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沖突及解決

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沖突及解決

【英文標題】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SONG Chun-feng,GENG Xian-hui(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5,China)【作 者】宋春峰/耿獻輝

【作者簡介】宋春峰(1979-)，男，河北邢臺人，南京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國際貿易專業1999級學生。南京農業大學 經貿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耿獻輝 南京農業大學 經貿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5 【內容提要】自1990年以來，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的關系問題就成了世界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環境保護主義者認為是自由貿易導致了全球環境的不斷加劇惡化，應限制自由貿易；而貿易自由主義者堅持只有自由貿易才能更有效地保護環境，應努力消除一切貿易壁壘，使貿易更加自由化。如何協調好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成為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通過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經濟學分析，可以得出結論：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二者可以協調發展。環境成本內部化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手段。【摘 要 題】環境與貿易

【英文摘要】Since the 1990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ction and fre e trad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in the world.Environmentalist s think it is free trade that is deterio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hould be restricted.Free trade advocators argue that only free trade can protect environment efficiently and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of a “f reer trade”.How to harmo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and free trade is becoming a world issue.Through the economic analysi s we can reach a solution tha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can be harmonized by means of cost internalization.【關 鍵 詞】環境保護/貿易自由化/協調發展/成本內部化

environmental protect/free trade/coordinated development/costinternalization 【正 文】

中圖分類號：F741.2 文獻標識碼：A

一、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在實踐中的沖突

（一）貿易所得與生態失衡

自20世紀80年代，全球貿易的日益自由化使人們將眼光更多地投向貿易所得。許多發達國家利用各種貿易方式耗竭性地掠奪全球資源，造成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嚴重失衡。同時，人們一味地追求貿易擴大、資本積累、工業化的大規模發展模式，又使全球環境進一步惡化（高風、毛毛，1998）。于是，眾多學者呼吁對WTO進行體制改革，修訂其法律原則，各國實施環保政策限制貿易自由，保護生態環境。但是，在實踐中，常常有些國家以環境保護為借口，單方面制訂歧視性政策和貿易保護的立法，比如名義上合理性、形式上合法性、保護內涵上廣泛性和保護方式上隱蔽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綠色貿易壁壘（注：綠色貿易壁壘是指進口國以保護自然資源、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由，對來自國外的產品進行限制的手段和措施。“綠色貿易壁壘”有兩重性，即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國際貿易，但常成為一些國家的貿易保護手段，本文采用以上定義恰體現了這一點。）（趙蘇，1997）。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前執行主任托爾巴博士在1991年北京舉行的“發展中國家與國際環境法研討會”上也提出質疑：“保護環境的一系列法律努力是否在無意中創設了貿易保護主義呢？”專斷的歧視與暗藏的保護都是與自由貿易的宗旨相悖的。因而，各國的環境保護政策使本已困難重重的貿易自由之路變得更加舉步維艱。

（二）消除污染與消除貧困

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經濟和科技上的顯著優勢，而使他們在“環保——貿易”政策上的矛盾更加尖銳。發達國家認為：目前全球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已日益威脅到了人類生存和發展。因此，為了世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國際貿易中應優先考慮環境保護，減少并消除污染和破壞環境產品的生產和銷售，鼓勵環保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推動全球環保市場的擴大；同時，為了保護環境和人們身體健康，任何國家都有權采取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環境的產品進出口。而發展中國家認為，保護環境的確是全人類所面臨的共同任務，但我們目前最大挑戰是貧困，而發展中國家認為，保護環境的確是全人類所面臨的共同任務，但我們目前最大挑戰是貧困，而消除貧困的唯一出路是經濟發展。因此，我們只能優先發展經濟，在發展中保護環境（張寶珍，1996）。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環保——貿易”認識上和政策上的不同，一方面是發達國家要維護在貿易中的既得利益和日趨衰弱的夕陽產業；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要繼續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實力，提高在貿易中的地位，最終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其歸根結底是國際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自由主義在新形式下的利益沖突反應（蒙子良，2000）。

（三）環境標準的制定與統一

環境標準的制訂與統一是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在實踐沖突中的具體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條件和現實國情的不同，各國對環境偏好、需求也不同，從而造成在環境標準和政策上的差異。環境偏好程度高的國家往往有較高的環境目標，制定較高的環境標準，使生產產品的成本較高，在國際市場可能失去價格優勢，降低競爭力；相反，在實施較低環境標準的國家里，其產品可能獲得一定的價格優勢，獲得競爭力。比如，在美國與墨西哥金槍魚一案中，美國通過其嚴格的環保標準對金槍魚捕勞方式的限制使墨西哥捕魚成本提高，墨西哥由此損失了這一方面的比較優勢，造成兩國貿易沖突（汪洪，2001）。

總之，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擁有較高的收入水平，更偏好清潔的環境。并有足夠的財力、先進的技術來規劃國內環境保護。而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階段，雖然知道環境保護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迫于貧困和人口增長等社會壓力不得不以犧牲環境來獲得經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的不協調或沖突是其背后更深層次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有不同階段的經濟利益沖突的反映。

二、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在理論上的爭論

進入20世紀90年代，有關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關系的爭論日趨激烈。經濟樂觀主義論者認為人類是超越于自然界之上，并且自然界、環境與經濟發展是彼此分離的，環境污染問題可以在其發生的時候通過開發新的技術而加以解決。因此，社會必須首先發展經濟，才有能力負擔環境污染的投資，而自由貿易有助于經濟增長，即有利于環境保護。但環境污染悲觀論者認為人類是寄生蟲，對自然界構成破壞，而自由貿易的發展加劇了環境惡化（托馬斯·安德斯·安德森，卡爾·福克，斯蒂芬·奈斯德姆，1998）。

美國經濟學家哈丁(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劇”可謂是環境主義者觀點最有力的實證。美國的另一位環境學家尤勞吉(Christian Euloign)將自然資源分為獨占資源(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和不可占資源(Inappropriable Natural Resources)。前者是生產者或消費者能夠完全獨占的經濟價值資源，如土地、樹木、天然氣、銅礦、石油等；后者是那種不能分割、難以獨占、現在公眾仍在免費使用卻由社會來承擔代價的資源，如清潔的空氣、大氣，山光水色，寧靜等環境資源，即哈丁所說的“公地”。而傳統的國際貿易思想僅考慮了前者，沒能正確估價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貿易加劇環境惡化。

