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四種：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結構主義發展理論及制度變遷理論。

新古典增長理論是美國經濟學家索洛（R.Solow，1956）在仔細研究哈羅德經濟增長理論之后，放松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設之后創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完全競爭均衡、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技術是外生的。因此，資本積累、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的長期作用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從長期看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惟一動力。但是，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卻沒有對這種外生技術進步產生的原因做出滿意的解釋。

以美國經濟學家羅默(P.Romer，1986)和盧卡斯（R.Lucas，1988）為代表的一群增長理論家，為了克服增長理論中占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局限性，研究以內生技術進步為核心的“新”增長理論，通過建立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技術進步方程，成功地解釋了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發現人力資本的規模、生產效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R.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1995)。

結構主義發展理論針對新古典增長理論和“新”增長理論所忽略的結構因素，將需求結構變量及勞動力結構變量引入多部門模型，發現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處于相互牽制、相互關聯與相互作用的反饋系統中（周振華，1996）。

制度學派對經濟增長則提出了全新的觀點，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本身；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產權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第二篇：經濟增長理論讀書筆記

經濟增長理論讀書筆記

經濟活動是指為提高一定努力和資源的產量或者為降低一定產量的成本所作的努力。人均產出的增長，一方面取決于可利用的自然資源，另一方面在于人的行為。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主要關注的是人的行為，并對人的行為從不同的層次進行探討。劉易斯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主要有節約的意愿、經濟制度、知識、資本、人口和資源還有政府。本文主要從人們節約的意愿、增進知識及其應用和經濟制度三方面分析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

（一）節約的意愿

人們有從事經濟活動的愿望和努力。這種努力既可以通過降低某一產出水平的成本來表現 ,也可以通過進行一定投入以帶來產出來表現。假若人們在某一制度環境中沒有致富的經濟意愿 ,或者由于該制度結構中的非正式約束 ,如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 ,限制了這種意愿 ,使人們無法作出這種努力 ,就不能推動經濟增長。厲行節約是人們節約愿望的一種表現。厲行節約，即降低任何一種特定產品的成本，或是設法在投入一定的力量或其他資源后，提高產量。這類節約的努力主要表現在許多方面：從試驗到冒風險；從職業性的流動到地理性的流動；以及專業化等。劉易斯認為如果不作出節約的努力，就不會出現經濟增長。節約的意愿與禁欲主義、財富和社會地位以及人們的有限眼界有關。劉易斯認為禁欲主義可能制止人們去追求某種生活方式，但并不制止人們去享受在不觸犯教規下所掙來的較高的生活水平。財富和社會地位影響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劉易斯認為各類社會的根本差別在于它們的富人如何使用財富以及與聲望有關的財富的來源。富國和窮國的區別在于生產性投資的習慣，而不在于收入均等的差異，也不在于給予富人尊重的差異。真正重要的是財富表現為生產性投資的人們與財富來自土地所有權和繼承權的人們之間的社會地位如何。經濟增長還與人們受到習慣和禁忌、愚昧無知的限制。經濟增長還與人們對工作的態度和冒險精神有關。增長的定義，即每小時的勞動產出提高了。劉易斯認為經濟增長的合理出現僅是因為人們比較喜歡用他們提高了的生產率去購買更多的閑暇。辛勤工作和資本形成是經濟增長的優秀公式，勤勉和經濟增長的聯系在于增加了生產性投資的能力和意愿。

（二）知識增長

經濟增長還與知識的增長和新觀念的運用有關。從各國的經濟發展來看，一國產出增長與知識傳播和運用有著顯性聯系。經濟的增長既取決于有關事務和生物的技術知識，也取決于有關人和人際關系的社會知識。它包括知識積累的過程和知識在生產上的應用。知識增長率的出現于科學方法的發明有關。科學對技術知識的增長的影響分為三個獨立的階段即：科學原理的形成階段，這些原理應用于某些技術問題的階段，和技術發明發展到隨時可以進行商業性應用的階段。知識的增長還與新觀念的應用有關，只有知識的增長是不夠的，知識還應當得到普及并在實踐中得到應用。占有知識的速率一部分取決于人們對新觀念的接受程度，一部分取決于各種制度。知識的傳播和運用要依靠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

（三）經濟制度

劉易斯認為制度促進或者限制經濟增長取決于制度對努力的保護，為專業化所提供的機會，以及所允許活動的自由。制度是促進還是限制經濟增長取決于它對人們的努力是否加以保護以及為專業化提供多少機會和允許有多大的活動自由。制度與經濟增長主要體現在人們得到報酬的權利、資產的經營管理和貿易與專業化三個方面。首先是人們得到報酬的權利。除非努力的成果確實屬于他們自己或屬于他們承認有占有權的人，否則，人們是不會作出努力的。要想激發人們的努力就必須對人們的努力給予相應的報酬。為他人服務的心情可以增添勞動的樂趣。但要讓公民無償的參加當地的公益工程勞動，需要一些組織工作：必須有政府官員制定規劃，激發人們的積極性，還必須籌集資金等。并且經濟增長所要求的不僅僅是人們應當心甘情愿的去不及辛苦和報酬。經濟增長還涉及不同的人的工種和數量的變化；即使上面下令進行革新，增長還涉及這個集體中的成員是否愿意自覺地去適應不斷變化的機會，尋求和利用機會。其次，是資產的經營管理。資產的形成是經濟增長的條件之一，而資產法的存在則是資本形成的條件之一。資產權就是排除他人使用某種特定資源的合法權利。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基本的要求是，潛在的投資者必須相信他能夠把錢拿回來，而不是清掉他的資產。并且代理人的收入必須同他們所照管資產所耗得精力直接發生變化，否則他們不會精心照料。再次是貿易與專業化。貿易從多方面促進經濟增長，貿易通過向社會引進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從而刺激人們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勞動效率的愿望，貿易還促進專業化的發展。專業化的發展促進了人們技藝的提高從而提

