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問題研究
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問題研究
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一部分, 是法治的“靈魂”和源泉,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內在動力。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具有兩個方面的涵義:一是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二是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即“良法”與“普遍服從”。法治文化是指溶注在人們心底和行為方式中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法律行為及其價值追求,是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機構、法律設施體現出來的文化內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表現出的涉及法治的行為方式。
一、法治文化的內涵
法治文化作為法治精神在文化層面的體現,無疑是法治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內在動力。基于法治文化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和作用,如何來正確定位法治文化和開展好文化建設顯得尤為迫切。法治文化是以法治理念為核心的社會文化體系,所以相對于社會其他的文化體系,法治文化的內涵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確立法律至上原則。法治所強調的是法律的權威和制度的保障。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質體現,是法治社會的基 本原則和根本特征。法律至上意味著法律是評判公民、法人和國家機關行為最基本的準則,是解決糾紛和社會沖突的首要選擇。
(二)法律普遍性和公開性。法律針對普遍的人與事,主張“類似情況類似處理”和“類似情況反復適用”,法律適用排除了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的隨意性和任意性;公開性是指法律要為民眾所知曉,讓公民知道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或者允許的,讓公民可以有意識的安排自己的生活。這樣的普遍性和公開性可以給人們的生活一種確定性、有序性。
(三)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行政是否依法進行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能否實現法治。而司法是保障人民權利、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要求司法主體的產生要公正、司法主體的行為方式要公正、司法程序要公正、司法的結果要公正。要保證司法公正就必須要保證司法的中立,而司法的中立的基礎就是要保證司法的獨立,因為只有司法機關自己能夠獨立地分析處理問題,才能不為其他的權力或者社會輿論所干涉。
(四)實行權力制衡與監督。我們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權力來源于人民權利的讓渡。權力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又進行必要的約束和監督。這種在約束中行使權力,在 2 行使中又約束其它權力的機制,是法治社會運行較為理想的狀態。
(五)依法保障人權。現代法律已經從以前的“義務為本位”轉向“權利為本位”的法,而人權是作為基本的權利的一種,必然要成為現代法治的保障的核心。
二、加強法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
法治文化建設是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重要載體,也是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內容,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對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和諧有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和有機組成部分。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實現法治建設和文化建設的良性互動、共同發展,有利于夯實法治國家建設的文化支撐,有利于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有利于創造具有濃郁地方特色、體現當代法治建設方向的社會主義文化。而中國現階段國情所面臨的法治文化現狀與人民對法治文化急劇需求之間的矛盾,迫切需要政府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治文化建設。
(二)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西部地區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我們強化法治文化建設,旨在形成一個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辦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法治環境。政府依法行政,廉潔從政,用法制來引導、規范、保障、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平臺和執法司法環境,使市場經濟基礎穩固、秩序健全;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誠信守法,合法經營,并依法履行應盡的社會責任。
(三)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萬事皆規律,有法才和諧。法律文化建設為和諧提供守法意識,用法意識,依法處臵,消除各種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的秩序、公平和正義;依法嚴厲打擊各種刑事犯罪,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維護穩定;執法人員依法辦事,杜絕因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執法犯法等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努力消除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減少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依法協調各類民商法律糾紛,穩定社會秩序;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提高全民的法律素養,不僅要使人們信法、守法,在日常社會生活中自覺尊重法律秩序,更要使人們學會用法,在自身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能夠自覺訴諸法律解決,從而在法治框架內維護自身權益,讓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在人們知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圍中誕生。
(四)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全民整體素質的提高。法治文化不是抽象和懸空存在的,它取決于作為主體人的公民素質的程度,同時又需要內化并體現于公民素質之中,不斷提升公民素質。任何一種制度要想在實際生活中得到推行,行之有效,就必須同公民的文化觀念之間形成一種相互配合和彼此協調的關系,否則,再完善的制度也會在一種不相適應的文化氛圍中發生扭曲甚至失去意義。在構建和培育法治文化時,就是把提升公民素質放在中心的位臵,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公民不是對象而是目的。所以法治文化建設能夠提高全民崇尚法律的意識、遵守法律的意識、運用法律的意識、維護法律的意識。使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成為全民的公共精神和社會理想,轉化為人民的自覺行動,達到有為而治,無為遵守。
三、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中央、國務院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與此相伴,西部地區的法治建設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若要給西部地區法治建設問題定一個位臵的話,那么在法治建設的橫向的差序格局中,西部地區的法治建設狀況與中部地區一樣,處于第三層次,港澳臺地區位居第一層次,東部地區則處于第二層次。[3]如何進一步 深化法治文化建設,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識,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環境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需要我們積極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盡管我們的法治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們工作中確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提高。
(一)歷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傳統。在中國西部地區的歷史,應該說我們并沒有現代的法治文化,在傳統社會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質上是人治。古代統治者主張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義,實際上還是一個權大于法,法受制于權力的人治。中國缺少法治的文化傳統,這不僅無助于法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法治的障礙。
(二)民間傳統習俗與法治文化沖突。我國西部地區位于亞歐大陸的腹地,遠離海洋,地理位臵相對偏遠,與外界的文化交流不暢。這樣民間社會長期以來由共同的道德信仰形成的習俗做法,就會不斷促成鄉土秩序的衍生、鞏固和強化,成為社會的主要規范,這些土生土長的禮俗秩序逐漸成為了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一代代流傳下來,根深蒂固、極難改變。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如今我們的很多法律在很多方面己經西方化,但許多中國人并不習慣于這種法律,因此在許多地方出現了許多法律規避和違法現象。[4]曾幾何時,抱有“餓死不做賊,屈死不告狀”心態的人在民間為數 眾多,打過官司的人常被視為異類,“這人不好惹,這人品行可疑”通常成為評價他的標準。“中國人極不愿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親戚朋友一經訴訟,從此便不好見面”。[5] 盡管有些法律規定是科學的,也是符合我國現階段需要的,但是,在某些地區某些情況下,仍然不能得到社會公眾的理解和支持,貫徹起來仍然存在障礙
(三)法治文化內容形式單一,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內涵涉及到法治的體制形態、法制體系、法治思想、社會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為規范等各個方面。現有的法治文化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來看,都較為陳舊,不能有效的吸引民眾。法律與文化的結合點也未能得到全面開發,與機關文化、校園文化、社區文化、企業文化、農村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進一步加深,與傳統文化、廉政文化、行業文化、旅游文化、環境文化等有待進一步拓展。
(四)實踐開展不夠充分,法治惠民需要務實。法治文化建設是為了培育出民眾信仰法律的精神,培養出從內心認同法律,使法律內化為自己行為一部分的思維方式,從而達到構建法治社會的目的,可以讓群眾享受到法治實實在在的成果。目前,法治文化實踐活動開展不夠全面,法治文化建設的“酵母效應”沒有充分發揮,導致民眾對法治帶來的安民、富民、惠民的效果感受不深,影響了法治建設的進程。
四、推進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的對策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這為新時期如何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標,也為積極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努力增強公民的法治觀念,形成人人學法守法用法的濃厚氛圍提出了新的課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西部地區的法治文化建設:
