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創新驅動是供給側改革最本質的內涵

創新驅動是供給側改革最本質的內涵

2016年是我省“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十三五”期間，四川將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加快增長動力切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那么，這場改革四川將如何應對？改革的關鍵點是什么？記者就相關問題邀請省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研究員王小剛進行解讀。

辯證看待需求側和供給側

記者：從需求端到供給端，當前改革思路發生了轉向。現在我們更多的談到供給側，那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重視需求側了？如何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

王小剛：我們現在更多地談供給側，并不是去否認需求側的措施，而且有些措施很難說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比如投資，既含有需求側又含有供給側，這就要看采取的思路和措施，是單純的增加量還是調整投資結構。投資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要看分析。我們現在更強調供給側，是因為結構性的問題更需要從供給側來考慮。二者的關系是辯證的，既有區分，又相互關聯。

我們現在談供給側，絕不是說不重視需求，需求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們還要繼續擴大出口，繼續擴大消費。在投資方面，目前重點是要轉向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和效益，而不是再去增加無效投資，比如說再去擴大鋼鐵產能。所以，強調供給側，并不意味我們不重視需求側，而是和過去相比較而言，側重點有所調整。

四川還是一個欠發達的省份，盡管我們的經濟總量在全國已經是第6位，但是我們的人均GDP在全國處于二十幾位，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來看相對較低，所以說四川還有相當多的有效需求，比如基礎設施的建設、產業的發展、民生的改善，這些都要不斷地增加投入，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所以說，投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是保持四川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

不同地區有不同側重點

記者：供給側改革的主要任務很明確，能否分別就“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談談您的認識？

王小剛：中央強調的“三去一降一補”，主要是針對我們當前的突出問題，這是今年的主要任務。從長遠來講，創新驅動是供給側改革最核心最重要的內容，也是一以貫之的。創新驅動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的創新，一個是科技的創新。中央已經說到了，就是通過改革創新，為經濟發展增加新動能，這是更長遠的。體制機制的創新，就是增加制度的有效供給，比如說減少政府的審批權限。當然，核心是科技的創新，這是中央在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建設的文件中所明確的。

記者：那么從近期來看，四川如何做好“三去一降一補”的任務？

王小剛：“三去一降一補”對于不同的地區而言也有不同的側重點，我們既要講全面，又要有重點。對四川來講，我個人覺得，在“三去一降一補”中，更應該強調是的“一去一降一補”。

首先是去庫存。不能簡單理解是去房地產的庫存。去庫存更深層次的含義是開拓市場，為產品找市場。我們有很多有市場需求的產品，但市場開拓不夠，“酒好但巷子深”。怎么為它去找市場，去開拓市場，這個應該要延伸。比如說，四川白酒的生產能力很強也有優勢，但產能是不是過剩了，這個很難說，關鍵是看有沒有市場。前幾年，白酒出現了效益的下滑和停滯，但是通過調整產品結構，調整營銷策略，對價格因素做適當的調整，我們把中低端的市場打開了，白酒產業仍然可以保持較好的增長。所以說，對四川來講，用我們的優勢產品打開市場，用產能更好地發揮出來，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因素。房地產很復雜，如果光是靠政策，最終不降價的話，這個庫存是去不了的。

其次是降成本。市場經濟無非就是比質量、比成本。創新是提高技術水平，但是同時也是降低成本。我們現在的企業負擔非常之重，企業的生產成本始終降不下來，這就影響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我舉個很明顯的例子，比如說多晶硅，前幾年市場價格很高，大家一窩蜂都上，后來市場價格降下來了，降下來之后大量的企業處于虧損狀態，一生產就虧損，為什么？技術水平太低了，能耗太高了。這導致很多企業不得不關停生產，甚至倒閉。但樂山有些企業，下決心進行技術改造，當然也要投入，后來多晶硅的能耗大幅度降低，生產成本大幅度降低，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市場競爭力大大提高了。

