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貧困治理績效評估的視角看待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思考與對策

一、引言

貧困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貧困治理績效評估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村貧困治理取得重大進展，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實現年均千萬以上的減少，從2012年底9899萬人減少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同期貧困發生率從10．2%降至0．6%。黨的十九大作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為持續推進農村全面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隨著我國農村絕對貧困的消除，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成為當前“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對我國貧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這也意味著我們取得的脫貧攻堅成果需要通過鄉村振興繼續得以鞏固和拓展，鄉村振興要在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上推進和發展，在二者的有效銜接中不斷優化貧困治理體系和提升貧困治理能力。隨著我國由消除絕對貧困轉向緩解相對貧困，我們還要通過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建立健全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長效機制，進一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破解相對貧困問題，同時也為解決好“三農”問題，加快我國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扎實基礎。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二者之間的關系，從2018年2月出臺《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就明確指出，“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隨后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又明確要求“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相互促進”。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對摘帽后的貧困縣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鞏固發展成果”；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中強調，“抓緊研究制定脫貧攻堅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的意見”。我國當前正處于打贏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交匯期、政策疊加期，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存在著以內容共融、作用互構和主體一致為表征的互涵式關聯，二者作為不同發展階段的戰略任務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撐、相互配合、有機銜接、良性互動的統一體，要統籌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一方面要充分借鑒和利用脫貧攻堅積累的成功經驗，為鄉村振興戰略的起步做好準備，另一方面要在鄉村振興中對已經取得的脫貧攻堅成果予以關注，保證脫貧攻堅成果的穩定性、持續性和長效性。因此，在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兩大戰略背景下，科學構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評估體系，正確評估我國農村貧困治理績效十分必要，這不僅有利于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支撐，而且有利于客觀評價農村貧困治理能力和水平，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基礎。

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評估體系構建

（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主要內容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脫貧攻堅期內我國采取產業扶貧、金融扶貧、生態扶貧、易地扶貧搬遷、教育扶貧、健康扶貧、對口幫扶、社保兜底等一系列超常規舉措，以“兩不愁三保障”為底線目標，實現了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貧困縣的全部摘帽，解決了我國農村絕對貧困問題。首先，要鞏固好脫貧攻堅成果，確保脫貧成果穩定可持續。脫貧攻堅成果來之不易，對于已經取得的“兩不愁三保障”等領域的成果必須守好保住，防范和化解新致貧和再返貧的風險；對于脫貧摘帽的地方，仍要留出緩沖期和鞏固期，做到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監管；對于脫貧攻堅實踐過程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要及時跟進和調整，進一步鞏固和完善我國的扶貧政策。其次，要拓展好脫貧成果，讓脫貧攻堅成果發揮更大效用。脫貧攻堅成效顯著，要認真總結“五級書記抓扶貧”“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等經驗做法，拓展扶貧措施的輻射帶動范圍；要系統梳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拓展“精準”方法論的應用領域；要注重拓展的時序性和靈活性，根據實際情況有步驟、有重點、有計劃地開展各項工作。再次，要做好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促進農業農村持續健康發展。在對象銜接上，從聚焦貧困人口和貧困縣逐步向聚焦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以及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過渡；在政策銜接上，逐漸從超常舉措向常態幫扶轉變，從集中攻堅向長效機制轉變；在戰略銜接上，從打贏脫貧攻堅戰向實現鄉村全面振興轉變，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振興，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體系構建

貧困治理績效評估是我國貧困治理新體系重要組成部分，是確保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保障，是統籌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重要參考。能否有效發揮貧困治理績效評估的重要作用，取決于能否科學合理地構建評估體系。國內外在貧困治理績效評估體系方面做了諸多探索，并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和完善，比如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牛津大學的多維貧困指數（MPI）以及國內的全面小康指數、綠色減貧指數等等。在借鑒已有的評估體系的基礎之上，根據第六次全國農業普查行政村普查表基本信息，制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評估體系，對我國中西部22個省份農村貧困治理能力進行評估，主要圍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展開，以求發現目前各省貧困治理的現狀以及鄉村振興的基礎等問題。

