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韓國城市建設啟示

韓國城市建設啟示

作者:王光裕時間:2004-10-1

5一、韓國堪稱世界上“第二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騰飛軌跡和經濟發展成績令人折服

韓國位于朝鮮半島南部，東瀕日本海，西臨我國黃海，東南與日本隔海相望；國上面積9.9萬平方公里，占半島面積45％；韓國人口眾多，近430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韓國的自然資源相當貧乏，至今沒有發現有開采價值的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基地，其他有經濟價值的礦產也寥寥無幾。從考察中了解到，韓國國土面積不大，人口密集，自然資源匱缺都是制約其經濟發展的因素.但從上世紀60、70年代起，他們就打開國門，揚長避短，逐步優化了國家經濟鏈，使經濟發展步入捷徑。

長期來，他們一是在國內實施經濟結構重大轉變，由農業國家轉變為以輕工業、重工業為主體的國家；二是在國際范圍實施產品出口和參與世界經濟為重點的外向型戰略，進口原燃料，引進加工技術，拓展新科技產業，出口工業產品、科技產品和有相當附加值軟科技。這一方略，使韓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國力和國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十年前一度達到頂峰，被稱為世界上“第二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一。

從考察中了解到，以往作為長期處于貧困線的韓國，通過奮發圖強、精誠治國，現已擠身于發達國家，但畢竟片葉之地，且屬多丘陵地區，地盤環境起伏復雜，平坦地區不到國土面積15％，從先天條件看，與世界上許多同類國家絕對不能相比，可想而知，其經濟建設與城市規劃建設的難度。

韓國的交通設施相當發達、完善，城市間、城市內交通都如此。地上到處是綿亙在山坡間封閉式的公路、輕軌線，地下是城市地鐵為主導的交通，就漢城而言，開通的地鐵交通線有8條之多。韓國人出行多半自己駕車或者搭乘地鐵，而市內寬敞的馬路上整日車水馬龍，全都是機動車（韓國馬路不設非機動車道），以韓產轎車居多。據了解，漢城每個家庭擁有1.25輛中、高檔轎車。從賓館的高樓遠眺，一條條大道上轎車似甲克蟲有序地運動著，相當壯觀。因此，在漢城的通衢大道很少見到行人，更見不到自行車族。只有到鬧市、商業區、大型娛樂活動中心，才能見到人頭簇擁的場面。

參觀韓國的體育場館也是這次活動的主要內容之一。親眼目睹了十余年前舉辦1988年24屆漢城奧運會的大型體育館、為舉行2002年韓日世界杯而新建的可容納6.7萬人的大型體育館，規模宏偉，結構新穎，技術先進，與中國上海的8萬人體育場、北京的亞運體育場館等相比，毫無遜色，真正體現了一個地理小國的堅強的綜合國力。

韓國政府早在上世紀中葉，就推出《邁向2000年的國家長期發展構想》的報告，為韓國未

來的發展提供了一幅宏偉的藍圖。10余年間，韓國人為之奮斗的目標相當明確：國民生產總值（GNP）要達到7500億美元，國民經濟年增長率10年內保持大于7％；產業結構升級，朝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形態發展；縮小地區差距，積極進行地區開發，改善生活環境，縮小城鄉差別，為此，要在全國構筑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網絡；進入高學歷社會，實現義務中等教育和專科、大學基本普及的方針；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消費結構向發達國家轉化??。

但前幾年，東南亞金融**的掀起，經濟危機波及了韓國，受害程度著實極為嚴重。一度迫使許多企業財團倒閉關門，跳樓自盡事件屢屢發生。房地產業蕭條，金融、貿易、商業市場冷落，國際、國內債臺高筑，失業率上升，就業率不足，對韓國經濟造成廣泛的持續影響，至今還留有余痕。如目前失業人數還很多，社會就業和畢業生就業艱難，貧富差距還相當明顯??。這些都是社會發展存在的負面因素。

當前，韓國基本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已步入有序的發展軌道。制定新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產業結構，充分調動國民的積極性，在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大背景下，參與世界經濟又一輪競爭，其成績卓著，氣勢不凡。

二、韓國住宅建設成績卓著，住宅小區頗具規模，建筑群體簡潔明快，體現人與自然交融

在漢城、仁川市幾天中，幾乎沒有見到過類似上海“二萬戶”及危棚簡屋的簡陋建筑地塊，展現在人們眼前的盡是毗連的型式紛呈、具有不同亮點的街坊小區。韓國的住宅建設發展，離不開國家經濟主體性質和發展狀況，由于韓國經濟是以壟斷資本集團為主體經濟，20世紀80年代以來，擁有大企業集團的大財閥控制了韓國國民經濟，它們的經濟勢力已滲透到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各個領域和角落——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住宅建設等。

韓國住宅小區建設似我國衛星城鎮，建筑規模都不小，按經驗估測，不下十幾萬平方米。選址在地形較為平坦的山丘間，一幢幢建筑物順坡倚山而筑，錯落有致。每個住宅街坊擁有自己的一種風格，但線條明快簡潔、大透光、封閉式前后陽臺，立面涂刷外墻涂料，非常鮮艷，非常亮麗是普具的特點。每幢建筑物兩側山墻高處有獨立的標志和編號（韓國的現代、三星、大宇、樂喜金星、雙龍企業標志），毋用介紹，這些住宅小區都是國內大型財團投資建設的。

韓國的現代化住宅小區數量頗多，公寓式高層建筑，或者2到4層的小別墅為主要住宅建筑，特別是15層樓左右類似滬上小高層居多。建筑物形體進深都較淺，房屋看上去格外薄，用國內的習慣眼光去審視，還有些不適應。住宅樓上看不到空調機，看不到衣物涼曬在室外等與環境不協調的場景，照例韓國家用電器產業相當發達，裝上幾個LG空調不在乎，可想其住宅的通風、采光、日照的條件多么優越。小區建筑間距較大，富有綠化和人們休閑空間，處處林木蔥郁，鮮花盛開。作為國樹的松樹和漢城市樹銀杏樹，生長蔥蘢，樹冠嫩色碧透。到處間植的木槿花，品種不凡，花色有白、粉紅、紫紅單色的，花瓣有單、雙、重瓣的，不

愧為韓國的國花。秋季韓國艷陽高照，正值群花爭艷季節，這景色給人以活潑、與時俱進的情趣。韓國的住宅小區都是敞開式，區域栽植物籬為界，配以科技含量高的保安防范技術措施，紅外線報警、攝象監控安保等，因此，見到的小區住戶家都不設防范欄柵，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住宅小區以人為本的精神。

三、韓國人對保護環境，建設綠色家園，實施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意識氛圍特別濃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畢競其地盤小、人口多、自然資源貧乏。所以在低耗高效、節約能源、維護環境、發展綠色產業、保護海洋生態等方面，將可持續發展戰略列為首位，從不懈怠。對此，在參觀考察中深有體會。

（一）高效節能方面：我們住過的賓館和參觀過的公共建筑等場所，其建筑采用的電光源種類繁多，但絕大多數為二次光源。特別是建筑內的公用部位和大型建筑配備的照明更是如此。盡管安裝二次光源要比普通光源一次性投資要大得多，但發光效率高，顯色波段完善，光污染最小的二次光源對節能、保護環境起到積極作用。

象公廁設置，無論鬧市區，還是偏僻的集鎮，沿街的、進出便利的建筑物，如公寓、飯店、辦公樓和住宅小區等，幢幢樓設計了明亮典雅的洗手間，市民和旅游者可隨意免費如廁。這里筆者體會到兩個側面：一顯得相當大度，二在消耗上又特別“小氣”。例如沖洗水使用節約，全有感應器控制，人離水停；手紙使用定量，每一次由圈筒內切割鋸片定長切斷，可見其節能意識，也看得出韓國公益事業做得很出色。

（二）環境保護、資源綜合利用方面：韓國對此極為重視，街坊、活動場所、馬路街市等都可看到有機物、紙盒、塑料和飲料金屬罐分類投放的垃圾筒，而且標志一目了然，市民和旅游者都會按規矩自覺地投放廢物。從減少白色污染和節約木材出發，在飯店、賓館、旅游場所，不見泡沫塑料的一次性制品，取而代之的是利用農作物禾桿、莖葉、馬鈴薯等制作的易降解的一次性用具、盛具。如用馬鈴薯精心制作的筷子、牙簽、牙刷，用稻草、高粱桿制作的飲食盛具。

韓國在建造大型公共設施時，也狠抓資源利用和開發，漢城遠郊建造在垃圾填埋場上的2002年世界足球錦標賽大型體育場館，就利用城市埋填近半世紀的垃圾資源，通過地下的生化反應，陸續產出的甲烷、乙炔，來提供體育場所需的一部分能源。

（三）廣泛推廣運用綠色建材：除汽車、電子、造船工業特別發達外，韓國的化學工業、建材工業也相當發達。樣式迥異的住宅建筑、公共建筑以及市政構筑物的飾面，看上去都比較簡單，外包裝以涂料為主，但涂料品種、色彩之多，質量之好令人陶醉。只要被涂料刷過的建筑，都有著清潔鮮艷、長夫俱新的感覺。這可說明韓國環境污染小的一面，又更說明涂料

品質的上乘。難怪北京故宮近年整治時，大面積采用韓國涂料。

韓國廣泛運用化學建材。高檔賓館的衛生間、地坪和頂板，普遍采用“阿克力”（高檔化學建材）作飾面，相當精致，有似馬瑙、似翡翠，且與墻體結合特別牢固，有效防止滲漏弊病。還有市政、建筑、綜多的給排水管道，普遍采用化學管材，且還要求必須是屬于綠色建材，如高密度HDPE管被廣泛運用，從小口徑一直到大口徑，直徑120厘米的化學管作城市排水管，筆者目睹了其施工。

韓國考察之行，對我們啟示頗多，韓國人的法制意識、道德意識、管理水平、人文素質，敬業進取，特別是臥薪嘗膽的強國精神，都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上海衛百辛（集團）有限公司

文章出處:《上海房地產》

第二篇：關于花園城市建設啟示--獅城游記

花園城市建設啟示--獅城游記

安娜董林

日照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山東日照276800

職稱論文代發表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原意為獅城。據馬來史籍記載，公元１１５０年左右，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王國王子（般＋木）那乘船到達此島，看見一頭黑獸，當地人告知為獅子，遂有“獅城”之稱。新加坡風光綺麗，終年常綠，島上花園遍布，綠樹成蔭，素以整潔和美麗著稱。全國耕地無幾，人口多居住在城市，因此被稱為“城市國家”。去年五月我有幸游歷了這個充滿魅力的城市，感受頗多。我生活的也是一個濱海城市，在城市建設中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方。

在新加坡規劃局我看到了這個國家的總體規劃，對新加坡城市規劃有了大致的了解，也確信了這是新加坡政府科學而而正確處理規劃、建設和管理三者的關系，才成就了這座美麗的花園城市。

