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地制度

原始社會實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夏商周時期，實行土地國有制——井田制；春秋時期，井田制瓦解；戰國時期，井田制被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確立，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曹魏時期曾經實行屯田制；北魏到唐朝中期，實行均田制。-均田制是中國古代一項重要的土地制度，產生于北魏，繼之后的北齊、北周以及隋唐都承襲了這一制度。隨著地主經濟的發展壯大，土地兼并也隨之日益嚴重。均田制形同虛設；到了唐代中葉，均田制終于退出歷史舞臺。-------------均田制實行的先決條件：均田制是授田給百姓,戶籍正確為實行的先決條件,因此,實行之初先清查戶籍,以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以便于授田與征稅 2．意義：（1）均田制鼓勵耕者有田,部曲.佃客自國家領得土地,向國家納稅,轉為國家編戶,政府收入增加,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業社會逐漸建立起來（2）均田是授田給人民,有為民置產的精神,授田的原則是依勞動力多寡,所以男女授田數量不同,而奴婢.牛也可授田（丁牛一頭授田30畝）,每戶牛限4頭,北魏時期奴婢授田人數不限制北齊才加以限制（3）由于奴婢也授田,豪強之家可藉畜養奴婢獲得更多的田地,他們的利益并未被完全鏟除,或許因此使均田制的實行并未遭遇強大的阻力（4）政府授露田與桑田,可說是土地公有與私有的折衷措施（5）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獎勵人民到人口稀少的地方開墾,耕地面積增加,有助于中原農業的恢復 3．沿用：北齊.北周.隋.唐繼續實行均田制,隋代所受露田加倍（丁男80畝.婦女40畝）,唐代改稱口分田與永業田,數量與隋相同,但婦女不授田.奴隸社會

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國君交納貢賦制、派兵打仗。

編輯本段

二、封建社會

1.戰國

確立土地私有→獎勵軍功，促進新興地主崛起。

2.秦朝

確立土地私有→按畝納稅（地租）、按戶籍征發賦、役（兵役和雜役）

3.漢朝

確立土地私有→按畝納租稅（少）、按人丁負擔賦、役（重）基本上是以稅人為主，人身控制嚴格。其間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國土地改稱“王田”，不許買賣。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 民禁錮在“王田”里當牛做馬，使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

4.北魏到隋唐時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國有制→以人丁為主負擔均田制、租庸調制（庸在隋出現，唐朝取消年齡限制，保證了農民的勞動時間）、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是三位一體。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強，地主進行土地兼并→國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實（均田制徹底崩潰，租庸調制無法實施）→780年實行兩稅法（戶稅和地稅、時間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動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現，地主在大規模的莊園中實行分工合作的勞動，有利于封建經濟發展。兩稅法實際上是在國家承認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據土地資產向地主征稅，性質上屬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產關系的局部調整。

5.北宋王安石變法

募役法是對“庸”的繼承和發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稅法是對兩稅法稅地的繼承。這些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

6.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賦役合并、將田賦、徭役、雜役分攤在田畝上，即役歸于地、量地計丁、計畝征收、折銀征收。說明了封建國家重視土地的程度已經大大超過了重視人口。而折銀征收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利于農業商品化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

7.清朝的攤丁入畝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固定丁數的基礎上，推行“攤丁入畝”的辦法，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徹底解決就丁、田并征的雙軌制征稅形式，從而完成了自唐代兩稅法以來我國封建賦役制改革——并役于賦、人頭稅歸于土地稅的歷史進程。這樣，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松弛，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階級矛盾暫時得到了緩和，促進康乾時期經濟的較快發展；隱蔽人口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促進了我國人口增長。

國有制有屯田和各類官田，私有制有貴族、官僚、庶民等各種不同類型地主所有制。此外還有不專屬于封建土地制度，而在私有制各社會形態中都存在的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在兩千多年來的地主制經濟中，歷代王朝的土地政策對地權形式具有重大作用。又因土地可以買賣，地權集中和分散因時而異。各類所有制形式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核心，它的發展變化制約著其他各類所有制，尤其是農民小土地所有制的消長。

春秋戰國至西漢的土地制度關于早期封建社會的分期，中國史學界有不同看法。多數學者主張春秋戰國是向地主制經濟過渡的時期(有人認為是從奴隸制經濟向地主制經濟過渡，有人認為是由領主制經濟向地主制經濟過渡)。這種過渡體現為統治者由重視人口轉而重視土地,如東周莊王十一年(公元前686)齊國之“相地而衰征”,以后有晉國之“作爰田”,魯國之“初稅畝”，楚國之“量入修賦”，鄭國之“作丘賦”，秦國之“初租禾”等。這些賦稅制度改革的實質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這一過渡經歷了約 300年。其間首先發展起來的是自耕農的小土地所有制，同時也發展出來各種類型地主所有制。

