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淺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及其對中

國的啟示

來源：磁鐵 http://www.tmdps.cn

關鍵詞:哈貝馬斯 交往行為 系統 生活世界

摘要:闡述了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其中“交往行為”構成了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核心范疇，“生活世界”“系統”是交往行為的核心概念，對西方社會的診斷是交往理論社會批判的集中體現;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也有啟示作用。

一、交往行為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思想家之一，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與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成員根本的分歧在于他們對待現代性的態度。批判和反對現代性是第一代批判理論的根本出發點，而哈貝馬斯對待現代性的態度卻是批判與重建。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是不能拋棄的，也是無法拋棄的，它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我們不能通過一個決定將其動搖甩掉，并且它仍包含著規范的、令人信服的內容，即有發展更新的內在潛力，所以它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現代性的問題，主要是理性問題，因此哈貝馬斯把著眼點放到傳統理性的批判與改造上。他認為現代性不僅僅是工具理性，其本質更是交往理性。在他看來，法蘭克福學派老一輩成員之所以把現代社會看的一團漆黑，批的體無完膚，是因為他們以為理性到了現代完全窄化為工具理性。它所關注的是如何利用理性去主宰自然，而從不考慮理性的其它多種表現及各種形式應有的位置，現代性的難題由此而發生。交往理性區別于意識哲學的理性概念在于，它不以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結構為前提，而是以主體間對稱的理解關系為前提。主體哲學的理性概念從結構上具有排他性、單維性和絕對性;相反，交往理性概念具有包容性、多維性和可錯性。從交往理性概念出發，現代性并不必然是理性自我否定的辯證法。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難題的克服與解決需要一個新的立足點，這就是從“意識哲學”向“交往哲學”范式的轉換，即從以自我主體為中心的理性轉向主體多元化的主體間交往理性模式。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行為是指行動者個人之間語言為媒介的互動，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的內部活動，行動者使用語言作為理解其相互狀態和各自行動計劃的工具，以期在行動上達成一致。

如果說交往行為是交往理論的核心范疇，那么交往行為中蘊含的交往合理性就構成了交往行為的中心。而所謂交往行為合理性是人與人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相互作用，具有主體間性，在一定社會規范的指導下，通過對話，進而達到溝通理解和協調一致的理性化行為。它把理性放在人際間廣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動關系網絡中考察，使理性凸現為交往關系的總和，由此決定了哈貝馬斯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哈貝馬斯強調的交往行為主要是基于語言行為而建立起的主體間的理解溝通和認同的活動，由此可見，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需耍交往者重視并遵守共同的道德規范，并能夠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相互理解為目的的對話。

二、生活世界與系統

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是交往行為理論的第二個重要的概念，在哈貝馬斯看來，是使交往概念完備化的不可缺少的概念，是行為論過渡到社會理論的橋梁。那么，何謂“生活世界”?何謂“系統”?兩者又有怎樣的關系呢?

生活世界概念最先是由胡塞爾提出，哈貝馬斯用它來把握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在《交往行為理論》(第二卷)中，哈貝馬斯開宗明義指出，生活世界的結構一般具有三個層次即文化、社會、個性。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始終運行于其中的境域，即“交往行為者總是在他們的生活世界的視野內運動，他們不能脫離這種視野。作為解釋者，他們本身與他們的語言行為統屬于生活世界。”他又指出，生活世界又是作為交往行為的背景假設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儲蓄庫”來支撐交往行為的，這體現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職能。

三、交往行為理論對中國的啟示

今天，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探索階段，中國人民齊心協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給予我們的啟示，或許有助于我國建立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應給予思考和借鑒。

第一，經濟體制方面。，社會轉型表現在社會現實中，往往從經濟領域開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現階段的重要任務也是必經階段。然而如果市場經濟潛在具有的“目的合理性”“工具行為”“以成功為指向”等工具理性意義而不能夠加以正確的引導和限制，會導致許多我們不愿意看到的后果，物欲橫流、拜金主義、惟利是圖、道德淪落、人情淡漠都是可能出現的副效應。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市場經濟，只能盡量去避免，把其副效應控制在最低限度。這就需要運用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來制約工具理性，使市場經濟在更合理的制度下，更合理的環境中良性發展。市場經濟作為企業間通過競爭與合作的經濟合作關系來實現資源配置的經濟運行方式，它所內含的多級經濟主體平等競爭的性質呼喚一種平等互利的新型交往模式。因而，首先必須確立和規范市場多級主體，重建市場經濟新秩序、新規則，建構新的公平的交往體系，并以行政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建立統一完善的國內市場機制，保障良好的交往運行環境。

第二，政治體制方面。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單純經濟范疇，而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及人自身的現代化的內在的龐大系統工程。中國傳統幾千年來的官本位思想嚴重，官僚主義的畸形發展往往導致官官相護、職權不分、腐敗成風，中國百姓深受“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之苦，對政府、行政人員往往缺乏信任感。對于存在的這些問題，應該更加完善我國的政治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為交往行為主體間的溝通理解提供對稱條件和交互期待，使所有人都平等參與并享有同等對稱的話語自由和論證表達，而不能有壓制他人話語自由和權利自由的話語霸權者，在交往理性的基礎上達成共識。促使“私法主體”和“國家公民”利益主張，多種價值訴求的矛盾沖突得到化解。

