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領導行為理論

領導行為理論：尋求有效的領導行為模式

1、勒溫等研究者領導作風分為：專制型、民主型、放任型等三種類型，力圖科學地識別出最有效的領導作風。

專制型靠權力和強制性命令。特點是獨斷專行，親自設計工作計劃，靠行政命令和紀律，很少參加群眾社會活動。成員之間攻擊顯著，服從領導，表現自我多，推卸責任，無人監督就熱情低，無責任感。（X型假設+機械式組織）

民主型權力定位于群體，以理服人，以身作則。集體決策，分配工作看能力興趣，工作自由度大，非正式權力和權威，參與團體活動。成員間友好，團隊精神，團結解決困難，領導在不在一樣，滿足感高。是工作效率最高的作風，積極主動，創造性強。

放任型：權力定位于成員，工作無計劃無檢查無制度，效率最低，只有社交效果，不能完成目標。

專制型重視任務，不關心員工，心理距離大；民主型注重團隊成員需要，應高民主平等氣氛，心理距離小；放任型團隊績效低，人際關系冷漠。就績效而言，放任型低于專制型和民主型，并且民主型領導的群體的工作質量與工作滿意更大。

2、領導行為四分圖理論

兩個基本的領導行為維度，分別稱為關系組織和關心人，同創立結構和關懷體諒。

關心人只是領導者重點強調建立互信的氣氛，尊重下級的意見與員工的感情，關心他們的利益和需求，鼓勵部下發表意見等。關心組織是指領導者重視組織設計，明確職責和關系，確立組織、群體與個人的工作目標，建立明確的組織形態、信息溝通渠道及工作程序方法。兩個相互獨立的維度即領導行為可分為四種類型。（１）低關心人而高組織的領導；（２）高關心人低組織的領導；（３）低組織低關心人的領導；（４）高組織高關心人的領導。一般來說，高組織高關心人的領導較好。當然，哪種最好或最差，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第二篇：第十二章 領導理論與領導行為

《醫院管理學概論》第十章

第十章領導理論與領導行為

一、教學目的1、掌握菲德勒的權變領導模型、途徑——目標領導理論、動態情境領導理論。

2、熟悉領導者與管理者的區別、領導特質與領導行為。

3、了解領導者——成員交換理論。

二、講授學時2學時

三、講授的內容綱要及重點、難點

（一）內容綱要

1、領導的定義

2、領導者與管理者的區別

3、領導特質與領導行為

4、菲德勒的權變領導模型

5、途徑——目標領導理論

6、動態情境領導理論

7、領導者——成員交換理論

（二）教學重點

1、領導特質與領導行為

2、菲德勒的權變領導模型

3、途徑——目標領導理論

4、動態情境領導理論

（三）教學難點

1、菲德勒的權變領導模型

2、途徑——目標領導理論

3、動態情境領導理論

四、教學設計

第一節領導概述

一、領導的定義

至少應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基本含義：

（一）領導一定要與群體和組織中的其他成員發生聯系。

（二）權力在領導和組織其他成員中不平等的分配。

（三）領導者能夠對組織成員產生各種影響。

（四）領導的目的是影響被領導者為實現組織的目標作出努力，而不是更多的體現個人權威。

二、領導與管理

領導者與管理者的區別是什么?

（一）范圍： 從一般的意義上說，管理的范圍要大一些，而領導的范圍相對要小一些。

（二）作用：管理則是為組織活動選擇方法、建立秩序、維持運轉等活動，領導在組織中的作用表現在為組織活動指出方向、設置目標，創造態勢、開拓局面等方面。

（三）從層次上來說，領導具有戰略性、較強的綜合性，貫穿在管理的各個階段。從整個管理過程來看，如果我們把管理過程劃分為計劃、執行和控制三個主要的階段，領導活動處1楊同衛編寫

在不同階段之中，集中起來就表現為獨立的職能，即為了實現組織目標，使計劃得以實施，使建立起來的組織能夠有效運轉，組織和配備人員，并對各個過程結果進行監督檢查。

（四）功能：管理的主要功能是解決組織運行的效率，而領導的主要功能是解決組織活動的效果。效率涉及活動的方式，而效果涉及的是活動的結果。

（五）管理者是被任命的，他們擁有合法的權力進行獎勵和懲罰，其影響力來自于他們所在的職位所賦予的正式權力。相反，領導者則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從一個群體中自行產生的，領導者可以不運用正式權力來影響他人。

