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為理論》讀書筆記

《交往行為理論》的作者哈貝馬斯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哈貝馬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轉向交往行為理論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學語言轉向以及胡塞爾、洛維茲、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思想的影響。他批評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反對主客體分離的意識哲學。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導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現代工業文明中意義喪失、自由喪失等交往異化現象,并力圖通過交往合理化的實現來構建一個合理社會。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于在當今社會創造一種平等、自由、自覺的交往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在全球化時代處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現實意義。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1． 交往行為概念的內涵及其實質。

哈貝馬斯首先對行為類型進行了分析，行為分為四類：一是目的性行為即“勞動”；二是規范調節性行為；三是戲劇行為；四是交往行為。交往行為所涉及的至少是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是至少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范，借助語言媒介，通過對話達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這四種行為側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為主要考慮客觀世界；規范調節性行為與社會世界相聯系；戲劇行為涉及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特別是社會世界的關系，其關鍵是自我表現；交往行為導向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并且交往行為本質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為它把各種不同經驗導向合理的協調和發展。交往行為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們的日常語言所支撐的世界，哈貝馬斯稱之為生活世界。

2．交往行為是以理解為核心的行為。

“理解這個詞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狹窄的意義是表達兩個主體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一個語言學表達；而最寬泛的意義則是表達在與彼此認可的規范性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協調；此外還表示兩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能對世界上的某種東西達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哈貝馬斯認為，理解是一種展開于主體之間的交互性的意識活動，要真正實現“理解”就必須借助于語言媒介。在目的性行為中，語言是許多媒介中的一種，行為者通過語言試圖影響他人，實現行為者對于客觀世界的意圖。在規范調節性行為中，語言首先是一種可以提供文化價值、取得意見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幫助人們建立規范和行為導向，建立社會世界的合法關系。在戲劇行為中，語言是自我表現的媒體，表現行為者的認識和情感，再現行為者的主觀世界。在上述三種行為中，都只注重了語青的一種功能，而沒有同時注意到語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關系的交往行為中，語言才同時承擔陳述并判斷事實的功能，使行為者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承擔幫助人們達成共識的理解媒體的功能，使行為者與社會世界發生聯系，并承擔表達者表現的功能，使行為者展示自身的主觀世界。哈貝馬斯認為，通過參與者在相互作用中達到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聲明的交互主體性的確認，這樣理解才以協調行動的動機發揮作用。他認為，現代理論注重意義的追問，人們在語言的交往活動中會達成共識。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識是一種理想化的過程，即交往理性。為了有效溝通，哈貝馬斯認為在交往過程中需要遵循三項語言學規范要求：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哈貝馬斯認為，目的性行為涉及真實性要求，規范調節性行為涉及正確性要求，戲劇行為涉及真誠性要求，而交往行為與這三個要求有關聯。交往行為同時可以滿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的三個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為才是最合理的社會行為。

3．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雙層理論架構。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個層次構成。“我所說的?文化?，指的是可隨時動用的知識儲備——在這種儲備中，交往的參與者，當他們對屬于某一個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換看法時，最大限度地做出他們的解釋。我所說的?社會?，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這些秩序，交往的參與者調整著他們的隸屬于社會群體的成員，并因而保證他們之間的團結一致。我所說的?個性?，指的是主體由此獲得言語和行動的功能的那種能力和資格。”由此觀之，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質上是由知識構成的。

與“生活世界”相對應的是“系統”概念。其一，系統是一種方法，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重視其結構和功能層面；其二，系統是作為社會的制度和組織影響著人類的生活。系統機制的產生必須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達到相應程度為條件，系統產生的目的是服務于生活世界的。在貨幣和權力得以通過法的形式組織起來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經達到了很成熟的程度。這兩個相互作用的子系統，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們自身成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現代社會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錢化和官僚化已經滲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領域。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系統和生活世界的嚴重分離。現代社會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系統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為現代文明系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官僚政治體制，憑借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媒介，侵蝕原本屬于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使之金錢化和官僚化，從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被金錢和權力所攝控，生活世界的意義和價值喪失，交往行為的社會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時，科學技術的進步服務于生產的發展，現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蕪化。既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病因、現代文明的危機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拯救現代文明的途徑也就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重新協調，其關鍵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路徑探索

第一，共同的規范標準。哈貝馬斯認為規范標準的普遍化原則應該能夠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為了論證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必須由共同的、普遍的規范標準來指導，他提出了商談倫理學。商談倫理學試圖向現代社會提出一個相互理解并為各個交往共同體成員所同意的規范道德體系。

第二，選擇恰當的語言。在哈貝馬斯看來，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會有言語行為的出現，凡是言語行為受到阻礙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會有合理的交往。人們之間的交談交往，無非涉及實情、人情和心情三個方面，而這三個方面都得通過相應的語言加以表現，通過語言使交往者、交談者達到相互理解。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杠桿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關鍵。為了順利達到協調行為的目的，在進行對話的時候，對話雙方必須選擇一種能夠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正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

第三，進行對話活動。交往必須對話，對話就是交往。在對話活動中，交往雙方的利益才能被考慮到，交往雙方提出的各種要求才可以成為討論的對象，在民主、平等、和諧的協商氛圍中，人們才能在沒有任何外在強迫的氛圍中充分論證自己的觀點。對話是人們達成統一共識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和最為便利的途徑。

第二篇：交往行為理論1

《交往行為理論》選譯之一：合理性問題導論

哈貝馬斯 著 曹衛東 譯

意見和行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學研究的傳統主題。甚至可以說，哲學思想就是源自對體現在認識、語言和行為當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構成了哲學的基本論題【1】。哲學一開始就試圖用原理從整體上解釋世界，解釋多元現象的同一性。哲學所使用的原理必須到理性中去尋找，而無須與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對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刨根問底。古希臘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學，也不是廣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倫理宇宙學，而是本體論（Ontologie）。如果說哲學的各種學說相互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的話，那就在于它們都想通過解釋自身的理性經驗，而對世界的存在和同一性（Einheit）進行思考。