高了勞動生產率。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 ,初始性的制度安排能為人們提供一種偶然的、不確定的激勵機制 ,但在一國經濟發展進入起飛階段以后 ,能否創造一個持久的、制度化的激勵機制 ,是實現有效的經濟增長的關鍵 ,即要進行一種 “制度安排” ,確保人們在經濟自由選擇的前提下 ,把個人的經濟努力和愿望不斷地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 ,使個人的收益率不斷地接近社會收益率 ,從而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還應該注意制度變化的性質和原因，因為制度可能朝著限制發展的方向變化。劉易斯總結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環境及其安排能把人們的努力與報酬聯系起來的程度還很低 現行制度難以有效地保護人們的經濟自由 ,尤其是大數發展中國家缺乏一種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因此，要引入有效地制度，推動經濟增長。

（四）經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指導意義

經濟增長理論對尋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重要指導作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有其自身的歷史條件和特殊性。因此，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中，我國要結合具體的國情，形成適合我國發展的經濟增長理論。

1、要樹立重視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的觀念。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專業化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持續和永久的源泉與動力的觀點對具有豐富人力資源的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以教育培訓為主體的對人力開發而投入的費用具有比物質資本投資高得多的投資收益率。經濟發展的恒久動力及決定性因素正日益由物質資本的投入轉向人類自身開發的人力資本投入。

2、加速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積累。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它的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水平。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人力資本積累。新經濟增長理論拓寬了人力資本的積累途徑，認為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和邊干邊學都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途徑。因此，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教育事業并將教育事業的重點放在普及基礎教育和技術培訓上。繼續提高國家財政的教育經費支出比重，鼓勵社會增加教育投入。這些觀點對加速我國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積累、提高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3、加強研發工作且創造、推廣和應用新知識。根據新經濟增長理論，一個企業乃至一個國家用于研發部門資源的多少決定著其經濟增長率和收入水平的高低。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必須在研發部門多投入資源，以提高知識積累率。新經濟增長理論還認為，開放經濟有利于知識的積累，從而促使經濟發展。因此，我國要借鑒新經濟增長理論的有益思想，加快人力資本和新知識的儲備，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和加快科技教育發展，把自主創新看作是提升科技水平和經濟競爭力的關鍵，大力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致力于建設創新型國家，大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努力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能力，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完善自主創新的激勵機制;并利用好全球科技資源，繼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積極參與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

4.、重新確立政策的決定性作用。新經濟增長理論否定了政府對經濟只有水平效應，沒有增長效應的結論，依據知識隨投資的增加而擴散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優化政策如補貼教育、研究和開發、刺激物質資本投資、激勵新思想形成并快速在世界范圍內擴散等等。同時政府要兼顧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新經濟增長理論斷言，長期以來，政府僅僅重視經濟周期是完全錯誤的。總體看來，有效的政策除致力于消除或減少通貨膨脹與失業外，還要關注技術創新與進步。政府應集中精力資助那些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要素，如知識產權保護、貿易改革以及專業化的人力資源培養等。

第三篇：經濟主題黨課課件：經濟增長理論之爭

經濟主題黨課：經濟增長理論之爭

經濟如何實現增長是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話題，不僅是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各國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點。因而，從亞當·斯密時代開始，西方經濟學家就開始對經濟增長進行了長期探索，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也先后經歷了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增長理論、邊際學派、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經濟理論等多個發展階段。在不同發展階段，經濟學家們對如何實現經濟增長進行了探討和爭鳴。

古典學派的“數量擴張”觀

從亞當·斯密起，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經濟如何實現增長。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研究了如何增加國家財富和收入，認為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是國家財富增長的關鍵。在他的增長模型中，產出是勞動力、土地、生產效率和資本的函數，這實質上就是分析了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此外，他還探討了自由貿易等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以及一些非經濟因素（如政治穩定程度、法律、制度）等外生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之后，薩伊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概論》（1814）中明確指出，作為資本的機器以及科學對于財富增長的作用，正是促使許多自然力為人類服務以增加產品種類和數量，從而獲得財富積累的真正原因，他認為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資本積累。此外，薩伊還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Say’sLaw），即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

大衛·李嘉圖繼承并發展了薩伊對經濟增長的觀點，并從亞當·斯密的谷物增長模型抽象出經濟增長過程的一般范式，認為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極為重要，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資本將其凈收入中除消費外的剩余部分追加投入到生產中所形成的資本積累。在其《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一書中，他還提到技術進步、擴大國際分工和促進自由貿易是保持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不同于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還提出“比較優勢理論”，成為早期各國開展國際貿易的重要理論基礎。

約翰·穆勒整合前人研究，認為擴大生產規模對經濟增長作用明顯，經濟增長受勞動、資本、土地、生產效率、教育水平、所有權制度、分配制度、習俗等多種因素影響。他還詳細論述了經濟增長方程中人口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等三個重要變量不同變化的五種情形。可以看出，古典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采用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探索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當然，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古典經濟學派這一時期對經濟增長研究的核心主要是物質資料的數量擴張。

不同學派百家爭鳴

古典經濟學之后，經濟增長理論進入百家爭鳴時代，一批批判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開始出現，馬克思主義學派是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方面，馬克思繼承前人研究，大量論述了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等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史上建立了動態的兩部門經濟增長模型，他將社會總產品分為生產資料生產部類和生活資料生產部類，前者也稱第I部類，后者稱第II部類。每個部門都可分解為用于工人的可變資本，用于折舊的不變資本以及剩余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個包含不變資本和勞動力都擴大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后來的許多經濟增長模型都受到馬克思的啟迪。

