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論清初的“復明運動”

再論清初的“復明運動”

2014-09-16 10:52:11 《復旦學報：社科版》 蔡克驕

顧誠先生的新著《南明史》出版后，在學術界引起了反響，清初歷史又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清朝實現對全國的統治，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艱難過程。在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下，幾十年間，抗清起義戰火連天，復明運動風起云涌。斗爭前仆后繼，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跡，洋溢著多少不屈不撓的民族正氣。自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中專章論述柳如是、錢謙益進行的旨在推翻清朝恢復明朝的政治活動“復明運動”后，人們知道，在清初社會，在清朝的嚴酷統治下，在全國相當范圍內存在著一個長期的、廣泛的、有組織的復明運動。《南明史》以其豐富的史料，再現了這一生動的歷史畫卷。其中多處提到復明運動，敘述了錢謙益、李之椿、賀王盛等的復明大案，特別是對張名振、張煌言的三入長江之役的分析，指出這是“由內地隱蔽著的復明分子錢謙益、姚志卓、朱全古、賀王盛等人經過調查研究，秘密策劃，東西聯絡后形成的，決策者是掌握永歷朝廷實權的秦王孫可望，積極執行者是定西侯張名振等人”。[1 ]這是對復明運動十分精彩的闡述。在對顧著《南明史》的眾多評論文章中，筆者注意到有對“復明運動”采取全面否定的觀點，認為“所謂復明運動，不過是漢族統治集團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與軍閥的垂死掙扎”[2]。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特撰文加以討論，以就教于方家。

一、復明運動是民族矛盾的產物

1644年，清兵入關。清兵入關后，滿洲貴族在籠絡漢族官僚地主、并血腥鎮壓農民軍的同時，以征服者自居，對漢族廣大人民和中小地主施行高壓的民族征服和歧視政策。從順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開始，即以殺戮立威，“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大順和弘光政權相繼被摧毀后，清廷悍然下令全國男性官民一律剃發，“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3]以“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野蠻手段強迫漢族百姓改變自己的風俗習慣。順治元年十二月，清廷發布圈地令，“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內所有皆其有也”[4]。圈地之外又有所謂的“投充”，威逼失去土地的漢民投充到旗下為奴。漢民忍受不了奴役而逃亡，清廷為維護滿人的利益，嚴厲推行“緝捕逃人法”，“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右及十家長、百夫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1]。這種把滿族落后的社會制度和生活習慣強加于漢人的措施，危及漢族和其他民族各階層的切身利益，它不可避免地在全國各地受到普遍抵制，激起各地人民的憤怒和反抗。清廷定都北京之日，正是民族矛盾代替階級矛盾，急劇地上升為主要矛盾的開端。“復明運動”正是基于清朝統治的擴展，以及圈地、緝逃、剃發、屠城等民族壓迫措施的推行而發生的。

二、復明運動是清初民族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何齡修先生研究的一系列復明運動個案來看，各地復明運動勢力大致經過這么幾個階段：清兵所到之時，復明人士組織了武裝抵抗，或聚眾起義，或結寨自保，待武裝斗爭被清兵鎮壓后，復明人士便奔走于西南或東南沿海間與永歷政權、魯王監國政權或海上鄭成功抗清勢力取得聯絡，以圖恢復。當運動失敗后便長期隱名埋姓，積蓄力量，以待變化。

楊鹍空敕案：楊鹍，江寧人，曾在明督師盧象升標下任職，后在永歷政權中任參將，順治五年初，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在南昌，四月，清廣東提督李成棟在廣州反正。永歷決定派楊鹍去浙江，奉敕存問舊臣，并陰結其他義士，配合反攻。楊鹍利用填寫空敕，聯絡了一大批士紳。十年春夏間，余翔等為配合定西侯張名振北伐，準備榜文，略云：“明朝示：國勢中興，刻期將反正”。案發后，清方立即查緝，江南、山東、河南三處累計刑戮、戰死、自殺在百人以上。[5]

平一統、賀王盛案：平一統是活躍在山東一帶的榆園軍的綠林好漢、頭目，參加復明運動，永歷授其討虜前將軍，主要在長江以南，廣泛串聯、收聚從事復明運動的人員，并為南明軍隊斂取軍餉。賀王盛，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山東諸城知縣、兵部職方主事、太仆寺右少卿，李自成克京師，賀王盛迎降，任驗馬寺丞。入清后，賀拒絕出仕，從事復明運動。順治十年三月，明定西侯張名振北伐，率鄭成功部海師二萬直抵長江，駐軍崇明，清朝震動。賀王盛力圖聯絡永歷政權進行配合，派眭本、姚志卓到貴州，與永歷政權取得直接聯系。姚帶回永歷敕書、孫可望札檄，內有給賀的兵部侍郎敕諭。案發后，平一統、賀王盛等二十多人被處死。[6]

