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漲工資應走出“自說自話”的尷尬

公務員漲工資應走出“自說自話”的尷尬

2014-01-21 08:23閱讀(5925)評論(16)

廣東兩會上，多名人大代表呼吁給公務員加薪。一名人大代表稱，深圳公務員工資六七年未變，而企業員工收入增長非常大，自己的職位到企業工作將是現在工資的四到五倍。但為了退休后較好的體制內待遇，無法“下海”一搏。(1月20 日《第一財經日報》)

盡管是地方兩會上的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出要給公務員漲工資者的身份并不僅僅是人大代表，而是其本身也是公務員。當然，我們大可不必以身份來判斷是非，但公務員自己喊著給自己的漲工資似乎已經成為現象。

公務員希望漲工資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每個群體都希望自己能多賺一些，但若在一個社會中，只有公務員認為自己的工資低，而其他人都認為其實一點兒都不低，實在顯得有些吊詭。每每談及這個問題，往往是公務員一邊倒地認為自己工資太低，擺出一副馬上就要過不下去了的架勢，而公眾又一邊倒地認為公務員賺得不少了，比他們賺得少的有都是，怎么還要漲工資。最終，雙方都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之中。

客觀地講，公務員的工資確實算不上高，但也是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如果加上各種體制性福利，以及職業穩定性這種職業性福利，公務員的總體待遇相當說得過去。

但再說得過去也怕比，就像提議漲工資的人大代表劉林所說，“企業里工程師一級別的五六十萬很正常。”姑且不論這個數字有多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就算真的這樣，企業里不是所有人都是工程師，公務員里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工程師，拿自己行業中的低收入著去跟其他行業的高收入者相比，除了搞壞自己的心情外，對解決問題絲毫沒有幫助。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近些年物價持續上漲是事實，大部分公務員還是要依靠工資來維系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一直不漲工資也不合理。但問題是，在當下對于公務員的工資增長既缺乏制度上具體的依據，也缺乏程序上的操作規范。可以說，如今公務員漲工資沒法靠制度，只能靠扯嗓子喊。甚至，就連公務員和正常職工的工資到底差距如何都缺乏詳細的數據，究竟誰賺得多，公務員和普通職工都只能停留在各自的想象中。正因為如此，才讓公務員漲工資的話題屢次陷入自說自話的尷尬之中。

要想破解這種自說自話的尷尬亟須建立公務員工資增長機制，配合公務員財產公開和養老金并軌，對工資增長實行透明、可操作，有章可循的規范。比如說，按照這位人大代表的說法，既然公務員工資與普通職工相差如此之多，那不妨建立公務員工資與普通職工的聯動機制，明確規定公務員工資與普通職工工資的對應關系，然后由人大審議確認。

如此一來，不但能讓公務員漲工資走上制度的軌道，還能讓公務員有更大的熱情為提升百姓的收入水平努力，因為只有百姓都賺得多了，公務員才會賺得更多。更重要的是，這能讓普通職工和公務員更加清晰的看清對方的收入，消解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鴻溝和自說自話式的對立訴求，共同為更好的生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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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這位提議漲工資的人大代表稱“為了退休后較好的體制內待遇，無法“下海”一搏”的言論，筆者在此前的一篇評論中已有論述如下：

前不久，上海一名市級機關80后公務員在看完《公務員：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務員隊伍開始動蕩了嗎？》等系列文章后，自述辭職的心路歷程，稱在機關工作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能力是“聽話加寫報告”，社會關系是“領導加同事”（1月14日《解放日報》）

近年來，基層公務員的抱怨屢屢見諸報端，公務員對于待遇的抱怨常常被評價為“矯情”，然而，公務員的抱怨事實上并不僅僅局限在福利的減少，還有不少是在抱怨上升空間小、工作沉悶刻板等。以更理性的目光看待這些抱怨，會發現并不只有“矯情”這么簡單，而是有不少真問題。

正如這位自述辭職歷程的公務員所感慨的：“這些年每每看到公務員考試大軍，我難免心生感慨：公務員真的是一座“圍城”。城外的人，千方百計、削尖腦袋往里鉆；城里的人，卻因這樣或那樣的不如意，心生去意，中途離場。”

這樣的感慨更像是一種信號，說明年輕的公務員群體也不乏對流動的渴望。人員渴望自由流動的訴求不再僅僅局限在體制外，體制內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走出去。這樣的結果并不意外，“權力紅利”的減少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接連幾年越來越多的人涌入公務員隊伍，其中不乏非理性的跟風者，上升空間自然會被壓縮，帕金森定律日益凸顯，基層公務員生存狀態的惡化幾乎不可避免。