1.指標體系的構建

首先，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體系的構建要緊緊結合當前農村地區發展實際，尤其是脫貧攻堅以來，貧困地區發展變化情況。［6］脫貧攻堅以來，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貧困村面貌有所改善，但是受到地理位置、傳統文化等因素的影響，不少農村地區生產生活條件仍然相對落后。因此，指標體系要參照國內外鄉村振興和貧困治理績效評估體系相關理論，盡可能全面客觀地反映出扶貧脫貧效果和鄉村振興的基礎，實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其次，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體系的構建要以鄉村振興戰略和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要思想為指導，著眼于中國“三農”現實難題和迫切問題，認真貫徹執行《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同時將借鑒國內外考核指標體系研究、扶貧開發考核指標體系的理論方法和框架，結合不同區域和部門的規范化研究體系，形成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評估體系，提高指標體系的權威性和科學性。再次，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體系是一個綜合的指標體系，應當涉及到產業發展、生態保護、鄉村治理、農民增收等諸多方面，一方面體現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緊扣鄉村振興的20字方針，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充分考慮脫貧攻堅成果的基礎之上重點關注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結合全國各地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實際情況，根據以上原則和構建思路，并借鑒現有的權威的相關指標，本文構建了包含五個維度的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體系（見表1）。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的內容和要求，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推動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脫貧攻堅為鄉村振興打下良好的基礎，鄉村振興是脫貧攻堅的有效延伸。圍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展開評估體現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機統一。需要明確，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重點，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經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關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關鍵舉措，鄉村是生態涵養的主體區，生態是鄉村最大的發展優勢；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保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鄉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基礎，社會治理的基礎在基層，薄弱環節在鄉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健全現代社會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根本，農業強不強、農村美不美、農民富不富，關乎億萬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關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局。為此，在指標體系設計過程中，結合第六次農普行政村普查數據，充分考慮鞏固拓展產業扶貧同產業興旺銜接、鞏固拓展綠色減貧同生態宜居銜接、鞏固拓展文化扶貧同鄉風文明銜接、鞏固拓展基層治理同治理有效銜接、鞏固拓展“兩不愁三保障”同生活富裕銜接五個層面，力圖全面真實反映當前我國農村貧困治理能力和水平，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參考。

2.指標體系的計算方法

本文所構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指數是衡量我國農村貧困治理能力水平的一個直觀表征，力爭全面反映我國農村貧困治理績效的區域差異。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指數綜合指數由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構成，是衡量一個地區貧困治理績效水平同鄉村振興發展的綜合指數。在確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體系的框架和指標之后，需要進一步確定以下幾個主要內容：一是如何對指標進行同向化處理；二是如何對指標進行標標準化處理；三是如何實現數據的標準化采集；四是如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

（1）指標體系中指標同向化處理方法土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體系是對所有評估指標數據進行合成的相對數。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評估指標指數值是在各評估指標標準化數值的基礎上，按照事先賦予的權數，加權綜合而成。對于正向和逆向指標的處理，在評估指標中，與貧困治理能力水平正相關的指標為正指標，無需進行同向化處理；而與貧困治理能力負相關的指標為逆指標，本文采用倒數法、最大值相減法、定值相減法等方法對此進行了正向化處理。

（2）指標體系中指標標準化處理方法土

數據的標準化是將數據按比例縮放，使之落入一個小的特定區間。這樣去除數據的單位限制，將其轉化為無量綱的純數值，便于不同單位或量級的指標能夠進行比較和加權。本文采用了通用性更強、實際操作更簡便、指標的數學理論含義更清晰的創新型“定基極差法”來進行各級基礎指標的數值測算。為實現指標的橫（空間）、縱（時間）向的全向可比性，“定基極差法”采用以某特定年為基準年，以類似標準極差法的數學形式實現二級基礎指標的無量綱標準化轉換，并在此基礎上，以事先確定的各指標權重，通過逐級加權平均的方法計算最終的省、城市及區域的綜合指數。采用定基極差法所計算的各二級指標以及由此整合的一級指標，由于采用特定基準年的定值測度為統一參考系，且各指標具有預定的固定權重值，使各級指標的度量值能真實地反映區域間、年度間的貧困治理能力綜合水平的差異，使指標具有跨區域、跨年度、時空二維可比性。