環境主義者和經濟增長極限論或自然保護主義的代表人物——美國學者威廉·福格特和生態學家保羅·R·埃利希等以羅馬俱樂部為思想庫，于1972年發表了《增長的極限》一書，提出了“零增長論”。他們認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以及資源利用等方面按照當時的增長率繼續下去，那么未來100年內地球上的經濟增長將達到極限，可預期的結果是人口和工業生產能力的增長率將突然不可抑制地下降。在“零增長論”的基礎上，有的學者提出了“環境保護第一主義”、“人類返回到大自然里去”等主張。針對增長極限論和自然保護主義，以美國學者赫曼、卡恩和經濟學家利朱利安、林肯和西蒙等為代表的樂觀主義派提出了“經濟發展決定論”。這種理論實際上就是傳統經濟理論的延伸，認為近200年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已增加了人類的福利，而且所有發達國家的期望壽命和健康水平要比兩個世紀前的狀況好得多。經濟學家吉·曼·凱恩斯認為經濟增長不僅是個好事，而且還是所有人類獲得美好生活的先決條件，該學派認為市場價格機制和技術進步對資源稀缺性具有緩沖作用，而且發展中國家應把環境質量放在第二位考慮的問題。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在饑餓和空氣污染中當然是面包重要”（王金南，曹東，1997）。零增長論與發展決定論雖都把環境與經濟起來，具有同樣的片面性的，但也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要求。

環境保護主義者認為貿易自由雖對進口國和出口國暫時都有利，能增加全球福利，但貿易所得常被環境成本所抵消，甚至產生更多負效應。而且，進一步應用“環境資源稟賦（注：環境資源稟賦是指一國或地區的環境容量，對污染的物理吸收能力，即對環境損害的修補能力，其包括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可替代、可更新程度，環境對污染物在不產生外部成本的吸收能力和環境技術稟賦三部分。）”理論，把環境要素納入一國的生產要素體系之中，提出了“污染的避風港”假說——認為由于各國環境資源稟賦不同而導致在國際貿易中環境比較優勢的存在，而各國通過激烈的貿易競爭重新安排環境資源，加劇環境惡化。由于環境污染的“不可分性”，又造成跨國性全球環境進一步惡化。

Copeland和Taylor(1994,1995)對“污染的避風港”提出懷疑，認為貿易主要是由于“可占有的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引起的，而且在貿易過程中主要是貿易的規模、技術和競爭對環境產生影響。Antweiler,Copeland And Taylor(2001)在此基礎上，從貿易的規模、技術和競爭三個方面對40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SO[,2]的濃度變化做了分析，結論是：貿易的規模每提高1%，平均每個國家的SO[,2]濃度提高0.25%-0.5%；但競爭促進的技術進步和規模經濟使世界財富增加，有利于發展對環境無害的產品，刺激環保產品和環保技術的開發，有利于消費者選擇較高質量和有效的環境服務，從而使SO[,2]的濃度下降1.25%-1.5%；并進一步推斷自由貿易使人均GDP每增加1%，可使污染程度下降1%。

在國際貿易領域，貿易自由化與環境保護的理論之爭，實際上是在新形勢下實踐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即環境要素對“兩要素稟賦”理論適應性在遭受“里昂惕夫之迷”之后的又一挑戰。

三、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協調發展的經濟學分析

貿易與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貿易被看作國家繁榮昌盛的保證，并積極推動世界進步。而有關環境、健康、安全的法律保證了我們飲水的清潔，所吃食物的潔凈，呼吸空氣的清新。因此，貿易與環境有著緊密聯系（劉敏，1997）。事實上，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二者之間本不存在不可協調、分歧甚至沖突，而是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貿易自由化可以增加收入以支付治理環境的費用，更有效地配置包括環境在內的各種資源，以較小的成本實現相同水平的產出，保證經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肖德、張穎，1997）。

目前，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國際貿易不是全球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不能體現環境成本所導致的市場失靈才是全球環境惡化的根本原因。比如某些進出口商的生產、營銷、消費活動雖污染了空氣和水，造成全球環境資源污染；但這些環境資源的污染在生產或貿易中被忽略不計，造成進出口商品的成本不包含或不反映其全部成本。而在國際貿易中，如果考慮環境的外部性并實行環境成本內部化，那么將對國際貿易的福利效應和環境保護產生重要影響（曲如曉，2002）。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趙凌云教授在“全國資源環境經濟論壇研討會”上認為，在經濟學的范式分析中一直把環境資源的供給作為給定的，即相對于資本、勞動、技術、制度是經濟學的外部屬性。而沿著這樣的理念，世界各國在追求經濟增長中，付出了通貨膨脹、貧富懸殊、資源逐步耗竭等代價，人類社會日益走向混亂和不平衡的絕境。如果把環境內部化，一定會給經濟學帶來理論上的革命。他進一步指出，人類行為評價標準的價值轉型，即從人類中心向生態中心的轉型是環境內生型經濟的理論基礎，生物經濟人假設是環境內生型經濟理論的邏輯起點，環境內生型經濟理論研究的是在人與環境自然和諧的目標前提下，解決稀缺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的配置。

“科斯定理”將外部性與產權聯系起來后，研究外部性的許多學者認為“公共財富”的存在是產生外部成本的根本原因。環境資源往往屬于公共物品，或者至少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界定環境資源的產權、抑制外部不經濟性的基本條件是產權的明晰化，而消除外部性的交易最好對產權的擁有盡可能排他。但是諸如大氣、公海和需加保護的自然植被等環境要素，事實上不存在私有化的可能。因此，就有賴于對環境資源合理定價。環境資源是否有價值？這一點在環境學術界仍在探討，但有一點是統一的，即“環境是一種資源，應當具有價格。”1972年經合組織環境委員會在《關于環境政策的國際經濟方面的控制》中首先提出這一原則，規定“排污者必須負擔由公共當局決定的減少污染和費用，以保證環境處于一種可被接受的狀態。”一般的排污者付費原則要求排污者支付控制排污量以達到排污量標準的費用（控制成本），而不需支付標準內排污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擴展的排污者付費原則要求排污者不僅支付控制成本而且支付損害成本。

胡妍紅，傅京燕(2001)在考慮環境要素的影響下對貿易所得進行了環境成本內部化效果的實證分析。如圖1所示：

附圖

圖1 環境成本內部化效果的實證分析

圖1(a)中，橫軸代表生產和消費時會產生污染產品的數量，縱軸代表該產品的價格。PMC線（即么認邊際成本線）為廠商的供給曲線。這時，自由市場的均衡產出量和價格分別是Q[,2]、P[,2]。如果在消費和生產每單位該產品時，存在著相應的外部影響，那么曲線PMC就不能代表這個產品的實際社會成本。如果每單位該產品使得除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外的第三方必須承擔2美元的成本，那么，政府通過立法規定每單位產出應當繳納2美元的銷售稅，就可以得到實際邊際社會成本SMC。ac即為2美元的外部成本。在需求曲線D和邊際社會成本曲線SMC的新交點外，Q[,1]就是有效產量，而P[,1]則是相應的價格。因此，在征收污染稅之后，污染產品的實際產出量就由原來的Q[,2]降低到社會最優產量Q[,1]。同時，對消費者收取的價格從P[,2]上升到P[,1]，而生產者接受的價格則從P[,2]下降到P[,3]。根據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的相對彈性，污染稅的稅負由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分擔。在污染稅ac中，消費者繳納ab，生產者繳納bc。同理，如果政府明確界定環境資源的產權，則受到污染損害的第三方有權向生產者索取2美元的賠償，那么PMC曲線向上移動SMC，產量也降到社會最優水平Q[,1]。