秦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統一六國,農民小土地所有制與地主所有制并存。始皇三十一年令“黔首自實田”,其中主要是自耕農,也包括庶民地主。秦代地主主要是身份性軍功地主。秦代的封爵食邑及賞賜田宅，多系軍功人員。漢承秦制。一方面自耕農廣泛存在，也有少數庶民地主，稱“編戶齊民”;同時對于功臣勛貴則封爵賜田。如漢初所封十八侯，皆有食邑,少者食740戶，多者至10600戶。漢開始有皇莊性質的莊田。在皇室勛貴地主奴役下的佃戶,對主人納租供役。地租剝削率是“見稅什伍”。此后千余年，對分制均占主導地位。秦漢時代，地主制處于形成期，一般租佃制的封建依附關系還不那么強烈，同時有生產奴仆長期并存。

這時出現了屯田制。秦有類似屯田的“屯戍”。中國屯田制正式開始于漢文帝時的民屯。武帝開始實行軍屯，屯卒多時達60萬人，配田征租，進行強制的生產勞動，這類土地屬國有制。

東漢至宋元的土地制度這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期，地主制經濟有進一步發展。東漢后期歷魏、晉、南北朝至唐初，士族地主在地主階級中占主導地位，這時北朝出現了特殊的均田制。先是士族地主廣收蔭戶，逃避賦役，西晉武帝為保證租調征發曾制定占田制，但未能實行。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以豪族蔭庇人戶現象更加嚴重，乃下詔均田,男夫年15以上受露田40畝,婦女20畝，“奴婢依良”，老死還官。這類露田雖具國有的形式，但實際是私有制內容。此外，另有桑田或麻田。租調負擔(土地稅和人丁稅)，奴婢為一般民戶的1/4，受田奴婢所創造的剩余產品，主人將其中一部分以租調形式上交國家，其余攫為己有。這種均田制歷北齊一直延續到唐代前期，只是在奴婢授田方面稍加更易。隋唐時代，伴隨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土地買賣關系日漸頻繁，地主興替無常，這種狀態一直在持續發展。這時庶民地主雖有所發展。但所占比重很小。

在這一歷史時期，勛貴賜田蔭戶及官吏授田制有著進一步發展。如東吳和曹魏，將佃戶賜與功臣私室;西晉對高級官員賞賜菜田,對各級官吏實行按品蔭戶制;北齊對勛臣官吏實行按品授田及按占奴婢授田制;東晉及南朝對官吏實行按品賜田蔭客制。隋唐基本繼承前朝勛官賜田制，如隋朝勛貴有永業田，少者40頃,多者100頃;唐朝貴族及官吏的永業田,少者20頃，多者100頃。元代勛貴賜田額尤為龐大，動輒千頃數千頃，有的多至萬頃。國家賞賜貴族官僚的土地，實際世代占有，并多享有優免賦役權。

由東漢后期至宋元的千余年間，地權分配狀況因時而異。東漢魏晉,伴隨世族地主發展,地權高度集中。北魏北齊推行均田制時期，士族地主仍在延續，存在不少占田數千乃至數萬畝的大地主，奴婢受田是對既成事實的認可。同時拓跋、鮮卑族在漢化過程中也發展起來部分士族地主，北魏末已融入漢人士族集團。東晉和南朝，在中央統治權呈現分崩離析的條件下，則出現了具有莊園外形的士族大地主所有制。

隋唐時代尤其是唐代前期行均田制，百年間地權相對分散。唐玄宗開元、天寶間，人口增長,兼并劇烈,均田制逐漸破壞，地權趨向集中，原有租庸調制無法推行，乃改為兩稅法。至唐代末年，先有大規模農民起義，繼有五代戰亂，地主所有制遭受一定程度沖擊，地權相對分散。北宋建國，自耕農廣泛存在，但佃農仍占很大比重。這時佃戶叫客戶，有些地區客戶戶數超過主戶。至南宋時期，自耕農所占比重更小，元朝統治時期，北方土地制度變化較大，蒙古貴族強占土地，虜掠農民為驅口;投靠蒙軍的漢人，有的變成軍功地主,依勢兼并,地權更加集中。南方則保持原有土地關系，大地主得以延續，有的占田數萬畝，有的奴役佃戶二三千戶乃至萬戶，有的收租多至二三十萬石。大部自耕農淪為佃農。這時就全國而言，地主所有制占據統治形式。

伴隨社會經濟的發展，封建依附關系也發生變化。東漢末歷魏晉至南北朝 400多年間，世族地主發展，淪于部曲、奴婢的人數增加，他們對主人的人身隸屬關系，趨向強化。在隋唐時代,伴隨科舉制的推行,新興官僚地主逐漸代替舊世族地主,地主階級內部構成的變化,對封建依附關系產生直接影響。由隋唐至宋元700多年間,這時的佃客、客戶和過去的部曲、奴婢相比，身份地位發生變化，對地主的人身隸屬關系已不似前者之強烈。這是封建土地制度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內容。