（3）數據標準化采集土

鞏固拓展脫貧攻堅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指標體系通過計算總指數和分指數方法監測評估各個地區鄉村貧困治理的總體情況及各個要素的情況。本文選擇用多級綜合方法，將各項反映鄉村貧困治理基本特征的指標轉化為綜合反映鄉村貧困治理水平的總指數。為確保測度結果的客觀公正，所有指標口徑概念均與國家統計局相關統計制度保持一致。在本文的表和圖中，凡是原始數據表均標注了出處；指標結構表和測算表均為本文自行編列，不再一一標明出處。

（4）指標權重設置土

鑒于各指標要素的影響和作用頗不相同，為保證指數測度的客觀，本文在認真研究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組織專家對指標體系進行了論證和遴選，并采用類似“德爾菲法”進行權重分配。鑒于二級指標對于鄉村貧困治理的作用很難區分大小，為了保證指標的公平性和客觀性，對所有的一級指標采取均權的方法，也就是鞏固拓展產業扶貧同產業興旺銜接、鞏固拓展綠色減貧同生態宜居銜接、鞏固拓展文化扶貧同鄉風文明銜接、鞏固拓展基層治理同治理有效銜接、鞏固拓展“兩不愁三保障”同生活富裕銜接五個一級指標的權重為0．2。根據數據的可得性，對一級指標下的二級指標再采用均權法得出權重，分別為通過驗收的高標準農田平均面積、按測土配方施肥的耕地平均面積、全年村集體經濟平均收入、全年村級辦公平均支出為0．05；村內主要道路有路燈的行政村比例、生活垃圾集中處理的行政村比例、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的行政村比例、有畜禽集中養殖區的行政村比例、通公共交通的行政村比例、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的行政村比例的權重為0．03；有體育健身場所的行政村比例、有圖書室（館）、文化站的行政村比例、有農民業余文化組織的行政村比例、有衛生室的行政村比例為0．05；村干部平均人數、黨支部書記平均年齡、黨支部書記平均受教育程度為0．07；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比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比例、農村居民低保覆蓋率為0．05。

三、評估結果與分析

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指標體系的基礎上，根據有關調查數據，本文測算得到了我國中西部22個省（區、市）鄉村各項指標的結果，并進行了相應的分析。

（一）綜合得分

按照上文構建的指標體系和計算方法對省際間鄉村貧困治理績效情況進行了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測算結果顯示，我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綜合指數的平均值為0．4335。在參與測算的中西部22個省（區、市）中，有安徽、內蒙古、云南、湖南、廣西、江西、新疆、河北、吉林、黑龍江、河南、重慶、湖北等13個省（區、市）指數值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他9個省（區、市）的指數值低于平均水平。高于平均值的13個省份中中部省份占69．23%，西部省份占30．77%；低于平均值的9個省份中有8個處于西部地區，占到88．89%。整體來看，西部地區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評估中排名比較靠后，這與其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系。受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因素的影響，西部地區一直以來都是我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雖然西部地區已經實現了全部貧困縣脫貧摘帽，但是西部地區的脫貧攻堅成果鞏固和拓展的壓力和需求也最強烈、最迫切，亟需正視差距和挑戰，及時對取得的脫貧攻堅成果進行鞏固和拓展，保證貧困群眾穩定可持續發展。