因此，環境成本內部化的措施可以減少污染的數量，達到社會最優水平。當污染排放量處于很高水平時，它們就會使人體中毒或使環境遭到破壞；當污染排放量處于低水平時，由于人體對大多數毒素具有某種耐受性，其影響可能微不足道。同時，環境也具有某種吸收能力，它能夠把大多數的污染物吸收掉一部分，即具有自我凈化能力。然而，一旦超過臨界量，污染物濃度及其毒性就會迅速上升，圖1(b)所畫的成本曲線更符合現實。隨著污染物濃度的提高（當總產出量增加時），SMC曲線與PMC曲線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即外部成本越來越大。當總需求保持在低水平時，這種差距就會很小。然而，隨著城市化的迅速推進和收入的日益提高，需求曲線從D向外移動到D[,1]，外部影響的重要性就日益提高。

復旦大學胡涵鈞(2000)進一步在理論上分析了污染性商品貿易，結果表明：在生產污染類產品的自由貿易中，進口國的福利將因減少了對國內環境污染而肯定會上升，而出口國的生產者收益與外部成本的難以確定使出口國的貿易福利也不確定；在消費污染類產品的情況下，出口國的福利肯定會上升，進口國的卻難以確定。但是，如果兩國均采用“最優的環境污染政策”（注：最優的環境污染政策：指要使防治最后一單位污染所花費的成本——邊際減污成本(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等于最后一單位污染所造成的損害成本——邊際污染成本(The Marginal Damage Cost)。），即環境成本內在化，自由貿易會使兩國均獲益。

四、結論

由于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涉及到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涉及不同發展階段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貫徹。因此，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關系非常復雜。而環境成本內部化指出了問題新的解決方向，可使貿易自由化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共同服務人類。

自由貿易的理論基礎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但它僅涉及了產品的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沒有反映環境成本。而將環境成本內部化后，含有環境成本的廣義比較成本則反映了產品的真實成本，是真正的貿易比較成本。環境成本內部化到產品價格中后，現行的許多貿易限制已變得毫無必要，世界各國將面對一個更加開放的國際貿易系統，促使世界貿易更趨于自由化。同時，環境成本內部化后，企業將不得不加大環保投資力度，改進原有的生產技術，引進和開發治污技術，增加對環保技術和產品的需求，優化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加速耗能高、耗資多的產品和工藝消亡，使資源更合理配置。因此，環境成本內部化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問題，進而解決了環境與經濟的協調問題，使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保護環境，使我們走出經濟與生態的對立之谷，使世界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收稿日期：2002-08-02 【參考文獻】

[1] 高風，毛毛.貿易與環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 趙蘇.綠色貿易壁壘的成因分析及啟示[J].世界經濟與政治，1997,(3):34-37.[3] 張寶珍.綠色壁壘：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動向[J].世界經濟，1996,(12):21-23.[4] 蒙子良.論綠色壁壘[J].改革與戰略，2000,(1):13-15.[5] 汪洪.WTO如何在貿易與環境中尋求平衡—論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沖突及其解決思路[J].求索，2001,(6):32-34.[6] 托馬斯·安德森，卡爾·福克，斯蒂芬·奈斯德姆.環境與貿易——生態、經濟、體制和政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7] 王金南，曹東.可持續發展戰略與環境成本內部化[J].環境科學研究，1997,(1):37-39.[8] Copeland.Brian and Taylor.M.Cott:“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Quarterly Joural of Economic,August 1994,109(3),Page775-87.[9] Copeland.Brian and Taylor.M.Cott:“Trade and Trans Boundary Pollu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ugust 1995,85(4),Page716-37.[10] Antweiler.Werner,Gopeland.Brian.R and Taylor.M.Scott:“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The American Eeonomic Review,September 2001,91(4),Page877-908.[11] 劉敏.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和我國的立法對策[J].環境保護，1997,(10):29-331.[12] 肖德，張穎.環境保護與貿易自由化[J].國際貿易問題，1997,(5):37-39.[13] 曲如曉.環境外部性與國際貿易福利效應[J].國際經貿探索，2002,(1):11-14.[14] 胡妍紅，傅京燕.論環境成本內部化[J].生態經濟，2001,(4):13-15.[15] 胡涵鈞.新編國際貿易[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231-234.

第二篇：沖突處理與矛盾解決 教案

課題：沖突處理與矛盾解決 課時：1課時 課型： 分組討論 授課老師：馮進云

一、教學目標

1、使學生掌握處理好自己矛盾和沖突的方法；

2、能妥善處理矛盾和沖突；

3、能有效的防范沖突的發生；

4、培養學生在和同學相處過程中的修養和品質。

二、教學重難點

1、了解化解矛盾沖突的方法；

2、妥善處理好矛盾沖突。

三、教學過程

將學生分為四個小組，每個組選出一個發言者，一個紀律委員。并從中選取幾位同學做表演準備。

1、由老師主持，問：同學們生活中都遇到過矛盾和沖突嗎？你們都是如何解決的？（每組討論5分鐘，給出建議，由發言者發表本組觀點）（共10分鐘）

2、老師對每組的觀點給予表揚和指導，并給出幾個不同的場景，由選出的幾個同學來表演。觀看的同學必須要把場景中沖突發生的原因和應該如何處理寫出來，并分享給大家。（20）

3、老師總結：

沖突往往會造成不和、動蕩、混亂、矛盾和誤會，破壞班級的和諧和穩定。基于這種認識，大家都將防止和化解沖突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之一。能妥善處理沖突是我們獲得成功的技能之一。每種人際關系都會遇到一些摩擦和矛盾。某些人遇到的比別人更多一些。有些是開玩笑式的，有些是令人討厭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永無休止似乎不能解開的矛盾類型。一旦發生矛盾沖突，我們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步驟來解決：

(1).調動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緒，使自己冷靜下來。(2).用暗示、轉移注意法。

(3).在冷靜下來后，思考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4）.化解沖動后注意提醒自己。

總之，化解矛盾沖突要明確矛盾沖突發生的原因；溝通協調一定要及時；善于詢問與傾聽，努力地理解別人。沖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人的天性。即使沒有外界的干擾，我們自己內心也會出現沖突。既然我們不得不和沖突一起生活，那么，我們應該如何來處理沖突，才能使沖突更加平和并向著正面的方向發展呢？所以我們知道，要有效處理沖突，必須做到主觀態度上坦誠、相互包容，客觀上依據一定的步驟來進行。一句話，就是要做到透明。

