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

中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

戴茜 201330841303 公管13級13班

摘要：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問題一直是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方面，中國的經濟增長經歷了 30 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然而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之間的兩難沖突已經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二者關系的探討也逐漸成為各領域的熱點問題。如何將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成功的結合起來，則成為我國環境保護學者與經濟學者至今仍在探索的問題。在此，針對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的問題，進行詳細的探討。

關鍵詞：環境污染；經濟增長；中國；環境政策；工業發展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GDR以年均9.7%的速度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在2006年末已超過20萬億元，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的經濟增長長期依賴于要素的大量投入，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性轉變，經濟的快速增長加劇了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導致環境污染日趨嚴重。

同時，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區位優勢、資源稟賦、環境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異，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研究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在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科技水平、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積累、環境污染指標的現狀和區域差異，進而探討各地區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齊飛，2014）

而為了有效突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瓶頸”，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環境政策，例如將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作為“十一五”規劃中重要的約束性指標，不斷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等。那么，這些環境政策的效果究竟如何？它們是否能有效的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而降低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這些問題對于正確制定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環境政策，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值得深人研究。

二、歷史發展

當前，環境污染事件在世界范圍內頻繁發生，2010年發生的美國墨西哥灣漏油事件、2012年廣西龍江河突發環境事件以及近年來國內頻繁發生的鉛污染事件，給人類生命財產、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巨大損害。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危及海洋、陸地、河流、地下水、環境空氣等各類環境介質，損害范圍包括健康、財產、文化、資源、環境等各個方面，造成環境污染損害評估的研究和實踐涉及環境法學、環境經濟、環境倫理、環境管理、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以及環境監測、環境化學、環境工程、環境風險、環境健康、污染生態等自然學科和工程領域。

事實上，當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環境污染問題與經濟增長同樣、甚至更加受到關注。污染是企業將內部治理成本推向公眾，由社會承擔。環境管制后,這種格局發生變化，企業將承擔越來越多的污染治理成本，某些污染嚴重的企業甚至可能被關閉。在資源投入不變的條件下，企業的總產出會相應減少。環境管制越嚴格，產出減少越多。因此，必須協調工業增長與環境保護兩者間的矛盾，在節約資源同時，盡可能多生產好產品和盡可能少排放污染。

另外，與人類從環境中獲益的歷史相比，人類對環境和環境保護的關注開始得太晚，標志著人類歷史巨大飛躍的工業革命開始于十八世紀，而關注環境保護的國家和國際政策僅僅出現于二十世紀后半期。直到十九世紀末期，人們仍認為無限的資源可以被國家乃至全球所用,而無須規制性和保護性政策。

環境保護的國家和國際政策歷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最初的地方性和國家性自然資源保護政策；第二階段是：各個國家乃至全球范圍的環境治理政策。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保護資源是環境政策的主題。典型的例子是美國于1872年建立黃石國家公園，于1879年通過立法保存美國廣大的自然森林系統。（方化雷，2011）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與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環境資源問題達到觸目驚心的程度。為適應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和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國已建立專門負責環境保護的政府機構，尤其在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有關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和措施，加大環保政策的實施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實際發展中，仍以破壞環境為代價，因而無法準確的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結合。換而言之，即在兩者發展的過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良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經濟發展水平低，城市化進程緩慢。（2）環境資源問題嚴重。

（3）政府對環境治理和保護方面發揮的作用不夠。

調查顯示，僅在中國的4個城市：重慶、北京、上海和沈陽，每年就有一萬人因接觸空氣中的污染顆粒而過早死亡。自1970年至1995年的25年間，黃河先后斷流了18次，根據每年斷流天數預測，2010年黃河將斷流200天，2020年黃河下游將全年斷流。中國科學院公開發表的《90年代中期中國環境污染經濟損失估算報告》顯示，科學家計算得來的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1875億元，而該數字只包含部分可計量的環境損失（除了大氣、水、固體廢棄物、酸雨等可計量損失外，無形損失尚未包括在內）

而關于東、中、西部的環境污染比較如下：（1）東、中、西部地區工業廢水排放量比較

考察東、中、西地區在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這一指標的差異性特征時，發現1995-2010 年間東部地區無論是人均排放量還是總排放量都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人均排放量角度來看，大部分年份數值高于 20 噸，人均年排放量為 23.47 噸；總量角度來，大部分年份排放總量在 1000000 萬噸以上。相比也東部地區而言，中、西部地區該指標處于較低水平，人均年排放放量分別為 14.85 噸和 14.2 噸，數值上差異不大。（2）東、中、西部地區固體廢棄物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人均固體廢棄物排放量這一指標，西部地區要高于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人均年固體廢棄物排放量為 355.76 萬噸，其次是中部，東部地區最低，人均年產生量分別為 156.34 萬噸 和 47.47 萬噸。（3）東、中、西部地區二氧化硫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東、中、西部地區考察二氧化硫排放量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西部地區要高于中、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每年的人均排放量超過 16.2kg，東部地區次之，每年的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14.4kg 附近，中部地區最低在 10kg 左右。

（4）東、中、西部地區工業煙塵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三大區域人均煙塵排放量，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相對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分別為 7.24kg 和 7.33kg；東部地區人均排放量處于最低水平，每年排放量為為 5.42kg。

（5）東、中、西部地區工業粉塵排放量比較

1995-2010 年間，考察東、中、西部地區在工業粉塵排放量指標上所表現的差異性特征可以發現，東部地區人均年排放量處于較低水平，為 5.74kg，中、西部地區分人均年排放量要高于東部地區，但二者差異不大，數值分別為 6.8kg 和 6.4kg。（齊飛，2014）

從而看出，經濟增長方面，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區域比較之中占據絕對優勢，無論是經濟發展總量水平、人均水平、增長速度，還是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積累、第三產業占比都呈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

環境污染方面，從總量上看，東部地區的工業廢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煙塵、粉塵排放量要高于西部和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固體廢棄物排放量高于中、東部地區；從人均排放量來看，由于東部地區較高的人口密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均排放水平，各地區人均排放量呈現出各自特征，污染物的排放量跟各地區的產業結構、環保政策、科技水平密切相關，從趨勢上來看，各地區污染物排放量近些年來均呈現出下降趨勢，這與近些年來高度重視產業優化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保護環境，淘汰高污染、高能耗落后產能有很大關系。

