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體制創新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體制創新

王一鳴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并由于資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無論從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刻不容緩。經濟增長方式從本質上決定于經濟體制，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在于增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投融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一、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長雖有起伏，但一直處于快速增長態勢之中。1979～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3％左右的速度。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表現出兩個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

以“十五”時期為例，中國能源、電力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比“九五”時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產量增長1倍多，水泥產量增長79％，鋼材產量增長187％。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鋼鐵、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國。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達到24.6億噸標準煤，大約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鋼材消費量達到3.88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費量的30％；水泥消耗12.4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資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趨嚴重，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近年來，中國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上的投入明顯加大，但仍趕不上粗放型增長造成的破壞。2005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萬噸，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30％。第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加劇了經濟內外失衡即投資與消費失衡和內需與外需失衡。

同樣以“十五”時期為例，投資增長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高于“九五”時期1倍以上，投資增長明顯偏快，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2001～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遠遠高于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3％的速度，投資率從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個百分點，但消費率卻從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僅為36.4％。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續的投資高增長，不斷轉化為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使資本形成率不斷提高，而最終消費率的下降使最終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能力不斷萎縮，在國內市場難以消化不斷擴張的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情況下，過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通過擴大出口來釋放，必然加劇外貿順差擴大和國際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國外貿順差由225.5億美元提高到1775億美元。

總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不僅帶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外部約束性不斷加劇，而且使潛在風險和外部壓力也不斷加大。

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從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環境看，過去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有的正在接近拐點，從各方面因素和條件判斷，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首先，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減弱。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一是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加之不斷完善社會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社會成本上升壓力加大。根據測算，我國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勞動力總量和結構都將發生明顯變化。換言之，隨著“人口紅利”逐漸耗竭，勞動力成本勢必會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和矯正土地價格扭曲，土地成本將趨于上升。三是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將使資源成本有較大上升。四是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因此，我國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變化，如果不加快轉變傳統增長方式，并隨著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就難以持續。其次，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無論是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主要礦產資源，我國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的自然稟賦條件較差，主要資源的國內保障能力脆弱。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規模迅速擴大，能源資源消耗量還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如果說以往緩解資源環境矛盾還有較大回旋空間，但發展到今天，一些地區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已逐步逼向極限，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延續傳統的增長方式，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引發系統性風險，付出的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這就要求我們把資源環境壓力釋放的過程轉化為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這必定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已經沒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資持續高增長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必然加劇投資與消費失衡，造成不斷擴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與最終需求的缺口難以通過最終消費的增長予以消化。投資高增長必然帶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況下，我國每百元投資品中，用在工業設備上的不過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當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鋼材。我國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鋼材約占40％，與投資的高增長不無關系。投資增長過快，還會使資本相對于勞動的收益提高，使少數人獲益，進而加劇全社會收入差距擴大。

第四，出口過快增長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出口持續高速增長，不僅造成貿易條件惡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劇了內需與外需的失衡。雖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過剩的生產能力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確吸納了中國很大一部分過剩產能，但這只能減緩和拖延我國產能過剩矛盾顯性化和引發危機的程度和時間。出口過快增長，造成過大的貿易順差，還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壓力。雖然我國貿易額占世界比重僅為7％左右，但對我們的反傾銷案件卻高達15％。我國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在開放環境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表現形式之一。延續這種增長方式，不僅國內能源資源無法支撐，而且國際市場也越來越難以承受這樣大規模、低水平、同質化的出口數量擴張。

綜上所述，從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看，再按傳統增長方式發展下去，很難持續。如果經濟增長不能從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轉向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我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就會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時期仍可以實現高速增長，但終究將難以持續。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就可能引發“高速增長期”的終結。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場功能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我們的發展階段有關。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通常是“黃金發展期”，同時由于經濟增長總體上還處于“投資和要素驅動型”而不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型”階段，往往也是投資強度最大的時期，是資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強度最大的時期。我們不能脫離發展階段討論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但是，即使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比，我國增長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條件，主要癥結是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財稅、投融資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使生產要素升值和資源環境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層面擋住，沒有通過價格信號傳遞給市