4、此外，在平時的學習中，我們還要采取有效防范矛盾沖突的預防策略，如：

（1）.加強自我學習，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2）.學會“合作”。（3）.正確認識職業緊張。

（4）.加強自身的個性修養，減輕心理緊張感。（5）.積極主動，拓展能力。

（6）.正確定位自己的角色，積極轉換角色。

（7）.加強人際溝通，在群體生活中體驗自我價值和生活樂趣。

（8）.進行心理咨詢。

（9）.做好學生的思想工作是尤為重要的工作。結束語：

希望同學們在日常學習交往中，能控制好自己的言行舉止，文明交往，和諧相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共同營造一個和諧溫馨的班級體。

第三篇：橫琴新區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0627

橫琴新區推動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

工作情況匯報

（2014年6月27日）

作為全國首個立足港澳、率先發展的國家級粵港澳緊密合作示范區，橫琴新區成立四年多來，堅決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和總書記視察橫琴重要講話精神，始終把推進與港澳全方位合作作為貫穿開發建設全過程的“生命線”，緊緊圍繞實現對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這個重心，按照《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劃綱要（2012-2014年）》、《推動率先基本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行動計劃》要求，深入貫徹落實CEPA和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積極推進服務業對港澳擴大開放，取得了豐碩成果。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橫琴新區推進服務業開放總體成效

新區成立以來，緊扣打造粵港澳緊密合作示范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維護港澳地區長期繁榮穩定的神圣使命，以率先基本實現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為目標，努力推進服務業對港澳擴大開放。四年多來，新區累計引進港澳服務業企業124家，其中香港76家，澳門48家，投資總額約43.77億美元，注冊資本35.49億美元，涉及行業以商務服務、批發零售、文化創意和休閑旅游等為主；引進重大港澳服務業項目13個，總投資超過728億元。麗新集團、嘉華集團、信德集團、灝怡集團等企業已落戶橫琴新區，勵 駿友誼廣場項目開工建設。同時，與一大批香港的商會、協會、社團和金融、法律、商務服務機構等中間組織建立了固定聯系，推動香港服務業延伸發展。對澳金融合作取得新成果，澳門國際銀行在橫琴設立了分支機構。

二、橫琴新區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的具體做法(一)落實CEPA條款，降低港澳服務提供者進入門檻。積極與港澳特區政府、政策研究機構和企業溝通，通過CEPA途徑全力推動服務業對港澳的擴大開放，降低港澳服務提供者在橫琴的投資成本。隨著CEPA補充協議九的簽署，橫琴成為內地對港澳服務業開放程度最大的區域。其中，與香港簽署的補充協議九明確提出了在橫琴新區先行先試的4條政策：包括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以提供跨境數據庫服務；可以設立印刷合資企業；可以試點設立獨資娛樂場所；可以設立獨資國際學校，其招生范圍可擴大至在橫琴工作的海外華僑和歸國留學人才的子女。在與澳門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9中，將在橫琴新區開設銀行分行或法人機構的澳門銀行年末資產要求降至40億美元。橫琴新區成為CEPA降低銀行準入門檻的內地唯一一個地區。

（二）推進通關便利，促進服務業要素自由流動。全力推進橫琴與澳門通關便利化措施，促進港澳服務業從業人員便捷進出橫琴。一是積極配合制定澳門單牌車進出橫琴管理辦法，力爭辦法早日出臺；二是積極創造條件，推進橫琴口岸延長通關3小時短期目標，逐步推進24小時通關；三是做好交通設施與澳門規劃建設對接，啟動廣珠城軌延長線拱 2 北至橫琴段的建設；加快橫琴口岸過渡期項目建設，全面啟動口岸綜合交通樞紐工程，早日實現廣珠輕軌與澳門城軌在橫琴口岸無縫對接；四是橫琴二線通道、環島監控等分線管理基礎設施順利竣工通過驗收，并于6月28日正式啟用，標志著橫琴在全國率先實施分線管理的創新監管模式，為進一步擴大對港澳開放和全方位合作創造了條件。

（三）完善激勵政策，提升服務業發展條件。根據中央關于“十二五”期末基本實現內地和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要求，積極爭取有利港澳服務業延伸發展的政策條件，營造與港澳趨同的服務業發展軟環境。一是推動出臺了包含眾多港澳優勢服務業的《橫琴新區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目錄涵蓋了共計200條產業條目，包括了高檔賓館、寫字樓，離岸業務服務，電影院線建設，旅游節慶文化和民俗活動策劃等創新條款。二是推動出臺了《橫琴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目錄共70余條包括“中藥飲片創新技術開發和應用”、“文化創意設計服務”、“跨境數據庫服務”等為港澳服務業量身定做的條目，為港澳門企業進入橫琴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三是推動出臺了橫琴開發進口有關稅收政策、橫琴開發有關增值稅和消費稅政策出臺，豐富了橫琴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內容，對區內從事研發設計、檢測維修、物流、服務外包等企業進口所需的機器、設備等貨物也給予免稅優惠。這將鼓勵橫琴新區開展服務業對外開放創新試點，包括鼓勵設立采購分撥中心、營運結算中心，鼓勵區內開展研發設計、產品測試、售后維修、設備租賃、商品展示、國際中 3 轉、服務外包業務以及相關貿易。四是推動出臺了針對在橫琴工作的港澳居民個人所得稅補貼辦法，對在橫琴工作的港澳居民個稅差額給予全額補貼。五是初步形成了金融創新政策體系，為港澳服務業在橫琴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人民銀行、國家發改委等八部委批復的《廣東省建設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創新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中，明確將橫琴新區定位為資本項下可兌換的先行試驗區；出臺了《珠海市橫琴新區鼓勵股權投資基金企業及股權投資基金管理企業發展的試行辦法》、《橫琴新區促進股權投資基金業發展的實施意見》等配套的金融政策。

（四）創新體制機制，打造國際化、法治化市場環境。借鑒香港商事登記的成熟經驗，在國內率先實施商事登記管理辦法，允許企業注冊資本認繳、注冊地與經營地相分離等。擁有外資項目審批的省一級管理權限，港澳投資企業最快在一天之內即可領到外資批準證書和工商營業執照。在國內率先成立廉政辦，率先開展干部財產公示制度。在國家支持下率先開展了司法改革，橫琴法院取消審判庭建制和案件審批制、實行法官會議制、法官員額制、審判機關人員分類管理；橫琴檢察院實行主任檢察官辦案責任制、設立懲戒委員會防止檢察官濫用職權、檢察人員分類管理。橫琴國際仲裁院即將掛牌運作，借鑒國際民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制定港澳企業認可的國際化仲裁規則。以商務誠信為核心，在源頭溯源、檢驗檢疫、監管、執法、處罰、先行賠付等方面，構筑商品的全流程監管體系；引入港澳“誠信店”管理模式，出臺《珠 4 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誠信島建設促進辦法》，營造與港澳趨同、誠實守信的市場環境。

