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

目錄

中文摘要與關鍵詞 ……………………………………………………………………1

一、憲法監督的必要性 ………………………………………………………………1

二、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現狀 ………………………………………………………2

（一）經常布置憲法監督工作………………………………………………………2

（二）對法律進行必要的解釋………………………………………………………2

（三）糾正不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的現象…………………………………………2

三、我國憲法監督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3

（一）公民的憲法意識淡薄 …………………………………………………………3

（三）監督對象具有較大的局限性……………………………………………………4

（四）缺乏有力的措施糾正違憲行為…………………………………………………4

四、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4

（一）提高全民的憲法意識……………………………………………………………4

（二）擴大憲法監督范圍………………………………………………………………5

（三）完善憲法監督程序………………………………………………………………5

（四）健全違憲審制度…………………………………………………………………5

（五）設立相對獨立的憲法委員會……………………………………………………6 參考文獻 ………………………………………………………………………………7

（二）缺乏有效的專職機構……………………………………………………………3 「摘要」憲法監督制度對保障憲法的實施，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憲法監督是指為保證憲法實施所采取的各種方法、手段措施和制度。我國現行憲法監督制度是由最高權力機關行使違憲立法審查權的社會主義型。此憲法監督模式雖然具有權威性、標準性等特點，但也存在不完善之處。因此，完善我國的憲法監督制度十分重要。本文將對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提出思考。「關鍵詞」憲法監督 憲法監督制度 完善

淺談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

憲法實施監督制度是保證憲法正確實施而對違反憲法的行為進行監督的制度。它是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的一項重要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

憲法監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憲法監督，是指對有關涉憲活動實行的全面監督。就監督主體來說，除了憲法監督的專職機關以外，還包括其他國家機關、政黨、人民團體、群眾組織以及公民。就監督對象來說，既包括國家機關的立法活動、行政活動、司法活動，也包括公民個人的活動以及政黨、人民團體、群眾組織的活動。狹義的憲法監督，是指依法負有憲法監督智能的機關對立法活動和行政活動所實施的監督。

再好的憲法，如果沒有相應的保障監督體系和制度，由憲法所反映的人民意志和旨在由憲法實施保證實現的人民利益就不可能達到憲法制度時的預定目標。因此，為了保證憲法在實際中得到很好地實施，必須要對憲法實施過程進行監督，并對憲法實施結果進行矯正，以促進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日趨完善。

一、憲法監督的必要性

（一）由憲法自身地位所決定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根本。它是國家一切法律、法規、條例和命令制定的基礎，只有憲法得到順利貫徹實施，才能保證其他法律、法規以及規范性文件貫徹落實。要使憲法能通過法律、法規條例、命令的規定加以具體化并使之變成具體行動的準則，離開一系列的在沒一個環節上的憲法監督是難以奏效的。沒有監督，就沒有憲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有實行憲法監督，才能保證憲法的有效實施，才能提高人民的守法意識，保證憲法應有的地位和權威性。

（二）依法治國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需要

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并且寫入憲法。歷史一再表明，政治并不是當然地在為國民的幸福而運作。政府的權力如果不受到監督，政府的腐敗遲早就會發生。因此，要實現依法治國的目標，就必須明確法律的至上地位，并得到全國人民的一體遵行，要達到此目的，首要的就是要確立憲法的至上地位并得到落實。唯有搞好憲法監督，憲法的至上地位才有望落實。

（三）實行憲法監督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市場經濟是法律經濟，這一觀念已深入人心，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只有使處于本法地位的憲法得到貫徹落實，這一目標才能順利實現。

二、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現狀

我國的憲法監督制度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發展而不斷得到完善。1954年憲法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1975年憲法刪去了這一規定；1978年憲法再次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監督憲法和法律實施的 ；1982年憲法在1954年憲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憲法監督制度。1982年憲法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全國人大“監督憲法的實施”，并在第六十七條第一項中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委員會共同負責憲法實施的監督工作，這就在根本法上確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憲法監督機關的法律地位，這是我國憲法監督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體現我國憲法監督體制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國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權威不斷提高，以及總體工作的不斷提高，憲法監督工作也越來越受重視，并在實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有一下三個方面：

（一）經常布置憲法監督工作

維護憲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權威，就必須消除不符合憲法的規定，改正不符合憲法的做法。為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作了這方面的工作布置，要求政法各部門應當主動地、系統地檢查工作中有沒有和憲法不符合的問題，凡是與憲法不符合的都要抓緊認真糾正。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實行憲法監督的一個可行的和有效的方式。

（二）對法律進行必要的解釋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判明法律是否與憲法相一致的時候，對法律的含義進行有權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法律解釋機關，作了許多法律解釋工作。對各地提出的法律適用、法律程序和其他有關法律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都盡量做出答復，對保證憲法的權威和法律的實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糾正不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的現象

各級國家政權機關一般注意依憲、依法辦事。但是，也時有發生對依憲、依法辦事不熟悉、不習慣，不注意依憲、依法辦事的現象。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這方面出現的問題，有的提醒注意，有的進行批評；對一些帶有共同性的問題，采取適當措施加以糾正。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還在編印的《工作通訊》中，經常刊登一些地方采取措施糾正不依法辦事的事例，有力地維護了憲法的權威 和尊嚴，保證憲法的實施。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工作，以及黨、國家機關和其他社會組織、廣大人民群眾自覺地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對保證憲法得到正確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實行代表機關監督的憲法監督機制，它體現了監督主體來源的廣泛性。在憲法監督程序上采取了事前監督和事后監督相結合的方法，通過事前監督，防止違憲事件的出現；采取事后監督，對違憲事件加以糾正或撤銷。2006年《監督法》的頒布實施，對于健全監督機制，加強監督實效，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使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監督工作邁上一個新臺階。

