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再論數學課要有“數學味”范文

再論數學課要有“數學味”

“幫助學生通過數學學會思維”取代“幫助學生學會數學地思維”

一、由案例引發的思考

介紹兩節數學課的教學片斷：

第一節是三年級下冊的《平均數》，教師提出問題：讓學生比較兩個人數不同的球隊的投球水平，引出需要比較兩個隊的整體水平要借助平均數這一統計量，在介紹平均數的過程中，得出求平均數的辦法，然后讓學生現場搜集數據，求每個小組同學的平均身高和平均體重。

第二節是三年級下冊《可能性》--摸球游戲，學生已經知道了生活中事件的發生情況可以用“可能、不可能、一定”來描述，這節課是研究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的問題。教師在盒子里放了9個白球，1個黃球，搖勻后讓學生猜測任意摸出一個，可能是什么球？學生大都猜測是白球，也有個別與眾不同的學生猜測黃球，然后教師讓學生動手操作，小組內4個人摸，每人摸10次，將結果記錄下來，最后匯報結果得出結論：摸到白球的次數多，所以摸到白球的可能性大，摸到黃球的次數少，摸到黃球的可能性小。

前面描述的2個教學片斷，老師們聽了有什么感想？這兩節課都讓學生進行了動手操作、實踐體驗、還有的進行了合作交流??這些都是新課程理念所倡導的，除此以外你認為這樣的課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問題出在哪里？

第一節課我想請老師們思考平均數這一統計量的實質是什么？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需要把握一個群體的某一屬性的整體水平，我們不可能用每一個元素來代表這個整體，需要借助從整體中選取的有代表性的數據來做代表，小學階段學習的中位數、眾數、平均數都是代表整體的統計量。中位數是用處于整體中間位置的數來代表整體，而眾數是用整體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數來代表整體，只有平均數是用群體中每一個元素平均分配后得到一個新的數據來代表整體。所以平均數受群體中的每一個元素的影響，是描述群體中數據集中趨勢的一個統計量。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如何讓學生感受到平均數的意義，前面教師進行的通過比較兩個球隊的整體水平引出平均數是非常正確的，但在得到平均數這一統計量以后，沒有讓學生思考平均數與每一個體之間的關系，這將不利于學生理解平均數的本質。如平均投5個球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每個隊員都投5個，可能比5個多，也可能比5個少，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恰恰忽略了這種比較，根源在于沒有抓住平均數的本源。

第二節課的教師通過大量的摸球實驗得到的結論是：摸到白球的可能性大，摸到黃球的可能性小。曾經有一位專家提出過這樣的觀點：“這樣的結論根本不用摸，傻子都知道摸到白球的可能性大，這不是把學生當成白癡了！”我們不僅要思考：不用摸就知道的結論為什么還要進行實驗？摸球實驗在概率問題中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我想概率問題的核心是對不確定現象的描述，試圖尋找不確定事件中所蘊含的確定規律。實驗最本質的功能是讓學生在實驗的過程中體會一種隨機性，每次摸到誰是不確定的，而在這種不確定中還蘊含著確定性，那就是誰出現的次數多，即可能性的大小是可以確定的。上面的教師在實驗的過程中只突出了結果的確定性，而對于不確定性的把握突出不夠，如果能夠在得出實驗數據以后，提出這樣的反思問題：黃球出現的次數少，分別都是在哪一次出現的？在哪一次摸出黃球你能確定嗎？每次摸到誰是不確定的，誰出現的次數多是確定的？這樣就能凸顯出隨機思想的滲透與提升。

通過剛才的分析老師們可能感覺到了這兩節課都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對數學知識的本質把握不夠，對數學思想方法的滲透沒有關注。數學課程改革的專家們評價這樣的數學課是沒有數學味！

其實課程改革以來，新課程理念下的數學教學已經發生了可喜的變化：突出了數學與生活實際的聯系、關注了學生的知識基礎和生活經驗、關注了數學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關注了多種學習方式的并存、關注了學生的個性發展??學生參與學習活動的熱情高漲、課堂氣氛活躍。與此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什么問題呢？著名的數學教育專家張奠宙結合目前數學教學的現狀，在《當心“去數學化”》一文中這樣寫道：“數學教育自然是以‘數學’內容為核心，可惜的是，這樣的常識，近來似乎不再正確了。君不見，評價一堂課的優劣，只問教師是否創設了現實情境，學生是否自主探究，氣氛是否活躍，是否分小組活動，用了多媒體沒有。至于數學內容，反倒可有可無起來。‘去數學化’傾向會危及數學教育的生命。實際上，數學教學設計的核心是如何體現“數學的本質”，使學生高效率、高質量地領會和體驗數學的價值和魅力。”

所以我們只有深入剖析數學教學中的“去數學化”傾向，進而研究解決問題的策略和辦法。

二、剖析“去數學化”

什么是“去數學化”？

葉瀾教授在《重建課堂教學價值觀》一文中提出這樣的觀點，她說每個學科都有兩個層面的價值，一是各個學科共通層面的價值--形成學生主動健康發展的意識與能力；二是學科教學層面的價值--學科本身的知識、技能、思想、方法。課程改革是讓我們把以往我們淡化的學科共通層面的教育價值給凸現出來，但絕不是否定學科教學層面的價值。也就是共性與個性的問題，我們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沒有突出學科個性，抓住學科本身的知識、技能、思想、方法就是“去數學化”。

“去數學化”的危害不言自明，導致我們的數學課沒有數學味、數學課堂教學效率低下、學生的數學素養得不到提升！數學教學是聯系生活實際了，卻沒有進行數學的抽象與概括；是創設生活情境了，卻沒有關注情境中所蘊含的數學知識的本質，甚至有的數學課上成了生活課、上成了品德課。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強調數學的個性、抓住數學本質、突出數學學科的教育功能、彰顯數學教育的價值和魅力，這樣才符合新課程所倡導的教育理念。那么，數學的本質是什么？數學教育的價值和魅力在哪里？

就像語文教育專家對語文教學改革提出的褲子理論一樣，他們說語文教學改革就像褲子一樣，不同的時期流行不同的樣式，喇叭褲、蘿卜褲、靴褲。但無論怎么變化都保證褲子有兩條腿，不能把褲子變成裙子,這就像語文教學改革，怎么改也不能脫離語文教學的本質功能--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不能脫離識字、閱讀、習文，這是語文教學的根本。

小學數學教育最本質的功能是什么？區別于其他學科的教育功能？

東北師范大學校長、國家數學課程標準研制組組長史寧中教授提出：學生學數學與不學數學最本質的區別在于培養人直觀的能力、演繹的能力、邏輯地思考！其實就是以數學知識為載體促進學生思維的發展。不管課程改革怎樣變化，數學知識的本質不會變化，蘊含在數學知識背后的數學思想方法不會變化。

而數學知識和數學思想方法就是數學的核心。“去數學化”傾向就是忽略了數學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

《國家數學課程標準》的總體目標中明確提出：“通過義務教育階段的數學學習，學生能夠獲得適應未來社會生活和進一步發展所必需的重要數學知識（包括數學事實、數學活動經驗）以及基本的數學思想方法和必要的應用技能。”

標準中明確提出的數學知識和數學思想方法為什么會被淡化？究其原因是我們在操作的過程中只關注了動手實踐、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學習方式這些形式，淡化了學科的本質，沒有突出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作用，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根上入手：抓住數學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與新課程理念所倡導的理念有機整合，糾正“去數學化”傾向，還數學教學本來面目！

三、還數學課以數學味

（一）把根留住--追溯數學本源

1.小學數學中的數學知識本源與數學思想方法

數學教學內容貫穿著兩條主線，數學基礎知識和數學思想方法。

數學基礎知識是一條明線，直接用文字的形式寫在教材里，反映著知識間的縱向聯系。比如小學階段學習的數學知識包括兩部分，一是小學階段學習而中學不再教學的，必須達到理解、掌握和簡單應用的程度。如整數、小數、分數的概念和四則運算，運算定律等內容。還有一部分是到中學后還要繼續學習的內容，在小學只是初步認識和感知，為以后學習做準備。如概率、視圖等內容。

達到理解、掌握、簡單應用的知識，在教學的過程宏就要緊緊地抓住知識點產生的意義與價值進行教學。因為每一個新的概念、方法、公式、定理的產生，都源于一定的需要，這種需要的前提和背景就是數學知識的本源，對于基礎知識的教學必須要關注這一知識的本源，學生才能比較深入的理解概念的內涵。比如小學階段為什么認識數？是把握物體數量的需要；為什么學習長度、面積，是把握物體長短、表面大小屬性的需要；為什么學習乘法？它能使特殊的加法簡便？平均數是怎么回事???解決這些為什么就找到了數學知識的本源。

數學思想方法則是一條暗線，反映著知識間的橫向聯系，隱藏在基礎知識的背后，需要教師加以分析、提煉才能使之顯露出來。

同一個數學思想方法蘊含在不同的基礎知識的背后，比如化歸的思想方法，是怎么回事呢？有這樣一個笑話：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都要燒開一壺水，第一次面對兩個空壺，兩個人都是將空壺裝滿水后，點火燒水，屬于同一智力水平；第二次面對兩個裝滿水的水壺，你們猜物理學家是怎么做的？物理學家直接點火燒水，數學家則把水壺里的水倒掉，恢復到第一次燒水前的空壺狀態，然后再裝水、點火燒水。第二次誰最聰明？數學家比較笨，把簡單的問題搞復雜了。但是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對于解決復雜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思想--化歸的思想方法。一個新的問題可以運用化歸的思想轉化為人們所熟悉的較簡單的或已經解決的形式。