李之椿案：李之椿，弘光朝的光祿寺丞。弘光政權潰敗，之椿離官歸里，這時其家鄉如皋等地反清起義勃興，李之椿參予當地起義運動而被捕，出獄后，之椿為聯絡海上義師和永歷政權，遠游閩西，后來又移居湖州以求接近永歷、魯王監國兩政權和海上義師，后接受永歷政權招討督師閣部。以浙江嘉、湖一帶為基地，“黨結崇禎太子并河南安昌王子鎮國將軍及永安王、韓王等，暗通線索，分布黨羽于江、浙、魯、豫、梁、楚數省，意圖內應外合，轟動封疆”，以推翻清朝，恢復明朝統治。因此，清朝方面稱他為“叛魁李之椿”。李之椿從事復明運動八年，終被清廷破獲。卷進李之椿案的重要人物，單單被清政府刑場殺害的就達四十八人。[7]

魏耕通海案，也是清初復明運動的一大案。魏耕在復明運動中，殫精竭慮，出謀劃策，又風塵仆仆、奔走聯絡，先是投奔魯王，后轉奉永歷，他的活動重點一是針對秦隴，策動聯絡夔鄖山區義軍；一是促進、活動鄭成功、張煌言海師北伐，并聯系、協調英霍山區義軍進行配合。順治十五年四月，鄭成功議大舉北伐南京，魏耕聞訊，“遣死士致書煌言、延平侯鄭成功，謂海道三日，可直抵京口”。北伐失敗后，魏耕又曾“上書兵部尚書張煌言，備述敵情虛實，請以舟師再舉”。順治十八年，被人告發，第二年就義于杭州菜市。清廷為鎮壓江浙一帶反清復明活動并鏟除它的社會基礎，曾對湖州、紹興、鎮江、南京、蕪湖、杭州和寧波等地進行通海專案的重點清查，結果，“鎮江諸郡縣降者皆誅屠無遺，死徙者約數萬人”，金壇一縣“海寇一案，屠戮滅門，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8]。

李長祥，崇禎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起義軍占領北京后，被用為州牧。起義軍撤出北京之際，他逃奔南京，被弘光政權用為巡視浙鹽監御史。弘光政權覆亡后，拒絕降清，在浙東舉義。浙東義師雖眾，但難以抵抗清軍進攻。清軍挺進福建，浙江稍空虛，李長祥收集余眾，結寨山澤。其后，李長祥由監國魯王升授“總督部院敕印聯絡全浙”，被諸寨奉為盟主。后清軍向各山寨發起反撲，李長祥逃脫。失去了山寨、武裝的李長祥目睹各地比較強大的抗清義師都已被鎮壓下去，就轉移目光，開始寄希望于清朝統治者的內訌，認定降清各漢族藩王遲早可能有人造反，便南下逃到靖南王幕下，做策反工作。結果是清平西王吳三桂首倡叛亂，長祥滿懷復明希望趕到常澧前線見吳三桂，提出：“亟改大明名號以收拾人心，立懷宗后裔以鼓舞忠義”。吳三桂以為天下已在掌握，不愿興滅繼絕，李長祥很快因失望，“遂拂袖去”。[9] 由于當時國內民族矛盾的激化普遍存在，復明運動幾乎是全國性的。清兵入關后的戰爭，為的是鎮壓各種抗清勢力，大規模推行民族奴役措施，奪取全國統治權。正如前面所述，復明運動是基于清朝統治的擴展，以及圈田、緝逃、剃發、屠城等民族壓迫措施的推行而發生的。因此，它的性質非常明確，它與農民軍余部的抗清戰爭，東南沿海城市人民的武裝反抗，鄭成功的海上起義，南明各政權對清朝的抗爭以及歷次降清將領的反正等共同構成民族抵抗運動的整體，是清初民族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轟轟烈烈的民族斗爭高潮，所以能堅持二十年來，顯然與各種抗清勢力的相互支持和響應是分不開的。

三、復明運動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明朝的宗室、官員、將校、紳富，為了維護自己在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參與復明運動，與清朝作殊死的爭斗，這是不言而喻的。清初，在魯王、唐王被擁立的同時，各地自發的擁戴明朝宗室的反清活動，曾是復明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10]。這些自發性的復明行動，沒有跟當時反清斗爭的主力結合在一起，影響面不大。隨著度過順治初最動蕩的幾年后，清朝對江浙的統治漸趨穩定，漢族地主分化也日益嚴重，一些士子陸續出來應考清朝的科舉。而復明運動的參加者，仍堅持抗清的民族斗爭。

復明運動的參加者中，士紳很多，如楊鹍案中的余鹍翔、楊顯然、萬曰吉、耿章光、朱日新、葉士彥等都是進士出身，作過知縣。李之椿案中的沈士柱、楊昌祚、湯瓚禹、韓四維等也都是舉人、進士。這些士紳富有才華、重視氣節、盡心國事、干練清廉，是地主階級的出色代表。明末大儒劉宗周的殉國、黃道周的抗清，寧死不屈的節操，激勵他們積極從事復明運動。