我這樣說，實際上使用的是現代哲學的語言。但是，只要哲學傳統還能夠催發出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它就值得我們加以追問【2】。今天，哲學已經無法再把整體知識意義上的世界、自然、歷史和社會當作一個總體來加以觀照。世界觀的理論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義，不僅僅是由于現實中經驗科學取得了進步，更多的還是因為，伴隨著這一進步而出現了一種反思意識。有了這種反思意識，哲學開始回過頭來做自我批判；在追問反思力量在常規科學范圍內還能有何作為的過程中，哲學思想變成了元哲學【3】。在此過程中，哲學主題一方面有所變化，另一方面則又保持了穩定。圍繞著比較固定的核心主題，當代哲學，包括邏輯學、科學理論、語言理論和意義理論、倫理學和行為理論乃至美學等，展開了一種較為一致的論證，而它們在論證過程中所關注的是認知、語言理解和行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經驗方法層面乃至系統話語中的形式前提。論證理論在此具有了一種特殊意義，因為，論證理論的使命在于對某種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為的形式實用主義前提和條件加以重構。

如果上述判斷思路沒有什么問題，如果后形而上學思想以及后黑格爾主義哲學果真在共同朝著合理性理論的核心努力，那么，社會學又如何能夠承擔起對合理性問題的責任呢？

看上去，哲學思想在放棄了總體性關懷的同時，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無論是想從本體論的角度，建立具有實質性內涵的自然理論、歷史理論、社會理論等，還是想從先驗哲學的角度，對非經驗的類主體，即意識的內在結構進行先驗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對合理性的條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終極論證的嘗試都還在堅持源始哲學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4】。在這種情況下，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新的輪廓。正如科學理論和科學歷史所表明的，對合理性條件的解釋形式，同對合理性結構的現實形態和歷史發展的經驗分析，實際上是相互一致的。現代經驗科學理論，無論它們是沿著哪條路線，邏輯經驗主義路線也好，批判理性主義路線也好，方法結構主義路線也好，它們都提出了一種既具有規范意義，同時又具有普遍主義特征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是本體論哲學或先驗哲學的基礎主義假設所無法滿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對它進行檢驗。它最終所要說明的是，重建理論能夠揭示出科學歷史的內在層面，并能夠和經驗分析一道，對社會發展語境中建立在敘事基礎上的實際科學歷史作出全面解釋【5】。象現代科學這樣一種關于認知理性的復雜體系，同樣也適用于其他形態的客觀精神，也就是說，同樣也適用于表現認知--工具理性、道德--實踐理性以及審美--實踐理性。

當然，這種類型的經驗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須十分牢靠，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參與從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義語境和解決問題【6】。認知主義的成長心理學在這方面堪稱典范。比如說，皮亞杰理論傳統認為，狹義上的認知發展，包括社會認知發展和道德的發展，都是認知潛能逐步發展的結果，對于這一結果，我們可以從內部加以重構【7】。相反，如果行為理論從經驗主義的角度對解決問題、合理引導行為以及學習水平等所依據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話，那么，合理性結構的外現過程嚴格來講就不能說是學習過程，最多只能說是適應能力有所增長而已。

在社會科學范圍內，社會學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問題的學科。把社會學和其他學科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看到，社會學這樣做既有科學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體的原因。我們先來看看政治學（Politikwissenschaft）。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政治學曾經把自己從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脫了出來。但現代自然法的出發點依然還是歐洲古代的觀念，它們認為社會表現為一個靠政治建構起來，并用法律規范加以整合的共同體。不過，現代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為社會結構的設計程序和從常規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設成為一種合理的機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經驗傾向的政治學必須徹底擺脫這些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政治學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的一個分支系統，因而無須承擔從整體上把握社會的使命。從科學的角度把道德-實踐的合法性問題置之度外，或者認為它們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經驗問題，用描述就可以解決掉；政治學這樣做和自然法的規范主義背道而馳，從而也就和合理性問題失之交臂。

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konomie）的情況則所有不同。到了18世紀，政治經濟學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間形成緊張關系，并且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行為體系；維持這個行為體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規范（Norm）【9】。經濟學就其作為政治經濟學而言，最初還是一種危機理論（Krisetheorie），所關注的是整個社會。經濟學感興趣的問題是，經濟系統的動力是如何對靠規范整合起來的社會系統產生作用的。這就和專業經濟學區別了開來。時至今日，專業經濟學還把經濟當作社會的分支系統加以研究，而對合法性問題不聞不問。從這樣一個片面的角度出發，合理性問題就會被分解成經濟平衡問題和合理選擇問題。

相反，社會學（Soziologie）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出現就是要解決政治學和經濟學在邁向專業學科的過程中所拋棄了的問題【10】。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在于：由于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分化，古代歐洲社會結構中所出現的社會整合的變遷。社會學成了徹頭徹尾的危機學（Krisenwissenschaft），它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是傳統社會制度消亡和現代社會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當然，即便在這樣前提下，社會學也可以集中研究某個社會亞系統。從科學史上看，宗教社會學和法律社會學一直都是這門新學科的核心。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請允許我暫時不作進一步的解釋，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圖式拿過來加以運用，（從圖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會科學各學科和社會亞系統之間的對應關系：