第二節領導特質與領導行為

一、領導特質理論

二、領導行為理論

（一）俄亥俄大學的領導四象限理論

（二）密執安大學的研究

密執安大學的研究也將領導行為劃分為二個維度，稱之為員工導向和生產導向。

（三）領導方格論

第三節權變理論

一、菲德勒的權變領導模型

菲德勒曾用了十幾年時間對1000多個團體做了調查，研究領導方式問題。

他的研究指出：當個體的領導風格得分與三項情境權變匹配評估分數相匹配時，便可以得到最佳的領導效果。

二、途徑——目標領導理論

“途徑─目標”理論認為，有以下四種領導方式可供同一領導者在不同環境下選擇使用。具體來說有：

（1）支持型領導方式。這種領導方式對下級友善、關心，從各方面給予支持。

（2）參與型領導方式。領導者在做決策時征求并采納下級的建議。

（3）指導型領導方式。給予下級以相當具體的指導，并使這種指導合乎下級所要求的那樣明確。

（4）以成就為目標的領導方式。領導者給下級提出挑戰性的目標，并相信他們能達到目標。

三、動態情境領導理論（領導方式生命周期理論）

又叫生命周期理論，是由Hersey與Blanchard兩人提出來的。與其他權變理論不同的是，該理論注意到時間或下級所處的職業生涯發展階段對領導風格的影響，并引進了“下屬成熟度”的概念。

所謂“下屬成熟度”是指個體完成某一具體任務的能力和意愿的程度。領導之所以要重視下屬則是基于這樣一個事實：無論領導者做什么，其效果都取決于下屬接納或拒絕的程度。

四、領導者——成員交換理論

五、思考題與參考書

（一）思考題

1955年 4月 18日至 28日，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會議主席、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講話強調會議的責任是為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作出堅實的貢獻。各國代表的發言大多數都譴責殖民主義、種族主義，但由于受美國的挑撥，伊拉克代表團團長賈馬里

卻誣蔑共產主義是“新殖民主義”，菲律賓代表團團長羅慕洛也聲稱亞非人民當前的任務不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而是反對共產主義。這兩人的發言使得會議氣氛異常緊張。在這緊張的時刻，中國代表周恩來總理上臺發言的第一句話就出乎人們的意料，他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是來求同而不是立異的。”周恩來的親切、寬容的話語贏得了暴雨般的掌聲，巧妙地引導亞非會議走上正路。他接著說：“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而且現在仍然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應當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尋找共同的基礎，我們很容易相互了解和尊重，相互同情和支持，而不是相互疑慮和恐懼、相互排斥和對立?！比缓?，周恩來以平靜的語調精辟地論述了中美關系和臺灣問題、所謂顛覆活動問題、宗教信仰問題，以確鑿的事實回答了少數人的誤解和指責，有力地說服了各國代表。

請你就此材料分析領導的主要職能以及領導者應有的素質。

（二）參考書

孫非：組織行為學。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三篇：交往行為理論

《交往行為理論》讀書筆記

《交往行為理論》的作者哈貝馬斯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哈貝馬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轉向交往行為理論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學語言轉向以及胡塞爾、洛維茲、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人的思想的影響。他批評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反對主客體分離的意識哲學。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導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現代工業文明中意義喪失、自由喪失等交往異化現象,并力圖通過交往合理化的實現來構建一個合理社會。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對于在當今社會創造一種平等、自由、自覺的交往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在全球化時代處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現實意義。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1． 交往行為概念的內涵及其實質。

哈貝馬斯首先對行為類型進行了分析，行為分為四類：一是目的性行為即“勞動”；二是規范調節性行為；三是戲劇行為；四是交往行為。交往行為所涉及的至少是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是至少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范，借助語言媒介，通過對話達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這四種行為側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為主要考慮客觀世界；規范調節性行為與社會世界相聯系；戲劇行為涉及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特別是社會世界的關系，其關鍵是自我表現；交往行為導向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并且交往行為本質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為它把各種不同經驗導向合理的協調和發展。交往行為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們的日常語言所支撐的世界，哈貝馬斯稱之為生活世界。