四、結論和建議：

為此，在這里提出幾點建議：

（1）未來隨著人們對清潔環境需求的提高，政策綠色 GDP的政策導向和環保政策，重型污染企業的治理力度的加大，環境質量會有所改善，這也要求東、中、西部地區能明確自身特點，尋求各自可持續發展之路。

（2）加強排污監督，科學制定環境標準，強化環境與經濟的綜合決策。在加快經濟發展時，必須始終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把環境保護放到重要位置，決不能以犧牲環境來換取一時的發展，而應當使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科學的制定相關環境標準體系，建立環境與經濟綜合決策機制，把環境保護目標列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總體戰略目標之中，用標準限制環境污染，保護環境。

（3）建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問題已經不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而是我國環境法制建設所面臨的一個實際問題，需要國家提供立法支持。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時機已經趨于成熟。在工業化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的保護受害者，盡童減少社會和國家的報失，有必要借鑒國外環境保險的經驗，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

（4）改革我國目前的環保投融資體系，增加環保投入。我們應當按照“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原則，逐步使排污者和開發者成為環保投資的主體。

（5）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建立和健全我國的環境資源配置體系。走出“環保靠政府，經濟靠市場”的誤區，開展排污權交易，將市場機制引入環境保護事業之中，實現環保制度的創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經濟激勵與約束機制可以給經濟主體提供充分的刺激，將環境保護與企業利潤最大化或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目標聯系起來，實現生產、消費與環保的和諧統一。

（6）必須致力尋求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應充分的結合社會的實際本質；應該重新制訂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要制訂一系列經濟環境政策。（7）中國必須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環境問題已日益凸顯出來。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威脅著人們的生存環境，同時還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及身體健康，因而在我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就需要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加強環境保護意識。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還能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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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問題

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

摘要: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不斷深入，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脆弱性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但是經濟增長與環境脆弱性之間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其滯后期數的影響，而且這兩者對對方的影響還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經濟增長對環境脆弱性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時滯性，是一種長期的、漸進的影響；而環境脆弱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的時滯卻較短，是一種短期的、非漸進的影響。

正文：

環境與發展是當代世界面臨的挑戰，是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環境問題已經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保護環境，發展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人民的共識。發展經濟既是人類持續生存和社會日益進步的前提，也是實現保護環境的物質保證。但經濟發展不能脫離和超越環境的承載力，否則，就會發生環境問題，成為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制約因素。因此，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必須協調發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大國，也是一個能源需求大國和環境污染大國。改革開放20年中國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0%，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日益顯現。能源、經濟和環境三者之間密切聯系，經濟增長需要能源供應支撐，能源消耗帶來環境污染，環境污染反過來又造成經濟損失，破壞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據世界銀行按“人力資本”方法估算，1995年中國的大氣和水污染損失高達240 億美元，占當年GDP 的3.5%.最近世界銀行發表了新的研究報告《增長的質量》估計，1997年發展中國家國內儲蓄率為 25%，但是減去對自然資本過度開采之后，真實國內儲蓄率只有14%，中國則由42% 下降為32%，減了10個百分點。報告呼吁各國關注增長的質量，其中環境質量被視為增長質量的重要方面。當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從10% 以上降到目前的7%到8%，關注增長的質量便顯得尤為重要。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環境質量和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但是環境質量和增長路徑不是唯一的，經濟高增長、低增長和負增長都可以帶來環境高破壞，但也存在環境低破壞和經濟高增長的可行路徑，中國和印度均被列為經濟高增長、環境高污染的國家。這就提出中國的增長模式轉變問題，即中國如何從高資本投入、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的高增長轉向低資本投入、低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的高增長。問題的關鍵在于產業結構的轉變，促使國民經濟服務化、信息化，傳統產業資源利用集約化，單位GDP 能耗大幅度下降，能源結構清潔化，能源消費低增長甚至負增長。能源結構的轉變對環境質量至關重要，并且直接促進增長模式的轉變。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人與自然從遠古天然和諧，到近代工業革命時期的征服和對抗，到當代的自覺調整，努力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文明，恰是這一規律的客觀反映。

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只追求經濟增長而忽略環境；積極保護環境的零增長方式；可持續發展。無論是“發展第一的經濟決定論”還是“零增長的環境優先論”，都是孤立、靜止地看待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把二者簡單地對立起來、割裂開來。經濟發展對環境資源的巨大壓力和環境問題對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道路上的主要困難和突出矛盾。正確處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是以全面發展為目標，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互協調的新的發展觀。它主要包括生態可持續發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可持續發展，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

第三篇：經濟增長會影響環境污染

整理后的辯論賽資料

從刀耕火種到農耕文明到18世紀的工業革命至今，人始終作用于自然環境以求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規模增大，投入更多資源，而產出提高也意味著廢棄物增加。工業革命，人類征服海洋，大規模開采自然資源使得經濟取得飛速發展，由此而帶來的自然環境惡化前所未有、觸目驚心……而近幾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翻天覆地，但上世紀60年代特大沙塵暴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0多次，21世紀波及范圍更廣、損失更大，讓我們怎么能說經濟發展能避免自然環境惡化？ 要指出，我方說經濟發展不能避免自然環境惡化不是消極悲觀，而是正視問題，也請對方辯友站在現實的基礎上，正視經濟發展不能避免自然環境惡化。

問題

正三問：經濟發展是否需要資源材料？人類現階段能否合理開發基礎能源？資源的不合理利用是否會導致環境惡化？污染會不會帶來環境惡化？

5、立足于現實考慮問題

成都的都江堰它的主要功能是防洪與灌灌，它就向我們展示了經濟發展的雙贏。

正二：雖然它有利的一面，但對方辯友你想過沒有在建造都江堰的過程有多少物種被消滅，而且經濟的發展所帶來污染對野生動物的生存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6、不否認經濟發展的意義、作用

