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見義勇為的立法評價與思考大全

見義勇為的立法評價與思考

【摘 要】見義勇為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人們呼吁進行立法以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見義勇為立法屬道德法律化范疇，有著可能性、必然性和現實性。我國古代有關見義勇為的立法實踐對我們有著借鑒作用。對見義勇為立法應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關規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訂專門性法規來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關鍵詞】見義勇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來，頻頻見于報端的見義勇為行為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見義勇為是人類社會的高尚義舉，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一直受到人們的普遍贊賞。當今社會勇斗歹徒、救災搶險的英雄事跡層出不窮，但同時又引發了許多問題。如，見義勇為者保護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傷害卻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與獎勵。對待此類問題我國法律并無十分明確的解決辦法，理論上的研究也不夠深入。鑒于此，本文試從立法的角度來探討如何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利益。

一、見義勇為的概念分析 見義勇為作為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更具有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現實意義。然而，“見義勇為”作為一個專門的法律概念，理論上的研究并不多見。不過，現在已頒布的一些保護見義勇為的地方法規對此有界定。有的規定，見義勇為是指“公民在法定職責之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也有的規定“見義勇為是指不負特定職責的公民，為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個人的安危于不顧，挺身而出，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 還有的地方規章，如《山西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人員規定》將“協助公安司法機關和保衛部門抓違法犯罪分子的行為；檢舉、揭發犯罪行為；提供重要線索的罪證，協助公安司法機關破獲重大犯罪案件的行為”也歸為見義勇為。通過對這些地方法規的比較分析，分歧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

一、見義勇為是否僅限于與違法犯罪作斗爭，搶險救災是否屬于見義勇為。

二、見義勇為是否一定要事跡突出。如《云南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公民條例》規定“見義勇為是指不顧個人安危，保護國家、集體利益和他人生命、財產安全，事跡突出的”。

以下是發生在我們身邊見義勇為的案例：

竇運萍，男，1957年出生，江西省萍鄉市安源區農民。2005年9月15日16時許，萍鄉市水口立橋上，三名持刀歹徒將一中年男子摁倒在地，實施搶劫，另一名歹徒騎摩托車在一旁守候。駕摩托車經過此處的竇運萍與兒子立即上前制止。歹徒見有人來，帶著搶來的物品，跳上摩托車逃竄。竇運萍與兒子一起駕車緊追不舍，同時用手機向“110”報了警。追出近2000余米，歹徒因路況不平，跳下車來逃跑，見父子倆已追上來，其中三名歹徒拿刀沖了過來。竇運萍沒有退縮，與歹徒們展開了搏斗。搏斗中，竇運萍身中數刀，但他仍與三個歹徒血肉相搏，扭成一團。竇運萍的兒子在與歹徒周旋的同時，機智地把歹徒的車鑰匙拔了下來。歹徒被父子倆的勇氣震懾住了，慌忙逃跑，見自己的車發動不了，搶了竇運萍的車就要開溜。眼看歹徒就要逃脫，倒在地上的竇運萍奮力站了起來，把坐在最后面的歹徒拖下車，其他歹徒下車又對竇運萍一陣猛砍，竇運萍倒在血泊中，全身被砍20余刀，經搶救，現已脫離生命危險。案發后，經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四名歹徒已全部落網，并由此破獲另外12起搶劫案。

王軼湜，男，1974年出生，共青團員，生前系江西省交通設計院職員。2006年3月10日21時許，家住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廣場的王軼湜去離家不遠的商店買東西，見一名歹徒欲敲詐店主，正與店主發生爭執。歹徒態度蠻橫，惡語傷人。王軼湜上前進行勸解。歹徒叫王軼湜不要多管閑事，見王軼湜繼續堅持，歹徒動手推打王軼湜，面對歹徒的囂張氣焰，王軼湜毫不退縮，歹徒氣急敗壞，隨即抽出彈簧刀，連刺王軼湜13刀，其中兩刀刺進王軼湜的心臟，致使王軼湜全身鮮血直流，當場身亡。

我認為以上兩個案例充分說明見義勇為應當是：不負有法定或約定救助義務的公民，為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損失，冒著較大的人身危險，挺身而出，積極實施救助的合法行為。要構成見義勇為應當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一）見義勇為的主體是不負法定或約定救助義務的公民。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公民實施救助行為，其實是其執行職務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義務便可能構成失職。

（二）見義勇為者救助的對象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財產利益，并且這些利益正在或將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見義勇為救助的不應當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構成自救，這與見義勇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觀上，見義勇為者必須有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損害的目的。見義勇為者是在這些利益面臨危險時，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實施的救助行為，其受到社會的褒揚之處也在于此。據此，行為人雖然實施了危難救助，但主觀目的卻是為了獲得報酬，不能構成見義勇為。

（四）客觀上，見義勇為者面臨較大的人身危險而積極實施救助。見義勇為獲得社會所褒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見義勇為者實施救助時都冒著較大的人身危險，要實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傷害，如傷殘，甚至獻出生命。然而就是這樣，卻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挺身而出。與一般的助人為樂相比，體現出見義勇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應該將它們區別開來。值得注意的是，救助應該是以積極的方式表現出來，消極不作為不構成見義勇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規規定，見義勇為必須事跡突出。我認為有不妥之處，見義勇為者面對危險，挺身而出，實屬難能可貴。事跡突出，可作為獎勵大小的條件，但不應該作為認定見義勇為的條件。況且對事跡突出，并沒有很好的界定。難道一定要見義勇為者把命搭上，才能評上見義勇為嗎？

二、見義勇為立法的法理思考

當今社會見義勇為層出不窮，這是值得稱頌的，但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尷尬局面卻讓人痛心。人們普遍認為這與我國法律對見義勇為沒有明確的規定有關，對見義勇為進行立法的社會呼聲很大。實際上，我國許多省、市相繼制訂了或正在制訂相關的法規來保護見義勇為。然而對見義勇為進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見義勇為可以說由來已久，一直為我們的社會道德所鼓勵與稱頌。見義勇為基本上是一個道德概念，法律上幾乎不存在這一概念，因此見義勇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道德法律化。

一直以來，我們的社會道德對見義勇為都是持鼓勵、稱頌的態度。道德對見義勇為的肯定態度，影響到人們的行為，促使人們去見義勇為。然而法律對見義勇為卻沒有十分明確的態度，也沒有相應的行為規則。可以說，見義勇為受到道德的調整，并未受到法律調整。見義勇為立法就是將見義勇為行為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對鼓勵見義勇為的道德加以確認，實現道德法律化。見義勇為立法在當今社會有著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會原因的，因為在當今，我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完善。人們片面地追求經濟利益，一度忽視了社會道德利益，致使社會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國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使得見義勇為者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遭遇不但影響到見義勇為者個人利益，而且還使得社會上許多人社會安全感的缺乏，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秩序。道德的調整只是間接的，并無強制力，加上社會各界人士對見義勇為立法的呼聲高漲，促使立法者必須將見義勇為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讓見義勇為行為有著合法依據，重點是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見義勇為立法的意義不僅在于使見義勇為者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而且通過保護個人增強人們的社會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必須更能夠見義勇為，這樣的良性循環應是我國法律追求的目標。

三、我國當今見義勇為相關立法的評價與思考

（一）對刑法上相關規定的評價與思考

我國刑法上并沒有見義勇為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卻與見義勇為有著密切關系。

由于見義勇為的特點，見義勇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時候處于防衛人的地位，其實施的見義勇為行為可以適用正當防衛的規定，排除行為的違法性。這樣也就保護了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起到了鼓勵見義勇為的作用。刑法上的緊急避險制度可以排除避險人的刑事責任，也同樣鼓勵了見義勇為。

應該注意的是，見義勇為與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們的側重點并不同。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側重于防衛行為、避險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排除防衛人、避險人的刑事責任；而見義勇為并不一定會產生刑事責任。其次，從行為的對象看，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是為了排除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與危險；而見義勇為包括排除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和搶險救災。從行為的目的看，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可以是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為自己利益的；而見義勇為都是為了他人的利益。

在處理與見義勇為有關的案件時，可以適用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的規定，以排除見義勇為者的刑事責任。基于此，可以說我國刑法已有了見義勇為的相關規定，這對整個見義勇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二）對民法上相關規定的思考與評價

刑法通過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來排除見義勇為者的刑事責任以達到保護和鼓勵見義勇為的目的。同樣，民法上也有相關的規定來調整見義勇為。見義勇為行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體一般有三個，即見義勇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沒有侵害人的見義勇為（如搶險救災）中，則只有見義勇為者與受益人。不同的主體產生不同的民事法律關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調整。

我國現有的民事規定對于調整見義勇為引起的民事法律關系有著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關規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見義勇為者的民事責任，鼓勵見義勇為的作用，而且對于處理見義勇為引起的糾紛，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有著極大的意義。另外，民法上的相關規定構成了整個見義勇為立法的一個部分。應該注意的是，在現實情況下，由于沒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無力承擔賠償責任，而受益人也往往無力提供補償時，見義勇為者的利益很難較好的保護。單純依靠民法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進行專門的見義勇為立法尤為重要和迫切。