一、充分發揮地理人文優勢，科學制定規劃，嚴格保障執行。

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面積為707.1平方公里，人口約498.76萬。國土面積小，人口密度大，資源匱乏，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治理者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使土地的利用最優化，使有限的土地滿足所有的需求;二是保持經濟增長與城市發展的平衡，提供一個很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建國初期聘請聯合國專家，歷時四年高起點、高質量，編制整個新加坡范圍概念性發展規劃，以此為總綱，制定城市總體規劃，城市分區規劃和控制性詳規，為未來30-50年城市空間布局，交通網絡，產業發展等提供戰略指導，然后每5年修訂一次，進一步細化修建性詳細規劃。新加坡政府控制了至少70%的土地所有權，并且是基礎設施、公共設施、住宅和工業開發最大的開發商，能保證土地開發按照概念規劃要求進行。在城市規劃建設的咨詢和實施中，新加坡主管部門鼓勵公眾參與，實行民主決策，明確權責關系，對促進城市規劃建設的有序落實，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雖然是高密度城市國家，新加坡政府確定了花園城市的發展方向，在現代城市建設中充分尊重原有的自然資源，保留了城市地理位置中心的綠地，而將市中心移至南側靠海的新加坡河水源保護區，以此作為市中心的起點，圍繞這個中心展開新加坡的城市規劃設計。新加坡是世界上高人口密度的城市之一，但卻是把人居解決的最好的城市，在規劃中吸取了很多西方的理論，在建國的四十幾年中，政府建設了大量的新鎮，規劃師們開始采用一項分散的戰略規劃，將不必設在市中心的商業活動分散到四個區域中心，每個區域中心都有約150萬平方米的面積，并且在各自轄區內都做到辦公與住宅的平衡。

二、尊重歷史，延續文脈，成功的舊房改造和再開發項目。

新加坡是一座只擁有約200年歷史而其中包含150年殖民史的“年輕”城市，在地理位置以及文化層面上，新加坡也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國度。在新加坡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是占人數最多的三個種族，不同的文化和習俗也形成了不同風格和各具特色的建筑。盡管歷史短暫，新加坡政府在對歷史保護和延續的態度上是值得所有國家學習的。在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中充分尊重現代建設與原有建筑的融合，如保留下來有時代意義的烏節路，實籠崗路等街道以及牛車水、小印度和古老房屋，殖民統治時期留下的總督府和高等法院，拉福爾大飯店老樓、火車站以及許多老教堂等歷史建筑，對這些老舊建筑盡可能的原樣保留、保護、改造和再利用。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1934年修建的舊禧街警察局，這座6層高的新古典風格建筑有911個木百葉窗，立面中規中矩，2000年新聞通訊及藝術部到了這里，并且很富創意地把這幢的911個窗戶的木百葉漆成不同的顏色，建筑又有了新的活力。

新加坡政府主張少拆房，多修繕。在新加坡，很難從一片建筑的外面看出建筑建成的時間，盡管很多建國后建的現代建筑已經歷經四十年的歲月，但整個城市仍然面貌一新，絲毫不顯得破舊。原因在于政府不間斷地對年久的建筑加以維修，基本上是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小修是指外立面和室外鋪地的更新，大修則是指增加面積或改善功能，使居民住宅不斷適應社會進步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帶來的變化。修繕時政府會對建筑外觀，公共空間進行重新粉刷和裝飾，保持建筑的最好狀態，也更好的節約能源，使每棟建筑發揮最大的利用價值。

三、重建中注重建筑品質和特色的增長，建筑和景觀密不可分。

新加坡政府是一個有清晰目標的政府，花園城市目標制定后，所有城市建設都為這個中心服務。

（一）、城市公共建筑的建設由國際大師施展的舞臺到有本土特征的建筑景觀結合的生態建筑的轉變。

城市公共建筑的建設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世紀70-90年代，新加坡政府開始組織城市重建。新加坡的建筑受寸金寸土的土地資源局限，除了歷史保留建筑外，多以高層建筑為主格調。丹下建三設計的大華銀行大廈，薩夫迪設計的雅茂園公寓，邁耶設計的甘登醫療中心，黑川紀章在烏節路上的設計的偉樂坊等等，這些世界級的建筑大師在新加坡這個新興的國度里發揮著自己的建筑才華，也創造出了新加坡城市發展的新時代，但均沒有和新加坡本土文化結合。

第二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新加坡的城市建設開始體現自己的獨有標記，這個時期，新加坡建筑開始注重生態建筑的設計，強調本土文化的展現，看重景觀和建筑的結合。在建筑形式繼承了柯布西耶在1922年提出的“明日城市”的構想：高層發展，底層架空，也繼承了南洋傳統熱帶建筑底層架空的建筑語匯。新加坡是個多雨的、炎熱的城市，他們在規劃建設時充分考慮到這個特點，規定所有的建筑必須建公共的人行廊道，首層退界，這種類似中國騎樓的走廊是為行人遮陽擋雨的，同時形成的灰空間增加了地面層空間上的豐富性和視覺上的通透性。在我們參觀中心商業區時，發現幾乎所有建筑底層都有局部架空，有的結合入口設置，有的結合景觀設計，讓人可以穿行于任一建筑到達另一棟高層建筑，人在其中視線一直可以保持連貫性，而且建筑設計不是孤立存在的，與周圍的景觀和道路有良好的結合，綠化設計精致到每一個點，很多建筑都有空中綠化和屋頂花園，新建的金沙酒店就是三個弧形的塔樓舉著一艘“空中花船”。2002年10月落成的濱海藝術中心，由于其奇特的外形，它被新加坡人昵稱為“大榴槤”，它以現代的抽象形式體現東南亞文化，兩個穹頂上由若干個遮陽板所形成的質感源自于東南亞傳統民居中的草屋頂的編織質感，“榴槤殼”上的這些尖尖的刺是鋁制遮陽板。這些遮陽板的大小和開啟程度都各不相同，是根據不同的朝向通過計算機模擬而確定的。力求達到最佳遮陽和節能效果的同時，不妨礙從室內向外觀看瑪利亞海灣和周圍城市景觀的視野，也成了代表新加坡的標志性建筑。

（二）、充分利用本國地理優勢，處處體現花園城市的主題。

現代城市景觀是城市規劃的延伸與發展，新加坡的城市景觀則充分體現了這一設計理念。新加坡國土面積小，建筑密度大，將建筑和道路以外的用地均用作城市綠地，所有農作物都從其它國家進口，最大限度地進行綠化。將國家的地理中心做為一片永久綠地，綠地結合城市交通設計，綠色網絡遍及整個國家，目標明確，規劃設計得十分具體，并在發展中嚴格執行。這些綠植凈化著空氣調節著溫度，建筑掩映在雨樹中，更顯出其美感。從區域性公園、綠化帶、街心鄰里公園，到停車場、高速路、人行道、高架橋、樓房立面等，對綠化的位置、面積、標準、責任人都有明確規定，建房規定綠化面積納入規劃藍圖，作為規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用法令固定下來，保證實施到位。走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園林綠化往往給人一種不加修飾的自然美感。處處層次豐富，草地、灌木、喬木自然搭配，各種不同樹種混種而形成的自然生態比比皆是，包括路中的綠化帶也絕少整齊劃一，行道樹及灌木皆無刻意修剪的痕跡，極少剪成幾何形狀的，而是任其自然舒展蓬勃地生長，但又不妨礙人行和車行的交通安全。無論是漫步花園綠地、城市街道，還是坐車在高速公路上，滿眼看到的都是綠地的恬靜和形態各異熱帶植被的色彩繽紛。

（三）、發展高新產業，同時注重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

新加坡政府將污染區設置在一起，盡量在遠離人群的地方或是遠離海岸的小島上選址。加強引進新的高附加值、高科技產業，政府專門劃出用地，建設環境優雅的高品質的建筑群。“緯一”工業園是新加坡政府設立的高科技生物工業園，這里遠離市區，主要以科技研發為主，園區外面與城市干道連接，工業園內采用單行車道，以“模塊式”的建筑單體進行園區內規劃，建筑不退路，建筑之間的道路不寬，曲線為主，結合兩邊多變的景觀環境，更像“街”的概念。建筑的平面形式更自由，形成很多有趣的空間，建筑全部采用現代風格，每棟建筑不講求顏色、材質和樣式的統一，建筑之間用鋼結構作出空中連廊，增加了園區內的光影變化，也產生了很好的遮陽效果。底層架空的理念在這里也有很好的詮釋。工業園綠地率高達40%，園區內的景觀錯落有致，工業園的建筑具有中心商業圈CBD的特征，又象建在花園中的建筑。

（四）、居者有其屋，注重品質的人性化新鎮。

新加坡人民居住的發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上世紀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令人窒息的擁擠時期； 上世紀60 年代到70 年代，公共住房計劃； 80 至今側重年代城市形象和生活質量的塑造，其中重點包括環境品質。新加坡規劃部門配合國家更高的政治目標“居者有其屋”計劃，借鑒西方特別是英國的新鎮、小區理論與模式進行調整、改善與深化，擬定了新鎮發展模式。

從1960 年代以來新加坡已開發了23 個高密度新鎮。新鎮之間以綠帶相隔，新鎮大多離市中心10到15公里，居民可以通過穿越中央水源保護區和非建成區的交通網絡迅速到達市中心區和其他新鎮。新加坡約九成的人口都居住在新鎮中，新鎮采取三級規劃構架，新鎮-小區-鄰里。公共住宅政府組屋是新鎮的主體，許多私人公寓、別墅也有機地組織在新鎮體系的框架中。新鎮包括居住、商業、教育、機關、公園綠地、體育與康樂、工業、道路與交通轉換站、基礎設施與其他預留地，這些基礎設施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每個大型商業和住宅組屋組團都和地鐵或輕軌相連，避免了上下班高峰期間人們都從市中心涌進涌出，分解了市中心的壓力。新鎮住宅區空間組合形態大多是不僅從外觀的有序錯落、景觀的開闊優美上考量，而且注重塑造舒適宜人的社區居民交流、活動的環境空間質量。強調住宅樓與多層車庫的整合，人車分流，多層車庫屋頂作為兒童游戲、人們休憩場所，增加垂直綠化，提倡生態節能，化社區精神、更私密的立體公共空間。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增加歸宿感不可忽視的策略與手段。有蓋走廊的步行系統作為線型公共空間，將小區中心、鄰里中心、公交車站、住宅樓架空層、多層車庫等有公共活動場所連成一體，極大的方便了居民生活，也在規劃設計方面配合了終年暴雨、烈日的新加坡熱帶氣候特點。而且增加了社區環境在地面層的空間上的多樣性、感官的延續性。