這一時期的國有土地，包括屯田、祿田和職田等。先是東漢建武五年(公元29)。馬援(公元前14~公元49)屯田于三輔，開內地屯田之始。三國時期，各國從籌措軍餉出發興辦屯田,如魏募民屯田于許下及淮河流域,劉蜀興屯于渭河之濱。南北朝時期，北魏在北方興辦屯田，又稱營田。唐為鞏固國防,屯田規模尤大，東起遼東,西至隴右，以及西南、東南地區。天寶年間全國凡1041屯，每屯擁有土地二三十頃至五十頃不等,每年收租100多萬石。宋代屯田減少，真宗天禧末才4200多頃。元代有軍屯和民屯，屯田額劇增至17萬余頃。國有性質的祿田和職田，如北魏地方官配田以代祿米，隋唐官吏按職配田;宋代官吏授職分田以代官俸,全國職田凡234萬多畝;元代職田則以佃戶計，三品官佃戶500~700戶，九品官佃戶30~50戶。以上祿米和職田多系致仕還官。唐另有公廨田，收租供官府公用，各官府公廨田額,少者數頃,多者40頃。宋代有學田，徽宗大觀三年(1109)，全國學田租糧60多萬斛,租錢300多萬文。各類國有土地所構成的租佃關系不完全相同。屯田租佃所形成的封建強制性遠超過一般民田，屯軍則被束縛在土地上，喪失了人身自由。明清的土地制度明清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土地制度發生了較大變化。明代初期,編制魚鱗冊和黃冊,制定了詳盡的戶籍地籍制度,據以訂定每戶的賦役田糧,確定田主的土地產權。這時地權相對分散，當時按戶貲列等的里甲、均徭、雜泛等負擔就是在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廣泛存在的條件下制定的。明代中葉后，官紳地主權勢滋長，地權高度集中。經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沖擊，紳權衰落，地權又分散。清代前期，在相當廣大地區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占著極大比重，并逐漸分化出來不少庶民地主。

明清兩代土地制度再一個變化是江南官田向民田的轉化。早在宋元時代江南就有大量官田。明初籍沒張士誠(1321~1367)及諸豪族之田為官田，又將原撥勛貴莊田改為官田。明初江浙官田逆產占很大比重。這類所有制原屬于國有制。洪武七年(1374)將蘇、松、杭、嘉等府官田減征半租，以后又一再減租，官田租漸與民田賦拉平。實際變為民田。

明清兩代都建置了龐大的皇室莊田及勛貴莊田。明代皇莊始建于天順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擴大至 3.7萬多頃，諸王勛貴莊田建于明初，以后陸續增置。隆慶二年(1568)對勛貴莊田額作過限制規定，萬歷十六年(1588)又制定勛貴還田制。但莊田額仍在繼續擴大，明代后期約達30多萬頃。清康熙年間，在明代勛貴莊田荒廢及為農民所占有的情況下，才改為民田，納糧升科，曰更名田。清朝又建立自己的內務府皇莊3.9萬多頃,八旗宗室莊田1.3萬多頃。同時建置八旗官兵旗地 14萬多頃。此項土地原禁止買賣。其中八旗兵丁所分土地性質不同于勛貴莊田,而且配地較少。他們由于日漸窮困,乾隆以后對所配旗地逐漸典賣，實際變成為民田的一部分。勛貴莊田的經營方式，在初建時由壯丁耕種，設莊頭經管生產收租。以上皇莊、勛貴莊田,皆免除國家賦糧,屬貴族所有制。

明清時代土地制度又一個變化是國家屯田向私有轉化。兩朝屯田額，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為28.5萬多頃，清乾隆十八年(1753)為25.9萬多頃。屯田向私有轉化的過程，明代主要由于勢要侵占，清代主要由于屯軍典賣。

相對宋元而言，明清時代封建土地制度一個更值得注意的變化是封建依附關系趨向松解。在主佃關系方面，明初制定律例，不再把主佃尊卑關系列入封建法典，實際是革除了宋元以前一般租佃間地主階級壓迫佃農的封建法權，有關主佃刑事案件，雙方在法權關系方面是對等的。就在這時出現由分成租制向定額租制的過渡。明代定額租制已占一定比重，清代前期，逐漸占據統治地位。同時永佃制和押租制也有所發展。這種變化，助長了封建依附關系的松解趨勢。清代前期，某些地區存在的佃仆制也發生變化，佃仆人數逐漸減少。這時地租的實現，一方面靠地主私人超經濟強制，同時更依靠封建政權法令的保證。明代勛貴賞賜莊田有的附帶欽賜佃戶。他們對莊田主人具有嚴格人身隸屬關系，但這類佃戶人數所占比重很小。清代勛貴莊田先由壯丁生產，這類壯丁具有佃仆性質;康熙以后,由于壯丁反抗逃亡,莊田生產逐漸過渡為一般租佃制。其由屯田形成的租佃制，屯軍仍被牢固地束縛在土地上，對國家交租供役，具有嚴格人身隸屬關系。明清兩代中葉后,伴隨屯田私有化,部分屯軍擺脫了對國家的封建奴役關系。在雇傭關系方面，明萬歷十六年對壓迫雇工的封建法規開始進行修訂;清乾隆五十二年發生更大變化，絕大部分長工擺脫了對雇主的身份義務關系。以上主佃、主雇間封建依附關系的松解是封建土地制度變化的一個主要內容。

第二篇：土地制度

“土地財政”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當前分稅制體制下地方收入與支出責任的不對等，地方政府缺乏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而土地出讓制度的特征又讓地方政府發現通過土地出讓收入可以彌補地方財政收入缺口。這樣地方政府的一個重要政策目標就是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推高土地價格從而獲得最大化的土地收入。