化歸的思想方法在小學數學中也隨處可見，比如在研究了整數除法的計算方法以后，對于小數除法的計算方法就可以運用化歸的思想方法，抓住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將小數除法轉化成整數除法進行計算就可以了。平面圖形面積公式的推導也是以化歸的思想方法為核心，把平行四邊形轉化為長方形、三角形轉化為平行四邊形??化歸的思想方法對于解決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除此之外，小學數學基礎知識的背后還蘊涵著：優化思想、符號化思想、集合思想、函數思想、極限思想、分類思想、概率統計思想等；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概括，聯想與猜想等方法。

2.抓住數學知識本源與數學思想方法的意義與價值

學生對數學的學習只有抓住了數學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才能抓住數學的靈魂，提升數學素養。

從學科內部來說，抓住數學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能夠加深對知識的理解，溝通知識間的內在聯系，解決問題的時候，就能舉一反

三、融會貫通、把握實質，而不是就題論題。

從學科外部來說，學生學到的數學知識，如果沒有機會應用，不到一兩年就忘掉了，但是不管從事什么職業，那種銘刻在頭腦中的數學精神和數學思想方法，卻長期地發揮著作用。比如小學階段研究過很多分類問題，蘊含著分類的思想方法，當面臨問題的時候就會主動應用分類的思想，比如計算機程序的設計，對數據信息的處理都源于分類的思想，計算機解決把1000個數排序的問題就是，首先分類，然后再排，這就是分類的思想方法在起作用。數學知識是對生活的提煉、數學思想方法是對數學知識的提煉，所以領悟數學思想方法是數學教學的要務，掌握數學思想方法是數學學習的最高境界。

（二）凸顯本色--還數學教學本色

抓住數學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進行教學，怎樣才能抓住？我想這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1.針對具體的數學知識，知道知識本源和蘊含在知識背后的數學思想方法。

怎樣才能知道？途徑有兩條：

（1）通過數學史的學習了解數學知識產生的背景和發展的過程，知道來龍去脈，也就把握了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

小學階段學習整數的知識，包括數的認識、讀數、寫數、計算等，這部分知識的實質是什么？從數學史的材料中我們就可以知道。

數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人們開始并不能把握物體的多與少，當物體的個數超過3個的時候，只能說很多，所以就有了這樣一個笑話：兩個匈牙利貴族打賭，看誰說出的數字最大誰就贏。一個人絞盡腦汁想了好幾分鐘說3，另一個人想了一刻鐘說--你贏了。當時的人們根本沒有描述大數的方法，不但沒有描述大數的方法，連計數的簡單符號都沒有，現在位于澳大利亞北部的托列斯峽群島上的某些部落里，只有1--烏拉勃和2--阿柯扎這兩個音，在他們的語言中3--用阿柯扎烏拉勃表示，4--阿柯扎阿柯扎，5--阿柯扎阿柯扎烏拉勃，6--阿柯扎阿柯扎阿柯扎，設想用這樣的計數法表示10000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十進制計數法是如此的簡單與美妙！從公元前3世紀美索不達米亞的牧人第一次使用小石子來表示羊的只數時，就意味著抽象的產生，當他們第一次試圖使用什么記號將羊的只數記錄下來時，就意味著符號思想的出現。從石子計數到工具計數，再到符號計數，法國著名的數學家拉普拉斯曾經寫道：“用10個記號來表示一切的數，每個記號不但有絕對的值，而且有位置的值，這是一個深遠而又重要的思想，它的簡單性為一切計算提供了方便。” 位值制、進位法成為數系發展的里程碑，符號化思想也是這部分內容的本質與核心。

（2）深入挖掘教材，教材的編排蘊含了知識的本源和思想方法。

教材中對知識內容的編排中蘊含了知識的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

比如《面積和面積單位》這一內容，教材中的編排從比較兩個圖形的大小開始，不能直接比較出結果的時候，借助一些不同形狀的物體進行比較，圓形的、正方形的，這就是面積單位的雛形，蘊含著面積單位產生的過程，這就是知識的本源。比如《圓的面積》這一內容，對于圓的面積公式的推導需要將圓分割成小的扇形，重新拼組后組成一個近似的平行四邊形，利用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推導出圓的面積公式，其中無限分割后的扇形重新拼組的就是一個平行四邊形，這里面蘊含著極限的思想。

2.在實踐中怎樣以數學知識本源與數學思想方法為主線展開教學設計。

在教學設計的過程中我們要思考教學內容、教學資源、學習方式、教學環節、學生已有的知識基礎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但這些形式都是為教學目標服務的。在目標的確定上我們要抓住數學知識本源和數學思想方法這條主線，以知識內容為載體，采用靈活多樣的學習形式來凸顯數學的本質。

（1）在知識的發生過程中要抓住知識本源，突出知識的產生與形成過程。

讓學生處于需求新知的狀態--創設的問題情境要蘊含數學知識的本源

讓學生處于解決問題的狀態--探索的過程中要有思考知識本源的任務

以《1000以內數的認識》一課為例，來闡述是怎樣抓住數學知識本源進行教學設計的。這部分知識的本質是位值制、進位法、符號化思想。位置制是每一個位置上的數字表示不同的數值，用位置來區分數字所代表的數值；進位法是滿十就要向前一位進一；符號化思想是物體的多少用簡單的10個符號來表示。而計數單位是承載位值制、進位法的前提與根本，計數單位是計數的一個標準，怎樣讓學生體會計數單位的實質？是教學的核心問題。

在認識“千”這個計數單位的時候，創設了這樣一個問題情境：請每個小組的同學想辦法得到大約1000粒豆子，看哪個小組最聰明，找到最快的辦法，最先完成任務。

這個問題情境的創設，沒有間接的任務，只是直接的任務，想辦法得到大約1000粒豆子。一個大約，就蘊含了計數單位的本源。計數單位是什么，是一個計數的標準，古人開始用1個小石子表示1只羊,隨著羊的只數的增加，用大一點的石子代表10只羊，后來用更大的石子代表100只羊，用更大更大的石子代表1000只羊??石子是計數工具，石子的大小就是計數單位，而為每個計數單位起個名字就是一、十、百、千??寫成漢字的形式，每一個計數單位都是計數的標準，大的計數單位可以用來數更大的數。

學生在面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需要動腦思考解決問題的策略和辦法，如果一粒一粒地數，以一為單位進行計數，不能達到最快的目的。那么以誰為單位計數最快？需要用更大的計數單位來計數，借助學過的“百”這個計數單位進行數數。通過數出準確的100粒，有了“百”這個計數的標準，就可以數出10個百就是1個千。“千”是一個更大的計數單位，可以幫助我們數更大的數。這一問題情境的創設就蘊含了計數單位的本源，解決問題的過程也面臨著思考知識本源的任務。然后通過幫助學生建立一、十、百、千的直觀表象，抓住計數單位之間的關系：10個一是1個

十、10個十是1個百、10個百是1個千，頭腦中形成點、線、面、體的直觀。

在認識完計數單位以后，就要研究位值制和進位法的問題。

在介紹完計數單位發展的過程以后，我提出了這樣一個任務：古人把石子作為計數的工具，我們能不能用手中的計數工具--計數器進行計數？用計數單位直觀的表象出示333個正方體，請學生記錄后思考這樣的問題：怎么能用3個珠子表示300個正方體？滲透位值制的思想。999個表示完以后表示1000個，思考：為什么滿十個要向前一位進一個，不進行不行？這是進位法的問題，也是由10個符號決定的。

這樣學生就感悟到了進位法、位值制與符號化思想。后面的讀數、寫數、運算就水到渠成。

再如：學生在學習了比例尺以后，六年級有這樣一個題目：給出古宇湖的平面圖和比例尺，讓學生自己測量數據求出古宇湖的實際占地面積，結果大部分學生都是先計算圖上面積，然后用比例尺求出實際面積。錯誤的原因是馬虎？還是粗心大意？我想都不是，是學生對比例尺的本質內涵沒有理解。為什么沒有理解？學生在學習比例尺的時候不是馬上就知道什么是比例尺，并會計算了嗎？學生的這種知道只是一種淺層次。怎樣才能讓學生深入理解？需要創設讓學生產生思考比例尺本質內涵的問題情境，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應用比例尺的需要。

聽過一節《比例尺》的課，教師創設了這樣一個問題情境：播放一段九寨溝風光片，畫面定格地圖，提出問題：老師想要知道九寨溝距離我所在的城市有多遠？你有什么好辦法？商議后得出通過測量圖上距離，利用地圖上的比例尺就可以求出實際距離，然后介紹圖上距離與實際距離的比就是比例尺，用比例尺計算出了實際距離。這個問題情境里面有產生比例尺的需要嗎？沒有產生的需要，是直接運用學生已有的知識基礎，在用的過程中進行介紹，這樣不能讓學生深刻理解比例尺產生的意義與價值。

比例尺是什么？比例尺是在將物體或圖形放大或縮小相同倍數的標尺，之所以稱其為尺是由于與長度有關，長度的變化必然要帶來圖形大小的變化，變化的過程中確保圖形的相似性，就必須保證物體或圖像上的全部長度同時放大或縮小，由于線比較多，所以就用一個標尺表示他們共同的變化，這就是比例尺。所以在初學比例尺的時候應該為學生創設思考這一問題本質的情境：讓學生把黑板畫在紙上，保證形狀最像。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學生就要思考怎樣才能保證像，縮小相同的倍數，圖形的大小發生了變化，形狀卻沒有變化。