經濟發展中人類的心態有一定的作用，由于人們的貪欲。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從自然中索取的更多。在大自然的面前，很多時候我們是年輕的渺小的，我們并不能掌握所有自然環境發展變化的規律，所以經濟發展并不能避免自然環境的惡化。但并非無能力，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所以我們要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我們愛我們的家以及所有善良勤勞的人們。所以希望通過經濟發展使他們過的更好，而我們的經濟 第一，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的投入和廢棄物的產出與環境保護相矛盾。發展模式向一種更協調更明智的方向轉變，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 第一，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的投入和廢棄物的產出與環境保護相矛盾。第二，企業經營者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特點，使他們想進辦法壓低包括環境成本在內的一切成本。黃河三門峽工程的修建者造成了水土流失，洪澇災害。其原因就是操作者自身對環境成本的認識不足或計量時故意忽略，壓低環境成本。可見，以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內在矛盾說明經濟發展不能避免自然環境的惡化。

經濟發展不等同于可持續發展，聯合國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以不損害后代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所以，單憑經濟發展不能避免環境惡化，只有社會、資源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夠實現環保。也就是要依靠科學技術、環保意識提高、政府調控、制度完善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經濟發展不等同于可持續發展，聯合國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以不損害后代利益為代價的發展。所以，單憑經濟發展不能避免環境惡化，只有社會、資源等多方面的配合才能夠實現環保。也就是要依靠科學技術、環保意識提高、政府調控、制度完善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方：（要點）經濟發展追求利益，廣大淮河流域嚴重污染，農作物大面積枯萎，立足現在、展望未來，雖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但經濟要發展，污染難避免，即使擁有技術，何時能避免也尚未知。

經濟發展指社會物質生產和在生產的過程，由簡單到復雜、低級到高級的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生存及自然環境發生了許多變化，尤其向惡的方向發展。我們說的環境惡化不單單包括廢水、廢氣排放導致的污染，也包括環境不合理開發利用導致的資源浪費。科技再發達，運用太陽能等資源，但煤炭等不可再生資源的缺失是有目共睹的。經濟發展會用到這些資源，也是環境惡化。

經濟發展就是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它要求不斷加強對資源的 投入以保證產出的增長。事實告訴我們因為人類認識的局限，能力的局限，理性的局限。經濟發展不能避免環境的惡化，并不是要放棄經濟發展，而是因為只有當我們摒持著這種心態，才能更理智的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的關系。真正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謝謝大家！對方第二個錯誤就是脫離實際，太過理想化。對方辯友提到循環經濟，提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對方辯友要知道，經濟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是必須要與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也許為了保護森林資源我們可以節約用紙，用電子郵件、電子賀卡，但是我們不可能把山西的煤用電子郵件發到秦皇島，不管是煤塊、煤粉還是煤氣，我們都不能不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為什么？因為人類生活在一個物質的世界里，離不開物質作基礎，而且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是受生產力發展水平制約的。

人類經歷了5000多年的農業發展史，但是大規模的農業開墾也帶來了生態退化。人類又經歷了200多年的工業發展史，但是工業革命在推動人類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發達工業國家的經濟優勢，又有哪一個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

經濟發展指的是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建立在對資源的開發、環境的改造的基礎上才能實現。而這些人為因素的介入都會引起自然環境原有平衡的失調。今天也許經濟發展帶動的科技、社會的進步可以緩解自然環境的惡化，但是只要經濟在發展，他就無法避免自然環境的惡化。

第四篇：中國--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而政治改革則通常屬于政治學家的研究范圍。然而，在象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里，經濟增長卻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命題，它涉及到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制度變革；同樣，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學課題，它的推動和進展與經濟增長有密切關系。把經濟增長和政治改革這兩個課題放到一起來思考，屬于跨學科研究，謹守學科分際的學者往往不愿輕易涉足。于是，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里，把這兩個本來密切相關的課題割裂開來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來。可是，那種就經濟談經濟或就政治談政治的研究方式，卻很可能給種種似是而非的無根之說創造條件，也給政客的詭辯留下了空間。筆者試圖在本文中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雖自知才疏力薄，恐難深入周全，仍欲一試，旨在拋磚引玉，以引起社會科學界學者們的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相互關系的四種假說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談的經濟增長是指健康、穩定、具長期潛力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那種靠“吃老本、欠新帳”、浪費資源、破壞生態而維持的、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及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說的中國政治改革，則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為導向的民主化改革。達倫多夫(Dahrendorf)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個要件：必須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實現公民的（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基本權利；社會沖突應當被認可為積極的、創造性的，解決沖突時應有理性控制；社會利益的多樣性必須通過領導群體（精英）的競爭表現出來；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作為共同利益的“公眾道德”必須發揮其作用。[1]進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權、多元利益、競爭性選舉和對民主價值觀的憲法共識。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時，有兩個流行的假說。流行假說之一是，只要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國的政治改革就自然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并順利實現。筆者在此對這一假說提出質疑和批評。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得到廣泛的認同；否則，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也不會在西方社會科學教科書中占據相當的地位。顯然，在漁獵社會不可能建立國家，農業社會也不會誕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現代人類社會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說的缺陷在于，在現代社會里，適合一個國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謂“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沒有確定性含義，能否作國際比較？這個假說顯然無法解釋歷史。遠在清軍開進山海關的時候，英國國會已經把政府的錢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機制的雛形。那時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國，英國政治制衡機制的出現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發展本身直接相關？上述假說恐怕難以自圓其說。進一步看，今天的中國經濟比16世紀的英國經濟還落后嗎，如果說當時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撐民主政治，為什么今天中國如此現代化的大都市里卻連街道辦事處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那時美國的言論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識字率難道比當時的美國還低，以致于不能開放言論和新聞自由？

大約50年前，劉少奇在制定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由于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還必須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必須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實行多級選舉制，并且在基層選舉中多數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我國的選舉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進的，并在條件具備以后就要實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國民經濟也翻了幾番，究竟中國的人均GDP要達到多少美元，中國公民才能有資格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或國家主席？到底什么時候中國能具備劉少奇承諾過的直接選舉的“條件”，上述假說其實給不出答案。

持上述觀點者有一種錯誤認識，似乎只要有了經濟增長，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會像個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國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種裝置或技術專利，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來”或“引進”。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有了漂亮的憲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憲政機制，憲政的牢固根基必須扎在人們的心中，形成一種保障基本人權、限制政府行為的憲法共識。憲政民主的政治傳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天然“副產品”，而是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漸養成的。發達國家建立比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經過了幾百年的努力，現在還在繼續改進完善；中國具有后發優勢，或許會縮短這一進程，但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啟動得越遲，實現得越晚，沒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長。若國人滿足于只有生存而無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穩穩地做奴隸、臣子、順民；如果還有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夢想，就必須從現在做起，積極穩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標。