三、橫琴新區進一步推動服務業擴大開放的工作思路

（一）積極配合申報中國（廣東）自貿園區，營造更加開放便捷的營商環境。抓住廣東省申報中國（廣東）自由貿易園區的契機，力爭在投資準入、金融創新、服務業擴大開放、區域監管、市場體系以及法制建設等方面進一步加大力度，繼續深化行政審批、誠信島建設、司法改革，進一步降低港澳企業投資橫琴的準入門檻，為港澳投資者進駐橫琴打造更加開放便捷的營商環境。

（二）用好、用足促進服務貿易發展的相關政策。精心組織落實《關于橫琴開發有關政策的批復》、《橫琴新區產業發展指導目錄》、《橫琴新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關于橫琴開發有關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 》等有利于服務業發展的相關優惠政策；繼續推動各項金融創新政策，大力推動區內金融機構開辦外幣離岸業務，鼓勵和支持區內金融機構以及具備離岸銀行業務資格的銀行在橫琴新區設立機構，積極探索開辦外幣離岸業務，加快制定《橫琴新區促進離岸業務發展的若干意見》、《橫琴新區促進金融產業發展試行辦法》以及限售股減持的相關辦法和橫琴新區促進現代服務發展的相關政策，形成有利于現代服務業聚集發展的政策洼地，吸引港澳高端服務業在橫琴聚集發展。

（三）進一步完善服務業發展政策。完善“寬入”和“嚴管”相結合的商事登記監管制度，加快誠信體系建設，構建 5 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繼續推動各項金融創新政策，大力推動區內金融機構開辦外幣離岸業務，鼓勵和支持區內金融機構以及具備離岸銀行業務資格的銀行在橫琴新區設立機構，積極探索開辦外幣離岸業務。全面實施《橫琴新區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十一條措施》，充分運用橫琴已有或能夠整合的資源，出臺專門針對澳門的優惠政策。全島開發尤其是涉及土地出讓、產業建設、資本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資源開發，同等條件下優先支持粵澳合作產業項目。新區人才公寓、商貿城、步行商業街等公共資源優先滿足澳門企業和從業人員需求，全面支持澳門企業和產業延伸發展。

（四）推進粵澳合作產業園項目落地，推進重點項目建設。對澳門特區政府推薦進入產業園的33個項目，組織專人跟進，提供一站式服務，做到全方位對接、全過程指引。目前，已完成了33個項目的接洽和第一輪會談登記工作，第一批項目已經落地，6月21日，產業園第一塊項目用地已掛牌出讓。我們將繼續通過橫琴粵澳合作產業園協調工作小組的渠道，與澳門特區政府密切溝通，加快推進，對于符合產業園規劃、定位和橫琴總體規劃的落地項目，優先供地，優先配套，推動早日動工，早日建成。

四、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存在的問題

經過四年多的實踐，我們深深地體會到推進服務業對港澳擴大開放面臨的障礙，主要有：

一是金融政策急需創新突破。橫琴金融創新雖有國務院 6 原則性支持，但在具體金融政策上目前仍無突破，急需在金融領域獲取具體的、有效的、可操作的政策支持。特別是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對外開放（如雙向跨境投資、跨境貸款及抵押、跨境保險等）、利率市場化、離岸金融業務、與澳門實行同城清算等方面。

二是CEPA的部分擴大開放措施落實難度大。目前，港澳企業投資橫琴，仍按現行外資審批制度管理，實行的是準入后國民待遇，許多項目需先獲得有關行業主管部門的前臵審批許可或備案，方可批準成立外商投資企業。但是國家部委并未出臺與CEPA配套的相關政策，導致部分擴大開放措施無法落實。比如：CEPA補充協議九已經允許在橫琴試點設立獨資娛樂場所，但是根據《娛樂場所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 458 號）只允許設立中外合資或中外合作的娛樂場所，設立獨資的娛樂場所缺乏審批依據，目前橫琴尚未設立一家港澳獨資娛樂場所。

三是外資審批依然受限。橫琴目前享有部分省級經濟審批權限（外資3億美金以下鼓勵類、允許類，5000萬美金以下限制類），但外資審批體系中依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專項政策審批限制，根據投資類別、投資額度等條件不同，涉及的審批層級、部門和手續要求也不同。而這部分權限體現在各類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中，省政府也無權下放，在引進港澳資項目時仍受諸多限制。在實際操作中，審批手續較復雜，耗時較長。

四是監管模式有待突破。橫琴實行“分線管理”，主要 7 體現為“一線管人、二線管物”，“一線”沒有真正放開。根據財政部、海關總署和稅務總局聯合下發的《關于橫琴開發有關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一線”對進口生活消費品基本不放開，即便是對生產性物資給予保稅或免稅的優惠范圍也很窄，保稅展示、保稅租賃、保稅銷售等業務拓展空間不大，影響了橫琴對港澳服務業的開放與發展。8

第四篇：團隊沖突與協商解決

關于《團隊沖突與協商解決》學習心得

良好的團隊關系是保證工作順利開展的首要條件，積極、及時、正面的解決團隊沖突，才能保證工作的有序開展，激發團隊成員最大潛能，從而提升團隊協作能力。因而，學會解決團隊沖突的辦法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要深入了解判斷團隊沖突。一）找出沖突的原因。

要弄清楚團隊成員之間產生沖突的原因，是因為工作中的資源競爭還是爭權奪利產生的沖突，還是因為工作中的目標沖突、責任模糊、分工不明確或溝通不暢等原因導致了沖突的發生。

二）弄清沖突的類型。

如團隊成員之間大打出手、口出惡言、互不相讓則屬于激烈沖突，如成員之間愿意合作，但互相壓抑著情緒則屬于消極沖突。

二、掌握沖突的處理方式。

一）做好團隊管理工作，正確的處理團隊成員沖突。

1、交涉談判。

首先，當沖突發生時，我們要盡快與沖突雙方進行交涉，針對沖突具體原因進行裁判。溝通時可根據沖突的大小和激烈程度，選擇分別溝通或將沖突雙方叫道一起共同溝通。一般激烈沖突適合分別溝通，待沖突雙方冷靜下來后可再安排到一起共同溝通協商解決。溝通過程中，我們需要了解沖突產生的具體原因，找出沖突雙方分歧，分析沖突原因，尋求解決方案。

2、強制裁定。當沖突雙方的矛盾較大，主要矛盾又很明顯，沖突雙方各不相讓，已經影響到正常工作，僅靠正常調解依舊無法解決問題時，我們需要利用自己的領導權限進行強制裁定，以免沖突和矛盾影響到正常的工作。但要注意的是，雖然裁決是利用自己的領導職權進行的，我們也不可武斷，不了解事情經過就妄下斷言，這樣容易導致更嚴重的沖突和結果。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在強制裁定的過程中，盡量不要出現偏幫現象。