圖 1

當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會學成為一門專治社會整合的專業學科。不過，我在本書中將要討論的這些社會理論大家，說到底都是一些社會學家，這與其說是一種巧合，不如說是一種征候。社會學是唯一一門堅持關注整個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同時也一直都是社會理論，因此，它不可能會象其他學科那樣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問題。之所以會如此，我想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同時涉及到文化人類學（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會學。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會亞系統搭配起來，這樣做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對于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互動領域，決不是象經濟學、政治學等行為領域中的互動那樣專業化。無論社會學，還是文化人類學，所面對的都是整個社會行為的現象世界，而不是相對明晰的行為類型；考慮到政治權力的利益最大化問題或政治權力的繼承和使用問題，行為類型可以說是目的理性行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變種。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這兩門學科所探討的是生活世界語境中的日常實踐，因此，它們必須把所有的符號行為趨向形式都納入到自己的考察視野當中。解決行為理論和理解意義過程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難題，對于它們來說也不再是那么輕而易舉。它們在克服難題過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結構問題，而生活世界的結構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義上分化得更加厲害的亞系統的基礎。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統”這兩個抽象范式之間存在著怎樣一種互動關系，我們在后面的章節中還要做深入探討【12】。這里我只想強調一點，研究社會共同體和文化不象研究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樣可以完全甩開社會科學基礎問題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之間的牢固聯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情況作進一步的了解，就會清楚地認識到，為接手合理性問題而做好充分準備的是社會學，而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是作為市民社會理論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對前市民社會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及其失范現象作出解釋【13】。這種從客觀歷史情境下出現的問題，構成了社會學處理其基礎問題的起點。社會學在元理論層面上所選擇的基本概念，是用來闡明現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長過程的。古典社會學中的思想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試圖建立其行為理論，以便用它的范疇來解釋從“共同體”（Gemeinschaft）向“社會”（Gesellschaft）轉變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各方面內容【14】。如何通過意義理解而進入符號對象的客觀領域，這樣一個問題在方法論層面上也相應地得到了處理；對合理行為趨向的理解構成了理解一切行為趨向的前提。

行為理論范圍內的元理論問題（a）所依據的是行為當中具有合理內容的方面；意義理解理論的方法論問題（b）是要對意義和有效性（對符號表達的意義進行解釋和對其內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場）之間的內在聯系加以闡明；（c）元理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之間的這種聯系最終和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又是緊密相關的，即社會現代化能否和從何種意義上能夠從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會現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之間的】這種聯系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現得十分清楚。韋伯對行為概念的等級劃分主要是依據目的理性行為，其他所有行為都可以劃作目的理性行為的特殊傾向。韋伯通過分析意義理解方法后認為，比較復雜的情況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為的理解的臨界點上：對具有主觀目的的行為的理解，同時也需要（根據合理性的正確性標準）作出客觀的評價。圍繞著基本概念和方法論所作出的上述判斷與韋伯理論的核心問題--即如何才能解釋清楚西方理性主義--之間的聯系最終也就一目了然了。

當然，這種聯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僅僅表明，韋伯對這樣一個問題比較關注，而這種從理論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興趣對其理論結構的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只須把現代化過程從合理化概念中解脫出來，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視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為理論的基礎同行為合理性的內涵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則可以使意義理解的方法論擺脫有效性問題對意義問題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本身就是成問題的。針對這樣一些疑問，我想亮明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韋伯從理性行為角度所探討的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問題，亦即現代性的意義問題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發生在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的原因和后果問題。西方理性主義問題具有歷史偶然性，起碼從研究心理學角度講是這樣。我想提出的觀點是，韋伯著作中關于合理性的三個論題都有其全面的根據。我這樣說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種帶有社會理論要求的社會學如果想進行較為徹底的研究，就必須同時把合理性問題放到元理論、方法論和經驗等三個層面上。

我將（1）、首先探討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這個概念放到關于現代世界觀形成的進化論視角當中。在完成這些預備性研究之后，我想從兩個角度對合理性理論和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加以闡明；（3）、一方面從元理論的角度，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較流行的社會學行為概念的合理性內涵；（4）、另一方面則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為此，我認為，相似的內涵可以根據社會學對客觀領域的意義理解而得出。這樣一種提綱挈領式的論證應當能夠說明，我們如果真想接手韋伯以來社會學專業范圍內所討論的歷史難題，那么，一種交往行為理論是必不可少的。

注釋：

1.施乃爾（B．Snell）：《精神的發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Heidelberg，1946；伽達默爾（H．G．Gadamer）：《柏拉圖和前蘇格拉底學派》（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載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II，Tübingen．1972，第14頁以及下兩頁；以及《神話與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載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V，Tübingen．1977，第48頁以及下兩頁；莎德瓦爾特（W．Schadewaldt）：《哲學的希臘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哈貝馬斯：《哲學何為？》（Wozu noch Philosophie？），載其：《哲學政治巨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頁以及下兩頁。

3.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關于源始哲學的批判問題，請參閱阿道爾諾（Th．W．Adorno）：《認識論的元批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載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關反對意見，請參閱：阿佩爾（K．O．Apel）：《從先驗語用學的角度來看哲學的終極論證問題》（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載：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編）：《語言與認識》（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1976，第55頁以及下兩頁。

5.參閱圍繞著庫恩（Th．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開的討論，主要有：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編）：《歷時性科學理論論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74；布伯納：《研究邏輯的辯證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載其：《辯證法與科學》（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129頁以及下兩頁。庫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Frankfurt am Main．1977。

6.奧維爾曼（U．Oevermann）：《關于教化過程力量以及社會化研究策略的綱要性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載：胡萊爾曼（K．Hurrelmann）：《社會化與生活經歷》（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Heidelberg，第34頁以及下兩頁。

7.丟伯特（R．Doebert），哈貝馬斯，諾恩納-溫克勒（G．Nunner－Winkler）（編）：《自我的發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1977。

8.亨尼斯（W．Hennis）：《政治與實踐哲學》（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1963；邁爾（H．Maier）：《古代德國國家學說》（Die ?ltere deutsche Staats-und Verwaltungslehre），Neuwied，1966；哈貝馬斯：《政治學與社會哲學的經典關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ae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載其：《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頁以及下兩頁。

9.約納斯（F．Jonas）：《何謂經濟學理論：前古典思想與古典思想》（Was heisst ?konomische Theorie？Vorklassisches und klassisches Denken），載：《施默勒年鑒》（Schm?llers Jahrbuch），78，1958；諾伊恩道夫（H．Neuendorff）：《興趣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am Main．1973。

10.約納斯（F．Jonas）：《社會學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I-IV卷，Reinbek，1968-69；R．W．Friedrichs，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Y． 1970；T．Bottomore，R．Nisbet，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Y． 1978。