另一個流行假說是，只有實行民主化改革，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才能夠保持下去。從長時段來看，政治對于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反作用，這一論點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紀，中國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三分之一強跌至百分之幾，單純從勞動力和資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的。西歐11世紀開始的法律革命、17世紀開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國和法國的不同模式），對19世紀的產業革命具有難以估量的推動作用。而在中國，統治者排拒向法治社會的轉型，這無疑妨礙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孕育，嚴重影響到技術創新、海外貿易和現代企業的形成。顯然，政治、行政、財稅體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國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從短時段（十幾年乃至幾十年）來看，上述假說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瑞典和德國對政治體制的選擇不同，但它們都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工業化；如果用自由指標來衡量80年代以前的東亞“四小龍”，則它們之間相距甚大，從最不自由的軍人獨裁統治的韓國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但這樣的政治制度差異并未影響它們在經濟上同時崛起與騰飛。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時段上并不一定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

有學者指出，泰國就出現過經濟高速發展與政治低度發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國共發生19次政變，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時期，20位首相相繼組建了48屆內閣，其中24屆內閣屬軍人政府、8屆是軍人為主的政府、16屆為文官政府；共通過了15部憲法，舉行了18次大選。從1932年到現在，泰國有80％的時間處在軍人的統治之下，最近的軍事政變發生在1991年，并導致了大規模的沖突。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泰國的經濟仍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并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51年到1961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7.4％；1960年至1970年，泰國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8.4％；1970年至1982年為7.1％。[3]世界銀行認為：在過去20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泰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經濟發展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該行專家從泰國模式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說經濟發展意味著給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機會，從而很容易獲得人們的擁護，而政治發展則不僅意味著權力模式的重新構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喪失自己擁有的特權，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價值的轉變，換言之，政治發展意味著整個民族的整體現代化，也意味著人的觀念的徹底現代化。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真正的政治發展比經濟發展更為艱巨、更為困難，一個民族必須付出比經濟發展更為艱苦的長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現代化方面取得相應的進展。”[4]顯而易見，如果以政治改革作為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無論從邏輯上還是事實上都很難說得通。

上述兩個假說都有決定論色彩，或強調經濟決定政治，或認為政治決定經濟。丹尼爾?貝爾認為，現代社會不是統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個特殊領域（經濟──技術體系、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組成，它們之間不存在簡單的決定性關系，未必相互一致；三個領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軸心原則加以調節，各有自己的模式。經濟──技術體系的軸心原則是功能理性，其調節方式是節儉（本質上即講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換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軸心原則是合法性，在民主政體中它表現為被統治者授權政府從事管理，這種合法統治的暗含條件是關于平等的思想，即認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發言權。政治的軸心結構是代表選舉制或參與制，由幾個政黨或社會團體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體系的管理方式帶有技術官僚傾向，且將日益明顯，然而政治決策主要還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談判協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術官僚的理性判斷。卡西爾意義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領域，現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極其自由地搜撿世界文化倉庫，貪婪吞食任何一種抓到手的藝術形式，這種自由來自它的軸心原則，就是要不斷表現并再造“自我”，以達到自我實現和自我滿足。不同領域間的沖突決定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它們存在于官僚等級制的社會結構與要求平等參與的政治體系之間，存在于依據角色和專業分工建立的社會結構與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實現個人“完美”的文化之間。[5]貝爾把現代市場經濟、自由民主政治與多元文化視為現代社會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現代的社會或轉型中的社會里，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比現代社會更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會里，政治與（宗教為代表的）文化之間有高度的統一性，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總體性社會里，政治與經濟之間是密不可分的。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過程，而必然會表現為政治與經濟的互動。從這種角度來看，再結合中國現在的國情，可以提出以下兩個假說，中國改革以來的社會現實也基本上支持這兩個假說。

假說之三：經濟衰退或經濟危機通常會誘發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經濟增長尚屬順利時，往往容易滿足現狀，民眾如此，統治者亦如此。歷史學家發現，絕大多數統治集團主持的改革都是財政危機的結果，而民眾揭竿而起則通常是天災或政府過多征用勞役造成大饑荒、大流亡的結果。回顧2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史，雖然80年代中國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識精英一再呼喚政治改革，但由于城鄉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較快，政治改革的社會動力明顯不足；到了90年代末，雖然見諸輿論的政改呼吁如鳳毛麟角般罕見，但由于農村糧食主產區農民的收入連年下降，城市下崗工人多達幾千萬，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革命情緒的潛流正在暗中滋生與蔓延。歷史的悲劇往往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夠主導改革的時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時候又很難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經濟增長情況尚好的階段，政治保守主義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經濟陷入停滯或爆發危機，他們的觀點對執政者毫無助益，結果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革命的降臨。因此，在歷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為常見。

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發展目標，彼此之間并不存在決定性關系，但有一定的關聯和相互影響。欲求政治舉措與經濟政策彼此促進、相得益彰，決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擾、政治腐化與經濟失策惡性循環，卻是司空見慣的。要使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就要詳盡地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按照它們各自的特性與軸心原則把握好改革的節奏。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因與政治穩定

基于上一節的分析，筆者不認為政治改革是經濟增長的直接誘因，當然更不認可經濟增長是政治專制所賜。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因，還是要從勞動、資本、技術、市場等經濟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不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狀來看，卻是經濟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說，政治等非經濟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各種經濟因素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充份條件。

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性因素

影響經濟增長的勞動因素主要指勞動力總量和勞動生產率。在德國、俄羅斯、日本等國，阻止勞動力總量下降的趨勢已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的關鍵；而中國的國情卻是勞動力大量過剩，禁錮在農村土地上的勞動投入的邊際產出已經為零，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勞動生產率。以往中國經濟學家只關注工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現在則應把注意力轉向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6]，全社會綜合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單純的工業或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更為重要。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達到頂峰，然后開始了所謂的“逆城市化（郊區化）”進程，它們當然無法再從城市化過程中獲得經濟增長的動力。在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這是近年來東亞經濟初現疲態的重要內因。國內常有人提到，改革開放時代的經濟增長是以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為基礎的。其實，這種見物不見人的說法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由于1957年至1978年間中國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水平長期停滯乃至下降，結果毛澤東時代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是比世界平均水準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這為1978年以后經濟的快速增長預留了較大的空間。