第三，人的發展方面。中國的現代化隨著全球化趨勢的加強而向縱深方向發展，經濟發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們生活在繁華的城市中，感到的不是自由和解放，而是束縛和壓抑。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更糟糕的事情將會發生，商品經濟的市場化會使資本和商品成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標準，科學的物化模式滲透到社會文化的“生活世界”，成為支配生活世界的對象性力量。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一套以建立和睦人際關系為核心的理論。他主張人們以真誠的“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社會爭端和沖突，以“對話”的方式來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讓人們在“相互理解”基礎上“達成共識，取得一致”。所以，我國在注重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還要加強對精神文明的建設，加強對公民道德的培養，發揚我國的互讓互利，團結合作的優良傳統，使人們在平等互愛的環境中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

第二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的行動理論是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和社會學傳統與米德符號互動理論以及當代語言哲學與批判理論的綜合。這種綜合的目的是克服現代世界中生活世界與系統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礎上的普通語用學，在哈貝馬斯看來，是現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最負盛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當代思想家中，像哈貝馬斯那樣致力于龐大的理論構建、在那么多領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幾乎沒有了。哈貝馬斯的影響遍及社會學、哲學、法學、歷史學等各個領域。90年代在國際漢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的“中國市民社會”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理論動力之一就是來自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學說的特點，一是它的系統性，在西方社會理論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論構造的人；二是它的“對話性”，哈貝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與近代和當代著名學者的對話中展開的。他的最主要的“對話”伙伴除了韋伯與馬克思外，還有德國的伽達默爾，法國的列維?施特勞斯和德里達，美國的整個社會學派和當代實用主義哲學（分析哲學）學派。

兩卷本的《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行動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義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藺青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貝馬斯思想的最系統的表達，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思想邏輯的框架。在本書中，“ 哈貝馬斯以理論建設與對經典思想家的思想進行歷史重建相結合的方式”〔1 〕展開自己的思想。這本書對馬克思、韋伯、迪爾凱姆、米德、盧卡奇、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和帕森斯的著作進行了分析，實現他自己思想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

一、行動的概念

在《交往行動理論》第一卷中，哈貝馬斯先比較簡單地對行動與合理性概念進行規定，然后在對韋伯與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的分析中詳細展開了他的關于行動與合理性的思想。他區分出四種行動類型。〔2〕

第一種是目的性行動，又稱作工具性行動。這是一種目標取向的行動，在比較、權衡各種手段以后，行動者選擇一種最理想的達到目的的手段。哈貝馬斯認為，在韋伯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中，所謂合理的行動，主要指這種行動。但這種對理性的規定太過狹窄，并且把批判理論導入一個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為是使現代社會得以發展的力量（韋伯），那么當它對人類處于壓抑狀態時，還能否提供另一個合理性方案呢？因此應該對合理性概念進行擴展。

第二種是規范調節的行動，即一個群體的受共同價值約束的行動。規范控制行動嚴格遵守那些由個體組織起來的群體所具有的價值期望。第三種是戲劇式行動，它指行動者在一個觀眾或社會面前有意識地表現自己主觀性的行動。這種行動重在自我表現，通過自我表達達到吸引觀眾、聽眾的目的。“行動者在觀眾面前，以一定方式進行自我表述，……想讓觀眾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種是交往行動，它是行動者個人之間的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行動者使用語言或非語言符號作為理解其相互狀態和各自行動計劃的工具，以期在行動上達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動的核心，而語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四種行為側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論的）行動主要考慮客觀的或外在的世界；規范控制的行動對應于社會世界。這個世界從本體論上說雖由行動者個人組成，但規范關系才是最重要的；戲劇行動與主觀及外部世界相適應；在交往行動模式中，行動者“從他們自己所解釋的生活世界的視野”，“同時涉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狀況規定。”〔4〕因此，交往行動比其它行動在本質上更具合理性，因為它考慮了所有這三個世界。交往行動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語言支撐的世界。這個世界哈貝馬斯有一個專門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動也是一種言談行動。言談行動又分為三種有效的斷言（陳述）：在“命題內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觀世界方面，陳述是真實的；在關于現存的規范關系或社會界方面，陳述是正確的；在表明經驗者的意圖與其主觀感受方面，陳述是真誠的。在現實的交往活動過程中，這三種有效斷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駁，說明了交往行為比其它行為更合理。

哈貝馬斯在文化與理解之間建立了聯系。他說，理解過程“發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預先理解之背景中。這一背景毫無疑問是作為整體延續的；知識儲備中只有行為參與者在特定時間里使用和陳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檢驗。在由參與者自己所作的環境定義內，這個生活世界中的（被檢驗的）陳述部分是由參與者們以對自我更新的環境定義的協調來處理的。”〔5〕

因而，在通過交談活動而獲得有效性要求的過程中，行為者使用現存的環境定義或創造一個新的、規定其社會關系之秩序的定義。這種定義既成為它們生活世界中知識儲備的一部分，又成為據此提出、接受或反駁有效斷言的標準。由此，在通過交往活動所 達到的理解過程中，生活世界用來判定有關客觀世界，主觀世界和社會的有效斷言的一個參照點。這樣，在哈貝馬斯看來，真正的交往互動過程比工具型行動中包含著更多的合理性。他說：“我們有以下四個概念總結了達到理解過程的合理的結構特征，第一，行動者的三個世界關系和相應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題真實、規范正確和真誠可靠的斷言；第三，在合理的動機之上達成的共識，……第四，達到理解的概念，即認為理解是對環境之共同定義的合作性協商的概念。”〔6〕