在這樣的情況下，讓人才的通過自身的選擇，實現市場機制的配置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以往，人們聽聞公務員的抱怨常常會反唇相譏，“嫌公務員不好你別干”，如今這句話已經不再是一句挖苦或是賭氣的說法，更像是一種由衷的期待。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所說，“我們希望看到聰明的年輕人對媽媽說：媽，我去西部、去南部、去北部開公司去了！”

在公務員超國民待遇構成的圍墻下，被禁錮同樣包括年輕公務員這一群體。事實上，如今不少基層公務員之所以沒有下定決心離開體制，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公務員群體依舊享受著不少制度性的福利，首當其沖的是養老雙軌制的優待，其次是偶爾見諸報端的權力自肥現象。如今，養老金并軌已提上日程，權力自肥現象也得到了相應的規范，這道阻礙人員優化配置的圍墻正在松動。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妨給那些準備離開公務員隊伍的人以更多的勇氣。

事實上，公務員人群向社會流動十分值得期待，對于公務員本人來將，他們遵循了自己內心的選擇，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會變得更好。消除了“超國民待遇”后，公務員隊伍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優化，留下的年輕人將是那些真正有志于公共事務管理的人。同時，更多的人才流動到更適合的崗位，也會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價值，可以說，是公務員隊伍、流動者本人，社會三方共贏的局面。

而且，這對于消除不同人群之間的對立情緒和日益固化的利益群體，也大有好處。如果圍墻不拆除，不同人群之間難以實現自由流通，即便是基層公務員的抱怨再真實，恐怕也只會是“人們不懂公務員的傷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劉興偉評論

第二篇：公務員漲工資

公務員漲工資：重在公平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鵬19日在媒體撰文分析了當前國內經濟形勢，涉及九個方面。他透露，1997年以后收入分配改革基本處于停滯狀態;我國收入差距應控制在40倍以內;從今年開始公務員工資將逐步進入上漲周期。

張鵬的文章分析了物價、消費、投資、進出口貿易和投資、城鎮化、收入分配、房地產市場、金融市場等九個方面，但多家門戶網站紛紛聚焦收入分配，尤其是“公務員工資進入上漲周期”這句話引發很多網友熱議。

公務員工資低要上漲，收入呢?

周期，算是一個科學用詞，意味著客觀、規律、必須、不得不。看來，公務員工資是一定要漲了。周期，就是公務員的定心丸，旁觀者的封口令。一詞之妙，勝過千言。

說到工資，確實不能冤枉公務員。這兩年流行曬工資，也有省部級、廳局級官員出來現身說法，以正視聽。不過幾千元，萬把塊，誰要說這算高，就有點“陶醉于與公務員對抗”的味道了。至于基層公務員，更是聞者泣血，兩三千元是普遍的。

這么一說，我已經恨不得舉雙手贊成公務員率先漲工資。不過，且慢。

好比帝王家也有三門窮親戚，以公務員數量之龐大，這年頭誰沒幾個公務員的相熟。可極少聽說有公務員因為工資太低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進不起酒樓商廈。省級干部看病花費300多萬，集資房價格只有不到市場價一半等新聞，倒不鮮見。至于吃喝煙酒之檔次，相信你都懶得聽了。形象的說法，是公務員有“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

所以啊，對于曬工資哭窮的官員公務員，應該誠懇地問一問，您有多少要自己花錢的地方嗎?那些公款給配的用的，那些讓人羨慕嫉妒恨的福利，是不叫工資，但能不能算作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不是只看工資條吧。研究員只說工資進入上漲周期，用詞之準，真是煞費苦心。

這些年，大學生為了“考公”可謂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如果不是有年齡限制，保不定會出現“范進中舉”現代版。他們當然不是奔著高收入去的，但也不好意思說是奔著低工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去的吧，就像梅西前兩天說的，“就算不給錢，我也會踢球”。還真有人在張研究員的文后跟帖說，就算不給工資，“考公”隊伍也會擠破頭。個中意味，聞者自明。

張研究員在同一章節，講到了社保并軌，是這樣表述的：“首先是事業單位逐步從小社保體系進入大社保體系，最終把公務員也納入大社保體系”。這是改革的經驗性路徑，先易后難。為什么覺悟最高的公務員改起來卻最難呢? 我并不反對為公務員漲工資，但，還是先把社保的軌并了吧，或者，來個齊頭并進。