2．交往行為是以理解為核心的行為。

“理解這個詞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狹窄的意義是表達兩個主體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一個語言學表達；而最寬泛的意義則是表達在與彼此認可的規范性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協調；此外還表示兩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能對世界上的某種東西達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惫愸R斯認為，理解是一種展開于主體之間的交互性的意識活動，要真正實現“理解”就必須借助于語言媒介。在目的性行為中，語言是許多媒介中的一種，行為者通過語言試圖影響他人，實現行為者對于客觀世界的意圖。在規范調節性行為中，語言首先是一種可以提供文化價值、取得意見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幫助人們建立規范和行為導向，建立社會世界的合法關系。在戲劇行為中，語言是自我表現的媒體，表現行為者的認識和情感，再現行為者的主觀世界。在上述三種行為中，都只注重了語青的一種功能，而沒有同時注意到語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關系的交往行為中，語言才同時承擔陳述并判斷事實的功能，使行為者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承擔幫助人們達成共識的理解媒體的功能，使行為者與社會世界發生聯系，并承擔表達者表現的功能，使行為者展示自身的主觀世界。哈貝馬斯認為，通過參與者在相互作用中達到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聲明的交互主體性的確認，這樣理解才以協調行動的動機發揮作用。他認為，現代理論注重意義的追問，人們在語言的交往活動中會達成共識。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識是一種理想化的過程，即交往理性。為了有效溝通，哈貝馬斯認為在交往過程中需要遵循三項語言學規范要求：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哈貝馬斯認為，目的性行為涉及真實性要求，規范調節性行為涉及正確性要求，戲劇行為涉及真誠性要求，而交往行為與這三個要求有關聯。交往行為同時可以滿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的三個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為才是最合理的社會行為。

3．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雙層理論架構。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個層次構成?！拔宜f的?文化?，指的是可隨時動用的知識儲備——在這種儲備中，交往的參與者，當他們對屬于某一個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換看法時，最大限度地做出他們的解釋。我所說的?社會?，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這些秩序，交往的參與者調整著他們的隸屬于社會群體的成員，并因而保證他們之間的團結一致。我所說的?個性?，指的是主體由此獲得言語和行動的功能的那種能力和資格。”由此觀之，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質上是由知識構成的。

與“生活世界”相對應的是“系統”概念。其一，系統是一種方法，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重視其結構和功能層面；其二，系統是作為社會的制度和組織影響著人類的生活。系統機制的產生必須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達到相應程度為條件，系統產生的目的是服務于生活世界的。在貨幣和權力得以通過法的形式組織起來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經達到了很成熟的程度。這兩個相互作用的子系統，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們自身成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現代社會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錢化和官僚化已經滲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領域。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系統和生活世界的嚴重分離?，F代社會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系統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為現代文明系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官僚政治體制，憑借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媒介，侵蝕原本屬于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使之金錢化和官僚化，從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被金錢和權力所攝控，生活世界的意義和價值喪失，交往行為的社會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時，科學技術的進步服務于生產的發展，現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蕪化。既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病因、現代文明的危機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拯救現代文明的途徑也就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重新協調，其關鍵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路徑探索

第一，共同的規范標準。哈貝馬斯認為規范標準的普遍化原則應該能夠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為了論證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必須由共同的、普遍的規范標準來指導，他提出了商談倫理學。商談倫理學試圖向現代社會提出一個相互理解并為各個交往共同體成員所同意的規范道德體系。

第二，選擇恰當的語言。在哈貝馬斯看來，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會有言語行為的出現，凡是言語行為受到阻礙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會有合理的交往。人們之間的交談交往，無非涉及實情、人情和心情三個方面，而這三個方面都得通過相應的語言加以表現，通過語言使交往者、交談者達到相互理解。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杠桿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關鍵。為了順利達到協調行為的目的，在進行對話的時候，對話雙方必須選擇一種能夠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正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

第三，進行對話活動。交往必須對話，對話就是交往。在對話活動中，交往雙方的利益才能被考慮到，交往雙方提出的各種要求才可以成為討論的對象，在民主、平等、和諧的協商氛圍中，人們才能在沒有任何外在強迫的氛圍中充分論證自己的觀點。對話是人們達成統一共識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和最為便利的途徑。

第四篇：理性行為理論

理性行為理論(TRA)與計劃行為理論(TPB)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譯作“理性行動理論”，是由美國學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茲（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態度如何有意識地影響個體行為，關注基于認知信息的態度形成過程，其基本假設是認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為前會綜合各種信息來考慮自身行為的意義和后果。TRA的理論模型，如下圖：