二、互動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

哈貝馬斯首先繼承德國社會學與哲學傳統，他認為，交往概念沒有確立，是近代德國學術史的一個局限。理解是德國哲學（解釋學傳統）與社會學（韋伯的行動理論到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中心概念，但是，韋伯的四種行動的理論，行動主體始終是孤立的個體，即使在其社會行動理論中，也不例外。而德國的理性主義哲學，從黑格爾到伽達默爾，都將理解視為片面的，抽象的個體過程。理論的局限導致了對現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韋伯與法蘭克福學派對物化的理解，導致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無能為力的悲觀主義。因此，必須建立一種在理論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現代人從悲觀主義中解放出來的交往理論，就必須在理論上重溯源頭。這個源頭來是米德的符號互動學派。在哈貝馬斯看來，由于米德把理解視為一種面對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動過程，從而在行為理論中實現“從孤獨的合目的性向社會互動的視角的轉變”；由于米德否認理性范式為孤立的意識，因此他比任何一個當代學者更進一步把理性范式設計為交往行動，并闡述它在人的解放過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種社會重建的方案中。

哈貝馬斯特別注意到米德理論的兩個方面。第一，米德強調了作為個體的人與高踞于其上的社會和社區價值（理想、理性）的互動關系，而不像韋伯，把這種關系僅視為一種體現或實現的因此本質上是被動的關系。米德說：“我所一直嘗試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種行為類型上來，這種行為類型中，個體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屬的整個社區態度之中。這意味著整個群體都介入了某種有組織的活動，”個人的行動需要其他有機體的參與。當一個有機體對所涉及的其他有機體的態度作出自己的反應時，我們稱為理性的東西產生了……當他這樣做時，我們就稱之為“合理性的”，從歷史觀點來看，理性根于社區之中，它一出現，就會轉變社區生活本身。因為按照米德的說法：當進化過程在社會控制下完成時，它不僅變成了自我意識，而且變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說，理性重新評價各種價值，合理地解決社會沖突，而且盡力改進它的從中產生的整個社會秩序：“對沖突的合理解決需要重建各種習慣與價值，而這包含著對社區的超越，……社區成員們在特定的時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區現存的各種價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經變更的行為習慣，和對各種價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種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種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內的社會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號互動理論強調語言在人類活動中的作用。在哈貝馬斯看來，符號互動者們已詳細探討過使人類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種以語言為媒介的互動，因而擴展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礎的理解。

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是《交往行動理論》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有三種解釋模式，分別是關于文化或符號系統的、關于社會或社會制度的、個性導向或自我本體的。關于第一方面，行為者內在地具有和共享有關文化傳統、價值、信仰、語言結構及其在互動過程中運用的知識庫。關于第二方面，行動者知道如何組織社會關系，知道哪些協調互動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確的和適當的。關于第三方面，行動者理解人們想要什么，人們如何行動，什么是正常與異常的行動。

三種模式對應于社會的三種功能需要：通過交往行為達到理解以實現傳播、維護以及更新文化知識的目的；互動的交往行為的協調以滿足社會整合和群體團結的需要；交往行動的社會化以形成個人認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個組成部分，即文化、社會、個性，通過交往行動的三個方面，即尋求理解、協調互動和社會化來滿足社會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和個性成長的需要。他說：“為了達到人對其環境的理解，交往行動的參與者置身于一種他們既運用又更新的文化傳統之中；在通過對有效斷言的主觀認識來協調其行動，他們依賴于自己在群體中的成員資格并加強他們之間的合作；通過與能力者的互動，他們發展了童年所內化的價值取向并獲得一般化的行動能力。”

在現實的社會中，生活世界與系統過程是相互聯系的。經濟、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聯系中的活動依賴于生活世界的各個方面：文化、社會與個性，不過進化的趨勢是，生活世界分化為各自分離的文化，社會與個性的知識庫，而系統分離為彼此區別的制度群，如經濟、國家與法律，這種分化產生了將系統與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問題，正是在這些問題中，存在著現代社會的危機。

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

繼承德國哲學傳統，哈貝馬斯認為，理性化或社會合理化的進程，或人類的進步歷程不是線性的，而是充滿矛盾的。如何看待這些矛盾，如何構想出解決方案，是哈貝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數德國先驅者的地方。在他看來，韋伯雖然首先引進意義概念作為行動理論的基礎概念，“但他不是根據語言意義的模式來說明意義，而是根據一個最初幻想地想象出來的主動主體意見的意圖來說明意義的。這種軟弱的立場使韋伯遠離交往的行為理論……不是以通過語言理解的、至少兩個有語言能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之間的個人內部關系作為基礎，而是把一個孤立的行動主體的目的活動作為基礎。”〔8 〕由于韋伯把工具性理性作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貝馬斯那樣，把工具理性作為四種理性之一，所以，當工具理性過于發達，金錢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觀世界，動搖人的意義感時，韋伯對整個理性化過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觀主義者。韋伯的悲觀主義影響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論。哈貝馬斯作了兩點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擴充為四種，而把交往理性遠遠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認為應該在現實的交往過程中尋找出路。這點同樣受符號互動理論的影響。