（2）在法則歸納、公式推導、結論的發現過程中以思想方法為主線，凸顯思考過程。

小學階段有些內容的學習是圍繞著數學思想方法為主線展開的，這樣就需要針對內容中所蘊含的思想方法展開教學。①圍繞一種數學思想方法為主線展開教學

在平面圖形面積公式的推導中，從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到梯形的面積公式的推導都是以化歸的思想方法為核心，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就應該抓住化歸這條數學思想方法為主線，通過多次孕育、化隱為顯，讓學生在獲得結論的同時，感悟到數學思想方法的意義與作用。

怎樣圍繞呢？在教學平行四邊形的面積的時候，基本上都設計這樣幾個環節。

一是讓學生利用手中的平行四邊形和剪刀，通過折一折、剪一剪、拼一拼，想辦法求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二是學生利用割補的方法，把平行四邊形轉化成長方形，求出長方形的面積也就求出了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找出平行四邊形與長方形之間的關系，得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底×高。

如果從掌握知識、形成技能的角度來看，學生已經知道了求平行四邊形面積的辦法，知識技能的目標已經達成，而對于數學思考的目標還沒有達成，如果讓學生對數學思想方法有進一步的認識，教師就要設計第三個環節：引導學生思考是怎樣求出這個平行四邊形的面積的？把平行四邊形運用割補的方法把它變成長方形，抓住長方形與平行四邊形之間的關系，通過求長方形的面積求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這時化歸的思想方法處于隱性階段，初步的孕育，并沒有進行提煉。讓學生在一步一步的反思過程中感悟到化歸這一數學思想方法。

在研究三角形的面積時，就要承接前面對化歸思想方法的滲透，設計這樣的環節：能不能試著把三角形轉化成我們學過的平面圖形來求面積，利用手中的圖形、剪刀進行探索。這是對化歸思想方法的一種喚起，學生可以運用類比推理的辦法得出結論。兩次的孕育以后進行提煉就顯得十分必要，就要設計提煉思想方法的環節：研究三角形、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時，都轉化成我們學過的平面圖形，轉化的時候是基于怎樣的想法？在轉化的過程中面積保持不變，把不會求面積的圖形轉化成會求面積的平面圖形。我們以后在面臨要解決的問題，就可以把要解決的問題轉化成已經會解決的問題。

這樣學生對轉化的思想方法有了比較清晰地認識以后，在后面研究梯形的面積公式時就可以經歷主動運用的階段，圍繞三個問題進行探索：一是回憶一下平行四邊形、三角形面積公式的推導過程，運用什么方法解決的？二是研究梯形的面積公式你想怎么辦？說出你的想法？三是學生匯報的過程中緊緊抓住轉化的思想方法進行。抓住圖形與梯形的關系，抓住內部的聯系。學生富有個性的想法，就是學生主動運用轉化思想方法的成果。

這樣規則平面圖形的求積問題圍繞轉化的思想方法的滲透展開教學，即完成了知識目標，也抓住了知識間的內在聯系，突出數學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策略。通過多次孕育，直到最后的化隱為顯，由似有所悟的潛意識階段到呼之欲出的明朗化階段，最后再達到運用自如的深刻化階段。其中并沒有干擾用動手實踐、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方式來研究問題，也沒有干擾對數學本質的凸顯，我想這就是新課程理念下的數學教學。②圍繞多種數學思想方法為主線展開教學

有的一個內容中蘊含著多種數學思想方法，在教學設計時就應該關注幾種思想方法。

比如在教學《三角形的內角和》一課，教師是這樣設計的：

一是為學生提供了猜想三角形內角和度數的環節，然后學生通過動手測量，得出三角形的內角和在180度左右，形成猜想--三角形的內角和是180度。

二是驗證猜想：思考這樣兩個問題：研究哪些三角形才能使結論具有一般性？剪拼成平角求和法、分割長方形求和法，哪一種方法更嚴密？讓學生體會到分類的思想方法和數學的邏輯嚴密的問題。

三是類比推理：四邊形的內角和你想怎么求？

整節課都圍繞著數學思想方法展開設計，從形成猜想--檢驗猜想--證明猜想，充分感悟到了數學結論獲得的嚴密過程。

③結合某個點滲透數學思想方法

有時結合內容中的某一個點進行數學思想方法的滲透。

比如在教學《圓的認識》一課時，教師在引導學生發現了圓的特征以及各部分間的關系以后，安排了這樣一個動手操作的活動：請同學們用正方形的紙想辦法剪出一個圓。有的學生剪出一個不規則的圓；也有的將紙反復對折，剪成扇形，打開以后比較接近圓，但不是一個標準的圓；還有的學生對折到不能再對折的時候剪一下，打開以后是一個正多邊形。這時老師引導學生想象：如果紙能夠再薄一些，折的次數再多一些，剪出的正多邊形就會非常接近一個圓，無限折疊下去剪出來的就是一個圓。有了這樣的經歷和體驗，感受到了極限的思想，當研究圓的面積的時候，就可以運用極限的思想思考問題，將圓看成是無限分割后的三角形的和，這也就是微積分的雛形。

總之，知識是基礎，方法是中介，思想才是本源。有了思想，知識與方法才能上升為智慧。數學是能夠增長學生智慧的學科，我們只要抓住數學本質，與新課程理念有效結合，才能發揮數學教育的最大價值，凸顯數學本色！這樣做本身就是使數學課回歸數學味，找回數學教學的靈魂！

以下是關于美國新一輪數學課程改革存在問題的概括（摘錄自2013年9月美國基礎教育國情咨文）

“對過去10年中以《（美國）課程標準》為直接基礎的數學教育改革運動提出了如下這樣一些意見。(1)對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忽視。(2)不恰當的教學形式，即如對于合作學習的過分強調等，但卻未能很好地發揮教師應有的作用。

(3)數學不只是一種有趣的活動，??因為，數學上的成功還需要艱苦的努力。事實是，在實踐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即為了吸引學生的興趣，教師或教材把注意力和大量的時間放到了相應的活動或情境之上，但卻沒有能集中于其中的數學內容，這當然是一種本末倒置。

(4)課程組織過分強調情境學習，卻忽視了知識的內在聯系。(5)未能給予數學推理足夠的重視。

第二篇：再論遵義會議

再論遵義會議

——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

歷史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有時往往令人異常驚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歷史一分為二，成為前后兩個14年。這個中間點，既是黨的歷史第一次由“左”的錯誤瀕臨絕境走向正確的轉折點，也是黨的領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線。

重溫這段歷史，深入分析遵義會議前后的若干重要節點，科學地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對于全面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發展不無裨益。

一、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三個改變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其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所謂“生死攸關”，是因為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有8.6萬多人，過前三道封鎖線損失了2.2萬人。湘江戰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這是人民軍隊自創建以后受創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役。廣大指戰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伍修權在《七律·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

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

（一）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

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紅軍在湘江戰役受到重創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

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

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

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

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二）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參見《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頁。)別的不說，中央蘇區在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進入鼎盛時期的總人口才400多萬，紅軍只有13萬。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時，中央蘇區已丟失一些區域，還要擴紅1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參加長征時只有8.6萬多人。

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

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指導思想。

遵義會議后，戰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三）黨的軍事戰略方針改變了。

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略戰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

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略戰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這就使敵人的堡壘戰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根據地”。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頁。)

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頁。)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不僅二渡赤水后搶占婁山關、重進遵義城，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變了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中央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

上述三大改變，最重要的是黨中央領導核心的改變。有了這個改變，才有思想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的改變，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

二、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是與其前后召開的系列會議密切相關的

長期以來，講遵義會議實現黨的歷史偉大轉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講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對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會議則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筆者在做現場考察的“長征行”時，了解到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據不完全統計，屬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會議，包括它的全會、常委會、緊急會和擴大會等，從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間，比較重要的就達20多個，除遵義會議外，還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等。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與這些會議的關系問題。

（一）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重要準備的系列會議。

1.通道會議。

這是血戰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會議。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20萬軍隊。面臨強敵，中央紅軍如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勢必陷入敵人布下的口袋陣，可能遭致全軍覆沒的滅頂之災。中央領導對于紅軍的進軍方向發生了爭論。不是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加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反對北上湘西并陳述了改道去貴州的意見，得到主持會議的周恩來，還有張聞天、王稼祥的明確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貴州，但沒放棄再去湘西的主張。只有李德頑固地堅持北上湘西，反對進軍貴州。

會議為了爭取博古，只決定立即西進黔東。這樣，通道會議雖未解決戰略方針的分歧，但實現了戰術“轉兵”。這是中央高層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張，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礎。

2.黎平會議。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講了由黔東北上湘西，同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的主張。毛澤東根據敵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東北集結的嚴重情況，進一步建議中央放棄北上計劃，向黔北遵義地區進軍，在那里建立新根據地。會議經過激烈爭辯，最后接受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定指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頁。）

這就改變了原來的戰略方針，實現了戰略“轉兵”。會議還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另外開會，討論五次反“圍剿”斗爭以來的問題。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直接準備。

3.猴場會議。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達甕安縣猴場鎮。部隊正忙著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李德仍頑固地堅持錯誤方針，博古的思想發生反復。他們提出不要過烏江去，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東進，與紅

二、紅六軍團會合。在1935年1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者都反對他們的主張。毛澤東再次發言，駁斥博古、李德，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通過決定，堅持黎平會議決議，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限，從而為遵義會議進行中央領導改組作了一定的組織準備。

（二）對鞏固遵義會議偉大轉折發揮重要作用的系列會議。

1.“雞鳴三省”會議。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原定經赤水從瀘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后來敵情不斷發生變化，就進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轉戰。在土城戰斗失利后，紅軍一渡赤水向川南前進。1935年2月5日，軍委縱隊到達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開會，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責；博古改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紅軍長征出發時，主任名為王稼祥，實由李富春代理）。同時，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2.扎西會議。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云南東北邊陲的威信縣扎西。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遵義會議決議，決定由中央領導人分別向中央紅軍各部傳達，并將“決議大綱”電告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的中央分局和紅