11.哈貝馬斯：《社會學的批判使命與保守使命》（Kritische und konse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載其：《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1971，第290頁以及下兩頁。

12.參閱本書第VI章，第2卷，第173頁以及下兩頁。

13.諾伊恩道夫（H．Neuendorff）的“社會學”辭條，見《天主教國家詞典》（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Stuttgart，1975，第2版，第2424頁以及下兩頁。

14.關于古典社會中的這“一對概念”，請參閱哈貝馬斯：《技術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8a，第60頁以及下一頁；米爾斯（C．W．Mills）：《社會學思維方式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Neuwied，1963。

第三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的行動理論是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和社會學傳統與米德符號互動理論以及當代語言哲學與批判理論的綜合。這種綜合的目的是克服現代世界中生活世界與系統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礎上的普通語用學，在哈貝馬斯看來，是現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當代思想家中，像哈貝馬斯那樣致力于龐大的理論構建、在那么多領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幾乎沒有了。哈貝馬斯的影響遍及社會學、哲學、法學、歷史學等各個領域。90年代在國際漢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的“中國市民社會”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理論動力之一就是來自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學說的特點，一是它的系統性，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論構造的人；二是它的“對話性”，哈貝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與近代和當代著名學者的對話中展開的。他的最主要的“對話”伙伴除了韋伯與馬克思外，還有德國的伽達默爾，法國的列維?施特勞斯和德里達，美國的整個社會學派和當代實用主義哲學（分析哲學）學派。

兩卷本的《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義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藺青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貝馬斯思想的最系統的表達，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思想邏輯的框架。在本書中，“ 哈貝馬斯以理論建設與對經典思想家的思想進行歷史重建相結合的方式”〔1 〕展開自己的思想。這本書對馬克思、韋伯、迪爾凱姆、米德、盧卡奇、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和帕森斯的著作進行了分析，實現他自己思想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

一、行動的概念

在《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中，哈貝馬斯先比較簡單地對行動與合理性概念進行規定，然后在對韋伯與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的分析中詳細展開了他的關于行動與合理性的思想。他區分出四種行動類型。〔2〕

第一種是目的性行動，又稱作工具性行動。這是一種目標取向的行動，在比較、權衡各種手段以后，行動者選擇一種最理想的達到目的的手段。哈貝馬斯認為，在韋伯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中，所謂合理的行動，主要指這種行動。但這種對理性的規定太過狹窄，并且把批判理論導入一個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為是使現代社會得以發展的力量（韋伯），那么當它對人類處于壓抑狀態時，還能否提供另一個合理性方案呢？因此應該對合理性概念進行擴展。

第二種是規范調節的行動，即一個群體的受共同價值約束的行動。規范控制行動嚴格遵守那些由個體組織起來的群體所具有的價值期望。第三種是戲劇式行動，它指行動者在一個觀眾或社會面前有意識地表現自己主觀性的行動。這種行動重在自我表現，通過自我表達達到吸引觀眾、聽眾的目的。“行動者在觀眾面前，以一定方式進行自我表述，……想讓觀眾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種是交往行動，它是行動者個人之間的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行動者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符號作為理解其相互狀態和各自行動計劃的工具，以期在行動上達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動的核心，而語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四種行為側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論的）行動主要考慮客觀的或外在的世界；規范控制的行動對應于社會世界。這個世界從本體論上說雖由行動者個人組成，但規范關系才是最重要的；戲劇行動與主觀及外部世界相適應；在交往行動模式中，行動者“從他們自己所解釋的生活世界的視野”，“同時涉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狀況規定。”〔4〕因此，交往行動比其它行動在本質上更具合理性，因為它考慮了所有這三個世界。交往行動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語言支撐的世界。這個世界哈貝馬斯有一個專門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動也是一種言談行動。言談行動又分為三種有效的斷言（陳述）：在“命題內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觀世界方面，陳述是真實的；在關于現存的規范關系或社會界方面，陳述是正確的；在表明經驗者的意圖與其主觀感受方面，陳述是真誠的。在現實的交往活動過程中，這三種有效斷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駁，說明了交往行為比其它行為更合理。

哈貝馬斯在文化與理解之間建立了聯系。他說，理解過程“發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預先理解之背景中。這一背景毫無疑問是作為整體延續的；知識儲備中只有行為參與者在特定時間里使用和陳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檢驗。在由參與者自己所作的環境定義內，這個生活世界中的（被檢驗的）陳述部分是由參與者們以對自我更新的環境定義的協調來處理的。”〔5〕

因而，在通過交談活動而獲得有效性要求的過程中，行為者使用現存的環境定義或創造一個新的、規定其社會關系之秩序的定義。這種定義既成為它們生活世界中知識儲備的一部分，又成為據此提出、接受或反駁有效斷言的標準。由此，在通過交往活動所 達到的理解過程中，生活世界用來判定有關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的有效斷言的一個參照點。這樣，在哈貝馬斯看來，真正的交往互動過程比工具型行動中包含著更多的合理性。他說：“我們有以下四個概念總結了達到理解過程的合理的結構特征，第一，行動者的三個世界關系和相應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題真實、規范正確和真誠可靠的斷言；第三，在合理的動機之上達成的共識，……第四，達到理解的概念，即認為理解是對環境之共同定義的合作性協商的概念。”〔6〕

二、互動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

哈貝馬斯首先繼承德國社會學與哲學傳統，他認為，交往概念沒有確立，是近代德國學術史的一個局限。理解是德國哲學（解釋學傳統）與社會學（韋伯的行動理論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中心概念，但是，韋伯的四種行動的理論，行動主體始終是孤立的個體，即使在其社會行動理論中，也不例外。而德國的理性主義哲學，從黑格爾到伽達默爾，都將理解視為片面的，抽象的個體過程。理論的局限導致了對現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韋伯與法蘭克福學派對物化的理解，導致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無能為力的悲觀主義。因此，必須建立一種在理論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現代人從悲觀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交往理論，就必須在理論上重溯源頭。這個源頭來是米德的符號互動學派。在哈貝馬斯看來，由于米德把理解視為一種面對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動過程，從而在行為理論中實現“從孤獨的合目的性向社會互動的視角的轉變”；由于米德否認理性范式為孤立的意識，因此他比任何一個當代學者更進一步把理性范式設計為交往行動，并闡述它在人的解放過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種社會重建的方案中。