場主體。而在現有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過度強調“趕超”和“跨越式發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發展，客觀上延緩了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主要原因是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長期以來我國水電油等資源性產品和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受政府管制明顯偏低，勞動力相對過剩也使工資水平難以上升。資源和要素價格過低，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和要素的投入，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緩慢。而在生產效率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推動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又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由于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不僅使投資成本低、投資需求過熱，而且使資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擴張，導致貿易順差過大、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和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在一定條件下，這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問題。

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從根本上說也與行政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關系。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扮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卻不到位。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業園區和城市建設，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公共服務支出嚴重不足。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比如2006年財政收入達到3.87萬億元，如果再加上約1.2萬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和1萬億元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實際的政府所得份額可能要占國內生產總值近30％，政府所得份額不斷增大，在政府職能尚未轉變的條件下，必然直接和間接地推動投資高增長和投資率的攀升。同時，為了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優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資，設立大量以出口為導向的開發區，造成國內資源配置向出口部門傾斜，也加劇了經濟增長對出口部門的依賴。

因此，我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進市場功能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達國家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漸進的市場化過程，也就是在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中，企業在市場機制和競爭壓力下，逐步加快技術進步和節能降耗，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政策、設立技術標準等手段，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逐步推進，但這種模式所需時間較長。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在與美國的抗衡中意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較短時期內解決這個問題。但由于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強制在某些部門推進技術進步，沒有從調整體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約束和動力機制，直到前蘇聯解體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中，要重視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場機制，增進市場功能，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四、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任務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從根本上取決于體制創新，重點是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深化財稅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完善政績考核機制，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一）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資源價格偏低，利用資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補償，必然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扭曲，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客觀上刺激了經濟的粗放型增長。而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所有者權益得不到體現，是資源價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條件。

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就要使各種資源價格不僅反映稀缺程度，還要充分反映市場供需，反映生態和環境成本，打破資源開發壟斷和市場分割格局，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在充分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水資源等不同資源的屬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土地、水資源等各種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改革收益用于資源節約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治理，以及對低收入者的補償；理順資源稅和資源費的關系，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增加對資源開采地區的補償，在條件成熟時把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整合起來；在部分壟斷性領域放寬市場準入，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資源市場；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流轉、產權保護的現代資源產權制度。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短期內會遇到一些阻力，還會帶來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增長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

（二）改革財稅體制

現行的財稅體制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沒有作相應調整，近年來，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資上調和社會保障補助，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雖然增長較快，但遠不能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迫切要求對現有財稅體制進行新一輪戰略性調整。

財稅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責的基礎上，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稅轉型，逐步提高直接稅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稅和間接稅合理配置的稅制結構；改革完善資源稅、開征環境稅，建立健全資源環境稅收制度；開征物業稅，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適當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與主體功能區管理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擴大預算管理范圍、建立預算編制與執行分離的監督機制，完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投資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積極進展，但現行投資體制還不能完全適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與投資體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投資管理責任缺乏約束，政府投資的公共性不強，公共決策機制缺失。

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必須加快土地管理、環境管理等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和協調性。進一步推進投資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健全公共投資決策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約束投資決策中的機構利益行為，逐步改變目前各級政府投資決策機構“權重責少”的狀況；增強政府投資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鄉間、地區間和不同收入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完善政府預算體系，將土地出讓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切斷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樓堂館所的主要資金來源；建立公共投資穩定增長的機制，增強支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強化投資監督體系建設，通過提高投資決策透明度、增強內部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增強地方人大對重大項目的監督作用，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28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各級政府的積極努力和發揮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場調節功能逐步增強，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方式、職能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變化和要求。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建立決策科學、權責對等、分工合理、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務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觀調控體制、機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率，增強涉外經濟管理職能，保持內外經濟協調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調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經濟調節職能；增強市場監管職能，構建行政執法、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群眾參與相結合的市場監管體系；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提高社會組織對政府職能轉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績考核機制是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施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切實提高約束性指標行政問責的效力，并逐步將單位生產總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減排、生態環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標納入政府考核體系中去，增強各級政府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五）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我國增長方式轉變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場體系等因素外，企業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約束激勵機制不完善，對市場信號不能做出正確反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產業集中度不高，產品結構單一；民營企業多數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技術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帶有粗放經營的特征。