一是要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弘揚法治文化,重在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設的重要指針,是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要通過普法活動,教育引導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干部和執法人員深刻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圍繞“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等內容,確立和實現以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的最具權威價值的取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的基本行為準則的觀念,嚴格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穿于法治建設的實踐,在全體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特別是在立法、執法、司法等部門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堅持社會主義法治 的正確方向,把推進法治建設的過程作為學習和實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過程。
二是要加大宣傳教育,營造氛圍。應該在法制宣傳工作中加大法治文化的含量,通過倡導和組織各種法治文化活動,使人們在參加喜聞樂見的宣傳教育活動中,自覺地接受法律知識的傳播和法治思想的熏陶;通過“法律六進”全方位的傳播法治精神。并根據機關、鄉村、社區、學校、企業、單位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和人員構成,從領導干部到普通市民,分專題有側重的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堅持集中宣傳與經常性宣傳相結合的方式,法律宣傳與法制實踐相結合。著力提高領導干部和廣大公務員依法辦事、依法行使公共權力的能力,著力提高社會各方面人員依法維權、依法處臵矛盾糾紛的能力。政府各職能部門要擔起開展法制宣傳的責任和義務,大力開展司法和執法領域的依法治理,將司法、行政執法、法律服務、法律援助以及人民調解與法制宣傳有機結合起來,將群眾“要說法”解決自身涉法問題的過程,作為普及法律知識、傳播法治文化的過程,增強法制宣傳教育的互動性、針對性。擴大法制宣傳教育的覆蓋面,增強滲透力和感染力,促進公民法律意識和法律素質的提高,為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氛圍。
三是推進公正司法、依法行政,著力構建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體系。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質,促進全社會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傳教育可以實現。但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文化觀的真正形成,從根本上講要通過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多次不公正的舉動禍害尤烈,因為后者不過是弄臟了水流,前者卻破壞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實施中滿足了人們的安全、正義和秩序的需要,使損害得到救濟,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矯正,其威信才能樹立,其權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義法治價值體系形成的巨大潛在作用。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實施為目的、為保證、為重點。雖然說整個法律的實施,是包括著國家機關及其公職人員的執法司法和公民群眾的普遍守法兩個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權力的執法和司法者卻始終處在決定和影響法律實施的主導方面。因此,作為一個必須滿足法治要求的和諧社會,就必須要實現執法和司法的公正。因為只有執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維護社會公正,而這顯然是整個法治文明的基礎。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實踐中,必須進一步強化法治政府建設和抓緊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加強法治理論研究和法治文藝創作,著力營造全社會普遍關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圍。理論是實踐的指導,要把握法治建設的新特點和新規律,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法治文化理論,更好地指導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實踐。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過程中,要注重繼承吸收傳統的法治元素,并大膽借鑒和移植“外來”的先進法治文化,同時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加強法治文化的培育,要鼓勵引導支持法治文藝創作,努力為廣大群眾提供豐富的法治文化產品。重視發揮執法機關和專業文化團體、業余文藝團體、各級文化館(站)的作用,貼近法治實踐,貼近群眾文化生活,積極開展法制題材文學藝術作品創作,讓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豐富生動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說服人,不斷提升公民的法治文化修養,從而形成全社會普遍關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圍。
在新的歷史起點謀劃和推進法治建設,既是時代的緊迫要求,也是人民的普遍呼聲。相信只要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西部地區的法治文化建設一定會得到不斷的完善和提高,從而為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大繁榮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第二篇:試析西部地區法治文化與法治城市建設研究
試析西部地區法治文化與法治城市建設研究
[論文摘要]法治城市的基本特征是有序化、公信度、民主性和自由度。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礎,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設規律的必然要求,我國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相對落后,西部地區要充分發揮黨組織和全體黨員、民間組織、法律職業群體和廣大民眾等主體的積極作用,建設法治城市。
[論文關鍵詞]法治城市 法治文化 建設
一、關于法治城市和法治文化
(一)法治的內涵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二)法治城市的概念
法治城市是現代化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課題,是指在城市實行依法治理,確立法律在城市社會調整體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它實現了對城市社會關系基本領域的全面控制和調整。法治城市建設實行依法治市的基本方略,實現在城市社會中任何人、任何組織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城市要建立完備的城市管理法律體系、嚴格的執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等。
(三)法治文化的概念
法治文化是指存在于特定環境中的,與法治緊密關聯,體現著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原則、制度、運作實踐和生活方式的進步文化狀態。
二、法治文化與法治城市建設的關系
法治城市是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領域,是城市和諧發展的重要標志,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理想狀態,建設法治城市的關鍵在于人,一切法律都要靠人來執行和遵守,才能產生法治的效果,人是否能夠守法,既取決于他所具備的綜合素質,更取決于城市法治環境。
(一)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設的核心內容
法治城市的內涵關鍵是看城市的建設和管理是否在法
治的框架內依法、規范、有序、自覺的運行。城市法治文化是一個城市全體市民對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包括人們的法律意識、法治觀念、法治思想、法律價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靈魂,是法治城市和法治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內在動力。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建設的思想基礎
在任何一個國家,法治建設的成敗和效果總是取決于其自身特定的文化環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法律并非我國社會的主導性秩序模式,人們缺乏對法律的信仰。我國古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使我國成為了“熟人社會”,人們依賴社會的程度不高。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為主導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在市場經濟體系內,交易各方的一切經濟活
動都必須在法律規范內進行,按市場規則辦事。法治,作為最好的城市生活制度安排,需要有相應法治文化的支撐,法治城市的實現與否,關鍵在于法治文化建設。
(二)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設必然要求
我國目前存在的一個矛盾,就是法律制度不斷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得不到有效執行的矛盾。法律是否能夠得到有效執行,人是否能夠依法,既取決于他所具備的綜合素質,更取決于社會整體的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關系著廣大民眾法治意識、法治情感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與法律制度同樣的作用,因此,只有當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催生出法治建設的豐碩果實。
(三)法治文化是提高城市競爭力的內在要求
在推進城市法治化的進程中,首先要普及必備的法律常識,更重要的是要樹立法治的權威、法律的信念、法律的理念、民主的意識、人權的意識等。有了這一系列意識,才能有效推進法治建設,沒有城市社會主體的法治意識,就不可能有城市的法治氛圍。當今社會存在的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公等現象,就是因為社會缺乏應有的法治意識和法治氛圍。
三、我國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歷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傳統
在中國西部地區的歷史,應該說我們并沒有現代的法治文化,在傳統社會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質上是人治。古代統治者主張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義,實際上還是一個權大于法,法受制于權力的人治。
(二)法治文化內容形式單一,文化融合不足
法治文化內涵涉及到法治的體制形態、法制體系、法治思想、社會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為規范等各個方面。現有的法治文化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來看,都較為陳舊,不能有效地吸引民眾。
(三)群眾文化程度較低,缺少法律文化培育土壤
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人民群眾的受教育程度也較低,因此人民群眾的整體文化素質較低,培養法治氛圍相對更難。
四、加強西部地區城市法治文化建設
(一)要切實加強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
弘揚法治文化,重在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設的重要指針,是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核心內容。要通過普法活動,教育引導全社會特別是領導干部和執法人員深刻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圍繞“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等內容,確立和實現以憲法和法律治理國家的最具權威價值的取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確立法律是人們生活的基本行為準則的觀念,嚴格依法辦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貫穿于法治建設的實踐中。