這幾年我們強調企業的內部管理是比較少的，好像重視不夠。實際上內部管理也有很多降成本的環節，如果做好了，成本也可以相應降低。作為引導經濟發展的政府而言，主要是看政府怎樣來減輕企業的負擔。企業現在的稅費負擔還是比較高的。我們現在已經采取的包括社保、五險一金的降低比率、緩交等，減免一些稅費，嚴格制止亂收費，簡化程序等措施，都是為企業降低成本。二是靠自身，企業自身也要加強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從內部降成本。

再次是補短板。四川經濟、企業確實還有短板，比如說企業的營銷方面是比較差的。剛才提到的白酒企業，也缺乏面向全球、面向全國市場的開拓精神。我們現在的生產技術水平落后于全國，物流的費用比較高，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自然地理條件復雜，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還要進一步加強。

至于說去產能，去杠桿，我認為要區別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來看。如四川煤炭資源稟賦差，煤炭產業缺乏比較優勢，隨著全國大市場的形成，有一部分煤炭企業已不可能生存，省委省政府已經采取措施關停了相當一批了，還有一批僵尸企業也要下決心關閉。政策措施一定要有針對性，不能說各個行業都按分配比例來，要從實際出發。

去杠桿也是這樣，四川的企業整體來講，杠桿率是比較高的。但從實際來看，去杠桿重點應針對的是非實體經濟，投機性資金要去杠桿，而實體經濟，還要穩妥地采取措施。現在我們也有很多企業本來是有市場前景的，有一定的市場容量和競爭力，但在自身運行中間出現了現金斷流的問題。那么這個時候就不是去杠桿，而是“扶一把”的問題。這個要區分對待。

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

記者：結合四川實際，您認為推動供給側改革首先應從哪里入手？要注意哪些問題？

王小剛：我個人覺得，現在的改革環境和過去比較要復雜很多，改革還需要不斷地明確方向，凝聚共識。還是要發揮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作用。政府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這是中國特色，但我們也不要忘了，一定是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比如說，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這“三去”主要還是要靠發揮市場機制來決定，不能靠分配指標、分配額度、分配補貼來操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政府要發揮作用，多用經濟手段，少用行政手段，這一點應該重視。

從長遠來看，必須加快推進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為四川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促進四川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趨向。從而使四川經濟保持穩定較快的增長，逐步縮小與全國的差距，使人民生活得到更多的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責編：張微微）

第二篇：創新驅動和供給側改革心得體會（范文）

創新驅動和供給側改革心得體會

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西方供應學派思路的翻版，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的回歸，而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這一改革的關鍵是，要讓政策機制與市場機制相互配合，形成推動中國經濟步入轉型升級健康軌道的合力。

最近，國務院連續召開常務會議，部署推動醫藥產業創新升級，確定支持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政策措施，值得關注。上述舉措接連推出，與今年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聯密切。結合近期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信號，大體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斷：以創新驅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成為研判中國經濟發展成效的一個重要觀察點。

眼下，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已經深度融合。撲朔迷離的世界經濟走勢，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趨加深。前不久，在中國歡度傳統春節之際，全球股市突遭“黑色一周”，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探，市場需求萎靡不振，國際機構紛紛下調經濟增速預期。種種跡象表明，今年經濟增長難度將大于去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為嚴峻。因此，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穩定全年經濟增長尤為重要。

從已經掌握的情況看，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嚴峻的情況下，以創新的思維堅持擴大開放，是應對外部挑戰的重要之舉。其部署與政策安排重點將放在加快服務貿易發展，優化外貿結構上。與此同時，在解決國內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上，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和社會政策相互配合，業已顯露端倪。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重點抓好“去”的同時，在“補”的方面，亦有許多不同以往的創新之舉。