二、紅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令其傳達貫徹。會議還鑒于川滇追敵有向紅軍形成夾擊之勢，而黔北敵軍兵力空虛，決定回師東進，在川滇黔邊先作發展；為便于機動連續作戰，還對中央紅軍各軍團實行整編，充實紅軍作戰力量。會后，紅軍迅速轉兵東進，二渡赤水。

3.茍壩會議。

紅軍二渡赤水后，向敵軍兵力空虛的貴州桐梓地區急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重占桐梓、二取婁山關、再克遵義城，在五天內，殲滅和擊潰敵軍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于是，蔣介石飛抵重慶“督剿”。為了粉碎敵軍圍攻，也為了加強作戰指揮，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

經過遵義大捷，紅軍求戰情緒高漲。當時，國民黨軍隊有兩個師擺在遵義以西的打鼓新場一帶。中央縱隊到達距離打鼓新場百余里的茍壩后，紅一軍團領導提出攻打打鼓新場守敵的建議。在3月1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上，除毛澤東外，與會的20多人都贊同進攻打鼓新場。毛澤東反復強調不能打固守之敵，應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甚至以不當政治委員之職進行抗爭，但沒能說服大家。結果以“少數服從多數”表決，將剛就職7天的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職務表決掉了。

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深夜，毛澤東提著馬燈到周恩來處，兩人去找朱德，三人認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朱德。第二天開會，重新討論這一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毛、周、朱三人說服了求戰心切的紅軍高級將領。

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對中央政治局負責。隨后，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因為遵義會議只解決了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沒有明確具體領導職務。“雞鳴三省”會議和扎西會議主要解決“博洛交權”，決定了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這次茍壩會議是毛澤東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權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揮軍事的“三人團”，毛澤東雖不是“團長”，但由于周恩來非常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所以他實際上起到了決策人的作用。此后的軍事行動，他就是“總設計師”。對于毛澤東而言，茍壩會議顯然是遵義會議最重要的續篇。

（三）辯證地認識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

為了把握好遵義會議與前后一系列會議的關系，通過對上述會議的考察，筆者形成了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認識的三個方法論原則。

（1）要把歷史前進的最終結果同歷史發展的漸進過程的分析結合起來，將歷史事件的發生放在歷史過程之中來認識，不應將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直線化。

（2）要把對歷史環節的認識同對歷史鏈條的認識結合起來，既要充分肯定具體歷史環節的作用，又要將其放在整個歷史鏈條中加以平衡。

（3）要把對歷史主力作用的認識同歷史合力作用的認識結合起來，既充分肯定歷史事件發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殺其他因素的作用。

據此，對遵義會議與前后系列會議的關系，可以講兩句話：

一是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可視為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既要講“過程論”，即把遵義會議發生的偉大轉折，看作是一個歷史過程，也要講“合力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諸多會議都為推進這次偉大轉折發揮了作用，同時還要講“鏈條論”，即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都是實現黨的偉大轉折這段歷史鏈條的一個環節。這些會議是一個接一個開的，其歷史作用是一環扣一環的，或者說，沒有上環就難有下環。這樣，每個歷史環節都有其不可抹殺的作用。從這幾個方面說，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不應當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義會議的結果，而應看到歷史鏈條共同推動歷史前進的綜合作用。就此而言，說上述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可以避免因孤立講某個會議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那樣的負面影響。

二是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發生第一次偉大轉折的系列會議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標志。講從通道會議到茍壩會議等是推進歷史轉折的系列會議，并不是說所有這些會議的作用是完全一樣的；強調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絲毫不是要貶低其中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與分力相輔相成，紅花與綠葉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為基礎，綠葉乃為托出紅花。因此，對這段歷史，既要講系列會議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會議的突出作用。

說遵義會議是這一系列會議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歷史作用可以充任這一系列會議中的重要標志。具體來說是因為：

第一，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從根本上撥正路線之亂（軍事領導方面）。

第二，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沒有解決組織領導問題，只有遵義會議才開始改組中央領導，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

第三，此前的幾次會議都是小范圍的，只有遵義會議才擴大到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這既有利于發揚黨內民主，更有利于統一全軍的思想，堅決保證會議決議的貫徹執行。

第四，此后的幾次會議，歸根結底是鞏固遵義會議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組織領導，更加凸顯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央核心領導的正確決策，并堅持其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

這兩句話是什么關系呢？簡單說來，前一句話是基礎，后一句話為主導。沒有系列會議的基礎作用，就不可能有遵義會議的主導作用。反之，如果沒有遵義會議標志作用的凸顯，系列會議的合力作用很難為歷史所承認。因此，講遵義會議所產生的黨的歷史第一次偉大轉折作用，既要講前一句話，還要突出后一句話。

三、以遵義會議為界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兩個14年

對遵義會議歷史意義的認識，既要放在那段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來考察，還要放到整個新民主主義歷史進程中進行分析。歷史的發展往往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習近平在談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關系時說：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的歷史進程有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作為兩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而言，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后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的話，那么遵義會議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轉折點。

——其次，就兩個歷史時期的曲折發展而言，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30年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八年的順利發展，接著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樣，遵義會議前的14年，建黨之后參與領導的頭6年的大革命運動是黨的歷史首度輝煌，接著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敗和接二連三的“左”傾錯誤的曲折，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和湘江戰役的嚴重挫折。這兩個轉折點，都處于黨的歷史發展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危急關頭。

——再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30多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等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此一樣，遵義會議后的14年，黨在總結歷史經驗和抗日戰爭新鮮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那么，怎樣認識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呢？筆者在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兩個“30年”關系時，曾經作了一個總的判斷，即前“30年”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后“30年”是前“30年”的歷史延續、方向校正和創新性發展。毫無疑問，不能簡單地將這個說法機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義會議前后兩個14年的關系，但是就辯證地、歷史地進行比較研究而言（既要從前往后看，又要從后回頭往前看），這個思路還是可以借鑒的。

（一）先看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其后14年的影響。一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已有初步認識，為后14年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了艱辛開拓，為后14年概括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奠定了實踐基礎。

三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建立廣大蘇區的革命實踐和在蘇區開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草創建設，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提供了初步經驗。

四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對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可貴探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為后14年總結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和決定黨的性質的三大優良作風奠定了認識基礎。

五是遵義會議的前14年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領導干部，為后14年形成黨的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和骨干力量，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了干部準備。

與此同時，要正確地把握以下幾個問題： ——講遵義會議的歷史功績不是要否定遵義會議前14年黨的歷史。在那14年，正確的指導思想還是主流，犯錯誤是第二位的。右的錯誤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過半年左右；“左”的錯誤主要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只有4年。

——講從遵義會議開始形成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只是就其成熟性、穩定性而言，并不是說黨的歷史只從遵義會議才開始，此前的領導都不算數。如果這樣理解，那是對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誤讀。

——就是在黨犯錯誤時期，廣大黨員和黨領導的廣大群眾，還有從基層干部到高級領導干部，為革命仍然做了許多工作和巨大貢獻。自土地革命戰爭起，開辟和建設的一個又一個革命根據地，形成的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和長征精神，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苦卓絕斗爭中鑄就的。這些革命精神永遠感天動地，熠熠生輝。

——對犯錯誤的領導人也要具體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錯全錯”的形而上學思維定勢。陳獨秀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張建立統一戰線的“八一宣言”，也是應當肯定的。

（二）再回過頭來看，遵義會議的后14年與此前14年的關系。

這后14年也有撥亂反正、歷史延續和創新性發展三個層面，即在撥亂反正、糾正錯誤之后，繼承前14年正確的和比較正確的實踐經驗和思想理論成果，總結新的歷史經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指引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具體地說：

一是實現了中央高層領導的改組，在確立以毛澤東為實際核心的正確領導后，逐漸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從此，黨領導的革命戰爭從勝利走向勝利。

二是實現了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轉變，經過四渡赤水，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飛越金沙江、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達陜北后，抓住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有利時機，倡導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的戰略戰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了新的發展，人民軍隊越戰越強，最后消滅 800萬國民黨軍隊，建立了新中國。

三是在總結井岡山時期和蘇區時期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革命道路理論；在抗日戰爭時期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和把握，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四是在遵義會議時，由于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中國共產黨根據面對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定了自己的組織領導和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如果說當時是不得已而為之，那么在恢復與共產國際聯系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改變過去唯共產國際之命是從的盲目性，逐漸確立了中國革命的獨立自主原則，并成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是通過延安整風，在總結遵義會議前黨領導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批判“左”、右傾錯誤，確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定要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指導原則，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從而，開啟了黨的指導思想有屬于自己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先河。

筆者以為，以遵義會議為界把民主革命的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 14年，并且從前后兩個方面來辯證地、歷史地認識我們黨的這段歷史，有助于科學地把握遵義會議的歷史轉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認識黨領導的 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歷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第三篇：再論科學安全觀

再論科學安全觀

【摘要】以科學發展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國際、國家社會發展為背景，綜合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將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4種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認定為主體的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確立的基礎，而構成安全觀的人生價值觀及人命價值觀等是人生觀乃至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人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筆者試圖以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的認識，旨在進一步充實完善安全學的學術內容。