四、完善的基礎設施，整體有效的公路、軌道系統

新加坡城市密度大，人口多，因此城市交通的合理設計至關重要。

（一）公共交通：在城市規劃的實施和管理中，新加坡注重城市基礎設施的興建，將土地面積的15%用于道路建設，使公路密如蛛網，地鐵四通八達，鐵路貫穿四方，尤其是泛島快速公路，在全長不到36公里的路面上，建有13座立交橋和5座汽車天橋，加強了運輸效力；地鐵站和商業中心、住宅中心整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滿足人們出行的需要。由于公共交通的快速，便捷，市民減少了對私家車的需求量。從而減緩了城市交通的塞車賭車現像，提升了現代化大城市的運載能力。

（二）、新鎮的區域交通

新鎮的交通組織也受到了大量的西方思想的影響。道路分級組織沿自A屈普（Alker Tripp）1942年提出的道路分級原則；網格狀快速道路、主要道路沿新鎮周邊布局演繹了L 大衛（LlewellynDavies）1960 年代提出的華盛頓新鎮的“快速路網結構”；新鎮中心、小區中心商業設施與地鐵站、公交站等大眾運輸交

通相結合突出了P 卡爾索普（Peter Calthorpe）1993年提出的TO（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的概念。快速道路或次快速道路間距約2.5～3km 在新鎮的兩個邊緣提供大流量快速交通，不穿過新鎮以保持新鎮的完整性；主干道在新鎮中成“風車”狀，兩端分別與新鎮中心和鎮邊緣的快速路、主干道相連；主干道與次干道相連；次干道與地方道路相連；層層分級分工服務于土地使用；而快速路、干道、地方道路的節點形式由“立交”、“十字形”、“丁字形”依次遞進。尤其是作為樞紐的地鐵站、主干道、公交轉換站與鎮商業中心，不僅位于新鎮的地理中心，而且整合為一體，由方便的交通帶動了土地的增值和發展。

幾天的游歷，我感受頗深，新加坡在城市規劃建設上的經驗值得借鑒。我國的城市在日益發展的同時，大量的歷史街區和文化都消失殆盡，沒有了自己的風格，只是不停的重復世界的流行。而即使是結合本土的風格，也是不停的做仿古設計，中國的古代建筑的成就是三分設計七分工匠，可現代的施工技術和追求效率的觀念使重要的七分完全實現不了，新加坡對歷史的繼承是在本土文化中提煉的符號和精神去設計，這點值得我們去學習。新加坡在解決城市交通和擁擠的方式也很有特點，我們國家很多大城市都面臨越來越嚴重的交通問題，也是可以借鑒的。還有城市綠地，新加坡的綠化是強調樹和灌木在草上的比例，而我國很多城市大面積種植草皮達到綠化，結果造成水土流失嚴重。如果我們所有的城市規劃和建設者在設計中也能不只將學到的先進經驗流于形式，城市的管理者們也能制定一個正確的政策，一直執行下去，我們的城市建設也會更加美好，科學，宜人。

第三篇：相關城市建設智慧城市的動態及啟示

相關城市建設智慧城市的動態及啟示

童明榮

“智慧城市”是目前國內最前沿、最熱門的研究課題之一，深圳、南京、昆山等城市紛紛推出以“智慧城市”命名的發展戰略，希望取得先發優勢。為此，我們綜合整理了智慧城市的相關內涵，了解并歸納了相關城市建設智慧城市的動態和做法，并對寧波率先全面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給出了簡要述評。

一、智慧城市的概念內涵

為了將公司業務重點由硬件轉向利潤率更高的軟件和咨詢服務業務，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了“智慧地球”的理念，而“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從理念到實際、落地中國的舉措。2009年，智慧城市這個議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IBM在中國召開了 22場智慧城市的討論會，與超過 200名市長以及 1700多名城市政府官員交流。智慧城市的理念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南京、沈陽、成都、昆山等國內許多城市已經與 IBM進行了戰略合作。關于智慧城市，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和解釋。

1、企業（IBM）定義

IBM給出的定義為：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IBM給出的定義實質是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城市智能化、智慧式管理和運行，進而為城市中的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成長。有學者認為，IBM公司更多的是從其公司戰略轉型的目的出發，針對部分城市的現實需要，迎合地方政府心理提出的一種營銷策略。

2、專家觀點

國家信息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鄔賀銓認為，智慧城市就是一個網絡城市，物聯網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標志。

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王欽敏提出，智慧城市是充分利用信息化相關技術，通過監測、分析、整合、以及智能響應的方式，綜合各職能部門，整合優化現有資源，提供更好的服務、綠色環境、和諧社會，保證城市可持續發展，為企業及大眾建立一個良好的工作、生活和休閑的環境，它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系統、城市指揮中心、能源管理系統、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等。

3、城市視角

深圳在建設過程中提出，智慧城市是指充分借助物聯網、傳感網，涉及到智能樓宇、智能家居、路網監控、智能醫院、城市生命線管理、食品藥品管理、票證管理、家庭護理、個人健康與數字生活等諸多領域，把握新一輪科技創新革命和信息產業浪潮的重大機遇，充分發揮城市信息通信產業發達、RFID相關技術領先、電信業務及信息化基礎設施優良等優勢，通過建設城市信息通信基礎設施、認證、安全等平臺和示范工程，加快產業關鍵技術攻關，構建城市發展的智慧環境，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過濾處理的新的生活、產業發展、社會管理等模式，面向未來構建全新的城市形態。

南京提出智慧城市是城市發展的全新理念，它是一個智慧基礎設施先進、信息網絡通暢、智慧技術應用普及、生產生活便捷、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務完備、生態環境優美、惠及全體市民的城市。

深圳和南京提出的智慧城市定義都涵蓋了智慧產業、智慧管理和智慧生活等內容。

4、本質內涵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智慧城市是信息化發展到更高階段的必然產物，其本質是一種看待城市的新角度和發展城市的新思維，它是以物聯網為重要基礎之一，以先進信息技術、智能技術和多網融合為依托，以智慧技術、智慧產業、智慧服務、智慧管理、智慧人文、智慧生活等為重要內容的城市既定發展新模式和新形態。

二、相關城市建設智慧城市的戰略重點

建設智慧城市可以全面推進，也可以重點突破。目前國內已經提出建設智慧城市的城市中，有的是綜合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提出了“智慧深圳”、“智慧南京”等；更多的是圍繞各自城市發展的戰略需要，選擇相應的突破重點，提出了“數字南昌”、“健康重慶”、“生態沈陽”等，從而實現智慧城市建設和城市既定發展戰略目標的統一。

1、綜合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這類城市將建設智慧城市作為提高城市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實力的重要途徑。如深圳將建設“智慧深圳”作為推進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突破口，以建設智慧城市為契機，著力完善智慧基礎設施、發展電子商務支撐體系、推進智能交通、培育智慧產業基地，積極向有關部委申請作為國家三網融合試點城市（近日已獲批），并提出2012年實現寬帶無線網覆蓋率達到100％，組建華南地區的物聯網感知認證中心等。

南京提出，要以智慧基礎設施建設、智慧產業建設、智慧政府建設、智慧人文建設為突破口建設“智慧南京”。將“智慧南京”建設作為轉型發展的載體、創新發展的支柱、跨越發展的動力，以智慧城市建設驅動南京的科技創新，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加快發展創新型經濟，從根本上提高南京整體城市的綜合競爭實力。

2、以發展智慧產業為重點

武漢城市圈與IBM合作的重點是，利用IBM全球領先的軟件工程技術、平臺、管理經驗等，完善軟件與信息服務發展環境，加快信息服務業、服務外包、物聯網、云計算等智慧產業的發展，推進信息化建設, 促進城市圈的綜合協調和一體化建設，從而實現加快構建武漢兩型社會的戰略目標。

昆山高新技術產業發達，生產了全球1/2的筆記本電腦和1/8的數碼相機，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物聯網、電子信息、智能裝備等智慧產業，支撐智慧城市建設。

3、以發展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務為重點

昆明和IBM公司的合作重點包括智能交通、智慧醫療、服務型電子政務等方面，從而為城市運營和管理提供更好的指導能力和管控能力。沈陽是全國著名的重工業基地，近年來正致力于加快從老工業城市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轉型，為此，沈陽市政府與IBM合作，借助“智慧城市”建設，共同運用綠色科技和智慧技術，以互聯網和物聯網的融合為基礎，為沈陽市生態化建設提供一套完整的方法論，努力實現打造“生態沈陽”的戰略目標。

昆山作為全國百強縣之首，經濟發達，但是城市建設管理水平相對滯后，因此昆山與IBM公司合作，通過實施“城市控管指揮中心”、“政府并聯審批”、“城市節能減碳”等三大“智慧城市”軟件解決方案，解決城市管理現實問題。

4、以發展智慧技術和智慧基礎設施為重點

杭州因地制宜提出了建設“綠色智慧城市”，把“綠色”和“智慧”作為城市發展的突破路徑，著力發展信息、環保和新材料等為主導的智慧產業，加強城市環境保護，從而實現建設“天堂硅谷”和“生活品質之城”的城市發展戰略目標。

南昌提出把打造“數字南昌”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突破重點，通過實施數字南昌綜合指揮調度平臺、智能交通系統、市政府應急系統、“數字城運”、“數字城管”等重大工程，提升城市運行監測和城市公共信息服務水平，從而實現率先在中部地區建成具有區域競爭力“數字城市”的戰略目標。

5、以發展智慧人文和智慧生活為重點

成都提出要提高城市居民素質，完善創新人才的培養、引進和使用機制，以智慧的人文為構建智慧城市提供堅實的智慧源泉。重慶提出要以生態環境、衛生服務、醫療保健、社會保障等為重點建設智慧城市，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打造“健康重慶”。

三、相關城市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政策舉措

建設智慧城市是涉及眾多領域和環節的長期的、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各部門相互配合，在組織領導、資金保障、平臺建設等方面出臺一系列政策舉措來引導和推動。由于智慧城市的概念提出時間不長，多數城市建設智慧城市的工作進度還限于舉辦研討會、與IBM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等。

重慶、海南等省市邀請專家與當地政府相關部門領導召開研討會，聽取專家介紹智慧城市知識理念和當前智慧城市建設的動態，屬于普及知識、統一思想階段。

昆明、湖北等省市政府已經與IBM公司簽署了戰略合作備忘錄，標志著雙方正式啟動了在智慧城市建設領域的全方位戰略合作。

沈陽、昆山等城市則在與IBM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之后，進一步組建了相應的合作機構。比如，沈陽市政府、IBM 及東北大學共建沈陽生態城市聯合研究院，共同運用綠色科技打造生態沈陽；昆山市政府與IBM公司在昆山軟件園共同設立了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展示中心、實驗室和服務中心等。

深圳則已經將建設智慧城市寫入今年5月份的黨代會報告中。根據最近發布的《深圳市科技工貿和信息化委員會2010公共服務白皮書》，9月底前將制定“智慧深圳”建設規劃及配套的實施意見，12月底前將召開落實建設工作動員會，并在科技研發資金的合適計劃中對“智慧深圳”有關技術進行部署。此外深圳市高度重視三網融合，專門成立了“深圳市三網融合試點工程領導小組”，近日已成功獲批國家三網融合試點城市。