其次考慮資本因素，它也包括總量與生產率兩個方面。80年代以來，中國領導人抓住了“和平與發展”的主題，不再奉行“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線，降低了一度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幾的對外援助數額，并一躍成為引入外資和外援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現在，境外直接投資的來源正逐步從港澳臺資本轉向發達國家的大跨國公司，這標志著中國在對外引資和擴大社會資本總量方面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90年代以來，中國國內資本的性質與品質正在發生意義深遠的變化。眾所周知，國有經濟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會資本增加額，卻只能創造三分之一的新增產值。國有資本比重下降的趨勢將會顯著增加國內資本的生產率，給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現階段，勞動與資本所導致的增長在總的經濟增長率中所占份額已經下降，技術創新（包括社會技術創新即體制創新）已是發達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增長要素。技術進步因素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術進步有兩種實現方式：一是自己投資進行研究和開發；二是向其它國家學習、模仿，或花錢購買先進技術以實現本國的技術進步。技術開發研究的特點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資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術中也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業價值，因此發明技術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由于技術創新的成本高，能長期維持3左右的增長率就已經很難得了。有學者認為，20世紀日本及亞洲經濟發展的奇跡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時間短的模仿或購買方式實現技術進步。從二次世界大戰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維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亞洲四小龍”從50年代末開始也差不多維持了將近40年的快速增長。由于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比當年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的差距更大，假如說日本能維持40年的高速增長，那么中國從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維持5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7][1][2][3][4][5]下一頁

第五篇：廣西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證分析

廣西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證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廣西1995-2015年的平行數據，構建聯立方程來驗證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相互關系。首先，將環境污染視為經濟增長過程中得到的產品之一，從而驗證了環境污染與發展產量之間呈正相關，也就是環境污染具有生產要素的特性，因此，可以將環境污染作為生產參變量之一;然后根據國外所創建的函數關系結構，以著名的環境庫茲涅曲線為依據，將資源發展過程與環境參數融入到一個新的傳統模型中以更好的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相互作用力以及原因等，分析結果如下:(1)，兩者之間相輔相成，彼此制約;(2雖然，可以將環境污染作為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之一，但相比于影響經濟增長的其它因素，其產生的推動力是微乎其微的(3)阻礙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資金儲蓄量(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經濟增長水平決定著環境污染程度，同時，資本結構也被歸納為影響環境污染的參數之一。

關鍵詞：經濟增長 環境污染 聯立方程 環境庫茲涅茨理論

改革開放以來，廣西經濟取得了快速的發展，接著柳鋼的到來，使柳州迅猛發展，而桂林憑著旅游事業發展勢頭也猛，如今又有了北部灣經濟區，發展最快的可以說是欽州，隨著大量能源的出現和成為國家級保稅港區，欽州工業經濟實力逐漸位居廣州前列。同時，對于廣州的南寧來說，更是在2003年起，就在明確將成為國際化城市作為發展的戰略性目標，并且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在南寧的落戶，南寧的經濟水平直線上升。現階段，南寧主要是發展第二、三產業，據統計，在15年，廣西的人均生產總值高達16803.12億元，相比于05年翻了將近4.22倍，但是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是共存的，因此，廣州地區的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1995-2015年，除了二氧化硫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有較大幅度減少外，廣西的環境污染總體來說還是沒有得到治理，據相關資料顯示，廣州地區的工業氣體排放量從1995年到2011年一直處于指數增長的趨勢，從最初的2797億標立方米增加到29853億標立方米，達到了歷史最高值，雖然，政府部門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出現了一定的下降趨勢，但仍然保持較大的排放量。早在13年，南寧地區的PM2.5就已嚴重超標，空氣指數較低，并且也影響著廣州的其它地區，工業化液體廢棄物排放量一直以較大的基數，呈現著增加的趨勢，總的來說，經濟增長伴隨環境污染，必然是不利于廣西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

（一）選題意義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也越來越明顯，于是世界各地政府對環境保護越來越重視，環境問題也越來越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近年來許多的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關系的研究。國內對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省份，關于西部落后省份的研究較少，所以本文選擇以地處中國西部地區的廣西為例，探討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在相對落后的地區存在的關系，可以豐富與補充現有的研究。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廣西的經濟水平遠遠不如我國東部地區，要實現城市整體的工業化，還需要經歷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是政府部門不能一味的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城市的環境衛生，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么經濟增長一定會因為資源短缺以及環境污染而受到限制;但是廣西又是一個喀斯特地形特別發育的地區，多山多水，生態環境相當脆弱，需要采取有力的正確的措施進行保護。所以，廣西城市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要加強對環境污染的管理，創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發展決策。因此，本文針對廣西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最為研究的主體，根據廣西工業化水平，以更好的解決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環境污染問題，努力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制定出可以實現兩者共同發展的政策，提高廣西整體水平。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過調查廣西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雙向影響的關系以及其影響機制，并利用實證分析加以驗證，據此對我國環境污染的治理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出政策建議。

本文主要是以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為依據，結合廣西城市實際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為實例，以更好的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的作用力以及影響因素，為我國相關城市更好的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協調作用提供幫助。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過收集相關的文獻資料，了解目前的研究進展以及學術性研究理論等，以更加深入的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相互作用力，并且合理運用環境生產要素以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知識，也就是通過將經濟增長模型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模型結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礎上加入了其它生產要素，建立新型理論模式，分析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并進行了深層次的理論研究，結合廣西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為實例，針對更好的實現城市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協調發展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二）研究方法

（1）文獻歸納法。主要是指通過對所收集到的相關資料和文獻，并進行深入的分析，為本文后續研究提供理論依據。

第二章 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雖然居民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提高，但同時也嚴重影響到居民的生活環境，人們越來越重視對環境的治理，更多的學術研究者開始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現階段，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學術性研究和實際性研究兩個方面，對于學術性研究主要是指以實現環境可持續發展為前提，研究城市經濟增長情況，同時，驗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模型來研究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之間的作用機制。