哈貝馬斯特別注意到米德理論的兩個方面。第一，米德強調了作為個體的人與高踞于其上的社會和社區價值（理想、理性）的互動關系，而不像韋伯，把這種關系僅視為一種體現或實現的因此本質上是被動的關系。米德說：“我所一直嘗試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種行為類型上來，這種行為類型中，個體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屬的整個社區態度之中。這意味著整個群體都介入了某種有組織的活動，”個人的行動需要其他有機體的參與。當一個有機體對所涉及的其他有機體的態度作出自己的反應時，我們稱為理性的東西產生了……當他這樣做時，我們就稱之為“合理性的”，從歷史觀點來看，理性根于社區之中，它一出現，就會轉變社區生活本身。因為按照米德的說法：當進化過程在社會控制下完成時，它不僅變成了自我意識，而且變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說，理性重新評價各種價值，合理地解決社會沖突，而且盡力改進它的從中產生的整個社會秩序：“對沖突的合理解決需要重建各種習慣與價值，而這包含著對社區的超越，……社區成員們在特定的時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區現存的各種價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經變更的行為習慣，和對各種價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種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種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內的社會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號互動理論強調語言在人類活動中的作用。在哈貝馬斯看來，符號互動者們已詳細探討過使人類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種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因而擴展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礎的理解。

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是《交往行動理論》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有三種解釋模式，分別是關于文化或符號系統的、關于社會或社會制度的、個性導向或自我本體的。關于第一方面，行為者內在地具有和共享有關文化傳統、價值、信仰、語言結構及其在互動過程中運用的知識庫。關于第二方面，行動者知道如何組織社會關系，知道哪些協調互動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確的和適當的。關于第三方面，行動者理解人們想要什么，人們如何行動，什么是正常與異常的行動。

三種模式對應于社會的三種功能需要：通過交往行為達到理解以實現傳播、維護以及更新文化知識的目的；互動的交往行為的協調以滿足社會整合和群體團結的需要；交往行動的社會化以形成個人認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個組成部分，即文化、社會、個性，通過交往行動的三個方面，即尋求理解、協調互動和社會化來滿足社會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和個性成長的需要。他說：“為了達到人對其環境的理解，交往行動的參與者置身于一種他們既運用又更新的文化傳統之中；在通過對有效斷言的主觀認識來協調其行動，他們依賴于自己在群體中的成員資格并加強他們之間的合作；通過與能力者的互動，他們發展了童年所內化的價值取向并獲得一般化的行動能力。”

在現實的社會中，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是相互聯系的。經濟、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聯系中的活動依賴于生活世界的各個方面：文化、社會與個性，不過進化的趨勢是，生活世界分化為各自分離的文化，社會與個性的知識庫，而系統分離為彼此區別的制度群，如經濟、國家與法律，這種分化產生了將系統與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問題，正是在這些問題中，存在著現代社會的危機。

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

繼承德國哲學傳統，哈貝馬斯認為，理性化或社會合理化的進程，或人類的進步歷程不是線性的，而是充滿矛盾的。如何看待這些矛盾，如何構想出解決方案，是哈貝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數德國先驅者的地方。在他看來，韋伯雖然首先引進意義概念作為行動理論的基礎概念，“但他不是根據語言意義的模式來說明意義，而是根據一個最初幻想地想象出來的主動主體意見的意圖來說明意義的。這種軟弱的立場使韋伯遠離交往的行為理論……不是以通過語言理解的、至少兩個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之間的個人內部關系作為基礎，而是把一個孤立的行動主體的目的活動作為基礎。”〔8 〕由于韋伯把工具性理性作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貝馬斯那樣，把工具理性作為四種理性之一，所以，當工具理性過于發達，金錢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觀世界，動搖人的意義感時，韋伯對整個理性化過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觀主義者。韋伯的悲觀主義影響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論。哈貝馬斯作了兩點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擴充為四種，而把交往理性遠遠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認為應該在現實的交往過程中尋找出路。這點同樣受符號互動理論的影響。

哈貝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論的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整個理論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來，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資本主義市場的種種律令，合理化進程產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礎，消弱了公眾話語，引起了社會的系統障礙。由于每一價值領域都按其自身的邏輯演化，所以變得孤立隔絕，從不考慮其他領域的價值，結果：技術問題與道德脫節，倫理要求與表達要求分離，個人進程與社會進程相沖突。他說：“如今，討論作為一種?事務?已經形式化了；論證與反駁必須服從某種預定的法則：關于公共事務的共識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貝馬斯，問題不是現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現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須打破使各個價值領域分離的壁壘而又不破壞每個價值領域所特有的洞見。也就是說，問題在于如何“證明道德批判和審美批判的觀點而又不威脅到真理問題的首要地位。”〔10〕如果這能夠做到，那么就可以通過公眾話語，盡力彌補潛在于我們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語用學所闡明的種種規則。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貝馬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動理論的最終目標可以理解為對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是通過語言組織起來的，在這個世界里，我們能在由語言表達的文化同一性意義上實現自我認同。這種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規模的家庭、面對面的群體，又包括一些公眾領域。在公眾領域，我們可以通過公眾言論互相參與和交換看法，以便在地區、國家和全球水平上產生一致意見。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主要是現代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它們與生活世界之區別，首先在于它們不是靠日常語言組織起來的，而是靠貨幣與權力的中介組織起來的。本來，貨幣與權力應該為生活世界服務，即使人們能更有效地獲得物品以支撐生活世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避免對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動的種種后果，哈貝馬斯指出我們必須做到使系統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造成法律與道德的強制手段，使市場與權力服從于人們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們的需求。