農民、仆役、商販等社會基層群眾也是復明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如河南商丘張明宇在農民中活動，有人將楊鹍、張明宇填發的札付失落，被一老嫗于棉花田中拾得，“持之示人，乃永歷札付也，首之官”，案發被殺百余人。方省吾案中胡德山是儀真衛運糧的運軍，劉黨吾“素行無賴，慣作非為”。順治五年，浙江蕭山商販沈某、鋸匠張某“錐牛灑酒，集里中少年數百人，祭旗起義”。在泖湖起義中除賣菜傭錢應魁外，多有姓無名。這些事例表現出復明運動深入社會基層群眾的特點。

和尚、道士也是復明人士聯絡的重點。清廷指出：“海逆奸細多為僧道，潛游各處探聽消息”[11]。方外人士因僧裝道服利于隱蔽，隨處食宿利于深入城鄉山海，進行聯絡、偵察。與魏耕有聯絡的就有蘇州靈巖崇報寺的釋弘儲，浙江烏程道場山僧本源，蘇州橫山集福寺僧釋明盂，勞山道士曹珙等。平一統、賀王盛案中有一勞山道士張憲甫，“系海賊張名振的總線索”[12]。楊鹍空敕案中有廣西人古風和尚、揚州僧德宗參加。德宗利用他和金聲桓的關系，鼓動金聲桓反清歸明。

此外不少女子也投身于復明運動。錢謙益作為東林名士，明朝禮部侍郎和禮部尚書，清兵進入南京，竟然參予迎降，受到愛姬柳如是的斥責，后來深以為悔，共同從事復明運動。李成棟的愛妾趙氏到廣州勸李成棟起兵響應金聲桓反正，并以死相勸，促成了李成棟的反清歸明。

總之，復明運動是有各階級和階層參加的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活動，反清復明是遺民志士的普遍愿望，在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汪洋大海中時隱時現的反清復明運動，也是后來的洪門會黨產生的基礎。

四、復明運動是為恢復漢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滿清王朝入關后，強迫漢人剃發、改服滿人衣冠。這一政策對當時的政治形勢，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剃發和不剃發，在當時已不僅是一個風俗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在滿族貴族看來，只要漢人肯剃發，除去自己民族的傳統衣冠，就會斷絕其歸明之路，效忠清王朝。而明官和漢人則是把不剃發作為堅守民族大義的表現。剃發和不剃發成了降或不降的標志。

順治十一年，清廷要招撫鄭成功，封鄭為海澄公，擬將漳、泉、潮、惠四府地方讓其安插部眾。談判中，清使要鄭先剃發再開詔，鄭要先開詔酌議后再剃發，爭執數日不下，遂使這次談判破裂[13]。鄭成功一再在稟告其父鄭芝龍的信中提到：“遽然剃發之詔一下，三軍為之沖冠”，“試思今日之域中，是誰家之天下？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稽之錢糧，死億兆之生靈，爭區區頭上數根頭發，不特大為失策，且亦量之不廣也”[13]。可見清廷強令剃發這種錯誤政策，大大延緩了清初統一的進程。清初還有許多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或間接與剃發和衣冠之制有關。順治五年，已剃發降清的金聲桓，因未得清朝的封侯之賞而圖謀再叛，潛通于南明。適與清巡撫章于天宴會演戲，聲桓曰：“畢竟衣冠文物好看”。章遂上疏劾金有反狀，金得知后遂反于江西，令軍民盡依明朝服式，一時“城中委棄纓笠，積道旁如山”[14]。

從許多復明事例可知，復明，并不真正為恢復朱明王朝的統治。參加復明運動的志士，原均是明臣，但明亡后他們或投“順”或降“清”，并不死心蹋地忠于朱明王朝。而在復明運動中卻表現得那樣勇敢，堅定，壯烈。只計事之“成”否、“濟”否，事敗絕沒有否認“謀叛”、“同謀”，慷慨赴死。這正說明了他們的斗爭針對的是民族奴役和民族壓迫措施，他們要求恢復的是漢族的衣冠制度和漢族地主的統治權，而明朝只是漢族地主統治的象征。此后，有清一代，凡是反清，便以“復明”為號召，以蓄發（剪辮）、復衣冠為標志。太平天國起義在其《奉天討胡檄》中指出：“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發，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清末革命黨人，都以剪辮易服以示和清朝決裂。

綜上所述，復明運動是清初民族矛盾激化的產物；是在清朝統治區漢族人民群眾為反抗滿清政府的民族壓迫政策，為維護和恢復本民族衣冠舊制的斗爭；它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有強烈的民族斗爭特色。因此，那種認為它“不過是漢族統治集團中，最腐朽的大地主、大官僚和軍閥的垂死掙扎”的看法是片面的。