該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行為意向合理地推斷，而個體的行為意向又是由對行為的態度和主觀準則決定的。人的行為意向是人們打算從事某一特定行為的量度，而態度是人們對從事某一目標行為所持有的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它是由對行為結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對這種結果重要程度的估計所決定的。主觀規范（主觀準則）指的是人們認為對其有重要影響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統的感知程度，是由個體對他人認為應該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對與他人意見保持一致的動機水平所決定的。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便產生了行為意向(傾向)，最終導致了行為改變。

理性行為理論是一個通用模型，它提出任何因素只能通過態度和主觀準則來間接地影響使用行為，這使得人們對行為的合理產生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該理論有一個重要的隱含假設：人有完全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但是，在組織環境 下，個體的行為要受到管理干預以及外部環境的制約。因此，需要引入一些外在變量，如情境變量和自我控制變量等，以適應研究的需要。

X

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由多屬性態度理論（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與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Ajzen& Fishbein,1980;Fishbein & Ajzen,1975）所結合發展出來的，由于理性行為理論假設行為的發生，皆能夠由個人的意志所控制；可是實際的情況下，個人對行為意志控制往往受到許多其它的因素所干擾，而大大的降低了理性行為理論中對個人行為的解釋力。因此，Ajzen（1985,1991）便將理性行為理論加以延伸，提出了計劃行為理論，期望能夠對個人行為的預測及解釋更具適當性。[編輯] Ajzen的計劃行為理論的五要素 計劃行為理論的幾個因素

（一）行為意圖

Fishbein和Ajzen（1980）認為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就是個人想要采取某一特定行為之行動傾向，也就是指行為選擇之決定過程下，所引導而產生是否要采取此行為的某種程度表達，因此行為意圖是任何行為表現的必需過程，為行為顯現前的決定，Peter和Olson（1987）提出對行為意圖的測量，可用來預測實際行為的產生，可應用于營銷市場對消費者行為作預測。

（二）行為態度

行為意圖第一個決定因素：實行某項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對于態度的說法，并不一致。根據期望─價值理論﹙Fishbein& Ajzen，1975﹚指出態度乃個人對特定對象所反應出來一種持續性的喜歡或不喜歡的預設立場，也可說是個人實行某特定行為的正向或負向的評價，他們認為態度的形成可從個人實行某特定行為結果的重要信念（salient beliefs）和對結果的評價（outcome evaluations）兩個層面解釋。即

Ab= BBiOEi

Ab=執行某項行為的態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

BBi=行為信念（Behavior Beliefs）

OEi=結果評價（Outcome Evaluations）

i=顯著信念的個數

（三）主觀規范

行為意圖第二個決定因素：主觀規范（Subjective Norm）它是由個人在采取某一特定行為時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的認知。主觀規范（Subjective Norm〉可以說是個人知覺重要的他人或團體（salient individuals or groups）認為他應不應實行某一特定行為的壓力。所以主觀規范是規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和依從此普遍性社會壓力的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積和。即

SN= NBjMCj

SN=主觀規范（Subjective Norm）

NBj=規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

MCj=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

j=規范信念的個數

（四）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第三個決定因素：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亦即個人預期在采取某一特定的行為時自己所感受到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因此，可能促進或阻礙行為表現的因素之個人能力評估（Control Belief）和這些因素重要性考慮的便利性認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的積和。即

PBC= CBkPFk

PBC=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CBk=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

CFk=便利性認知（perceived facilitation）

k=控制信念的個數

知覺行為控制常反映個人過去的經驗或二手信息或預期的阻礙。Ajzen和Madden的知覺行為控制（1986）與Bandura的自我效能（1986）與Bandura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Triandis的便利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概念類似?；旧?，知覺行為控制(PBC〉是包括了內在控制因素，如個人的缺點、技術、能力或情緒等，以及外在控制因素，如信息、機會、對他人的依賴性或障礙等（Notani，1998）。

第五篇：交往行為理論1

《交往行為理論》選譯之一：合理性問題導論

哈貝馬斯 著 曹衛東 譯

意見和行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學研究的傳統主題。甚至可以說，哲學思想就是源自對體現在認識、語言和行為當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構成了哲學的基本論題【1】。哲學一開始就試圖用原理從整體上解釋世界，解釋多元現象的同一性。哲學所使用的原理必須到理性中去尋找，而無須與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對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礎和社會基礎刨根問底。古希臘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學，也不是廣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倫理宇宙學，而是本體論（Ontologie）。如果說哲學的各種學說相互之間有什么共同之處的話，那就在于它們都想通過解釋自身的理性經驗，而對世界的存在和同一性（Einheit）進行思考。