一、理論研究

（一）國外理論研究(1)新興古典增長模型

新興古典增長模型與新古典模型不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加入了環境污染以及環境治理等要素，以了解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環境質量的變化情況，實現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在保證環境不收破壞的基礎上，規范產業經濟增長體系。在1978年，國外著名學者Sakawa & Hashimoto，創建了企業生產部門模型以及環境治理部門模型，同時，提出為了更好的治理環境污染，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要合理限制支出，加大對資源的投入和污染控制管理，增加企業資本儲量[20]。

(2)包含環境污染的內生增長模型

在1998年，國外學者Stokey通過研究污染指數，發現環境污染的外向特性，并且通過結合“AK”模型分析了現階段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研究得企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平與企業穩定的資本高回報率以及規范的環境政策有著直接性關系[23]。

（二）國內理論研究

由于我國對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研究起步較晚，所以，理論研究體系還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06年，我國學家彭水軍和包群在研究生產關系和效用關系時添加了對環境質量參數，將其視為經濟增長內部生產要素之一，在此基礎上創建了加入環境污染參數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內部生產技術發展模型以及人力資源模型等，并實現了模型之間的相互結合，以更好的分析在保證環境不收污染的基礎上，企業經濟增長的機制與人力資源以及生產技術之間的關系[9]。在13年，學者黃茂興參考國外學者的經驗，在 Romer 模型上加入了環境污染危害、環境污染治理等因素，創建了五部門內生增長模型，以更好的實現企業的快速發展[4]。

二、實證研究

（一）國外實證研究

在1991年，國外研究學者Krueger通過調查國外國家和地區在12年內，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企業經濟增長情況，并采用科學地計算方式，研究結果表明工業污染物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量與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呈現一定的函數關系，會隨著人均收入總指的增加而增長，但增加到6000美元左右，就會出現下滑趨勢，通過制作相應的函數圖，發現工業污染物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的函數曲線呈現倒U字形。這一理論的提出，驗證了EKC模型理論的正確性[18]。兩年后，著名學者Panayotou通過研究也得出了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倒“U”字形的聯系，由于上述理論與庫茲涅茨曲線提出函數關系相同，因此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倒“U”字型關系，統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19]。

隨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結合企業實際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驗證，并一一證實這一理論的正確性。比如:在1994年，學者Selden 和 Song通過氣體污染物(SO2、Co、以及含氮化合物等)展開了分析，進一步驗證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正確性[21]。

但是仍有部分學者不認同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倒“U”字型關系，否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客觀性。比如:學者Shafik通過對國外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十幾種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和國家經濟增長進行了數據統計，并采用數據統計學，得出各種污染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發現，液體廢棄物的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負相關，而廢氣污染量與經濟增長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但是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和經濟增長呈現正比例關系，并不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22]。

（二）國內實證研究

相比于國外，中國在20世紀末期，才開始接觸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隨著理論體系的成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調查各個地區的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研究，驗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客觀合理性，可能會由于受到環境波動的影響而出現誤差，但也為后續進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針對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函數關系進行深入的研究，以驗證環境庫茲涅茨理論。在1999年，經濟學家張曉，通過利用我國時間排序資料為實證，研究顯示我國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出倒“U”字型函數曲線[16]；兩年后，學者吳玉萍和董鎖成等人，通過收集北京在1985-1999 年之間的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數據，創建了北京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橫向統計關系，研究結果表示，北京市的環境質量與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之間呈現著倒”U”字型關系[11]；在16年，經濟學家謝霜等人，通過收集2000-2014年，14年間我國中部地區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指標進行分析，創建科學性數據模型，分析了城市的經濟增長和污染物排放量、限制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發現城市的人均GDP和環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間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一步驗證了假說的正確性[12]。

（2）可能由于樣本數據來源不同、數據處理方式不同，導致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不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結果。比如：在09年，學者于衛國通過收集我國在1993-2008年之間的出現的省際平行信息創建了相應的固定效應和隨機效兩種模型，以驗證我國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是否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實證研究結果表示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工業氣體污染物So2以及液態廢棄物排放量都符合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但是對于氣體污染物煙灰塵的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著線性關系[13]；同年，賀彩霞等人，通過收集我國30多個城市在1998年到2006年之間的6種環境污染指標的平行信息創建了排放物的排放量函數關系與環境污染函數關系，利用單位根以及協整等多種檢驗形式來分析我國各個地區的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力，同時，各個地區之間的關系度[2]；

同時，薛惠鋒以及劉蕊等多名學者，為了研究陜西省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工業氣體、液態和固態廢棄物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學者通過收集陜西省在1990年-2006年之間的人均GDP與環境污染指標數據，并采用科學的數據處理方式，發現陜西省關中地區的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負相關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選擇的樣本數據不同，也會影響到地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函數關系[15]；在2010年，經濟學家黃菁，通過調查我國在2003-2007,四年時間內278個城市或地區的環境指標創建關系方程，并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選擇不同的環境污染物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雙向作用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3]

在2012年，學者劉年康和汪云橋等人，通過利用脫鉤研究方式中的差分回歸系數法，對我國在1990-2010年省級平行數據展開了研究，研究表明在這20年時間內，幾乎我國所有省份都沒有出現城市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絕對脫鉤”情況，通過將時間作為變量，發現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關系與時間有著密切聯系，也就是說，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出現的“未脫鉤”與“相對脫鉤”情況是周期性出現的，而將地區作為參變量，發現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脫鉤關系也會受到地區分布的影響[8]。一年后，李治國通過調查山東省在1981-2009年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環境污染指標的數據信息，創建了城市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的 VAR 模型，以次作為理論依據，采用廣義脈沖響應以及方差分解的研究方式，針對城市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展開了實證研究[7]；

在2015年，學者段艷平和黃玲花，按照時間順序調查了廣西在1998-2012年的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標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計量模型，研究結果表明，廣西經濟增長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標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呈現“倒U字型”，而經濟增長和工業污染物之間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卻不符合倒U字型關系[1]；同年，童紀新以及朱園，通過利用江蘇省在1985-2013年之間的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的數據信息，創建了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的VAR模型，并以此作為理論依據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江蘇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力，并且經濟增長對環境的作用遠遠大于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反作用[10]。