三、我國憲法監督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公民的憲法意識淡薄

在實施憲法中，公民的憲法觀念、憲法意識具有重要的作用，沒有牢固的憲法意識，憲法的實施就會遇到障礙，監督更是無從談起。由于我國經歷了漫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長期處于封建的“專治、獨裁”統治之下，人們的民主意識、法治觀念非常淡薄，直到今天，這種情況還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憲法至上”的觀念依然比較淡薄。

（二）、缺乏有效的專職機構

我國沒有憲法監督的專職機構，采用的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體制，由于諸多原因，憲法監督作用并不理想。

從法律監督時效上講，現有的憲法監督體制不能勝任實際憲法監督工作的需要。全國人大每年只開一次會，會期僅半個月左右，而且議程多，代表的素質又難以適應憲法監督工作專業性、技術性較高的要求

因而根本無瑕顧及憲法監督。全國人大常委會每兩個月開一次會，而當前立法任務相當繁重，進行憲法監督實在力不從心。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各有各的職責，進行憲法監督只不過是協助性的工作。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由于諸多的原因，在保證憲法在本行政區域內的貫徹實施方面也很不盡人意。人民作為國家權力的所有者，當然享有對國家權力行使者行憲情況進行監督的權力，但是我國，人民監督憲法途徑并不暢通，加之人民群眾憲法意識、法治觀念不強，因而在監督憲法實施中的作用也不理想。

從法律監督機理上講，僅以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作為我國監督憲法的機構難以實現憲法監督的目的。因為憲法監督的主要方面是對立法的合憲性審查，以防止立法的違憲。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既是我國的立法機關，同時又是我國立法合憲性的審查機關，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監督，而理論和實踐均證明，自我監督往往等于沒有監督。

人民代表大會作為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它的組織和活動在于代表和表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全國人大及其委員會的立法活動，就是表達人民意志的突出體現。無論是全國人大還是全國人大委員會，都難以有效地承擔憲法監督的職責，也不適宜成為憲法爭議的裁決機關。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現行憲法頒布近20年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幾乎從來沒有正式審查、處理和糾正過有關違憲的案件，在憲法監督方面無所建樹。

（三）、監督對象具有較大的局限性

我國憲法監督采取事前監督和事后監督相結合的方式。事前監督是指在法律、法規和法律性文件尚未正式頒布實施之前，由有權機關對其是否合憲進行審查；如果在審查過程中發現其違憲，給予立即修改、糾正。事后監督是指在法律、法規和法律性文件頒布實施之后，或者在特定行為產生實際影響之后，由有權機關對其是否合憲進行的監督。我國憲法程序序言和憲法第五條雖然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就憲法規定的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具體監督內容來看，它側重于對法律、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對其他具體行為的合憲性審查則不夠有力；側重于對國家機關的監督，而對“各政黨、各社會團體和各企業事業組織”等其他憲法主體特別是執政黨的監督則缺乏明確的規定，具有較大的局限性。

（四）缺乏有力的措施糾正違憲行為

由于我國目前還缺乏各種查究違憲行為的必要措施，所以對大量的違憲行為不能依法嚴肅有力地予以查究，違反了憲法至多是有關部門指出來糾正，根本不用擔心承擔任何政治的、法律的或行政的責任。許多違憲事例只有在上級國家機關干預或公諸報端以后才迫不得已予以糾正。由于措施不夠有力，盡管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人大代表、黨組織、社會各方面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強烈反應糾正某些違反憲法的行為和現象，憲法監督機關、有關的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也作了大量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沒有取得應有的社會效果。有些違反憲法的現象屢禁不止，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憲法權威的損害。

四、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

（一）提高全民的憲法意識

切實開展形式多樣的普法教育，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一方面要加強先發的宣傳、教育工作，及時作出憲法解釋，使公民在具體的實踐中感受到憲法的 存在和威嚴；另一方面要提高各級人大代表的憲法素養，把監督憲法的實施作為自己的首要職責。

（二）擴大憲法監督范圍

目前我國的憲法監督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審議法律草案時對該草案是否與憲法相抵觸進行事前審前；另一種是對已通過的報全國人大委員會備案的法規、規章是否與憲法相抵觸進行事后審查。也就是說，其監督對象僅限于國家機關制定的規范性文件，而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其他形式的違憲行為和現象卻得不到應有的監督。例如“乙肝病毒攜帶者就業歧視案”，在案例中，公民享有的公民基本權利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地侵犯，卻沒有刑事、民事、行政等有效的救濟手段，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違憲行為。然而這些卻不在現行的憲法監督范圍之內，從而使憲法的威嚴大大降低。憲法監督委員會或憲法委員會應負責涉及憲法監督的一切事務，包括解釋憲法、提出對憲法修正的意見和建議、進行違憲審查、受理憲法訴訟等。憲法監督的對象應盡量廣泛，至少應該涵蓋以下三個方面：審查法律、法規的合憲性；審查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以及各政黨、各社會團體、全體公民行為的合憲性；處理國家機關之間的權屬爭議。