我這樣說，實際上使用的是現代哲學的語言。但是，只要哲學傳統還能夠催發出一種新的哲學世界觀，它就值得我們加以追問【2】。今天，哲學已經無法再把整體知識意義上的世界、自然、歷史和社會當作一個總體來加以觀照。世界觀的理論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義，不僅僅是由于現實中經驗科學取得了進步，更多的還是因為，伴隨著這一進步而出現了一種反思意識。有了這種反思意識，哲學開始回過頭來做自我批判；在追問反思力量在常規科學范圍內還能有何作為的過程中，哲學思想變成了元哲學【3】。在此過程中，哲學主題一方面有所變化，另一方面則又保持了穩定。圍繞著比較固定的核心主題，當代哲學，包括邏輯學、科學理論、語言理論和意義理論、倫理學和行為理論乃至美學等，展開了一種較為一致的論證，而它們在論證過程中所關注的是認知、語言理解和行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經驗方法層面乃至系統話語中的形式前提。論證理論在此具有了一種特殊意義，因為，論證理論的使命在于對某種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為的形式實用主義前提和條件加以重構。

如果上述判斷思路沒有什么問題，如果后形而上學思想以及后黑格爾主義哲學果真在共同朝著合理性理論的核心努力，那么，社會學又如何能夠承擔起對合理性問題的責任呢？

看上去，哲學思想在放棄了總體性關懷的同時，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無論是想從本體論的角度，建立具有實質性內涵的自然理論、歷史理論、社會理論等，還是想從先驗哲學的角度，對非經驗的類主體，即意識的內在結構進行先驗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對合理性的條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終極論證的嘗試都還在堅持源始哲學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4】。在這種情況下，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呈現出一種新的輪廓。正如科學理論和科學歷史所表明的，對合理性條件的解釋形式，同對合理性結構的現實形態和歷史發展的經驗分析，實際上是相互一致的?，F代經驗科學理論，無論它們是沿著哪條路線，邏輯經驗主義路線也好，批判理性主義路線也好，方法結構主義路線也好，它們都提出了一種既具有規范意義，同時又具有普遍主義特征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是本體論哲學或先驗哲學的基礎主義假設所無法滿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對它進行檢驗。它最終所要說明的是，重建理論能夠揭示出科學歷史的內在層面，并能夠和經驗分析一道，對社會發展語境中建立在敘事基礎上的實際科學歷史作出全面解釋【5】。象現代科學這樣一種關于認知理性的復雜體系，同樣也適用于其他形態的客觀精神，也就是說，同樣也適用于表現認知--工具理性、道德--實踐理性以及審美--實踐理性。

當然，這種類型的經驗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須十分牢靠，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能參與從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義語境和解決問題【6】。認知主義的成長心理學在這方面堪稱典范。比如說，皮亞杰理論傳統認為，狹義上的認知發展，包括社會認知發展和道德的發展，都是認知潛能逐步發展的結果，對于這一結果，我們可以從內部加以重構【7】。相反，如果行為理論從經驗主義的角度對解決問題、合理引導行為以及學習水平等所依據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話，那么，合理性結構的外現過程嚴格來講就不能說是學習過程，最多只能說是適應能力有所增長而已。

在社會科學范圍內，社會學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問題的學科。把社會學和其他學科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看到，社會學這樣做既有科學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體的原因。我們先來看看政治學（Politikwissenschaft）。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政治學曾經把自己從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脫了出來。但現代自然法的出發點依然還是歐洲古代的觀念，它們認為社會表現為一個靠政治建構起來，并用法律規范加以整合的共同體。不過，現代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為社會結構的設計程序和從常規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設成為一種合理的機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經驗傾向的政治學必須徹底擺脫這些資產階級成文法概念。政治學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的一個分支系統，因而無須承擔從整體上把握社會的使命。從科學的角度把道德-實踐的合法性問題置之度外，或者認為它們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經驗問題，用描述就可以解決掉；政治學這樣做和自然法的規范主義背道而馳，從而也就和合理性問題失之交臂。