為了控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沖動”，國務院辦公廳2006年《關于規范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的通知》規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全部納入地方基金管理，實行嚴格的“收支兩條線”，并規定了土地出讓金的六個用途。但是，在現實中，“收支兩條線”管理對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沖動”的效果并沒有凸顯出來。

我國城市土地出讓制度有三個主要的制度特征：第一，政府壟斷城市土地供給；第二，以招拍掛為主的競爭性的土地出讓方式；第三，一次性繳納未來若干年的土地出讓金。這個三個制度特征使得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給數量和土地價格，一次性獲得大量可用財力。而在中國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有依賴性；“土地財政”使政府有動力推高土地價格。在中國快速城鎮化、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市的條件下，對城市住宅用地的需求將長期處于比較緊張的狀態下。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不對城市土地出讓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可以預計我國城市土地的出讓價格將進一步上漲。而土地價格的上漲將進一步傳導到住宅價格上，推動住宅價格的持續升高。

第三篇：日本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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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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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大化革新后，奴隸制開始向封建制過渡。在這之前的一些跡象，諸如田部等等，也只能說是奴隸社會末期出現的封建因素，最多他們相等于古羅馬奴隸社會末期出現的隸農。因為他們確實和奴隸有所不同了，他們可以有自己的家室，可以獨立進行生產。大化革新后情形就不同了。646年頒發了革新詔書，規定貴族豪強私人占有的土地以及附著于土地上的人民全歸國有，所有過去由大奴隸主貴族占據屯倉也一律收歸國有稱為公地。即所謂“罷昔在天皇等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別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處處屯倉。”（周一良等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奴隸社會末期曾出現有部民、品部、田部，此時一律解放，成為依附農民，即所謂公民。他們人身保有自由，并可有自己的財產和生產工具，但需服兵役。可見在日本體現了東方封建土地國有制的特點。大化革新，還建立一系列維持封建統治的各級管理機構和設置了各級官吏。并規定凡所屬官吏一律分配給封地，即所說的職田。另外封給各類貴族的土地還有位田、賜田、功田、神田、寺田等。位田是封建貴族按尊卑爵位分得的封地，當時日本五位以上叫貴姓貴族，六位以下稱卑姓貴族，按品位的大小封給一定數量的位田；賜田是賜給為天皇或大化革新立下戰功的貴族的封地；功田是封給軍事貴族的封地；神田、寺田是封給寺院的封地。這些封地通通免除國稅，封地上的收入全部供豢養貴族之用。各級官吏的職田大部是出租給公民耕種，以租稅的一部分充當官吏的俸祿；租稅的大部分要上繳國家，并承擔為國家服役的義務。可見，日本這種封地同中國的采邑很相似。

國家對農民的統治剝削，采取班田制。班田制既是計口授田。首先進行戶籍調查，然后按統計出來的人口數分配土地。這種土地稱為口分田。凡授口分田者，男二段（當時日本一段等于一點九公畝。用日本的計算方法則是長三十步，寬十二步為一段，十段為一町），女減三分之一。封建主的官奴與一般農民分得相同數目的土地。私家的奴卑則給一般農民三分之一，死后歸公。班田制的年限為六年一班，神田、寺田不在此限。死亡者至班年，可將田收回。班田不許買賣，只能使用下面把日本當時發布的班田令中有關班田的記載抄錄于下：“凡給口分田者，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五年（即五歲）以下不給。．．．．．．

“凡田，六年一班，神田、寺田不在此限。若以身死，應退田者，凡至班年，及從收授。”

“凡官人百姓，并不得將田宅園地施舍及賣與寺。”

“凡官戶奴卑，口分田與良人同；家人奴卑，隨鄉寬狹，并給三分之一。”（周一良等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凡受田的農民皆必須承擔國家的租庸調義務。這一系列措施付諸實施，使日本的封建生產關系初步建立起來，廣大的田部農民全部轉化為依附于土地上的農民，從而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推動了社會發展。

日本的班田制度到八世紀，開始遭到破壞，首先是由于雜班田過程中貴族對土地的掠奪，從而使可班之地逐年減少。封建貴族的賜田、位田、功田、神田、寺田逐年擴大越封越多，并不承擔國稅。職田還規定在官吏不在職時收回，而功田則可享用一世、二世以至永世。賜給為天皇立下軍功或大化革新時立下功勞的貴族的土地賜田此時已猛烈地發展起來。這種賜田在過去就數量十分龐大，此時隨著逐年的封賜幾乎比農民份地多一千二百五十倍。所有這些貴族土地不僅免除賦稅，后來都變成了私有。私有土地增長的結果，致使可班的國有土地數量急烈縮小，從而班田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破壞。

同時，隨著大部分土地免除賦稅而班田農民的租稅負擔逐步加重，使農民中的分化加劇了。一部分農民富裕起來，變成了富農小地主，在日本稱為“田堵”。大部分農民破了產。破產農民的出路是十分不好的，有的逃進山林當了“土匪”，這種土匪也其他國家的農民一樣是官僚貴族地主的死敵。有的破產農民則流離失所。還有的農民把土地寄進大土地所有者門下請求庇護，農民本人則淪為被大地主保護下的“寄口”。顯而易見，這種寄口也就是農奴。