哈貝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論的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整個理論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來，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資本主義市場的種種律令，合理化進程產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礎，消弱了公眾話語，引起了社會的系統障礙。由于每一價值領域都按其自身的邏輯演化，所以變得孤立隔絕，從不考慮其他領域的價值，結果：技術問題與道德脫節，倫理要求與表達要求分離，個人進程與社會進程相沖突。他說：“如今，討論作為一種?事務?已經形式化了；論證與反駁必須服從某種預定的法則：關于公共事務的共識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貝馬斯，問題不是現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現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須打破使各個價值領域分離的壁壘而又不破壞每個價值領域所特有的洞見。也就是說，問題在于如何“證明道德批判和審美批判的觀點而又不威脅到真理問題的首要地位。”〔10〕如果這能夠做到，那么就可以通過公眾話語，盡力彌補潛在于我們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語用學所闡明的種種規則。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貝馬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動理論的最終目標可以理解為對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是通過語言組織起來的，在這個世界里，我們能在由語言表達的文化同一性意義上實現自我認同。這種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規模的家庭、面對面的群體，又包括一些公眾領域。在公眾領域，我們可以通過公眾言論互相參與和交換看法，以便在地區、國家和全球水平上產生一致意見。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主要是現代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它們與生活世界之區別，首先在于它們不是靠日常語言組織起來的，而是靠貨幣與權力的中介組織起來的。本來，貨幣與權力應該為生活世界服務，即使人們能更有效地獲得物品以支撐生活世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避免對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動的種種后果，哈貝馬斯指出我們必須做到使系統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造成法律與道德的強制手段，使市場與權力服從于人們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們的需求。

四、普通語用學

怎樣使系統再服務于生活世界呢？受符號互動論的影響，哈貝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談倫理學。貨幣與政治權力無所不在，意義感的喪失，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的生活狀況。現代的大多數社會理論家也都在考慮如何從公眾的公共行動的角度，改善這種狀況。在哈貝馬斯看來，企圖從政治行動上解決問題，那是就系統解決系統。解決問題的根源應該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談組織起來的世界。換句話說，哈貝馬斯提出的是一個關于人類生活狀況之改變的話語、言談途徑。讓所有處于某一個情境中而對情境不滿的人，自由地進入討論這個問題的言談之中，從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結論，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共識是關鍵，這就是“普通語用學”。

首先，普通語用學是關于理想的話語環境的學說，在理想的話語情境中：“所有參與者無保留地追求加強語義的語言目標，以便達成共識，為各人所追求的行動計劃能一致協調奠定基礎。”〔11〕共識的范圍越寬，合理性就越大。商談倫理學要求那些參與合理話語的人應該以“說服普通聽眾并取得對一般言論的普遍贊同的意向”為目標。〔10〕那些拒絕參與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識的人，無視在自由的交談中表現出來的有效證據的人，以及不盡力陳述自己的觀點并說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觀點的人，都破壞了商談倫理學的規范。第二，普通語用學是“普通的”話語學說。哈貝馬斯頭腦中的語用學是“普遍的”，它的目標是揭示在人類話語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標準。通過批判韋伯的理論，哈貝馬斯分離出三種最基本的話語形式或價值形式，這些形式在歷史的合理化進程中逐漸變得自主。這三個領域是：理論領域——科學領域、道德領域——實踐領域、表現領域——審美領域。在這三個領域中，交往都圍繞著一個特定的有效性要求運轉：理論話語涉及我們命題的真實性，實踐話語與我們行動的公正性相關，而審美的話語著重在我們能真誠地表達我們的情感。從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類的交往形式歸結為這三種話語，但是，哈貝馬斯補充道，在現實的人類交往活動中，這三種話語是交織在一起的，真實性要求雖然是科學話語中起決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審美的領域也是存在的，同樣的道理也應用于其它兩個領域。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按常規斷言事實，訴諸規范，表達真摯，也就是說，我們提出并一再確定我們關于真理、正義和坦誠的有效性要求，通過這樣做不斷復制、延續著我們的規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這三個世界是我們意義的根源，也是科學、道德、法律、藝術的母體。

在說明這些有效性要求時，哈貝馬斯認為，它們都是未主題化的。要使它們主題化，與其說要通過理性和論證，倒不如說要通過策略性行為并求助于習慣。對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質問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決它們，就是普通語用學的任務。普通語用學闡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論證的實用邏輯”，從而達到“理解的過程的合理性”。普通語用學的基本前題是：任何以達到理解為目的的交往行動都包括潛在的、不受語境制約的、要求迫切的社會標準；要想交往行為完全合理，必須達到這些標準。它們是：

第一，理想的語言情境向每一個感興趣的主體開放，使之可以參與話語并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第二，它能擺脫強制、統治、權力游戲等純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動機；

第三，它能把那些潛在于我們的斷言中的認知性的、規范性的、表現性的三種有效性要求區分出來，并且僅僅通過辯論達到這種區分；

第四，它能使人們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連續的基礎達成共識；

第五，它的結果是一項合理的同意，這項同意可以根據進一步的協商進行修正。

哈貝馬斯認為，普通語用學所假定的標準，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驗的，而是經驗的，可由個體體驗到和經歷到的具體的過程。普通語用學是“重建性的理論”個案。通過迪爾凱姆論靈魂，皮亞杰、科爾貝格對道德增長的研究的分析，哈貝馬斯總結說，走向交往合理性的運動，既是從神圣、超驗（迪爾凱姆）走向實際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漸增長的個體發生學過程（皮亞杰），也是一個體現在個體道德能力之增長的個體發生傾向。而且，處于現代性中心的社會合理化趨向，它的明顯特征是“以爭論的重要性”代替“傳統的重要性”，以“理論態度”代替“對權威的忠誠態度”，正是這種不懈的過程，把社會從“以合法化的神圣物為基礎”推向以共同意志為基礎，“這種基礎是在現實的交往過程中實現的，并在政治性公眾領域中靠辯論而一再得到確立。〔12〕這個過程在西方歷史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的過程，顯示出人類的進步與解放：人權、獨立的司法制度，理論理性（認知要求）與政治實踐（權力要求）的分離、自愿結社、以及其它種種標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發展與進步。