(二)立足于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法治文化建設,深入開展法制宣傳
一是加強與群眾生產生活相關法律法規宣傳。圍繞服務和改善民生,進一步
加強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權益保護等方面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質。二是組織開展“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促進社會矛盾化解”主題宣傳活動,針對群眾關注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開展有針對性的專項法制宣傳教育,引導公民依法表達利益訴求,維護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矛盾的化解。三是抓好重點對象法制宣傳教育。認真貫徹落實關于加強領導干部、公務員、青少年、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農民學法用法工作的指導意見,廣泛開展適合不同對象參與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推進重點對象法制宣傳教育的深入開展。
(三)推進公正司法、依法行政,著力構建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體系
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質,促進全社會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傳教育可以實現。但是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文化觀的真正形成,從根本上講要通過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決比多次不公正的舉動禍害尤烈,因為后者不過是弄臟了水流,前者卻破壞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實施中滿足了人們的安全、正義和秩序的需要,使損害得到救濟,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矯正,其威信才能樹立,其權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義法治價值體系形成的巨大潛在作用。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實踐中,必須進一步強化法治政府建設和抓緊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促進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的法治價值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動員社會力量,加強法治理論研究和法治文藝創作,營造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圍
理論是實踐的指導,要把握法治建設的新特點和新規律,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法治文化理論,更好地指導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實踐。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過程中,要注重繼承吸收傳統的法治元素,并大膽借鑒和移植“外來”的先進法治文化,同時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五)發揮黨組織和政府的帶頭作用
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總結了55年來黨執政的主要經驗,其中就有“堅持依法治國,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等”,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因此,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要在憲法內活動并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堅持法治建設。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我國西部地區法治建設,既是時代的緊迫要求,也是人民的普遍呼聲。相信只要我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我國西部地區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設一定會得到不斷地完善和提高,為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和文化大繁榮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第三篇:以法治文化建設引領西部地區社會管理創新
以法治文化建設引領西部地區社會管理創新
摘要:社會管理創新是我國“十二五”時期社會建設的主要任務,也是政府的重要職責之所在。社會自然需要管理,并且變動著的社會,管理更需要不斷創新。否則,管理方法和模式的滯后,就會導致社會解體的后果。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只有以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法制體系、法治程序和規范為支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這是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源頭性、根本性、基礎性問題的重要環節。
一、社會管理創新的概況
(一)社會管理創新提出的背景
黨中央提出社會管理創新與我國當前面臨的經濟社會形勢有直接的關系。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轉型社會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會出現諸多利益沖突和矛盾,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當前,既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和糾紛的多發期,使得經濟社會穩定問題日益突出,社會管理面臨重大挑戰。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很多人有傳統的“體制內”走到了“體制外”,由原來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很多問題由原來的單位解決變為了社會解決,很多人處于一種分散化、原子化的狀態,尤其是在非傳統單位體制中就業的人員以及農民工組織化程度低,相互之間形成一個“陌生人”社會。在“陌生人”社會,人際關系疏離、情感紐帶缺失、內部關系松散、信任程度較低、社會制約因素相對較少,這也為社會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啟蒙和提高了公民的權利意識、公民意識和責任意識。人民群眾要求擴大民主,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他們希望黨和政府切實保障自身權益有,希望有更多渠道能了解、參與黨和政府的工作。而互聯網的興起,1 加快了信息傳遞的速度,增加了透明度,公民的表達空間進一步拓展,給社會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與難度。
但是,由于傳統的影響,我們在制約、監督公權力方面的制度積累與還不充分,思想理念、行動能力上也有不足。(階層群體沖突增加
傳統中國社會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相當單一的,就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他們之間的利益是高度趨同的,不僅沒有根本性的沖突,甚至直接的沖突都幾乎沒有。但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紛紛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與傳統社會階層之間,新的社會階層內部由于利益獲取模式的不同往往會發生各種沖突與糾紛,這些沖突與糾紛極易引發社會問題。像前段時間出現的農民工因討薪而自焚跳樓、土地拆遷中的暴力爭端等等社會性事件,背后其實都是階層利益在沖突。
而且,伴隨著階層分化,社會管理結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基本上都要屬于一個“單位”,干部在機關、工人在工廠、農民在生產隊。按單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現在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單位人”而成為了沒進入麻袋的土豆。對于這些人,僅僅依靠單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們吸納為臨時工,臨時工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動力像“正式工”那樣本分地聽話了。流動性問題
目前我國有超過2億的流動人口,在中國的東西部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流動。這種流動對社會管理提出很大挑戰。傳統的戶籍管理是一個蘿卜一個坑,蘿卜就在坑里邊,而人口流動,西邊的蘿卜跑到了東邊,導致東邊的一個坑里可能有幾個乃至好幾十個蘿卜。相應的社會福利保障、公平正義訴求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治理等等一系列問題就產生了。比如,農民工建設了城市,但卻很難在城市中居住下來,只能像候鳥似的飛來飛去。如何調動流動人口建設流入地的積極性,保障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項社會福利,讓流動人口不至于因心態失衡引發行為失控,已經成為了城市化發展不能回避的緊迫問題。
人口流動好歹還能看得見,信息的傳播與擴散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信息開放與信息封閉狀態下的社會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難度更是天壤之別。在信息不暢通的情況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應對。可是互聯網讓信息迅即甚至呈幾何級數傳播,往往“網下剛冒煙,網上已燃燒”。本來一個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信息一傳播到網上,馬上情緒激憤。加之,互聯網還有強大的組織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點聯系也沒有的人在不知不覺間組織在一起形成集體行動。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環境中,人的社會交往已經不僅僅是實體的交往,不僅僅是面對面的交往,而變成了網絡的交往與溝通。一個人足不出戶并不意味著孤立無為,閉門也能造車,網上也可以開店。現在社會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會中交往關系最復雜、最廣泛的群體之一,據說目前中國網民已經超過4億人。虛擬社會不同于現實社會,但它又與現實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虛擬社會的所作所為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指向。提高對虛擬社會的管理水平,既是社會管理創新的嶄新要求,又是社會管理創新的緊迫任務。
維權意識更加強烈。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溫飽,實現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飽穿暖的同時,對政府的意見也不斷增多,群眾與干部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凸顯出來了。為什么啊?社會訴求在提高,群眾愿望在升級。我們黨員干部在實現群眾經濟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讓群眾精神小康方面準備不足。可是,準備不足,群眾就會聚集起來和你要、和你鬧。尤其是隨著社會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過去不 3 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為了大問題,過去理所當然的事情今天越來越理不直氣不壯了,過去堅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礎今天越來越有些靠不住了。鄧小平晚年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我們過去總認為發展慢了不行,現在看來,發展起來之后,發展快了問題更多、更棘手、更復雜。后鄧小平時代10余年后重溫這句話,確確實實讓我們感受到了什么是偉人的高瞻遠矚。社會失范引發風險
社會發展可以突變,社會價值觀的培育卻不能一蹴而就。中國社會用30余年走過了西方社會數百年的歷程,既有價值觀已經失去了共識,新的價值觀又沒有真正形成。而一個社會只有存在共同的價值觀才可能產生一致的行動。當出現價值真空的時候,一切行為都將自以為是,都將無所顧忌,都將不可預期。有權的“官二代”信奉贏者通吃,自鳴得意而視法如無法;弱勢群體則絕望無助,看不到過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鋌而走險非理性殺人。就算那些自詡為只是“打打醬油”的群體,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嘗不是一種無奈與憤懣,這使得他們往往是“無直接利益沖突”的肥沃土壤。當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時候,謠言就會主宰社會,恐慌就會降臨社會、動蕩就會席卷社會。前些天的“鹽慌”背后并不僅僅是經濟投機,更多的是社會性的焦慮與迷茫。