其次，班田制度被破壞得最為嚴重的，還是由于國家允許私人墾荒，并承認開墾之荒地為私人占有。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大地主、小地主甚至有條件的農民都爭先恐后地墾荒。723年（養老七年）制定了墾荒法，又名“三世一生法”。規定所墾之荒地可享用三世后再收歸國有，熟荒再開墾者死后可以收回。如《續日本紀》載：“傾者，百姓漸多，田地窄狹。望請功課天下，開辟田疇。其有新造溝池，營開墾者，不限多少，給傳三世。若逐舊溝池，給其一生。”（周一良等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這種鼓勵開荒的作法大大地刺激了私有土地的增長。但由于三世后收回，又限制了墾荒者的積極性，因此有些開墾后的荒地幾年后又復荒了，影響了國家的收入。故而，與二十年后政府又發布命令，進一步肯定了土地的私有權。取消了“三世一生法”，徹底承認了凡開墾之荒地“永年莫收”。“如聞，墾田依養老七年（723年）格，限滿之后，依例收授。于是農夫怠倦，開地復荒。自今以后，任為私財，無論三世一生，咸悉永年莫收。”（同上）。于是，大墾荒地之風糜行一時，私人占有土地迅速膨脹起來。尤其豪門貴族大封建主，往往使用奴隸或使用封戶（當時分封職田、賜田、功田、寺田、神田等都附有封戶，少則幾百戶，多則千戶不等）去為他們開荒占草，致使廣大農民備受壓榨。從后來日本政府又發布了禁止墾田私有的命令和禁止五位以上貴族私營田產的命令來看，這種情況是十分嚴重的。私有土地的增長，完全破壞了班田制度。中國井田制的破壞，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也是由于私人墾荒的增長。荒地的開墾為土地之私有創造了直接的條件。因此，到了公元十世紀，日本的班田制則徹底廢除了。

在日本，班田制廢除后，貴族、官僚、私人大封建主經營的大型莊園雨后春筍般地萌發起來。封建土地制日趨完善。

這一時期，各級官僚們也象大貴族那樣，利用職權之便使用職田上的農民大量開墾荒地，并創辦起無數的大莊園。官僚地主經營的莊園稱莊田，這種莊田后來特別興盛。與此同時，各類貴族也在墾荒占地的基礎上建設了許多大農莊。貴族們創辦的農莊來勢兇猛，很快遍及全國。

在日本的大農莊里，往往不是由貴族官僚們自己直接經營，而是在農莊里設總管代為管理，自己住在城里坐享其成。莊園的總管稱為莊官。這種經營形式在中國稱為經營地主，或官僚地主。在日本的莊園也是層層依附，隨未稱為附庸，但這種關系已出現。一般土地所有者往往自愿請求大貴族地主保護，甘當他的莊官，成為二地主。而大貴族地主往往也在僧侶貴族和有權勢的貴姓貴族中尋找庇護人，這種有權勢的貴族稱為“本家”。這種情形在中國是屢見不鮮的。中國的北方和東北部，有些官僚大地主往往把土地租給經營地主，而經營地主再租給富農或佃富農經營，層層依附、保護，層層繳納租賦，只不過在中國不把最有權勢的大地主稱為本家，而稱為“東家”。日本的莊園主，要向本家繳納一定的租賦。莊官、莊園主、本家組成一個剝削體系，共同剝削莊園內承擔勞動的莊民。莊民在日本稱為“作人”、“寄人”、“百姓”，他們主要來自破了產的班田農民。莊民自備生產工具和牛具以租佃形式租種莊園主的田地，并負擔十分繁重的租稅和徭役。在這里超經濟剝削是很明顯的。當時在日本最有權勢的大本家要算是滕原氏家族，他把握著全國的各主要官職，他們一個家族就控制有數百個莊園，成為日本最大的大地主。因為當時貴族、官僚的大莊園往往獲得國家的免稅權和不許檢田官和收稅吏進入莊園的權利，進而這種大莊園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勢力。于是許多莊園主為了獲得特權，而把土地寄進當時最有權勢的滕原氏莊園，自己甘當莊官。從當時政府發布禁止再建新莊園的命令來看，莊園的發展以達到空前的狀態。除了滕原氏家族的莊園膨脹外，寺院侵占土地的現象也十分猖狂，寺院僧侶貴族的大莊園中，可豢養武士和護寺僧。在中國這種寺院田產的擴大也是登峰造極的。其他一些大封建地主也都在全國各地占據了大量的莊園。十二世紀，有個平民家族，他一家就侵占了六百個莊園。由于大封建主的勢力過分擴大，在日本出現了封建割據的局面。許多封建主也和中國的封建主一樣，組織了自己的地主武裝，豢養了大批的私人軍隊。起初這些軍隊成員均由各村長擔當，后來，封建主則在莊民中發展軍隊，作為他們的親兵，并把土地分封給他們，以資報酬。這種以土地為報酬，以服兵役為條件的封地，顯而易見，封建采邑的性質再明顯不過了。與此同時，封建社會的附庸關系，領主與封臣關系建立起來了，圍繞著領主封臣關系形成了封建集團。十二世紀后，在日本出現了封建軍事集團。集團首領稱為將軍，將軍駐守的領地成為幕府，這就是日本歷史上將軍幕府的由來。自此日本進入分裂時期。直至后來的幾百年，日本都是從戰亂中渡過來的。戰亂中日本農民是最痛苦的。此時，幕府將全國土地分配給在戰爭中沖鋒陷陣的武士，武士竊據了莊園統治一方的軍權，形成了武士階層為核心的統治網。