（三）對見義勇為專門立法的思考與評價 見義勇為與一般的助人為樂不同之處在于見義勇為者在面臨著較大的危險時挺身而出，顯示出一身正氣。正是由于見義勇為者面臨較大危險，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傷害，如致殘，甚至獻出生命。見義勇為者的行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流血英雄”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交不起醫藥費或是生活沒了來源。見義勇為者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會引起人們對自己行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現道德危機。鑒于此，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呼吁我國盡快立法以保護見義勇為者。社會的利益要求和呼聲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來，我國各地紛紛制定或正在制定有關見義勇為的法規。從已經頒布的法規來看，這些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大多是省級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也有少數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規章。這些法規的主要內容差別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見義勇為行為的認定，見義勇為者的保障、獎勵，設立見義勇為基金及資金的來源和相關的責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獎勵見義勇為者。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保障與獎勵屬于兩個不同的層次。保障措施是維護見義勇為者合法權益的最起碼要求，包括見義勇為者受傷的醫療費用承擔，喪失勞動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喪葬費用及生前撫養人的撫養費用等。獎勵包括精神獎勵與物資獎勵，是法律對見義勇為行為的肯定與褒揚。

地方法規性質的保障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的出臺，可以說是我國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現，使得對見義勇為者的保障與獎勵終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現以前那種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面。這對于我國加強基本人權保護也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不過，問題也還是有的。其

一、現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規，立法層次較低，而且各地的差別很大。如，對于救災搶險中表現出的行為是否屬于見義勇為，見義勇為是否要求事跡突出，各地的規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諸侯紛爭”，法制的不統一，不利于我國的法治建設。因此國家制定見義勇為的法律尤為重要。其

二、地方立法并沒有很好的定位。相對于普通公民來說，見義勇為者面臨危險，挺身而出，可以說他們對社會有著特殊貢獻。既然如此，他們應當獲得優于一般人的保障與獎勵。國家給為社會做出特殊貢獻者以特別保障，這樣既可以解決這部分人的后顧之憂，又有助于褒揚奉獻精神。我國現今的情況是把社會優撫對象僅僅限于軍烈屬、傷殘軍人、退伍軍人等，這樣過于狹窄，應當把見義勇為者也包括進來。況且實際上現有的地方立法在處理見義勇為公民傷殘、犧牲問題時幾乎都是參照社會優撫辦法加以解決。

參考文獻：

1、徐武生、何秋蓮：《見義勇為立法與無因管理制度》，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2、周輝：《見義勇為行為的民法思考》，載《人民法院報》，2000年5月27日

3、蔣萬庚：《見義勇為立法的思考》，廣西大學法學院，廣西南寧，2002年06月

4、方向東：《見義勇為的立法評價與思考復旦大學法學院》，上海，2002年04月.5、李進：《借鑒無因管理制度，完善見義勇為立法》，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人文社科部，江蘇南通，2003年 01月

6、肖艷霞：《對英模困窘處境的法律思考》，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2008年 12月

第二篇：見義勇為的立法評價與思考16頁

論 文 評 語

建議成績 __ 指導教師 __

目 錄

一、論 文 提 要 ???????????????????4頁

二、見義勇為的概念分析 ????????????????5頁

三、見義勇為立法的法理思考 ??????????????7頁

四、我國古代見義勇為相關立法的評價與思考 ???????10頁

五、我國當今見義勇為相關立法的評價與思考 ??????12頁

六、參考文獻 ????????????????????18頁

論 文 提 要

見義勇為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人們呼吁進行立法以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見義勇為立法屬道德法律化范疇，有著可能性、必然性和現實性。我國古代有關見義勇為的立法實踐對我們有著借鑒作用。對見義勇為立法應有完整的理解，包括刑法、民法上的相關規定，但最主要的是制訂專門性法規來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近年來，頻頻見于報端的見義勇為行為引起人們的極大關注。見義勇為是人類社會的高尚義舉，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一直受到人們的普遍贊賞。當今社會勇斗歹徒、救災搶險的英雄事跡層出不窮，但同時又引發了許多問題。如，見義勇為者保護了他人利益，自己受到很大傷害卻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與獎勵。對待此類問題我國法律并無十分明確的解決辦法，理論上的研究也不夠深入。鑒于此，本文試從立法的角度來探討如何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利益。

【關鍵詞】見義勇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見義勇為的立法評價與思考

一、見義勇為的概念分析

見義勇為，《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看到合乎正義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現于《論語?為政》：“見義不為，無勇也”。《宋史?歐陽修傳》中載有：“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氣自若也”。在我國古代，見義勇為一直是人們追求的道德標準。時至今日，見義勇為作為社會主義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更具有廣泛的思想基礎和現實意義。然而，“見義勇為”作為一個專門的法律概念，理論上的研究并不多見。不過，現在已頒布的一些保護見義勇為的地方法規對此有界定。有的規定，見義勇為是指“公民在法定職責之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① 也有的規定“見義勇為是指不負特定職責的公民，為維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個人的安危于不顧，挺身而出，與違法犯罪作斗爭的行為” ② 還有的地方規章，如《山西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人員規定》將“協助公安司法機關和保衛部門抓違法犯罪分子的行為；檢舉、揭發犯罪行為；提供重要線索的罪證，協助公安司法機關破獲重大犯罪案件的行為”也歸為見義勇為。

通過對這些地方法規的比較分析，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見義勇為是否僅限于與違法犯罪作斗爭，搶險救災是否屬于見義勇為。重慶市的何某為勇救落水兒童而獻身，然而根據《重慶市鼓勵公民見義勇為條例》的規定，何某的行為卻不能評作見義勇為，因為該條例限定見義勇為必須是“與違法犯罪作斗爭”搶救落水兒童,“顯然不在此列”。

（二）見義勇為是否一定要事跡突出。如《云南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公民條例》規定“見義勇為是指不顧個人安危，保護國家、集體利益和他人生命、財產安全，事跡突出的”。

我認為，見義勇為應當是：不負有法定或約定救助義務的公民，為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損失，冒著較大的人身危險，挺身而出，積極實施救助的合法行為。要構成見義勇為應當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一）見義勇為的主體是不負法定或約定救助義務的公民。負有法定救助義務的公民實施救助行為，其實是其執行職務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義務便可能構成失職。應當說明的是，“負有法定義務”，是指這一義務與其所實施的救助行為是相適應的，否則，便無所謂“法定義務”。如，消防員負有滅火搶險的義務，卻不負有抓捕罪犯的義務。雖然不負有法定救助義務，卻負有與被救助對象約定的義務的人，其實施救助行為，即是履行約定，亦不是見義勇為。

（二）見義勇為者救助的對象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

的人身、財產利益，并且這些利益正在或將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見義勇為救助的不應當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構成自救，這與見義勇為的要求不符。

（三）主觀上，見義勇為者必須有使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損害的目的。見義勇為者是在這些利益面臨危險時，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實施的救助行為，其受到社會的褒揚之處也在于此。據此，行為人雖然實施了危難救助，但主觀目的卻是為了獲得報酬，不能構成見義勇為。

（四）客觀上，見義勇為者面臨較大的人身危險而積極實施救助。見義勇為獲得社會所褒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見義勇為者實施救助時都冒著較大的人身危險，要實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傷害，如傷殘，甚至獻出生命。然而就是這樣，卻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挺身而出。與一般的助人為樂相比，體現出見義勇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應該將它們區別開來。值得注意的是，救助應該是以積極的方式表現出來，消極不作為不構成見義勇為。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法規規定，見義勇為必須事跡突出。我認為有不妥之處，見義勇為者面對危險，挺身而出，實屬難能可貴。事跡突出，可作為獎勵大小的條件，但不應該作為認定見義勇為的條件。況且對事跡突出，并沒有很好的界定。難道一定要見義勇為者把命搭上，才能評上見義勇為嗎？

二、見義勇為立法的法理思考

當今社會見義勇為層出不窮，這是值得稱頌的，但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尷尬局面卻讓人痛心。人們普遍認為這與我國法律對見

義勇為沒有明確的規定有關，對見義勇為進行立法的社會呼聲很大。實際上，我國許多省、市相繼制訂了或正在制訂相關的法規來保護見義勇為。然而對見義勇為進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見義勇為可以說由來已久，一直為我們的社會道德所鼓勵與稱頌。見義勇為基本上是一個道德概念，法律上幾乎不存在這一概念，因此見義勇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為規則體系，通過規定一定的行為模式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對人的行為、活動有著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調整人的觀念，并通過調整人的觀念來影響人的行為，因而道德對于人的行為的效力是間接的。但不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作用于人的行為，道德與法律都具有調整功能，這就決定了道德與法律之間有著共性。其一，它們各自通過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為，對人的行為發生影響，因此它們都屬于社會規范體系，具有規范屬性。而社會規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適用性。道德與法律都普遍適用于社會上的人（這就是法治社會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適用意味著道德通過觀念調整人的行為，會隨著社會生活的積累而固定下來，形成一定的行為規則來調整人的行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內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夠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 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與法律的調整對象在內容上有交叉重合之處，即有些對象既受道德的調整，也受到法律的調整。當然這就存在著一些社會關系只受到道德的調整，而法律對此沒有調整，這就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間。

一直以來，我們的社會道德對見義勇為都是持鼓勵、稱頌的態度。

道德對見義勇為的肯定態度，影響到人們的行為，促使人們去見義勇為。然而法律對見義勇為卻沒有十分明確的態度，也沒有相應的行為規則。可以說，見義勇為受到道德的調整，并未受到法律調整。見義勇為立法就是將見義勇為行為納入法律的調整范圍，對鼓勵見義勇為的道德加以確認，實現道德法律化。

見義勇為立法的意義不僅在于使見義勇為者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而且通過保護個人增強人們的社會安全感。有了安全感，人們才會更好的見義勇為，這樣的良性循環應是我國法律追求的目標。