（三）完善憲法監督程序

憲法作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法律效力必須通過一定的程序來實現。憲法監督活動的程序應當包括憲法監督活動的全過程，即解釋憲法程序、提出對憲法修正的意見和建議程序、違憲審查程序和憲法訴訟程序等。在程序設計上有兩項內容必不可少：一是設計具體的違憲審查程序，即有哪一個機構具體受理；二是公民個人在認為自己的憲法權力受到侵犯時，如何向有關機關提出審查建議。

（四）健全違憲審制度

違憲審查監督制度，是指通過對一國的立法和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憲法進行審查，對違憲行為予以糾正和制裁，以保證憲法的實施，維護憲法的尊嚴。違憲審查的目的是通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違憲審查、糾正機制，保障憲法的真正貫徹與實施；通過對違憲行為的審查處理；保障公民的權力和自由的實現，保證國家權力的運行符合憲法和人民的利益，維護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因此，目前在法律違憲的可能性被排除的情況下，要擴大違憲審查的范圍，在實際審查中，不僅要對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而且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也納入到審查范圍。

（五）設立相對獨立的憲法委員會

當代世界有三種憲法監督模式，即議會或權力機關監督模式、普通法院監督模式、專門機構監督模式。憲法監督模式必須與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具體環境相適應，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專門機構監督模式中，獨立的憲法委員會是適應我國國情和現實需要的一種最佳模式。憲法委員會一般被認為是一種政治性機構，它在組織形式上比較靈活、富有彈性

易于為人們所接受。具體做法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設立獨立的憲法委員會，由該委員會獨立行使憲法監督權。這個機構既無立法職能，更不能參與政府活動，其職責就是對法律、規范性文件以及國家行為進行合憲性的監督、審查和裁決，糾正和處理違憲行為。該機構依法獨立行使憲法監督權，其監督活動不受其他國家機關、組織和個人的干涉，以保證憲法監督活動的真實和公正。其次，這個專門機構不能違反我國現行政體，雖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是它仍然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下的一個獨立機構。在堅定地樹立憲法和法治思想，養成依憲、依法辦事的習慣。教育和嚴格要求機構內的各組織和黨員切實尊重和認真遵守憲法和法律，對憲法制度切實做到監督，最終使我國憲法監督制度得到正確的貫徹和實施。

維護憲法尊嚴，保障憲法實施，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到我國公民憲法政治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實現與保障。我們應當堅持社會主義和法治原則的前提下，充分考慮到我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實際情況，借鑒外國憲法監督制度中切實可行的方法，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完善的憲法監督制度，使我國憲法真正得到貫徹實施，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完善我國的憲法監督制度，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建立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監督體制，從而促使社會主義治法建設在憲政的良好軌道上運行。「參考文獻」

「1」趙樹民 比較憲法學新論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6 「2」周春華 試論我國憲法監督制度，載《天涯法律網》，2003.5 「3」馬鳳翔 對完善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若干思考「J」 人大研究，2003.7 「4」胡錦光 違憲審查的基本功能，載《中國民商法律網》，2004.6 「5」努尼沙 論我國憲法監督制度及其完善「J」人大研究，2006.4 「6」張慶福 憲法學基本理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5 「7」胡弘弘 我國公民基本權利之立憲發展 載《政治論叢》，2010.3 「8」韓大元 中國憲法學上的基本權利體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1 「9」張春嬌 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 「M」人民出版社，2008.4 「10」張千帆 憲法學導論 「M」法律出版社，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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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論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

論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

——執政黨能否成為憲法監督的對象

我國憲法監督制度的完善，是法學界尤其是憲法學界始終關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國現行的1982年憲法存在的缺陷比較大，不能適應我們國家民主、法治建設的需要，已成為影響我國憲法權威的瓶頸問題，在目前我國所處的環境之下，既有強烈的完善憲法監督制度的需要，也有進一步完善憲法監督制度的必要和條件，并不是理論界的杞人憂天或無病呻吟。

從理論上講，任何的制度都是不可能盡善盡美，因為創設制度的人本身是不完善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制度的完善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我們這樣說不意味著要人們放棄對制度進行完善的追求，也不是要否認同一類型制度之間的可比性。僅僅意在使人們明白，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勞永逸之事，一項制度的優越、合理只是在特定的時間、背景而言的；一項制度存在的缺陷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而是和其他同類型制度的優越之處相比較而言的。憲法監督的范圍，就是憲法監督機關行使憲法監督權力指向 1的具體目標。憲法監督的對象是“違憲”，作為違憲的表現形式有兩個基本方面：法律、法規的違憲和行為的違憲。在這里，法律、法規違憲撇開不說，針對行為違憲作論述。我國在這一方面存在著一個分歧，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所采取的行為是否有可能發生違憲？執政黨能否成為憲法監督的對象？

中國共產黨在我國居于執政黨和領導核心的地位，其與其他國家機關之間是政治上的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即便是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也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享有憲法監督權力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政治上的被領導者能否監督其政治上的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能否將中國共產黨納入到憲法監督的對象之中，自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對此問題，人們在認識上存在肯定和否定兩主張。

持肯定主張的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采取的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二者之間在政治上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在性質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除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作為代表全國人民行使當家作主權力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也應該

能夠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監督，因為中國共產黨也不能違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集中體現或代表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是，從現實的情況看，有些黨員，特別是有些黨組織的領導人，由于種種原因，違反憲法的行為時有發生。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我們逐步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政權機關，但由于對黨的領導作了不恰當的理解，黨的組織并沒有完全退出對具體國家事務的管理，形成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狀況，使黨組織逐步國家機關化了，國家機關只是黨組織的執行部門而已。中國共產黨的章程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雖然憲法和法律沒有明確規定黨的活動范圍，但卻明確地規定了國家機關的職權范圍。黨組織必須尊重和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關于各國家機關的職權及其相互關系的規定，否則就屬于違憲，擁有憲法監督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當然有權對其進行監督。