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konomie）的情況則所有不同。到了18世紀，政治經濟學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間形成緊張關系，并且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行為體系；維持這個行為體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規范（Norm）【9】。經濟學就其作為政治經濟學而言，最初還是一種危機理論（Krisetheorie），所關注的是整個社會。經濟學感興趣的問題是，經濟系統的動力是如何對靠規范整合起來的社會系統產生作用的。這就和專業經濟學區別了開來。時至今日，專業經濟學還把經濟當作社會的分支系統加以研究，而對合法性問題不聞不問。從這樣一個片面的角度出發，合理性問題就會被分解成經濟平衡問題和合理選擇問題。

相反，社會學（Soziologie）作為一門學科，它的出現就是要解決政治學和經濟學在邁向專業學科的過程中所拋棄了的問題【10】。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在于：由于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分化，古代歐洲社會結構中所出現的社會整合的變遷。社會學成了徹頭徹尾的危機學（Krisenwissenschaft），它所關注的首要問題是傳統社會制度消亡和現代社會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當然，即便在這樣前提下，社會學也可以集中研究某個社會亞系統。從科學史上看，宗教社會學和法律社會學一直都是這門新學科的核心。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請允許我暫時不作進一步的解釋，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圖式拿過來加以運用，（從圖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會科學各學科和社會亞系統之間的對應關系：

圖 1

當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會學成為一門專治社會整合的專業學科。不過，我在本書中將要討論的這些社會理論大家，說到底都是一些社會學家，這與其說是一種巧合，不如說是一種征候。社會學是唯一一門堅持關注整個社會問題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同時也一直都是社會理論，因此，它不可能會象其他學科那樣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問題。之所以會如此，我想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同時涉及到文化人類學（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會學。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會亞系統搭配起來，這樣做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對于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的社會互動領域，決不是象經濟學、政治學等行為領域中的互動那樣專業化。無論社會學，還是文化人類學，所面對的都是整個社會行為的現象世界，而不是相對明晰的行為類型；考慮到政治權力的利益最大化問題或政治權力的繼承和使用問題，行為類型可以說是目的理性行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變種。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這兩門學科所探討的是生活世界語境中的日常實踐，因此，它們必須把所有的符號行為趨向形式都納入到自己的考察視野當中。解決行為理論和理解意義過程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難題，對于它們來說也不再是那么輕而易舉。它們在克服難題過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結構問題，而生活世界的結構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義上分化得更加厲害的亞系統的基礎。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統”這兩個抽象范式之間存在著怎樣一種互動關系，我們在后面的章節中還要做深入探討【12】。這里我只想強調一點，研究社會共同體和文化不象研究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樣可以完全甩開社會科學基礎問題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會學和社會理論之間的牢固聯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對情況作進一步的了解，就會清楚地認識到，為接手合理性問題而做好充分準備的是社會學，而非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是作為市民社會理論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對前市民社會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及其失范現象作出解釋【13】。這種從客觀歷史情境下出現的問題，構成了社會學處理其基礎問題的起點。社會學在元理論層面上所選擇的基本概念，是用來闡明現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長過程的。古典社會學中的思想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試圖建立其行為理論，以便用它的范疇來解釋從“共同體”（Gemeinschaft）向“社會”（Gesellschaft）轉變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各方面內容【14】。如何通過意義理解而進入符號對象的客觀領域，這樣一個問題在方法論層面上也相應地得到了處理；對合理行為趨向的理解構成了理解一切行為趨向的前提。

行為理論范圍內的元理論問題（a）所依據的是行為當中具有合理內容的方面；意義理解理論的方法論問題（b）是要對意義和有效性（對符號表達的意義進行解釋和對其內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場）之間的內在聯系加以闡明；（c）元理論問題和方法論問題之間的這種聯系最終和這樣一個經驗問題又是緊密相關的，即社會現代化能否和從何種意義上能夠從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旧鐣F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會合理化之間的】這種聯系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現得十分清楚。韋伯對行為概念的等級劃分主要是依據目的理性行為，其他所有行為都可以劃作目的理性行為的特殊傾向。韋伯通過分析意義理解方法后認為，比較復雜的情況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為的理解的臨界點上：對具有主觀目的的行為的理解，同時也需要（根據合理性的正確性標準）作出客觀的評價。圍繞著基本概念和方法論所作出的上述判斷與韋伯理論的核心問題--即如何才能解釋清楚西方理性主義--之間的聯系最終也就一目了然了。