三、我國古代見義勇為相關立法的評價與思考④

我國古代雖然沒有對見義勇為作出單獨的立法，然而在歷史記載中我們發現古代統治者對見義勇為都有相關的立法。經過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古代對見義勇為的立法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立法的主要內容有：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對見義勇為者的物質獎勵及嚴懲見義不為者。

古代對見義勇為的保護與鼓勵，是通過正當防衛的規定反映出來的。最早的規定見于《易經?蒙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也就是說，凡攻擊愚昧無知的人，是寇賊行為，會受到懲罰；對于抵御或制止這種寇賊行為的人，應受到支持或保護。《周禮?秋官?朝士》記載“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盜，指盜取財物；賊，指殺人。當這兩種人危及軍人或鄉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時，將其殺死無罪。這明顯鼓勵人們與違法犯罪作斗爭，鼓勵見義勇為；同時，又通過免責的規定保護了見義勇為者。唐代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法律制

度成熟的階段，在《唐律疏議》中可以找到對見義勇為的記載，“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折指以上，若盜及強奸，雖非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旁人，皆得以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殺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可見唐律中給予見義勇為者更加寬泛的權利，以利于其維護自身安全。唐以后各代基本沿襲了唐的作法。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古代也有對見義勇為者進行物質保護的內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規定“其犯罪拒捕拿獲之人被傷者，另戶之人照軍傷，頭等傷賞銀五十兩，二等傷賞銀四十兩，三等傷賞銀三十兩，四等傷賞銀二十兩，五等傷賞銀十兩。” 古代立法不僅對見義勇為者合法權益予以保護，而且還有相應的獎勵措施。例如：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頒布了對見義勇為捕獲犯罪分子者予以獎勵的法令，“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并記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之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這一規定開創了國家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資獎勵的先河。唐以后也有類似的規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賊盜中》記載“如鄰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一名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多著照數給賞。”除了這些規定外，還規定了對見義不為者的懲罰。《唐律疏議》規定“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聞而不救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

古代這些規定對于懲治犯罪，穩定社會秩序都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很顯然，這些規定對于提高當時的社會道德水平及將這種美德傳

延下來都是大有裨益的。這為我們當今見義勇為立法起著一定的借鑒作用。

四、我國當今見義勇為相關立法的評價與思考

（一）對刑法上相關規定的評價與思考

我國刑法上并沒有見義勇為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卻與見義勇為有著密切關系。

正當防衛是公民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對不法侵害者作出反擊。我國1979年刑法

首先，它們的側重點并不同。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側重于防衛行為、避險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排除防衛人、避險人的刑事責任；而見義勇為并不一定會產生刑事責任。其次，從行為的對象看，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是為了排除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與危險；而見義勇為包括排除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和搶險救災。從行為的目的看，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可以是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為自己利益的；而見義勇為都是為了他人的利益。

在處理與見義勇為有關的案件時，可以借鑒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的規定，以排除見義勇為者的刑事責任。基于此，可以說我國刑法已有了見義勇為的相關規定，這對整個見義勇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二）對民法上相關規定的思考與評價

刑法通過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來排除見義勇為者的刑事責任以達到保護和鼓勵見義勇為的目的。同樣，民法上也有相關的規定來調整見義勇為。見義勇為行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體一般有三個，即見義勇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沒有侵害人的見義勇為（如搶險救災）中，則只有見義勇為者與受益人。不同的主體產生不同的民事法律關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調整。

1、見義勇為者與侵害人之間

我國民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見義勇為，但對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緊急避險行為持肯定態度的。公民在實施防止侵害和避險行為時造成侵害人或

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制度，使正當防衛人、緊急避險人的防衛行為、避險行為合法化，不負民事賠償責任或者只在防衛過當、避險過當時承擔適當的民事責任。這樣，見義勇為者在實施見義勇為行為造成侵害人或

其一、排除了見義勇為者涉入他人事務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為合法性。其

二、受益人對見義勇為者存在一定的補償義務。基于無因管理關系，本人（受益人）負有的義務主要有：償還管理人為管理事務而支出的費用；清償管理人為管理事務而以自己名義向

較大的危險時挺身而出，顯示出一身正氣。正是由于見義勇為者面臨較大危險，使得其自身往往容易受到人身傷害，如致殘，甚至獻出生命。見義勇為者的行為令人敬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流血英雄”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交不起醫藥費或是生活沒了來源。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言利為小人所為，為世人所不齒。這種傳統觀念是一種很高的道德要求，但對于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基本權益是不利的。見義勇為者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會引起人們對自己行為的安全感的缺乏，出現道德危機。鑒于此，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呼吁我國盡快立法以保護見義勇為者。馬克思說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⑦恩格斯說：“市民社會的一切要求（不管當時是那一個階級統治著），也一定要通過國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 ⑧ 社會的利益要求和呼聲引起了立法者的注意。近年來，我國各地紛紛制定或正在制定有關見義勇為的法規。從已經頒布的法規來看，這些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大多是省級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也有少數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規章。這些法規的主要內容差別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見義勇為行為的認定，見義勇為者的保障、獎勵，設立見義勇為基金及資金的來源和相關的責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獎勵見義勇為者。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保障與獎勵屬于兩個不同的層次。保障措施是維護見義勇為者合法權益的最起碼要求，包括見義勇為者受傷的醫療費用承擔，喪失勞動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喪葬費用及生前撫養人的撫養費用等。獎勵包括精神獎勵與物

資獎勵，是法律對見義勇為行為的肯定與褒揚。

地方法規性質的保障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的出臺，可以說是我國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現，使得對見義勇為者的保障與獎勵終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現以前那種無法可依的尷尬局面。這對于我國加強基本人權保護也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不過，問題也還是有的。其

一、現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規，立法層次較低，而且各地的差別很大。如，對于救災搶險中表現出的行為是否屬于見義勇為，見義勇為是否要求事跡突出，各地的規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諸侯紛爭”，法制的不統一，不利于我國的法治建設。因此國家制定見義勇為的法律尤為重要。其

二、地方立法并沒有很好的定位。見義勇為的立法根據來源于憲法

撫對象僅僅限于軍烈屬、傷殘軍人、退伍軍人等，這樣過于狹窄，應當把見義勇為者也包括進來。況且實際上現有的地方立法在處理見義勇為公民傷殘、犧牲問題時幾乎都是參照社會優撫辦法加以解決。如《云南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公民條例》

第三篇：見義勇為立法問題

淺談“見義勇為”立法問題

見義勇為歷來為中國傳統道德所推崇，而見義勇為者更是以其自身的高格調倍受尊崇，這也在無形中影響社會的道德的發展。“向善”，是大多數人普遍的學習方法也是提高自身修養的捷徑。所以社會整體風貌的形成離不開社會個體行為的進步。今天，傳統道德觀念漸漸淡化社會冷漠問題愈演愈烈。前不久的“小悅悅事件”把見義勇為問題帶到了風口浪尖，由此引發了對見義勇為行為的立法問題的討論。

我個人對這個問題也有一定觀點。我認為見義勇為本身就是一個道德層次上問題，見義勇為本身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高要求，如果我們再把它法律化勢必會引起相反的結果不但沒法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質而且很可能誘發嚴重的社會不滿情緒產生更多的社會矛盾。

首先，“見義勇為”的現代漢語釋義為“看到正義的事，就勇敢的去做”從這個釋義上看，見義勇為的能動性很強，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見解去衡量什么是“正義”，選擇自己認為是正義的事去做，當然如果人們不去做某件事我們也沒有權利去指責別人。見義勇為是一個道德上的高標準，與我們普通大眾來說這么高的要求不是每個都能夠做到。所以，如果將見義勇為這個高標準的行為規定為法律義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公民自由權的限制這也是不符合憲法要求的做法那就更談不上要收獲成果的目標了。

其次，見義勇為本身就帶有一定的風險性我們在選擇的時候總是有著這樣或那樣問題。如果見義勇為是一個法定義務那么當我們看到遇到一件我們可能會受到一定損失的事我們是該冒著自身的危險去見義勇為，還是該維護自身的利益呢？我想多數人會站在維護自身利益的角度去選自己的行為，維護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時又違反了公民的法定義務這樣不僅不能改變社會冷漠現狀還會加深公民與國家之家的矛盾。所以，見義勇為立法問題我們要多方面去考慮不能一面提倡保護公民的自由權、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一面又將這樣一種與憲法精神沖突的行為確定為法律義務。

一部分人認為應該把見義勇為規定為法律義務也是有道理的，我們都說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如果我們將見義勇為規定為法律義務可以把見義勇為問題從高高的道德層次是拉下來，會使社會的道德水平得到一定的提高。這種觀點有一定的說服性，但是千年以來形成的道德觀不是一個簡單的立法就能夠調整的。思想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們想改變長期以來小農經濟形成的自私、自立的思想觀念就得從思想教育的角度出發思想指導實踐，只有每個人都能把見義勇為當成是一種習慣才能從根本上根除社會冷漠加劇的弊病，表面的行動只能是隔靴搔癢。

綜上所訴，想要改變當前的社會現狀還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我們更呼吁有能力見義勇為的人要積極的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見義勇為群體增加了才能更好的引導社會向著溫暖社會的方向進步。

第四篇：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

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

來源： 作者： 日期：2011-03-31 我要評論(0條)找刑事辯護律師

弘善抑惡、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記載了許許多多有關見義勇為的事跡。這些事跡千百年來在我國民間廣為流傳，婦孺皆知，成為指導人們日常行為規范的準則。歷代統治者從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立場出發，順應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許多有關見義勇為方面的法令法規，以此來懲惡揚善、弘揚正義，適應社會的發展。但這些法令法規因時代久遠和歷史的變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見于不同的文獻典籍中，十分零亂，迄今尚未見學術界有專文進行研究整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筆者試圖對這一問題略作探討，不妥之處祈求教正。中國古代有關見義勇為方面的法律條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為如下三方面的內容。