南京則在有關政府調研報告中提出，要盡快組建市委、市政府等主要領導掛帥的構建“智慧南京”領導小組，具體負責“智慧南京”規劃的研究和推進，強化對構建“智慧南京”的組織領導；要研究出臺構建“智慧南京”的戰略規劃，出臺吸引相關人才和智慧產業的優惠政策等。

四、我們的簡評

寧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智慧城市建設，創建步伐走在全國前列。去年以來，特別是2010年世博會“信息化與城市發展”主題論壇在寧波成功舉辦以來，寧波市圍繞加快推進智慧城市建設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如研究起草《寧波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決定》，已經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這是全國第一個關于智慧城市建設的政策意見；開展了《寧波市智慧城市發展總體規劃》編制工作，目前已形成了規劃的基本框架；積極籌劃智慧城市技術與應用產品博覽會；開展三網融合試點申報工作等。近日，寧波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與IBM公司就“寧波國際智慧物流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產業園項目”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約啟動儀式，標志著寧波市建設“智慧城市”邁出了實質性步伐。近期，寧波創建智慧城市的目標是成為中國先進的智慧產業基地、具備領先的智慧基礎設施的城市和智慧應用標桿城市，在全國率先進入示范性智慧城市行列。

智慧城市是一個全新的理念，是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宏偉藍圖和長期目標，每個城市都是在摸索中發展和前行。通過對智慧城市建設的理論研究和相關城市實踐調查，我們認為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要把握好以下四個重要問題。

第一，要高度重視。建設智慧城市絕不是搞噱頭、喊口號，它是加快區域城市化和信息化這兩個現代化基本任務的重要結合點，將給城市的建設、管理和發展帶來全局性、根本性的變化，是推動轉型升級、再創發展新優勢的重要支點，應當從區域全局發展高度給予足夠的重視，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主導部門和相應的支持系統來有序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工作。

第二，要明確定位目標。建設智慧城市存在一個要建設什么樣能級和水平的問題，如北京提出要建設世界級的智慧城市；深圳提出要建成具有世界先進水平、對華南和全國有較強輻射力和影響力的智慧城市；南京提出要成為全國建設智慧城市的新標桿和南京都市圈、長江中下游乃至全國的智慧交通樞紐等。明確與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定位和分階段目標，選準近期突破重點，是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基本前提。

第三，要處理好幾個關系。包括要處理好智慧城市建設與城市發展戰略和城市定位的關系，智慧城市與信息化、數字化城市的關系，智慧城市與創新型城市、生態城市、低碳城市的關系，智慧城市建設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信息安全建設的關系等，要盡可能地把已有的各種建設資源整合起來，避免重復建設。

第四，要突出特色體現個性。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要充分學習吸收其他城市的有共性的解決方案，但絕對不能千篇一律、完全照搬，必須根據自身基礎優勢和實際需要，打造建設智慧城市的特色牌和創新牌。同時，目前許多國內城市采取的都是與IBM公司戰略合作的純商業化推進模式，如何創新智慧城市建設模式、尋找適合城市特點的智慧支點也值得研究探索。

第四篇：韓國魯迅研究的啟示和東亞魯迅研究意義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魯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時，韓國魯迅研究卻迅速發展成熟起來，通過對韓國魯迅研究“成熟發展”的原因和表現的分析，提出可以給中國魯迅研究的種種啟示。文章進一步著眼魯迅思想和創作對于日、韓、中3個民族現代思想文化建設具有的基礎性價值，論析日、韓、中3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在魯迅研究上相互影響和借鑒的歷史，提出并闡釋了建構“東亞魯迅研究”的意義。【關鍵詞】 韓國魯迅研究/東亞魯迅研究/中國魯迅研究

一、韓國魯迅研究的啟示

中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逐步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魯迅研究的整體變化是十分明顯的，不僅魯迅研究本身表現出精神資源和學術資源的匱乏，而且魯迅研究在這個時期的整體文化和學術環境中也不再具有獨立的價值和意義，難以起到推動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發展的獨立作用。中國魯迅研究的這種情況，在與東亞魯迅研究整體狀況的比較中，在與中國周邊國家或民族的魯迅研究的比較中，可以得到更為清楚的認識。我們正是在對當代東亞魯迅研究的認識中，在對中國周邊國家或民族的魯迅研究的認識中，認識到魯迅的當代價值和意義。其中，韓國魯迅研究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它的存在可以給陷入困境的中國魯迅研究以種種啟示。

在中國魯迅研究陷入困境之時，韓國魯迅研究成果卻不斷涌現出來，表現出“成熟發展”的態勢。1994年，我曾經參與韓國博士研究生裴仁秀先生的“中韓魯迅研究比較”的指導工作，從當時在中國學術期刊上看到的韓國學者金時俊、金泰萬寫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韓國的歷史與現狀》①，還有韓國學者金惠俊的《韓國中國現代文學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目錄》②以及裴仁秀先生回國搜集到的材料和吉林大學韓國研究生姜貞愛發表在《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3期的《韓國魯迅研究狀況》，認為這個題目做起來還有一定困難；但是，今天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2005年7月在中國沈陽舉行了“中韓魯迅研究對話會”，同月，中國魯迅博物館主持翻譯的《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由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11月在韓國首爾再次舉行“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可見韓國魯迅研究發展取得的令人振奮的成績。樸宰雨教授自1997年起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當代韓國》等期刊上的文章，介紹了韓國魯迅研究自1990年出現第一篇魯迅研究博士論文，到2004年的15年時間里，“出現了一百五十余篇以上的論文，其中博士論文有十七篇以上，碩士論文有三十七篇以上。論文涉及的領域大為擴大，問題意識與運用方法也多樣化，研究質量與水平也大大提高”[1](p5-6)。我查閱近年來韓國學者在中國期刊上發表的有關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論文，就在50篇以上，其中魯迅或與魯迅相關的研究論文就有30篇，《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雖然未能涵蓋韓國學者的全部魯迅研究成果，但所選論文無疑具有代表性，從中可以看到當下中國魯迅研究所匱乏的一些特征。

第一，如韓國木浦大學林春城教授在汕頭大學2006年1月9～11日舉辦的“中國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發言中所說，“中國革命文學”研究在韓國直到1980年代末始終“被視為禁忌”，時至今日，“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在韓國知識分子的全部學術研究工作中仍然屬于“第三世界的邊緣文學”，處于“非主流”位置[2]；但是，韓國魯迅研究者“對歷來被禁止的（中國）大陸資料的引用與翻譯等方面，對左翼革命文學研究方面，不顧禁忌正面突破，相當擴大這個領域的研究自由”[1](p17)。他們在韓國學術文化整體環境中所處的“邊緣”身份和位置，加強的是與魯迅的精神聯系，其研究更為關注魯迅著作的精神資源。韓國魯迅研究者多出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③，他們與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遇到了1989～1992年的國際風云動蕩，在東南亞經濟危機中受到遠比中國知識分子更強烈的沖擊，他們是在對這個動蕩不安的世界的體驗和認識中進入到魯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會專制和黑暗中深化了與魯迅的精神聯系。因此，他們或者是在對中國左翼文學的重新認識中發現了魯迅的價值，或者是在對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剝離中發現了魯迅創作的獨立審美形態和審美意識[1](p20～22)。上世紀90年代在與中國新時期后的魯迅研究的精神感應中，表現出“革命家的魯迅觀”與“純粹文學家的魯迅觀”逐步相融合的發展趨向[3]，諸如貫穿他們研究中的魯迅“立人”思想、“歷史中間物”意識和對魯迅的“反抗絕望”的認同④。他們更為注重魯迅與韓國歷史中涌現出來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比較，通過比較深化了對李泳禧、任軒永、韓龍云、申彩浩、金洙暎、金臺俊、李光洙、玄鎮健等之于韓國思想文化發展意義的認識⑤，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更有著一以貫之的精神和學術追求，表現出與魯迅愈益深刻的精神聯系。這與中國魯迅研究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魯迅研究，對魯迅思想和藝術的認識在整體上是相聯系的，那么，90年代后則表現出二者之間相游離的傾向，在價值標準上也有不斷變換的現象，而且，時至今日“邊緣化”的魯迅研究明顯難以擺脫整個學術文化體制的制約，更明顯地受到“學術評價標準”的束縛。

第二，韓國學者的魯迅研究又不局限于韓國思想文化意義，同時表現出某種人類情懷，具有突出的東亞意識和人類意識，這頗值得我們注意。比如，徐光德博士集中探討的就是魯迅何以是東亞的，何以是中國、日本、韓國的共同話題，他在研究中認為魯迅研究可以成為“東亞知識人交流的疏通橋梁”，可以從中發掘出“東亞話語形成的理論根據”[4](p310～311)，他的《東亞精神史上魯迅的意義》、《東亞近代性與魯迅：以日本的魯迅研究為中心》等著述，就是從這種思考和認識出發的。裴仁秀先生1997年曾在中國大陸完成《人類文化母題與〈故事新編〉》的博士論文，他發表的《魯迅〈補天〉的創世精神研究》、《魯迅〈鑄劍〉的復仇精神研究：以東西方后譬母題傳說的比較為中心》、《人性異化與魯迅小說》，就是從人類學視角出發對魯迅《故事新編》中小說的研究。

在這方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劉世鐘教授的魯迅研究，她一開始就著眼于魯迅全部創作中人類情懷和哲學意識最為突出的《野草》。1993年完成博士論文《魯迅〈野草〉的象征體系研究》，提出“魯迅以抵抗的氣質和執著的性格為作家的個性氣質，而且以懷疑精神、否定精神、聯想思維和辯證思維為思維方式的特征”，她認為“懷疑、否定精神使魯迅能夠洞察事物的本質，這種精神就是魯迅的精神力量的根源”；在這一認識基礎上，她提出《野草》的美感特征不是過去所說的“悲涼”或“孤獨”，而是“悲壯”和“陽剛”結合而成的“悲剛”[3]。如她所說：“受制于物質的時代，在這個對顛倒的價值觀日漸麻木的時代，在這個正在經歷巨變卻又找不到變化方向的時代，社會對現代精神的全盤否定促使筆者開始思索：什么是真正有價值的生活方式，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這是直面自我、民族乃至人類生存現實升華出的思考。劉世鐘正是從此出發把《野草》視為“象征體系”進行思維方式和美感特征的研究，貫穿了形而上的人類學思考。如她展開的魯迅《野草》與韓龍云《君的沉默》的比較分析⑥，對魯迅、加繆、韓龍云的比較研究⑦，對他們身上一致存在的懷疑、否定和反抗精神的認識。她具體從“認識方法論”和“實踐方法論”的角度，分析和說明韓龍云和魯迅與加繆相一致的懷疑、否定以致反抗精神具有的對人類生存困境的形而上思考，即與世界、宇宙和自然的對立決定了人的必然性悲劇存在，但人類又是在正視這一悲劇命運的同時表現出對整個世界的懷疑、否定和反抗的。這就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諸神懲罰西西弗要他把巨石推上山頂，巨石因為自身的重量一次次從山上滾下來，西西弗一次次走下山重新把巨石推到山頂——加繆通過西西弗的神話，是要說明人類必須反抗自身荒誕的悲劇命運才可能獲得發展。西西弗堅定地走向不知盡頭的磨難這一行動本身，就是對荒誕命運的反抗，——這深化了劉世鐘對魯迅和韓龍云的“絕望反抗”體現的“革命”精神的認識。