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推進國有大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改革，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內部約束機制；深化壟斷行業企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積極推進企業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整體技術水平，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進一步消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性障礙，促進民營企業制度建設和管理規范化，提高集約經營水平。與此同時，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保險制度建設，逐步擴大覆蓋面，為產業結構調整、企業重組和人員退出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篇：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新華網北京８月１１日電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十一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順利完成“十一五”時期的各項任務，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關系現代化建設全局

經濟增長是靠資本、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推動的。各種要素的組合不同，經濟增長會呈現不同的方式。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資源和勞動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來推動，增長就是粗放式的；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的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來推動，增長就是集約式的。

推進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就是使經濟增長從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和物質消耗推動，轉向主要依靠提高各類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推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面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從１９８０到２００５年，按可比價格計算，每萬元ＧＤＰ能源消耗從１３．２６噸標煤下降到４．７５噸標煤，下降６４．２％。這樣的下降幅度既不遜于發達國家，也不遜于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２００６年世界發展指標》，按國際購買力平價（２０００年美元）計算，從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國每千克石油當量產生的ＧＤＰ增長了１１４％，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增長２１％，其中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國家分別只增長１１％、４０％和２０％。

但是，這種明顯的成績是以過去經濟增長粗放程度過高為基數的。從單位產品實物量能耗、物耗的絕對水平來看，與世界先進水平甚至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特征依然十分突出。我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僅為３０％，比世界先進水平低２０個百分點。從總體上看，經濟增長方式遠未實現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資金投入、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大幅度增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１０％，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２６．８％，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１３．６％，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也呈增長之勢。展望未來，資源環境形勢更加嚴峻，加快增長方式轉變任務更加緊迫。

深刻認識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的體制根源

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與我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及其整體技術水平有關，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城市化進程遠未結束，以住房、汽車需求快速增長等

為代表的消費結構升級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必然會使我國現階段的增長呈現出某些高物質消耗特征。

但是，應該看到，導致增長方式粗放有深刻的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是：

價格體系未能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比如，水資源是我國最為稀缺的資源，但我國的水價卻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低水價導致了對水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浪費：農業用水的低價格，弱化了節水技術和設施的投資激勵，固化了農業的大水漫灌方式；居民用水的低價格，造成了生活用水的嚴重浪費。再比如，土地也是我國最稀缺的資源，但長期以來，由于土地征用、交易制度不完善，致使大量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被低價征用，轉讓價格沒有充分反映土地的稀缺程度，從而降低了稀缺土地資源的使用成本，形成了粗放利用土地的慣性。

企業成本未能充分反映其全部社會成本。通過制定和嚴格執行一定的質量、安全、能耗、物耗以及污染排放等標準，促進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社會的協調，是市場經濟中需要政府發揮作用的一個重要領域。在明確和嚴格的標準之下，企業為了達到社會要求，就需要進行技術創新、更新設備或加強管理，從而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目前我國不僅缺乏比較完善的社會標準體系和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對于已有的法規標準，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這一方面使企業喪失了進行技術創新、設備更新或強化管理以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壓力和內在動力，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企業敢于在執行現行標準和政策時弄虛作假、頂風違規。

稅費政策不合理。比如，當前在煤炭等礦產資源開采方面，由于資源稅實行按照開采量征收，開采過程中往往發生只開采易開采部分和遺棄不易開采部分的現象。這不僅造成了礦產資源的嚴重浪費，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采取綜合措施，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涉及經濟、技術、社會等多方面體制和政策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企業、消費者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參與、通力合作。需要從優化經濟結構、促進技術進步、加強生產管理、鼓勵理性消費等多方面采取綜合系統的措施。要真正落實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國策，當然，最根本的是要為經濟的集約化增長提供一個良好的體制環境。當前，要從如下方面入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優化經濟結構，增進結構效益。經濟結構不合理既是經濟增長方式不合理的表現，也是導致經濟低效運行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把優化結構作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抓手。一要優化產業結構，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廣泛應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提升制造業，大力開拓服務業新領域，抓緊構建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附加價值高、吸納就業多的產業結構體系。二要優化產業組織結構，形成既有利于規范、有序、有效競爭，又有利于實現

規模經濟的大、中、小企業合理分布的格局。三要優化所有制結構，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形成各種所有制企業相互競爭而又共同發展的局面。四要優化出口結構，促進技術水平高、附加值大的產品增加出口，提高比重。