19世紀70年代，以杰文斯、瓦爾拉斯和帕累托為代表的邊際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們放棄了勞動價值及總量分析方法，主張邊際效用理論（包括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方法），對之后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現在西方許多經濟分析仍是建立在邊際分析方法的基礎上。

19世紀末，馬歇爾在融合了古典經濟學和邊際主義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學派。在他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勞動力數量、工人工作效率、財富數量、自然資源分布范圍和豐富程度、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國家公共安全狀況共同決定了該國經濟增長。馬歇爾還把力學中的“均衡”概念引入經濟學，提出“均衡價格論”，成為西方微觀經濟學的核心。隨后，新古典經濟學派開始長期占據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流地位。

20世紀40年代，索洛等人提出了外生經濟增長模型，認為經濟增長率由資本和勞動增長率及其邊際生產力決定，人們可以通過調節生產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力，調節資本—產出比率，從而實現理想的均衡增長。后來，索洛和米德對該模型進行補充完善，在模型中引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

1947年，羅伊·F.哈羅德和埃弗西·多馬聚焦于資本和勞動來解釋經濟增長，構建了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模型。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決定全社會投資水平的儲蓄率和反映生產效率的資本—產出比。與此同時，大量自成一體、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20世紀初誕生的舊制度學派（以凡勃倫為代表）批評當時在資產階級經濟學中處于正統地位的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并非是完美無缺的，強調制度因素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后來，新制度經濟學派進一步提出制度決定經濟增長的全新觀點，開創性地將制度變量引入生產函數中，打破了新古典模型僅將勞動、資本作為內生因素的傳統模式。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學派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就業理論，主張繼承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以及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學，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開創了資本主義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先河。但20世紀60年代，凱恩斯主義也遭到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的猛烈批判，他們全盤否定凱恩斯主義，主張全面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內生”觀

新古典經濟學雖然提到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但對“索洛技術進步殘值”的出現并未作出解釋。此后，經濟學家們開始探索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因素，以新增長理論為主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興起，它建立在批判地繼承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之上，引入收益遞增的假定，對人力資本、制度因素以及產權等因素進行分析，重構了經濟長期增長的有效路徑。

羅默（PaulRomer）在1986年發表的《收益遞增與長期增長》中認為，企業通過投資增加資本存量的行為提高了知識的水平，而知識的外部效應不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遞增，而且也使物質資本和勞動等其他投資要素具有收益遞增的特性，正是這種收益遞增帶來了經濟的長期增長。1988年，盧卡斯（Lucas）提出了一個以人力資本外在效應為核心的內生增長模式，通過人力資本解釋了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雖然羅默、盧卡斯等人解釋經濟增長的研究視角有所不同，但他們都認為“經濟增長根本動力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經濟體系的內部力量（如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等）作用的產物”。從實踐來看，新經濟理論不但成功地把技術進步內生到自身經濟增長模型，而且闡釋了人力資本、知識等在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自我積累、自我演進以及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豐富和完善了西方經濟增長理論。

總體來看，幾百年來，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和爭論從未停止，研究內容也從單純的物質資料生產延伸到技術、人力資本、知識等方面。而且，隨著計算機技術以及數學的發展，經濟增長的研究方法水平也有了極大提升，數理化的分析開始應用到經濟增長的各個方面。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也從早期的勞動、資本、人口、財富積累等不斷延伸擴展至人力資本、知識、科技水平、制度等多種影響因素。雖然，受限于當時的歷史背景，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在每一個階段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經濟學者關于經濟增長的理論探索對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仍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四篇：讀書筆記—兩個經濟增長理論的模型

兩個經濟增長理論的模型：

新古典增長模型

(一)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假定

①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

②生產過程中只使用勞動L和資本K兩種生產要素，這兩種生產要素之間可以相互替代，但不能完全替代，因而每種要素的邊際產量服從遞減規律； ③生產過程處于規模收益不變階段；

④儲蓄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保持不變；

⑤勞動力按照一個固定不變的比率增長；

⑥不存在技術進步，也不存在資本折舊。

(二)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可以表示為：sf(k)=Δk+nk

其中，n 表示人口增長率，s 是儲蓄率，f(k)是產出量，k 為人均資本的增加量，k 表示人均資本的增加量。一部分是按原有的人均資本水平裝備新增加的人口，即資本的廣化，另一部分則是增加每個人的人均資本占有量，即資本的深化。

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穩定性條件新古典增長模型中所包含的經濟穩定增長條件是：k=0 或者 sf(k)=nk 當人均儲蓄量恰好等于新增人口所需增加的資本量時，經濟處于穩定增長狀態。

(三)新古典增長模型對不發達經濟的意義新古典增長模型蘊含的促進人均收入提高的政策含義在于：不發達經濟可以通過促進技術進步、提高儲蓄率和降低人口增長率來提高人均收入量。

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一)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

①全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以作為消費品，也可以作為資本品； ②生產過程中只使用兩種生產要素，即勞動L 和資本K，這兩種生產要素之間相互不能替代，每單位產量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數量保持不變；

③生產規模收益不變；

④儲蓄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保持不變；

⑤勞動力按照一個固定不變的比率增長；

⑥不存在技術進步，也不存在資本折舊問題。

(二)經濟增長率的計算：

令Y=國民收入，K=資本，I=凈投資(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資本存量的變化)，S=儲蓄