一、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

自公元前21世紀我國第一個奴隸制政權夏朝建立以來，作為國家重要組成部分的法律制度亦隨之產生。在此后近四千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逐漸發展和完善，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禮法合一”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翻開中國古代的法律古籍，我們會發現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對法律的制定和實施，這與其對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是分不開的。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具有兩種職能，一種職能是為了維護其專治統治的需要；另一種則是為了懲惡揚善，以保障社會的安定和發展，這也正如《漢書·刑法志》中所言的“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禁暴衛善正是體現了法律的后一種職能。從這種思想和認識出發，歷代統治者大都制定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法律法規，以保障見義勇為、懲治邪惡勢力者的切身利益。在現存的先秦文獻中，最早記載有關見義勇為規定的應首推《易經》。《易經·蒙上九》云；“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也就是說，凡攻擊愚昧無知之人，是寇賊行為，會受到懲罰；對于抵御或制止寇賊劫掠行為的人，應受到法律的支持或保護。顯然，《易經》中的這條爻辭含有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因素。在近年來出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中，有《易經·漸·**》爻辭，其文為：“鴻漸于木，或直其寇，轂，無咎。”據從希斌先生研究解釋，“直”，《索隱》“古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在此引申為“遭遇”之義。“轂”，《說文》：“轂，從上擊下也。”這段爻辭的意思是說“與盜寇相遇，擊之無咎”。可見當時的法律已有類似后世刑法中正當防衛的含義，即當自身或社會利益受到侵害時，挺身而出，制止不正當侵害是受法律保護和鼓勵的。先秦時期有關周代的典制文獻《周禮》一書中，也有這方面的法律規定。據《周禮·秋官·朝上》記載：“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盜，指盜取人物，賊，泛指殺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上述兩種犯罪行為危及鄉邑百姓以及自家人的生命安全時，將其殺死無罪。很明顯，這則史料既有正當防衛的含義，也有對見義勇為者法律保護的意思。另據《周禮·地官·調人》記載：“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我們可以把其看作是國家法律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的保護條款，即凡被路見不平、見義勇為者殺死的犯罪分子不允許其家人尋求復仇，若要復仇則依法對其處死。由此可見，西周時期對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還是十分完備和具體的，對見義勇為者的保護也體現了法律追求公平正義的立法精神。由于封建法典注重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權利，所以在現存的秦代法律文獻中，我們經常會見到古人見義勇為的事例。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所引秦代的爰書“盜馬”條記載：“市南街亭求盜才（在）某里曰甲縛詣男子丙，及馬一匹，騅牝右剽；緹覆（複）衣，帛里莽緣領褎（袖），及履，告曰：?丙盜此馬、衣，今日見亭旁，而捕來詣?。”

自西漢中期以后，封建正統的法律思想占據主導地位，德主刑輔、禮律融合的法律體系日趨形成，關于見義勇為方面的規定也更加詳細具體。然而，由于這一時期的法律典籍流傳下來的極少，已很難窺其全貌。但從這些零星的記載中我們仍可以找出漢魏南北朝時期對見義勇為者法律保護的痕跡。如漢朝時規定：“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1983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出土的漢簡記載：“捕盜賊、罪人，及以告劾逮捕人，所捕格斗而殺傷之，及窮之而自殺也，殺傷者除，其當購賞者，半購賞之。”這句話的意思是，追捕盜賊或罪犯，如果盜賊拒捕，雙方發生格斗，因此而殺傷盜賊、罪犯，或盜賊、罪犯自殺，追捕者免除刑事責任。若法律規定對于追捕者給予獎賞，“半購賞之，”即給予一半的獎勵。從該法律條文的立法意圖來看，顯然有利于保護捕獲盜賊之人，而不利于犯罪分子。晉朝的法典中有盜傷縛守和斗殺傷傍人的條款，由于《晉律》早已佚失，其內容不得而知，筆者推測，應與漢律的精神大體相同。南朝梁武帝時，下詔禁止挾私復仇。據《梁書·武帝紀》記載：“太清元年八月詔：緣邊初附諸州郡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叛逃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諐，并不得挾以私仇，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梁朝禁止罪犯而逃亡，若因私報復，則治以重罪。這里也有對糾舉者保護的意思。北周時期，法律規定，“盜賊群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仇者，告于法自殺之，不坐。”從這些法律規范來看，都有對見義勇為者進行法律保護的思想。

隋唐時期是我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成熟的階段。隋唐時期的許多法律規定都直接來源于南北朝，對此，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早有高論，此不多贅。現存的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議》一書中，對見義勇為的規定更為詳細。據《唐律疏議》卷28“被毆擊奸盜捕法”條記載：“諸被人毆擊折傷以上，若盜及強奸，雖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即奸同籍內，雖和，聽從捕格法。”長孫無忌等對此作了疏議：“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折指以上，若盜及強奸，雖非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傍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殺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條《捕格》之法。”也就是說，唐律中對于實施犯罪行為的不法之徒不允許其反抗和逃跑，必須束手就擒。若其反抗和逃跑，傍人對其格殺勿論。在《唐律疏議》卷28“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條更是體現了唐律保護見義勇為者的立法意圖：“諸捕罪人而罪人持杖拒捍，其捕者格殺之及走逐而殺（走者，持杖、空手等），迫窘而自殺者，皆勿論。”為了避免濫殺無辜，唐律對于失去抵抗能力而殺死罪犯者也給予了懲罰：“已就拘執及不拒捍而殺，或折傷之，各以斷殺傷論；用刃者，從故殺傷法。”可見，唐律中對見義勇者給予了更加寬泛的權利，以利于其維護自身及他人的安全。當然，法律也考慮到了為避難濫殺，不利于司法機關審訊，對于不拒捕而殺之者，要追究其刑事責任，維

護了法律的嚴肅性。

宋代法律制度沿續了唐朝對見義勇為的規定。據《宋刑統》卷28記載：“有人毆擊他人．折齒、指以上，若盜及強奸，雖非被傷、被盜、被奸家人及所親，但是旁人，皆得捕系，以送官司。《捕格》法準上條，持杖拒捍，其捕者得格之，持杖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其拒捕不拒捕，并同上條捕格之法。”

在我國西北少數民族西夏政權制定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3“追趕捕舉告盜賞門”中，也有兩款是對于見義勇為者保護的內容：其一，規定：“諸人已為盜詐時，畜物主人及喊捕者求別人幫助，于盜人逃后追趕，除先追者外，其他人見其盜追趕者，將盜人射、刺、杖、斫，盜人死傷時，追者不治罪。若盜人自還給，請捕，已入手后，貪人畜物，若以錯置無理而殺時，使與第七卷上逃人自還來喚處時，喊捕者被他人殺毀罪狀相等判斷。所殺盜竊犯應得短期徒刑者，當與殺人從犯相同。其中盜人已捕一部分而一部分未入手，被他人自進時，追趕者□失，使強力而殺傷盜人，當比前有罪狀上減一等。”其二，“偷盜物入己手，物主追趕，盜人以強力相向，殺傷物主時，以強盜殺傷人法判斷。又他人助趕捕盜以及物主家處他人、住客被盜人殺傷時，當與殺傷物主罪相同。” 宋代以后，許多朝代仍沿襲了以前的規定。如明律規定：“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清朝的法律嚴格保護追捕盜賊者的人身安全，據《大清律例》卷23“強盜”條記載：“若竊盜臨時有拒捕及殺傷人者，皆斬。”“其竊盜事主知覺，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贓犯持杖拒捕，為捕者格殺不問，事主鄰佑，俱照律勿論。”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以后一些封建政權在制定保護見義勇為者的法律條款時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即見義勇為者在同不法分子搏斗時被罪犯傷害，國家拿出一定的資金給予撫恤，以保證傷害者個人及其家屬正常的生活需求，鼓勵更多的人同犯罪行為作斗爭。如在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刑部規定：“其犯罪拒捕拿獲之人被傷者，另戶之人照軍傷，頭等傷賞銀五十兩，二等傷四十兩，三等傷三十兩，四等傷二十兩，五等傷十兩。”“如營汛防守官兵捕賊受傷者，照綠旗陣傷例分別給賞；若被傷身亡者，亦照綠旗陣亡例分別給與身價銀兩。”其這些規定，說明清代的法律制度對見義勇為者的保護已從單純的人身安全保護擴展到對其生活的保障，這也反映了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法律規定更加趨于完善和合理。