此外，洪昔杓先生的《魯迅的“生命意識”研究》也是著眼于《野草》展開的，也是哲學意識和人類情懷極強的論文，作者認為：“只有‘生命意識’才是理解魯迅思想本質的重要方面，它為解開魯迅思想中存在的各種‘矛盾結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文章從《野草》中提煉出“死亡”、“腐朽”、“墳”、“無所有”柑“無”等體現魯迅思想與生命哲學深刻聯系的概念，對魯迅“生命意識”的闡釋，建立在對人類文明發展的二律悖反的認識基礎之上，即“由于世界是按照人類的理性而邏輯化、格式化、體系化、概念化的”，這帶來“作為概念的指示作用的記表（‘能指者’）與世界本身的記意（‘所指者’）之間總是存在著不一致和隔閡。認識和世界‘之間’就如不斷滑行的語言的符號空間”。他列舉“西方近代哲學家尼采批判了由于邏輯的理性捕捉而造成的對世界認識的狹隘和貧乏，主張將世界擴張到隱喻的空間”，認為“尼采所要嘗試的是，用隱喻的認識，而非概念的認識，用審美的理性，而非邏輯的理性來認識流動的、生成的世界的一種可能性”，由此而提出：“人類和自然是在巨大的有機體的世界——生命流動的世界中生存著。人類只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將其理性化、范疇化，并借著理性的語言將其概念化、體系化、人性化來解釋。特別是左右近代思想的西方近代思想，將不斷流動、生成、變化的世界，按照理性，將其抽象化，并用真理的名義，將其概念化、絕對化，從而失去了世界流動、生成的本來面目。因此，我們有必要用批判的視角對待西方近代思想，將目光轉向生命流動的世界自身的本來面目。這就是說，對于世界的生命哲學的思維是非常迫切需要的。”[5]這是對魯迅思想和創作中的“生命意識”的當下意義的精辟之論，是在全球化語境中直面人類生存現實和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嚴肅而深刻的思考。顯然，這是可以給全球化語境中東亞以至人類意識甚為薄弱的中國魯迅研究以啟示的。

第三，如樸宰雨在《韓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所概括，韓國魯迅研究者重視“研究的立場與方法多樣化”和“多角度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象征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統分析法、解構主義方法”，此外還有敘述學研究方法。我認為這是韓國魯迅研究的突出特色，體現了他們對魯迅思想和創作的多方面構成所表現出的矛盾性和復雜性的充分認識，同時也反映出他們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和研究水平迅速提高，這在收入《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的《小說家魯迅與他的小說世界》（全炯俊）、《魯迅“敘事”的“現代主義”性質》（申正浩）、《重讀魯迅的〈狂人日記〉——以意思溝通結構為中心》（李珠魯）、《民族敘事與遺忘的政治——從性別研究角度重讀魯迅的〈傷逝〉》（任佑卿）、《魯迅〈野草〉的詩世界——極端對立與荒誕美學》（金彥河）等論文中可以看出。

以韓國首爾大學全炯俊教授的研究為例，這位在上世紀80年代前半期韓國魯迅研究中涌現出來的研究者，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也十分活躍，在韓國已出版的著作就有《現代中國文學的理解》、《現代中國的現實主義理論》、《東亞視角看中國文學》。其《小說家魯迅與他的小說世界》一文針對華人學者研究中存在的“文學家魯迅”與“啟蒙家魯迅”相游離的研究（如前所述，韓國魯迅研究恰恰表現出二者相融會的研究趨向），認為這種研究“并沒有充分重視魯迅小說的獨立性”，他設定了“小說家魯迅”的命題，提出“首先應該回到魯迅小說的位置”的研究思路，在研究中借鑒了“新批評”所重視的文本分析，運用更具有抽象性質的敘述學方法力求使魯迅小說的意義從中國升華到韓國以至東亞。在他看來，魯迅小說的思想文化蘊含在韓國以至東亞文化發展要求中更能得到呈現，諸如他在文章中圍繞魯迅集中闡釋的“民眾與知識分子”、“苦惱的知識分子”等問題，認為這里所體現的反封建思想的“激戰”，是韓國思想文化發展中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整個東亞面臨的“巨大歷史問題”[6](p191～192)。我讀過他寫的《從東亞的角度看三篇〈故鄉〉：契里珂夫，魯迅，玄鎮健》（《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3期）一文，最近讀到他的《魯迅與作為近代體驗的故鄉喪失》⑧，可見“故鄉”是他持續關注的一個問題，他對魯迅“故鄉”題材小說（包括《故鄉》、《祝福》、《在酒樓上》）的分析運用的也是結構主義敘述學方法，對魯迅小說中“故鄉”的反復呈現進行細致而微的列舉和歸類，剝離出一個在韓國以至東亞“近代體驗”中的“世紀話題”，認為這體現了魯迅對人類文明發展中人與故鄉聯系的二律悖反的預言，體現了魯迅的人性關懷，即現代化發展不可避免地帶來人的“地理的空間的故鄉”與“心理故鄉”之間的“分裂”，正是“地理的空間的故鄉的喪失”，使“心理故鄉的意義就變得明了”起來，文學“對真正故鄉的探索成為了可能”，這種探索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人文”價值：“魯迅早在1921年就已直觀地面對了這一重要的未來性課題”，即“從地理空間上的故鄉的喪失到心理故鄉的發現，再經過心理故鄉喪失的體驗到心理故鄉圖景經過自我調整后存活下來這樣一個過程”。全炯俊揭示的顯然更是魯迅小說中“故鄉”的象征意義，這是西方影響下的整個20世紀東亞被動現代化歷程中一個更具有典型性的精神和文化之根的問題。可見，韓國魯迅研究表現出的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在文本形式分析中深化的是對魯迅小說思想文化蘊含的認識，這對當下中國同樣重視形式分析的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是有所啟示的。

第四，韓國魯迅研究在整體上之所以具有這樣一種特征，之所以能不斷取得研究的深化和發展，與他們十分重視魯迅研究在韓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傳統相關，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王富仁教授1993年為應邀參加韓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年會寫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是對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所能夠提供的精神資源和學術資源的發掘，該文第一章最早發表于韓國，成書后不久又翻譯到韓國，為韓國魯迅研究者所熟悉。對本民族魯迅研究歷史和現狀的梳理和認識，始終是韓國學者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我所看到的譯成漢語的，如前文一再引述的嚴英旭的《韓國地區魯迅研究新動向》以及金時俊、金泰萬、金惠俊、姜貞愛的研究文章，金良守的《日本占領時期韓國和臺灣地區接受魯迅之比較》（《當代韓國》2004；《中國比較文學》2003年第3期年冬季號）、李寶璟的《我看韓國學院界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接受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0年第2期）、金惠俊的《中國現代文學在韓國的譯介——以20世紀80、90年代為主》（《廣東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等，都屬于在“研究史”基礎上出現的“接受史”和“翻譯史”的重要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近年來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根基性不足，顯得漂浮，研究意識也更為封閉和自守。這涉及到魯迅研究的空間與時間、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我們面對的現實世界更是在空間意義上呈現的，時至今日它更是以各種翻新出奇的理論話語吸引著我們，它需要通過我們的生命體驗加以融會和吸收，需要在我們生命體驗中生成我們面對現實的意義；我們的生命體驗更是在歷史中形成的，是以時間意義呈現出來的，以時間意義為根基而不斷擴大空間內涵是魯迅研究生命力之所在。

在這方面，視野極為開闊并且整體概括能力十分強的樸宰雨教授，始終關注并持續研究韓國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正是在他的研究中，韓國魯迅研究得到了系統的獨立闡釋，并獲得了獨立形態。在他的《韓國魯迅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一文中，“黎明期”提示著魯迅進入韓國的意義，是后來的魯迅研究能夠發展起來的根源所在；“黑暗期”是魯迅研究的空白期，烙印著被殖民化的民族歷史的痛苦記憶；他概括的“潛跡期”魯迅研究，則是民族爭取自由民主心愿的表達；他非常重視“開拓期”和“急速成長期”，認為這是學術意義上的魯迅研究形成和發展時期，他是這樣分析“急速成長期”出現的背景的：“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在軍事法西斯統治與財閥獨占的局面之下，雖然收到經濟急速成長效果，但是權力與企業勾結，權錢交易，資本與勞工的對立深化，貧富懸殊，一般民眾處于殘酷而黑暗的情況，腐敗蔓延等各種社會病態現象更加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魯迅的作品首先得到讀中文的一些年輕學生與研究者的強烈共鳴，這班人多站在從魯迅文學思想、社會實踐中借鑒而打開韓國現實黑暗局面的立場，不顧違反禁忌，猛烈開展了介紹與研究工作。”[1](p3)對于韓國七、八十年代變革運動中涌現出的遭罷教、入獄的李泳禧、任軒永與魯迅深刻的精神聯系，他有著更為具體、深入地分析和說明，即“現代韓國變革運動”直接推動了韓國魯迅研究的發展，體現了與魯迅精神聯系不斷深化的過程，這構成1990年以后韓國魯迅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發展”的基礎，形成了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成熟發展期”的研究成果。而且，他所概括的韓國魯迅研究史，又是韓國學者對魯迅的接受史，因此，文章在對“研究史脈絡”梳理前，寫有魯迅著作和魯迅研究著作的“翻譯史概觀”，二者相輔相成，體現了韓國魯迅研究與日本和中國的聯系，是在這種“歷史對話”中發展起來的，這使他對韓國魯迅研究獨立形態的闡釋顯得更加鑿實，更加有力。他由此而提出“魯迅為何亦屬于韓國？”“魯迅已經屬于過去式？還是屬于將來式？”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說，魯迅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我們至少可以這樣斷言：魯迅是屬于東亞的。

第五篇：淺論企業文化及韓國企業文化對中國的啟示

淺論企業文化及韓國企業文化對中國的啟示

摘要

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出現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韓國獨特的企業文化是使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和韓國同屬于一個儒家文化圈，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西方的管理思想固然是最先進的。但東方鄰居－韓國的經驗可能是最適應中國國情的。綜觀中國的企業文化建設是比較薄弱的，存在諸多問題。韓國企業文化的成功給了我們很好的借鑒作用。