[收稿日期]1999-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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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治亭。南明史辨--評〈南明史〉[J].史學集刊，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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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再論遵義會議

再論遵義會議

——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

歷史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有時往往令人異常驚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歷史一分為二，成為前后兩個14年。這個中間點，既是黨的歷史第一次由“左”的錯誤瀕臨絕境走向正確的轉折點，也是黨的領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線。

重溫這段歷史，深入分析遵義會議前后的若干重要節點，科學地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對于全面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發展不無裨益。

一、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三個改變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其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伍修權在《七律·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

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一）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

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

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二）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參見《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頁。)別的不說，中央蘇區在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進入鼎盛時期的總人口才400多萬，紅軍只有13萬。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時，中央蘇區已丟失一些區域，還要擴紅1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參加長征時只有8.6萬多人。

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

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

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三）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頁。)

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頁。)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不僅二渡赤水后搶占婁山關、重進遵義城，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變了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中央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

上述三大改變，最重要的是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改變。有了這個改變，才有思想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的改變，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

二、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是與其前后召開的系列會議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講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講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對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會議則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筆者在做現場考察的“長征行”時，了解到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間，比較重要的就達20多個，除遵義會議外，還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與這些會議的關系問題。

（一）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準備的系列會議。

1.通道會議。

這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20萬軍隊。面臨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可能遭致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中央領導對于紅軍的進軍方向發生了爭論。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加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反對北上湘西并陳述了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貴州，但沒放棄再去湘西的主張。只有李德頑固地堅持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

會議為了爭取博古，只決定立即西進黔東。這樣，通道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

2.黎平會議。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里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頁。）

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另外開會，討論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

3.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達甕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仍頑固地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他們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在1935年1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一定的組織準備。

（二）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

1.“雞鳴三省”會議。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不斷發生變化，就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2月5日，軍委縱隊到達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2.扎西會議。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云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中央領導人分別向中央紅軍各部傳達，并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

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會議還鑒于川滇追敵有向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在川滇黔邊先作發展；為便于機動連續作戰，還對中央紅軍各軍團實行整編，充實紅軍作戰力量。會后，紅軍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

3.茍壩會議。

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兵力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占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五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于是，蔣介石飛抵重慶“督剿”。為了粉碎敵軍圍攻，也為了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里的茍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3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

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到周恩來處，兩人去找朱德，三人認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第二天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

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對中央政治局負責。隨后，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只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茍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由于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對于毛澤東而言，茍壩會議顯然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

（三）辯證地認識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

為了把握好遵義會議與前后一系列會議的關系，通過對上述會議的考察，筆者形成了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認識的三個方法論原則。

（1）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

（2）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

（3）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

據此，對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講兩句話：

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既要講“過程論”，即把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也要講“合力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這次偉大轉折發揮了作用，同時還要講“鏈條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都是實現黨的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環節。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歷史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從這幾個方面說，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義會議的結果，而應看到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講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并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說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充任這一系列會議中的重要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

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正路線之亂（軍事領導方面）。

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只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于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證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

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更加凸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的正確決策，并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這兩句話是什么關系呢？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因此，講遵義會議所產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既要講前一句話，還要突出后一句話。

三、以遵義會議為界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個14年

對遵義會議歷史意義的認識，既要放在那段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考察，還要放到整個新民主主義歷史進程中進行分析。歷史的發展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習近平在談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關系時說：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的歷史進程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作為兩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而言，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就兩個歷史時期的曲折發展而言，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八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樣，遵義會議前的14年，建黨之后參與領導的頭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首度輝煌，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這兩個轉折點，都處于黨的歷史發展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危急關頭。

——再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30多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此一樣，遵義會議后的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那么，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呢？筆者在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方向校正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但是就辯證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而言（既要從前往后看，又要從后回頭往前看），這個思路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先看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一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

四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

五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準備。

與此同時，要正確地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講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史。在那14年，正確的指導思想還是主流，犯錯誤是第二位的。右的錯誤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過半年左右；“左”的錯誤主要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只有4年。

——講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只是就其成熟性、穩定性而言，并不是說黨的歷史只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領導都不算數。如果這樣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誤讀。

——就是在黨犯錯誤時期，廣大黨員和黨領導的廣大群眾，還有從基層干部到高級領導干部，為革命仍然做了許多工作和巨大貢獻。自土地革命戰爭起，開辟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革命根據地，形成的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和長征精神，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鑄就的。這些革命精神永遠感天動地，熠熠生輝。

——對犯錯誤的領導人也要具體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錯全錯”的形而上學思維定勢。陳獨秀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張建立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也是應當肯定的。

（二）再回過頭來看，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

這后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陜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消滅 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并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于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筆者以為，以遵義會議為界把民主革命的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 14年，并且從前后兩個方面來辯證地、歷史地認識我們黨的這段歷史，有助于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認識黨領導的 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第三篇：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之一)