四、普通語用學

怎樣使系統再服務于生活世界呢？受符號互動論的影響，哈貝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談倫理學。貨幣與政治權力無所不在，意義感的喪失，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的生活狀況。現代的大多數社會理論家也都在考慮如何從公眾的公共行動的角度，改善這種狀況。在哈貝馬斯看來，企圖從政治行動上解決問題，那是就系統解決系統。解決問題的根源應該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談組織起來的世界。換句話說，哈貝馬斯提出的是一個關于人類生活狀況之改變的話語、言談途徑。讓所有處于某一個情境中而對情境不滿的人，自由地進入討論這個問題的言談之中，從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結論，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共識是關鍵，這就是“普通語用學”。

首先，普通語用學是關于理想的話語環境的學說，在理想的話語情境中：“所有參與者無保留地追求加強語義的語言目標，以便達成共識，為各人所追求的行動計劃能一致協調奠定基礎。”〔11〕共識的范圍越寬，合理性就越大。商談倫理學要求那些參與合理話語的人應該以“說服普通聽眾并取得對一般言論的普遍贊同的意向”為目標。〔10〕那些拒絕參與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識的人，無視在自由的交談中表現出來的有效證據的人，以及不盡力陳述自己的觀點并說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觀點的人，都破壞了商談倫理學的規范。第二，普通語用學是“普通的”話語學說。哈貝馬斯頭腦中的語用學是“普遍的”，它的目標是揭示在人類話語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標準。通過批判韋伯的理論，哈貝馬斯分離出三種最基本的話語形式或價值形式，這些形式在歷史的合理化進程中逐漸變得自主。這三個領域是：理論領域——科學領域、道德領域——實踐領域、表現領域——審美領域。在這三個領域中，交往都圍繞著一個特定的有效性要求運轉：理論話語涉及我們命題的真實性，實踐話語與我們行動的公正性相關，而審美的話語著重在我們能真誠地表達我們的情感。從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類的交往形式歸結為這三種話語，但是，哈貝馬斯補充道，在現實的人類交往活動中，這三種話語是交織在一起的，真實性要求雖然是科學話語中起決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審美的領域也是存在的，同樣的道理也應用于其它兩個領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按常規斷言事實，訴諸規范，表達真摯，也就是說，我們提出并一再確定我們關于真理、正義和坦誠的有效性要求，通過這樣做不斷復制、延續著我們的規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這三個世界是我們意義的根源，也是科學、道德、法律、藝術的母體。

在說明這些有效性要求時，哈貝馬斯認為，它們都是未主題化的。要使它們主題化，與其說要通過理性和論證，倒不如說要通過策略性行為并求助于習慣。對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質問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決它們，就是普通語用學的任務。普通語用學闡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論證的實用邏輯”，從而達到“理解的過程的合理性”。普通語用學的基本前題是：任何以達到理解為目的的交往行動都包括潛在的、不受語境制約的、要求迫切的社會標準；要想交往行為完全合理，必須達到這些標準。它們是：

第一，理想的語言情境向每一個感興趣的主體開放，使之可以參與話語并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第二，它能擺脫強制、統治、權力游戲等純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動機；

第三，它能把那些潛在于我們的斷言中的認知性的、規范性的、表現性的三種有效性要求區分出來，并且僅僅通過辯論達到這種區分；

第四，它能使人們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連續的基礎達成共識；

第五，它的結果是一項合理的同意，這項同意可以根據進一步的協商進行修正。

哈貝馬斯認為，普通語用學所假定的標準，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驗的，而是經驗的，可由個體體驗到和經歷到的具體的過程。普通語用學是“重建性的理論”個案。通過迪爾凱姆論靈魂，皮亞杰、科爾貝格對道德增長的研究的分析，哈貝馬斯總結說，走向交往合理性的運動，既是從神圣、超驗（迪爾凱姆）走向實際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漸增長的個體發生學過程（皮亞杰），也是一個體現在個體道德能力之增長的個體發生傾向。而且，處于現代性中心的社會合理化趨向，它的明顯特征是“以爭論的重要性”代替“傳統的重要性”，以“理論態度”代替“對權威的忠誠態度”，正是這種不懈的過程，把社會從“以合法化的神圣物為基礎”推向以共同意志為基礎，“這種基礎是在現實的交往過程中實現的，并在政治性公眾領域中靠辯論而一再得到確立。〔12〕這個過程在西方歷史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的過程，顯示出人類的進步與解放：人權、獨立的司法制度，理論理性（認知要求）與政治實踐（權力要求）的分離、自愿結社、以及其它種種標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發展與進步。

注釋：

〔1〕T.麥卡錫：《交往行動理論》英譯本序言。

〔2〕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頁。

〔3〕〔4〕〔5〕《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第128、135、141頁。

〔6〕《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第188頁。

〔7〕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頁。

〔8〕《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354—355頁。

〔9〕哈貝馬斯：《公眾領域的結構變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頁。

〔10〕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2卷，第398頁。

〔11〕〔10〕《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第295—296頁、第26頁。

〔12〕《交往行動理論》第2卷，第81頁。

第四篇：交往行為理論讀書報告

一、作者簡介

尤爾根·哈貝馬斯是當代歐美哲學和社會理論領域中最富有原創性、體系性的哲學家之一，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

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有學者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尤其是他在20世紀80年代建構起來的交往行為理論，普遍被認定為代表哈貝馬斯個人學術成就的標志。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在對交往異化的批判、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及其途徑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嘗試。

二、主要內容

《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這部著作涉及面相當廣泛。這部著作中，馬克斯·韋伯占據了一個更為突出的位置，哈貝馬斯先比較簡單地對行動與合理性概念進行規定，然后在對韋伯與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的分析中詳細展開了他的關于行動與合理性的思想，這些詮釋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貝馬斯自己思想的觀念圖式上。