持否定說的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不能作為憲法監督的對象。理由是：從憲法的規定來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只能對由其選舉或任命產生的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監督。黨的組織并不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產生的，因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能將

中國共產黨納入其憲法監督的范圍；憲法第5條規定的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只是一般性或原則性地規定國家要堅決追究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從中并不能得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監督的結論。更何況，憲法規定的是“追究”而不是“監督”。如果承認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監督中國共產黨，等于是認可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對黨組織制定的文件、做出的決議，即使其中有錯誤，甚至是違憲的內容，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也不能直接加以撤銷或宣布其無效，而只能提出批評建議，建議黨的組織自己進行糾正。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的執政黨和國家政權的領導核心，也應當受到憲法監督機關的監督，并不能將其排除在憲法監督之外。如果我們否認應對中國共產黨遵守憲法情況進行監督，實質上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可以不受憲法的約束，可以超越于憲法之上。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僅憲法的最高權威不能實現，就是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也會成為空文。從否定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應成為憲法監督對象的學者主張來看，根本上是混淆了工作監督和憲法監督的界限。另外，試想一想，社會團體都是公民根據憲法規定的結社自由來結成的，但社會團體都要受到憲法監督機關的監督，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因為社會團體不是由憲法監督機關組織的而放棄對其活動的合憲性進行監督。

話又說回來，在我國，無論是建立憲法監督制度，還是加強憲法監督工作，都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任何企圖消弱或者擺脫黨的領導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錯誤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須改善黨對憲法監督工作的領導，實現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特別是依憲治國的統一。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就要求黨必須堅持依法執政，依法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要求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模范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要求必須消除一些黨的組織和黨員不尊重及違反憲法和法律的現象，從而切實保證“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規定得到貫徹落實。

第三篇：雙向監督制度完善

雙向監督制度完善

“為民服務、創先爭優”主題實踐活動開展以來，我局創新三個機制，構建三個體系，積極推行在職黨員“雙重管理”“兩個三”模式，著力搭建在職黨員為民服務新平臺，形成了黨員受教育、居民得實惠、黨建添活力的綜合效應。

一是創新管理服務機制，努力構建黨員發揮作用的制度體系。結合區情實際，定期向單位黨組織反饋黨員發揮作用情況。同時，黨組織按照“盡力而為、發揮特長”的原則，將黨員分類編組，經常組織他們參加實踐活動，有效強化了黨組織領導核心地位，擴大了工作覆蓋面，增強了凝聚力和影響力，也使黨員在實踐過程中錘煉黨性、提升能力、樹立形象，實現了由“被動應付”向“主動參與”的轉變，由“旁觀者”向“主人翁”的轉變，成為黨建工作的生力軍。

二是創新監督評價機制，努力構建在職黨員發揮作用的服務體系。實行公開承諾服務內容、公開評議結果；接收單位黨員和黨員評議；單位黨組織和黨組織互通在職黨員在社區和單位表現情況的“兩公開雙評議雙反饋”機制，進一步強化了對黨員發揮作用的監督考核，把黨組織和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衡量黨員發揮作用的重要標準。堅持平時檢查考核與定期考核評價相結合，對在職黨員表現情況進行民主評議，同時向單位黨組織反饋，接受群眾監督。單位黨組織結合黨組織反饋意見，組織黨員進行認真評議，將評議結果納入黨員個人目標考核

三是創新雙向聯動機制，努力構建黨員雙重管理的長效體系。不斷拓寬管理渠道，延伸管理范圍，使黨員主動把自己“八小時以外”表現情況、參加建設情況和“生活圈”、“社交圈”置于黨員群眾的監督之下。明確責任主體，分工負責，上下聯動，統籌推進。把黨員雙向共管納入黨建目標責任制考核。以黨建聯席會、議事會、黨員服務中心（“兩會一中心”）為基礎，整合社區黨建資源，建立黨員管理聯絡站，由單位和社區分別確定聯絡員，協助黨組織加強對黨員的管理和監督，進一步完善管理網絡。同時，堅持聯動跟蹤督辦制度，對全區重點工作，單位和黨組織雙向聯動，雙向反饋，聯合督辦，促進落實。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中，廣大黨員踴躍參加黨組織開展的主題活動。在實行黨員雙重管理機制的基礎上，又將范圍和層面進一步向機關干部拓展和延伸，使檔案建設在創新中不斷發展，為推動全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營造了和諧穩定的良好氛圍。

第四篇：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憲法宣誓制度的探討

關于建立和完善我國憲法宣誓制度的探討

摘要：探尋憲法宣誓的實質，應從契約、制度和法律三個層面剖析。建立和完善憲法宣誓制度，必須首先確定該制度的具體載體，并重點思考憲法宣誓的組織者、宣誓制度的設計要素、誓言監督及責任追究機制等問題。

關鍵詞：憲法宣誓；組織者；設計要素；誓言監督；責任追究

中圖分類號：D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269（2015）03-0071-03

憲法宣誓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已成為慣例，但目前我國尚無相關具體制度設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凡經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正式就職時公開向憲法宣誓。”本文將著重探討如何在我國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宣誓制度。