公務員漲工資更需要重視公平

工資收入尤其是公務員工資問題，總是一個很容易牽動人心的話題。這不僅是因為工資收入觸及的是一個最為基礎性的民生問題，同時也是因為，對于廣大社會公眾來說，“公務員工資”實際上具有某種雙重性：不僅涉及一般的社會收入初次分配問題，而且也密切關乎政府公共財政上的二次分配問題。這意味著，面對公務員工資上漲問題，社會公眾其實也有雙重身份，既是旁觀的羨慕者(對大部分普通民眾來講，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都是遠高于自己的)，也是有權參與的監督者，因為他們不僅是與公務員一樣的勞動者，更是養活公務員的納稅人。

站在“公務員也是勞動者”角度，對公務員工資進行適當的調整上漲，當然完全沒有問題。但若進一步站在“公務員由納稅人養活”角度，公務員工資究竟應如何“上漲”，如這種“上漲”與納稅人負擔如何保持合理平衡，又與“政府過緊日子”的理念如何充分兼容，顯然又需要進一步認真推敲斟酌。結合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收入分配，以及政府財政供養狀況，筆者以為，以下幾點或許至關重要。

其一，在內部的分配結構上，公務員工資上漲應主要優先側重于那些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的基層一線公務員，尤其是那些長期在艱苦崗位、行政級別很低、屬于“非領導”序列的普通基層一線公務員。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囿于高度官本位的分配體制，基層公務員實際上一直普遍存在著付出與待遇不相稱，“壓力大、收入低”的問題。因此，公務員工資上漲不能是簡單平均的“普漲”，而必須更有現實針對性。

其二，公務員工資上漲，應同時與包括“三公”在內的職務消費的“只減不增”甚至大幅“下降”，密切掛鉤結合起來。當前一些領導干部級別公務員在“職務消費”方面究竟存在怎樣驚人的“黑洞”，最近媒體的相關報道無疑已提供了大量鮮活的例證，如“一個地市級副職每年職務消費40萬甚至100萬元以上”、“配三輛公車”??顯然，如果能首先將如此奢侈鋪張的職務消費“黑洞”有效堵住，從中節省行政成本，既能為公務員工資上漲提供資金來源，也不會額外增加財政支出。

其三，此外，公務員工資上漲，還應與財政供養人員的“只減不增”密切掛鉤，也即，盡可能地通過精簡機構、裁汰冗員的“減員增效”而不是簡單增加財政開支的方式，來實現公務員工資待遇的提升。眾所周知，盡管我國編制內公務員總量并不算多，但是“財政供養”意義上的公職人員數量卻極為龐大，不僅包括千萬計的事業編制人員，還包括數量同樣驚人的大量編外“臨時工”，如人們熟悉的協管、協警等。如果這些臨時工也能有所精簡，如按人社部最近提出的“臨時工比例禁超10%”要求裁減，勢必同樣極大減輕財政負擔，并為公務員工資上漲提供資金，既能增加對公務員的激勵，又能充分彰顯“政府過緊日子”的理念、不加重納稅人負擔

“公務員工資進入上漲周期”需有前提

公務員該不該漲工資，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GDP在增長，物價在上漲，社會人均收入在增長，公務員工資理應上漲。但另一方面，公務員工資似乎并不低。比如，2010年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就透露，公務員平均年薪比事業單位人員平均年薪高出一萬元，而企業人員平均年薪又低于事業單位人員。在今天，給公務員漲工資的前提，除了要看目前公務員工資處于什么水平，更應該關注公務員工資是否透明、規范、公平等問題。

也就是說，比公務員漲工資更重要的是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盡管幾年前多個省市推行“陽光工資”改革，但這一改革只是將公務員以前除基本工資以外的收入(如補貼、津貼之類)都納入到工資范疇內統一核算，并沒有把公務員工資“曬”在陽光下。各部門不同崗位的公務員拿多少工資，局外人并不清楚。

在一個制度健全的社會，按理說，公務員工資是透明的。一是在公務員的財產公開信息中應該能看到工資;二是財政預算案中也應該能看到公務員工資。但遺憾的是，公眾看不到公務員工資信息。所以，應先公開公務員工資，再說漲工資。尤其是在官員腐敗嚴峻的今天，公眾更關心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只有公開工資和財產，才能給公務員理直氣壯漲工資。(華商晨報 馮海寧)公務員薪酬改革應兼顧公平與效率