0 前言

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系統地分析和把握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國內安全問題;科學地研究包括與自然災害，大范圍突發傳染病(如“SARS“)等突發事件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正確理智地對待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矛盾的環境安全問題;進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以人為本的生產安全與工程安全問題等，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如何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安全觀，也是從認識上首先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安全觀，即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價值等總的看法。不同時代，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的安全觀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從事的職業，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觀也是不一樣的。從安全科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安全觀是一直伴隨著人們的世界觀的發展而發展，世界觀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安全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內容非常廣泛的大課題，所以安全觀也是一個覆蓋眾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的大概念。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統一對安全觀的認識，筆者試圖通過分析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找出安全觀發展的歷史規律和安全觀的共性問題。正像人們可以用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生活領域，生產領域乃至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的認識一樣，用科學的安全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概念的認識應當是可行的。

安全觀的演變

目前，關于什么是符合時代特點的新安全觀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伊拉克戰爭、美國”9·11”事件、“ SARS”、炭疽桿菌、禽流感、基因工程與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與儲存、巨型水壩、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關國計民生的物資(例如糧食、石油等)的儲備和供應、亞洲金融危機式的金融風險、吸毒販毒以及艾滋病的傳播、世界人口增長問題等都成為關注安全、研討安全觀的時代背景。人們對所謂的安全觀可謂多彩紛云，例如:國際社會、國家安全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新資源安全觀;信息時代的新威脅觀與安全觀;安全生產觀;經濟安全觀;安全工程觀— 工程安全和社會和諧;文化安全觀;糧食安全觀;人口安全觀;新能源安全觀;藥品安全觀;甚至還有以以色列為代表的絕對安全觀以及美國的

歇斯底里安全觀等偏執安全觀。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觀[1]

安全宿命觀的產生由來已久，所謂安全宿命觀簡單地說就是“聽天由命”。該安全觀的產生在遠古時期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時生產力低下，科技水平尚處在初始階段，人們面對天災人禍無能為力，表現出人們的一種無奈、無知和軟弱，因而只能聽天由命。

從歷史過程來看，相對于大自然，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無論到何時，人要順應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認為，安全宿命觀的產生與時代特點有關，但安全宿命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安全宿命觀并不只具有消極的一面，它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諧統一，強調的是人要適應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規律改造自然。當然“宿命論”所強調的命運的決定支配作用或服從命運的主張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觀”的主流，因為人們早就發現所謂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經驗論與安全知命論

安全知命觀，其中的“命”說的是天命。反映了人們開始依據經驗，把握安全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人們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總結積累事故的經驗教訓，從而得出與某事相關聯的“命運”的好壞和安全活動的局部預知。

在我國早在公元前的戰國或秦漢時期，就出現了樸素的辯證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過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推，變化其

中矣”等富有樸素的辯證論的安全活動預知觀點。

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代，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又總結了農業、工業、工程技術和管理的相關安全經驗，掌握了保護自身安全的技術，防護方法和措施，人們也就成了安全生產活動的有知者。

與安全宿命觀一樣，安全知命觀既具有時代特點，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因為經驗在不斷總結，不斷升華。經驗始終是指導安全工作的寶貴財富，人們常說的吸取事故教訓以指導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觀的具體體現。

1.3 系統論與安全系統觀

系統論的理論與系統方法的提出和應用，大大推動了安全系統論的發展[5]，實踐證明，系統論是處理復雜系統工程問題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從未發生過的事故

也可能發生，所以憑經驗預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當人們面對極端復雜因素的安全問題而一籌莫展的時候，系統論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統中的成功應用，給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解決了安全工作者憑經驗不能完全解決的事故預測問題，并從而樹立了事故是可以預知的— 科學的事故預測觀。

系統安全觀對安全的認識的要點，首先是認為事故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學的方法是可以預知的。該認識和觀點，它已經擺脫了宿命觀和知命觀以命(天命)為主導的對天災人禍因果關系的原始認識。

系統安全觀是科學的，它對事故的預測是按照事故的特點和規律提出預測模型和解析結果。因為事故的發生具有隨機性，所以目前事故預測給出的大多是事故發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觀

所謂大安全觀是指針對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各個領域，關注安全的綜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點，對安全的內涵、目標和解決安全問題的手段所得出的對安全問題總的認識。

目前,有關大安全觀的提法可以歸納為如下4個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觀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環境，或是把人類生活、生產、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歸納起來而提出的大安全觀。

第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組織多樣化而使國家國際安全注人了新的內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觀[1]。

第三是提出了不僅只關注21世紀議程中的環保主題及自然災害問題，而應充分關注安全、減災為一體的大安全觀，即強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集安全、減災、環保為一體的安全觀[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觀[4]。因為“公共安全問題”涉及到社會一切領域，是社會公眾及各行各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傳統的技術性安全問題社會化傾向日趨明顯，越來越多地演化為社會問題，使得現代安全問題紛繁復雜。小到社會中的犯罪問題，大到民族性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性沖突、地區性沖突，甚至國家沖突，而沖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轉變，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沖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升級、毒品泛濫、" SARS”及禽流感傳播這些都已經打破了傳統國家觀念，使安全問題的平臺提升到國際層面。

從以上幾種大安全觀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安全科學

發展的重要階段。因為大安全觀的提出不只是內涵的擴充或范圍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學平臺的提升和對安全問題達成的最廣泛的共識和認定[4]。

安全價值觀

安全價值觀是人們對安全是否有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認識和評定。一切事物本身的價值的有無及大小，決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顯然，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安全觀確定的基礎。所以，筆者在討論安全觀的時候，有必要對安全價值作一下簡要的討論。

安全是有價值的。其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價值和安全的經濟價值。雖然，安全價值不能直接套用價值工程中價值的定義和算法，因為安全的某些價值(如社會價值)不能只用錢來量化，但是這并不能否定安全價值的客觀存在。

2.1 安全的社會價值

安全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效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條件，一個優美、安全的生活環境，一種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個和平、和諧、安定的世界……總之，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人們的心情、感覺是不一樣的，人們就能夠真正做到健康、舒適、長壽、事業有成，安全的社會效應是無法用金錢來度量的。

安全的社會價值歸納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1)安全的戰略意義，大多數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針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不是一時一地的臨時措施。同時多數安全方針、政策都具有長效機制，不安全狀態的改變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從國家、政治方面考慮，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安全方針政策舉措關系國家大局。

2)安全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保障，安全生產、安全性合格的產品才能保障企業的生存、發展、壯大，保障產品有市場和競爭力。現在市場上的許多產品，食品、藥品、家電、汽車等生活用品，工農業生產用的設備、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沒有安全保障的產品就不會有市場，所以安全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社會效應是很明顯的。

3)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說和諧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是安全。強調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產安全，個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會才能安定和諧。一個安全和諧的氛圍下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昌盛繁榮進步的社會。

4)安全既是人類有生以來的本性需求，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素質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對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條件。一個安全的社會、安全的單位、安全的工作崗位必然會培育安心敬業奉獻的人才。同時，所說的安全既是針對個人的，又是針對群體的。個人做事既要考慮自己的安全，也要考慮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屬

于安全論理，道德標準問題，所以對個體來講，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質的表現。

2.2 安全的經濟價值

由于安全系統具有灰色系統的特點，所以安全經濟價值也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滯后性和反直觀性。所謂，既有確定性又具有不確定性，是說有確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價值的回報，不確定性是說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預知、滯后性、遠期性或難以量化計算;反直觀性是說安全投人所生產的間接經濟效果，是不確定性的延伸。

據聯合國有關資料統計顯示，世界各國平均每年的事故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5%，而預防事故和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約占3.5%，合計為GNP的6%。如果沒有預防事故與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發生率及事故損失將會增高許多，到底損失多大，目前尚無可信的統計數據。

從理論上講，安全價值可以參照一般價值工程的計算方法來表述:

安全價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價值工程是一種運用價值工程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某技術管理措施進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圖用最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從而提高安全技術經濟，即安全價值的方法。

安全價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優化分析為重點，同時要盡量降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以充分、可靠地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為目標[8]。

隨著我國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安全產業的興起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專門從事安全技術、安全經濟研究的院所，以及專門從事安全產品生產的企業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必將促進安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保安公司、保安隊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

世界觀、人生觀與安全觀

世界觀是人們對于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觀是人們對人生的根本觀點。世界觀也好，人生觀也好，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導，這是經典的世界觀、人生觀概念。

當前，考 慮“人生觀”與現實生活之間內在的聯系，對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的思考使人生觀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內涵。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們把對人生觀的思考更現實地表述為“生涯”或“生計”，或進一步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與發展路徑的思考。這其中價值觀的澄清和確認，以及尋求社會需求與個人需要的最佳結合點或為人們所

關注的焦點。

人生的目的依個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狀況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適、健康。人不管經歷怎樣的人生道路或發展路徑，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沒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標都是一句空話。因此，從生命的角度講，安全觀是人生觀的最基本的目標。

3.1 安全是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安全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人生價值可分為人生的社會價值和人生的自我價值。

人生的社會價值，是指一個人一生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對他人、集體、社會需要的滿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會價值的實質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9]。

人生的自我價值是個人一生通過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對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積極作用。

任何個人應該既有人生的社會價值，又有人生的自我價值，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價值的人其價值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價值也是一個“關系”范疇，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有價值，不是指對他自身來說有什么意義，而主要是指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有多大，孤立的個人是無所謂價值的。

安全作為個體生存的首要問題，也是作為社會安全、團結、穩定的中心問題。否則不管是什么個體，還是作為社會都將會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取向，也是實現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保障。上升到觀念，即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3.2 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肉體與精神的有機統一體，所以生命(人命)也應該包括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兩個方面的含義。

人的生命價值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價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價值，人的生命存在價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價值;

第二，生命延續的價值。從社會角度講是人類的繁衍發展，從個人角度看是壽命的延長對于個人創造和發展的意義。

第三，超越生命的價值即是犧牲的價值，因為犧牲不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否定，而是生命價值的升華、確證和增值。