二）分類處理。

1、回避沖突。

在團隊沖突微不足道時，我們可以采用回避沖突的方式進行調解。例如因為搶用傳真機而造成的一時不快，或是在討論需要立刻解決的問題時，由于意見不一致而發生爭執，這些情況都不屬于原則性問題，我們可以采取回避沖突的方式進行解決。此外，如果可以由他人有效解決的沖突時，我們也可以選用回避沖突的方式進行解決，這樣對團隊矛盾的解決也能有個緩沖。另外，當沖突發生的時間并非最佳解決時機時，我們也可以選用回避沖突的方式來解決沖突。

在采用回避沖突冷處理過程中，我們要審時度勢。冷處理時間過短，當事人火氣未消，心情無法平靜，就會難以聽進勸解；冷處理時間過長，反而會坐失良機，使矛盾復雜化和擴大化，甚至導致難以收拾的局面。所以我們要時刻注意事態發展情況及矛盾雙方狀態變化，避免使矛盾沉積、惡化變成不治之癥。隨后，我們需關注雙方的情緒和狀態進展，采取延緩解決的方式進行，待雙方冷靜下來并自覺轉變后，有可能不需要我們過多處理，雙方便由沖突轉向合作。同時在勸解的方式上，要更多的從情緒管理角度出發，勸解當事人以和為貴、采取換位思考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2、相互遷就。

使用原則：有時候為了團隊的穩定，我們在處理團隊沖突時會考慮使用相互遷就的處理方式，這樣利于平衡團隊成員之間的關系，讓大家和諧相處。

1）在處理一些對緊急而不重要的沖突時，讓矛盾雙方相互遷就，既然不是重要的工作，那么就不值得為此破壞成員之間的關系，加上工作要求又比較緊急，大家相互謙讓，矛盾沖突就會緩和。

2）有些沖突的解決是可以讓團隊成員從自身錯誤中學到經驗和教訓的，這個時候則更需要互相遷就，把沖突矛盾當作一種學習機會，沒必要非爭出高出對錯。

3）下屬能夠融洽關系。當融洽和穩定至關重要的時候，我們在解決矛盾時，一定要以謙讓為主，將整體的和諧穩定放在首位，從大局出發，讓雙方將個人矛盾為了團隊和諧暫時放下。

4）當團隊發生沖突時，為了事后讓沖突雙方建立起責任感，我們也可以選擇相互遷就的方式。在運用相互遷就這種類型解決團隊沖突時，通常我們的處理方式是：要通過溝通，讓沖突雙方能夠在沖突的矛盾對立面上，各自妥協退讓、降低自己的要求。如果雙方在沖突時發生了爭執、吵架的情況，我們一定要告誡對方出現矛盾時，要就事論事，不提舊賬。

3、精誠合作。

精誠合作的處理前提是雙方的工作不緊急而重要，在處理時需要綜合不同下屬的意見，并且要遵循成員雙發的利益都很重要的原則來處理沖突事件。正確的處理方式是：讓沖突雙方各退一步、尊重對方、學會看對方長處、再尋找雙贏的合作方案。

三、明確沖突的處理底線。一）允許范圍。

包括團隊成員之間因個性差異造成脾氣不和、任務失敗、個別關系好而略微疏遠他人導致的沖突等。

二）不允許范圍。

包括團隊成員之間拉幫結伙、推卸責任、核心價值觀差異、企業文化不認同、團隊中挑撥離間而產生的沖突。

第五篇：日本金融自由化及啟示

案例七：日本金融自由化與啟示

二戰后至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一直對金融業的市場準入、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金融業的價格與非價格競爭、資本國際流動等實行嚴格的管制。此后,日本金融自由化開始逐步展開,具有高度穩定性的日本金融體系逐漸演變成了存在諸多嚴重問題、危機四伏的金融體系。目前,國內外學術界認為金融自由化是促成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經濟嚴重化和金融風險不斷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問題是,當時日本能否通過拒絕金融自由化的方式進行金融風險控制,為什么在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嚴重金融動蕩中日本又進一步推進了金融自由化的進程?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進行深入研究,不僅可以回答上述問題,而且對分析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制度變遷路徑也提供一個典型實例。

一、90年代以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逐步展開

自7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日本政府放松對金融業管制的國內與國際因素不斷涌現,日本金融業逐步踏上了自由化之路。

(一)大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對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的影響

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日本經濟增長率降低而發生的企業資金需求減少,對戰后日本傳統的金融體制產生了深刻影響:

第一,促進了證券回購市場的發展,并由此引發了銀行業與證券業之間的競爭。自70年中期開始,日本證券回購市場的交易規模迅速膨脹,1978年已經超過4萬億日元,從而成為當時在日本具有重要影響的自由利率金融市場。其主要原因是一些企業出現了“余裕”資金,為提高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企業把其大量投入到了自由利率的證券回購市場。證券公司所進行的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證券回購業務的迅速發展,“破壞”了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之下證券業與銀行業之間的均衡關系,而這又招致以都市銀行為代表的大銀行的反擊行為。1979年5月由都市銀行所推出的可轉讓存單(ＣＤ)就是銀行業回擊證券業的一個重要舉措。盡管當時發行的ＣＤ面額很大,時間期限規定也較嚴格(面額5億日元以上、期限為3～6個月),它還不是一種主流金融商品,但畢竟與證券回購交易一起打開了突破日本金融商品價格管制的缺口。

第二,加速了銀行同質化的進程,并從而引發了銀行業內部的激烈競爭。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大企業由于采取了“減量經營”的經營方針,致使其對外部資金的需求不斷減少。并且隨著融資方式的日趨多元化,大企業對銀行借款的依賴程度不斷降低。這樣就造成了各種銀行在貸款對象選擇方面向中小企業加速集中的趨勢。另外,都市銀行、地方銀行這類傳統以短期周轉資金借貸為核心業務的銀行,也開始逐步擴大了設備投資貸款等長期借貸業務。1970年都市銀行的對外貸款總額當中,設備投資貸款所占的比例僅為12.0%,而1981年便上升到了21.4%,1991年則達到了40.1%。上述3個時期地方銀行的設備投資貸款占其對外貸款總額的比重分別為15.7%、27.0%和37.1%。上述情況表明,80年代日本銀行業日趨同質化,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之下所確定的銀行業分業經營原則已被新的經濟環境逐步打破。

(二)赤字國債大量發行對戰后日本傳統金融體制的沖擊

以1975財政發行2.3萬億日元的赤字國債為開端,日本走上了大量發行赤字國債之路。國債的大量發行使日本傳統的國債定價、發行和消化方式已無法維持。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大藏省開始實施國債的“流動化”和利率“彈性化”政策,即允許銀行將持有的已發行1年以上的國債在市場上出售,并且自1978年開始采用公募拍賣方式來發行國債。這樣,國債作為一種重要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開始出現于日本金融市場。