增加政府投入，促進資源和環境技術的進步。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必須大力開發新能源、新材料、資源節約、污染處理、生態治理和恢復等方面的技術。這些技術研發成功后社會效益比較明顯，但研發過程投資密集，研發失敗的風險比較大，單個企業或者研究機構研發積極性不高，使得這些技術的供給難以滿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因此，要加大政府對這些技術領域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在相關技術領域進行技術發明和技術革新。

提升管理水平，減少管理漏洞。從政府的角度講，應當通過制訂嚴格的物耗、能耗和污染排放標準，并依法嚴格執行，從外部促使企業提高技術水平和轉變生產方式。從企業角度講，則要通過不斷采用新的管理理念，完善激勵機制，實施供應鏈管理，優化生產和工藝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倡導理性消費，反對鋪張浪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消費模式。因此，要加強對消費者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消費者對我國基本國情和面臨挑戰的認識，增強其合理消費、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意識。同時，要通過完善消費政策，提倡文明、環保和節約的生活方式。

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完善相關制度。一是加快重要資源價格改革，增加粗放利用資源性產品的成本。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煤炭、水等重要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讓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二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嚴格土地法制，合理調整土地收益分配機制，適當增加利用土地的成本。落實和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切實維護農民的土地權益。根據新的資源供求形勢，進一步完善國土資源規劃，強化規劃約束和用途管制，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經營性用地，嚴格控制征地規模，健全并堅決執行經營性用地招標、拍賣和掛牌出讓制度，確保土地價格形成的公開化、透明化。四是完善稅收制度。從生產、銷售（包括到國外銷售）、消費等各個環節，鼓勵節約，抑制浪費。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履行好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進一步明確和恰當地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及其社會管理職能。要通過進一步改善和加強宏觀調控、合理調整收入分配、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等，創造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環境。同時，要完善各類質量、安全、環保等法規和標準，強化執法體系，提高執法能力；強化對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鼓勵技術創新；打破市場壟斷和市場封鎖，維護市場秩序。

第三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意義

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意義

2002110094

王子健

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實現模式，它可分為兩種形式：粗放型和集約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資金、資源的投入來增加產品的數量，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則是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來增加產品的數量和提高產品的質量，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長期以來,我國在經濟增長中走的是一條粗放型增長的路子,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經濟效益低、資源浪費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進步緩慢、產品質量低等一系列問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可以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一是可以提高經濟運行質量。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實際效益較差,國有企業虧損面大,不改變這種狀態,經濟發展就很難良性和持久。二是可以改善工業化道路的路徑依賴。長期以來,我國在工業發展上過度熱衷于上項目、鋪攤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復建設,是“外延式”的粗放型增長,忽視現有企業的改革、改組、改造和內部管理,造成不少企業技術進步緩慢,生產能力閑置等問題。據統計,目前我國彩電生產能力閑置比例為二分之一,家用冰箱為三分之二,汽車為四分之三。這種現狀迫切要求轉變工業化發展道路。三是可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有助于解決“三農”問題。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目前國家對農業基建投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已下降到3%~4%,遠遠低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10%以上的水平。這說明工業的粗放增長實質上已擠壓了農業,成為農業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應當改變長期以來農業未受應有重視、農業向工業提供積累的做法,而且工業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反哺和支持農業,從而加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此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將改善環境污染的現狀和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傳統的經濟增長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來維持。據統計,每增加一美元的生產總值,我國的能耗是日本的5倍~6倍,是美國的2倍~3倍。資源的過量消耗,也會加劇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以集約型方式增長,資源消耗將會減少,環境污染狀況將會得到改善。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看,我國長期以來生產技術進步緩慢,產品的質量不盡如人意,在國際市場上主要靠低價競爭。通過轉變增長方式,提高產品質量,增加產品附加值,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占有率。更重要的是,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才能實現科學發展,更好地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集約型增長方式有利于人們實現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收入增長,為生活質量的提高創造物質條件,實現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擁有量少,生態環境整體上比較脆弱。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堅持節約發展、循環發展、清潔發展、安全發展,才能不斷改善生態狀況,實現可持續發展,從而為人們提供適宜居住的生活環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因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迫切要求更加重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轉向集約型的軌道。