沒有社會的穩定,就不可能有經濟政治的繁榮發展。面對這些新的社會管理問題和管理要求,我們用慣了的、會用的、曾經很管用的、數十年來延續下來的一些社會管理模式與管理方法越來越不適應、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如何在新的發展背景下,有效地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社會管理創新成為了必由之路與不二法門。社會管理國際經驗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與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政府社會管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時期,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維護社會秩序的職能。這一階段政府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與主要經驗是:第一,社會管理以社會自我管理與社會自治為主,政府對社會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態度,政府對社會自我管理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預政策。地方自治特別是市鎮自治是政府社會管理的基礎,是公民社會不斷發展的前提條件。第二,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主要是進行社會秩序管理。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目標是保護財產權,維持一種建立在財產權基礎上的社會秩序,其主要手段是運用財產權利保護的法律維護社會根本秩序的基礎。第三,政府承擔起了濟貧的職能,但濟貧職能的履行盡量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
20世紀初至1978年左右的混合市場經濟時期是福利國家建立與完善時期,政府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和主要經驗是:第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福利國家是指承擔維護和增進全體公民基本福利或社會福利的職責的國家;其主要目標是維持全體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與教育水平,實現充分就業,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第二,建立和完善基本社會關系管理制度。建立資本與勞動合作的社會制度;完善社會主要利益集團圍繞國家政府與公共支出的多數表決制度;同時,發展社會自治和社會自我管理。第三,始終注重提高消費需求,以促進充分就業、維護宏觀經濟穩定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標。混合經濟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福利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一種追求資源配置的全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經濟制度和模式。
1978年以來,是全球化的市場經濟時期,這一階段政府社會管理的基本特點與主要經驗是:第一,以教育、培訓、基礎科技領域為主要投資方向,以人力資本投資為核心,將“消極的福利國家”轉變為“積極的福利 5 國家”、“工作福利國家”或“社會投資型國家”。第二,以充分就業政策為核心,將“福利”轉變為“工作”,并適度限制福利支出的增長,達到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發展、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中和的社會管理與經濟增長目標。第三,主動利用基本社會組織、社會利益群體、非政府組織進行社會協作治理。福利國家改革時期也是非政府組織大發展的階段,如法國1990年就有60000多個私人社團成立,而60年代每年只有11000個組織成立;在德國,每十萬人口的社團數量從1960年的160個增加到1990年的475個,增長了近3倍。瑞典公民社會的參與率世界最高,創建了一個每十萬人口就有2300個社團的稠密的社會網絡。第四,重視社會資本、重視社區建設與社區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向社區回歸的發展趨勢,即社會社區化或社會人文化的趨勢。)
(二)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
“社會管理創新”的目標是化解社會矛盾,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①社會管理是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廣義上的社會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它還包括其他主體以及社會自身的管理。作為政府職能之一的社會管理,是指國家通過制定一系列社會政策和法律規范,對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引導;培育和健全社會結構;調整各類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維護和健全社會內外部環境;促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自然協調發展的一系列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廣義上的社會管理則是多元主體以多樣化形式進行的上述活動以及這些活動的過程。
社會管理創新,是指在現有社會管理條件下,運用現有的資源和經驗,依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態勢,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運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范,尤其是依據社會自身運行規律乃至社會管理的相關理念和規范,研究并運用新的社會管理理念、知識、技術、方法和機制等,對傳統管理模式及[1] 6 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造、改進和改革,建構新的社會管理機制和制度,以實現社會管理新目標的活動或者這些活動的過程。社會管理創新既是活動,也是活動的過程,是以社會管理存在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會能夠形成更為良好的秩序,產生更為理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義:
1、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保障人民各項權益,發揮人民首創精神,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才能落實以人為本的發展思想。
2、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更好地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增強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之間的協調性,才能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統籌經濟和社會發展,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地區發展,兼顧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才能落實科學發展的統籌兼顧的要求。
4、只有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最大限度激發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二、社會管理創新的最佳路徑選擇是加強法治文化建設
(一)法治文化建設的提出
中國人對法律的理解,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種工具或制度的東西,把它看成是一種治理的規則和懲治的手段。我們缺少一種人文的、文化的層面去審視法律。如此,我們對法律只有畏懼而沒有尊敬,只有抵觸而沒有服從,這不能不說是法律發展的缺陷和法治發展不健全的一大重要根源。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已取得豐碩成果。在新時期新階段應向更深層析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法治文化建設的形成。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報告強調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法制觀念教育等。“法治文化”,就是這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機構、法律設施體現出的文化內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價值觀為核心的心理意識與行為方式,它體現或代表了人們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其價值追求。
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對法治有精辟的認識:“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 亞氏的這段話在后世被奉為法治的經典公式,其貢獻在于,通過對法治實踐環節與形式要素的完整把握,以“良法”與“普遍服從”兩個特定概念的鏈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邏輯結構。由此演繹,法治是一個地區或國家在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社會狀態,法治的表層含義是一種社會管理模式,深層含義則是一種體現治國理念和規范人們言行的文化精神。“法治文化”,就是這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機構、法律設施體現出的文化內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價值觀為核心的心理意識與行為方式,它體現或代表了人們的法治意識、法治原則、法治精神及其價值追求。
當代法治文化至少包括四種意識: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識,它反映著人們對法律的情感和態度,是法治能否真正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識,它強調不僅普通公民要守法,而且掌權者更要守法。三是運用法律的意識,它意味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運用法律來分析問題。發生糾紛時要尋求法律的保護,訴諸法律來解決爭端,四是維護法律的意識,它意味著,法律處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要通過法律揚善懲惡,保護公民和法人的合法利益,維護社會的秩序、公平和正義,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不允許以權壓法,以錢代法。
(二)用法治文化建設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時代的迫切要求。
鄧小平同志說:“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在所有制度中,法律制度最具明確性和國家強制性。通過法律明確社會建設的發展方向,形成社會建設的長效機制,從而使社會建設和管理不因領導人及領導人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時代要求從法治層面為社會建設和管理提供堅實的保障。黨的十七大強調,進一步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并提出要從發展教育、擴大就業、完善分配體制、建立社會保障機制和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完善社會管理等方面入手。這種“以人為本”的社會建設,特別需要通過法治來強化社會權利的平等和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我們在創新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同時,要高度重視法治保障的重大意義。
(三)法治文化建設是影響社會管理創新的靈魂
社會管理創新是法治的具體化,法治是社會管理創新的保障。社會管理及其創新應當在法治的規范之下進行。社會管理需要法治化,法治需要豐富社會管理的內容。法治文化建設是法律制度得以產生和正常運轉的指導思想和精神動力。沒有法治文化建設的協作和支撐,社會管理創新就難以向廣度、深度推進。在現實生活中,民眾在做出一個行為時,一般是憑借自己的理解,基于自己的法治文化水平做出判斷或選擇。法治文化建設使得法律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發揮的效力不僅僅是來源于外部的強制和權威,而是來自于內心的信仰和服從。