一、大勢所趨：建立憲法宣誓制度

（一）建立憲法宣誓制度的背景

1.國際背景。國外憲法宣誓的歷史幾乎和憲法本身的歷史一樣久遠。其制度淵源可追溯至1215年：英王約翰簽署了被稱為現代憲法雛形的《大憲章》，并宣誓遵守其規定。此后，許多國家都借鑒或參考了這一做法。憲法宣誓逐漸成為國際慣例。1987年，作為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的美國聯邦憲法明確規定了總統宣誓制度；1791年，法國憲法對宣誓做出了相關規定。目前，世界上142個有成文憲法的國家，大多數都建立了憲法宣誓制度，規定了相關國家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擁護或效忠憲法。綜合考察聯合國193個會員國的現行憲法文本，未規定憲法宣誓制度的國家僅有16個[1]。不論是在總統共和制國家，還是在議會共和制、君主立憲制國家，憲法宣誓制度都備受青睞。它不僅是對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對大陸法系國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2]

2.國內背景。《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憲法宣誓制度”。2014年11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設立國家憲法日的決定（草案）》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建立憲法宣誓制度被提上日程。其實，我們對憲法宣誓早有嘗試。民國時期，單獨制定的《宣誓條例》已規定文官、軍官、自治職員及教職員只有在宣誓后才能任職。孫中山就是宣誓制度的踐行者。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憲法宣誓制度，但是并未放棄對憲法宣誓制度的探索。歷屆國家領導人都十分重視維護憲法的權威。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當選國家主席發表講話時都明確提出要遵守憲法、恪盡職守。2013年3月，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后，在講話中就提到“將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這為我國建立憲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基礎[2]。我國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對宣誓做了明確要求：香港《基本法》第104條有具體規定；澳門《基本法》在規定特首宣誓事項的基礎上，專辟一節規定了“宣誓效忠”[3]。事實上，內地對宣誓行動早有探索：2004年河南省滎陽市市長楊福平首開地方行政首長宣誓之先河，在人大代表的見證下，手持《憲法》，面向國徽宣誓就職。盡管我國尚未明確建立正式的公務員宣誓制度，但各地零散的宣誓活動屢見不鮮。因此，在我國建立憲法宣誓制度是大勢所趨、政之所向。

（二）建立憲法宣誓制度的重大意義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礎，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社會主義憲法是社會共同體的基本規則，凝聚著基本共識和價值觀。建立憲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樹立憲法權威，推進依法治國；有助于增強公職人員的憲法觀念，激勵其忠于和維護憲法；有助于提高公眾的憲法意識，培養他們的憲法情感；有助于在全社會傳播憲法理念，樹立法治信仰。

二、實質探求：基于契約、制度、法律層面的憲法宣誓

探尋憲法宣誓的實質，應從契約、制度和法律三個層面來剖析和理解。

（一）一種“心理契約”

憲法宣誓能夠在憲法與宣誓人之間構建起一種“心理契約”。心理契約，顧名思義，是一種隱性契約，一種基于價值認同而對組織的承諾。公職人員的權力來自人民，并由憲法所賦予。對憲法宣誓，不僅是一種形式，而且是對憲法價值的認同、對國家和人民的承諾。忠于憲法、忠于人民和維護憲法的權威是憲法宣誓的應有之義。憲法宣誓的過程就是宣誓者接受自我見證、內心見證、人民見證的過程。這個過程凝聚著信仰、榮耀和忠誠。只有內心的信仰和無形的契約才能讓公職人員堅持保護公民權利的目標不動搖，切實履行好憲法賦予的權力，履行好自身的法定職責。

（二）一種“制度約束”

憲法宣誓在我國不僅是一個政治名詞，而且將成為一種制度規范。《決定》明確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這表明憲法宣誓絕不是心血來潮、一時沖動。黨和國家領導人已充分認識到憲法宣誓作為一種制度建立的必要性。憲法的意義在于實施。實施憲法，最重要的是讓憲法走下神壇，走進每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內心。為此，第一步就必須要求被授予公權力者尊重憲法、維護憲法，向憲法宣誓。國外憲法宣誓制度的實踐證明，憲法宣誓更多是一種制度約束。憲法宣誓制度明確要求元首等公職人員向憲法宣誓、向公民承諾。這能夠從制度上約束公權力、對公職人員起到警醒和教育作用。

（三）一種“憲法授權”

我國《憲法》是人民意志的體現，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憲法》明確保障公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明確規定國家機構及其職責，明確授權于行使公權力者。有權必有責，權責相對應。行使公權力，必須履行憲法規定的相關職責。向憲法宣誓，亦即向人民宣誓、許諾。公開的憲法宣誓制度有利于明確體現憲法授權，讓公權力在透明公開的環境中運行。這是社會和公民監督相關公職人員的開始。憲法宣誓意在使當事人清楚自身的權力從何而來及如何規范運行，謹記“諾言來之不易，誓言不可違背”。

三、途徑思考：建立和完善憲法宣誓制度

盡管《決定》已提出“建立憲法宣誓制度”，但是憲法宣誓尚未被寫進我國《憲法》。建立憲法宣誓制度，必須首先確定該制度的具體載體，即明確其政策和法律依據。應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把憲法宣誓寫進憲法，并配套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誓規定》或分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誓實施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誓誓詞》[4]。建立和完善我國憲法宣誓制度應重點考慮以下方面。