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關鍵一步，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正在籌備之中。人社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務員薪酬體系改革方案，重心在于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一是規范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二是完善職務和職級并行的薪酬制度。

公務員薪酬本應該體現兩方面的功能：一是報酬功能，一是激勵功能。前者是指公務員付出勞動完成工作，可以得到相應酬勞，后者是指工資還應體現“獎優罰劣”，激勵公務員把工作做得更好。但目前的公務員薪酬制度，在這兩方面都有可議之處。

就報酬功能而言，當前的公務員薪酬存在著較大的“不公平”。正如媒體報道中已經指出的，從事相同工作的公務員，往往會因為所在地區、部門、單位等不同，而在薪酬方面出現巨大差別。比如，人社部工資研究所的一份調查報告舉例說，目前省與省之間最高和最低津貼相差3~4倍，同一省內不同地區也存在很大差距。此外，由于考核評估機制不夠健全等因素，縱然在同一個部門、單位，也常常出現“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情形，可以說，公務員薪酬體系基本上還是一個“大鍋飯”，往往既不體現“按勞分配”，也不體現“按績分配”。就激勵功能而言，公務員薪酬更存在著嚴重的“負激勵”現象。從內部而言，公務員工資與職務級別嚴格掛鉤，但實際上，職務越高，工資的激勵效應就越不明顯，甚至歸零。因為，較高職務的公務員有條件獲得公務接待、公車使用等其他諸多待遇，絕對值并不高的工資對他們生存和生活的意義都大大減弱。換言之，現行薪酬體系有時并不足以產生鼓勵公務員更加努力工作多做貢獻的目的。

這些都是就公務員體制內部而言。事實上，在外部公眾看來，公務員工資“旱澇保收”，不需要緊隨經濟形勢和單位效益而起伏，特別是有些部門公務員的津貼、福利以及個別部門灰色收入很高，這也是嚴重的“不公平”。另外，規范的公務員薪酬比起效益好的企業來并無優勢，其實并不足以吸引真正優秀的人才，但還是出現所謂“公務員報考熱”，人們實際看中的還是公務員薪酬的“大鍋飯”特征。因此，現行公務員薪酬體系也造成了社會公眾的“公平感”，同時對社會人力資源流動來說也是“負激勵”。

公務員薪酬改革，不能只著眼于一些技術上的修修補補，而必須解決好報酬功能失衡、激勵功能不足這兩大問題。無論是規范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還是完善職務和職級并行的薪酬制度，都更應從這兩方面去考量。

特別是，公務員薪酬改革還必須與規范“三公經費”等公務待遇、遏制灰色收入等密切結合起來，使得官員的消費主要是依靠其正常的薪酬收入。這樣才能發揮工作薪酬正常的報酬功能和激勵功能，使官員們時刻牢記自己拿的是納稅人付的工資，必須為公眾熱心服務，必須通過做好工作才能獲得更多薪酬收入，必須廉潔從政。這樣的改革，也才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使公務員薪酬改革在整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真正起到示范作用。(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的重點所在

作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一步，公務員薪酬制度調整不僅關系到公務員群體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還具有為整個社會確定工資基準的作用。

據報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目前正在制定公務員薪酬體系改革方案。方案重心將放在提高基層公務員待遇上，最主要的兩個任務，一是規范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縮小不同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二是完善職務和職級并行的薪酬制度，把激勵重心更多放在級別和專業技術職稱上來，實行級別與工資待遇掛鉤的政策。

作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關鍵一步，公務員薪酬制度調整不僅關系到公務員群體的切身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還具有為整個社會確定工資基準的作用。因此，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不僅公務員群體關心，社會關注度也非常高。作為一名有近20年工齡和10年政府機關工作經驗的正科級老公務員，我對這次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同樣高度關注，并想在此談點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認為，從廣義的角度看，現有的公務員薪酬制度是明顯不合理的。突出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白色”薪酬即合法的收入偏低。以筆者為例，進行各種扣除后，每個月拿到手的基本工資是700元左右(住房公積金約1100元，其中一半從自己工資中扣除)，各種津補貼約5600元，合計約6300元。這份收入雖然不是很低，但在我所在的某大城市生活，日常家用還是難免有點緊巴巴，一旦家庭內略有風吹草動，立即捉襟見肘，更不用說買房了。