二、對見危不救的懲罰措施

中華民族是一個正直、勇敢的民族，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及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人道主義精神千百年來已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打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然而，也有一些人，從利己主義立場出發．面對邪惡勢力及危害社會安全的現象不是挺身而出，而是無動于衷或縮手縮腳。長此下去，勢必會導致邪氣上升，正氣下降，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針對這種情況，許多朝代都專門制定了法律條文，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給予嚴懲。在我們所見到的材料中，對見危不救者的懲罰最早可上溯到秦朝，或許會更早些時候。1975年，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戰國未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十一號墓保存子大量的秦代法律竹簡。我國考古工作者對其進行分類整理，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一書。在這部秦代法律文獻中，有—篇《法律答問》，其中就記載了對見義不為的法律懲罰措施，法律規定：“賊入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這句話的意思是：有賊入甲家，將甲殺傷，甲向四鄰呼救。若四鄰、里典、伍老皆外出不在家，沒有聽到叫喊捉賊的聲音，若情況屬實，四鄰可免于處罰；典、伍雖不在家，仍應治罪。若四鄰在家而不前去救助，顯然要遭到法律的制裁。又據；“有賊殺傷人沖術，皆旁人不援，百步中此■（野），當貲二甲。”這句話的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殺傷人，道旁的人不加以援救，凡距離在百步之內者，應罰二甲。漢魏南北朝時期，有關這一階段的法律文獻早已佚失。但在其他的文獻中仍有類似的記載。如漢代的《急就篇》中就有：“變斗殺傷捕伍鄰。”意思是說，鄰居中有打斗之事而殺傷人命，隔壁的伍鄰應前去制止而未去，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對于伍鄰之人應予論罪。晉朝的法典中有“遭劫不赴救”的條款。程樹德先生認為“當時以比附定罪。”晉律對于“遭劫不赴救”的處罰十分嚴厲。南朝劉宋統治時期，依據“遭劫不赴救”條款，竟然對于盜墓掘冢的行為也比照不救助處罰，據《宋書·沈約自序》記載：“孝武于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軍征虜將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事，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以晦其跡；強劫之黨，必喧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為無人之鄉，邱垅非恒途所踐，至于防救，不得比之鄰郭。督實劾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劫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止非之憲，宜當其律。”

及至唐代，對見危不救、見義不為之人的處罰更加詳細具體，在《唐律疏議》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法律條款。如該書卷28中曾規定：“諾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若“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得助者，勿論。勢不得助者，謂隔險難及馳驛之類”。此外，在唐律中還有對于諸如發生火災、水災等重大險情應及時通知官府或他人救助的法規。《唐律疏議》卷21記載：“見火起，燒公私廨宇、舍宅、財物者，并須告見在及鄰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減失火罪二等”，即合徒一年。唐律中的這些法律規范，體現了封建法律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法律功能日趨成熟。在同時期我國西北少數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政權制定的法典中，對于見危不救行為的處罰則適用恥辱刑，即對于怯懦者給予羞辱的刑罰。據《新唐書·吐蕃傳》記載：“敗懦者垂狐尾后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在敦煌出土的法律文書P、T、1071號《狩獵傷人賠償律》中也規定：“因而被牦牛傷害致死，對不救者之懲處為：罰銀五百兩給死者一方。若因未救而致傷，其懲罰為：罰銀二百五十兩，交與自牦牛身下幸免者。”從該法律文書我們看到，古代藏族對于見危不救的懲罰措施有二：其一是財產處罰，罰銀五百兩給死者；其二是恥辱刑，為見危不救者掛狐皮，以示其怯懦之意。宋代法律制度中有關見危不救的法律規范與唐律大體相同。如《宋刑統》卷28“被強盜鄰里不救助”條云：“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在“將吏追捕罪人”條中載：“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告道路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勢不利助者勿論。”卷27中有“見火起，應告不告，應救不救”的懲罰措施。我國少數民族西夏政權制定的法典也有對見危不救處罰的條款，其中規定：“家主中持拿盜竊者時，鄰近家主當立即協助救護。若協助救護不及，不往報告時，城內城外一律所屬大人、承旨、行巡、檢視等徒一年，遷溜、檢校、邊管、盈能、溜首領、行監知覺，有位人等徒六個月，此外家主徒三個月。又已與盜相遇，趕及不往報告時，有官罰馬一，庶

人十三杖。”

宋以后至明清，許多朝代的法典中也有類似的規定。元代的法典《大元通制條格》卷19記載：“至元十四年七月，欽奉圣旨立按察司條畫內一款節該：守土官常切覺察，毋致盜賊生發，或有賊人起于不意，即時申報上司，并行移鄰近官司，并力捕捉。如申報稽遲，并有失察覺，致令滋蔓，結成群黨者，糾察。”在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元世祖下圣旨曰：“賊根底民官、軍官一處鎮壓者，賊生發呵，一處拿者，賊根底拿不獲呵，罪過他每根前要者。欽此。”大德四年（1300年）九月中書刑部呈：“大都路申，右衛軍營見于永清縣所轄地面置立，其本縣設尉司弓兵即系職掌捕盜，雖是本衛編立牌甲，自行巡捕，止合拘鈴軍人，終非有司。擬合令永清縣于本衛關廂巡捕。本部擬得：古衛關廂如遇火盜生發，既責有司官兵捕限根緝，合依大都路所擬。”上述三條法律條款就有對見危不救施以懲罰的意思。明代的法典《大明律》中也規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他人，不即阻當、救護，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 清代法律對于見危不救行為的立法規定的十分瑣細，其中規定：“強盜行劫，鄰佑知而不協拿者，杖八十。”如果前往救助的哨兵不積極救助，反而哄搶財物者，處罰更為嚴厲，比照江洋大盜例處罰，據《大清律例》卷24“白晝搶奪”條記載：“凡出哨兵弁，如遇商船在洋遭風尚未覆溺，及著淺不致覆溺，不為救護反搶取財物拆毀船只者，照江洋大盜例，不分首從梟示。如遭風覆溺，人尚未死，不速救護，止顧撈搶財物，以致商民淹斃者，將為首之兵丁，照搶奪殺人律，擬斬立決；為從，照傷人律，擬斬監候。所搶財物照追給主。”如果“見船覆溺阻撓不救，以致淹斃人命者，為首阻救之人，照故殺律，擬斬監候；為從，照知人謀害他人不即救

護律，杖一百。”

總之，自秦代以后，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制定了對見義不為者予以嚴懲的法規。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見危不救、見義不為的行為不但與封建的倫理道德不相合拍，更不利于弘揚正氣、懲治邪惡。長此下去，還會造成邪惡勢力抬頭，社會道德出現淪喪，民眾對社會產生不滿情緒，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有鑒于此，各朝統治者都制定了相關的法令法規，以防止上述情況的發生。

三、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措施

為了鼓勵更多的人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為了能在社會中樹立一種弘揚正義、懲治邪惡的社會風氣，許多朝代的統治者還頒布了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法令，甚至像秦、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還把對見義勇為者的獎勵措施寫入國家的法典之中。秦朝是我國封建社會中較早實施對見義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政權。在新發現的湖北云夢秦簡《法律答問》篇中，即有“捕亡，亡人操錢，捕得取錢”的規定。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凡捉獲逃亡的盜賊，逃亡者身上攜帶錢財，錢物歸捕者所有，以獎勵捕者。秦律又規定：“所捕的人在耐罪以上可以取錢”，對于取錢的范圍作了限制。秦律中對于見義勇為者的獎勵辦法規定的十分細致，具體表現為：其一，假如罪犯隨身沒有攜帶錢財，秦律規定則由國家獎賞。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甲告乙賊殺人，非傷■（也），家當購，購幾可（何）？當購二兩。”這句話的意思是：甲控告乙殺傷人，經訊問乙是殺死了人，并非殺傷，甲應受賞，獎賞多少？應獎賞黃金二兩。如“捕亡完城旦，購幾可（何）？當購二兩。”對于捕獲逃跑的罪犯，法律規定亦應由官府獎賞黃金二兩。其二，秦律規定了私家奴婢盜竊錢財，亦由國家獎勵的措施。“或捕告人奴妾盜百一十錢，問主購之且公購？公購之之。”該條秦簡的意思是：私家奴婢盜竊一百一十錢，有人捕獲告官，問應由主人給予獎賞還是由官府給予獎賞？法律規定由官府給予獎賞。漢朝繼承了秦律的立法精神，法律對于見義勇為，能捕獲盜賊者也給予了物質獎勵。據《張家山漢墓竹簡·捕律》規定：“□（捕）亡人、略妻、略賣人、強奸、偽寫印者者棄市罪一人，購金十兩。刑城旦舂罪，購金四兩。完城□二兩。”若數人共捕罪人而當購賞，欲相移者，許之。漢朝法律還規定，對地方小吏能捕獲盜賊的行為可以給與職務是的遷升。據《張家山漢墓竹簡·盜律》規定：“徼外人來入為盜者，要（腰）斬，吏所興能捕若斬一人，拜爵一級。不欲拜爵及非吏所興，購入律。” 見義勇為的行為不僅表現在能捕獲盜賊上，有時對于那些敢于捕殺危及人們生命財產安全的猛獸也可視為見義勇為的行為。兩漢時期，許多地方因人煙稀少，猛獸經常出沒，危害百姓人身及財產安全，為了保護民眾的利益，封建政府經常出臺一些獎勵措施，鼓勵勇為者為民除害。據張鵬一《漢律類纂》（1907年仲秋序）中所列舉的《捕律》條記載：“捕豺■購錢百（《說文》引律），虎，購錢三百（《爾雅》郭濮注作三千，清段玉裁曰：沿漢律也），其狗半。” 漢律的條款為晉朝所沿襲，據《太平御覽》卷892《獸部四》引《晉令》云：“諸有虎處，皆作檻穽，籬柵皆施餌，捕得大

虎，賞絹三匹，虎子半之。”

隋文帝時期，由于都城長安(今陜西西安市)白日里經常發生搶劫盜竊現象，文帝問群臣禁斷之法，未等大臣回答，隋文帝便想出了辦法，他下令：“有能糾告者，投賊家業產，以賞糾人。”這種辦法果然奏效，一月之間，“內外寧息。”