【內容提要】上山下鄉運動作為一場大規模的社會試驗，以往外國學者的研究都將解決城市就業和人口問題作為領導人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現在可參考的資料并不支持這種似乎合理的解釋，因為正是在城鎮青年下放的同時，發生了大規模的城鄉勞動力的對流。本文重點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鄉運動，認為毛澤東防止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動機起了最關鍵的作用。但是這個政策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它沒有得到知青和他們的父母的擁護，從70年代末開始，公開的抵制出現，最終以上山下鄉政策的結束而告終。雖然這場運動的確培養了很獨特的一代，但是下鄉城市青年沒有變成“社會主義新農民”，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沒有獲得留學資訊http://正常的教育機會。這對他們，對國家都是很重大的損失。【摘 要 題】共和國史研究

【關 鍵 詞】當代中國/政治運動/人口遷移/知識青年/一代人的形成 【正 文】

從1968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有千百萬“知識青年”離開城市，數年(有些人是10年)后才得以回城，如今他們已經年屆50。這一經歷對他們影響頗深。但西方人對人類史上這一罕見的社會實驗所知不多。在一般公眾中，很多人對紅衛兵耳熟能詳，知道“知青”的卻寥寥無幾。即使在學術界，自1980年這一運動結束后，它也一直受到西方專家的忽視。

我認為，重新評價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不僅因為中國的重大變遷使我們有了足夠的距離感進行歷史反思，還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出現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這使我們能夠比以往更準確地描述這場運動。現在我們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區分，這有助于我們對這場運動導致的某些重要問題提供更確切的解答。例如，本文主張將1968年之后的群眾運動與先前的下鄉加以區分，并且認為，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這場運動的動機和設想，不同于那些更“務實”的領導人。

一、下鄉：一個歷史課題

(一)時段和數字

在中國，把城市年輕人下放到農村始于1955年，到1962年時這已成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數不多：從1955到1961年間不到20萬人（注：這段時期的統計數字不全，這是作者按當時報社所發表的數字的估計。），從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萬人。1966年這項工作因文革的混亂而暫時中斷。1968年恢復實行，但性質已大不相同，且規模更大。從1967到1979這13年間，大約有1650萬知青被送到農村(見表1)。

表1 不同下放知青人數和種類[*] 年份 下放 到農村 ％ 到知青農場 ％ 到國營或軍 ％

總人數 人數 和大隊人數 墾農場人數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1987：110。

*根據半官方資料，1980年的下放人數為155000人。因資料沒區分下放種類，所以不便放入表中(顧洪章、胡夢洲，1996：301)根據表1，下放人數的變化趨勢見下圖：

附圖

圖1 1962～1980年知青下放情況

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時間，有些知青被允許離開農村返城、上大學、參軍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業。下文我們將他們稱為“返城者”。

從表2看出，1968-1980年間下放知青的人數超過1660萬，而1962-1980年間幾乎達到1800萬。相對于1980年的1.34億城市人口(見表4)，這是一次相當龐大的人口遷移。由于不斷有人返城，實際住在農村的知青從未達到900萬人，雖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這個數字。

表2 各累計的下放和返回(1962-1980)及在鄉(1973-1980)的知青人數 年份 1967年以來 1962年以來 1962年以來 累計返城 在鄉的 累計下放人數 累計下放人數 累計返城人數 比例(％)知青數[*] 1962-1966 1292800 缺 缺 1967-1968 1996800 3289000 缺 缺 1969 4670600 5963400 缺 缺 1970 5734600 7027400 缺 缺 1971 6482900 7775700 缺 缺 1972 7156800 8449600 缺 缺 1973 8052900 9345700 4013500 42.9 5332200 1974 9777700 11070500 4617000 41.7 6453500 1975 12146300 13439100 6014900 44.8 7424200 1976 14026600 15319400 7367400 48.1 7952000 1977 15743400 17036200 8397500 49.3 8638700 1978 16224300 17517100 10950700 62.5 6566400 1979 16472000 17764800 14904600 83.9 2860200 1980 16627000 17919800(16764800)[**](93.6)(1000000)

第四篇：論太平天國運動

論太平天國運動

機械103班 051020211 劉景景

關鍵詞：太平天國 農民起義《天朝田畝制度》《資政新篇》 摘要：鴉片戰爭失敗以后，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逐漸解體。清政府加重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迫使人民走上反抗斗爭的道路。隨著1851年金田起義的爆發，太平天國運動拉開序幕，先后轉戰湘，贛、皖、浙等省，最后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是建立與清王朝對峙的南方農民政權。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國起義失敗，歷時13年。

太平天國運動初步擔負起近代中國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提出了與歷次農民戰爭不同的施政綱領，主張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有十分明顯的進步意義。太平天國運動無法克服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所固有的階級局限性，最終失敗。正文：太平天國運動的時間及興起 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農民是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統治者的主要壓迫對象和反抗力量。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加重農民的賦稅。“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發動起義，建號太平天國。隨后，太平軍先后轉戰湘，贛、皖、浙等省，最后于1853年定都天京，正式建立與清王朝對峙的南方農民政權。通過北伐、西征和天京突圍，太平天國疆域最廣闊之時曾占有中國半壁江山。