有人可能會說，其他一些工薪階層的收入比你這份收入還低。我承認這一點，但是我想說明，不能因為其他工薪階層的收入比我們低，就認為我們的收入不低。事實上，相對于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家的勞動收入都是偏低的，只是我們沒有低到其他一些工薪階層那么低。原因就在于政府、資方和勞動者之間的財富分配不公平。

二是“灰色”收入即由單位統一發放但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收入偏亂。這方面，經過前些年的清理整頓，比如在上海，是比較好的，特別是市級機關普遍比較規范。但在一些基層單位，特別是內地許多地區，這塊收入仍然不少。前兩年全國統一清理“小金庫”，就查處了很多這類資金，這方面問題的嚴重性，從中可見一斑。同時，各種各樣的公務浪費也相當驚人，比如辦公用品浪費等，“三公”經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三是級差幅度過大。經過2006年的那輪改革，不同職務、不同級別公務員的工資差距被拉開，基本工資最高與最低的比例由原來6.6∶1擴大到12∶1。這雖然有利于“打破制度內的平均主義”，但是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對基層公務員的士氣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尤其嚴重的是，工資之外的各種津貼和福利，不同級別之間的差距往往更大。

四是地區差異考慮不周全。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公務員津貼補貼都是地方自己制定，富裕地區補貼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津貼補貼相對較低，造成了不同區域之間公務員薪酬差距拉大。”其實，據我與外地公務員日常工作交流中所了解，中西部一些地區的公務員津補貼標準并不比東部發達地區低多少;如果考慮到物價特別是房價因素，這種差距就更小了，更不用說內地很多地方公務員還通過種種方式變相搞福利分房。真正存在差距的，是中西部省級機關、省會等較發達城市的公務員，與一些財政困難的地、縣以下地區的公務員之間。后者雖然在制度上也規定有各種津補貼，但因為財政困難，往往不能兌現，從而造成差距。

五是正常的調整機制缺乏。比如我所在的某大城市，公務員工資已連續七八年沒有調整過。而這七八年來，物價的增長幅度是眾所周知的。六是“黑色”收入即腐敗收入控制不力。大凡手中有點權力的公務員，都時刻面臨著腐敗的誘惑，事實上其中也確實有一些人通過腐敗獲得了豐厚的非法收入。一再曝光的腐敗案件證明了這一點，不必諱言。

因此，在我看來，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重點是要在有效控制公共權力、防止腐敗、減少浪費和摸清底數、規范收入的前提下，解決好“兩個公平”問題：

一是公務員群體內部的收入公平問題。不僅要平衡好不同地區之間的差距，更要平衡好不同級別之間的差距;不僅要合理設定不同級別間的工資差距，更要合理縮小不同級別間的福利差距。特別是要壓縮中高級公務員明顯過高的福利，將這筆錢用到更應該花的民生領域。

二是公務員與其他群體之間的收入公平問題。要在實質性提高其他社會群體勞動收入的基礎上，根據合理的對比標準和物價變動情況，適時合理調整公務員工資水平。

要實現這“兩個公平”，關鍵是要改革公務員薪酬決策體制。首先，要把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權從政府部門手里轉移到立法部門手里，由立法部門在公開透明的條件下審議公務員薪酬制度、標準和調整幅度。其次，要制定公務員工資正常調整機制，根據物價變動情況及時調整公務員工資。再次，具體到這次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不僅要聽取級別較高的公務員和政府人事主管部門的意見，也要多聽聽普通公務員和社會公眾的意見，絕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關門搞改革。否則，本意在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的此項改革，很可能像前幾輪改革一樣，最終淪為進一步擴大不公平的推手。

第三篇：公務員 漲工資

兩位官員同時也表示，漲薪的重點是向基層公務員傾斜，對此也有聲音認為，市縣的基層公務員的工資還是比當地工薪收入高，在這種狀況下公務員漲薪不是時候。在此，筆者想討論的是，公務員漲薪與養老金雙軌制改革之間的前后順序。

我們國家的公務員養老金與企業職工養老金制度完全不同。公務員實施退休金制度，不需要繳納養老保險費，由政府財政負擔，養老金待遇按本人退休前工資的一定比例計發，目前的政策是：工作年限滿35年的按90%計發；工作年限滿30年不滿35年的85%計發；工作年限滿20年不滿30年的，按80%計發。

換句話說，就是公務員的退休金高度取決于其在職期間工資水平，即如果在職工資水平越高，退休后的養老金待遇越高。2012年社科院《社會保障綠皮書》指出，公務員退休金一般高于4000元。