國債大量發行的最重要影響,并不在于出現了一種規模巨大的自由利率金融商品,而在于由此而引發了銀行業與證券業的相互滲透以及銀行業與證券業在開發以國債為基礎的新型金融商品等方面的激烈競爭。由于自1975起發行的國債多為10年期國債,其償還期在80年代中期開始,這意味著在80年代初日本金融市場上會出現規模巨大的“期近”國債(即在兩三年之內就將到期的國債)。由于這些國債是一種自由利率金融商品,因而其收益率一般都高于被政府所管制的銀行存款利率。如果證券公司大量出售“期近”國債回收資金,勢必將極大地影響銀行業的吸收存款能力。面對這一嚴峻局面,日本銀行業強烈要求政府允許其從事國債交易業務。這種努力盡管遭到了證券業的激烈反對,但1981年通過的新“銀行法”還是滿足了銀行業的要求,允許其從1983年4月開始從事國債交易業務。

在“新銀行法”出臺前后,日本銀行業與證券業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相互滲透日趨加深。這最集中地反映在證券業以國債等公共債券為基礎,陸續開發出了具有存款性質的中期國債基金、利息基金、零利債券、證券互換、長期國債基金等金融商品,銀行業則相繼開發出了指定日期存款、大額貸付信托、國債定期賬戶、國債信托賬戶等具有證券特點的金融商品。

(三)強大的國際壓力對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動作用

70年代末以后,日本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國際壓力。這種國際壓力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金融自由化的進程。

第一,嚴峻的國際競爭壓力與日本企業債券發行管制放松。7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及由8家主要銀行組成的企業債券發行協會,對企業發行債券采取了種種抑制性的政策措施,致使日本企業很難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在國內金融市場籌集到低成本的資金。另外,由于日本的外匯法禁止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這又使得日本企業無法自由地從國際資本市場融資。1980年日本對實施多年的外匯法進行了重大修改,確定了外匯交易“原則自由”的政策原則。隨著日本對國際間資本流動管制的放松,日本企業在海外資本市場通過發行企業債券所獲得的資金規模不斷擴大,海外資本市場對日本國內資本市場構成了極大的競爭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得不放松了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措施:一方面逐步調整了長期實施的企業債券發行“有擔保原則”這一行業慣例,降低了債券發行企業的資格標準;另一方面降低了銀行所收取的擔保物品管理手續費。自8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基本改變了擔保物品管理手續費價格接受者的地位,其費率一般都由銀行與企業協商來確定。

另外,在企業債券市場管制不斷放松之際,日本企業正在爭取實現ＣＰ(商業票據)發行合法化。然而,由于銀行業及其后盾大藏省的阻撓,這一行動遲遲未果,最后雙方的交涉過程演變成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斗爭,企業界于1987年終于獲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此后,日本企業的ＣＰ發行規模迅速膨脹,到1990年末其余額達到了15.7萬億日元。

第二,美國政府對日本政府施壓與日本的金融管制放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的高利率政策造成美元大幅度升值。隨著美元升值對美國出口產業及就業打擊不斷深刻化,美國政府逐漸矯正了美元升值是“強大美國”的象征這一膚淺認識,轉而要求有關國家采取措施抑制美元升值。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政府出臺的“索羅門報告”認為,造成日元貶值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實行“人為低利率”的金融管制政策,致使投資家不愿投資日元以及日元金融商品。所以,要求日本加速實行金融自由化。1984年5月末,剛剛成立不久的“美國—日本美元日元委員會”提出了“美國—日本美元日元委員會報告”,與此同時日本大藏省也發表了題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的報告。此二報告一般被合稱為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宣言”。在“宣言”發表以后,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步伐開始加快,在都市銀行、長期信用銀行、信托銀行、地方銀行、相互銀行(1989年2月大部分轉化為普通銀行,被稱為“第二地方銀行”)、信用金庫等6類銀行型金融機構的存款總額中,自由利率存款比率由1986年3月的11.8%上升到1988年3月的26.8%。其中都市銀行的存款利率自由化程度最高,從15.9%上升到了34.7%。

二、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措施

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進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90年代前半期謹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階段;二是90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的最終完成階段。

(一)90年代前半期日本自由化的進展

90年代前半期,盡管日本金融業已經陷入到不良貸款嚴重、金融交易大幅度萎縮的困境之中,但日本政府并沒有打算從根本上改革傳統的金融管制體制,并以此實現金融結構調整和金融秩序重建,而僅僅是按照80年代中期所規劃的金融自由化目標實施了如下兩項措施:

第一,存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90年代以前,日本在不足1000萬日元的小額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方面所取得的唯一進展,就是于1989年6月引入了限額為300萬日元的ＭＭＣ(浮動利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仍然沒有任何松動。90年代上半期,日本存款利率自由化獲得了重大進展。首先,逐步實現了小額定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0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額從300萬日元調低到了100萬日元,1991年4月把ＭＭＣ的最低限額進一步降低到了50萬日元,同年11月實現了300萬日元以上的小額定期存款(3個月～3年)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廢除了關于ＭＭＣ最低限額的規定,1993年6月為期1個月至3年的小額定期存款利率實現了完全自由化,1993年10月,開始引入最長期限為3年的浮動利率存款和最長期限為4年的固定利率存款(中長期存款),1994年10月實現了定期儲蓄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并引入了最長期限為5年的固定利率存款。其次,短期內迅速實現了活期存款利率自由化:1992年6月引入了新型儲蓄存款(金額為40萬或20萬日元,與大額定期存款的利率進行聯動),1993年10月出臺了新型儲蓄存款的進一步自由化措施,1994年10月除了結算帳戶存款以外的所有活期存款利率都實現了自由化。這樣,經過十幾年的改革歷程,日本對銀行業所進行的價格競爭管制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第二,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的初步發展。80年代,盡管銀行業已經開始涉足國債等公共債券的交易活動,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開發出了大量的滲透到對方經營領域的金融商品,但真正的金融業務兼營化卻始于90年代初期。1992年日本通過了《金融制度改革法》,該法案的主要內容就是確定了銀行、證券、信托3種業態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實現業務的兼營化。另外,生命保險公司與財產保險公司也可以通過設立子公司的形式進入到對方的經營領域。