經濟增長率G=△Y/Y

儲蓄率s=S/Y

由于儲蓄等于投資即S=I，所以，s=S/Y=I/Y

資本——產出比C= △K/ △Y

因為資本存量的變化（△K）就是投資（I），所以

C=△K/ △Y=I/ △Y

從而

G=△Y/Y=（S/Y）/（△K/ △Y）=（S/Y）/（I/ △Y）= s/C即 G= s/C

哈羅德認為：“這一方程式是投資必須總是等于儲蓄這一事實的動態化的表述”，因而他的理論是以凱恩斯的理論為依據的，不同的是他將凱恩斯的理論動態化和長期化了，即在公式中引入了時間因素和資本——產出比概念，強調了投資既增加收入，又增加生產能力的雙重效應。

哈羅德——多馬模式的中心內容是要說明：經濟穩定增長所需要的條件和產生經濟波動的原因，以及如何調節經濟實現長期的均衡增長。為此，哈羅德提出了有保證的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三個概念。

有保證的增長率是“與人們想要進行的那個儲蓄以及人們擁有為實現其目的而需要的資本貨物額相適應的”增長率，其公式可表達為：Gw=Sf/Cr式中Gw代表有保證的增長率，Sf為人們在一定收入下滿意的儲蓄率，Cr為投資者滿意并與其資本存量相適應的資本——產出比。因而，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人們愿意進行的儲蓄恰好等于投資者預期的投資需求，經濟就可以實現穩定增長。因為在有保證的增長率下，資本家的預期投資需求若恰好等于本期的儲蓄供給，就能使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實現儲蓄與投資相等，從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實際增長率是單位時間內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它是由實際發生的儲蓄率與實際發生的資本——產出比決定的。即：

G =s/C

要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必須：

Gw = G

但二者相等是很困難的，因為二者相等只會在偶然的情況下實現，這恰如在“刃鋒”上走路，二者相等的均衡道路十分狹窄。正是實際增長率與有保證的增長率的不一致，導致經濟的收縮與擴張，產生了經濟的波動。

（1）若G< Gw，表明實際儲蓄率（即實際投資率）小于滿意的儲蓄率，形成累積性的投資縮減，導致經濟收縮與失業。

（2）若G> Gw，引起累積性經濟擴張。

自然增長率是在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允許的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長期最大增長率，它反映了人口與勞動力增長、技術進步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

經濟增長的關系。公式為：

Gn = Sn/Cn

Gn是社會最適宜的自然增長率，Sn是一定制度安排下最適宜的儲蓄率

（或投資率），Cn是最適宜的預期資本——產出比，它體現著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條件下現有的資本存量能夠吸收全部勞動力，實現充分就業。自然增長率有助于研究長期經濟的波動問題。

（1）當Gw> Gn時，儲蓄和投資的增長率超過了人口增長與技術水平所允許的程度，增長受到勞動力不足和技術水平限制，儲蓄過度，經濟長期停滯。

（2）Gw< Gn時，儲蓄和投資未達到人口增長與技術進步所允許的程度，生產的增加有充分的余地，經濟將出現長期繁榮趨勢。

（3）Gw= Gn時，社會出現均衡增長。

總之，實現長期的、理想的均衡條件：

G = Gw = Gn

(三)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實際增長率GA，指經濟中實際實現的增長率，它由實際的儲蓄率與實際的資本——產出比按上式所決定，即 GA=s/V A 有保證的增長率GW又稱為意愿的增長率，是指經濟中的儲蓄被資本家意愿的投資全部吸收時所能實現的增長率，即有保證的增長率由實際儲蓄率與資本家意愿的資本——產出比所決定：GA=s/V A經濟實現穩定增長的條件是實際經濟增長率等于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等于人口增長率，即GA= GW= Gn。

第五篇：精明增長理論

“精明增長”理論

“精明增長”的產生的背景——城市蔓延的產生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美國郊區化出現了新的趨勢：不僅僅是居住區，新的工廠區、辦公園區也紛紛向郊區遷移。人口和就業崗位郊遷、中心區衰退、城市用地不斷擴張??，城市地區增長的無限制低密度模式帶來了一系列的城市問題。這種失控的城市化地區不斷蔓延的現象，被稱為“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城市蔓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郊區化的概念，它是“郊區化的特別形式，包括以極低的人口密度向現有城市化地區的邊緣擴展，占用過去從未開發過的土地。城市蔓延損害了環境、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利益。首先，城市生活環境品質下降。城市蔓延使城市綠色空間減少、環境不斷惡化。其次，分散在郊區的各類社區中存在著居住的多樣性和隔離性，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和離異。另外，城市財政萎靡、內城投資減少。開發新區的優勢本來在于投資相對較少，但是據馬里蘭州一項研究表明，從現在至2020年，與更為集中的城市發展相比，蔓延將使居民在城市建設上付出更大的代價。美國城市的發展目前正誤入迷途。許多人都在反思，這種無計劃蔓延的發展方式亟需改變，應該尋求一種更合理、有效的發展方式。

“精明增長”概念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人意識到“郊區化”發展帶來了諸多問題：低密度的城市無序蔓延，人口涌向郊區建房，“吃”掉大量農田，城市越“跑”越遠，導致能耗過多、上班路程太長等城市病接踵而來。Burchell等將“城市蔓延”總結為以下8方面：低密度的土地開發；空間分離、單一功能的土地利用；“蛙跳式”或零散的擴展形態；帶狀商業開發；依賴小汽車交通的土地開發；犧牲城市中心的發展而進行城市邊緣地區的開發；就業崗位分散；農業用地和開敞空間消失。而歐洲的“緊湊發展”卻令許多歷史城鎮保持了緊湊而高密度的形態，并被普遍認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環境。美國人因此取法歐洲，提出了“精明增長”概念。初衷是建立一種使州政府能夠指導城市開發的手段，并使政府財政支出對城市發展產生正面影響。之后，精明增長作為一種城市發展模式，逐步在全國發展起來，并得到公眾的認可。它的對象是城鄉政府。當時,“政府應向企業學習效率”、“政府功能商辦”、“精簡政府”和“職責下放”等政治理念開始出臺。城鄉政府從上層政府拿得的補貼越來越少,由上層壓下來的任務越來越多。那時,土地開發是城鄉政府生財之道,但環保勢力對土地開發卻決不妥協。在這種情況下,“精明增長”理論為政府創造出一個既能滿足開發利益,又能滿足環保良心的局面,做到了兩全其美。