哈貝馬斯在這本書的開篇就聲稱，交往行為理論既非一種元理論，也非一種借助其它手段進行的認識論的繼續。交往行為理論的分析讓我們聯接了與社會分析相關的三種理性：一個是涉及解釋學和英美分析哲學中作為論爭的理性，特別是關系到相對主義的問題。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們自身內在的合理性標準，那么在何種意義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標準比較他們并使其服從于批評。另一個是涉及到行為理性，即如何領會人的行為中有特殊意義的性質，這觸及到理解的意義問題，還觸及到了當行為者本人已經為他們的行為設定了理由時，社會科學在主張更好的解釋時其自身的任務問題。最后一個是關于理性的社會擴張問題，即作為現代西方社會特有的那種合理化問題。這本書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貝馬斯斷言：理性更多地是與運用知識的方式聯系在一起，而較少地與知識有關。如果我們認為在一些情境中談論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們就會明白這要么是指人們表達的認識，要么是指包含認識的符號表達形式。我們說某個人理性地行動，或者說某種陳述是合理的，實際上就是說這個行為或陳述可以被有關的某些人批駁或辯護，而這恰恰就是他們為了能夠證明自己是正當的或有根有據的。我們不能像經驗主義者那樣，限制理性行為的范圍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我們必須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來彌補“工具認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貝馬斯自己所說的，合理性意味著交往，因為只有符合與至少另一個人達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條件時，某事才是合理的。

三、閱讀收獲

通過閱讀這本著作，作為哲學領域門外漢的我，對書中提到的思想理論有了淺顯的認識。

哈貝馬斯在早期把交往行為看作以評議為媒介、以理解為目的的行為。交往行為的目的是達到理解，而達到理解是一個在相互認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礎上導致認同的過程。進而，他把人的行為分為四類：一是旨在實現一種目的的行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觀世界的行為，稱為工具性行為；二是社會集團成員根據共同價值和規范調節的行為，稱為規范調節的行為；三是行為者在一個觀眾或社會面前表現自己主觀性的行為，稱為戲劇式行為；四是一種行為者個人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達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為，稱為交往行為。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有三個有效性要求：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理論理性表達真實性，實踐理性表達真誠性，審美理性表達正確性。在交往行為中，這三個同樣原初的有效性要求體現了一致關聯，哈貝馬斯將其稱之為合理性。所以，所謂交往行為合理化是一種通過語言實現的、具有主體間性的、符合一定社會規范的、在對話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間達成協調一致與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為。這樣理解的交往行為合理化，克服了韋伯合理化概念單純的認識向度以及單純的目的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將本來只具有狹隘的獲得真理與實現特定目的的成功手段之意義的概念，擴大為一個融真、善、美于一體的普適概念；它把理性放在人際間廣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動關系網絡中考察，使理性凸現為交往關系的總和。相比于其他三種行為，交往行為在本質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為它符合把各種不同經驗導向合理的協調和發展。

在哈貝馬斯看來，真正的交往互動過程比工具型行動中包含著更多的合理性。他說：“我們有以下四個概念總結了達到理解過程的合理的結構特征，第一，行動者的三個世界關系和相應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題真實、規范正確和真誠可靠的斷言；第三，在合理的動機之上達成的共識，??第四，達到理解的概念，即認為理解是對環境之共同定義的合作性協商的概念。”

四、感悟與思考

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目標。哈貝馬斯強調語言在交往行為中的基礎地位，強調重建交往理性對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實現社會合理化過程中的決定作用，并將交往行為理論提升為話語倫理學和文化政治學的高度，主張用相互理解、寬容、和解的立場處理不同信仰、價值觀、生活方式、人際關系、文化傳統和國際關系，認為符合交往理性的話語平等和民主是社會交往、文化交流的行為準則，是理想、公正、穩定的社會秩序建立的前提條件，也是未來文明發展的方向。

哈貝馬斯認為啟蒙運動開創的現代性事業并未終結，人類理性并未泯滅，人類仍有逃離現代性困境的出路。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寄希望于交往理性的重建，試圖通過話語共識和民主政治來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實現社會合理化，構建理想的交往共同體甚至世界公民社會來整合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的關系、尋找失去的價值和意義，這明顯帶有馬托邦的色彩。正由于此，福柯稱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是“交往的烏托邦”；布爾迪厄稱之為“烏托邦現實主義”。關于交往行為理論中存在烏托邦因素這一點，哈貝馬斯本人也不否認：如果說我還保留了一點烏托邦的話，那完全是因為我相信，民主能夠揭開當今世界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戈爾迪之結。世界末日的情緒將會消耗我們的精力，而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在這里都是無用的空話。

哈貝馬斯在實踐上對于“語言交往”、“生活世界”的研究有些夸大了它們的作用，但也提醒我們注意在這些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提醒我們要防止金錢對“生活世界”的侵犯，克服道德滑坡和拜金主義，這樣能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雖然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在現實中缺乏孕育之土壤，只是一種烏托邦，但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理論”是以建立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為核心的理論。他主張人們應該以真誠的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社會爭端和沖突，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讓人們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取得一致，構建社會的和諧。對于個體而言，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商品經濟的市場化會使資本和商品成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標準。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但人際關系日益淡薄、道德滑坡。因此，我國不僅要注重經濟建設的過程，同時還要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和公民道德的培養，所以應該使人們在平等互愛的基礎上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在人類進入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不同信仰、價值觀、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之間，必須實現符合交往理性的話語平等和民主，反對任何用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強制手段干涉別人，通過武力貫徹自己意志的做法。這樣有利于進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際，也有利于構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會。

五、結語

“交往行為”構成了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范疇。“交往行為理論”帶有明顯的批判性，同時又帶有烏托邦色彩，但相信研究其理論對哲學領域研究幫助很大。對于我們從未深入學習哲學的學生，閱讀其理論著作也幫助我們開闊眼界、開拓哲學思維。

參考文獻：

[1] [德] 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 [德] 章國鋒.關于一個公正世界的“烏托邦”構想: 解讀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M].濟南: 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第五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馬 克 思 文 論 作 業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學院：文學院