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唐代政府頒布了對見義勇為、捕獲犯罪分子者給予獎勵的法令，具體內容如下：“諸糾捉盜賊者，所征倍贓，皆賞糾捉之人。家貧無財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贓者，并計得正贓，準五分與二分，賞糾捉人。若正贓費盡者，官出一分，以賞捉人。即官人非因檢校而別糾捉，并共盜及知情主人首告者，亦依賞例”。開元時期的這項法令開創了國家對見為勇為者給予物質獎勵的先河。唐代《開元令》中對于為民除害，捕殺猛獸的行為也給予了獎勵，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諸處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得即送官，每一頭賞絹四匹；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匹。若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匹。其牧監內獲豹，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子各半之。”

在同時期我國少數民族建立的吐蕃政權制定的法律中，對于見義勇為的獎勵措施十分獨特，如在P、T、1071號《狩獵傷人賠償律》中規定：“若從牦牛身下救人，被救者則以女兒賞之，無女則給妹，無女無妹則給銀二百兩。” 宋代沿襲了唐玄宗開元時期的規定。《宋刑統》卷28引宋朝《捕亡令》的條款，因與唐代相同，此不重述。宋真宗景枯二年(1035年)，為了從重打擊搶劫盜竊犯罪分子，北宋政府特頒布廠獎賞令。“能告群盜 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號召人們起來揭發盜竊殺人的罪犯。康定元年（1040年），又下詔：諸處強惡賊有未獲者，“如能巧設方略，親行斗殺有勞，當超資酬獎。”自宋仁宗以后，獎勵告奸之風更盛，其中規定：“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資以賞告人”，囊橐死罪者，“籍其家資之半為賞”。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樞密院又提出，淮南群盜，凡能“獲首領賞錢六百千。”其后賞法愈來愈密，賞格也愈來愈高。南宋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七月下詔：“捕獲海洋劫盜，除所屬保奏推恩外，……捕獲海船賊徒每只十人以上，支錢三百貫，二十人以上支錢四百貫，三十人以上支錢五百貫。”提高了賞賜的額度。在這一時期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金代政權中，也有對見義勇為者賞賜的辦法。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更定品官及諸人親獲強盜官賞制。” 說明金代亦曾實行過對見義勇為、捕獲強盜的行為給予獎勵的辦法。二十世紀初，在我國西北地區的黑城發現了古代西夏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其中對于能緝捕盜賊之人的賞賜更為詳細，具體的規定有：其一，捕盜賊見等賞賜法已明，依條下有，當由盜人出，盜人無有，貧窮無力出，由家門出工仍不足，則由知盜分物、買、抵債、使典當、接狀中間人等出，其人亦不能，則由畜物主得償還物中，二十緡中分成二份，一份當給追捕、首告賞。二十緡以上每十緡當抽出二緡給賞。若畜物主所得賠償甚少，不足按份給償數，則當由官賜給。其二，舉告強盜賞賜之法，依人數及物量分為兩種：盜人多，物甚少，則一人二十緡，十人以上一律二百緡。若人數甚少而物很多，則當于全部二十緡中等分，其數以上每十緡中當出二緡，勿超過二百緡。賜舉告賞時，將人數、物量自共比較，當得其高者。其中舉告群盜賞亦依強盜法判斷。其三，舉告偷盜之法，當依前述人數甚少物數甚多法賞賜，當勿超過一百五十緡。其四，捕盜及見盜賞法，見盜賞當在舉告賞數上算，應得三分之一。捕賞當于見賞數上算，二分中當賜一份。若盜者強橫，設置密謀，自行捕捉，則當在見賞上增利一分。捕、見盜者人多，亦當共同等分之。元朝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來的政權。在元代的法律典籍《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條格》等文獻中，曾有多處記載了官民捕獲盜賊，政府給予獎勵的條款和事例。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時期，就頒布過獎賞令：“諸人告或捕獲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一名二十五貫。應捕人告或捉獲強盜賞鈔比諸人減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財產不及，官司補支。”以后，元朝許多皇帝都參考了上述規定并付諸實施。如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下令放支捕盜賞錢，“諸人告獲強盜，每名官給賞錢至元鈔五十貫，竊盜二十五貫，親獲者倍之”。若有獲賊起數照勘明白，“無準折爭功之人，必合理賞者。令本處就放橫取贓罰錢內給付。如不敷，于際留年銷支，持錢內補支，相應為此。”元仁宗時，針對地方官府拖欠捕獲盜賊賞錢的情況，中書刑部在皇慶元年(1312年)十月下達命令：“捕獲強竊盜賊，贓伏已明，許令有司隨即贓罰錢內支賞，庶使人肯用

心。”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八月，對有些地方老虎經常傷人，危害地方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情況，元朝中央政府特制定了獎勵措施：“議得凡有虎害去處，擬令本處官司嚴勒官兵及打捕之人多方捕殺，或不系應捕之人自愿設機捕獲者，皮肉給付充賞。” 明朝時期，除了對勇于捕獲盜賊者給予物質獎勵外，還試行了賞官制。在洪武元年(1368年)頒布的《大明令》中規定；“凡常人捕獲強盜一名、竊賊二名，各賞銀二十兩，強盜五名以上，竊盜十名以上，各與一官。名數不及，折算賞銀。應捕之人不在此限。”可見，明代對捕獲盜賊者的獎賞僅限于常人，也就是說獎勵那些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的人，鼓勵更多的人見義勇為。清代沿襲了前朝的獎賞規定。據《大清律例·刑律賊盜中》記載：“如鄰右、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獲強盜一名者，官給賞銀二十兩，多者照數給賞”。如見義勇為者在與歹徒搏斗時受傷，清朝法律規定：“受傷者，移送兵部驗名等第，照另戶及家仆軍傷例，將無主馬匹等物，變價給賞。其在外者，以各州、縣審結無主贓物變給。如營汛防守官兵捕賊受傷者，照綠旗陣傷例，分別給賞。若被傷身亡者，亦照綠旗陣亡例，分別給與身價銀兩。” 對于海上救護商船及其遇難人員，《大清律例》卷24亦規定了獎勵辦法：“有能救援商船不取財物者，該督撫亦酌量給賞。”

綜上所述，自西周以來，中國古代歷朝政府對于見義勇為的行為皆有過明確的立法。只不過由于歷史的變遷，許多法律規定早已淹沒于史海之中。但透過這些零散的記載，我們仍可看出其發展變化的軌跡，即從最初對見義勇為者的法律保護發展到后來對見義不為者的嚴懲、以及對見義勇為者的物質獎勵等，這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它反映了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始終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既保障了見義勇為者的正當權益，使他們在同犯罪行為及危害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行為作斗爭時不至于縮手縮腳，又有助于弘揚正義，抑制邪惡勢力，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古代關于見義勇為的立法是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體現，是中華民族智慧優秀法律文化的結晶，即使在今天對我國現階段的立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出處:法律思想網

第五篇：見義勇為受損者國家賠償之立法探討

見義勇為受損者國家賠償之立法探討

摘要：對見義勇為僅作道德評價是不夠的，應強化對見義勇為的法律評價。然而，盡管我國目前的法律對見義勇為作出了積極、肯定的評價，但仍存在著不足。本文通過對見義勇為受損者私法救濟之不足，提出公法救濟之構想，以期完善對見義勇為受損者的法律救濟。

關鍵詞：見義勇為受損者 私法救濟 國家賠償

2009年長江大學大學生救人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人們給予了陳及時、方招、何東旭等十幾名大學生以極高的贊譽。其中，遇難的三名大學生還被批準為革命烈士。長江大學為此給三名遇難大學生家庭各50萬元的獎勵。我想人們或許會為此感到欣慰，這也算是一起讓英雄“流血不流淚”的事跡，毫無疑問，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一個高素質的國民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是值得我們大力弘揚，大力保護的。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可能企盼所有見義勇為者都成為新聞媒介的關注焦點，進而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經濟學告訴我們純粹的倫理說教將成為歷史，市場倫理秩序的建立不能沒有制度和規則，法律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將上升為更重要的道德推動力量!而國家公法的介入無疑是對見義勇為行為的最高贊譽！我們極力推崇道德，把它視為法的精神支柱，我們努力追求道德的發揚光大，為此，我們必須為道德提供法律保障，我國目前就見義勇為受損者的法律救濟問題。私法對此已作出相應調整但存有諸多弊端，且無法超越其自身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公法的介入無疑成為一劑良藥！

一、見義勇為行為法律之界定

（一）見義勇為行為的含義

見義勇為行為是指公民為保護國家、社會、集體的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或搶險、救災、救人的行為。其含義從民法角度上可以這樣界定：“沒有法定或約定的義務，在緊急情況下，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或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侵害或危險而作出了不顧個人安危，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合乎社會正義的危難救助行為。”①

（二）見義勇為行為有以下四個特征

第一，高度的人身危險性。見義勇為者救人于危難之時，常常要冒著生命危險。實踐中，見義勇為者受傷致殘的為數不少，有的甚至獻出了寶

貴的生命。

第二，緊急性。見義勇為行為常常是在非常危急的時刻，未能及時獲得國家力量的有效介入的情況下作出的。若當事人不能獲得及時援助，就有財產人身受到侵害的危險。

第三，利他性。見義勇為者實施其見義勇為行為純粹是一種利他行為，目的是為了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免受侵害，維護公共秩序與安全。

第四，結果的雙重性。見義勇為者通過其行為，一方面維護了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又給其他人帶來了公共安全感，維護了公共秩序和安全，所以，見義勇為行為也是對公共利益的維護。