(二)9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自由化

90年代中后期,受不良債權等嚴重問題困擾的日本金融業發生了空前的危機,許多巨型金融機構陷于經營危機狀態,金融機構的破產倒閉事件頻繁發生。金融危機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危機使日本政府面臨著嚴峻的民眾信任危機。在這種大背景下上臺執政的橋本內閣于1996年發表了題為《金融體系改革———面向2001年東京市場的新生》的報告,確定了日本金融體制改革的構想。此后,日本政府陸續出臺了多部金融改革法令,對戰后傳統的金融體制進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化。自1998年3月開始實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在日本可以組建金融控股公司。所謂金融控股公司就是指以某一金融業態的金融機構為母體,通過50%以上控股的形式把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子公司化的金融組織形態。戰后日本的禁止壟斷法一直禁止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此番對禁止壟斷法的修改,一方面是為了通過金融機構業務多元化來實現金融業的“范圍經濟”,另一方面是為金融機構的順利重組提供條件。

第二,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的進一步發展。1997年2月,日本銀行業被允許設立專供信托投資公司出售信托產品的柜臺。這一舉措表明,信托交易開始進入銀行。自1998年12月起,日本銀行業被允許在窗口出售信托投資產品。另外,在此期間日本開始允許銀行系證券公司從事股票交易。在放寬對銀行及銀行系證券公司業務限制的同時,日本也擴大了證券公司的業務范圍。自1997年開始日本的證券公司被允許開設“證券綜合帳戶”。所謂“證券綜合帳戶”,即指在證券公司給客戶開設的交易帳戶之上附加上支付與結算功能。這表明證券公司開始涉足長期以來一直被銀行業所壟斷的管理結算帳戶業務領域。

第三,對金融機構開業及價格與非價格競爭管制的進一步放松。首先,證券公司與信托投資公司的開業管制由以前的許可制改為注冊制。在注冊制之下,有關機構只要滿足一些必備的條件,就可以很容易地獲得營業資格或退出某一經營領域,從而降低了證券業與信托業的進入與退出壁壘。其次,股票交易手續費的自由化。泡沫經濟破滅以后,隨著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損失補貼”事件的不斷被暴光,日本各界人士對股票交易手續費管制的批判之聲日趨高漲。人們普遍認為固定制的手續費標準是產生損失補貼問題的溫床。1998年4月,日本政府終于決定對5000萬日元以上的股票交易實行自由手續費率。

第四,國際間金融交易的徹底自由化。于1998年4月起正式實施的日本新《外匯法》規定:實行內外資本交易自由化,放開資本項目下外匯業務的許可證制或事先申報制;外匯業務完全自由化,廢除外匯銀行制、指定證券公司制和兌換商制;放開個人和企業在國外金融機構開戶存款;放開企業間外匯債權與債務的軋差清算以及境內居民外幣計價結算。另外,日本政府為使企業更容易地通過發行債券融資,還進一步放松了對

企業債券發行的管制。1996年1月,日本大藏省廢除了此前長期實行的企業“適合發債基準”,規定無論何種企業,只要獲得一家以上的信用等級評定公司的信用等級評定,就可以發行企業債券。

三、關于日本金融自由化展開過程的幾點啟示

通過前文對日本金融自由化展開過程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經濟運行環境的演變是推動金融制度改革及金融自由化的最強大動力。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必然會產生諸多新的經濟問題,從而要求政府進行金融體制改革以滿足金融機構調整其業務內容的需要。具體到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實例來說,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堀內義的總結是非常確切的,他認為,日本“金融自由化并非是高速經濟增長的一個原因,而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在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對金融業實行了極為嚴格的管制措施。甚至有人據此認為,日本的經濟高速增長不是在市場機制占主導地位之下實現的。驕人的經濟發展成績使日本政府對傳統的金融管制體系非常滿意,甚至從沒有考慮對其系統進行改革。但自70年代中后期開始,大企業資金需求減少與融資手段逐步多元化、赤字國債的大量發行等新現象的出現,不斷迫使日本政府進行金融制度改革,推進金融自由化。90年代后半期日本進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則是經濟、金融危機的必然結果。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與金融機構及金融主管當局———大藏省丑聞的不斷曝光,人們日益懷疑日本政府的執政能力,公眾輿論對政府行動和政策制約作用也日趨增強。面對嚴峻的危機,不出臺符合公眾利益、贏得公眾信心的重大舉措,執政集團必將承擔巨大的政治成本。在其社會聲譽降到最低點的情況下,日本政府被迫對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與組織結構進行徹底改革,以便獲得自身的政治利益。

第二,漸進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能完全有效地規避金融風險。9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是漸進地展開的。正是在這種漸進的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日本的金融風險也在不斷加劇。以銀行業為例,在日本傳統的金融管制制度之下享受著多種巨額“經濟租”的銀行業,在管制放松過程中不僅“經濟租”不斷減少,而且其原有的“勢力范圍”不斷受到迅速崛起的證券業和企業直接融資的侵蝕。這樣,銀行業不僅面臨著確保存款穩定增長的難題,甚至在尋求合理、可靠的貸款對象方面也面臨諸多困難。在此期間,日本銀行業的存貸期限結構風險、融資對象風險、融資內容風險不斷擴大,違規、違法經營現象不斷滋生蔓延。這種現象的發生盡管有銀行內部對經營風險控制弱化單方面的原因,但在吸收存款和尋求合理、可靠的貸款對象都面臨著嚴重困難的情況下,銀行業的經營風險就很難通過內部控制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控制金融風險的最重要手段是出臺促進金融結構調整的政策體系,通過謹慎的監管措施穩固金融業的經營基礎和抗風險能力,加強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通過適當的途徑實現金融業的業務兼營化,是促進金融機構調整的一個重要途徑。因此,在泡沫經濟破滅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機構業務兼營化步伐。第三,金融自由化作為一種管制制度改革的過程,必然存在利益格局重建問題,所以,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斗爭不可避免。在這一過程中,政府必須避免被有關的利益主體所“俘獲”。在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中,證券業與銀行業之間圍繞國債業務問題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一般產業企業則與銀行業圍繞ＣＰ發行合法化問題展開了激烈斗爭。在各方利益主體的斗爭中,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被傳統金融管制制度的最大受益者———銀行業所俘獲,盡力維護銀行業利益的傾向。因為一般說來銀行業的要求,例如從事國債等公共債券交易業務等,基本上都能夠得到及時解決,而證券業與一般產業企業的要求,都需要費盡周折才能夠得到滿足。在一定程度上照

顧既得利益獲得者的利益,對平穩地推進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義,但卻不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顧既得利益獲得者的利益, 否則改革就會偏離正確方向.第四,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際因素是推動經濟體制變革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我們在討論制度選擇問題時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應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設計。但實際情況卻是我們在許多情況下無法完全根據自身的意愿和情況來進行制度選擇和制度設計。國際因素的影響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展開過程就為此提供了一個最充分的例證。國際競爭壓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改革其國內企業債券市場的管制制度,而此項改革則進一步加深了大企業“脫離銀行”的趨勢。美國政府的施壓則極大地加快了日本利率自由化進程。可以肯定地講,經濟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制度選擇空間被不斷縮小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