注釋：

〔1〕T.麥卡錫：《交往行動理論》英譯本序言。

〔2〕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頁。

〔3〕〔4〕〔5〕《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第128、135、141頁。

〔6〕《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第188頁。

〔7〕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頁。

〔8〕《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354—355頁。

〔9〕哈貝馬斯：《公眾領域的結構變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頁。

〔10〕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2卷，第398頁。

〔11〕〔10〕《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第295—296頁、第26頁。

〔12〕《交往行動理論》第2卷，第81頁。

第三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馬 克 思 文 論 作 業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學院：文學院

專業班級：B11漢語言文學四班

姓名：X X 學號：XXXXXXXXXXXXX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摘要：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對當代西方社會問題的診斷而提出其交往行為理論。交往行為是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核心范疇，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目標。生活世界是構成宏觀社會理論的基礎，是交往行為理論的重要補充。盡管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帶有一定的烏托邦傾向，但對我們具有重要的啟迪性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哈貝馬斯

交往行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生于杜塞爾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并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55年進入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同阿多諾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學教授，1964～1971年在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并協助阿多諾指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1983年，哈貝馬斯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當今世界上依舊十分活躍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蘭克福學派的關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主要傳人，在學派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確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諾等老一代法蘭克福派的代表人物處于緊張的關系之中，甚至發生很大的分歧和沖突。站在新世紀的開端來審視上一個世紀的這一學術事件，我們應當明確一點：哈貝馬斯的確修正、深化和豐富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如果沒有他不斷進行理論探究，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60年代前后就應當徹底畫上一個句號。更為重要的是，不僅哈貝馬斯的理論探究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一種特殊貢獻，他也是一位對當代世界進程產生重要影響的思想家。[1] 哈貝馬斯著作頗豐，理論涵蓋面極廣，其學術思想涉及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美學和文化理論。他秉承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創立了一個龐大的交往理論體系。哈貝馬斯畢生致力于交往行為理論的建構，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動理論》一書中證明了現代是社會進化不可避免的階段，探討了現代西方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批判了社會日益嚴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種旨在克服這些弊病的方案，力圖使西方民主社會獲得穩固的基礎向更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發展。深入地分析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本質意義，對了解西方社會批判理論的發展脈絡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迪性和借鑒意義。

一、交往行為的概述

交往行為是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基本概念。受行為主義的影響，哈貝馬斯把交往稱之為“交往行為”。哈貝馬斯認為這一概念是由三個論題構成的一個復合體，一個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個是與“生活世界”和“系統”概念相關的社會概念，一個是關于現代性的社會進化理論。交往行為理論的基石是哈貝馬斯的理性理論。哈貝馬斯認為現代化的發展就是理性化的發展，理性化是一個復雜的多樣發展過程。哈貝馬斯是以言語行為作為他的交往行為的分析原型的，他認為交往理性蘊含于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哈貝馬斯認為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目標。哈貝馬斯所強調的交往行動主要是基于語言行為而建立起來的主體間的理解和認同的活動，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務是確立言語的有效性基礎。在交往行為理論中，一般理論是普遍語用學，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貝馬斯認為，與交往的、斷言性的、自我表達的以及規范調節等四種言語行為相適應，社會行為也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目的行為。它是工具行為或策略行為，表現為目的合理性的確定，或工具理性的選擇，或是二者的結合，它遵循的是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技術規則。第二，規范調節行為。它是社會群體成員遵循共同價值規范為取向的行為。第三，戲劇行為。它是行為主體在觀眾或社會面前有意識地表現自己，以便在公眾中形成自己的觀點和印象的行為。第四，交往行為。它是至少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語言媒介所達到的相互理解和協調一致的行為。[2] 哈貝馬斯指出，在人類運用語言進行溝通的過程中，說話者要遵循三種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確的有效性要求、真誠的有效性要求。這三種有效性要求分別指涉三個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構

哈貝馬斯的眾多理論中，其核心理論是交往行為理論，而生活世界理論是這一核心理論的重要補充或社會哲學維度。同時，哈貝馬斯特別強調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為是運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內的行為，對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離開對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種“文化傳播和語言組織起來的解釋性范式的貯存”。對哈貝馬斯來說，“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是兩個相輔相成的概念，人類能夠交往并制定出協調行為的準則，主要是每個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擁有一系列龐大的背景知識作為人類交往的指引，哈貝馬斯把這些背景知識命名為“生活世界”。

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部分所構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種不同的解釋性范式：第一，關于文化或符號系統方面的解釋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識儲存”，行動者內在地擁有和共享有關文化傳統、價值、信仰、語言結構及其在互動過程中運用的知識庫。它能夠起到在生活世界傳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識的作用。第二，關于社會或社會制度方面的解釋范式，“社會”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動者知道如何通過協調互動來滿足社會整合和群體團結的需要。第三，關于個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釋范式，“個性”指的是“使一個主體在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方面具有的權限”。它是生活世界通過交往行動的社會化形成個體認同來滿足個體成長的需求。由此可見，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動為基礎，同時又以其作為交往行為的背景的、前邏輯性、前根據性的、非確定的本體論世界，它本質上是由知識構成的，這種知識借助語言而符號化、客觀化，從而成為人們的共同的財富，并通過交往行為的三個方面，即尋求理解、協調互動和社會化來滿足文化再生產、社會一體化和個性成長的需要。[3] 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構起來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實踐無法脫離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時日常交往實踐又在建構生活世界。人們以生活世界為背景進行交往,這種交往是主體間通過理解達到共識的實踐過程。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發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們在交往中達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識。