到了十六世紀初，隨著戰亂中征戰的需要這種封建的土地制度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幕府喪失了實權，封建割據局面擴大起來。在此情況下，全國土地名義上屬于國有，實際上已被幾個大封建領主占為己有。中小地主和寺廟領地雖然存在，但大土地占有者已發展起來。上文屢次提到的興盛一時的莊園制已趨衰落。由于莊園的存在，影響了大封建地主統一治理他們的領地，加之領有莊園的武士負有頻繁的征戰任務，大領主希望武士們能經常駐守在他的左右，以便隨時召集起來，對他們的鄰居發動突然襲擊。武士，也就是此時的莊園主也感到經營莊園不比征戰的收入多。種種原因促使大封建主能十分順利地吞并了數以千計的莊園。大地主所有制從而代替了中小地主占有制的莊園制。大封建主吞并各中小莊園之后，建立起過分龐大而堅實的城堡，集中了無數的槍甲齊備的武士。于是，封建城堡自然形成為軍事、政治中心，出現了日本的中古末期的城市，這種城市，日本人把它稱為城下町。為資本主義發生準備了物資、地域等條件。

日本到了德川幕府統治時，已是最后一個封建朝代了。在它的統治下，日本仍宣布土地為國有。在國有土地的名義下，全部土地皆被大小封建主占有。尤如中國的藩鎮制度那樣，全國由幾個大藩鎮統治，每個藩鎮領有大片領地。日本當時的國民經濟收入以稻米的“石”為單位，大體上收入一萬石稻米的領地即可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同時也是行政單位，這樣的領地共有二百多個。領有這樣領地的封建主叫大名。大名在本領地內對附著于土地上的農民有收租、司法、行政等大權。這一時期，德川家族占有的領地可收稻米四百萬石，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大封建主，最大的地主。德川將軍的家臣也都在全國占有大片的領地。這時的武士已大部分失去土地，成為專職軍事貴族，稱為“旗本”，專門從事征戰。

隨著手工業、商業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已襲入農村，于是許多大封建主，除了加緊榨取農民以外，還開始從事手工業、商業經營。從而農民的負擔迅速加重起來。農民在無法承擔過分賦稅剝削的情況下，紛紛逃離農村，有的上山，有的逃進城里，流浪在街頭。商業資本的侵入農村，高利貸資本之猖獗，至使土地的買賣盛行起來。雖然遭到將軍的嚴厲禁止，但歷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為了應付高率的債務，土地的典押已不可避免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不可避免地將要搞垮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

摘自《世界中古史紀略》 1984年9月

鄭之 王平編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土地使用制度

土地使用制度綜述

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有土地使用權是一項我國特有的制度。它是在一定土地所有制度下，人們使用土地的程序、方式的規定。它涉及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之間的關系、權利、義務以及國家對土地使用的管理。這是一項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制度。要實現對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有效行使，就必須在保障權利人占有的權利的前提下，對國有土地使用權進行相應的制度建設。土地使用權是土地使用制度在法律上的表現。每一種土地所有制的條件下，都存在著相應的土地使用制及其具體表現形式，土地所有制總是力求通過恰當的土地使用制使自己得到實現、鞏固和發展。土地使用制度可大致分為所有權與使用權相結合及所有者與使用權相分離兩大類。在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備件下的土地使用制，可大體分為無償使用制和有償使用制兩大類別。土地使用權指在國家所有的土地上享有的，在法定限度內對國有土地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這是一項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制度。要實現對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有效行使，就必須在保障權利人占有的權利的前提下，對國有土地使用權進行相應的制度建設。

土地使用制度發展歷史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發生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應的土地使用制度采取計劃分配、行政劃撥的無償、無限期、無流動的模式。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土地使用制度從無償使用轉向有償使用，在土地資源配置中引入市場機制，至今已初步建立土地市場制度的基本框架，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到較好的發揮。

土地無償使用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并沒有馬上對城市土地實行國有化，而是針對不同性質的所有權形式，分階段逐步實現城市土地國家所有制。1954年，國家頒布文件規定：國營性質的土地使用者使用國有土地時，應一律由當地政府無償撥給使用，均不須再交納租金。自此，全民所有制單位、公私合營企業開始無償使用城市的國有土地，集體和個人雖然要繳納地租，但收費標準很低。

土地有償使用初期：

1979年我國開始征收土地使用費。我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首先出現在中外合營4-業的用地制度上。為了與國際經濟接軌，我國政府必須對中外合營企業的用地征收土地使用費，以保證國家的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得以實現。根相關法規，土地有償使用采取兩種方式，對內的土地使用者由中央統一征收土地使用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在華機構用地由各地區、城市收取土地使用費。自此中國土地法律上正式步入有償使用的軌道。