（一）憲法宣誓的組織者

一個好的組織者是憲法宣誓的基本保障。在我國，憲法宣誓的組織者應該法定，可由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團、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來組織。對于憲法宣誓尤其是中央層面的憲法宣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應為法定的組織者；對于需要在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宣誓的，應由委員長會議或主任會議組織。

（二）宣誓制度的設計要素

一是主體要素。宣誓制度首先要從法律上明確界定宣誓主體即宣誓人。《決定》明文規定，我國憲法宣誓制度的主體為“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因此，不得隨意擴大其主體范圍。如果所有國家公職人員都需要對憲法宣誓的話，那么會削弱宣誓的象征意義和作用。依據《決定》要求，在中央層面，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及其他組成人員，國務院組成人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都是憲法宣誓的主體。二是時間要素。對于憲法宣誓的時間，已經建立憲法宣誓制度的國家一般沒有具體的規定。我國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三是地點要素。憲法宣誓的地點即宣誓場所，一般由宣誓的組織機構確定。應根據宣誓的具體情況作出區別。原則上，在會議上任命的就應在該會議上宣誓。例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向憲法宣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或者決定任命的國家工作人員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上向憲法宣誓[5]。四是內容要素。憲法宣誓既莊重又嚴肅，其誓詞的內容應當統一規定，并與宣誓人職權對應。它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效忠對象、履行職責、服務意識和宣誓責任。如對國家主席、副主席就應強調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及其他組成人員就應強調代表人民的利益；對國務院的組成人員就應強調依法行政；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就應強調遵守憲法和法律，做到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五是程序要素。一套法定的程序對于憲法宣誓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程序法定，才能增強宣誓的嚴肅性。憲法宣誓程序應包括如下環節：宣布開始；開始后所有在場人員起立、奏國歌（升國旗應根據具體場地確定）；宣誓者立正、右手握拳上舉、左手放在憲法文本上；高聲宣讀誓詞；宣誓結束后在誓詞本上簽字；組織機構存檔。在宣誓的程序上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現宣誓失效，如缺席不宣誓、口誤（即宣誓錯誤）的情況，應規定在次日重新補行憲法宣誓，以彌補這一并非實質性的錯誤[6]。

（三）誓言監督及責任追究機制

完善的憲法宣誓制度，必須包含誓言監督及責任追究機制。既然憲法宣誓是法律規定，就必須監督宣誓者的履行情況，并對違背宣誓誓言者進行責任追究，如政治問責等。只有嚴格追責才能避免憲法宣誓流于形式或表面化，發揮憲法宣誓的積極作用，把憲法宣誓制度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 鄧靜秋.憲法宣誓制度的意義與功能[N].法制日報，2014-11-26（12）.[2] 蔣家棣.憲法宣誓：從域外到國內[N].人民法院報，2014-12-05（8）.[3] 束錦，閭小波.建立“一府兩院”官員宣誓制度芻議[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5（3）：23-26.[4] 楊學科.論憲法宣誓制度的中國構建[J].勝利油田黨校學報，2014（6）：1-5.[5] 謝文英.焦洪昌：從六個方面完善宣誓制度[N].檢察日報，2012-12-04（6）.[6] 段珊珊.公務員憲法宣誓制度研究[D].湖南：中南大學，2012：21.責任編輯：孫德魁

第五篇：我國憲法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些都是保障中國公民享受人權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則。

憲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中，對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作了詳盡的規定：

關于政治權利和自由。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等。

關于人身權利和自由。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關于宗教信仰自由。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關于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護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殘疾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

憲法在規定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的同時，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公民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團結的義務 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物、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的義務。

3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

4保護祖國、依法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的義務。

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 其他方面的義務：夫妻雙方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父母有撫養未成年子女的義務、成年子女有瞻養扶助父母的義務。

狹義的所謂贍養，主要是指子女在經濟上為父母提供必須的生活用品和費用的行為，即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提供必要的經濟幫助，給予物質上的幫助。

廣義的贍養，指子女或晚輩對父母或長輩在物質上和生活上的幫助。包括兩種情況：

(1)子女對父母的贍養。

《憲法》規定，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中國《婚姻法》也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

贍養扶助的主要內容是指在現有經濟和社會條件下，子女在經濟上應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費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對父母應尊敬、關心和照顧。

有經濟負擔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贍養時，都應依法盡力履行這一義務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不僅發生在婚生子女與父母間，而且也發生在非婚生子女與生父母間，養子女與養父母間和繼子女與履行了扶養教育義務的繼父母之間。

為保障受贍養人的合法權益，《婚姻法》規定：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對拒不履行者，可以通過訴訟解決，情節惡劣構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2)晚輩對長輩的贍養

《婚姻法》規定：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外孫子女，對于子女已經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贍養義務。

這種贍養是有條件的，即須孫子女、外孫子女有負擔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經死亡。

上述規定是保護老人合法權益的重要法律措施。

隨著社會的發展，作為特定群體的兒童逐漸成為社會和家庭的核心。特別是在親子關系中，未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存在著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緣關系。作為人類家庭中的一員，兒童具有不可剝奪的人權與自由。他們有權最大潛力地發展其個性、能力及才智；有權從特殊的保護與幫助中獲益；有權參與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有權以可行和積極的方式知悉他們的權利。①雖然兒童在家庭中有著獨立的法律地位，依法享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但由于兒童在年齡、智力和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在有些場合尚不能以自己獨立的意志進行民事法律行為。因此，各國均立法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的權利，以保護兒童的利益。本文從兒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對親子關系訴訟中親子鑒定的思考及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的確立等方面粗淺分析我國兒童權利保護中存在的幾個問題，以期能拋磚引玉。