三、交往行為理論的啟示

哈貝馬斯試圖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的貫徹來實現話語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創造一種屏棄一切強制、取消一切差異的所謂“理想的話語狀態”，從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克服資本主義的危機，這一設想顯然具有一種社會改良的烏托邦性質。但是，哈貝馬斯在完成社會批判理論內部由意識的批判到語言的批判的過程中提出的三種有效性要求對于揭示交往行為的運行過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規范有重要意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以交往理性為起點對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及資本主義文化缺陷的批判，對深化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思考，以一種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國的文化現代性問題具有建設性意義。同時，交往行為理論強調通過對話達成共識，通過共識的建立挽救晚期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機，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諧共容的對話機制之上，這對于轉型時期中國和諧社會和法治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哈貝馬斯主張人們應該以真誠的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讓人們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達成共識，構建社會的和諧。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應在不放棄自我的前提下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這樣才有利于進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際，有利于構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會，也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健康和諧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衣俊卿．《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洪佩郁，藺青譯．重慶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韓紅．《交往的合理化與現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

第四篇：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為理論》讀書筆記

《交往行為理論》的作者哈貝馬斯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哈貝馬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轉向交往行為理論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學語言轉向以及胡塞爾、洛維茲、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思想的影響。他批評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反對主客體分離的意識哲學。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導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現代工業文明中意義喪失、自由喪失等交往異化現象,并力圖通過交往合理化的實現來構建一個合理社會。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于在當今社會創造一種平等、自由、自覺的交往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在全球化時代處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現實意義。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1． 交往行為概念的內涵及其實質。

哈貝馬斯首先對行為類型進行了分析，行為分為四類：一是目的性行為即“勞動”；二是規范調節性行為；三是戲劇行為；四是交往行為。交往行為所涉及的至少是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是至少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范，借助語言媒介，通過對話達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這四種行為側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為主要考慮客觀世界；規范調節性行為與社會世界相聯系；戲劇行為涉及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特別是社會世界的關系，其關鍵是自我表現；交往行為導向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并且交往行為本質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為它把各種不同經驗導向合理的協調和發展。交往行為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們的日常語言所支撐的世界，哈貝馬斯稱之為生活世界。

2．交往行為是以理解為核心的行為。

“理解這個詞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狹窄的意義是表達兩個主體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一個語言學表達；而最寬泛的意義則是表達在與彼此認可的規范性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協調；此外還表示兩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能對世界上的某種東西達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哈貝馬斯認為，理解是一種展開于主體之間的交互性的意識活動，要真正實現“理解”就必須借助于語言媒介。在目的性行為中，語言是許多媒介中的一種，行為者通過語言試圖影響他人，實現行為者對于客觀世界的意圖。在規范調節性行為中，語言首先是一種可以提供文化價值、取得意見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幫助人們建立規范和行為導向，建立社會世界的合法關系。在戲劇行為中，語言是自我表現的媒體，表現行為者的認識和情感，再現行為者的主觀世界。在上述三種行為中，都只注重了語青的一種功能，而沒有同時注意到語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關系的交往行為中，語言才同時承擔陳述并判斷事實的功能，使行為者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承擔幫助人們達成共識的理解媒體的功能，使行為者與社會世界發生聯系，并承擔表達者表現的功能，使行為者展示自身的主觀世界。哈貝馬斯認為，通過參與者在相互作用中達到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聲明的交互主體性的確認，這樣理解才以協調行動的動機發揮作用。他認為，現代理論注重意義的追問，人們在語言的交往活動中會達成共識。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識是一種理想化的過程，即交往理性。為了有效溝通，哈貝馬斯認為在交往過程中需要遵循三項語言學規范要求：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哈貝馬斯認為，目的性行為涉及真實性要求，規范調節性行為涉及正確性要求，戲劇行為涉及真誠性要求，而交往行為與這三個要求有關聯。交往行為同時可以滿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的三個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為才是最合理的社會行為。

3．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雙層理論架構。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個層次構成。“我所說的?文化?，指的是可隨時動用的知識儲備——在這種儲備中，交往的參與者，當他們對屬于某一個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換看法時，最大限度地做出他們的解釋。我所說的?社會?，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這些秩序，交往的參與者調整著他們的隸屬于社會群體的成員，并因而保證他們之間的團結一致。我所說的?個性?，指的是主體由此獲得言語和行動的功能的那種能力和資格。”由此觀之，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質上是由知識構成的。

與“生活世界”相對應的是“系統”概念。其一，系統是一種方法，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重視其結構和功能層面；其二，系統是作為社會的制度和組織影響著人類的生活。系統機制的產生必須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達到相應程度為條件，系統產生的目的是服務于生活世界的。在貨幣和權力得以通過法的形式組織起來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經達到了很成熟的程度。這兩個相互作用的子系統，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們自身成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現代社會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錢化和官僚化已經滲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領域。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系統和生活世界的嚴重分離。現代社會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系統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為現代文明系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官僚政治體制，憑借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媒介，侵蝕原本屬于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使之金錢化和官僚化，從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被金錢和權力所攝控，生活世界的意義和價值喪失，交往行為的社會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時，科學技術的進步服務于生產的發展，現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蕪化。既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病因、現代文明的危機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拯救現代文明的途徑也就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重新協調，其關鍵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路徑探索