土地流轉制度的建立：

1.1990年，我國頒布《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首次以法規的形式對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的概念、范圍和方法等作出具體規定。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和轉讓。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費)這一改革措施，是對傳統的土地無償使用制度的否定，也是新的土地制度的起點。它增強了人們合理用地、節約用地的觀念。

2.土地收購—儲備一開發一出讓機制的初步形成。為了增強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的調控能力，運用市場手段優化配置數量龐大的存量建設用地，提高土地資產的附加值和出讓效益，經過理論界和實際部門的探索，一種適應壟斷競爭型市場模式的城市土地市場運行機制——土地儲備制度應運而生。土地儲備制度的基本內容是根據兩權分離的原則，成立由土地管理部門授權經營的土地儲備機構，采取征購、回收、置換等方式將增量土地和存量土地集中到土地儲備機構手中，由土地儲備機構統一組織土地開發或再開發。

我國土地使用制度現狀以及存在問題

土地作為不可再生資源在現代經濟中有巨大的價值，以土地開發為核心內容的房地產業也成為我國的一個支柱性產業。特別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加強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和人民居住環境已成為共識。另一個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目前在土地使用

方面還存在著許多壓力和問題：一是人口增加耕地減少和經濟的發展對土地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二是土地市場的宏觀調控效果不明顯、大量的土地資源被閑置和浪費；三是政府對土地缺乏高度壟斷，越權批地，非法用地等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四是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或企業重組過程中。隨意處置國有土地致使土地收益流失的現象還較為嚴重。因此，加強土地規劃，節約利用土地，減少外延擴大，強化管理，促進流通。我認為我國土地使用制度存在以下問題：

（一）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缺陷：

1.地方政府之間土地產權界線不清。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在實踐中一直代理行使著國有土地所有權，享有大量所有權收益，而中央政府在土地所有權上的地位被相對弱化

2.土地使用權的有償出讓和劃撥之間界線模糊。現有國有土地使用權存在劃撥和有償出讓兩形式，兩者在權利和義務上有著本質區別，但它們在土地市場上卻顯得含混不清

3.兩種土地所有權不對等。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為我國土地公有制的兩種形式。從常理出發，這兩種所有制應該是平等的。但在實際操作中，法律規定只有國有土地才能直接入市，集體土地惟有通過國家征用變成國有后方可入市。

（二）土地市場機制欠成熟：

1.協議出讓土地比重高。在目前劃撥、協議、招標與拍賣等多種國有土地出讓方式中，招標拍賣形式無疑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但迄今這兩種出讓方式所占比重還較低。

2.劃撥用地和集體用地非法入市。一些單位和企業以行政劃撥土地使用權為資本參與合資合作經營，賺取巨額土地差價；不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亦非法出讓、變相出讓集體用地以牟取非法利益，城鄉結合部尤甚。

3.劃撥土地入市地價偏低。按照我國現行土地使用制度，劃撥土地使用權入市必須向市縣政府交納不低于標定地價的30%的出讓金，從各地實際運作來看，達到40%的地方甚少，一般都低于40%。就不可避免地形成土地的國有制受到侵害和破壞，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

4.土地租稅費體系龐雜。土地稅費存在計征重復或交叉、征收缺位諸現象。在同一地塊轉讓中，“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與“所得稅”即存在重復計征的現象。房產稅與印花稅、契稅也存在明顯交叉重疊等等。

（三）有關立法規定滯后：

土地出讓金一次性收取加重了開發商的成本并轉嫁給最終消費者，可能導致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采取大量批地或人為抬高地價的短期行為，刺激起過分的批地熱情，為未來政府帶來財政上的困難，有悖代際公平原則，更不利于土地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

（四）行政管理體制不健全：

從中央到地方對城市土地開發經營管理不統一，從而造成機構重疊、職責不清、效率低下諸問題，損害了規劃的穩定性和工作的高效。政府作為提供公眾服務的部門，對土地市場的服務、監督不到位，造成土地市場信息不對稱，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土地市場的發育。由于政府職責越位或缺位，管理分工混亂

對我國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解決方法

（一）加強產權界定，健全和創新土地產權法律制度。對土地產權制度創新的問題，理論界、行政主管部門已探討多年，見仁見智。面對產權界定不清帶來的種種問題，應以土地權利為核心、以物權理論為基礎來設計土地產權制度是比較理想的選擇，這樣產權界定較為清楚，加上正在征求意見的物權法草案一旦獲通過，其構建和實施也就有了國家法律的保障。

（二）改革土地供給計劃，優化土地資源配置。要改革土地供給的行政性審批制度，打破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擴大土地的市場化配置范圍。國土資源管理部門要繼續推行市場環境不斷完善，營造公開、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場。要繼續清理閑置土地，進一步盤活存量，提高土地實際供應總量和利用效率；并加快建立土地收益基金制度。要完善土地法律和規劃，嚴格界定公益性途和經營性用途。

（三）調整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建立項目用地控制指標。要解決城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問題，就必須對兩大規劃進行調整和協調。改變規劃的大而全思想，進一步提高規劃編制的技術含量和效率。要協調好兩大規劃的編制和審批，以健全規劃內容、提高規劃權威、統一技術規范、完善規劃體系。強化對土地利用規劃實施情況的跟蹤調查和評估，適時開展規劃的修編調整。建立項目用地控制指標，保持用地結構的合理性。