本文首先闡述了企業文化的基本理論，介紹了企業文化概念的出現、企業文化的定義、特性、影響因素，讓讀者全面了解企業文化作了理論鋪墊。然后分析了韓國企業文化的形成，分為背景和影響因素兩個層次，讓讀者對韓國企業文化的形成過程、影響因素能了解更深。在如此的背景和影響因素下，才形成了能使經濟騰飛的獨特的企業文化。接下來，作者以韓國大企業的案例，來說明韓國企業文化所具有的特點。最后，作者深入分析了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現狀以及所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韓國企業文化對中國企業文化的建設的啟示。這是本文的主干，也是作者想要探索的問題，以期望能對后者提供有益的指導和借鑒。

關鍵詞：企業文化 韓國企業文化 中國企業文化 儒家文化

引言

韓國一個在20世紀60年代崛起的現代化國家.一個國土狹小,自然資源十分貧乏的東北亞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現代、大宇、三星、哺項等大企業集團的迅速發展，更是引起全世界的關注。這個奇跡大部分得歸功于他們的企業文化。韓國深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中韓兩國又同屬于儒家文化圈，兩國又有著天然的地理優勢。中韓兩國經貿合作密切。中國作為韓國最大的海外貿易投資對象國，在近年，也吸引了大批韓資企業涌入中國市場。兩國企業文化有相似性也有相異性。韓國經濟的發展史，可以說是韓國大企業的發展歷史。韓國的三星、現代、LG、鮮京、起亞等11家企業先后進入世界企業500強。一個大企業的成功離不開其所倡導的企業文化理念。他們成功的企業文化是值得中國的各大企業借鑒和思考的。中國處于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很多企業的文化建設并不完善合理或者說只是剛剛起步。中韓兩國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盡管西方的管理理論可能是最先進的，但東方鄰居的經驗也許是最適合我國國情的。

翻閱大量資料后，發現目前國內對韓國企業文化方面的著作或論文不多，大多數研究是從借鑒美、日企業文化的角度，論述怎樣建設中國的企業文化。關于借鑒韓國企業文化的經驗來建設中國的企業文化，研究較少。

因此本文作者，旨在通過從歷史、文化、政治的層次對韓國的企業文化形成的背景和影響因素展開論證，并通過對韓國著名企業的自身文化進行深入研究，來揭示出韓國經濟取得成功企業文化特點。由此，重要指出對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有益啟示，也希望會使中國在建設企業文化中有所幫助。

（一）企業文化的概述

1.1文化的概念出現及其定義

企業文化雖是伴隨著現代企業而產生的，但它作為一門學科來被人們研究，歷史并不長。日本人稱企業文化（Enterprise Culture）為“社風”，而企業文化的原意是公司文化。中國學者將其譯為“企業文化”。

1970年，美國波士頓大學組織行為學教授S.M戴維斯在其出版的《比較管理－組織文化的展望》，率先提出組織文化這一概念。1971年，美國著名管理學家P.德魯克在其所著的《管理》一書中，把管理與文化明確聯系起來，認為管理也是文化。由此，美國許多權威雜志先后以突出篇幅討論“公司文化”。因此，企業文化這個名詞的出現了，也逐漸在企業中體現出來。

1.1.1..企業文化的定義

企業文化是企業文化在長期生產經營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體意識和行為規范的總和。

1.2.企業文化的特性

個性與共性的統一。不同的社會、民族、地區的企業，其文化也各有不同，這是由企業所在的社會、地理、經濟環境及企業自身特點所設定的。但是不同的企業或者不同地區、國家的企業文化也呈現共性，有著共同的企業文化模式。

無形性與有形性的統一。企業文化是包含著價值因素、信念因素、道德因素、心理因素等。它是一種精神心態，無形的存在于特定人群中。然而，不管如何無形，都必須有承接載體，如：人的言行、企業的各種規章制度、經營政策、企業生產經營的過程、商品的運動等體現出來的。人們是根據有形的事物去研究、分析和培植企業文化的。

概括性與具體性的統一。企業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經營理念和管理哲學。但是，企業文化又是具體的。它是由各種具體觀念、習俗、習慣、傳統等濃縮、凝結、升華而成的。企業員工的每一具體言行都從不同角度體現著企業文化，同時也感受到企業文化的導向和制約作用。

穩定性與變革性的統一。一種優秀的企業文化，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它需要很多因素的集結才能形成。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靈魂，具有相對穩定性。然而企業文化又會隨著企業內外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變化，不斷的調整、完善和升華。這種變革具有絕對性。

1.3.企業文化的影響因素 傳統文化：企業文化與傳統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傳統文化就是歷史流傳下來的民族文化。中、韓的傳統文化主要指的是儒家文化。

社會文化：企業文化屬于社會亞文化，它既以社會所共同遵守的信仰、準則、習慣、規范為指導，又有企業自身所特有的一套價值觀念體系。企業文化與社會文化既有共同結合面，又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差異性；企業文化以社會文化為基礎，又根據自身矛盾運動，遵循著一定軌道有規律的發展著。企業文化是一定社會文化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的反映。同時被社會文化制約或最終決定著生成和發展。

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總是離不開政治的發展。政治上的成熟影響著或決定著一定社會制度的文明程度。這種情形決定了企業文化與政治文化有著密切聯系。所謂政治文化，是指人們參與政治活動所產生的，諸如：權利、政黨、權威、政治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政治觀念等，一系列事物。由于政治文化的作用直接體現為一種社會管理手段，并直接作用于社會經濟活動。從而構成了它與企業文化主導和被引導的關系。企業是社會的一部分，所以它就不可能超越政治利益的基本要求和原則。

（二）韓國企業文化形成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開始迅猛發展，而這時，企業文化已經成為席卷全球，引起全球關注的熱門問題。企業文化的重要地位，正逐步突顯出來。作為中國的鄰邦韓國，是一個國土狹小，自然資源十分貧乏的東北亞國家。1962年，韓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時GNP僅為23億美元，人均GNP只有87美元。然而，短短的20年間，韓國經濟騰飛了，從一個亞洲不發達國家，發展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創造出令人驚嘆的“漢江奇跡”。1996年，韓國人均GNP超過10000美元，GNP達4400億美元，步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能使韓國在這么短短二三十年間，創造出這樣令人驚嘆的奇跡。這原因是多方面的。縱觀韓國經濟的發展，就是一部個大韓國企業發展的歷史，韓國著名的大企業，如：三星、現代、LG、鮮京等大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他們的成功無疑推動了韓國經濟的發展，因此筆者認為企業獨特的企業文化是其經濟發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2.1韓國企業文化形成的背景

韓國的企業文化是伴隨著韓國企業經濟的起步、發展、壯大，在強有力的官方主導和市場經濟環境下，在30年的摸索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考慮企業文化前。首先要對韓國企業的發展歷程進行了解。

2.1.1 60年代前的韓國企業的成長

韓國的50年代，是經歷了“解放戰爭”和“625”事變的多事年代。在這一年代，韓國產業幾乎是一片荒蕪。截止40年代，日本殖民為了其本身利益，只重視發展農業。以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朝鮮半島的分裂，沒有留給南韓任何產業和企業。以次50年代的韓國，除了農業和礦業以外，其他產業或企業都十分落后。所以這一年代稱為國內開始引進現代化經營方法的初期，其內容包括引進美國對外援助的工業設施，對軍隊的管理和訓練，以及對經營學的引進和實踐等直接或間接的管理。這一時期，韓國的企業由于規模小，而主要經營業主自己傾注全部心血進行原始資本積累，因此完全談不上有什么科學的經營管理。在企業的經營方面，突出的表現出漫無計劃，因循守舊的管理方法。③

2.1.2 60年代的韓國企業的成長

韓國企業真正發展是在60年代。1961年，林正熙上臺執政，確立了“經濟發展第一”的指導思想。從此，韓國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全力推動經濟增長上來。韓國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指導，制定“振興出口”等一系列法規和綜合方案，對經濟活動系列采取有效的對策和措施。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雙管齊下，大力開辟全方位對外發展渠道。在政府強有力的指導下，韓國企業的經營戰略在于探索如何生產產品，即尋求生產技術的可行性，已獲得必要的生產的技術和機器設備。在政府的保護下，企業致力于生產紡織品、鞋類、食品等輕工業產品，實現了輕紡工業的進口替代，并逐步向外向經濟發展。這一時期企業以低價格鏟平的大量生產和海外出口、創業者的愛國獻身精神、技術骨干的全身心投入、勞動者的勤勉意識，取得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增長第一”的風氣在企業剛剛發展起步初期發揮了積極作用，激發了企業員工的潛力，企業文化也就成為了韓國企業重要的經營戰略之一。⑥ 2.2.韓國企業文化形成的影響因素 了解韓國歷史的，就會發現韓國的文化受到幾個方免得影響。首先是一個典型的儒教文化國家。，而儒家傳統文化背景形成的價值觀，對韓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看韓國企業文化，就可以看到一定的傳統意識在其中。這種意識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然后直接反映在他的企業經營中。其次是美國、日本文化的影響。朝鮮戰爭后，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對歐洲以及亞洲國家進行經濟、軍事援助，而韓國就是其中之一。因此美國的文化價值觀也已經滲透到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美國的先進企業文化，也深深影響到韓國企業文化的發展。從中也可以看出，在美國文化的沖擊下，傳統的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文化所修改，并與之結合起來，形成了家庭和集體主義利益為出發點和以實用主義、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混合文化。韓國曾被日本至民國。他的近代企業的萌芽期也是在日本統治的時期。所以日本的文化對韓國企業中集體主義行為方式與人員管理模式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最后也受到韓國本土文化真摯的影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韓國企業文化。

2.2.1傳統儒家文化對韓國企業文化的影響

韓國作為東亞地區的一員，深受儒家就、思想的輻射和侵染，其程度之深，歷史之久，是其他民族都無法比擬的。“韓國在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堪稱最忠實于儒家文化的國家。”⑦

據古籍記載，早在中國戰國至西漢初，中國的漢字文化即傳入朝鮮半島，這位漢民族創造獨具特點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從西漢以后，韓國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極深，從三國到新羅、高麗這一千年間，儒家在朝鮮雖然也傳播和發展，但在思想文化領域還不占據主導地位。但進入李氏王朝時代，由于政府采取了崇儒抑佛的政策，佛教由此衰落，儒家文化進一步繁榮起來。隨后，儒教便上升為李朝的國教，統治長達百年之久。“凡禮儀也、政治也、學術也，皆以朱學為標準，乃至風水迷信，亦以朱說，朱子遂為朝鮮國家的、社會的、家庭的、個人的模范導師。”⑧