（三）見義勇為行為的構成要件

（一）行為人實施了危難救助行為，是在危急的情況下作出的，并且因此而承受到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險。見義勇為行為是不負特定職責或義務的公民不顧人人安危而實施的危救助行為，從社會本質來看，具有“義”和“勇”的雙重特征。“義”是指社會正義，“勇”是指不怕流血犧牲，敢于在重大的危險甚至生與死的考驗面前作出某種正義之舉。因此，見義勇為行為必須是在危難情勢下作出，行為人并為此構成的首要條件。構成見義勇為，還必須是行為人因實施該行為而使自身承受一定的人身危險。見義勇為與一般的助人為樂行為相比較，體現出來一種更為高尚的思想境界，立法上應予以正確區別和界定。

（二）沒有法定或者約定的救助義務。法定的義務有三種：其一，法律明文規定的特定義務。其二，職務上或業務上要求履行的義務。其三，由行為人某種先前行為所引發的義務。約定的義務主要是指救助者與被救助者根據合同約定而產生的某種具體義務。只有行為人無上述法定或約定的義務而實施的救助者行為，才可以構成見義勇為行為。否則，負有某種特定義務的人，即使實施了某種危難救助行為，也稱不上是見義勇為行為。

（三）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公、私利益免受或少受損害的目的。這一主觀要件就決定了并非一切客觀上實施了危難救助行為均能稱為見義勇為行為。如誤將他人事務當作自己事務而作的防衛行為，為了獲得報酬而實施的危難救助行為，為自身利益而實施的具有一定人身危險性的行為，均缺乏為他人謀利益的主觀要件，不應列入見義勇為行為之列。

（四）行為主體是具有一定意思能力的不特定多數人。見義勇為行為 的主體是不特定的多數人，除依照法律規定或者約定實施特定的救助行為以外，凡具有一定意思能力的公民都可成為見義勇為者應當具備行為能力。即對于社會正義應有較為明確的判斷，對自己行為的合法性以及可能產生或已經產生的法律后果，有一定的預見和判斷的能力。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見義勇為行為的法律性質是一種事實行為，而非法律行為。法律行為以意思表示為其要件，其意思中必須包含有效意思，行為人還必須將自己的意思表示于外部而為他人所知。因此，實施法律行為的主體應有相應的行為能力。而見義勇為則不同，法律雖然也要去行為人必須具有維護他人利益的意思，但這并非發生某種法律效果的意思。見義勇為的內容及效力完全基于法律的直接規定，而不問行為人是否具有此種效果意思。此外，行為人的意思表示也無需表示于外部。②

二、我國關于見義勇為受損者救濟的立法現狀和私法救濟的缺陷分析

（一）我國關于見義勇為受損者救濟的立法現狀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總結的那樣：“些實施見義勇為的行為人死亡后，其家屬向受益人或者有關利害關系人提出索賠請求。受理案件的法院有不少是適用《民法通則》第109條規定所采用的公平原則進行處理，有的是按照《民法通則》第93條規定的無因管理的原則和精神作出判決，確定受益人的相應補償或者賠償責任的。”③在我國理論界，對見義勇為行為實行法律救濟，在適用法律上有不同的主張。

第一種主張認為，其最早源于《民法通則》第109條規定：“因防止、制止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的財產、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受益人也可以給予適當的補償”。根據學者的解釋，第109條是倡導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和追究民事責任相結合的條文。本條文的基本精神是提倡和鼓勵公民采取積極的措施防止、制止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他人的財產、人身遭受損害。因為上述行為而使自己受到損害的，侵害人承擔賠償責任，受益人也可以給與適當的補償。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簡稱《民法通則若干意見》）第142條規定，被理解為是對《民法通則》第109條規定的進一步解釋：“為維護國家、集體或他人合法權益而使自己受到損害，在侵害人無力賠償或者沒有侵害人的情況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請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受益人收益的多少及其經濟狀況，責令受益人給予適當的補償。”根據這兩條規定，見義勇為者僅僅只能在侵害人無力賠償或者

沒有侵害人的情況下，請求受益人給予適當的補償。也就是說受益人并非侵權人，其承擔補償責任并不是因為其有過錯，而是基于對損害的分擔。從侵權損害賠償的角度看，因見義勇為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與受益人應當是利益共同體。對受害人的救助，從長遠來看應當是社會的責任。但在缺乏響應機制的條件下，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受益人，適當分擔損害，給受害人以補償，是符合公平原則的。

第二種主張認為，見義勇為行為應當適用《民法通則》關于無因管理的第93條規定，“沒有法定的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進行管理或者服務的，有權要求受益人償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費用”。對此，《民法通則若干意見》第132條又明確解釋：“民法通則第93條規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務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償付的必要費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務活動中直接支出的費用，以及在該活動中受到的實際損失”。根據這兩條的規定可以得出結論：在無因管理過程中，管理人受到人身損害的，可以向本人請求賠償。無因管理在外延上包含見義勇為行為。見義勇為通常是在危難情況下作出的，且行為者一般要冒著一定的危險，見義勇為行為屬于一種更高層次上的無因管理行為。所以，見義勇為者受到人身損害的，他作為管理人可以向本人提出請求賠償。對于在無因管理過程中管理人遭受人身損害的法律救濟，大陸法系國家一般由無因管理(適合無因管理、不合意而有利之管理及不合意而不利之管理)、不真正連帶（第三人應當對管理人承擔法定的賠償責任的同時，本人也應當依法向管理人承擔法定的賠償責任，此二債務并非具有主觀的共同的目的，只是客觀上的目的同一，因此稱之為不真正連帶債務）和讓與請求權制度（在無因管理的情況下，管理人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人身傷害的，而本人先行賠償后，本人應當先向管理人請求讓與其對于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再向第三人求償）等相互配合來予以實現。

第三種主張認為，因見義勇為而遭受損害的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簡稱《人身損害賠償的若干解釋》）第15條予以一個說法：“為維護國家、集體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損害，因沒有侵權人，不能確定侵權人或者侵權人沒有賠償能力，賠償權利人請求受益人在收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對此，有學者提出，本司法解釋第15條實際上是對《民法通則》第109條和《民法通則若干意見》第142條的繼承和完善，但并沒有根本改變原來法律規定⑤

（二）我國關于見義勇為受損者司法救濟的缺陷分析

對見義勇為損失者的私法救濟主要是指民法救濟，民法在見義勇為行為的適用上，存在下列弊端。

1、侵害人賠償的弊端分析

侵權責任是民事責任的重要類別，侵權必擔責，也是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我國《民法通則》及相關的法律對此有明確規定。國家在對見義勇為行為人補償時，要對侵權責任人進行追償，同時在處理見義勇為事件時也要求侵權行為人對見義勇為行為人及時而有效的賠償。但事實卻往往是對見義勇為行為人不利，因為侵權人有賠償能力的，也不會主動賠償，需要通過司法途徑，由見義勇為者用法律手段去求償，很費時間、精力，成本很高；侵權人無賠償能力或賠付困難的，見義勇為受損者將立即陷入困境，利益受到損害，同時也會影響到人們對見義勇為的看法和評價，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將見義不為，世風日下。這是私法救濟不力產生的不良后果，將由整個社會付出代價；況且對于沒有侵害人、受益人又不具體或不確定的見義勇為行為，見義勇為受損者的損失將由誰來賠償或補償，這是私法救濟的盲區，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2、受益人補償的弊端分析

受益人補償時對見義勇為行為基于無因管理性質和公平責任原則的精神而產生的。受益人因見義勇為者的行為而受益，理應對因此遭受損失的見義勇為者加以補償，其目的就是要使見義勇為者及時而有效的得到救濟。但是受益人補償有幾點弊端：首先，它作為私法救濟的手段削弱了見義勇為的社會價值和社會效應，把見義勇為行為等同于一般的無因管理行為，而忽視了它弘揚社會正氣，有利于社會健康、和諧的意義；其次，受益人的補償只是部分補償，而不是全部補償，那么，見義勇為受損者的損失還有相當一部分需要自己承擔，這是不公平的；再次，受益人若無補償能力，受損者又從何處得到補償？而受益人在無過錯的情況下還要承受官司之苦，對受益人也是不公平的。救人者與被救者對簿公堂、反目成仇，也是悖于見義勇為本身的初衷和目的。因此，對見義勇為受損者的法律救濟主要通過私法救濟是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也不能體現出見義勇為行為應有的社會價值。⑥

三、見義勇為受損者國家賠償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

1、從主體角度來說，由于國家賠償是國家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活動中的侵權損害承擔賠償責任。因而，公務行為的范圍將直接影響到國家賠償范圍。在以往，公務行為僅限于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公務員身份，國家才會賠償。現在一些國家，公務行為不再限于公務員的行為，加害人是否具備公務員身份并不是判斷責任歸屬的關鍵，主要的是看其行為是否屬于公務行為。從廣義角度解釋公務行為，也就會使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被授權從事公務的組織的成員、各公共團體的職員乃至于自愿協助公務的人員等，都納入到“公務員”范疇中，從而相對擴大了國家賠償范圍③

2、從歸責原則角度來看，我國國家賠償法在歸責原則問題上選擇了“違法原則”，即構成國家侵權行為的要件之一就是該行為“違法”。近幾十年來，在國家賠償實踐中，不少國家嘗試采用危險責任、公平責任、結果責任等無過錯責任原則，逐步形成了以一種歸責原則為主，以其他責任原則為補充的國家賠償歸責原則體系。這樣，無論就其立法宗旨還是實踐效果來說，都大大拓展了國家賠償范圍。見義勇為者的損害賠償如果按歸責原則的話，似乎也應該屬于無過錯原則，因為受益人和見義勇為者本身都無過錯，也都無違法行為，但見義勇為的風險是存在的，為了提倡這種高尚的行為，國家應將其列入國家賠償范圍，按無過錯責任原則，由國家與受益人承擔連帶責任，從而保障見義勇為者的權益。