太平天國的興起離不開農民的支持，而要獲得農民支持，就必須重視和照顧農民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定都天京不久，太平天國頒布了解決土地問題的經濟綱領———《天朝 田畝制度》，極大的調動了農民支持太平天國的積極性，從而也推動了運動的發展。除重視農民土地問題外，太平天國還從政治上廣泛動員和依靠農民。金田起義以后，太平天國廣泛動員農民和依靠農民，以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首先是重視對農民的思想動員。太平軍所到之處，即對農民廣泛宣傳太平軍的宗旨，揭露清王朝的腐敗與罪惡。其次，太平天國還依靠農民，建立地方政權。

太平天國運動的政治綱領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頒發《天朝田畝制度》，其是太平天國解決生產資料與產品分配的革命綱領。這個改革方案以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義原則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歸天父公有，將田地劃分九等，由農民平均分耕，所謂“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產品也平均分配，余物歸公，以便“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體現了農民階級要求廢除舊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強烈愿望，是幾千年來農民反封建斗爭的思想結晶。

《資政新篇》是洪仁玕后期提出的中國第一套具有發展資本主義意愿的政治綱領，為太平天國運動帶上了鮮明的時代特色。《資政新篇》提出了一系列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如鼓勵興舟輯之利，興車馬之利，興郵亭，興寶藏；主張讓百萬富翁興辦銀行；鼓勵創造發明，允許發明者自專其利等。由于客觀上周邊環境的惡劣與主觀上農民階級的漠視并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

太平天國運動的歷史意義 太平天國運動是我國近代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反封建反侵略的農民戰爭，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和重大的歷史意義。其一，太平天國運動和歷次農民戰爭所不同的是它提出了《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作為自己的綱領。其二，初步擔負起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務，有力打擊了外國侵略勢力和本國封建統治。其三，利用西方宗教發動

起義，撼動了儒家的正統權威。在對清作戰之余又要同外國侵略者作戰，從而牽制了大量的侵略軍對亞洲其他地區的侵略進而推動并鼓勵了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發展。

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原因和教訓 《天朝田畝制度》不可能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絕對平均分配產品的方案，違背了社會發展規律，根本無法實施，只能是一種空想。一直處于清朝軍隊的包圍之中，軍事斗爭非常緊張，沒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來保證社會經濟的改革。因此革命也就很難長期堅持下去。再有太平天國也沒有徹底戰勝封建思想的武器。天京事變的起因就是領導者封建特權思想膨脹，結果斷送了革命前程。另外，參加太平軍的將士大都是農民，他們大多是迫于生計才參加革命，沒有明確的革命目標。

作為在鴉片戰爭以后出現的農民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擔負起了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革命任務，為中國的近代歷史涂上了濃重的一筆。然而，作為小生產的代表，農民階級缺乏科學理論武器的指導，承擔不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重任。

參考文獻：

1、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修訂版

第五篇：再論科學安全觀

再論科學安全觀

【摘要】以科學發展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國際、國家社會發展為背景，綜合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將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4種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認定為主體的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確立的基礎，而構成安全觀的人生價值觀及人命價值觀等是人生觀乃至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人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筆者試圖以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的認識，旨在進一步充實完善安全學的學術內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系統地分析和把握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國內安全問題;科學地研究包括與自然災害，大范圍突發傳染病(如“SARS“)等突發事件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正確理智地對待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矛盾的環境安全問題;進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以人為本的生產安全與工程安全問題等，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如何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安全觀，也是從認識上首先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安全觀，即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價值等總的看法。不同時代，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的安全觀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從事的職業，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觀也是不一樣的。從安全科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安全觀是一直伴隨著人們的世界觀的發展而發展，世界觀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安全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內容非常廣泛的大課題，所以安全觀也是一個覆蓋眾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的大概念。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統一對安全觀的認識，筆者試圖通過分析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找出安全觀發展的歷史規律和安全觀的共性問題。正像人們可以用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生活領域，生產領域乃至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的認識一樣，用科學的安全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概念的認識應當是可行的。

安全觀的演變

目前，關于什么是符合時代特點的新安全觀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伊拉克戰爭、美國”9·11”事件、“ SARS”、炭疽桿菌、禽流感、基因工程與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與儲存、巨型水壩、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關國計民生的物資(例如糧食、石油等)的儲備和供應、亞洲金融危機式的金融風險、吸毒販毒以及艾滋病的傳播、世界人口增長問題等都成為關注安全、研討安全觀的時代背景。人們對所謂的安全觀可謂多彩紛云，例如:國際社會、國家安全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新資源安全觀;信息時代的新威脅觀與安全觀;安全生產觀;經濟安全觀;安全工程觀— 工程安全和社會和諧;文化安全觀;糧食安全觀;人口安全觀;新能源安全觀;藥品安全觀;甚至還有以以色列為代表的絕對安全觀以及美國的