長期以來，人們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種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種必然，其實不然，生命價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價值問題的研究對于人們清楚地認識自己，完全發揮生命的價值有重要的意義。

人的生命價值包括:人的身體、能力的儲備、生命的延續[10]，體力、智力的再生和發展等生命的自我價值。但這不是生命價值的全部內涵，人的生命價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創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潛在的創造性勞動能力，這種勞動能力的發揮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生命的價值是人們對人的一生為自己和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一種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內涵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順利的延續，從而實現人的生命價值。

所以說，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圍繞著生命價值而運動的，即生命價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觀念范疇，也可以說，生命價值觀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生觀、安全觀、安全價值觀的相互關聯歸納如下圖所示。

結論

1)安全觀理論是指導確定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又是安全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依據科學發展觀，可以把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領域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這些安全觀具有延續性和動態性特點。

3)安全的社會價值觀和經濟價值觀是安全觀建立的基礎，是認識安全觀的客觀的依據。

4)大安全觀是當今安全觀發展的最高層面。大安全觀的確立，標志著安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5)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保障，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第四篇：再論科學安全觀

再論科學安全觀

【摘要】以科學發展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國際、國家社會發展為背景，綜合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將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4種基本模式;提出以安全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認定為主體的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確立的基礎，而構成安全觀的人生價值觀及人命價值觀等是人生觀乃至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每個人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筆者試圖以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的認識，旨在進一步充實完善安全學的學術內容。

【關鍵詞】安全觀;價值;價值觀;人生觀;大安全觀

前言

如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系統地分析和把握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恐怖主義相關的國際、國內安全問題;科學地研究包括與自然災害，大范圍突發傳染病(如“SARS“)等突發事件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正確理智地對待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相矛盾的環境安全問題;進一步深人地研究科技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如何解決以人為本的生產安全與工程安全問題等，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首先是如何樹立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安全觀，也是從認識上首先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安全觀，即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價值等總的看法。不同時代，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的安全觀是不同的。同時，不同的人群，由于其所從事的職業，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其安全觀也是不一樣的。從安全科學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安全觀是一直伴隨著人們的世界觀的發展而發展，世界觀的改變而改變，可以說，安全觀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安全問題是一個涉及內容非常廣泛的大課題，所以安全觀也是一個覆蓋眾多領域，多學科交叉的大概念。為了能更好地、全面地統一對安全觀的認識，筆者試圖通過分析各個領域提出的安全觀，找出安全觀發展的歷史規律和安全觀的共性問題。正像人們可以用安全科學的基本理論統一人們對生活領域，生產領域乃至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的認識一樣，用科學的安全理論統一人們對安全觀概念的認識應當是可行的。

安全觀的演變

目前，關于什么是符合時代特點的新安全觀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伊拉克戰爭、美國”9·11”事件、“ SARS”、炭疽桿菌、禽流感、基因工程與生化武器、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與儲存、巨型水壩、主要水源的防毒防污染、有關國計民生的物資(例如糧食、石油等)的儲備和供應、亞洲金融危機式的金融風險、吸毒販毒以及艾滋病的傳播、世界人口增長問題等都成為關注安全、研討安全觀的時代背景。人們對所謂的安全觀可謂多彩紛云，例如:國際社會、國家安全的新安全觀;新安全觀與和諧世界理念— 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新資源安全觀;信息時代的新威脅觀與安全觀;安全生產觀;經濟安全觀;安全工程觀— 工程安全和社會和諧;文化安全觀;糧食安全觀;人口安全觀;新能源安全觀;藥品安全觀;甚至還有以以色列為代表的絕對安全觀以及美國的歇斯底里安全觀等偏執安全觀。

1.1 早期的安全宿命觀[1]

安全宿命觀的產生由來已久，所謂安全宿命觀簡單地說就是“聽天由命”。該安全觀的產生在遠古時期是很自然的，因為那時生產力低下，科技水平尚處在初始階段，人們面對天災人禍無能為力，表現出人們的一種無奈、無知和軟弱，因而只能聽天由命。

從歷史過程來看，相對于大自然，人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所以無論到何時，人要順應自然，才能是安全的。直到今天，中國人仍然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國人的平安意境”。可以認為，安全宿命觀的產生與時代特點有關，但安全宿命觀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就是說安全宿命觀并不只具有消極的一面，它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它追求的是天人的和諧統一，強調的是人要適應自然，要按照自然的規律改造自然。當然“宿命論”所強調的命運的決定支配作用或服從命運的主張并不能代表宿命“安全觀”的主流，因為人們早就發現所謂命好的人也并非是事事都安全的人。

1.2 安全經驗論與安全知命論

安全知命觀，其中的“命”說的是天命。反映了人們開始依據經驗，把握安全的特點和規律的認識。人們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總結積累事故的經驗教訓，從而得出與某事相關聯的“命運”的好壞和安全活動的局部預知。

在我國早在公元前的戰國或秦漢時期，就出現了樸素的辯證的儒家作品《周易》。《周易》通過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的自然現象，推測自然和社會變化，認為陰陽兩種勢力的相互作用是產生萬物的根源。提出“剛柔相推，變化其

中矣”等富有樸素的辯證論的安全活動預知觀點。

到了歐洲工業革命時代，人類在生產活動中，又總結了農業、工業、工程技術和管理的相關安全經驗，掌握了保護自身安全的技術，防護方法和措施，人們也就成了安全生產活動的有知者。

與安全宿命觀一樣，安全知命觀既具有時代特點，同時也不是一成不變。因為經驗在不斷總結，不斷升華。經驗始終是指導安全工作的寶貴財富，人們常說的吸取事故教訓以指導安全工作就是安全知命觀的具體體現。

1.3 系統論與安全系統觀

系統論的理論與系統方法的提出和應用，大大推動了安全系統論的發展[5]，實踐證明，系統論是處理復雜系統工程問題的好方法。

一方面因為任何事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演，另一方面，某些從未發生過的事故也可能發生，所以憑經驗預知事故并不能完全避免事故。

正當人們面對極端復雜因素的安全問題而一籌莫展的時候，系統論的提出及其在高端武器系統中的成功應用，給安全工作者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手段，解決了安全工作者憑經驗不能完全解決的事故預測問題，并從而樹立了事故是可以預知的— 科學的事故預測觀。

系統安全觀對安全的認識的要點，首先是認為事故的發生和發展是有規律的，是有先兆的，因而用科學的方法是可以預知的。該認識和觀點，它已經擺脫了宿命觀和知命觀以命(天命)為主導的對天災人禍因果關系的原始認識。

系統安全觀是科學的，它對事故的預測是按照事故的特點和規律提出預測模型和解析結果。因為事故的發生具有隨機性，所以目前事故預測給出的大多是事故發生的概率大小。

1.4 大安全觀

所謂大安全觀是指針對人類生活、生產、生存的各個領域，關注安全的綜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合作性等特點，對安全的內涵、目標和解決安全問題的手段所得出的對安全問題總的認識。

目前,有關大安全觀的提法可以歸納為如下4個方面:

首先提出大安全觀這一概念的是把人文、科技、環境，或是把人類生活、生產、生存領域的安全問題歸納起來而提出的大安全觀。

第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國家多邊化、國際組織多樣化而使國家國際安全注人了新的內涵而提出的大安全觀[1]。

第三是提出了不僅只關注21世紀議程中的環保主題及自然災害問題，而應充分關注安全、減災為一體的大安全觀，即強調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集安全、減災、環保為一體的安全觀[2-3]。

第四是提出了“公共安全”大安全觀[4]。因為“公共安全問題”涉及到社會一切領域，是社會公眾及各行各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隨著社會的發展，許多傳統的技術性安全問題社會化傾向日趨明顯，越來越多地演化為社會問題，使得現代安全問題紛繁復雜。小到社會中的犯罪問題，大到民族性沖突、宗教沖突、文化性沖突、地區性沖突，甚至國家沖突，而沖突手段也由理性向非理性轉變，如“9·11”及其以后的暴力沖突，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升級、毒品泛濫、" SARS”及禽流感傳播這些都已經打破了傳統國家觀念，使安全問題的平臺提升到國際層面。

從以上幾種大安全觀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當今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安全科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因為大安全觀的提出不只是內涵的擴充或范圍的外延，更重要的是安全科學平臺的提升和對安全問題達成的最廣泛的共識和認定[4]。

安全價值觀

安全價值觀是人們對安全是否有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認識和評定。一切事物本身的價值的有無及大小，決定了它的存在地位和必要性。顯然，安全價值觀是安全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安全觀確定的基礎。所以，筆者在討論安全觀的時候，有必要對安全價值作一下簡要的討論。

安全是有價值的。其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價值和安全的經濟價值。雖然，安全價值不能直接套用價值工程中價值的定義和算法，因為安全的某些價值(如社會價值)不能只用錢來量化，但是這并不能否定安全價值的客觀存在。

2.1 安全的社會價值

安全的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安全的社會效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條件，一個優美、安全的生活環境，一種安全可靠的工作，一次安全愉快的旅行，一個和平、和諧、安定的世界……總之，在一個安全的社會中，人們的心情、感覺是不一樣的，人們就能夠真正做到健康、舒適、長壽、事業有成，安全的社會效應是無法用金錢來度量的。

安全的社會價值歸納起來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出來:

1)安全的戰略意義，大多數的安全工作或工作方針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不是一時一地的臨時措施。同時多數安全方針、政策都具有長效機制，不安全狀態的改變需要一定周期，安全局面的形成又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從國家、政治方面考慮，安全具有戰略意義，安全方針政策舉措關系國家大局。