（二）鞏固拓展產業扶貧同產業興旺銜接

脫貧攻堅期內產業扶貧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擺脫貧窮的基本路徑和方式。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背景下，農村不僅要通過發展產業實現脫貧致富，而且要形成可持續增收的產業體系，真正釋放農村產業潛力。本文將高標準農田、耕地面積、村集體收入、村級辦公支出等納入產業發展這一維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顯示，黑龍江、內蒙古、云南、新疆、安徽的產業發展度得分相對較高，排在前五名，這些省份的農村地區在脫貧攻堅期內出臺多項支持產業扶貧的政策，有效撬動了本地區發展的潛力，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銜接方面打下扎實基礎，具有明顯優勢。比如黑龍江行政村的產業發展度得分達到0．113，這一方面與黑龍江地廣人稀、人均耕地面積多有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黑龍江在鄉村振興戰略下擁有巨大產業發展優勢。排在后三名的省份是山西（0．008）、山東（0．01）、陜西（0．01）、海南（0．014），這些省份的農村地區在產業發展方面得分不高，說明村一級的產業基礎仍相對薄弱，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銜接方面需要予以足夠重視。

（三）鞏固拓展綠色減貧同生態宜居銜接

鄉村不僅要整潔美麗也要生態宜居，不僅要保護好鄉村的綠水青山也要通過發展綠色經濟轉化為金山銀山。脫貧攻堅期內貧困地區在發展地方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過程中充分重視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將綠色減貧貫穿始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鄉村振興奠定了重要基礎。評估結果顯示，河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重慶、山西、海南、廣西這9個省份的生態宜居度得分在平均分0．0729以上，反映出這些省份的農村地區在脫貧攻堅期內走綠色可持續的發展道路，農村居民生活環境得到明顯改善。由于這一維度考察的指標主要涉及行政村是否有路燈、生活垃圾是否集中處理、生活污水是否集中處理、是否有畜禽集中養殖區、通公共交通和是否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等情況，得分較高和排名靠前的省份在這些方面表現相對較好，尤其在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畜禽養殖方面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在行政村道路亮化、通行和物流方面為當地老百姓提供了宜居的環境，使得農村成為農民安居樂業的家園。同時也應該看到，部分省份得分較低、排名靠后，比如四川、西藏的得分低于0．05，排名后五位的四川、西藏、黑龍江、新疆、云南等省份均位于我國的西部貧困地區，且多為深度貧困地區，這些地區在脫貧攻堅期內如何發揮自身的生態資源優勢，彌補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背景下生態宜居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仍然面臨巨大挑戰。

（四）鞏固拓展文化扶貧同鄉風文明銜接

我國農村地區同樣有著豐富的精神文化需求，這部分需求如果得到滿足將極大促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脫貧攻堅期內中西部22個省份在農村地區通過文化扶貧、精神扶貧等方式，豐富農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努力消除貧困群眾“懶散閑”“等靠要”的生活方式，打造豐富多彩、全民參與的文化活動。根據數據有效性和可得性，本文將體育健身場所、圖書室（館）、文化站、農民業余文化組織、衛生室等納入鄉風文明這一維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顯示，安徽、內蒙古、吉林、重慶、江西五省的鄉風文明度得分排在前五名，相對來說中部省份的行政村在鄉風文明方面能力和成效更為顯著，比如安徽鄉風文明得分為0．13，安徽省農村地區在圖書室、文化站、體育健身場所建設等方面成效比較明顯；而排在后三名的是寧夏（0．06）、青海（0.063）、貴州（0．067），這些省份是我國主要的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主戰場，雖然在脫貧攻堅期內對于行政村在鄉風文明方面做了諸多努力和改善，但是從全國整體情況來看仍然相對較弱，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過程中，鄉風文明成為這些地區的工作重點和難點。

（五）鞏固拓展基層治理同治理有效銜接

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戰略要求，我國相繼為貧困村選派第一書記、組建駐村工作隊、開展結對幫扶與組織培訓，農村貧困地區鄉村治理能力得到極大改善。如果鄉村缺乏優秀的人才、缺乏有效的治理，將直接影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本文將村干部人數、黨支部書記年齡、黨支部書記受教育程度等納入鞏固拓展基層治理同治理有效銜接這一維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顯示，海南、安徽、廣西、湖南、河南五省的得分排在前五名，說明這些省份的農村地區在鄉村治理方面儲備一批年輕有為的干部隊伍，不僅在脫貧攻堅期內帶領農民脫貧致富，而且也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了智力支撐。但是同時也有一些省份的農村地區在鞏固拓展基層治理同治理有效銜接方面的得分較低，比如西藏（0．067）、貴州（0．07）、青海（0．072），這也反映出我國貧困地區鄉村治理能力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努力和提升的空間較大。

