政方面，總統有權處理國家事務和聯邦政府的各種工作。在立法方面，總統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任何法案。在司法方面，總統有權任命聯邦最高司法官員。在外交事務方面，總統是負責處理對外關系的主要官員。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不同，中國的選舉方式和主席的權力與美國有很大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四十五周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可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則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有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的勛章和榮譽稱號，發布特赦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的權利。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動，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和廢除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定。而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義也是軍委主席，所以，達到了軍政統一。所以也說主席的權力也很大。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美國是民主共和國家，也是資本主義國家，國體和政體均不同，可是卻都通過選舉的方式來選出國家的領導人，說明現在人們的選舉意識很高，社會以及國家越來越為人民服務。

匯報人：好范文

第五篇：再塑企業文化論

再塑企業文化論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除了它的產品與服務的竟爭能力外，企業文化，如何塑建企業的整體士氣與商品竟爭精神，一、現狀

企業文化，企業精神，是企業管理的老課題:論述其內容的文章數以千計。不管怎樣講，其基本原則還是那幾條:以什么文化為基調? 以什么文化排除其他文化的干擾?以什么文化進行建立?以什么文化進行開發、并使其成為企業發展的精神動力?天皇神權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住，伊斯蘭教義是“圣戰”的火舉，“大同世界”理想曾鼓午萬千志士仁人拋頭顱、灑鮮血、浴血奮戰。那時失敗了，人就可以剖腹自殺，誓死不降，而今天還能不能收到那種奇效，確是個迷，1、人本觀。自我中心，人本價值，這是西方正在建立的倫理體系。它的核心是“自我設計與自我實現”，進而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2、金錢觀。金錢萬能，金錢至上。

4、價值觀。為人類社會作貢獻，為解放事業與社會主義奮斗，死得其所與重比泰山的理論，今天沒有多少人聽了，特別是一些年青人。在他們的眼里，要出名就得有絕招，就得堅持“流芳百世” 與“遺臭萬年”的等同原則

5、人生觀。人生就是為了吃、喝、玩。

6、竟爭觀。竟爭，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要生存，要發展，就要竟爭。竟爭的實質，就是犧牲對手，發展自己。在竟爭的詞典里，永遠找不到“好心”，“誠實”與“仁慈”。

7、文學觀。文學藝術是陶冶人們情操的重要形式。應重視文學作品對讀者的影響!搬上午臺的毛澤東與周恩來，贏得人們的好評，不僅因為他們是勝利者，而且還因為他們是獻身革命、鞠躬盡力、奮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今天，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需要成千成萬開拓型的企業家，午臺上應樹立他們高大的形象:頑強、靈活、不為失敗所摧，不為勝利所驕，看準目標奮勇前進。這對創業者是一種感染與鼓午!但與此同時，淫穢片、兇殺片、打斗片大量上市。未成年人、青年人及一些不肖之徒的作惡犯罪，大多是從電影與電視上學習的。在文學藝術領域內，不能只講求微觀效益，還要講求社會效益。

8、傳統文化觀。

9、宗教觀。

10、丑陋論與寫實論。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對立的統一體。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壞，有善就有惡，不可能只好不壞，也不可能只壞不好。必須一分為二，不能一點論；必須指出矛盾雙方的主與 次，不能以偏代主，也不能以點代面。這就是唯物辯證法。

總之，雖然馬列主義世界觀、社會主義市場經營意識與中華倫理還是大多企業文化的主體，但在上述思潮的浸蝕下，已呈現為千瘡百孔、已無完膚好言了，其“肉”也被挖之殆盡。如果不用鄧小平的“根本指針”為指導,再塑中國企業文化，任其泛濫下去，不僅會嚴重地損害企業的市場形象與經營竟爭能力,還會嚴重的損害中華社會美德,變為社會性災難。這是十分嚴峻的問題。

二、原則

我國傳統的企業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些已被商品經濟的意識文化所革新，有些則遭到嚴重破壞，呈現為復雜狀，21世紀都不會改變。我們如何在這種多極文化中確立社會主義企業文化的主脈絡，就是一個大課題。其基本原則應以中華倫理為基因，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市場經濟意識為主脈絡，建立多極文化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年青人進行人生觀與理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其中道德是基礎，應放到首位抓。周恩來說，他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黨人。中華道德是中國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具備了中華美德，才能談得上更高的政治信仰。沒有道德，沒有美德，就談不上是合格的社會公民，更成不了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有道德，這是最低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更高的要求，就是具有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或稱之為“四有”。