2)安全是發展市場經濟的保障，安全生產、安全性合格的產品才能保障企業的生存、發展、壯大，保障產品有市場和競爭力。現在市場上的許多產品，食品、藥品、家電、汽車等生活用品，工農業生產用的設備、化工材料、武器、能源等都存在安全性的要求，沒有安全保障的產品就不會有市場，所以安全在經濟發展方面的社會效應是很明顯的。

3)安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基本要素，或者說和諧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是安全。強調安全仍然是大安全概念，只有人人都感到生存、生活、生產安全，個人的安全有保障，他人的安全有保障，社會才能安定和諧。一個安全和諧的氛圍下的社會必定是一個昌盛繁榮進步的社會。

4)安全既是人類有生以來的本性需求，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素質之一。安全本性是指人對安全的要求，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條件。一個安全的社會、安全的單位、安全的工作崗位必然會培育安心敬業奉獻的人才。同時，所說的安全既是針對個人的，又是針對群體的。個人做事既要考慮自己的安全，也要考慮不能危及他人的安全，屬于安全論理，道德標準問題，所以對個體來講，把他人的安危放在更重的位置是其高素質的表現。

2.2 安全的經濟價值

由于安全系統具有灰色系統的特點，所以安全經濟價值也具有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滯后性和反直觀性。所謂，既有確定性又具有不確定性，是說有確定性的安全投人，必有一定的安全價值的回報，不確定性是說安全投人的效益具有不可預知、滯后性、遠期性或難以量化計算;反直觀性是說安全投人所生產的間接經濟效果，是不確定性的延伸。

據聯合國有關資料統計顯示，世界各國平均每年的事故經濟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2.5%，而預防事故和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約占3.5%，合計為GNP的6%。如果沒有預防事故與應急救援措施的投人，事故發生率及事故損失將會增高許多，到底損失多大，目前尚無可信的統計數據。

從理論上講，安全價值可以參照一般價值工程的計算方法來表述:

安全價值(Vs)=安全功能(Fs)/安全投人(Cs)

上式表明 :安全價值工程是一種運用價值工程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某技術管理措施進行安全功能分析，力圖用最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從而提高安全技術經濟，即安全價值的方法。

安全價值工程，是以安全功能的優化分析為重點，同時要盡量降低安全壽命周期投資，以充分、可靠地實現必要的安全功能為目標[8]。

隨著我國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的發展，安全產業的興起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專門從事安全技術、安全經濟研究的院所，以及專門從事安全產品生產的企業規模還將繼續擴大，必將促進安全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同時，保安公司、保安隊伍的增加也也是安全的投入，自然也是安全經濟增長的重要方面。

世界觀、人生觀與安全觀

世界觀是人們對于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人生觀是人們對人生的根本觀點。世界觀也好，人生觀也好，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主導，這是經典的世界觀、人生觀概念。

當前，考 慮“人生觀”與現實生活之間內在的聯系，對人生目的、人生價值、人生態度的思考使人生觀的概念注人了新的內涵。最大的變化就是人們把對人生觀的思考更現實地表述為“生涯”或“生計”，或進一步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與發展路徑的思考。這其中價值觀的澄清和確認，以及尋求社會需求與個人需要的最佳結合點或為人們所關注的焦點。

人生的目的依個人的不同而不同，但所有人的最低的，也是最基本的目的是生存。而且理想的或追求的生存狀況就是人身心的安全、舒適、健康。人不管經歷怎樣的人生道路或發展路徑，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命安全。如果沒有了生命，其任何的理想、目標都是一句空話。因此，從生命的角度講，安全觀是人生觀的最基本的目標。

3.1 安全是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安全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人生價值可分為人生的社會價值和人生的自我價值。

人生的社會價值，是指一個人一生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對他人、集體、社會需要的滿足程度，所以人生的社會價值的實質是個人對社會的貢獻[9]。

人生的自我價值是個人一生通過自食其力、自力更生對自己的生命、生活的積極作用。

任何個人應該既有人生的社會價值，又有人生的自我價值，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人生自我價值的人其價值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生價值也是一個“關系”范疇，一個人的人生是否有價值，不是指對他自身來說有什么意義，而主要是指他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有多大，孤立的個人是無所謂價值的。

安全作為個體生存的首要問題，也是作為社會安全、團結、穩定的中心問題。否則不管是什么個體，還是作為社會都將會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所以安全是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取向，也是實現人生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保障。上升到觀念，即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觀的保障。

3.2 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人是自然存在與社會存在，肉體與精神的有機統一體，所以生命(人命)也應該包括自然生命和社會生命兩個方面的含義。

人的生命價值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命存在的價值，是指人的生命存在本身是有價值，人的生命存在價值也是最基本的人格價值;

第二，生命延續的價值。從社會角度講是人類的繁衍發展，從個人角度看是壽命的延長對于個人創造和發展的意義。

第三，超越生命的價值即是犧牲的價值，因為犧牲不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否定，而是生命價值的升華、確證和增值。

長期以來，人們把自身的生命看成是一種天命，看成是大自然的一種必然，其實不然，生命價值的大小在于人自身，生命價值問題的研究對于人們清楚地認識自己，完全發揮生命的價值有重要的意義。

人的生命價值包括:人的身體、能力的儲備、生命的延續[10]，體力、智力的再生和發展等生命的自我價值。但這不是生命價值的全部內涵，人的生命價值更在于人是理性的，是具有創造能力的，即人的生命具有潛在的創造性勞動能力，這種勞動能力的發揮是人的生命的主要的社會價值。

綜上所述，生命的價值是人們對人的一生為自己和社會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一種肯定;而安全最主要內涵就是“以人為本”，就是保障人的生命健康，順利的延續，從而實現人的生命價值。

所以說，安全即命。因此，安全是圍繞著生命價值而運動的，即生命價值是安全的核心，上升到觀念范疇，也可以說，生命價值觀是安全觀的核心。

人生觀、安全觀、安全價值觀的相互關聯歸納如下圖所示。結論

1)安全觀理論是指導確定安全觀的理論基礎，又是安全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依據科學發展觀，可以把各個歷史時期、各個領域安全觀歸納為宿命安全觀、知命安全觀、系統安全觀和大安全觀，這些安全觀具有延續性和動態性特點。

3)安全的社會價值觀和經濟價值觀是安全觀建立的基礎，是認識安全觀的客觀的依據。

4)大安全觀是當今安全觀發展的最高層面。大安全觀的確立，標志著安全科學發展的新階段。

5)安全觀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保障，生命價值是安全觀的核心。

第五篇：再塑企業文化論

再塑企業文化論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除了它的產品與服務的竟爭能力外，企業文化，如何塑建企業的整體士氣與商品竟爭精神，一、現狀

企業文化，企業精神，是企業管理的老課題:論述其內容的文章數以千計。不管怎樣講，其基本原則還是那幾條:以什么文化為基調? 以什么文化排除其他文化的干擾?以什么文化進行建立?以什么文化進行開發、并使其成為企業發展的精神動力?天皇神權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住，伊斯蘭教義是“圣戰”的火舉，“大同世界”理想曾鼓午萬千志士仁人拋頭顱、灑鮮血、浴血奮戰。那時失敗了，人就可以剖腹自殺，誓死不降，而今天還能不能收到那種奇效，確是個迷，1、人本觀。自我中心，人本價值，這是西方正在建立的倫理體系。它的核心是“自我設計與自我實現”，進而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2、金錢觀。金錢萬能，金錢至上。

4、價值觀。為人類社會作貢獻，為解放事業與社會主義奮斗，死得其所與重比泰山的理論，今天沒有多少人聽了，特別是一些年青人。在他們的眼里，要出名就得有絕招，就得堅持“流芳百世” 與“遺臭萬年”的等同原則

5、人生觀。人生就是為了吃、喝、玩。

6、竟爭觀。竟爭，是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要生存，要發展，就要竟爭。竟爭的實質，就是犧牲對手，發展自己。在竟爭的詞典里，永遠找不到“好心”，“誠實”與“仁慈”。

7、文學觀。文學藝術是陶冶人們情操的重要形式。應重視文學作品對讀者的影響!搬上午臺的毛澤東與周恩來，贏得人們的好評，不僅因為他們是勝利者，而且還因為他們是獻身革命、鞠躬盡力、奮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今天，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需要成千成萬開拓型的企業家，午臺上應樹立他們高大的形象:頑強、靈活、不為失敗所摧，不為勝利所驕，看準目標奮勇前進。這對創業者是一種感染與鼓午!但與此同時，淫穢片、兇殺片、打斗片大量上市。未成年人、青年人及一些不肖之徒的作惡犯罪，大多是從電影與電視上學習的。在文學藝術領域內，不能只講求微觀效益，還要講求社會效益。

8、傳統文化觀。

9、宗教觀。

10、丑陋論與寫實論。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對立的統一體。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壞，有善就有惡，不可能只好不壞，也不可能只壞不好。必須一分為二，不能一點論；必須指出矛盾雙方的主與 次，不能以偏代主，也不能以點代面。這就是唯物辯證法。

總之，雖然馬列主義世界觀、社會主義市場經營意識與中華倫理還是大多企業文化的主體，但在上述思潮的浸蝕下，已呈現為千瘡百孔、已無完膚好言了，其“肉”也被挖之殆盡。如果不用鄧小平的“根本指針”為指導,再塑中國企業文化，任其泛濫下去，不僅會嚴重地損害企業的市場形象與經營竟爭能力,還會嚴重的損害中華社會美德,變為社會性災難。這是十分嚴峻的問題。