進一步觀察還可發現，為進一步打通科技與經濟結合通道，盡快形成新的生產力，中央決定在科技成果自主轉移、科技人員兼職開展成果轉化等方面進一步松綁，加大對科技人員和開展科研、成果轉化等工作獎勵力度。緊緊抓住“人”這個關鍵因素，進一步釋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強大動能，勢必會為推進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添新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是西方供應學派思路的翻版，也不是計劃經濟手段的回歸，而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這一改革的關鍵是，要讓政策機制與市場機制相互配合，形成推動中國經濟步入轉型升級健康軌道的合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短期內也許不會給經濟增速帶來明顯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增 長的韌性和可持續性方面將不斷累積積極效果，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從量變到質變，逐步實現轉型升級的預期目標，而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的。

第三篇：《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心得體會

《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心得體會

3月30日下午，我參加了縣委中心組第37次（擴大）理論學習會，會議邀請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黃衛平教授，為全縣領導干部作《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專題講座。黃教授運用大量理論成果和生動事實，就如何認識和理解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涵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解讀，為大家作了一場內容豐富、生動精彩的報告。通過學習，讓我收獲頗豐，下面簡單談幾點學習心得：

一、認識經濟新常態，把握經濟主旋律

“供給側”一詞全新提法最早來自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在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了重點部署，將其表述為“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經濟工作主旋律。

二、面對經濟新問題，提出發展新要求

黃教授通過引用習總書記、李克強總理的論述以及分析國內外經濟現象，深度剖析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三大矛盾和五大陷阱，三大矛盾：

1、高速度發展與不可持續；

2、模式轉換與結構調整近20年的結果；

3、生活水平提高與大眾滿意度。五大陷阱：

1、中等收入陷阱；

2、修昔底德陷阱；

3、塔西佗陷阱；

4、黨大法大陷阱；

5、福利陷阱。指出完成“十三五”規劃，我們當前經濟發展的思路不能再單純依靠刺激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而是需要技術創新驅動。我認為這正契合了習總書記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的首要理念“創新發展”。

我們要改革從前經濟發展靠多招商、多辦廠、多生產的政策，我們要在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更要注重企業項目創新和技術提升。“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成為發展第一動力”，這日益成為社會各方的共識。結合當前鼓勵“返鄉創業”的政策，我們在外出招商中眼光不僅盯在老板身上，還將盯著優秀大學生、技術專家等知識性人才，給他們充分的發展空間，鼓勵他們回來幫助家鄉發展。

三、科技提供新動力、科學發展奔小康

黃教授結合習總書記2015年12月18日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分析當前經濟形勢要求我們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使我們的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我們一直都在說經濟轉型升級，但確實沒什么具體的思路。聽了黃教授所分析的，我對供給側改革、轉型升級有了更清楚、更直接的認識。在整個“十三五”時期，我們要著力推動科技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此推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讓創新真正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而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保持中高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動力。

第四篇：《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學習心得

《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學習心得

3月30日下午，在縣委中心組（擴大）理論學習會上，有幸聆聽了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黃衛平教授所作題為《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的專題講座，使我對創新驅動與供給側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社會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居民對產品品質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品質需求與日俱增。與此同時，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而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難以滿足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以致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這種供需結構不平衡、不協調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我國隨著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都對我國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

為實現我國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需要，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我們需要從供給側發力,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一方面要突出問題導向，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 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通過去產能、去庫存釋放沉淀的生產要素，使要素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有效供給能力，使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不斷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斷滿足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要不斷清除不合理的行業準入限制，促進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完善金融市場，提高資金配置效率；健全市場誠信體系，充分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消費市場的不斷成長。同時，要特別注重創新驅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加大研發投入力度，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增長動力。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

第五篇：什么是供給側改革 ？

什么是供給側改革 ？

1.供給側改革的前世與今生

1.1 “供給側改革”橫空出世 月以來，“供給側改革”成為高層講話中的高頻詞。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 次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兩次強調，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稱，“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而中財辦主任劉鶴、副主任楊偉民，以及國家部委領導人也均在不同場合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1.2 何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1.3 為何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逐年下滑。從需求側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見頂回落，過去三年持續零增長，中國較難獨善其身，而低成本優勢不再，令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不可避免。內需中，11 年人口結構出現拐點，12 年人口撫養比見底回升，13 年地產銷量增速持續下行，工業化步入后期，投資增速持續下行。