學者李茜等人，通過收集我國31個省級在 1985—2011 年之間的平行數據為理論依據，結合PVAR 模型分析12種污染物排放量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的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比率關系。以更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產生的作用力，并且環境污染對經濟增長也具有明顯的制約作用,而這種作用力也會由于地區的不同而產生差異[5]。

在2016年，學者吳武林通過利用環境庫茲涅茨理論改良模型，收集了福建省在1994—2014年內的城市環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經濟增長的數據信息，研究顯示城市的工業液態廢棄物的排放量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倒N型函數關系；而工業氣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函數圖像為波浪型；而工業固態廢棄物的排放量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函數關系呈現倒U型，但已基本位于曲線的最低點[17]。

國內學者針對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應用最為普遍的就是環境庫茲涅茨理論，同時也會利用多元函數關系式、脫鉤形式以及PVAR 模型等作為研究的輔助性工具。

三、簡評

通過對國內外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現階段的文獻資料大多數都是針對環境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研究，并且實證研究與理論研究之間缺少關聯度，沒有實現理論與實證之間有機結合。而針對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帶來的影響，沒有相關的理論依據，僅僅是對影響機制進行了表層分析，不具有全面性。

對于國內外的實證研究方面，主要是針對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帶來的作用力，沒有對環境污染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驗證了單方的函數關系，進行了環境庫茲涅茨理論驗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與經濟增長數據之間都呈現倒“U”字形關系。會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比如：選擇的數據、計算方式等不同，就會影響到實證研究結果的正確性。因此，對于國家或地區的環境污染指標時，要選擇多個環境要素，獲得綜合性數據，而不能僅僅依靠單一數據。

第三章 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關系的一般性闡述

所謂經濟增長，即某一經濟體在特定時期內，生產活動制造的產品數量的增多，也就是經濟數量的增加以及生產水平的提高，目前用GDP或GNP作為衡量指標。

現階段，經濟增長形式主要是指影響經濟增長的生產要素之間的作用機制，依據經濟增長的計算模型，以了解各個生產要素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影響力，根據實現經濟增長中生產要素發揮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經濟增長形式。對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通過投入大量的生產要素投入量來實現的經濟增長，因此，采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一定會帶來環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而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則是指利用生產要素的增加量來帶動經濟的增長，需要合理結合生產要素，提高技術水平，減少能源消耗，堅持可持續發展，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

（二）環境與環境問題

不同的課程對環境的解釋不同：在生物上，將環境視為地球上生物生存的全部外界條件；而在地理上，將環境視為生物來一生存的全部生態條件。而在經濟學上，將環境視為自然環境，也就是在人類生存空間中與人類生存發展有關的全部生態因素。

對于環境問題，通常伴隨著人類活動而產生，導致自然環境遭到破壞以及生態系統的失衡，并且也包括對居民生活及生產等方面產生干擾。隨著經濟的發展，導致環境問題日益復雜，具有一定的波動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目前，最為嚴重的環境問題主要為“工業污染物的排放”、大氣臭氧層的破壞、霧霾等。

（二）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

環境污染與經濟增長，是分別屬于環境與經濟體系中的兩個概念，而要分析兩者的關系，就需要將環境和經濟體系融為一體，在此基礎上研究兩者的作用機制。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提出將生產要素分為自然要素與人為要素，這一理論的提出，表明環境也被視為生產要素之一。為環境生產要素理論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實現了環境理論與生產要素理論之間的結合。我國學者李立軍等人在編寫《環境生產要素理論探討》書籍中［6］表示將環境生產要素分為廣義和狹義，前者主要是需要將環境體系的整體與生產要素相結合，重視環境體系在產品生產中發揮的作用，并根據微觀和宏觀的經濟體系進行計算。而后者則是指僅僅將環境體系融入到傳統生產要素理論中，并提高環境要素在生產要素中的地位等。

隨著環境生產要素理論的提出，會影響到傳統經濟增長形式，同時，需要對眾多經濟增長理論進行調整，例如：傳統經濟增長研究時，會將生產要素單純的視為支出量，其與產量呈現正比例關系，然而實際上環境生產要素的支出對產出量有雙向作用，不僅可以加快經濟增長，而且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

本文通過借鑒環境生產要素理論所提出的經濟增長和環境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將環境污染視生產要素之一，以研究來環境污染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力。

（一）經濟增長與經濟增長方式

二、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

庫茲涅茨理論是美國著名研究者庫茲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庫茲涅茨曲線最初是用來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差距之間的函數曲線呈現倒“U”字型。在1991 年，美國經濟學家 Grossman 與 Krueger利用NAFTA和環境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時，發現北美地區在經濟增長的起步階段，環境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負相關，但當居民的人均收入量達到某一特定值后，環境又與人均收入呈現正相關[18]。也就是經濟增長和環境指標符合庫茲涅茨曲線。在1993 年，美國學者Panayotou將環境指標與經濟增長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證實了庫茲涅茨曲線的正確性，并創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19]。

相比于庫茲涅茨曲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側重于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雙向作用機制，也就是經濟增長是破壞環境質量的根源，還是可以提高環境質量的方式，采用的文獻分析方式為實證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直觀的了解到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以更好的解決工業廢棄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問題。

國外針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提出工業化企業的發展模式為先側重于促進經濟的發展，忽視環境的治理，眾多學者表示促進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環境污染，影響到城市的環境質量，直到環境污染嚴重影響經濟增長時，才開始對環境進行治理，經濟增長為實現環境治理提供資金支持，所以，我們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將經濟增長值達到倒”U”字形的最低點對應的經濟水平。隨著環境庫茲涅茨理論被廣泛應用后，越來越多的學者對理論機制產生了興趣，尤其希望了解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最低點的深層含義。