與此相反，企業職工必須繳納養老保險費才能獲得養老金，而且養老金待遇與其在職期間工資的關系不如公務員那么緊密。從絕對水平來看，目前大部分地區企業職工養老金待遇在2000元以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樣的事實：機關公務員退休人員養老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可見，在當前養老金雙軌制下，如果公務員漲薪，其退休后養老金待遇還將進一步提高，與企業職工養老金的差距也將繼續拉大。

事實上，公務員的工資與其退休金的待遇之間具有替代性，即可能公務員工資水平較低，但是退休后能獲得比工薪階層豐厚的養老金(事實上，公務員工資是不是低還有待討論)。這也是諸多公務員覺得工資低，但是又不愿意離開公務員隊伍的原因。

如果還沒有實施養老金并軌的改革，就開始給公務員漲工資，就意味著公務員不僅工作期間待遇的提高，退休后養老金也更加豐厚。因此，沒有實現養老金并軌的情況下，考慮增加公務員工資，其結果顯然與縮小公務員與企業職工養老金待遇差距的政策取向不相符。有一種聲音認為，公務員當前的工資水平較低，不利于公務員隊伍穩定。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那么可以推論，如果養老金雙軌制不改革，而是給公務員漲工資，并增加其退休金水平，勢必導致公務員和企業職工之間的養老金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也違背公平正義。

因此，公務員漲工資，必須養老金雙軌制改革先行。

第四篇：公務員漲工資

公務員漲工資

新一輪公務員薪酬改革有四個基本目標：調整工資結構，即要把公務員工資收入中過高的津貼補貼降下來，提高基本工資的占比；擴展晉升空間，即打破現在公務員職務決定級別，級別決定工資的局限，使公務員不提升職務也能通過晉升級別來提高工資待遇；建立比較機制，即要求定期對公務員和企業管理人員的工資水平進行調查比較；實施配套改革，即將薪酬改革納入到整個公務員體制改革，甚至是整個收入分配改革當中。

此次改革，總體上看，是為了“限高”、“提低”，縮小公務員上下級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調整工資結構，主要起“限高”作用，限制灰色收入，減少公務員工資中名目繁多的津貼補貼。光靠“限高”也不行，還需“提低”來配合，使收入分配向業務能力強、承擔任務多的基層公務員傾斜。實際上，公務員漲薪被提及最多的理由，正是面廣量大的基層一線普通公務員薪水偏低。

所以，此次改革提出了擴展晉升空間的辦法，使公務員不提升職務也能通過晉升級別來提高工資待遇。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06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的通知》的延續。根據該《通知》，每一職務層次包括若干個級別，每一級別又包括若干個工資檔次。在調整工資方面，只要公務員考核結果合格，一般每五年可在所任職務內升一級，一般每兩年可在所任級別內升一檔。順便可以指出的是，正是有這種工資晉升機制，所謂“公務員工資十年不漲”，不過是有意無意的誤導。

除了“限高”與“提低”，此次改革中的“建立比較機制”目標，則更多地著眼于普遍性地提升公務員工資水平，使公務員的工資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不過，對于這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則是，如何獲取民眾的理解與支持，而這個問題，繞不過的則是老生常談的公務員薪酬與福利不透明。

公務員體系中，從最底層的司機到高階公務員，普遍存在大小不等的灰色福利。雖然，此次改革的“限高”，正是針對此類不正常現象，但如何做到，則是一個難題。

一般而言，公務員是政府的雇員，與政府之間是單純的雇傭與被雇傭關系。從政治結構上看，是政治動力由上往下輸送過程中的管道。但在中國的語境中，公務員還有另外一重歷史定位，公務員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政府的基層根系，聚集并由下往上輸送原動力，支撐起政府。