當然，這種聯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僅僅表明，韋伯對這樣一個問題比較關注，而這種從理論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興趣對其理論結構的基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只須把現代化過程從合理化概念中解脫出來，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視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為理論的基礎同行為合理性的內涵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則可以使意義理解的方法論擺脫有效性問題對意義問題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本身就是成問題的。針對這樣一些疑問，我想亮明我的觀點，在我看來，韋伯從理性行為角度所探討的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問題，亦即現代性的意義問題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發生在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現代化的原因和后果問題。西方理性主義問題具有歷史偶然性，起碼從研究心理學角度講是這樣。我想提出的觀點是，韋伯著作中關于合理性的三個論題都有其全面的根據。我這樣說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種帶有社會理論要求的社會學如果想進行較為徹底的研究，就必須同時把合理性問題放到元理論、方法論和經驗等三個層面上。

我將（1）、首先探討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這個概念放到關于現代世界觀形成的進化論視角當中。在完成這些預備性研究之后，我想從兩個角度對合理性理論和社會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加以闡明；（3）、一方面從元理論的角度，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較流行的社會學行為概念的合理性內涵；（4）、另一方面則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為此，我認為，相似的內涵可以根據社會學對客觀領域的意義理解而得出。這樣一種提綱挈領式的論證應當能夠說明，我們如果真想接手韋伯以來社會學專業范圍內所討論的歷史難題，那么，一種交往行為理論是必不可少的。

注釋：

1.施乃爾（B．Snell）：《精神的發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Heidelberg，1946；伽達默爾（H．G．Gadamer）：《柏拉圖和前蘇格拉底學派》（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載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II，Tübingen．1972，第14頁以及下兩頁；以及《神話與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載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V，Tübingen．1977，第48頁以及下兩頁；莎德瓦爾特（W．Schadewaldt）：《哲學的希臘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哈貝馬斯：《哲學何為？》（Wozu noch Philosophie？），載其：《哲學政治巨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頁以及下兩頁。

3.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關于源始哲學的批判問題，請參閱阿道爾諾（Th．W．Adorno）：《認識論的元批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載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關反對意見，請參閱：阿佩爾（K．O．Apel）：《從先驗語用學的角度來看哲學的終極論證問題》（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載：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編）：《語言與認識》（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1976，第55頁以及下兩頁。

5.參閱圍繞著庫恩（Th．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開的討論，主要有：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編）：《歷時性科學理論論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74；布伯納：《研究邏輯的辯證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載其：《辯證法與科學》（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129頁以及下兩頁。庫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Frankfurt am Main．1977。

6.奧維爾曼（U．Oevermann）：《關于教化過程力量以及社會化研究策略的綱要性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載：胡萊爾曼（K．Hurrelmann）：《社會化與生活經歷》（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Heidelberg，第34頁以及下兩頁。

7.丟伯特（R．Doebert），哈貝馬斯，諾恩納-溫克勒（G．Nunner－Winkler）（編）：《自我的發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1977。

8.亨尼斯（W．Hennis）：《政治與實踐哲學》（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1963；邁爾（H．Maier）：《古代德國國家學說》（Die ?ltere deutsche Staats-und Verwaltungslehre），Neuwied，1966；哈貝馬斯：《政治學與社會哲學的經典關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ae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載其：《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頁以及下兩頁。

9.約納斯（F．Jonas）：《何謂經濟學理論：前古典思想與古典思想》（Was heisst ?konomische Theorie？Vorklassisches und klassisches Denken），載：《施默勒年鑒》（Schm?llers Jahrbuch），78，1958；諾伊恩道夫（H．Neuendorff）：《興趣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am Main．1973。

10.約納斯（F．Jonas）：《社會學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I-IV卷，Reinbek，1968-69；R．W．Friedrichs，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Y． 1970；T．Bottomore，R．Nisbet，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Y． 1978。

11.哈貝馬斯：《社會學的批判使命與保守使命》（Kritische und konse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載其：《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1971，第290頁以及下兩頁。

12.參閱本書第VI章，第2卷，第173頁以及下兩頁。

13.諾伊恩道夫（H．Neuendorff）的“社會學”辭條，見《天主教國家詞典》（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Stuttgart，1975，第2版，第2424頁以及下兩頁。

14.關于古典社會中的這“一對概念”，請參閱哈貝馬斯：《技術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8a，第60頁以及下一頁；米爾斯（C．W．Mills）：《社會學思維方式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Neuwied，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