儒家思想深入到韓國人的生活中。在當今西洋化，現代化的風潮中。韓國家庭仍然保持著嚴格的家庭等級制度。韓國的社會也是父家長制，血緣主義最強的社會。韓國是的性格，言談，思維方式，行事作風皆以儒教為準則。在韓國以儒學為價值標準，崇尚倫理道德，勤勉君子，提倡清廉結義。而現在的韓國從國家到民間越來越推崇儒家精神，大有復興儒學用于現代社會中。補充如今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下，相對精神文明貧乏的社會。⑨

儒家文化在企業的表現具體可以歸納為： 1.家族為中心的經營模式

在傳統社會里，家族是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個人是離不開家族的，也是組成家族的一個成員。對家族的忠誠心，關系到整個家族的利益，這樣傳統的家族主義是從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礎上形成的。現代產業社會的核心是企業，工業化過程時，企業經營者為家族的中心人物。因為傳統家族主義對企業形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雖然，在1945年后，韓國的家族制度有了從大家族到小家族的結構上的變化，這盡管在表面上，與西方的小家族制度已經一樣但是，從實質的機構來說，卻是大不相同的。韓國企業對傳統家族主義思想的歸屬意識是一目了然的，職員對他們家族和親戚的照顧超過了對直接報酬的重視。家族中心主義經營給企業的影響大致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家族的構造形態和關系影響到家族成員的成就感。

第二，第二，在企業里家族主義的紐帶關系確定了他們的經濟關系。第三，家族制度的文化傳統直接影響到個人的經濟行為和職業的選擇。

2.集權主義的意識構造

韓國企業的經營決策權力，都集中于董事會以上的人。所以，企業的權力構造中心，僅僅是包括最高層一兩個人和董事會的人。盡管企業的繼承所有權的人雖然集中在長者或者是直系親屬身上，但是財產的保護卻是董事會和經營者一起承擔的。韓國企業的分權化程度很低，從決策制度的方面，就可以看出一二。大部分的經營者在把權力交給下屬這一方面的意識較弱。這一點上，也是集權化的表現之一。這樣集權下的組織氛圍，使董事會的責任很大，所以他們很拼命的為公司做事。這也可以說是集權主義給韓國企業帶來的好處。

3.年功序列的人事政策

在韓國，家庭的生活秩序是以年齡為基礎的，就算是有能力，也是無平等可言的.這一切都是因為血緣，反映出了徹底的儒家思想的家庭主義。在家庭里，家長作主規定了嚴格的身份的序列，以下人人按照自己的序列來承擔責任，例如:強調父親要做好父親的責任，子女要做好與自己的地位相稱的事。最近除了年功序列型的傳統法以外，多少還考慮到職務和成果因素，以謀求人事政策的合理化，但大部分制定人事政策的出發點是以年功為主。在韓國，對長輩要說敬語，如果一個年輕人被評價為目無尊長，這是很差的評價。從總也能得出，儒家思想長幼有序在韓國是怎樣的體現了。

4.重視血緣的繼承關系

在韓國，企業首先采取以長者為主的繼承方式，其次，才是老

二、老三等人，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的話，則轉讓給創業時的貢獻者、專門經營者，或者完全排除直系家族的人。韓國社會很重視血緣關系。在韓國，個人一出生，就跟著父系，屬于父親的血緣集體，以后不會改變他的血緣關系。企業成員對以直系親屬為主繼承的經營者的評價有肯定的反應也有否定的反應。大部分的職員很自然地接受一旦形成的繼承事實，而且大多數是以組織的穩定性和成長來評價繼承者。韓國著名的三星公司也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以上所說的這種方式。

5.重視權威和人和 在韓國企業里，很難做出領導者的領導作風是傳統的還是非傳統的，是民主的還是獨裁的結論。這可以從權威的兩面性來證明。如果說，將掌握權力的時間、人

格、地位等要素組合稱作權威的話，那么，韓國企業的職員認為韓國領導者還是有相當的行使傳統的權威的。韓國企業的總經理在公司決定事情時實際上有最大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公司職員對總經理的權威和權限有相當的接受度。很多公司采用一種韓國民族的“和”的精神作為訓誡來強調集權主義和跟上級的情誼，提高團結意識解決矛盾。雖然“和”對維持組織的穩定性有很大的作用。職員也很欣賞重視崇尚“和”的上級的人格和品德，以此作為評價上級的領導能力的標準。可過分強調 “和”時，反而被利用作為下級接受上級的權威的手段，職員業務執行過程時缺乏自律性，一旦有意外情況便無所適從。還有，勞資兩者的對立關系達不到一致時往往容易造成不穩定性和危險性。

2.2.2美國日本企業文化對韓國企業文化的影響。

美國在朝鮮戰爭后，通過對韓國軍事、經濟的支援，美國的影響已經深入到韓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特別是軍事上的援助，可以說，韓國的整只軍隊模式都是按照美國的要求，創建出來的。所以軍事渠道是西方科學、管理技術和文化價值觀念輸入韓國的三大渠道之一。整個韓國軍隊都是按照美國的標準來組織、塑造和訓練的。因此，軍隊對韓國企業管理制度的影響也是極大的。韓國很多將領曾在美國受訓，退役后又多在企業做管理工作，因此很自然的把美國的管理制度引進企業的管理之中，如韓國最大的浦項鋼鐵廠，就是退役將軍樸泰俊創建的。韓國大部分公司都采用軍隊式組織形式，一方面向全體員工灌輸服從意識、培養責任觀念，另一方面，提高領導者的統馭能力。軍隊的這種絕對服從意識，高度責任感的管理方式潛移默化的影響了企業員工的行為方式與企業的管理方式。隨著全球化經濟的到來，這種文化也在慢慢改變中，現在的韓國企業更推崇競爭、創新和發揮個人能力上的文化。

日本對朝鮮有著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在客觀上縮短了韓國的現代化進程。日本的企業文化對韓國企業中集體主義行為方式與人事管理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韓國近代企業的萌芽期也是在日本的統治時期。日本獨特的行業工會制度、終身雇傭制、經營方式，都影響了韓國的企業文化。

2.2.3韓國政治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從1987年開始的韓國民主化運動，對韓國的企業文化也有很大影響。伴隨著這場民主化運動，韓國企業日漸開放，員工的民主和參與意識日漸增強。除了股東、政府、金融機關外，企業開始重視滿足顧客和尊重企業成員。另外，韓國政府屬于強勢政府，是影響韓國企業經 營戰略和決策的最大外部機構。韓國政府有關規劃和支援的一些政治決策直接影響韓國企業的出口產業。在政府的保護和鼓勵下，韓國企業采取了以出口為主，不斷擴大規模的經營戰略，最終孕育了韓國企業注重高產量和大規模的企業文化。

2.2.4科技的發展對企業文化的影響

和日本一樣，韓國企業發展初期根基薄弱，只能依靠從國外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部分韓國企業通過“模仿戰略”，并且憑借其廉價的勞動力以及規模經濟產生的低成本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從八十年代開始，韓國企業開始意識到只有擁有最強的技術力才有可能擁有最強的競爭力，于是企業開始重視技術研發，這使得韓國企業文化開始注 重自主創新，崇尚敢為天下先的創新進取精神。浦項的領導者堅信“資源有限、人的創造力無限”，三星集團董事長李健熙“除了妻兒以外改變一切”的主張，特別生動地體現了韓國企業的創新意識。如今，韓國企業已經從依靠低工資生產廉價產品演變成生產三高產品，即高附加值、高生產率和高工資的產品。創新已成為韓國企業文化提倡的重要內容。

（三）韓國企業文化的特點

3.1三星公司企業文化案例分析 世界萬物都處于變化之中。小到一個人、一個企業，大到一個國家、整個世界均是如此。“變”是不可阻擋、無法抗拒的。三星公司之所以可以創造一個令世人嘆服的神話，關鍵在于其獨特的企業文化。正如李健熙會長所說的那樣，“除了妻兒一切都要變”，“創新中求變”成為了三星企業文化的靈魂所在，三星總是在前進中尋找變化，在變化中尋求發展，在變中取勝。

三星人特別是前會長李秉喆本人特別重視企業文化建設，并創造了獨具特色的

優秀企業文化—以“事業報國、人才第一、合理追求”為核心的三星經營理念，以“創造性、道德性、第一主義、完備主義、共存共亡”為核心的三星五大精神。但是在很長時間內，這些企業文化只是通過管理層的言傳身教，并未達到理論的系統化高度。在李健熙任會長后，于1992年在三星公司設置了“精神文化研究部”，在各系列公司設置企業文化辦公室，全面梳理三星企業文化，在原先的基礎上重新構筑了適應新時期發展的企業文化，即以“變”為核心的新經營理念。以人才和技術為基礎，創造最佳產品和服務，為人類社會做出貢獻。其企業精神是“與顧客同在，向世界挑戰，創造未來”。可見，新構筑的三星企業文化是對其傳統企業文化應有的胸懷關注人類社會。從以量取勝到以質取勝、向高新技術挑戰，從單一的多元化經營到多元化與核心產業的和諧統一，我們可以看出三星人富有挑戰性又具求 實的思想，他們反對一切形式主義，更講效益。從上可以看出三星的企業文化是因 時而變、因勢而變的，富有極強的時代性與求實性。

3.2韓國企業文化的特點 1.博采眾長 韓國的企業文化融合了日本的企業文化，融入了美國的企業文化，融入了儒家思想，結合了本國政治和國情。韓國的企業文化可以說是博采眾長的企業文化。這樣的企業文化，使得韓國創造出了獨具一格又具有豐富內涵的企業文化,致使韓國人既有西方人的實干作風,又有東方人的吃苦耐勞精神,不達目的不罷休。

2..實業興國

走實業興國之路,為國家振興做出最大的出貢獻,這種意識已成為韓國企業界強大的驅動力。韓國人視民族自尊第一,是韓國社會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韓國著名的大企業常常把自己看作國家經濟創造的承擔者,具有明確的國家意識和使命感,在企業內部,只要談到公司的未來,無一不將自己的成長與對韓國未來的影響相聯系。現代企業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對員工講話時說:“為了同先進國家并肩而立,我們必須競爭,而且要勝利。競爭的戰場就在車間。”大宇財團的領袖金宇中率先示范,發揚一種為振興韓國而獻身的精神,他說“任何一個時代:,如果沒有個人犧牲,就沒有我們后代的幸福生活,也不可能牢固奠定幸福發展的基礎。”強烈的責任感來自于大宇的“犧牲精神”,振興大宇,振興韓國,是大宇員工的共同目標。正是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韓國企業創造出了東亞奇跡。