實質：供需錯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來央行5 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規模超過2 萬億，但投資依然萎靡。而在消費領域中，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供需錯配：國內消費增速拾級而下，但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國內航空客運增速緩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卻持續高增長。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長期供給。

1.4 供給側改革是否有先例？

來自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縱觀世界經濟歷史，美國曾在20 世紀70 年代陷入滯脹，英國也在20 世紀70-80 年代面臨滯脹疊加結構性問題的窘境。作為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學派的核心是減稅。以“里根經濟學”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稅率，減少政府干預，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其中，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從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勞動供給意愿，也推動消費上行；而企業所得稅率從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業盈利，也提高了企業投資意愿。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令美國經濟迎來“大穩健”時代，也為美國長期經濟增長打下了堅實基礎。

我們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非簡單復制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而是希望通過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從而避免潛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實質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領域的延續和聚焦。

2.供給側改革的邏輯與路徑

2.1 供給側改革如何落實？

習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明確指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場。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稱之為推動經濟結構改革的四個“殲滅戰”。

如何打贏這四個“殲滅戰”？我們認為供給側改革將分別在勞動力、資本、創新、政府4 條主線上推進。

2.2 供給側改革如何優化勞動力配置？

放開生育政策，補充人口紅利。中國過去的主要增長動力來自于充足的勞動力。但2011 年中國人口結構出現拐點，2012 年開始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總數和占比都出現了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現象愈發明顯，截至2014 年底，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2.12 億，占總人口的15.5％。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將成為未來勞動力要素改革的基礎，在進一步釋放生育潛力的同時，減緩人口老齡化壓力，增加勞動力供給，補充人口紅利。

戶籍制度改革，化解地產庫存。戶籍制度改革將是勞動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進勞動力要素的跨地區流動。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中國城鎮化率質量不高主要體現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高。城鎮現在約有7.5億常住人口，其中2.5 億左右的人沒能在城鎮落戶，2.7 億農民工，買房比例僅1％。早在14 年7 月，國務院就已出臺《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但進展緩慢。當前二三線城市地產庫存居高不下，戶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雙管齊下，不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給、加快城鎮化進程，也將創造需求、消化地產庫存。

服務業大發展，緩解就業壓力。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淘汰落后產能意味著制造業部門就業承壓，而服務業則可吸納就業，因而創造條件、促成勞動力的跨部門流動，也將是未來勞動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據統計局數據測算，第三產業每增長1 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 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50 萬左右。而考察企業就業狀況，07 年以來，服務業PMI 就業在絕大多數時期高于制造業PMI 就業指標，這意味著服務業就業狀況好于制造業，將成為未來主要的就業容納器。

促扶貧重教育，提升人力資本。除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勞動力跨地區和跨部門流轉外，提高勞動力素質也是勞動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內容。其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是貧困人口脫貧。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在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我國現行脫貧標準是農民年人均純收入按2010 年不變價計算為2300 元，2014 年現價脫貧標準為2800 元。按照這個標準，2014 年末全國還有7017 萬農村貧困人口。而通過實施脫貧攻堅工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7017 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組召開第11 次會議，審議通過《鄉村教師支持計劃(2015-2020)》，并強調要“讓每個鄉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質量的教育，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而今年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也陸續通過一攬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實教育領域改革措施。

2.3 供給側改革如何優化土地和資本配置？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確權流轉。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農村土地流轉以確權為基礎，以放活經營權流轉為目的，從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動性。同時，放活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意味著未來廉價的農村、土地用地供給瓶頸將打開，也有助于抑制地產泡沫、加速地產庫存去化。