“精明增長”的核心內容和主要原則

2000年，美國規劃師協會（APA）聯合60家公共團體組成了“美國精明增長聯盟”。2003年，美國規劃師協會在丹佛召開規劃會議，會議的主題就是用精明增長來解決城市蔓延問題。確定精明增長的核心內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間，減少盲目擴張；加強對現有社區的重建，重新開發廢棄、污染工業用地，以節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成本；城市建設相對集中，密集組團，生活和就業單元盡量拉近距離，減少基礎設施、房屋建設和使用成本。總之，“精明增長”是一項與城市蔓延針鋒相對的城市增長政策。

精明增長的目標

城市發展要使每個人受益。應達到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公平。使新、舊城區都有投資機會，得到良好發展。

“精明增長”的思想內涵

D·Gregg Doyle對精明增長管理的主要目標進行了分類，并將其概括為“4C”：

1、對一些超越地方范疇的問題進行區域性協調（Coordination）并提出解決措施；

2、通過限制（Containment）服務區范圍提高能源、公用和市政設施的效率；

3、保護（Conservation）大城市邊緣區及其附近的開敞空間及其他資源；

4、城市社區（Community）的經濟、再開發、城市形態以及生活質量等。

梁鶴年認為“精明增長”理念的提出得益于新城市主義，精明增長的10條原則包括：

1、混合式多功能的土地利用；

2、垂直的緊湊式建筑設計；

3、能在尺寸樣式上滿足不同階層的住房要求；

4、建設步行式社區；

5、創造富有個性和吸引力的居住場所；

6、增加交通工具種類的選擇；

7、保護空地、農田、風景區和生態敏感區；

8、加強利用和發展現有社區；

9、做出可預測、公平和產生效益的發展決定；

10、鼓勵公眾參與。

Downs認為，精明增長最初是那些規劃者作為對通過郊區蔓延而帶來的許多不想要的特征的一種反應而構想出來的。這些特征包括新的、無約束的、低密度跳躍式擴張，開敞空間和生態敏感地帶大規模的向城市用地轉換??隔離式的土地使用而非可以縮短交通距離的混合式土地使用。張娟提出“精明增長”是一項涵蓋了多個層面的城市發展綜合策略，將城市發展融入區域整體生態體系和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目標中，提出“城市增長邊界”發展模式及城市內部廢棄地的再利用等。

根據以上學者對“精明增長”思想內涵的詮釋，我認為“精明增長”思想主要體現在：倡導土地的混合利用，以便在城市中通過自行車或步行能夠便捷地到達任何商業、居住、娛樂、教育場所等；強調對現有社區的改建和對現有設施的利用，引導現有社區的發展與增強效用，提高已開發土地和基礎設施的利用率，降低城市邊緣地區的發展壓力；強調減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環境污染來保證生活品質，提供多樣化的交通選擇，保證步行、自行車和公共交通間的連通性，將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交通方式，是一種較為緊湊、集中、高效的發展模式；“精明增長”同時還強調環境、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的共同發展。

精明增長的內涵

作為應對城市蔓延的產物，精明增長并沒有確切的定義，不同的組織對其有不同的理解。環境保護局認為精明增長是“一種服務于經濟、社區和環境的發展模式，注重平衡發展和保護的關系”；農田保護者認為精明增長是“通過對現有城鎮的再開發保護城市邊緣帶的農田”；國家縣級政府協會（NACo）認為精明增長是“一種服務于城市、郊區和農村的增長方式，在保護環境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的前提下鼓勵地方經濟增長”。總的來說，精明增長是一種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礎上控制城市擴張、保護生態環境、服務于經濟發展、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和人們生活質量提高的發展模式。

精明增長最直接的目標就是控制城市蔓延，其具體目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保護農地；二是保護環境，包括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人文環境兩個方面；三是繁榮城市經濟；四是提高城鄉居民生活質量。通過城市精明增長計劃的實行，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

另外，精明增長是在拓寬容納社會經濟發展用地需求的途徑的基礎上控制土地的粗放利用，改變城市浪費資源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促進城市的健康發展。城市增長的“精明”主要體現于兩個方面：一是增長的效益，有效的增長應該是服從市場經濟規律、自然生態條件以及人們生活習慣的增長，城市的發展不但能繁榮經濟，還能保護環境和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二是容納城市增長的途徑，按其優先考慮的順序依次為：現有城區的再利用—基礎設施完善、生態環境許可的區域內熟地開發—生態環境許可的其他區域內生地開發。通過土地開發的時空順序控制，將城市邊緣帶農田的發展壓力轉移到城市或基礎設施完善的近城市區域。因此，精明增長是一種高效、集約、緊湊的城市發展模式。

建立高效、有序的城市架構，以適應自然環境，改善人類居住環境是人類永無止境的探索，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精明增長”的設計理念，在城市發展規劃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精明增長”的實現措施

實現城市精明增長有三條基本途徑：充分利用價格手段的引導作用；發揮政府的財政稅收政策的指向作用和綜合利用土地利用法規的控制作用。精明增長的基本假設是通過科學的規劃可以平衡資源保護與開發之間的關系，而城市的一切發展均以土地為載體，城市增長的“精明”最終落實在土地利用的精明上，因此，編制科學的土地利用規劃是實現城市精明增長的關鍵。所以本文從規劃的角度對實現精明增長措施所進行的探討進行介紹。