第一，共同的規范標準。哈貝馬斯認為規范標準的普遍化原則應該能夠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為了論證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必須由共同的、普遍的規范標準來指導，他提出了商談倫理學。商談倫理學試圖向現代社會提出一個相互理解并為各個交往共同體成員所同意的規范道德體系。

第二，選擇恰當的語言。在哈貝馬斯看來，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會有言語行為的出現，凡是言語行為受到阻礙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會有合理的交往。人們之間的交談交往，無非涉及實情、人情和心情三個方面，而這三個方面都得通過相應的語言加以表現，通過語言使交往者、交談者達到相互理解。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杠桿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關鍵。為了順利達到協調行為的目的，在進行對話的時候，對話雙方必須選擇一種能夠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正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

第三，進行對話活動。交往必須對話，對話就是交往。在對話活動中，交往雙方的利益才能被考慮到，交往雙方提出的各種要求才可以成為討論的對象，在民主、平等、和諧的協商氛圍中，人們才能在沒有任何外在強迫的氛圍中充分論證自己的觀點。對話是人們達成統一共識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和最為便利的途徑。

第五篇：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及其對網絡交流的意義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及其對網絡交流的意義

[論文關鍵詞]哈貝馬斯 交往行動理論 生活世界 公共領域 網絡交流 指導

[論文摘要]哈貝馬斯在關于交往行動的理論中,著重探討了現代社會交往的合理化和公共領域的建構途徑問題,分析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方式和人類理性實踐性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改變生活世界的學術主張。這種現代交往觀念有助于在信息化、全球化時代尋求最現實、最合理的社會行動形式,并對建立網絡公共空間、實現網絡行動的合理化、強化網絡語言的語用價值以及網人的主體性和道德認同,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哈貝馬斯作為一位成就卓著的西方哲學家,在他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中,繼承了由霍克海默開創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傳統,集當代西方各派思想之大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與反理性傳統的多數后現代主義哲學家迥然不同的是,哈貝馬斯堅持一種批判的現代主義立場,在交往理性的基點上提出了“交往行動理論”。這與其說是他思想發展軌跡上的“語言學轉向”,不如說是重申現代性的一種努力。本文就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的實質及其對信息時代網絡交流的現實意義,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社會交往與交往行動的合理化

眾所周知,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社會交流乃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基礎,抑或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具體說來,在人類主體社會交往或社會互動過程中,總是伴隨著實踐活動而進行的。質言之,人類主體在交往中形成了主體間或主體際關系并由此衍生出了主體間性或交互主體性。

如果說社會交往的實踐性不容懷疑的話,那么,人類活動的類型大體也就被確定為生產與交往兩個方面。生產和交往都是主體的實踐活動,二者的區別在于,生產是主體的活動,交往則是主體間的活動。就交往而言,則可分為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兩種。與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是,哈貝馬斯認為分工的進一步擴大是生產和交往分離的主要原因,而認為來自于下面的“合理化”力量才是社會交往形式的基礎。這正是哈貝馬斯在抽象的勞動和相互作用的概念中重點闡述的。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歸依于現代性的沃土,以追求中間理論路徑,即:既要走出主體哲學的老路,但又避免滑入虛無的后現代的理論。為此,哈貝馬斯在《交往行動理論》一書的第一卷中,主要借助馬克斯·韋伯、盧卡奇和阿多爾諾等的理論資源,論證了所謂“行動的合理性和社會合理化”的命題,從而最終構建出“交往理性”學說。

何謂交往行動?交往行動,即交往行為,就是指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是與“工具行為”相對的一種現代人的行為。它大致包括以下幾層含義:一是兩個以上主體之間產生的涉及人與人關系的行為;二是以符號或語言為媒介的行為;三是必須以社會規范來作為自己準則的行為;四是通過交流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溝通的行為。簡言之,哈貝馬斯所倡導的交往行動是以“理解“為目的的行為。他認為,人類奮斗的目標不是使“工具行為”而是使“交往行為”合理化,“交往行為”合理化的社會就是理想的目標。

在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中,事實上蘊涵了黑格爾式的理性反思的意味,這是由交往規則而導致的合理化力量。這里,我們發現交往理性概念包含三個層面:第一,認識主體與事件的或事實的世界關系;第二,在一個行為社會世界中,處于互動中的實踐主體與其他主體的關系;第三,一個成熟而痛苦的主體與其自身的內在本質、自身的主體性、他者的主體性的關系[1]。交往合理性或交往理性不是簡單地存在于一種主體、或者一種體系的狀態上,而是參與所應該維持的東西的結構化。受康德哲學體系建構的方式影響,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的理論應包括認識工具道德和審美理性等三種形式。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學術立場。而更不現實的是,他僅僅憑借上述經驗性和主觀性的立場就得出了社會現代化就是社會合理化的結論。

二、生活世界與主體的道德認同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分為兩部分,即行動理論與社會理論。而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與“交往行動”相關聯,是指建立良好的對話和交往的環境。在交往行動中,主體同時與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發生聯系,并相應地服從真理性、正確性與真誠性三種特質。不過,這種交往行動不是抽象進行的,而是一個與語言、文化的符號世界互動的過程。因此,語言和文化是構成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3](P175)。