4.人和思想

中國儒家“和為貴”的思想，廣泛滲透于韓國企業內部，成為企業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韓國企業的社訓或經營思想大都體現了這一理念，如現代集團的“勤勉、儉樸、友愛”，GL集團的“和睦團結、開拓精神、研究開發”，雙龍集團的“信任、革新、人和”，曉星集團的“誠實服務、努力創造、和睦團結”，起亞集團的 “團結、誠實、創造”，味元集團的“人和、勤儉、向上”，三美集團的“人和、熱情、自豪”等等，都是儒家文化在企業中的體現。這種“和”表現出一種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形成一種歸屬感、認同感,使企業員工自覺自愿地為企業做貢獻。浦項鋼鐵公司的創始人樸泰俊認為,浦項就是一個龐大的交響樂隊,每一個員工都有其不同的特點與個性,每一臺機器都有它的特殊性能,要有效地指揮這些人和機器,必須達到最完美的和諧。并且,公司形成了許多使員工與決策者之間保持獨特聯系的制度,如任何員工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直接寄送給總經理,高層管理人員定期與全體員工進行交流等等,從而有效地形成了上下溝通的信息網絡,創造了和諧的“一家人”氣氛。而在大宇,“愛廠如家”、“共存共榮”也是幾萬人共同的價值觀。“大宇家族”的字眼,不僅常掛在金宇中嘴邊,也化為“大宇家族之歌”,唱在全體員工的嘴上,裝在全體大宇人的心里。這種愛廠如家、共存共榮的團隊精神,也是大宇精神的核心。韓國的企業文化創造了企業的一種文化氛圍,使得韓國原有的家文化隨著商品經濟和工業化的發展得到了新的發展。企業也如同一個大家庭,企業與員工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休戚相關。

5.人本思想

韓國人由于缺乏豐富的資源和技術準備，因此十分清楚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性。三星集團的經營理念即是:人才第一是永遠不變的主題。由于儒家文化重視人的傳統，同時也是由于現代管理的需要，韓國人很自然地把人的價值注入到企業之中，形成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方式，員工的參與意識蔚然成風。浦項的創始人樸泰俊把公司的組織形象地比作一個等邊三角形，工廠經理位于頂端，底層由工人們組成，是公司最重要的部分。其要旨在于把全體員工作為管理的出發點和歸宿，視員工為一切創造力的源泉，而努力開發這一源泉則是企業家的責任。這個富有哲理的比喻構成了浦項企業文化的核心，奠定了浦項式管理的基石。正是以這樣的企業文化為依托，浦項在經過二十余年的努力后，一舉成為讓日本這個實力雄厚的鋼鐵巨人真正害怕的世界第三大鋼鐵企業。韓國的企業文化建設正是堅持以人為本，培養、凝練成一種向上的企業精神，樹立起強大的精神支柱，才使員工有了一種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從而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思想，己成為韓國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6.競爭創新精神

浦項的領導者堅信“資源有限、人的創造力無限”,在日常管理中,“力求創新”成為貫穿于全部管理工作的主線。為了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浦項建立了高效、靈活的管理體制,擴大各級管理部門的權限,強化基層管理。為了調動每個員工的積極性,還創造了獨到的自主管理模式,負責解決生產中的各種難題。同時,企業文化本身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檢驗其成功的標準就是看其是否能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和對市場狀況是否有迅速應變的能力。三星集團的企業文化就在具有一般優秀企業文化共性的基礎上,仍然不斷提出新的管理哲學,如強化迎接挑戰的創新理念,以質量取代數量,向海外發展,加速全球化以及將“人才第一”的觀念推及至“人類第一”的觀念等等。創新是韓國企業極力提倡的工作精神,而成功即意味著不斷地創新。盡管儒家文化對韓國的影響根深蒂固，但由于受美國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韓國的企業文化又表現出崇尚競爭和發揮個人才能的一面。朝鮮戰爭打破了等級觀念，也使韓國人快速地接受了美國文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注意競爭主義，或多或少的影響到了韓國的企業文化。韓國的三星公司，崇尚“第一主義”,凡事都力爭第一，這個口號也反映了，韓國的企業文化重的競爭精神。

（四）韓國企業文化對我國啟示

4.1中國企業文化的建設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中國雖然經過改革開放這二、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的案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由于我國還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形態的發展都不夠成熟，這就決定了企業文化建設的起點不高。再加上我國受到傳統觀念影響嚴重，重倫理輕效率，倫理問題被放在企業文化建設的中心位置。企業內部的績效、職工的優劣，乃至經營行為都采用傳統倫理道德作為衡量標準，從而形成重義輕利、重倫理輕效率的觀念，忽視了企業制度化建設和管理。以人為本觀念淡薄，受傳統官本位思想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的企業文化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人本觀念淡薄、人浮于事、領導以權謀私，最終導致企業經營業績始終處于低谷狀態。因此，從總體上看，我國的企業文化建設還剛剛起步，總體上比較薄弱。

同時中國在建設企業文化剛剛起步時，也存在了相當多的問題： 1.過分強調集體主義

中國是個非常強調集體主義的國家，特別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強調整體的和諧。但是在企業文化建設上，卻并不是那么妥當的。很多企業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時候往往走向極端，只重視為了集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強調個人對集體的奉獻，忽視個人的利益，限制個人的發展。中國企業今天還不同程度上缺乏尊重人才的觀念，沒有人本思想的概念，也是導致企業經常人才流失的一個客觀原因。

2.沒有科學的目標觀念和責任體制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模糊的、有機式的思維，缺乏科學依據，在這種文化下形成的中國企業文化缺乏明確的目標，在管理上實行的是模糊管理，沒有明確的量化指標。因此，各級管理人員具有哪些權利，應負什么責任和義務不明確，尤其對待責任互相推矮，免遭責罰。中國企業的各級管理人員或多或少都存在“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的想法，在具體的管理和生產中，要求不十分嚴格、工作敷衍塞責，原諒失誤的現象頻頻出現。中國企業在塑造自己的企業文化時，應該借鑒韓國企業文化中的“第一主義”思想以及目標管理方式，使中國企業建立明確的責任制度和嚴格的紀律，并在此基礎上追求完美和卓越。

3.因循守舊，缺乏創新

中國的傳統文化由封閉性和超穩定性，它客觀上限制了人的創新意識。而企業繼承這種特性，整個企業缺乏活力與長期的生存性。它沒有一種創新意識，沒有持續發展的觀念。因循守舊，導致整個企業的僵化和無法把握市場瞬息萬變的信息。最終，在競爭中被淹沒。

4.2韓國企業文化對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啟示

中韓兩國雖然社會制度不同,具體國情也不一樣,但是兩國卻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合理吸取、借鑒韓國企業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有必要的。

第一,企業文化是企業整體的精神風貌,它不是華麗的包裝,而是企業家和全體員工孜孜不倦的追求。這種文化,是一以貫之的經營戰略,應得到全體員工的認同。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活動中形成的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行為方式和習慣,體現企業員工群體的精神風貌。它決定了企業人力資源的活力和利用效益,而人力資源的優勢是形成企業競爭力的關鍵。

第二,建設企業文化必須把重點放在“人”這個基點上。也就是說要用教育、誘導、啟迪、吸引、激勵和熏陶的方法來培養并逐步形成員工的價值觀、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提高他們的業務素質和文化素質,從而形成強大的凝聚力,以推動企業發展。現在,“以人為本”已成為現代企業文化的潮流,具體而言,即企業關心員工的價值取向,為員工的職業生涯做出規劃,并營造合理的文化氛圍引導員工去創造價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確立了智力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位置,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不一定就是市場競爭的強者,只有掌握技術和擁有人才才能擁有真正的優勢。浦項公司也正是緊緊抓住了這一點,充分調動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把企業發展和人的價值的實現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有了今天的成就。有人本思想的企業，才會有人才的進入和企業的發展。

第三,建設企業文化不能脫離本身的文化環境,應批判繼承儒家學說,堅持“洋為中用”的原則。由于社會歷史背景不同,各國的文化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在管理思想上,西方強調的是“個人本位”,東方文化則表現為強烈的“集體本位”意識。韓國企業在管理中用儒家倫理中的家族主義傳統來培養員工的歸屬感和集團意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國是東亞文化的發祥地,在建設企業文化過程中更應該繼承和發揚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應該完全能夠把我們的企業辦成和諧、舒適、整潔的員工之家,形成命運和利益的共同體。儒學的“仁愛”、“和”的觀念與我們倡導的共產主義道德和職業道德并無根本性的矛盾,我們應善于把握其度,剔除糟粕,賦予其新的時代含義。同時,向所有優秀的企業學習,借鑒一切優秀文化,并與我們的企業文化融為一體,使之不斷創新和發展。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取其精華，棄其糟萡。

第四，建設企業文化要有長遠的目標，要樹立有益國家與企業的具有雙重功效的 共同價值觀。企業的利益與國家、社會的利益相一致時，企業才能有長遠的發展前 途。共同價值觀能規范企業成員的行為，為成員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柱，激勵企業樹 立一流的精神和一流成效的企業形象。

第五,建設企業文化要有創新意識,追求卓越,注重“和”的氣氛。企業要有競爭力,應從顧客和 市場等多方面捕捉信息,吸取新思想,形成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和氣氛。面對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企業不僅對內要講求“和”,使員工上下同心,團結一致,共同面對企業面臨的困難和危機,對外也要講“和”,與政府要“和”,爭取獲得政府多方面的支持;與其他企業要“和”,在競爭與聯合中發展,從而立于不敗之地。所為和氣生財，一個企業只有團結起來，才會有凝聚力以及競爭力。

韓國企業文化的可借鑒之處很多,但其畢竟是在韓國國情之下形成的,不可能都適用于我國,何況它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中韓兩國社會制度不同,韓國社會制度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我們也應注意發揮社會制度的優越性,使企業文化建設得以健康地運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企業文化對于影響和左右企業生產經營的重要作用，任何忽視或掉以輕心，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企業經營者對企業文化的理解比對新技術及進行科技投資的認識更為重要，不懂得技術的經營者在當今社會將難以立足，同樣，不懂得企業文化的經營者最終也將被迫退出競爭。21世紀將成為文化競爭戰略制勝的時代，企業文化管理方式將成為新世紀的主要競爭方式，愿我國企業借鑒韓國企業文化中高層次的文化管理理論，發揮本國企業的潛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更多企業可以活躍在世界的舞臺上。

結論

韓國企業文化是韓國經濟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總體上比較薄弱，存在著許多問題，需要努力學習優秀的企業文化來為本國企業文化建設服務。韓國企業文化由于受到了來自儒家文化、美國、日本企業文化的影響，再加上本國政府主導因素的影響，既體現了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又具有本國濃厚的政治色彩，因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成為推動經濟成功的積極力量。這對中國企業文化的建設帶來了一定的借鑒作用。中國的經濟要取得成功，也要努力建設本國的企業文化，使其成為推動企業經濟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希望中國通過對他國文化的借鑒以及對自身文化的結合，創造出屬于本國特色，可以發展企業的文化氛圍，是中國的企業文化也能在世界舞臺上發光發熱。由于本人的水平實在有限，對韓國企業文化的研究并不能非常深入細致，但是相信通過自身的努力，自己在寫論文時也在不斷的進步。不足之處，還懇請老師能給與批評指正。

10級浙工大本科 工商管理

陳學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