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資本回報。資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資本回報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給側的最致命硬傷。以工業企業為例，2014 年底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中，主營業務成本占比高達86％，各種稅費占比9％，主營利潤占比僅5％。持續收縮的需求疊加高企的成本、費用，令企業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體不佳的大背景下，未來唯有依靠降低成本來改善企業盈利、提升資本回報。

我們預計，未來將從以下四個方面降低企業顯性成本：一是繼續推進資源品價格改革，降低企業原材料成本；二是實施減稅降費和加速折舊，降低企業財稅成本；三是推進利率市場化，結合降息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四是實施養老保險體系改革，降低企業人力成本。

淘汰落后產能，提升資本效率。資本要素改革另一個方向是提升資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樣是改善企業盈利。而產能利用率和主營活動利潤率高度相關。2011 年以來，中國工業企業產能利用率持續下滑，企業盈利也同步惡化，反映資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產能去化就已開始，伴隨去產能延續，未來企業盈利有望隨產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

國企將是去產能的主要承擔者。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以最高的資產負債率和最低的資產周轉率、最低的主營收入利潤率，實現了收入、利潤的最大幅下滑。這意味著，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盈利能力最為堪憂，產能過剩最為嚴重，未來也將是產能去化的主要承擔者。但淘汰落后產能的過程將有可能造成大批國企員工下崗，因而發展服務業吸納就業也將是必然的選擇。

2.4 供給側改革如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融資體制改革，提升創新意愿。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首先有賴于創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權市場天然提供了鼓勵創新的激勵機制。而以創新著稱的美國，也正是依靠資本市場哺育創新。值得注意的是，“四個殲滅戰”中，習主席對建設股票市場的論述最為詳盡：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意味著，改革融資體制，促進直接融資發展，將是未來的重點方向。

鼓勵兩眾兩創，提升創新轉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同樣需要有便利的資源和寬松的成長環境，從而提高創新者的存活率和創新產品的轉化率。李克強總理在14 年9 月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而過去一年中，國務院及各部委也紛紛出臺優惠政策措施。預計未來以下三方面改革將同步推進：

一是推進產學研結合，從而提高創新成果工業轉化率。二是為創業企業提供更為便利的資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三是實施針對創新型企業的稅收優惠和費用減免，譬如研發費用抵稅等。

2.5 政府自身如何落實“供給側改革”？

改革行政體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同樣大有可為，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護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具體改革力度有強到弱依次是加強反腐、打破壟斷、放松管制。中國企業不僅面對來自原材料、稅費、財務、人力等領域的顯性成本，更面臨來自上述領域的隱性成本。以反腐為例，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狠抓反腐，落馬官員人數有增無減，預計未來也將在這三個領域進一步推進改革。

推進國企改革，實現強強聯合。其二是加速國企改革，發揮好“看得見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國企作為中堅力量，通過合并重組提升競爭力，將為經濟增長提供長期動力。

3.供給側改革的影響與未來

3.1 供給側改革如何影響經濟結構？

加速經濟結構轉型，重新分配經濟蛋糕。從生產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激發消費傾向，導致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占比進一步上升，而第二產業中的傳統工業部門占比將明顯收縮。而從收入的角度看，供給側改革將引發經濟蛋糕的重新分配：減稅將導致生產稅凈額占比下降，加速折舊和產能去化將導致固定資產折舊占比短期上升、長期趨降，降低成本和產能去化將導致企業營業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轉以及提高人力資本，將導致勞動者報酬上升。

3.2 供給側改革如何影響中國杠桿率？

中國式轉杠桿。供給側改革同樣將對中國杠桿率產生影響：產能去化意味著企業部門杠桿率將持續下行，戶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線城市地產庫存去化意味著居民部門杠桿率將持續下行，減稅降費和財政支出提升意味著政府部門(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桿率將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和企業降低財務成本意味著金融部門杠桿率將緩慢上升。

總結而言，我們認為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領域的延續和聚焦。當前藍圖已經鋪開，未來前景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