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的結構和語言世界的結構之間是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交往行動的參與者總是在生活世界的界域內行動,而不能游離于其外。他指出:“交往行動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們本身作為闡述者憑借言語行為屬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似乎是言語者和聽者在其中相遇的先驗場所;在其中,他們能夠交互地提出要求,以致他們的表達與社會主客觀世界相協調;在其中,他們能夠批判和證實這些有效性要求,排除他們的不一致并取得認同。”[3](P194)這就是說,行為參與者在生活世界的基礎上做出他們對行為環境的闡釋并達成共識的。

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源出于現象學大師胡塞爾和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卻又與之有本質的區別。現象學的生活世界通常體現為一種先驗的意識結構,這種意識結構為認識和理解活動提供了前提條件,但卻缺少一種主體間的維度[4]。

與現象學相比較,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具有如下三個特征:第一,生活世界是作為本真的東西而給予主體的,并總是停留于背景之中;第二,生活世界具有“社會先驗性”或主體間性;第三,生活世界作為一種處境是變動的,但作為一種理解的前提則是不可超越的[5](P130-132)。

然而,在現代化過程中,道德的地盤越來越讓位于法律,“自由的喪失”已不可避免。哈貝馬斯秉承韋伯的思想認為,“自由的喪失”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實質上就是生活世界的法制化,就是“將道德因素從私人生活領域和公共生活領域中驅逐出去”[5](P325)。

為了應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及其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危機和生活方式的劇烈變遷,以及“支離破碎的日常意識形態形式”,人們應該增強在道德和政治上的獨立意識,要讓自己來決定我們共同生活的規范。換言之,交往行動的社會整合力量存在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世界,以及“德行”之中。總之,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焦點可以重新概括為:(1)不斷修正變動不居中的傳統;(2)把制度所要求的合法性轉變為用話語來制定和論證規范;(3)對于社會化的個人來講,只有通過高度抽象的自我認同,才能解決把握住自我,而且還充滿風險[6]。在此,哈貝馬斯與《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的作者吉登斯之間的看法是何其相似乃爾。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的結合,則是他尋求運用言語和行為實現“社會整合”的新嘗試。

三、交往行動理論對網絡交流的意義

如前所述,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理性邏輯和社會的解釋工具,在許多社會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做出了開創性的嘗試,把現代性問題的討論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通過對哈貝馬斯充滿現代性交往行動話語體系的梳理,不僅可以推進對困擾中國問題的思考,而且也有利于現代社會交往行動的進行。

毫無疑問,網絡交流行動乃是當前全球化背景下最具時尚性和特色的人類交往行為。從網絡社會角度看,網絡交流或網絡交往與現實生活中人們的交往行動的特點是不同的。因特網及其相應的網絡趨勢的出現和擴展,使得人類交往出現了虛擬性、多元性等特質。與此同時,網絡社會交往模式的興起,也對以迪爾凱姆、韋伯為代表的經典社會學理論提出了挑戰。享有當代最優秀和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美譽的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無疑對信息時代的網絡交流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理論指導意義。筆者認為這種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交往行動理論有利于認識由因特網而導致的人類交往革命。很顯然,網絡技術已具備了人類傳統交往方式無法比擬的全新特征,突破時間、空間和語言的控制,實現社會交往史的偉大變革已不是一句空話[7]。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對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并不像馬爾庫塞那樣偏激,而是持一種適當肯定的態度。他認為,包括網絡技術在內的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的變革是起積極作用的,離開了媒介工具的創新來理解交往理性,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一種頗為公允的技術社會思想。

第二,交往行動理論有利于實現網絡行動的合理化。諸如電子郵件、網絡討論組、遠程登陸等網絡行動方式,無疑構成了網絡化生活的內容。集中反映了網絡社會本質的網絡行動,可以說蘊涵了網絡社會交往生活中最復雜、最深刻的關系與結構[8]。一方面,網絡行動使得人們在網絡上發生互動并形成一定的網際關系;另一方面,網絡行動使人們之間符號交流賦予了相應的目的性或合理性。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十分重視在不同境遇下的實踐理性問題。網絡交流這種過程中存在著各種交談倫理問題,更須得到他的理論印證。

第三,交往行動理論有利于建立網絡公共空間。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一詞往往可以在同等語境下使用。要理解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就無法繞開公共領域這個概念。

所謂公共領域,無疑是相對于私人領域而言的,它作為一個生活空間和范式,在網絡世界中呈現出具有理想型意義的社會特征。隨著網絡社會的興起,網絡交流過程中所蘊涵的現代民主精神對建構網絡公共領域將發揮更加明顯的作用。與此同時,交往行動理論也將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第四,交往行動理論有利于強化網絡語言的語用價值。我們知道,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除了建立在現代性的普遍主義立場上之外,還是以“規范語用學”為基礎的。反之,他在語用學研究上的重大轉向,是與闡述人類交往的規范相關聯的。因為從本質上說,任何理論的交流行為總是嵌于生活形式之中的。哈貝馬斯關于交往理性和將言說的語用交流與超語境的原則統一起來的思想,對網絡交流的話語實踐有著特殊的意義。

最后,交往行動理論還有利于強化網人的主體性和道德認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中所倡導的包含著交談倫理的交往理性,無疑可以增強網絡交流中人們之間的道德認同感,并且可以盡量避免在匿名情境下的失范性交往。換句話說,對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的運用,將有助于使網絡行為從無序到有序,從而形成自由的網絡交流模式和有“德性”的網絡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