第五篇：公務員濫漲工資應誰說了算？概要（模版）

公務員濫漲工資應誰說了算？

有兩件事，讓我們記憶猶新。一件是英國首相布朗表示，政府將大力壓縮開支，在顧問上的開支將減半，一些公務員的辦公地點可能會從倫敦轉到其它地方。據悉，目前英國有4300名高級公務員，而1990年代中期的數字是3100人。布朗表示，很多公務員已經與常態“失去聯系”。他說，收入過高的公務員將被“公開并感到羞愧”。在未來，任何年薪超過15萬英鎊的公務員職位將必須得到財政部的批準。而且，政府將公布任何收入達到這個數字、并受到部門直接管轄的高級公務員的名單。布朗已經下令對高級公務員的工資進行復審，預計明年4月發表報告。另一件事來自劉瑜的文章《所謂秘訣》，講了賓夕發尼亞州議會的“加工資”**。2005年7月的一天，賓州的議會在沒有舉行任何公共聽證的情形下，突然通過法律，宣布給州議員漲54%的工資，同時也給本州的法官和高層行政人員漲了工資。這種行徑，可以說是典型的“自己給自己開支票”。第二天州長就簽署通過了該法令。結果，“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地的一個社會活動家立刻就把議會告上了法庭，認為他們這種做法“違憲”。后來，民憤越來越大，上千個人跑到州議會門口抗議示威，甚至有民間組織將議會告上了聯邦法庭，指控他們“侵犯了公眾的立法討論權”。迫于民眾壓力，州議會只好重新投票，幾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漲”的工資。相比中國許多官員可以隨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填車填旅游，美國的公共官員在沒有這一切奢侈消費的情況下，給自己填點工資都很難做到。

而我們公務員漲工資，不能說望風漲，也是不停上臺階。特別讓許多人不解的是，漲工資既沒有公示，也沒有聽證，只可能憑借統計局的統計數字與領導的拍腦袋，就把這么大的事情定下來了。而且公務員漲工資遵循了若干原則云云，什么的正常增資原則、平衡比較原則、物價補償原則、法律保障原則的，說起來還真像那么一回事。問題是公務員及類公務員(大批參照公務員待遇的事業單位人員及借調人員)是從事腦力勞動的，其他經營文化企業的、藝術辦班的、攝影照相的等就不是從事腦力勞動了，為什么他們只納稅卻沒有一點補貼，為什么只強調激勵卻不跟進約束?公務員和企業怎么個比較法，是和掙年薪的比還是和看大門的比?是和壟斷企業比還是和破產企業比?是和城市投資公司比還是垃圾處理公司比，這些問題沒有厘清以前，我覺得還是慢漲為妙。現在企業大多已經進入了資本化，高度競爭，艱難發展，而公務員的管理與工作還停留在人民公社化的水平，人浮于事，有進沒出，弄權耍派，亂發濫用，卻沒有人看見。至于國家根據物價指數的變動，適時調整公務員的工資，使工資增長率高于或等于物價上漲率，以保證公務員的實際工資水平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更是一個偽命題，現在地區差別那么大，如何調整公務員的工資，我覺得不但應該考慮消費指數，更應該考慮弱勢者數量。法律保障原則對公務員的工資保障真有點過頭了，有的公務員都坐了監獄，工資還保障著。但公務員惹下了領導，卻連工作也保障不了，何談工資的保障。

本地區公務員工資的上漲，使公務員的工資已經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現在剛上班的公務員，工資都達到了一千大幾，兩千多。工作上幾年，再有個文憑的，更是沖上了四、五千元。上了級別的官員這補那補的，加上小金庫的支配，收入也不少。在公務員工資暴漲的同時，上班人員已一漲一千多，甚至兩千多，而行政、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成了600元，明顯打了折扣;企業退休人員一人只給漲了一二百元，已經有了撒胡椒面的意思;下崗失業人員、領救濟金的、領最低保障金的，也是意思一下。而企業的工人、田地里的農民、外地來的民工，則基本享受不了多少GDP增長帶來的好處。我覺得公務員工資可以漲一點，但不應該高于GDP的增長幅度。2月23日，國家統計局人口就業司司長馮乃林23日做客新華網，為廣大網友解讀2009年職工平均工資統計數據。他說，我看新華網上網友們對于自己對關注的數據選擇，大多數的網友對平均工資希望有兩點，第一是希望工資的增長速度不低于GDP的增長速度，第二是希望工資的增長速度比CPI指數要高出10%。首先，從1990年到現在，很多地方的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都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的，2000年以來很多地方的工資都是跑贏了GDP，當然這個平均工資不包括私營企業。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我想是最近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一直非常關注民生，出臺了很多好的政策。其次，從CPI的情況來看，在1990年到2000年當中，工資的增長始終是高于CPI的增長，并且2000年以后都是比CPI高出10%左右，就說明了老百姓這些年得到的實惠比較多。但工資的增長更多應該考慮那些弱勢群體，要知道我們身邊還有靠撿拾菜葉為生的，一家五口一年收入不到一萬的(上次黨校教師講課語)，考上大學沒法上四處乞討的。經濟的發展得益于資源，也得益于全體市民的勞作，對于GDP增長帶來的成果，我們應該考慮設立一個市民權益基金，將能源企業股份都裝入其中贈給市民，或是能源企業成立時讓全民或占地地區的村民入股，讓全市公民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或是為了拉動消費，減少人們對財富差距過大的仇視心理，要不按照戶口或按照實際居住人(本地GDP的增長房地產做了很大的貢獻)，給人均發一萬源的消費券或現金。再一種方式就是向神木學習，少一些不著邊際的市政工程，多一些關系民生的公益舉措，給所有的市民免費治療，免費辦理社保，免費坐車。也可以把漲工資流程反過來，多給納稅的企業退休人員漲一些，少給坐享其成的行政人員漲一些。