一、兒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世界各國均立法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獨立的法律地位，這也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基本要求。《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求：（1）締約國應盡其最大努力，確保父母雙方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共同責任的原則得到確認。父母或視具體情況而定的法定監護人對兒童的養育和發展負有首要責任，兒童的最大利益應是他們主要關心的事（第17條）。（2）締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第19條）。（3）締約國確認每個兒童均有權享有足以促進兒童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會發展的生活水平；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負有在其能力和經濟條件許可范圍內確保兒童發展所需生活條件的首要責任；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并在其能力范圍內，應采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利，并在需要時提供物質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別是在營養、衣著和住房方面（第27條）。在《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里，兒童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靠成人庇護而不能對話的群體，而是作為權利的主體被承認，并被保護著。兒童雖然是未成年人，但同樣有著對自由、安全、平等的追求，兒童同樣享有人格尊嚴，有權要求別人尊重他們，有生存的權利，有權利獲得個人生活的空間。②因此，絕大多數國家通過法律規定了兒童在家庭中享有信息權、教育選擇權、投票權等條款。如《德國民法典》規定了，在教育與職業問題上，父母尤其要考慮子女的才能和愛好；父母在對子女的照料和教育中，要考慮子女對獨立的需要，在視其發展狀況合適的情況下，應當同子女討論父母照顧權問題并力求取得一致等。《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中規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生活和受教育的權利、與父母和其他親屬來往的權利、受保護的權利、表達意見的權利、子女的財產權利等幾個方面。在中國，由于家長制的傳統從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國家體制之中，家長制觀念作為一種文化傳統，長期影響著我國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對兒童的定位。兒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歷來都是置于附屬和“未來”的位置上考慮，沒把兒童放在應有的權利主體位置上。在中國式的家庭中，父母常常把未成年子女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并對其享有處分的權力，不僅決定了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而且還決定了子女是否享有權利及享有權利的“份額”。因為受到傳統的漠視子女利益的觀念、“清官難斷家務事”等思想的影響，我國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雖然規定了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負有撫養、教育、保護的規定，但過于原則、缺乏體系性，也未明確規定兒童在家庭中獨立的法律地位。

二、對親子關系訴訟中親子鑒定的思考

親子關系訴訟，作為身份關系訴訟具有對世的效力，牽一發而動全身，直接影響到兒童的健康成長、家庭的和睦以及社會的和諧穩定，無論是法律對其的調整，還是法官對其的判定都必須慎之又慎。親子關系訴訟的訴訟程序與一般的財產關系訴訟不同，法院在訴訟在中限制了辯論主義和當事人處分主義的適用，通常采用職權主義，將發現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的首要目的，依職權查明案件事實真相，亦不允許當事人的自認。正是由于親子關系訴訟具備上述特點，親子鑒定在此類訴訟中得到了普遍運用。親子鑒定又稱親權鑒定，是指應用醫學、生物學和遺傳學方法，對人類遺傳標記進行檢測分析，來判斷父母與子女是否存在親生關系的鑒定。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親子鑒定的準確率也不斷提高，親子鑒定的結論通常具有很高的證明力，導致普通老百姓、律師甚至法官對親子鑒定技術結論的過分依賴。因此，在親子關系訴訟中，當事人往往只求助于親子鑒定，作為自然血緣關系是否存在的證據。

上海某區法院曾審理一起案件：甲女向法院訴訟乙男，請求法院確認乙男為其女兒丙的生父，并承擔丙的生活撫養費。甲女向法院提供了二人之間來往的書信、照片、鄰居的證言、乙男向其提供母女生活費憑證的證據。但是乙男否認丙是其親生女兒。法院認為甲女所提供的證據只能證實甲女和乙男之間的關系非比尋常，但不能證明乙男與丙之間有血緣關系。于是，甲女向法院提出親子鑒定的申請，但乙男以會損害現有家庭和睦和侵犯人格尊嚴為由拒絕進行親子鑒定，致使案件事實無法查明，法院不能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進行裁判。對于上述案例，筆者認為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一是拒絕鑒定的當事人是否有協助親子鑒定進行的義務，是否能進行強制鑒定及違反此義務的法律后果；二是親子鑒定是否解決親子關系訴訟爭議的唯一手段。