二、原則

我國傳統的企業文化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些已被商品經濟的意識文化所革新，有些則遭到嚴重破壞，呈現為復雜狀，21世紀都不會改變。我們如何在這種多極文化中確立社會主義企業文化的主脈絡，就是一個大課題。其基本原則應以中華倫理為基因，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市場經濟意識為主脈絡，建立多極文化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年青人進行人生觀與理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其中道德是基礎，應放到首位抓。周恩來說，他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共產黨人。中華道德是中國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具備了中華美德，才能談得上更高的政治信仰。沒有道德，沒有美德，就談不上是合格的社會公民，更成不了真正的共產黨人。所以，有道德，這是最低要求；在這個基礎上，更高的要求，就是具有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或稱之為“四有”。

對中華倫理的研究,已是世界性的研究熱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龍”以及東盟各國，加上近幾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特別是中國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引起世界極大的關注。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文化的有機結合，中國本土文化基因嫁接現代電子技術,以每年10%的高速遞增向世界展示了一種非西方經濟的發展模式。他不是以新教倫理為文化基因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而是新型的后發現代化。這個論點最早是美國經濟學家格中克龍提出來的。他在<經濟落后的歷史透視>一書中，首先提出 “后發優勢”的論點。東亞工業、特別是中華工業模式中的溫和極權主義與自由市場機制相結合的高速發展模式，既是向西方的“自由唯利”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的挑戰，也是向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的挑戰。70年代后，有人提出“儒家動力論”，把東方地區工業發展的成功歸為儒教文化的薰陶，認為儒家傳統文化，即關于倫理道德與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及其價值觀念，是東亞工業高度發展精神動力。美國學者卡恩在<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經濟發 展>一書中提出“新儒教國家”的概念，把經濟高速發展的東亞地區稱為“亞洲倫理工業區”。他認為儒教倫理對人的培養，將促使新儒學社會比其他文化的社會具有更高的潛在增長率，能促使社會經濟更加有效地增長。儒家動力論倡導文化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復興，強調發揮傳統社會的現代潛力。我國的臺灣學者劉述先也寫了本<儒家思想與現代化>，認為儒家思想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還應借助于儒家倫理。中國的發展，即獨立自主，對等貿易，多出口，多儲蓄導致經濟高增長，減少了國民經濟對外的依附性。這不是“脫鉤”，而是加入世界市場與參加國際分工，充分利用國際產業梯度進行轉移，從依附向獨立自主型轉化。這是東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經濟起飛的新模式。

管理學認為，管理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是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的人。如何正確地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就成了管理人的關鍵所在。日本與“四小龍”認為，儒學思想確使他們減少了許多人際關系上的麻煩，成為他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是儒學思想的發源地，更應借助儒家思想整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凈化社會空氣。這是基礎工作；在此基礎上，以愛國主義與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標熏陶他們，培養他們高尚的情操。基礎工作更為重要，建議在中小學開設儒學課。

三、建設

在建設企業文化時，應按照有利于商品經濟發展的這個大前堤來確定。它雖涉及的內容很多，但卻可以歸為三大類，即中華倫理、國家大法與商品經營，簡稱為儒、法、商。

法，包括政治信仰與國家大法，即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與國家的憲法、經濟法等；商，包括產品制造與商品經營的知識，等。筆者僅就倫理作以說明。

倫理屬于上層建筑，是國家法律的補充。但它的廣延性、群眾性與社會基礎的深厚性，遠非法律可比。中華民族是個古老的民族，其傳統文化也源遠流長，倫理的基礎也極為復雜，其中的三大教一般被認為是中華倫理的主體。這就是佛、道、儒。佛教認為，生、老、病、死、苦是人無法繞過的大關，是人無法逃避的現實。怎么辦?遁世出家，逃出塵世，忍讓為先，多積善行，死后升天。相信這種理論的人，今天只有佛教徒了。道教認為，天地以金、木、水、火、土為本源，以陰陽相交促其變化，并按照自身規律而動。怎么辦?清心寡欲，順其自然，無為而待。這種無為哲學，今天也沒有多少人熱衷。唯有孔夫子的理論，今天還有其積極意義。它的大前堤就是人們都要生活在集體與社會中，每個人采用什么行為標準處理個人與集體、與社會的關系，才不致使集體與社會混亂，唯持集體與社會正常功能的發揮，維持其正常運轉?他們提出五個字，就是仁、義、禮、智、信。“仁”是其中的靈魂。

什么是“仁”?唐代韓愈的定義為:“博愛為仁”。后人就此認為仁即博愛，博愛即仁。這種理解過于狹隘，“仁”的含義遠遠不至于愛!“仁”的第一種含義是“核”。“核”是核心，正象桃核與 杏核；而這種核的核心，又是它們的仁。這種“仁”，是形體的根與源。這就是說，有什么樣的仁，就有什么樣的形體，進而引申為人們的行為。“仁”是出發點，是本源，是根；從這點出發，會成為形形色色的“果”，會形成各種各樣的人的行為。這些行為，以 “善”定性，以“善舉”概之。基本框式是:修身齊家平天下。修身 是前堤，是基礎，其核心是“正心、誠意”，“勇者不懼”，“匹夫不可奪志”。“志士仁人”，立志為仁；“殺身成仁”，為仁獻身；“不成功便成仁”，成不了仁就死，等。在修身上，儒教強調 “智仁勇”。<禮記·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能成此，也即本來的“人”，也即還本面目的“人”。這都是標準，如何才能達到?儒論強調教與學。諸如“因材施教”，“學問思辯”，“溫故知新”，“舉一反三”，等，特別強調“格物致知”，即窮盡事物而達到認與知。

“仁”的第二種含義，就是“形”。“形”，是指“仁”字的 結構，它是由“人”與“二”組成的。一個人就不存在人際關系，兩個人就有了人際關系，三個人就成了社會關系。如何處理這種人際關系，就是“仁”字的用途。在處理人際關系方面，主要的標準就是四個字:義、禮、智、信。義薄云天，克已復禮，居敬窮理，誠開金石，就是這些標準的絕好說明。

儒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現在，世界上先后出現了四次孔子研究熱潮。孔子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論語>的發行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日本與東南亞一些國家，將自已的經濟起飛的一個原因，歸為孔學思想的傳播。孔學的生命力，不是采取排他方式確立的，而是在多極文化思想竟爭中發展起來的。將儒論移植于 “仁”，移植于現代職工與經營者的心中，就會產生巨大的以誠感招、以誠開拓的社會效應，人們的欺詐與野蠻經商就會變為文明經商，社會風氣也會為之誠樸與自然。

具體建議:

1、抓教肓。職工的思想陣地，永遠不會“空白”，你不占他就會占，誰的力量大，誰就會“安家”。這種“家”，一旦安下，就很難被“趕走”，如果一旦被趕走，要重搬回來也很困難。所以，就要在掄先“安家”上下功夫。我們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等理論去占領他們的頭腦。當著這些理論占據了他們的頭腦，他們就會將其他思潮視作“異端”，視作“斜說”，從而達到抵御的目的。這種扎根工作，應從幼兒園作起，而且盡可能全民化。

2、啟發思維教育。啟發思維，進而達到創造思維，這是我們進行教育的基本方法。孩子放學回家，西方人多問孩子給老師提沒有提問題，而我們中國人總是問孩子聽沒有聽老師的話。西方教育側重孩子思維，中國教育側重孩子守規。守規教育過多，就不利孩子成長。大學也是老師講，學生記，記的越多，背的越多，就能得高分，這能培養出開拓型的企業家?!如何進行啟發思維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課題。

3、挖天性。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是與生俱來的，當然，后天影響也很大。例如，人的尊重欲與好勝欲，順境者多則建，逆境者多則摧。強化人的好勝欲，激發人的求勝本能，就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靠強化人的求勝欲，發展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自強不息，好爭好勝，雄立世界民族之林。我們的企業職工，如果求勝欲得不到滿足時，即企業經營失敗時，就要自殺，那我們就會無往而不勝。保護好勝心，激發好勝欲，使小孩從小就養成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性格。這種頑強兒成為企業的職工，成為企業的經營者，企業就會大見成效。

4、推行“倍增計劃”分配原則。它的基本原則是:⑴、硬指標。目標一旦確定下來，絕不隨意變動，達不到目標，即是差一點，同樣不給回報；達到目標，即是沒有超，同樣給回報。這樣，就將全體職工的注意力引向“企業的目標值”。⑵、發展型。企業的發展，不充許有“山峰”與“山谷”之分，只能有“高速”與“低速”之 分。這就要求企業的計劃指標不能低于歷史最好水平，達不到，就要采取斷然措施，包括處理暫時用不上的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并進行裁員。⑶、達到目標后就兌現，絕不許空頭愿，使職工的收入與企業的經濟效益同步化。英國二次大戰后，要求職工“勒緊褲腰帶恢復戰爭創傷”，得不到國人的合作，最后以失敗告終；而日本則推行“倍增計劃分配”，就獲得成功。今天，大講延安精神，同樣得不到職工的支持。

5、進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國文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有些至今還有很強的生命力，如古代的一些管理思想，領導與用人藝術，特別是儒教處理人際關系的理論，等。這種教育，不僅僅是繼承，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激發其愛國心與廣博知識。進行傳播教育時，不要單打一，而應將各個流派的觀點都擺出來，讓他們進行比較選擇。同樣，講馬克思主義時，也應將其他“主義”拿出來共嘗，以增強其識別力。這種比較、鑒別的教學法，遠比強輸法好。

總之,倫理,習俗,道德,觀念,主導原則,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市場行為的展現等企業文化,是在學習中生,在制度中定,在輿論中長, 在獎懲中果。關鍵就看我們如何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