(四)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社會矛盾化解。
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目標是實現和諧社會。和諧社會絕對不是一個沒有矛盾和沖突的社會,而是看社會有什么樣的化解矛盾的機制。和諧社會應當是一個能夠理性對待并妥善化解各種矛盾和沖突的社會,達到使各方利益都得到表達和維護、不同利益主體相互理解和認同的和諧狀態,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法治的社會。而要實現這種調節和均衡就必須靠“法”。因此,社會各階層一定要有 “法”的精神和信仰。
當前社會,群眾需求千差萬別,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社會問題各式各樣,社會訴求機制不暢造成社會協調斷裂,社會建設相對滯后造成社會控制整合相對不力,社會關系緊張導致群體性事件多發高發。要從源頭上預防和降低社會風險,就要建立公眾廣泛參與的多維度的利益表達機制,為社會各階層提供順暢的利益表達制度平臺,形成規范的對話、協商和處理問題的反應機制,立足于處置“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真正從源頭上預防和降低社會風險。在處理矛盾和問題時,應以民意為導向,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使“維穩”的思路從“保穩定”轉變為“創穩定”。
三、用法治文化建設引領西部地區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操作
1.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堅實的理論保障。對于西部地區乃至全國而言,法治文化理論目前還屬于初創階段,法治文化體系更是一個創新的概念。法治文化理論的研究決不僅僅是法學家的事,還需要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共同探討。西部地區應針對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研究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法治文化建設,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進一步增強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舉辦“法治文化論壇”、“法治文化講座”等形式,加強法治文化理論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實踐中豐富和發展法治文化理論,更好地指導法制宣傳教育和法治實踐;鼓勵引導支持法治文藝創作,努力為廣大群眾提供豐富的法治文化產品。同時,法治文化建設還需構筑法治文化人才高地。沒有人才的支撐,一切都可能是空話。深入研究和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必須要有一批大師級人物,有一批在法治文化事業各方面有號召力的領頭人和一大批專家、學者、能工巧匠,并以此形成有特色的法治文化人才隊伍。在此基礎上,成立法治文化創作隊伍,組建法治文學、法治曲藝、法治美術等創作基地,有計劃地組織法治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和生產;應組織力量集中攻關,重點推出一批 10 反映時代精神、富有生命力、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色、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文化精品,努力提高作品的影響力和震撼力;加強執法機關法治文化人才的培養,分期分批組織培訓和采風活動;加強基層法治文化骨干的專業輔導,積極為人才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建立和完善優秀法治文化人才脫穎而出的激勵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西部地區的社會管理創新中,法治文化之水源源不斷,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方式,保證社會管理創新的成效。2.2.管理創新要注重培養西部地區公民法治素養
目前,在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群眾中,還存在畏上、畏權、不畏法的情形,這說明了社會法治觀念的淡薄。而且,群眾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參與者和監督者,因此,著力提高群眾法治意識必不可少。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抓法治文化建設首先要從青少年抓起,要保障每個學校實現計劃、教材、課時、師資四落實,法制副校長配備率達到100%,做到青少年普法的常態化。要加強各級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執法守法情況考核。建立健全公務員,特別是執法人員學法培訓與考核、晉級、表彰相結合的配套機制,建立健全公務員普法的報告、抽查、通報和建議制度,確保公職人員全年學法不少于40學時,司法、行政執法人員法律知識更新培訓每年累計不少于15天。要加強群眾的普法力度,通過開展專題普法講座、出動普法大篷車、聘請律師解答群眾提問等各種途徑,積極開展居民法律服務,宣傳有關法律法規,保障與維護居民的權益。引導群眾依法訴求、依法辦事、誠實守信。從整體上提高全社會的法律素質。
3.與西部地方特色文化相結合,搭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化管理平臺。法治文化建設本質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導人,以法治實踐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要運用法治文化的特有功效,滲透到人民群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點點滴滴,成功架起法與群眾之間的橋梁,以一種寓教于樂、潤物無聲的力量默默地傳播法治,以它的獨特優勢與魅力體現法治文化的人本意識 和人文關懷。當前形勢下,要把滿足人的需要、增強人的需求、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推進法治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西部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創造并形成了包括語言、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個話傳說、故事、歌謠、舞蹈、節目、服飾、建筑、手工藝、禮儀習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產方式等在內的民族文化。在新時期的社會管理創新中,我們必須依托西部地區文化底蘊深厚、資源豐富的優勢把法律知識通俗化,把法律規范直觀化,把法律歷史形象化。通過編制瑯瑯上口的歌謠、豐富多彩的節目、膾炙人口的故事,讓群眾感覺到原來法律并不遙遠,法律就在身邊,更容易保證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社會協調發展。、4、法治文化建設有利于崇尚法治的社會氛圍的形成。
法治文化建設同法治實踐相結合才有生命力。既不能離開經濟發展空談法治文化建設,更不能用法治文化建設干擾和阻礙經濟發展。要支持和引導法治文化建設朝著促進依法行政、服務大局等方向發展,努力推動經濟社會的法治化,形成崇尚法治的社會氛圍和文化導向,使之作為新時代深入推進西部地區法治文化建設的“倍增器”,成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助推器”。推進法治文化建設必須以人們可以接受的方式進行,要適應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多采用接近大眾、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文化表現形式。應更多地依托各種媒介,如公益廣告、手機短信、普法網站,運用圖片、文藝節目、法制短信、法制動漫等多種形式開展工作,增強法治文化的滲透力。西部地區應爭取加強法治文化建設中,發掘特色,打造品牌,如選擇貼近老百姓的題材播放普法電影、建設法治文化主題廣場、舉辦“法治文化藝術節”、開展“律師送法進村入戶”活動;創建“百米法治長廊”和大型法治公益廣告,積極打造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法治文化品牌,讓人民充分感受社會法治文化的氣息,有助于社會穩定發展。5.12
①***:《深入推進社會矛盾化解、社會管理創新、公正廉潔執法,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求是》2010年第4期。
第四篇:淺析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淺析法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機統一,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法治動力和發展方向。如何進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設,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識,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環境推動法治建設的進程,需要我們積極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盡管我們的法治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們工作中確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亟待解決和提高。
促進民主法治的幾個因素
宏斌云
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各種因素疊加在一起,就更加促進了社會的發展。目前,社會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設的進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明顯的就有以下幾個。
律師的促進作用。司法體制、法制體系的格局改變中,律師制度的建立是一個重大的標志。律師制度作為訴訟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而律師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促進司法體制、法制體系的發展和完善。由于律師的職業功用的內在要求,作為訴訟當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服務的對象是當事人,其收入來源是當事人,有其特殊的利益訴求,由此決定了要求更加完備的訴訟制度和法律制度。律師是現代訴訟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律師的存在也反過來更好地促進了現代訴訟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律師制度的建立,推動了外于政府之外的一種力量的產生和發展,這大大推動了民主法治的建設。現在不能設想,如果律師制度取消,將會是怎樣的后果。可以說,律師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是第一位的。沒有律師制度,也就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訴訟制度、法律制度。
信訪的促進作用。由于法律體制還不完善,也由于法律體制解決問題的有限性,還由于社情的狀況要求,只是依靠法制本身來解決各種社會民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信訪也就順勢產生了。并且,在一定歷史時期,信訪還將繼續存在。其實,如果一個社會完全杜絕了信訪現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信訪現象被完全杜絕了,這個社會就是不正常的。雖然信訪讓地方政府以及司法機關感到壓力巨大,難于處理、化解,但是這種社會力量的客觀作用是十分明顯的。正是在當今社會有了這些信訪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和司法機關不能為所欲為,而在許多事項上有所克制,規范自身行為,更加注重民生問題的解決,更加注重矛盾化解。信訪已經成了促進社會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網絡微博的促進作用。一般意義上的網絡,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已經是明顯的了。由于網絡信息技術的方便快捷,使得社會的意思表達方便快捷,民意表達,民意上傳,只是用秒秒來計算的問題。而微薄的出現,更使得這一網絡信息技術的方便快捷表現得更加充分明顯。看近期的高鐵事件、美美事件、宋瓷事件,等等事件,都迅速地在一種社會力量!網絡問政,網絡參政,網絡議政,已成為社會的一個現實。并且,目前的微博問政,微博參政,微博議政,更是成了民眾的一種常態。網絡微博促進民主法治的作用越來越突出,愈來愈明顯。
律師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制度上的安排,信訪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社會上的客觀存在,網絡微博對于民主法治的促進作用是技術上的結果,力量巨大。但愿在經濟建設上取得更大成效的同時,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也迎頭跟上。
法治之治與法治之制
法治之治與法治之制
徐顯明 謝暉
建立一個和諧有序的法治國家,是我國既定的目標追求。
一、法治之法必能導致法治嗎?