1、斷面分析：面對傳統的區劃條例（zoning ordinances）和細分規則(subdivision regulations)導致的分散的土地利用格局，Andrés等人提出了斷面規劃法（Transect Planning）。與傳統的排他性分區不同，斷面規劃是將規劃區視為由農村向城鎮逐步過渡的連續統一體，并根據城鎮化水平以及景觀環境的變化將規劃區域分為不同的生態帶（ecozone），在不同的生態帶內配置不同的土地利用結構，最后在整個規劃區內形成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用地格局。斷面規劃的基本假設是每個生態帶的主體景觀環境都是人類長期活動適應自然條件的結果，因而具有存在的科學性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其規劃原則是不破壞主體景觀的和諧度。因此編制規劃的關鍵在于確定每個生態帶的主體景觀特征，再利用土地利用的空間配置“校正”各個生態帶內的異質景觀－即改變農村和城市交錯混雜的格局，消除城市中的農村（如在城市中心未開發的閑置空間等）和農村中的城市（如農村腹地的辦公大樓等）。斷面規劃實質是從景觀生態的角度阻止城市對農村的肆虐侵占，控制低密度的城市發展模式，保護農地和生態用地。

2、制定城市增長區：城市增長區是指總體規劃中劃定的容納城市增長的區域，由城市增長邊界（用于區域控制）或城市服務邊界（用于單個行政區內的控制）劃定而成，所有的增長都界定在界線以內；界線之外只能用于發展農業、林業和其他非城市用途。城市增長區是一種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的方法。在規劃中，根據規劃期限內（一般為20年）預測的土地需求以及設定的最小土地利用強度確定建設用地需求總量，并以現有的建設用地區為基礎將需求量進行空間定位，劃定城市增長區，并根據不同的情況以及市場監測信息對邊界進行調整。有兩種調整方式：一種方式是只考慮時間驅動系統（Time-driven system）的作用，不管城市增長率的大小和邊界內可供開發土地的多少，城市邊界都按規劃中預先確定的時間間隔（如俄勒岡州4-7年）進行調整。另一種方式是只考慮事件驅動系統（Event-driven system）的作用, 即不論時間間隔的長短，當邊界內可供開發土地總量達到規劃中預先設定的閾值時，都要調整邊界。

3、填充式開發和再開發：填充式開發和再開發是精明增長管理中倡導的提高土地利用強度的兩項技術措施。填充式開發是指對市區內公用設施配套齊全的空閑地的有效利用，再開發是對現有土地利用結構的替代和再利用，是對已利用土地的開發。其目的是改變城市蔓延造成的低密度用地格局、復興城鎮經濟，因此不是見縫插針式的開發，而是以合理的規劃為先導；開發出的土地不僅可以用于建設用地，也可用于綠地、開敞空間等所有利于改善人們生活質量的用途。

4、發展權轉移：為促進中心城市的發展、保護農地，不少社區都采用了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權轉移計劃。地方政府在土地規劃時劃定限制開發區（sending area）和鼓勵開發區（receiving areas），發展權的轉移在兩區之間進行。一般情況下，限制開發區劃定在需要保護的農地或生態環境用地區，位于該區的土地不能被開發，只能將發展權轉移出去；而鼓勵開發區劃定在基礎設施完善、發展潛力大的中心城鎮或城市近郊區域。開發商從限制開發區內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購買發展權至鼓勵開發區進行土地開發，政府則加大對鼓勵開發區的投資力度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并允許適當加大區域的開發密度，激勵開發商在鼓勵發展區進行開發。發展權轉移計劃在充分考慮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前提下保護農地和其他自然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場力量對城市蔓延誘導作用。

“精明增長”的基本做法

1、保護綠色空間以維持清潔的空氣、水源，為每個家庭提供步行、游玩和休閑場所。

2、強調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為主的開發模式，改善道路規劃，擴展多種交通模式，解決擁堵。

3、鼓勵市民參與規劃，以創造一種社區意識，營造歸屬感。鼓勵相鄰社區間的協作，制定地區性發展戰略，協同解決公共問題。

4、加強城市經濟競爭力。一方面通過提供高質量的生活環境來吸引人才和高新技術產業，另一方面采取修改稅法、住房補貼等措施，改變市中心退化 的趨勢。

5、強調開發計劃應充分利用已開發的土地和基礎設施。

6、鼓勵土地利用的緊湊模式，反對城市蔓延。

7、緊湊型的城市空間、多組團的結構最符合生態要求。

8、提倡土地混合使用，住房類型和價格多樣化。

精明增長的時間進展

1、聯邦政府層面：在美國，具體的精明增長的實踐行動包括聯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三個層面。聯邦政府層面上，提出5項國家撥款，即從國家稅收中撥出7億美元給各州和地方團體，鼓勵他們深入開展城市美化運動，61億美元用于緩解交通擁擠，16億美元致力于減少空氣污染，5000萬用于空氣質量項目上，1000萬用于鼓勵家長參與地方學校設計。眾多選民投票促進TEA一2l（Federal Transportatin Efficienc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的更新，并致力于推動輕軌、人行道和自行車道設施建設。為濱水地區、舊工業區和城市重要地區的再開發制定“棕地的再開發戰略”；聯邦政府已意識到1954年的“高速公路法案”正是全國目前城市蔓延的根源，應該修正；投資1億美元的“定居抵押貸款”的實驗性項目。全美規劃師協會（APA）經過長期努力于2002年制訂出關于精明增長的立法指導手冊（APA Growing Smart Legislative Guidebook）以促進各州規劃和分區的現代化。