(四)限定拍賣出讓土地使用權的適用范圍，合理延長居住用地的使用年限。進一步用地方立法形式具體細化土地以招標、拍賣或掛牌方式出讓的不同適用范圍，合理延長出讓土地的使用年限。

(五)完善土地收購儲備管理，改革城市土地租稅費體系。土地收購、儲備制度是土地市場的穩定器。建立這一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調節土地供需總量，即在市場低迷時，納進部分土地，增加土地的需求總量；反之，于計劃之外釋放部分土地，擴大土地供給。改善土地供應方式和手段，對

進入“土地儲備庫”的土地須有計劃地做好供地前期開發工作，營造土地一級市場的公開、公正、公平競爭環境。切實發揮租稅對國有土地資源配置的杠桿作用。合理調整土地收益分配關系，嚴格租稅征管，規范土地市場和調節土地資源配置。

（六）轉換政府職能，健全土地法律責任制度。根據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中央與地方政府應該分別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堅持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土地管理原則。加快國土資源立法，推進國土資源行政工作法制化與程序化，建立權力制約機制。

總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土地使用的有關法律制度相繼推出，且不斷發展，成績可喜。但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入，土地使用制度中的深層次問題不斷顯露出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深化。因此在堅持基本國策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制定一整套符合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需的政策尤其重要，此乃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這是一個長久而艱巨的任務。首先，人們對不少問題的認識還分歧較大，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探討、明確。例如：土地有償使用的方式，是以出讓制為主，還是以年租制為主，還是多種方式并存？集體建設用地能不能開發房地產？土地能不能成為宏觀調控的手段，怎樣進行調控？等等。其次，許多法律如土地管理法、物權法等都需要根據符合當前發展需求重新修改；還有許多相關配套的法規、條例、政策，也都需要修改或制定。這些都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土地管理的宗旨應主要體現在對土地資源的珍惜與合理利用。而不體現在土地權屬的歸屬與變更上。此外土地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是導致城鄉土地收益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我國政府職能尚未根本轉變，還不能完全適應科學發展的要求因此，解決土地收益分配失衡問題，需要綜合配套改革。目前，各有關方面都在按照科學發展方向改革，相信問題最終一定能夠得到解決。但是，綜合改革的任務更為復雜艱巨，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第五篇：臺灣土地制度

第一，農地農用制度。土改給臺灣農民的土地權利，只是農地農用的權利；農民要出售自己的土地，出售的只能是農地，不能用作非農用。只是在最近才有所松動，但交易稅率很高。

第二，農轉非制度。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一部分農地必然會轉作非農用地，但土地轉變用途必須嚴格按照土地規劃執行。土地規劃是臺灣土地制度的重要組織部分。如果一片農地，規劃在五年或十年后轉作工業用地或商業用地或公益用地，此前時間內是不能改變農用性質的。當農地依法轉為非農用地，將有一半的土地“充公”，等于2畝農用地換得1畝非農地。“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綠地、學校、醫院等公共建設。

第三，非農地交易制度。農地轉化為非農用地，會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嚴格的規范——“漲價歸公”。臺灣的農地和非農地的價格差距很大，一般在10倍以上。曾先生30年前，花400萬臺幣（近100萬元人民幣）買了5畝農地，隨著城市的發展，該地已經是小鎮邊上的農用地了，明年就可以轉作非農業用地了。如果轉作非農用地，這塊地市值約6000萬臺幣。按照臺灣土地制度，5畝農地2007年轉變為非農地時，得有一半“充公”，剩下2.5畝就是他的非農用地，價值為3000萬臺幣。如果他將土地賣出，增值（3000－400＝2600萬臺幣）部分，要嚴格依法繳納所得稅，約在1000萬臺幣左右。

而土地交易的所得稅，稅收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門享有。

臺灣的土改是強制性的土改，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和平土改”。“政府”先將土地地租“減”到很低水平，強制規定農地農用的價格為“年地租的2.5倍”，再由“政府”按照強制的價格強行收購地主土地，平價轉手“賣”給農民。買地主的土地，沒有現金給地主，給的是四大“國有”公司的股票。地主強烈抵制土改，有的地主逃到國外組織反抗運動。農民如果沒有現金購買土地或認領公地，可以申請無息貸款，分十年還清本金。

臺灣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認的學習典范。典范的核心意義是它用強權建立的“均田”和“漲價歸公”制度。除“均田”和“漲價歸公”為農民和全民提供福利外，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為了幫助“農民工”進城，“政府”將最有增值價值的土地用于建設經濟適用的“農民工”住房，讓“農民工”的財產隨著城市的發展而增值，這樣，“農民工”就自然成為了城市的居民。

土改后，農民對怎樣銷售農作物不了解，這當中，農會組織無論在資金或技術支持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效地保護了小農，避免了私有制條件下的常見現象——小農破產。臺灣農會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如果沒有臺灣的農會，臺灣農民的地位不會像今天這般重要，農民的權利不會和社會其他階層那樣平等。由此打造了臺灣特色的現代化“小農”農業模式。

土地制度的核心問題是產權主體要明確，所得稅的征收主體和用途要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