歇斯底里安全觀等偏執安全觀。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觀[1]

安全宿命觀的產生由來已久，所謂安全宿命觀簡單地說就是“聽天由命”。該安全觀的產生在遠古時期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時生產力低下，科技水平尚處在初始階段，人們面對天災人禍無能為力，表現出人們的一種無奈、無知和軟弱，因而只能聽天由命。

從歷史過程來看，相對于大自然，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無論到何時，人要順應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認為，安全宿命觀的產生與時代特點有關，但安全宿命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安全宿命觀并不只具有消極的一面，它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諧統一，強調的是人要適應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規律改造自然。當然“宿命論”所強調的命運的決定支配作用或服從命運的主張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觀”的主流，因為人們早就發現所謂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經驗論與安全知命論

安全知命觀，其中的“命”說的是天命。反映了人們開始依據經驗，把握安全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人們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總結積累事故的經驗教訓，從而得出與某事相關聯的“命運”的好壞和安全活動的局部預知。

在我國早在公元前的戰國或秦漢時期，就出現了樸素的辯證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過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推，變化其

中矣”等富有樸素的辯證論的安全活動預知觀點。

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代，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又總結了農業、工業、工程技術和管理的相關安全經驗，掌握了保護自身安全的技術，防護方法和措施，人們也就成了安全生產活動的有知者。

與安全宿命觀一樣，安全知命觀既具有時代特點，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因為經驗在不斷總結，不斷升華。經驗始終是指導安全工作的寶貴財富，人們常說的吸取事故教訓以指導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觀的具體體現。

1.3 系統論與安全系統觀

系統論的理論與系統方法的提出和應用，大大推動了安全系統論的發展[5]，實踐證明，系統論是處理復雜系統工程問題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從未發生過的事故

也可能發生，所以憑經驗預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當人們面對極端復雜因素的安全問題而一籌莫展的時候，系統論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統中的成功應用，給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解決了安全工作者憑經驗不能完全解決的事故預測問題，并從而樹立了事故是可以預知的— 科學的事故預測觀。

系統安全觀對安全的認識的要點，首先是認為事故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學的方法是可以預知的。該認識和觀點，它已經擺脫了宿命觀和知命觀以命(天命)為主導的對天災人禍因果關系的原始認識。

系統安全觀是科學的，它對事故的預測是按照事故的特點和規律提出預測模型和解析結果。因為事故的發生具有隨機性，所以目前事故預測給出的大多是事故發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觀

所謂大安全觀是指針對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各個領域，關注安全的綜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點，對安全的內涵、目標和解決安全問題的手段所得出的對安全問題總的認識。

目前,有關大安全觀的提法可以歸納為如下4個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觀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環境，或是把人類生活、生產、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歸納起來而提出的大安全觀。

第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組織多樣化而使國家國際安全注人了新的內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觀[1]。

第三是提出了不僅只關注21世紀議程中的環保主題及自然災害問題，而應充分關注安全、減災為一體的大安全觀，即強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集安全、減災、環保為一體的安全觀[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觀[4]。因為“公共安全問題”涉及到社會一切領域，是社會公眾及各行各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傳統的技術性安全問題社會化傾向日趨明顯，越來越多地演化為社會問題，使得現代安全問題紛繁復雜。小到社會中的犯罪問題，大到民族性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性沖突、地區性沖突，甚至國家沖突，而沖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轉變，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沖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升級、毒品泛濫、" SARS”及禽流感傳播這些都已經打破了傳統國家觀念，使安全問題的平臺提升到國際層面。

從以上幾種大安全觀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安全科學

發展的重要階段。因為大安全觀的提出不只是內涵的擴充或范圍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學平臺的提升和對安全問題達成的最廣泛的共識和認定[4]。

安全價值觀

安全價值觀是人們對安全是否有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認識和評定。一切事物本身的價值的有無及大小，決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顯然，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安全觀確定的基礎。所以，筆者在討論安全觀的時候，有必要對安全價值作一下簡要的討論。

安全是有價值的。其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價值和安全的經濟價值。雖然，安全價值不能直接套用價值工程中價值的定義和算法，因為安全的某些價值(如社會價值)不能只用錢來量化，但是這并不能否定安全價值的客觀存在。

2.1 安全的社會價值

安全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效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條件，一個優美、安全的生活環境，一種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個和平、和諧、安定的世界……總之，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人們的心情、感覺是不一樣的，人們就能夠真正做到健康、舒適、長壽、事業有成，安全的社會效應是無法用金錢來度量的。

安全的社會價值歸納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1)安全的戰略意義，大多數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針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不是一時一地的臨時措施。同時多數安全方針、政策都具有長效機制，不安全狀態的改變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從國家、政治方面考慮，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安全方針政策舉措關系國家大局。