對中華倫理的研究,已是世界性的研究熱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龍”以及東盟各國，加上近幾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中國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引起世界極大的關注。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文化的有機結合，中國本土文化基因嫁接現代電子技術,以每年10%的高速遞增向世界展示了一種非西方經濟的發展模式。他不是以新教倫理為文化基因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而是新型的后發現代化。這個論點最早是美國經濟學家格中克龍提出來的。他在<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一書中，首先提出 “后發優勢”的論點。東亞工業、特別是中華工業模式中的溫和極權主義與自由市場機制相結合的高速發展模式，既是向西方的“自由唯利”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的挑戰，也是向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的挑戰。70年代后，有人提出“儒家動力論”，把東方地區工業發展的成功歸為儒教文化的薰陶，認為儒家傳統文化，即關于倫理道德與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及其價值觀念，是東亞工業高度發展精神動力。美國學者卡恩在<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經濟發 展>一書中提出“新儒教國家”的概念，把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亞地區稱為“亞洲倫理工業區”。他認為儒教倫理對人的培養，將促使新儒學社會比其他文化的社會具有更高的潛在增長率，能促使社會經濟更加有效地增長。儒家動力論倡導文化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復興，強調發揮傳統社會的現代潛力。我國的臺灣學者劉述先也寫了本<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認為儒家思想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還應借助于儒家倫理。中國的發展，即獨立自主，對等貿易，多出口，多儲蓄導致經濟高增長，減少了國民經濟對外的依附性。這不是“脫鉤”，而是加入世界市場與參加國際分工，充分利用國際產業梯度進行轉移，從依附向獨立自主型轉化。這是東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起飛的新模式。

管理學認為，管理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是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的人。如何正確地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就成了管理人的關鍵所在。日本與“四小龍”認為，儒學思想確使他們減少了許多人際關系上的麻煩，成為他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是儒學思想的發源地，更應借助儒家思想整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凈化社會空氣。這是基礎工作；在此基礎上，以愛國主義與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標熏陶他們，培養他們高尚的情操。基礎工作更為重要，建議在中小學開設儒學課。

三、建設

在建設企業文化時，應按照有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這個大前堤來確定。它雖涉及的內容很多，但卻可以歸為三大類，即中華倫理、國家大法與商品經營，簡稱為儒、法、商。

法，包括政治信仰與國家大法，即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與國家的憲法、經濟法等；商，包括產品制造與商品經營的知識，等。筆者僅就倫理作以說明。

倫理屬于上層建筑，是國家法律的補充。但它的廣延性、群眾性與社會基礎的深厚性，遠非法律可比。中華民族是個古老的民族，其傳統文化也源遠流長，倫理的基礎也極為復雜，其中的三大教一般被認為是中華倫理的主體。這就是佛、道、儒。佛教認為，生、老、病、死、苦是人無法繞過的大關，是人無法逃避的現實。怎么辦?遁世出家，逃出塵世，忍讓為先，多積善行，死后升天。相信這種理論的人，今天只有佛教徒了。道教認為，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為本源，以陰陽相交促其變化，并按照自身規律而動。怎么辦?清心寡欲，順其自然，無為而待。這種無為哲學，今天也沒有多少人熱衷。唯有孔夫子的理論，今天還有其積極意義。它的大前堤就是人們都要生活在集體與社會中，每個人采用什么行為標準處理個人與集體、與社會的關系，才不致使集體與社會混亂，唯持集體與社會正常功能的發揮，維持其正常運轉?他們提出五個字，就是仁、義、禮、智、信。“仁”是其中的靈魂。

什么是“仁”?唐代韓愈的定義為:“博愛為仁”。后人就此認為仁即博愛，博愛即仁。這種理解過于狹隘，“仁”的含義遠遠不至于愛!“仁”的第一種含義是“核”。“核”是核心，正象桃核與 杏核；而這種核的核心，又是它們的仁。這種“仁”，是形體的根與源。這就是說，有什么樣的仁，就有什么樣的形體，進而引申為人們的行為。“仁”是出發點，是本源，是根；從這點出發，會成為形形色色的“果”，會形成各種各樣的人的行為。這些行為，以 “善”定性，以“善舉”概之。基本框式是:修身齊家平天下。修身 是前堤，是基礎，其核心是“正心、誠意”，“勇者不懼”，“匹夫不可奪志”。“志士仁人”，立志為仁；“殺身成仁”，為仁獻身；“不成功便成仁”，成不了仁就死，等。在修身上，儒教強調 “智仁勇”。<禮記·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能成此，也即本來的“人”，也即還本面目的“人”。這都是標準，如何才能達到?儒論強調教與學。諸如“因材施教”，“學問思辯”，“溫故知新”，“舉一反三”，等，特別強調“格物致知”，即窮盡事物而達到認與知。