2、州政府層面：馬里蘭州1997年通過5項立法提案包括：“精明增長地區法1997”、“農村遺產法1997”、“棕地復興計劃”、“創造就業機會稅收鼓勵計劃”和“就近工作居住計劃”，這些法案成為促進馬里蘭州精明增長的核心動力。為防止某些具有保護價值的土地資源遭到不適當開發而對本地區的環境產生危害，政府積極引導公眾參與土地保護臺約計劃（Conservation Easement Program）。馬里蘭州大學精明增長研究和教育國家中心于2000年建立，加強解決土地發展、資源保護和城市空間成長等問題。在華盛頓州，1990年通過了“Growth ManagementAct”(GMA)，依靠鼓勵好的發展選擇特別是關于土地使用方面，以保證華盛頓州較高的生活質量。加利福尼亞州于2001年通過了“加利福尼亞農田保護債券法”(California Farmland Conservation Bond Act)，它可授權州政府以出售債券方式來購買因蔓延而受到威脅地區的農田開發權的同時促進城市內填式發展(Infill development)。同年通過的“地方政府總體規劃修正和可持續社區授權計劃”，可批準同意上限為25萬美元的撥款分別給各縣市，用于修訂和更新其政策及規劃，并鼓勵土地使用、住房供給和交通等規劃之間的協調。

3、城市政府層面：在波特蘭市，“Portland Region 2040”提出的主要策略為：嚴格控制城市增長邊界，規劃預測到2017年將會新增人口40%，但城市范圍將只增加2%；將城市用地需求集中在已有中心和公交走廊周圍；增加既有居住密度，減少每戶住宅的占地面積；增強對綠色空間的保護；迅速擴大輕軌系統和公交系統的服務水平和能力。奧斯丁市政府于1995年成立了由一批關鍵性的公民領導者組成的“公民規劃委員會”負責修訂規劃條款和指導土地使用決策。委員會于1998年公布了“奧斯丁市精明增長提案”，主要達到三個目標：①奧斯丁怎樣和在哪里增長。劃出兩個主要的精明增長區“DDZ”(Desired Development Zone)和“DWPZ”(Drinking Water Protection Zone)，以限定城市增長邊界；②改進生活質量。通過鄰里規劃保護和增強傳統鄰里關系(traditional neighborhood)，維護生態敏感區和減少蔓延提高環境質量，提供多樣性交通方式改善可達性和機動性(accessibility and mobility)，再投資城市內核(city core)來促進經濟發展；③增強稅基(tax base)。采取多種方式刺激和吸引對城市投資。

“精明增長”在我國應用的意義

1)“精明增長”理念是城市發展觀念上的變革,城市的空間擴展必須置于區域整體生態系統的大背景之下,必須將城市發展與自然生態系統中其他生物系統的生存發展置于同等地位。2)由以外延擴展為主的城市空間擴展趨勢向內涵更新優化的方向演化。優先考慮將城市新增用地需求引導至已經開發建設的區域,盡量減少侵占非城市建設用地,城市的發展堅持“速度和質量”并重的原則。3)城市的用地模式應當堅持高密度、集約化、功能混合的原則,把依托于公共交通系統“適合居住”的社區作為城市的基本構成單元。

“精明增長”中國化的可行性

1、實施條件比較：在確定“精明增長”中國化的具體含義時,首先需要判定我國城市發展的具體現狀。不同于美國的低密度城市蔓延模式,我國城市雖處于郊區化蔓延趨勢之中,但在具體擴散方式上呈現出相對高密度溢出蔓延的特點。工作向郊區遷移遠遠趕不上城市物質實體擴張的速度,中心城區依然是人們向往的工作和生活地點,并且交通出行方式呈現出以小汽車為主的多元化結構。這是和我國城市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口特點息息相關的。因而“精明增長”的中國化內涵就不具有象美國那樣強調遏制小汽車主導下城市低密度蔓延的內涵。不僅如此,中國和美國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是不同的。在國家憲法下美國地方政府制定了本地區的區劃(Zoning)與我國城市規劃法所確定的從總體規劃到詳細規劃的規劃工作體系不同。一般而言,區劃制定的地區總體規劃突現出土地的絕對功能利用劃分,由私人土地所有權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法律權利在區劃法則中得以保證和明確體現,這種法律意義清晰化的區劃往往同時意味著土地利用模式過于機械化,而在我國由于土地所有權屬于國家,在規劃制定中往往從地區實際發展需要入手進行土地利用的類型配比,比較注重土地利用中的混合化,所以美國“精明增長”理念中的強調土地混合利用以創造多樣化的生活氣息問題在我國的城市中不象美國那樣突顯和迫切。在為市民提供住房方面,美國由于種族歧視與隔閡,產生了不單依據社會階層經濟收入擇居的問題。如美國郊區化浪潮的原因不僅在于交通便利下郊區提供了工作崗位、環境幽雅的住房,還在于普遍富裕的白人不愿意和內城中集聚的黑人居住在一起。在經濟收入與種族居住偏好雙重作用下,美國的房地產開發商往往將低收入者與黑人等少數民族排斥在實際購買房屋的能力之外,長久出現了城市中許多社會問題,而在我國城市的住房問題與此具有很大不同。建國之初社會主義住房單位制,使得單位內部不同收入階層的人比較集中地居住在一起,盡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房地產開發的浪潮導致城市不同收入階級的人群得以重新組合,出現了美國般的擇居問題,但在幾十年來住房單位制的基礎上,作為一個新的趨勢,還遠遠沒有占到主導地位。“精明增長”把各種人群提供可支付和有質量保證的住房作為一項重要的原則,是對城市社會問題的積極關切。雖然國情不同,但這對我國城市為低收入者提供經濟適用房的政策具有積極的借鑒價值。