中國百年法制變革的歷程表明,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對良法情有獨鐘。從清末立法始、中經民國立法再到共和國八屆人大期間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達著法學家和政治家關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識。然而,法律運行的邏輯卻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設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沒有給中國帶來法治的現實,而且整個20世紀是中國歷史上人治最為猖獗的時期之一。這必然啟示我們思考如下問題: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導致法治嗎?
這是一個既需求諸實踐亦需求諸理論的問題。就實踐而吉,除前述中國20世紀之大量立法并未帶來法治實效外,相關例證在國外也屢見不鮮。例如當今亞洲各國,幾乎毫無例外地標榜立憲主義,并以此為基制定了各式各樣的憲法。但真正奉行憲政者寥寥,從而使憲法帶有明顯的“未來政治計劃”的特征。憲法作為法治的規范母體并未帶來法治的制度母體——憲政,不正說明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的毆違嗎?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導向法治?這需從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結合的角度探討。
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單面性、靜態性、機械性、獨在性;而法治之制則具有立體性、動態性、應變性、同構性。這必致兩者的實踐對接一旦失當,則法治之法無以呈現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單面性與法治之制的立體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法治之法的單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體現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對規則的要求,但規則的具備對于法治可能有兩種結果:其一是規則導致法治其它要素與之配套,表現為實有的法治;其二是規則未致法治其它要素與之配套,從而在法律與法治間出現錯位。這種錯位,又有兩種形成機制,要么法律違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與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種立體性的存在,所謂立體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結構而成,法律僅是這諳要素中的一種,雖然法律對其它諸要素——觀念、組織(主體)、行為、監督等具有至上的調節功能,但當其它要素與法治之法間出現整體性錯位時,法治之法則徒喚奈何。
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間的這一矛盾,說明良法的制定只為法治的實現創造了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亞里士多德強調良法之外,守法對法治的重要性,其啟示是深遠的。今天的法治論者可能對法治持有更多的見解,但良法與該法必須被遵守永遠是法治的基本要求。當然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問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異、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會制度的相左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響兩者配套的因素。但無論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轉化為法治之制,所謂良法也只是提供給人們止渴的畫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靜態性與法治之制的動態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良法也罷,惡法也罷,作為規則,均是靜態的。只有使靜態的法律轉化為動態的法制,才能實現法律的應有效果,這對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現實中,兩者的錯位時有發生,以致當代法學在社會法學的深刻影響之下,把“活的法”視為真正的法,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與傳統良法法治觀,“硬法”(嚴格規則)法治觀相對應的“軟法”法治觀。尤其隨著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價值的多樣和規則的多元更為突出,究竟以國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為法治的基礎,還是以社會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為法治的基礎便日顯重要。如果秉承國家主義,則正式法律至上,不論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會”實用主義,則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規則,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論其是否為國家確認。問題在于現代科技和信息的發展在為社會主體提供更好的自治條件的同時,也為國家權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預條件。論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對后者重視不足,以致“軟法治”觀念只是一種理論設想,而不是工業化時代及后現代社會的現實。即使社會規范的應用,也與正式法律的寬容與否、寬容程度等息息相關。因此,現代國家對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還有賴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靜態性與法制動態性的固有矛盾使得無論按嚴格規則設制,還是按“活法”設制,兩者錯位的可能性總是存在,這更要求人們在注重法治之法時,同時注重它與法治之制的調適。
第三,法治之法的機械性與法治之制的可變性可能造成兩者間的錯位。機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與其動態性相適應,必須有應變性。倘若法治之制與法律一樣機械,則社會因此而僵化,實踐因此而停滯。但是,法治之制的應變性究竟至何種程度,才既能維護法律至上這一法治的基本原則,又能確保在嚴謹乃至機械規則調節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這不但涉及理論的設定,更是一個實用性的制度技巧。在這方面,英美法系國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創法)的實踐給我們提供了范例,法官作為機械法律與應變法治的聯系者,可以較好地解決兩者之間的錯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決這一錯位,仍然是一種理想。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針對工業革命的發展和實踐中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急劇擴大,采取了堅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變革,即以正當程序和嚴格規則相結合的方式調控行政自由裁量,從而把急劇變革的行政行為規范于法治的框架內。法治之法的機械性與法治之制的應變性是一對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實踐中如何保障兩者的對位也是一個常新的話題。如果不能較好地解決兩者的對位問題,則必然使良法與法治間出現錯位,從而使法治之法難以達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獨在性與法治之制的同構性可能造成兩者問的錯位。對于法治而言,與其相關的法律可以是一個獨在的系統,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須以法律規范為前提并與之保持同構,否則,便出現兩者的錯位。雖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傳統的國家,規則與其它制度的同構一般不存在問題,但事實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對法律的沖擊在任何國家都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權曾對嚴格規則模式的沖擊,無過錯責任方式的客觀實存曾對過錯責任原則的沖擊,等等。如果說法治發達國家法律和法治問的這種錯位往往為其更好的同構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話,那么,在法治后進型國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對法律形成沖擊,則每每形成法治系統的緊張,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間的反向對立,其結果是活動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們探討和迫思的獨在的法治之法。孫中山先生及其“臨時約法”給我們的就是這種啟示;當代中國法律規范的繁榮和與之配套的政治經濟體制、主體觀念一行為模式、社會一政治組織架構的嚴重匱乏亦很能說明問題。因此,在法治后進型國家,如何解決法治之法和相關制度的同構問題,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獨在性變成法治之制的同構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時必須特別關注的問題。