2)安全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保障，安全生產、安全性合格的產品才能保障企業的生存、發展、壯大，保障產品有市場和競爭力。現在市場上的許多產品，食品、藥品、家電、汽車等生活用品，工農業生產用的設備、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沒有安全保障的產品就不會有市場，所以安全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社會效應是很明顯的。

3)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說和諧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是安全。強調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產安全，個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會才能安定和諧。一個安全和諧的氛圍下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昌盛繁榮進步的社會。

4)安全既是人類有生以來的本性需求，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素質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對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條件。一個安全的社會、安全的單位、安全的工作崗位必然會培育安心敬業奉獻的人才。同時，所說的安全既是針對個人的，又是針對群體的。個人做事既要考慮自己的安全，也要考慮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屬

于安全論理，道德標準問題，所以對個體來講，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質的表現。

2.2 安全的經濟價值

由于安全系統具有灰色系統的特點，所以安全經濟價值也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滯后性和反直觀性。所謂，既有確定性又具有不確定性，是說有確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價值的回報，不確定性是說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預知、滯后性、遠期性或難以量化計算;反直觀性是說安全投人所生產的間接經濟效果，是不確定性的延伸。

據聯合國有關資料統計顯示，世界各國平均每年的事故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5%，而預防事故和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約占3.5%，合計為GNP的6%。如果沒有預防事故與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發生率及事故損失將會增高許多，到底損失多大，目前尚無可信的統計數據。

從理論上講，安全價值可以參照一般價值工程的計算方法來表述:

安全價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價值工程是一種運用價值工程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某技術管理措施進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圖用最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從而提高安全技術經濟，即安全價值的方法。

安全價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優化分析為重點，同時要盡量降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以充分、可靠地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為目標[8]。

隨著我國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安全產業的興起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專門從事安全技術、安全經濟研究的院所，以及專門從事安全產品生產的企業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必將促進安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保安公司、保安隊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

世界觀、人生觀與安全觀

世界觀是人們對于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觀是人們對人生的根本觀點。世界觀也好，人生觀也好，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導，這是經典的世界觀、人生觀概念。

當前，考 慮“人生觀”與現實生活之間內在的聯系，對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的思考使人生觀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內涵。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們把對人生觀的思考更現實地表述為“生涯”或“生計”，或進一步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與發展路徑的思考。這其中價值觀的澄清和確認，以及尋求社會需求與個人需要的最佳結合點或為人們所

關注的焦點。

人生的目的依個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狀況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適、健康。人不管經歷怎樣的人生道路或發展路徑，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沒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標都是一句空話。因此，從生命的角度講，安全觀是人生觀的最基本的目標。

3.1 安全是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安全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人生價值可分為人生的社會價值和人生的自我價值。

人生的社會價值，是指一個人一生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對他人、集體、社會需要的滿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會價值的實質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9]。

人生的自我價值是個人一生通過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對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積極作用。

任何個人應該既有人生的社會價值，又有人生的自我價值，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價值的人其價值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價值也是一個“關系”范疇，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有價值，不是指對他自身來說有什么意義，而主要是指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有多大，孤立的個人是無所謂價值的。

安全作為個體生存的首要問題，也是作為社會安全、團結、穩定的中心問題。否則不管是什么個體，還是作為社會都將會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取向，也是實現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保障。上升到觀念，即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3.2 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肉體與精神的有機統一體，所以生命(人命)也應該包括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兩個方面的含義。

人的生命價值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價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價值，人的生命存在價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價值;

第二，生命延續的價值。從社會角度講是人類的繁衍發展，從個人角度看是壽命的延長對于個人創造和發展的意義。

第三，超越生命的價值即是犧牲的價值，因為犧牲不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否定，而是生命價值的升華、確證和增值。

長期以來，人們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種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種必然，其實不然，生命價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價值問題的研究對于人們清楚地認識自己，完全發揮生命的價值有重要的意義。

人的生命價值包括:人的身體、能力的儲備、生命的延續[10]，體力、智力的再生和發展等生命的自我價值。但這不是生命價值的全部內涵，人的生命價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創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潛在的創造性勞動能力，這種勞動能力的發揮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生命的價值是人們對人的一生為自己和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一種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內涵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順利的延續，從而實現人的生命價值。

所以說，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圍繞著生命價值而運動的，即生命價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觀念范疇，也可以說，生命價值觀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生觀、安全觀、安全價值觀的相互關聯歸納如下圖所示。

結論

1)安全觀理論是指導確定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又是安全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依據科學發展觀，可以把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領域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這些安全觀具有延續性和動態性特點。

3)安全的社會價值觀和經濟價值觀是安全觀建立的基礎，是認識安全觀的客觀的依據。

4)大安全觀是當今安全觀發展的最高層面。大安全觀的確立，標志著安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5)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保障，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