專業班級：B11漢語言文學四班

姓名：X X 學號：XXXXXXXXXXXXX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摘要：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對當代西方社會問題的診斷而提出其交往行為理論。交往行為是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核心范疇，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目標。生活世界是構成宏觀社會理論的基礎，是交往行為理論的重要補充。盡管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帶有一定的烏托邦傾向，但對我們具有重要的啟迪性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哈貝馬斯

交往行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生于杜塞爾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并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55年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同阿多諾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學教授，1964～1971年在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并協助阿多諾指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1983年，哈貝馬斯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當今世界上依舊十分活躍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蘭克福學派的關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主要傳人，在學派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確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諾等老一代法蘭克福派的代表人物處于緊張的關系之中，甚至發生很大的分歧和沖突。站在新世紀的開端來審視上一個世紀的這一學術事件，我們應當明確一點：哈貝馬斯的確修正、深化和豐富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如果沒有他不斷進行理論探究，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就應當徹底畫上一個句號。更為重要的是，不僅哈貝馬斯的理論探究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一種特殊貢獻，他也是一位對當代世界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思想家。[1] 哈貝馬斯著作頗豐，理論涵蓋面極廣，其學術思想涉及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美學和文化理論。他秉承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創立了一個龐大的交往理論體系。哈貝馬斯畢生致力于交往行為理論的建構，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動理論》一書中證明了現代是社會進化不可避免的階段，探討了現代西方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批判了社會日益嚴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種旨在克服這些弊病的方案，力圖使西方民主社會獲得穩固的基礎向更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發展。深入地分析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本質意義，對了解西方社會批判理論的發展脈絡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迪性和借鑒意義。

一、交往行為的概述

交往行為是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基本概念。受行為主義的影響，哈貝馬斯把交往稱之為“交往行為”。哈貝馬斯認為這一概念是由三個論題構成的一個復合體，一個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個是與“生活世界”和“系統”概念相關的社會概念，一個是關于現代性的社會進化理論。交往行為理論的基石是哈貝馬斯的理性理論。哈貝馬斯認為現代化的發展就是理性化的發展，理性化是一個復雜的多樣發展過程。哈貝馬斯是以言語行為作為他的交往行為的分析原型的，他認為交往理性蘊含于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哈貝馬斯認為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目標。哈貝馬斯所強調的交往行動主要是基于語言行為而建立起來的主體間的理解和認同的活動，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務是確立言語的有效性基礎。在交往行為理論中，一般理論是普遍語用學，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貝馬斯認為，與交往的、斷言性的、自我表達的以及規范調節等四種言語行為相適應，社會行為也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目的行為。它是工具行為或策略行為，表現為目的合理性的確定，或工具理性的選擇，或是二者的結合，它遵循的是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技術規則。第二，規范調節行為。它是社會群體成員遵循共同價值規范為取向的行為。第三，戲劇行為。它是行為主體在觀眾或社會面前有意識地表現自己，以便在公眾中形成自己的觀點和印象的行為。第四，交往行為。它是至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語言媒介所達到的相互理解和協調一致的行為。[2] 哈貝馬斯指出，在人類運用語言進行溝通的過程中，說話者要遵循三種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確的有效性要求、真誠的有效性要求。這三種有效性要求分別指涉三個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構

哈貝馬斯的眾多理論中，其核心理論是交往行為理論，而生活世界理論是這一核心理論的重要補充或社會哲學維度。同時，哈貝馬斯特別強調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為是運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內的行為，對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離開對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種“文化傳播和語言組織起來的解釋性范式的貯存”。對哈貝馬斯來說，“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是兩個相輔相成的概念，人類能夠交往并制定出協調行為的準則，主要是每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擁有一系列龐大的背景知識作為人類交往的指引，哈貝馬斯把這些背景知識命名為“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部分所構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種不同的解釋性范式：第一，關于文化或符號系統方面的解釋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識儲存”，行動者內在地擁有和共享有關文化傳統、價值、信仰、語言結構及其在互動過程中運用的知識庫。它能夠起到在生活世界傳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識的作用。第二，關于社會或社會制度方面的解釋范式，“社會”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動者知道如何通過協調互動來滿足社會整合和群體團結的需要。第三，關于個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釋范式，“個性”指的是“使一個主體在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方面具有的權限”。它是生活世界通過交往行動的社會化形成個體認同來滿足個體成長的需求。由此可見，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動為基礎，同時又以其作為交往行為的背景的、前邏輯性、前根據性的、非確定的本體論世界，它本質上是由知識構成的，這種知識借助語言而符號化、客觀化，從而成為人們的共同的財富，并通過交往行為的三個方面，即尋求理解、協調互動和社會化來滿足文化再生產、社會一體化和個性成長的需要。[3] 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構起來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實踐無法脫離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時日常交往實踐又在建構生活世界。人們以生活世界為背景進行交往,這種交往是主體間通過理解達到共識的實踐過程。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發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們在交往中達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識。

三、交往行為理論的啟示

哈貝馬斯試圖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的貫徹來實現話語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創造一種屏棄一切強制、取消一切差異的所謂“理想的話語狀態”，從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克服資本主義的危機，這一設想顯然具有一種社會改良的烏托邦性質。但是，哈貝馬斯在完成社會批判理論內部由意識的批判到語言的批判的過程中提出的三種有效性要求對于揭示交往行為的運行過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規范有重要意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以交往理性為起點對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及資本主義文化缺陷的批判，對深化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以一種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文化現代性問題具有建設性意義。同時，交往行為理論強調通過對話達成共識，通過共識的建立挽救晚期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機，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諧共容的對話機制之上，這對于轉型時期中國和諧社會和法治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哈貝馬斯主張人們應該以真誠的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讓人們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構建社會的和諧。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應在不放棄自我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這樣才有利于進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際，有利于構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會，也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衣俊卿．《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洪佩郁，藺青譯．重慶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韓紅．《交往的合理化與現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