再就是公務員的福利與保險問題，我國公務員福利制度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為滿足公務員共同需要、減輕公務員的家務勞動、方便生活并使公務員獲得優惠服務而建立的集體福利設施.如食堂、托兒所、幼兒園、浴室、理發室、療養院等。

(二)為滿足公務員文化生活需要提高其身體、文化素質而建立的文體福利設施。如文化宮、俱樂部、圖書館、游藝廳、體育場、游泳池等。

(三)為滿足公務員的不同需要，減輕其生活負擔，而設立的福利補貼。如上下班交通補貼、防署降溫費、洗理費、房租補貼、生活用品價格補貼以及生活困難補助等。公務員的生活困難補助，分為定期補助和臨時補助二種定期補助是對生活費用低于一般不平，不能維持正常生活的公務員，確定補助金額，按月發給;臨時補助是對公務員發生一些特殊困難而自己又無力解決的，如因疾病、死亡、天災、人禍等造成生活困難的，給予臨時性的補助，補助對象只限于本人或所供養的直系親屬。另外，國家公務員還可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病假待遇、產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務員福利經費來源，按工資總額的比例，從行政經費中提取。

我們建設的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取向是平等，而且中國的憲法也規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但公務員又享受了諸多福利，而其他公民卻享受不到這些權利，既違背了憲法，也在事實上造成了不平等。現在人們對公務員趨之若鶩，已經超越了簡單的鐵飯碗的范疇，而是為了權力市場化、福利內部化、職業終身化的目標。而相當人都去從事服務性、消耗性的工作，沒有人愿意從事創造性、生產性的工作，這實在不是社會的福祉。加上近幾年福利分配過濫，有給住房補貼及萬甚至幾十萬的，有小金庫分配一次比幾年工資收入還多的，有幾年免費供吃住的，有兩個人一個科室就配備小汽車的，這些更加劇了人們對公務員的向往，造成了社會的分配不公、腐敗升級。所以有人說，公務員他們的工資再漲，老百姓真的要喝西北風了。要漲就給教師、農林技術人員、政府專門引進的高科技人才漲一些，但前提清退了那些關系戶、濫竽充數者與為非作歹的人。

公務員工資濫漲，說白了還是一個內部人掌勺、內部人控制的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在經濟部發達的地區由于普遍低，還不明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們對這個問題就比較關注。據某市統計局干部的2007年的工資數據，該地區壟斷行業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居前位。分行業看，2007年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居全市前三位的是：采礦業——45327元/人·年;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44426元/人·年;建筑業——42735元/人·年;工資水平較高的還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和軟件業,而傳統產業中的制造業、住宿和餐飲業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仍處于較低水平，分別為22511元、23855元。最高行業采礦業年平均工資是最低行業制造業的2倍。而公務員的工資漲勢如得不到有效制約，相信給自己漲工資的人，都要向采礦業看齊，而不向制造業看齊，他們都覺得他們比采礦工人辛苦，文憑有比采礦工人要高，這樣工資就在不聲不響中漲了起來。治理這個問題，正如劉教授所說，其實很簡單：權力制衡。就如治理公款吃喝一樣，我們中國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會兒制定“四菜一湯標準”，一會兒“公款吃喝公示制”，卻全都治標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為治來治去都還是自己給自己開支票。立法機構真正與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審查監督其開支，公款消費也就“斷了炊”。司法機關真正與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費就得提心吊膽。公眾、媒體通過真正的言論自由對越界者“拳腳相加”，公款消費者就得道德破產。所謂秘訣，不過就是這些個制衡而已。再就是透明與公開，沒有這些，說什么也是白搭。公務員漲工資，應該由選民與納稅人說了算，而不應該由領導與人事部門的人拍腦袋，這才體現了國家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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