（六）鞏固拓展“兩不愁三保障”同生活富裕銜接

農村居民在脫貧攻堅期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的底線目標之后，如何讓農村居民過上富裕的生活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目標之一。生活富裕不僅要使農民增收，還要全面提高農民的身體和文化素質，要做到鞏固拓展“兩不愁三保障”同生活富裕銜接。根據數據有效性和可得性，本文中主要考察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保情況、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情況、農村居民低保覆蓋率等指標。評估結果顯示，甘肅、西藏、安徽、青海、湖南在這一維度得分排在前五名，貧困地區在脫貧攻堅期內積極做好“兩不愁三保障”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奠定了基礎。相比較而言，海南、黑龍江、吉林等省份的排名落在了后三位上，這反映出這些地區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與城鎮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尤其在農村社會保障方面有著很大改善和提升空間。在脫貧摘帽后仍要繼續考慮貧困群眾的基本生活問題，防止新致貧和再返貧等問題，在農村居民生活富裕這一方面要給予更大專注和支持，讓農村居民過上好日子。

四、政策建議

脫貧攻堅期不僅解決了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的基本問題，而且通過產業扶貧、金融扶貧、電商扶貧、駐村幫扶、技能培訓等一系列舉措培育了優質產業、壯大了基層黨組織、激發了內生動力、豐富了治理經驗，從而如期實現了脫貧攻堅目標。脫貧攻堅成果來之不易，鄉村振興任重道遠，要堅持全面系統的理念和思維，著力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第一，進一步強化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著力打造可持續性強的產業。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產業扶貧到產業興旺，產業發展作為鞏固拓展脫貧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最大結合點，也是農村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脫貧攻堅期內農村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和產業配套僅是實現了從無到有，接下來如何做大、做強、做好仍然面臨諸多挑戰。為此需要進一步強化農村地區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地區產業的支持和幫扶力度，積極打造適合本區域的、可長期發展的產業，同時要注重對產業配套的更新換代，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創新產業發展模式，給當地農民帶來可持續的收入。

第二，進一步加大生態保護力度，將農村貧困地區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而是要在“兩山”理論的指導下，穩步推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雙贏。針對農村貧困地區所擁有的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優勢，要適當增加相關的人財物投入，挖掘其生態動能，破解其發展瓶頸，因地制宜發展具有地方資源優勢的特色經濟，在保護資源和環境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生態經濟，將資源優勢轉化成經濟優勢。

第三，進一步發揮鄉風文化建設的作用，極營造良好文化氛圍。以農村貧困地區為主戰場開展的脫貧攻堅為貧困人口和貧困村傳統文化保護、鄉風文化建設奠定了扎實基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離不開農民個體的主動參與、離不開基層組織的團結協作，更離不開鄉風民俗的文明淳樸。為此要積極發揮鄉村文化建設的作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豐富農村群眾的精神家園，以家風帶民風，以民風促鄉風，努力營造積極向上的良好文化氛圍。

第四，進一步健全村級治理體系，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脫貧攻堅期內全國上下“五級書記抓扶貧”為基層貧困治理注入了強大動力，同時選派優秀第一書記、組建駐村工作隊也為基層貧困治理注入了新鮮血液和創新理念。接下來要認真總結脫貧攻堅期的經驗和教訓，將村級基層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積極探索健全以黨的基層組織為領導、村民自治組織和村務監督組織為基礎、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為紐帶、其他經濟社會組織為補充的村級組織體系，選優配強鄉黨委和村“兩委”班子，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第五，進一步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實現農民生活富裕美好。脫貧攻堅期內以“兩不愁三保障”為底線，農村貧困群眾在溫飽、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有了大幅改觀，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下的生活富裕目標奠定了必要基礎。全面脫貧后，一方面要做好教育、醫療、就業等各項扶貧政策與鄉村振興相關政策的過渡與銜接，另一方面也要積極推進城鄉要素的自由流動，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切實解決農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