所以，為了研究經濟增長影響環境質量的具體路徑，本文將加入產業結構、能源強度以及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占工業增加值比重等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通過觀察上述曲線圖可以發現，在2006年前廣西工業固體廢棄物數量一直高于50萬噸，隨著人們對環境污染的重視，以及工業廢棄物處理技術的提高，工業固體廢棄物數量大幅度減少，但是，目前對于工業固體廢棄物的處理方式主要為儲藏，雖然近些年，廣西的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日益減少，但并沒有從根源上解決固體廢棄物排放問題；可以看出在1995年到2015年之間，廣西工業廢氣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尤其在2011年，工業廢氣排放量達到了30000億萬立方米，大大影響到整個城市的空氣質量，廣西多個城市的PM2.5嚴重超標，可以看出廣西工業生產中存在嚴重的資源浪費現象，并且也反映出廣西主要是以資源密集型工業化生產模式；通過對工業廢水、二氧化硫以及煙粉塵，這三種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在08年以前都是逐年增加的趨勢，而隨著廢棄物處理技術的不斷提高，污染物排放量有所減少，但數量仍然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1）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具有相互作用力：可以將環境污染視為經濟增長過程獲得的產品類型之一，可以加快經濟的發展；同時，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會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由相關學者提出一個城市的經濟水平與城市的環境污染關聯曲線呈倒“U”字形狀，在理論研究以及實例研究中得到了驗證。2）雖然可以將環境污染視為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但相比于其它生產要素，比如：資本結構、經濟基礎等，發揮的作用可以說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想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不能僅僅依靠于環境治理，需要進一步改善其它要素的發展，但也不能一為的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環境問題。

一直以來，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就是一對矛盾體，既不能一味的強調經濟快速發展而忽視對環境的保護，也不能僅僅在乎環境質量而導致產業發展停滯不前，最好的解決結果就是可以實現兩者共同發展，實現雙贏的局面。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廣西的經濟狀況遠不如我國東部地區，而我國西部地區縮小與東部之間的差距，就需要保證經濟增長的所有生產要素之間的協調發展，尤其廣西自然條件并不是十分優良，并加上環境變化無據可依，無律可尋，存在不穩定性，一般是采用實驗的形式來探尋最佳的解決途徑，或者也可以依靠市場自動調節作用，不然就需要通過調整我們自己來不斷適應環境的變化，這樣就會嚴重阻礙廣西經濟增長的進程。因此，本文通過對廣西省目前的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并針對性的提出可以通過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強政府干涉、調整工業體系等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具體內容如下：

1、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相關學者通過研究發現一個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倒“U”字型函數關系，然而這是隨著居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對環境要求更為嚴格，并且政府部門為了改善環境污染，促進經濟增長所做出政策干預而呈現出的結果，企業管理者需要意識到環境問題在產業發展中重要作用，不能重蹈覆轍，轉變“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理念，要努力協調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改變產業發展理念，提倡可持續發展，轉化經濟與能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采用新興循環經濟體系，減少經濟增長帶來的的能源浪費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提高能源利用率，減少工業污染物的排放。

（1）所謂循環經濟，主要是指要實現能源的二次利用。由于部分能源屬于不可再生能源，而為了避免出現能源的枯竭，循環利用尤為重要。但企業傳統的經濟模式就是依靠能源投入來獲取利益，這樣就會嚴重破壞生態平衡，需要轉化為依賴自然能源之間的循環利用來獲取經營利潤。也就是需要創建新興生態經濟體系，通過利用新興生產技術，減少能源消耗，實現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創建新興環保、節能產業，優化生態環境。

（2）提高技術創新水平。轉換經濟增長方式，采用循環經濟體系，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環境污染。不光需要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而且也需要提高科技創新能力，通過利用高新技術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規范科技創新體系，帶動更多的技術人員開發出新興產品，尤其對于產業能源利用技術需要進行技術創新，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且需要帶動更多的企業加入到技術創新的隊伍中，增強企業員工的創新意識，提高產品生產技術，減少能源消耗量，提高企業經營能力。

2、加大環保投入，強化政府環境監管

通過本文對廣西環境體系的分析，可以發現通過治理環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環境狀況，但是并沒有從根源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所以，廣西省需要進一步加大對環境治理物質支持，政府部門需要提高監管力度，真正將環保政策落實，提高廣西省環境質量。并且對于政府部門制定的環境保護制度，需要根據各個產業的內部結構進行調整，幫助企業更好的完成環境治理任務。而對于環境污染的元兇工廠來說，需要及時治理所產生的工業污染物，在環境保護體系中發揮主導作用。政府部門需要強化監管力度，如果監管不到位，部門工廠管理人員為了獲得巨額利益，而無視環境保護政策，排放更多的工業污染物，并且極少數企業破壞環境監管儀器，編造虛假信息，來規避監管部門的管理。所以，廣西省政府需要嚴格管控環保部門的工作，實現對環境污染的有效治理，必要時需要提高環境污染的罰款額度，提高監管部門的檢查力度，減少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

（1）合理運用環境大數據體系，所謂生態環境大數據主要用來完成對環境合理規范化的管理，并且為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在治理環境時提供相應的理論依據。因此，我國需要總結發達國家的發展優勢，政府部門通過制定相關的戰略性決策來提高產業環境信息的科學合理性，提高管控能力，并且通過使用新興技術手段以及電子資料管理體系，很好的完成對環境污染的治理。

（2）發揮市場優勢帶動環境治理，市場對經濟增長要素起著一定的調控作用。保護自然生態環境是每個城市管理部門的首要任務，通過發揮市場自動調控作用，將政府管理與市場管理相結合，實現對環境污染的全面治理，減少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一方面，政府部門要嚴格規范產業結構，明確部門職能，合理運用節能環保產業進行環境治理，帶動市場經濟增長。

3、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通過對廣西產業的經濟增長方式進行調查，發現目前廣西的產業發展大多數還是需要依靠產業自身的生產要素來帶動地區經濟的發展，符合廣西市場發展規律。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廣西工業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縮小了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距，而隨著廣西工業的快速發展，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質資源，并且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此，廣西政府部門需要在保證地區經濟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合理治理環境污染，采用循環經濟，實現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

（1）優化經濟增長方式，所謂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的實現模式，包括粗放型與集約型。應用最為普遍的就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而實現兩種經濟增長方式轉化需要地區投入大量的資本來加快經濟增長，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減少企業資源浪費，提高生產要素利用率。

（2）需要進一步調整產業體系，對于廣西的產業發展來說，不僅僅需要實現各個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而且需要發揮各個產業的優勢，提高服務業發展水平，優化第二產業內部結構，引入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創新，避免出現嚴重的資源浪費問題，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廣西產業發展存在著一定的的不足，不僅需要提高產業工作效率，而且需要引入新興的產業生產技術，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工業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時，要加強新興產業(循環經濟產業、環保產業以及減排產業)的發展，實現產業之間的配合發展，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