“仁”的第二種含義，就是“形”。“形”，是指“仁”字的 結構，它是由“人”與“二”組成的。一個人就不存在人際關系，兩個人就有了人際關系，三個人就成了社會關系。如何處理這種人際關系，就是“仁”字的用途。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主要的標準就是四個字:義、禮、智、信。義薄云天，克已復禮，居敬窮理，誠開金石，就是這些標準的絕好說明。

儒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現在，世界上先后出現了四次孔子研究熱潮。孔子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論語>的發行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日本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將自已的經濟起飛的一個原因，歸為孔學思想的傳播。孔學的生命力，不是采取排他方式確立的，而是在多極文化思想竟爭中發展起來的。將儒論移植于 “仁”，移植于現代職工與經營者的心中，就會產生巨大的以誠感招、以誠開拓的社會效應，人們的欺詐與野蠻經商就會變為文明經商，社會風氣也會為之誠樸與自然。

具體建議:

1、抓教肓。職工的思想陣地，永遠不會“空白”，你不占他就會占，誰的力量大，誰就會“安家”。這種“家”，一旦安下，就很難被“趕走”，如果一旦被趕走，要重搬回來也很困難。所以，就要在掄先“安家”上下功夫。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等理論去占領他們的頭腦。當著這些理論占據了他們的頭腦，他們就會將其他思潮視作“異端”，視作“斜說”，從而達到抵御的目的。這種扎根工作，應從幼兒園作起，而且盡可能全民化。

2、啟發思維教育。啟發思維，進而達到創造思維，這是我們進行教育的基本方法。孩子放學回家，西方人多問孩子給老師提沒有提問題，而我們中國人總是問孩子聽沒有聽老師的話。西方教育側重孩子思維，中國教育側重孩子守規。守規教育過多，就不利孩子成長。大學也是老師講，學生記，記的越多，背的越多，就能得高分，這能培養出開拓型的企業家?!如何進行啟發思維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課題。

3、挖天性。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是與生俱來的，當然，后天影響也很大。例如，人的尊重欲與好勝欲，順境者多則建，逆境者多則摧。強化人的好勝欲，激發人的求勝本能，就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靠強化人的求勝欲，發展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自強不息，好爭好勝，雄立世界民族之林。我們的企業職工，如果求勝欲得不到滿足時，即企業經營失敗時，就要自殺，那我們就會無往而不勝。保護好勝心，激發好勝欲，使小孩從小就養成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性格。這種頑強兒成為企業的職工，成為企業的經營者，企業就會大見成效。

4、推行“倍增計劃”分配原則。它的基本原則是:⑴、硬指標。目標一旦確定下來，絕不隨意變動，達不到目標，即是差一點，同樣不給回報；達到目標，即是沒有超，同樣給回報。這樣，就將全體職工的注意力引向“企業的目標值”。⑵、發展型。企業的發展，不充許有“山峰”與“山谷”之分，只能有“高速”與“低速”之 分。這就要求企業的計劃指標不能低于歷史最好水平，達不到，就要采取斷然措施，包括處理暫時用不上的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并進行裁員。⑶、達到目標后就兌現，絕不許空頭愿，使職工的收入與企業的經濟效益同步化。英國二次大戰后，要求職工“勒緊褲腰帶恢復戰爭創傷”，得不到國人的合作，最后以失敗告終；而日本則推行“倍增計劃分配”，就獲得成功。今天，大講延安精神，同樣得不到職工的支持。

5、進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有些至今還有很強的生命力，如古代的一些管理思想，領導與用人藝術，特別是儒教處理人際關系的理論，等。這種教育，不僅僅是繼承，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激發其愛國心與廣博知識。進行傳播教育時，不要單打一，而應將各個流派的觀點都擺出來，讓他們進行比較選擇。同樣，講馬克思主義時，也應將其他“主義”拿出來共嘗，以增強其識別力。這種比較、鑒別的教學法，遠比強輸法好。

總之,倫理,習俗,道德,觀念,主導原則,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市場行為的展現等企業文化,是在學習中生,在制度中定,在輿論中長, 在獎懲中果。關鍵就看我們如何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