在親子訴訟中，一方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親子鑒定的申請后，必須取得對方當事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和法院批準后，才可以進行親子鑒定。實踐中，一部分當事人或者第三人堅持不同意做親子鑒定，致使事實真相難以查明，而負有舉證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又必須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這樣造成了當事人實質地位上的不平等。出于調整證據分布的結構性不均衡和適當減輕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的舉證負擔的目的，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在父子關系訴訟上，為確定生物學上父子關系之存否，明確規定當事人甚或第三人負有血液檢查義務。除美國須以當事人申請始可進行親子鑒定外，法、德、日都承認法院得依職權命令當事人為血型或DNA檢驗。④對無正當理由不協助親子血緣鑒定的當事人或第三人，有直接強制和間接強制兩種處理模式。德國法采取直接強制，拒絕受檢者不僅要負擔因拒絕所生費用，并科處罰金；若不能追繳時，裁處拘留。應受檢查者無正當理由，一再拒絕受檢時，法院得加以強制，尤其是強制拘提其接受親子鑒定。多數國家采取間接強制的立法例，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思，由其自己決定是否接受親子鑒定，如無正當理由不接受鑒定時，法院得逕為不利益的認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6月15日《關于人民法院在審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類白細胞抗原作為親子鑒定問題的批復》：“鑒于親子鑒定關系到夫妻雙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是一項嚴肅的工作，因此，對要求作親子鑒定的案件，應從保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有利于增進團結和防止矛盾激化出發，區別情況，慎重對待。對于雙方當事人同意作親子鑒定的，一般應予準許；一方當事人要求作親子鑒定的，或者子女已超過3周歲的，應視具體情況，從嚴掌握，對其中必須作親子鑒定，也要做好當事人及有關人員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對于親子關系的確認，要進行調查研究，盡力收集其他證據對親子鑒定結論，僅作為鑒別親子關系的證據之一，一定要與本案其他證據相印證綜合分析，做出正確的判斷。”該答復區別了雙方當事人同意進行親子鑒定和未取得一致同意兩種情況，但對什么情況必須做鑒定未作出明確規定，且也未規定對拒絕強制鑒定的當事人應承擔何種法律后果。因此，正如上述案例的原告一樣，無法獲得對方當事人所特有的證據性資料，而承擔敗訴后果的現象決非偶然。

親子關系是否存在常常成為親子關系訴訟案件的爭議焦點，在實踐中，我國法院一般的做法是啟動親子鑒定程序，以鑒定結論定輸贏，這樣原被告雙方也容易接受。但是，在這類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甚至法官卻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關系人的權利，即未成年子女的權利。美國最高法院從“子女最高利益”的理念出發，認為子女有知道雙親的權利、接受親情的權利和藉由父子關系有否確定，而使父母適切地履行其經濟上與非經濟上的權利。在確認親子關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時，受訴法院承認親子鑒定結果得作為證據材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際，例如婚生親子間雖無血緣關系，但具有親子生活的事實與意思，且表見父母適切履行父母的責任時，判例法運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維持該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變更。⑤在法國，親子共同生活的事實或時間經過，親子關系不問有無血緣聯系均因而確定，不能加以爭執，自然也無親子鑒定適用的余地。

三、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的確立

1959年《兒童權利宣言》和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文獻均倡導規定，在處理與兒童有關的問題時，應以兒童最大利益為首要考慮。我國政府對保護兒童的利益也十分重視，在《憲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對兒童的利益的保護作出了原則性規定，但未對“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作出明確規定。由于我國婚姻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的不足，亟待在我國婚姻家庭法中確立兒童最大利益的優先權準則，并對相關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1、關于夫妻生育權的行使沒有以“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為指引。我國法律規定，夫妻有依法生育的權利，但對于生育權的行使沒有規定以“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為限制。在現實生活中，有的父母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為了趕個好日子而不顧子女的利益，隨意決定子女的出生時間，進行非自然分娩。這種依據父母的意愿和利益而提前讓子女出生的做法，不利于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長。此外，我國農村地區仍存在著選擇生育性別的做法，如果女性胎兒特別是女性第二胎往往會被人工流產。建議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增加夫妻生育權的行使應以兒童最大利益為原則。

2、離婚訴訟中未設立未成年子女“訴訟代表人”。在我國離婚訴訟中，在解決父母離婚問題時對子女撫養、監護等問題附帶一并予以處理，子女的撫養、監護問題處于離婚的從訴地位。由于我國沒有設立未成年子女“訴訟代表人”制度，沒有專門的訴訟代表人代表未成年子女參與訴訟，向法官提出借鑒性的建議，有些法官在處理離婚案件時，往往會接受父母對子女的安排方案，很有可能不能很好地體現“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建議在離婚訴訟中增設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訴訟代表人”制度。

3、離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的行使沒有設立監督制度。在現實生活中，有的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出于對另一方的怨恨，不讓對方探望子女；有的甚至不讓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極大損害未成年子女的權益，不利于其健康成長。而我國沒有相應的監督制度來保護兒童的利益。建議在《民法通則》中增設未成年子女的監護監督人制度，規定監督人的指定范圍、職權和更換。

4、未成年子女撫養關系的確定和變更未規定應依據“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3條第1、3項規定，“父母一方優先考慮撫養子女”的法定情形的有“已做絕育手術或因其他原因喪失生育能力的；無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這些規定實際上反映了“父母本位”的傾向，是與“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相違背的。建議在《婚姻法》增加規定，父母應依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行使對子女的保護和照顧的權利。

5、未成年人的收養關系之協議解除沒有規定應依“兒童最大利益優先原則”。《收養法》第26條規定，收養人在被收養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養關系，但收養人、送養人雙方協議解除的除外。這種僅僅依據收養人和送養人之間的意愿，就可以協議解除10周歲以下未成年人收養關系的規定，有可能不利于優先保護被收養兒童的最大利益。建議在《收養法》增補規定，收養人和送養人之間收養協議的成立和解釋必須符合被收養人最大利益優先原則

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爾摩）（我國1980年6月3日加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爾摩）（我國1985年3月19日加入）《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訂)(我國1992年10月15日加入)《世界版權公約》(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訂)(我國1992年10月15日或30日加入)《保護錄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經許可復制其錄音制品公約》(1971年10月29日)（我國1993年4月加入）《專利合作條約》（1970年6月19日華盛頓）（我國1994年1月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1994年)(我國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1996年)(我國2006年12月29日加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錄音制品條約》（WPPT）（1996年）(我國2006年12月29日加入)《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我國2006年12月29日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