綜上所述,實踐中法治之法無以導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兩者間的內在矛盾決定的,然而,人類的智慧在于發現矛盾并解決它。針對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決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與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雖然在現代社會里,與國家或政府相關的制度總是與法律緊密相聯的,以致在宏觀層面,法律與制度間到了難以分解的程度,然而,這絕不是說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礎要素、前提要素和導向要素,但有了基礎、前提和導向,并不意味著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圖紙,并不意味著房子已經建立一樣。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與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筆者認為,這些要素有法治觀念、法治組織(主體)、法治行為和法治監督四個方面。
第一,法治觀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劃分為軟件和硬件兩方面的話,那么,法治觀念屬于軟件部分,其特點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誕生過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說來,超前存在的法治觀念常為社會精英階層所擁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礎上推廣的法治觀念則為大眾法治觀念。
對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觀念不僅是其催助劑、而且是其營養液。說其是催助劑,在于倘無超前的法治觀念,則法治之法難以產生,如沒有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啟蒙,就沒有近現代資本主義法治;沒有近20年來中國法學界對法治的熱切呼喚,中國的法治化進程將更加困難。說其是營養液,則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沒有法治觀念的支持,則必是“死法”,而無法變成“活法”。這在目前我國雖制定了大量良法,但從因法治觀
念的弱化而難以實現的困惑中可得明鑒。
法治觀念可分為法治的價值觀念和技術觀念兩個方面,其中價值觀念決定著法治之法的質態方面,而技術觀念決定著法治之法的量態方面。雖然法治之法有其統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質,但這并不意味著法治國家的法律無質的區別,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國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則是困難重重的。同樣,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標準,但這并不意味著世界各國在法治之量態標準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顯的則是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運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進行著各自的法治建設。這種法治觀念在不同國家的差異也正是這些國家法治的特點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觀念在一個國家相匹配,則該國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則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組織(主體)。主體是人類一切活動的主導,也是其目的,法治作為人類活動的一種模式,既離不開主體推動,也必須以主體為目的。與法治觀念相對,法治組織(主體)是法治之法的硬件。與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體,必須是法律化的主體。所謂法律化的主體,是指社會上實存的組織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資格,即取得法人資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資格。在現代社會,法治主體實際上存在著組織化的主體和非組織化的主體兩個方面,其中組織化主體更具有主導性,雖然不少學者認為隨著信息化的發展和網絡技術的日趨發達,未來社會中人們的行為更趨個體化,從而使組織化主體的地位下降。但筆者認為,這只是組織化主體的一種模式變遷,而不是組織化主體功能的弱化。事實上,現代科技的發展,更加強化了組織化主體的功能,即個體對組織化主體的依賴性日益增強,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網絡化社會中,一旦網絡出錯、信息失靈,則個人的行為將無所適從。
但是,組織化主體的主導作用并不意味著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導地位的個體主體,從來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組織化主體最終不能實現個體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離法治之價值宗旨的組織,就不是與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組織。
從原生意義上講,與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組織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組織,倘未得到該法律的認可,就是法律取締的對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構體;而作為個人的非組織化的主體,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認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締的對象。造成這種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組織化主體的工具性和個體主體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為。主體行為是法律調節的最基本的對象,依法律行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轉化為法治之制,其關鍵環節就在于依法行為。
法治行為雖然也是與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動性,使它成為連接法治之法與法治主體、表現法治觀念與法治監督的關鍵所在。如果人們的行為與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設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則為徒然。
從應然性講,法治行為必須合法,才能與法治之法相對應,然而,在法律運行的實踐中,往往是違法行為與合法行為并在,這就需要法律的適時和恰當調節。如果法律不能導引合法行為,則無法治之制;同樣,如果法律不能制裁違法行為,亦無法治之制。主體行為與法律的相契性,是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動力。但這種境界的實現,既有賴于法律觀念與法律之間的調適,更有賴于主體對依法行為之道德感的增強。
法治行為也只能產生在法律之后,沒有法治之法,便無相關的法律行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為,并不是法律調節的當然對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頒布后的主體行為與它同構。如果在法律頒布后,主體行為未保持與法律的同構,則法治之法仍未轉化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實踐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較高的地方,人們依法行為(包括運用權利和遵守義務)的程度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較低的地方,人們依法行為的程度必低。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已從立法的嚴重不足轉向主體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這既包括公權主體——國家機關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體依法行為的嚴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轉向法治之制,則必須克服這一情形。
第四,法治監督。監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須要素。從廣義講,法律即監督,法治之法即為實施監督的標準和規則,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濟措施和導人向善的監督機制②。然而,狹義的的監督在法學上僅指對公權主體之行為的監督,作為法治要素之一的法治監督也僅指后者。
法治監督的根據和標準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規定和
要求,其對象是權力運行,其目的是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何權力運行必須監督?對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來的思想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外,筆者認為,權力作為社會必備的要素及其在社會中的強勢地位是其受監督的根本原
因所在。雖然自盧梭以來,主權在民觀念深入人心,但這并非權力和人民權利必然是統一的,相反,即使近現代的權力,其一產生就是人民權利的異己力量,并且人民實際表現形態的個體性和分散性,致使其權利具體表現也具有此種屬性;而國家表現形態的整體性和聚合性,則使其權力獲得了相應屬性,因此,權利與權力間從來是弱者對強者的關系。法治之法之所
以要設定對權力運行的監督要素,其目的就是為制約強者(國家及其權力)以救濟弱者(人民及其權利),并最終使兩者在社會功用上實現動態平衡,在人類進步中實現功能互補。
沒有對權力監督和制約的法律便不是法治之法,對權力監督和制約失效的法律即使是法治之法,也只能表明其并未導致法治之制。可見,法治監督是法治之制的必需要素。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監督要素大率松弛;而法治得力的地方,法治監督要素也必然嚴格。
綜上所述,法治之法只有同時與法治觀念、法治組織(主體)、法治行為和法治監督相同構,才能從法治之法轉向法治之制。否則,如果上述四方面與法治之法出現緊張甚至對立,則法治之法徒具形式,法治之制殊難呈現。那么,如何實現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轉換呢?