3、從對“職務行為”的理解角度來看，我國國家賠償法明確規定了職務侵權行為的賠償責任，而對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不作為、委托行為、假冒行為等引起的損害是否承擔賠償責任未作規定，這一問題有待于國家立法或司法機關作出明確解釋。從法理上分析，見義勇為行為是行政協助行為。因為，見義勇為者在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益正在遭受不法侵害和自然災害的損害時，沒有對其進行維護的義務，而國家有義務保護這些合法權益免受侵害。④而見義勇為者通過自己的行為，幫助政府履行法定職責所以它是一種行政協助行為，既然見義勇為行為是行政協助行為，是幫助政府履行法定職責且具有公益性的行為，那么由此產生的后果應由政府承擔，而不是當事人承擔，見義勇為者在實施該行為時所受到的損失理應由國家財政負擔。

4、從國家追償權角度看，國家追償權，也是國家賠償法的重要內容

之一，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或者在無法定情形下，損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國家對賠償請求人承擔了賠償責任后，可以要求有過錯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承擔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的法律制度。對于見義勇為者的損害賠償適用國家賠償，也可以通過國家追償追究侵權人（如果有侵權人）和受益人的責任，根據過錯原則或根據無過錯原則進行追償，從而減輕國家負擔。

（二）可行性分析

當為之事也未必一定是必為之事。制約見義勇為立法的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成本費用的問題。雖然為見義勇為立法對社會風尚之形成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但需要投入的成本是不能避而不見的，如果這些成本過高，相對來說受益太小，這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功利性要求，所以為見義勇為立法的法律成本就很值得斟酌。

首先，來看支出。一是體制上的支出。要為見義勇為立法，必然要設立相關的部門，這部分投入只需行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負責或在綜治辦中單辟一個見義勇為小組，并不像我們之前想象得那么規模浩大，成本應在可接受范圍之內。二是對見義勇為受損者的損害賠償投入，對此我們主張由國家承擔先行賠償責任，事后國家有關部門可代見義勇為受損者向侵害人追償或者要求有經濟能力的受益人補償；對于沒有侵害人，受益人或侵害人，受益人無力承擔的，按照下列辦法解決：

（一）參加社會保險的，由保險機構按規定支付，不足部分，所在單位為國家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由所在單位支付，其他人員由行為發生地縣級人民政府負責解決。

（二）未參加社會保險的，所在單位為國家機關、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含社會團體）的，其費用由所在單位支付；其他單位或者無工作單位的，由行為發生地縣級人民政府負責解決。

其次，來看一下用于平衡支出的部分，一是資金的來源。見義勇為基金的來源主要有：

（一）政府專項撥款；

（二）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個人和社會捐贈；

（三）向社會募捐；

（四）其他合法途徑。可見，資金來源是比較豐富的，而且，由于對見義勇為者捐助的良好社會影響，使其具有一定程度上廣告宣傳的效應，許多企業單位為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提高知名度，往往會不吝解囊。所以，在資金來源上不會侵占政府太多的財力。二是社會治理上的收益。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使投入再多，只要物有所值還是應該支持的。首先，這有利于社會正義風尚的形成，這無

疑是一種高級收益。其次，它可以鼓勵人們實施見義勇為的行動，使“全民皆兵”，與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減輕了國家的治安管理投入，增加了違法犯罪者的心理恐懼感，從而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這無疑會使國家社會受益良多。

三、見義勇為受損者國家賠償的立法措施

（一）補償程序的啟動

按照程序的啟動主體來分，國家補償程序主要分為主動補償程序和應申請補償程序，筆者認為見義勇為者損害具有個別性，因此補償程序應以應申請補償程序為主。

首先，申請。通常由受到損害或損失的相對人向補償義務機關提出補償請求，并提供相關的證據材料。其次，審查和調查。補償義務機關必須對申請人提出的補償申請和相關的證據材料進行審查和調查，從而驗證申請人提出的證據、材料是否真實、是否符合補償條件。再次，聽取意見。補償義務機關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并將擬作出的補償義務機關就補償方式、標準等進行協商，盡量達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補償協議。最后，裁決。若達不成補償協議，則由行政機關依法作出裁決。裁決中應寫明補償的原因和理由、補償的方式、補償標準以及補償的期限，并告知申請人享有行政復議權和行政訴訟權及其時效。相對人如果對行政機關的補償數額有異議，或者行政機關逾期不作補償決定的，均可以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途徑尋求解決。

必要時，國家可以采取主動補償程序，主動發出補償通知，后續程序參照依申請補償程序。⑨

（二）見義勇為行為的確認

1、確認機關

現有見義勇為者保障和獎勵的地方政府規章對見義勇為行為確認機關的規定不一，主要有民政部門、行為發生地的縣級公安機關、市和區、縣綜治委設立見義勇為評審委員會等。筆者傾向于行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來擔任確認機關。

2、確認依據及舉證責任承擔

從法理上看，誰主張誰舉證，見義勇為者要求確認機關認定其行為是見義勇為，必須承擔其行為符合法定的見義勇為構成要件的舉證責任。但實際中，見義勇為者往往由于身份所限，取證能力有限。筆者認為，此

種情況下，確認機關擁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可以主動調查，或者依申請人申請幫助收集證據，以減輕見義勇為行為確認申請人的舉證責任。

如果認定單位、受益人及見義勇為者發生爭議，可以提請法院裁決。

（三）補償原則及方式

1、補償原則

根據行政法學對補償概念的認定，國家補償可以分為傳統意義的國家補償和較新型的社會補償。⑩見義勇為者損失的補償則屬于傳統國家補償的范圍，筆者認為應以“完全補償”為原則。當見義勇為者因義舉而遭到損失、損害后，國家補償要做的就是全面填補其所受的全面損害，使其能夠因國家補償恢復到如同損害發生前的、未受到損害時的應有狀況，而且基于對其精神的鼓勵，予以適當的物質和精神獎勵

2、補償方式

見義勇為者的損失在大多情況下是非財產性損失，而非財產性損失本身有難以估算性、長期性、持續性的特征，所以，對見義勇為者的損失補償除了金錢補償外，更應重視政策性補償，或者說是間接性補償。

首先是給予醫療、撫恤。我國法律已明確規定，對于公民非因履行職務而為保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積極同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在災害事故中勇于救助，因此受傷、致殘或死亡的，國家按照有關規定給予醫療或撫恤。

其次是優先安排就業。實踐中，許多見義勇為者由于見義勇為而致殘，但他們中有些人并非完全喪失了工作能力，而是仍然能夠勝任一定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從實際出發，盡可能地為他們解決就業問題，這不僅能改善他們的生活，也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這種補償方式可以說是雙贏。

最后是入學、升學照顧。這種補償方式在有些地方的見義勇為獎勵條例中已有規定。

（四）補償糾紛救濟

有權利必有救濟，當法律賦予見義勇為者獲得國家補償的權利時，就同時賦予了其在實體權利未實現時尋求相應救濟的權利，而司法救濟式最終也是最有效的救濟途徑。從理論上來說，行政相對人針對國家拒絕履行或拖延履行補償責任，對國家針對補償糾紛做出的裁決以及針對國家補償的計算標準不服提起的訴訟，均屬于行政補償糾紛訴訟的范圍。但從司

法實踐的角度來看，國家補償糾紛種類繁多，并非所有的補償糾紛都適用行政訴訟程序，例如在法國，針對補償計算的標準不服提起的訴訟則采用民事訴訟程序。事實上德國的規定也大體如此。筆者認為通過民事訴訟解決補償計算標準糾紛時合適的，而且在我國現有的立法環境下也是必要的，事實上我國也規定了類似的程序，雖然還很不完善。當然是不是必須或者只能通過民事訴訟來解決這一糾紛，能不能通過行政附帶民事訴訟來解決是值得考慮的另一種方式。

將見義勇為者損失納入到國家補償，并不意味著國家成為最終責任承擔者，而排除權益侵害人的賠償責任，事實上國家在承擔補償責任以后也因此而取得向權益侵害人的追償權。至于國家獎勵，筆者認為由于其本身性質及適用與國家補償無沖突，從某方面來說兩者能互補，因此，見義勇為者并不會因為獲得國家補償而喪失要求國家獎勵的權利。

注釋：

①羅竹風主編 成語大詞典[2]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 388 ② 潘錫彬 雷曉亮我國政府保障見義勇為者權益之現狀及對策思考 民商法網址2007（2）③黃松有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精神的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④顧昂然 民法通則講座[M]北京 中國法制出版社

⑤王利明 人身損害賠償疑難問題[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⑥董偉霞 見義勇為的行政法保護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1）⑦劉春華 蔡裕華 見義勇為狀告被救助者獲賠萬元人身損害賠償金[N]人民法院報 2004-03-16 ⑧傅昌強等 見義勇為的行政法思考[J]行政法學研究 2002（2）⑨蘇如飛.見義勇為的法律審視[J].廣西政法干部管理學院 ,2006（3）⑩姜明安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 法律出版社2006 參考文獻：

【1】黃婉見義勇為：行政法調整的反思與重構【D】電子科技大學，2007 【2】雷剛見義勇為受損補償法律制度研究【D】中南大學，2007 【3】張李徐小平對見義勇為受損者加強公法救濟之思考 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3）【4】趙化宇趙小軍淺論我國民法對見義勇為行為保護的立法缺陷及其修正對策【J】 重慶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