2、“精明增長”中國化的實現：盡管在其他方面中美城市之間仍存在一定背景差異,但在促進城市發展中的經濟、社會、生態可持續意義上,“精明增長”提出的原則無疑具有重要借鑒價值,其中的許多原則如緊湊的城市發展模式、保護生態敏感地帶和城市開敞空間、劃定城市增長邊界、交通導向性開發等完全可以直接應用于我國的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中。在這個意義上,“精明增長”的中國化內容得到了具體化。基于以上分析,“精明增長”中國化的內涵可以概括為以下三方面。1)政策層面上:引導有效的資源利用方式來保護環境,創造一系列有利于住房選擇的機會,提供一個多樣化和高效的交通出行選擇可能,加強對現有社區的改造和再開發,做到決策可預見、公正以及財政上可行;2)技術層面上:優化與完善城市步行系統環境,倡導交通導向性開發(TOD),通過建筑設計等物質手段營造社區場所感、塑造多樣性的鄰里社區,采取生態規劃措施保護城市開放空間,致力于創建緊湊有序的城市發展模式;3)制度層面上:借鑒美國區劃的優點來完善我國現有的城市規劃體系,加強規劃制定的法律清晰性與完備性。

建設一個“精明增長”的城市的主要原則

土地的混合利用。在城市中，通過自行車或步行能夠便捷地到達任何商業、居住、娛樂、教育場所等;建筑設計遵循緊湊原理；各社區應適合于步行；提供多樣化的交通選擇。保證步行、自行車和公共交通間的連通性。把這些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新的交通方式；保護公共空間、農業用地、自然景觀等；引導和增強現有社區的發展與效用。提高已開發土地和基礎設施的利用率，能降低城市邊緣地區的發展壓力

對精明增長的簡要闡述

成功：精明增長在美國的不同層面和不同領域得到了積極貫徹，且產生了不錯效果。這主要歸結于國家、州和地方三個能級政府的大力扶持，相互配合及其導向功能。聯邦政府從預算及財政資助方面、州政府從政策制訂以及超區域協作方面、城市政府從具體實施方面也都扮演了良好角色。在實施手段上，也能合理選擇法律、經濟、行政等政策工具，恰當地推進了精明增長的實踐進程。

不足：精明增長的具體操作方式還需進一步明確和細化，測量和評估標準尚待統一，針對不同地區和城市人口、地理等特征應有區別使用精明增長的管理工具；參與主體以政府組織為主，沒有充分調動企業、社團及公民的積極參與；在推進精明增長的流程中，對于中前期的規劃制定及實施比較關注，但對于后期的效果評估和反饋則缺乏重視。

對精明增長的簡單評價

精明增長”強調環境、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的共同發展，強調對現有社區的改建和對現有設施的利用，強調生活品質與發展的聯系，是一種較為緊湊、集中、高效的發展模式。

相對于新城市主義，“精明增長”是對城市發展問題的全面反思，涉及城市發展的社會與經濟、空間與環境，城市規劃的設計與管理、法制與實施等各個方面的行動計劃，需要政府宏觀調控和全民參與。美國的社區和其周圍的鄉村地區正在經歷變化，一些地區正在持續衰退，一些地區發現維持持續的發展是如此困難，而另一些地區經濟和城市面貌正在復蘇，這與 “精明增長”行動計劃的實施有著密切的關系。

克林頓政府在1998年提出的這項 “精明增長”計劃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因為這些投資項目，而且因為它將人們的關注焦點集中到一些重要的議題上。“精明增長”目前不僅是美國城市發展的行動綱領，而且成為全美規劃師協會的目標口號。全美規劃師協會不僅針對規劃立法和法規改革提交過專題研究報告，而且出版了《州政府規劃法令的現代化——— 精明增長研究論文專集》,收集了各州政府改革的行動和實施層面的最新思想動態，幫助各州和地方政府開發新的工作方法，管理發展和應對變化。

美國精明增長對我國城市發展的啟示

一是務實，無論何種城市規劃決策，必須要從問題導向。

二是多視角，把城市看作是經濟實體的城市、社會組織的城市、公共管理的城市、生態環境的城市，實現環境、生態、經濟三方面公平均衡發展。

三是可借鑒性，精明增長原則中的緊湊發展、土地混合使用、公共交通、防止城市蔓延等概念都值得我國絕大部分地方學習借鑒。

四是法治原則，到2002年底止，美國已有十四個州全部或部分采用“精明增長的城市規劃立法指南”建議來修改法規。近20多年，中國城市化率年均提高0.87個百分點，兩倍于世界均速。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仍將保持較快發展，選準模式至關重要。“精明增長”強調環境、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的共同發展，強調對現有社區的改建和對現有設施的利用，強調減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環境污染來保證生活品質，是一種較為緊湊、集中、高效的發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城市發展的引導中，有意識地運用城市規劃這一重要工具達到節約城市資源的目的。也許這樣的城市形態并不完全適合我國所有城市的發展，但我國節約型城市的建設，首先也需要一個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從而有利于城市從根本上實現集約型的增長。

我國城市正處于建設發展高潮時期，一些東南沿海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城市功能和用地結構置換的過程中，也已經出現一定程度上的郊遷化現象，城市中心區和整個城市區域的協調發展成為關注熱點和追求目標。針對這一點，“精明增長”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方法，如土地功能混合、緊湊發展、強調公共交通建設、充分利用原有設施、改造城市舊區等等，以利于城市面向21世紀的合理的發展。對于我國城市的發展建設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我國的城市發展應從中國資源短缺的國情出發,盡快調整策略，拋棄以外延擴張為主的粗放式發展，向以內涵增長為主的集約式發展轉變，提升城市功能，促進能源、資源的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