通過上述三方面論證,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有法治之法并不必然有法治之制,并且往往有良法而無法治,這有其內在必然性;第二,從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必須有相關的配套制度要素;第三,法治之法與法治之制相同構的模式是多樣的,中國作為法治后進型國家,實現兩者同構的方式顯然具有多模式綜合性。
出處:《法學》1998年10期 17-21頁
第五篇:煤炭企業文化建設問題研究
煤炭企業文化建設問題研究
[摘要]企業文化是企業之根和企業之魂,凡是長盛不衰的企業都有其獨特而先進的企業文化。文章分析煤炭企業文化的內涵、特征及存在問題,探討煤炭企業文化的發展路徑問題。
[關鍵詞]煤炭企業;文化建設
[作者簡介]徐魯敬,兗礦集團有限公司電鋁分公司,研究方向:企業管理、市場營銷,山東濟寧,273500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23(2010)09-0093-0002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同樣也是企業之根和企業之魂。中外企業的發展驗證了這樣一條規律:凡是長盛不衰的企業都有其獨特而先進的企業文化。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煤炭企業的實際情況,就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內涵、特征、必要性、存在的問題以及解決途徑等方面展開論述。
一、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內涵及特征
煤炭企業文化,是煤炭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實踐中,所創造和逐步形成的并為企業全體職工所認同和遵循的,具有本企業特色的精神和某些物化的標識。它包括價值理念、經營理念、企業精神、行為準則以及蘊涵在企業制度、企業形象、企業產品之中的文化特色。煤炭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體現在經文并重、安文結合,以人為本、以心為本,理性控制、自我約束,團隊核心、過程管理等四個方面。
二、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煤炭企業文化產生于煤炭企業,形成于企業經營管理過程,壯大于改革發展的歷程,借鑒中外企業,吸收傳統文化,創新現代管理的不斷實踐,與煤炭企業的發展如影相隨。但在當前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仍有認識上的誤區和實踐上的失范。清晰認識誤區,正確走出誤區,規范操作實踐,對于更好地開展企業文化建設活動至關重要。從近年來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認識和實踐來看,煤炭企業文化建設對于凝聚員工、鼓舞士氣、塑造團隊精神、增強集體戰斗力,共同為企業的改革發展穩定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三、煤炭企業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重形輕質
即注重形式的建設而忽視了實質性內容的提煉,在華麗外表下存在不實之舉。表現為:一是口號化、公式化、標準化、概念化、程式化。二是脫離實際、大而化之、大而不當。聽起來完全正確,看起來漂漂亮亮,操作起來沒有抓手,可望而不可及,形式主義嚴重。三是浮在表層、缺乏特色、缺少個性。不具有本企業的特性,無棱無角而顯得“平沓而無光澤。
(二)重質輕形
即注重內容的實用而缺乏形象化的推介和宣傳,表現為:一是不總結、不提煉、不升華,使企業文化停留在零碎、無規律的境地。二是停在一般,滯在實踐,忽視提升,忽視整合,忽視建設模式的構建,忽視企業道德價值的滲透。三是缺理論支撐,少理論指導,不善于從現代管理科學理論中去“尋根”,失去了人文基礎。
(三)囿于己見,粗放管理
表現為:一是缺乏大眾化,成為“老板文化”。二是缺乏科學化、系統化。三是缺乏穩定性、實效性,很難形成全體職工共同的理念、價值觀、道德觀、哲學觀。
四、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路徑選擇
企業文化在我國經歷了認識、徘徊、發展、創新階段。總的來看,我國企業文化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可以說是方興未艾,如火如荼。既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又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煤炭企業文化建設雖“稍遜風騷”;但起步快,發展迅速,如今也已呈燎原之勢。結合煤炭企業的特點,當前加強煤炭企業文化建設,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煤炭企業文化的構建要以人為本
堅持以人為本,就是重視發揮“人”的作用,創造適合于職工發展的工作環境和文化氛圍,充分尊重和滿足職工發展提高的內在要求,通過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教育人、鼓舞人、激勵人的潛移默化的效應,把全體員工凝聚成一個整體,發揮每個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益,為樹立良好企業形象奠定扎實的群眾基礎。
在實際操作中,要認識到文化的載體是人,文化是由人去創造的。企業文化是企業人共同創造的。企業文化是企業大家的文化,是企業大家共同建設的文化。因此,其文化理念、內涵應為大家所接受、所認同。但總是先由少數優秀分子去創造,再在大眾中傳播。企業的優秀分子,如企業經營者、領導者、黨員、勞模等,對企業文化的提升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企業家對企業文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種決定性的作用,要求企業家具備與眾不同的文化素質。提高領導者自身的文化素質,是搞好企業文化建設最為關鍵的因素。其間,企業家的獨特領導能力、高尚的倫理道德、謹慎的決策水平、清晰的戰略方向等是領導者必備的重要素質。
(二)煤炭企業文化建設要以煤炭企業經營發展戰略為核心,建立先進的經營理念
企業文化是一個團隊在完成一項事業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由于企業文化具有靈魂、凝聚、約束、導向、激勵等幾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就決定了企業文化就是一種以做大做強企業為基本內容的企業發展觀點和經營理念。企業文化建設只能緊緊圍繞這一中心,搞好生產經營和服務,不斷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使企業健康、穩步地持續發展。這是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的根本所在,是企業文化建設的唯一使命。因此,煤炭企業文化就要緊緊圍繞企業的經營發展戰略,在實踐中探索、提練、升華和形成煤炭企業獨有的企業文化,從而建立起先進的煤炭企業經營理念。
煤炭企業在實踐中,每干一件事、每搞一次文化理念的宣傳,都要思考這樣做是否有利于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是否有利于員工的精神和物質需要,是否在搞形式主義,是否在實事求是地塑造具有煤礦特色的企業文化。煤炭企業文化建設,實際的目的就是要讓煤炭企業健康地存活下去,并且要越活越好、越活越強大。例如,兗礦集團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探索、提煉、升華,目前已形成了具有兗礦集團鮮明個性的精細管理文化,為兗礦各級組織和廣大干部職工接受、認可,并且日益成為其日常的規范和管理實踐,形成了企業的核心理念:不求最大,只求更好;安全核心理念:以人為本,科技興安;管理理念:競爭合作,嚴實精細,創新超越,無為而治,等等。
(三)煤炭企業文化建設要以增強市場競爭力為目標,樹立和提升企業的品牌形象
1.牢固樹立品牌形象意識。品牌形象既是企業文化的載體,又是企業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于企業的品牌之中。曾經有人說,中國的品牌是一流的產品、二流的包裝、三流的營銷、四流的服務。無論這句話有多少水分,但作為一名企業領導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品牌革命時代已經到來。品牌就是企業的生命。對于日趨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企業領導者必須高瞻遠矚,具備與時俱進的戰略眼光,對塑造品牌文化的利弊,及時果斷地揚棄,把員工的整體素質提升上去, 創造出企業優秀的品牌,使企業具備更強的競爭力。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持續穩步地發展壯大。作為煤炭企業就是要以長久的安全生產和優良的煤炭質量,來樹立和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
2.堅持以文化力提升市場競爭力。從某種意義上講,企業文化是一種“規范”,是一種相對于制度來說的“軟規范”、“軟力量”。但它的作用和力量卻是巨大的。它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市場競爭力。因此,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要把企業文化當作一種“規范”來建設,當作一種“力量”來使用,并以此持續不斷地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3.努力形成文化建設的有效制度。要加強企業文化的制度建設,將各種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體制機制加以固化,并注意發揮其長效作用。制度是由人創造和設立的,但制度又反過來塑造和規范人,使人不自覺地適應制度。企業的制度是個明顯的文化元素,它不僅包括企業內的硬性規定,同時還包括職工們在實際工作中形成的行為習慣、方式、準則等固定化的行為模式。文化直接影響人的行為規范,一個人在社會中生存和活動,都必須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規范,獲得他所在文化的認同。企業文化建設時,從制度入手是一條強有力的行之有效的途徑。
(四)煤炭企業文化建設要創新方式,通過信息化提升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時代感
員工把企業文化與自身融為一體,從自己身上就能體現出企業文化的特質。員工需要像完善自身一樣去完善企業文化。這些都僅僅完成了企業文化建設的初始進程。創新企業文化才是企業文化建設的第二步進程。由于企業是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企業不能固守一種固定文化表現形式。它既要保持其文化的本質不變,又要不斷創新它的表現形式,增添新的文化內容。這是企業文化獲得鞏固和發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煤炭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還必須充分發揮信息化的作用,不斷提升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時代感。
企業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論在經歷了“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與“復雜人”的假設之后,對組織的管理理念、管理過程與組織長期業績的關系的又一次重新審視。它是自古典管理學問世以來,管理學理論發展的第四階段,標志著企業管理從物質的、制度的層面向文化層面發展的趨勢。傳統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是依靠投入資本、資源、技術、勞動力這四大要素實現的。現代經濟的發展實踐表明,這是不全面的,因為其中缺少了文化要素。當今時代,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正確認識和把握這一發展趨勢和規律,有助于實現煤炭企業文化建設的快速發展。
總之,當前煤炭企業文化建設既要正確認識質與形,又要準確把握質與形,更要堅持實踐上的質與形及相互轉化。只有這樣,企業文化建設才能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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