第四篇：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分析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影響、意義和價值 姓名：王賢才專業：信工計算機班級：政治2班學號：2004110023 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性任務。調整經濟結構，必須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切實遵循經濟規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是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地區結構的調整，而調整產業結構又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調整三個層次產業之間的經濟結構關系需做到：鞏固和加強第一產業，改造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步伐，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優化工業結構，增強企業競爭力，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產業層次和技術水平升級，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大力發展服務業，提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指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由外延增長向內涵增長轉變。概括地說就是要使生產力發展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轉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產出、高質量、高效益。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加快西部大開發步伐，促進中部地區的崛起，同時充分發揮東部沿海地區的示范帶動作用，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提高城市化水平，優化城鄉經濟結構，進一步調整和完善各種所有制參與國民經濟結構戰略調整，促進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經濟結構調整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在經濟結構調整中，通過技術進步、產業轉移、體制和組織創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我國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已經進入必須通過結構調整才能促進經濟發發展為目標，積極主動、全方位地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堅持在發展中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結構調整中保持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有利于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在物質上保證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實現，從而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興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刻不容緩：一是，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更好適應全球需求結構的重大變化，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增長一度帶來嚴重沖擊。這種沖擊表面上是對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發展方式的沖擊，對過多依賴外需的增長結構的沖擊；二是，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對資源進口的依賴程度明顯上升，只有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有效突破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

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維護中國經濟安全、提高中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客觀需要。當今世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發展，經濟安全在整個國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綜上所述，調整經濟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我國在未來高速發展中尋求生機和更好出路的重要手段。只有在經濟上強大了，國家才能真正的強大。

第五篇：轉變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

轉變增長方式 發展循環經濟

發布時間：2009年08月11日 15:37 來源：《求是》 期號：2006.9 作者：李大倫

湖南省郴州市資源豐富，素有“中國有色金屬之鄉”之稱。近年來，我們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逐步建立起以循環經濟為主要特征的新的內生增長機制，結合地方產業特征和資源稟賦，在小循環層面全面推進企業技術進步和清潔生產，在中循環層面有效促進產業鏈條的延伸和循環產業群出現，在大循環層面成功實現了三次產業間的優勢互補、相互促進，開創了經濟建設、資源利用和生態保護“三贏”的局面。

既抓傳統產業，又抓現代科技。我們不斷加大科技對產業的滲透力度，使經濟發展逐漸擺脫了對自然資源環境的過度依賴。

一是突出改造傳統產業。重點選擇能源、有色、建材、煙草食品、化工、機械等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進行先進適用技術的嫁接，全力支持現有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實施技術革新。鉆石鎢冶煉技改工程、三九南開制藥GMP工程、東江金磊新型干法水泥等一個個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環境污染少的技改項目順利實施，極大地改變了郴州傳統落后的生產技術與工藝裝備。2005年，主要工業品能源、原材料消耗指標穩定降低率達77.3%，涌現出長煙郴州分廠、華潤鯉電、郴電國際、資興礦業等“郴州市十大標志性工業企業”，成為引領我市工業發展的旗艦。

二是突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堅持把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制藥等高新技術產業作為戰略性產業來抓，不斷促進技術跨越和產業升級。以高斯貝爾、華錄數碼、金箭焊料、恒維電子、志富揚等企業為龍頭，郴州電子信息產業迅速發展。

三是突出搭建創新平臺。堅持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引導企業加強研發中心建設。全市85%的工業企業與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取得了良好成效。堅持“工業興市、園區興工”，把園區當作產業升級的高地和科技創新的平臺來抓，重點建設了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級出口加工區和市有色金屬科技工業園。市有色金屬科技工業園作為全國惟一的有色金屬深加工的特色園區，樹立“生態、特色、科技”建園理念，迅速形成了新材料、電子信息等高科技產業群。與中南大學等著名院校合作建設的省級稀貴金屬深加工基地和中俄新材料工程技術產業孵化基地不斷發展壯大。吸收技術改造的“充足營養”，注入高新產業的“新鮮血液”，搭建技術創新的“堅實平臺”，使郴州循環經濟發展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既抓地下礦業，又抓地上加工。我市已探明的礦產資源有7類70多種，這為我們發展循環經濟提供了廣闊空間。

一是圍繞豐富的有色金屬資源，推進精深加工。在力促礦山企業實現無廢害開采的同時，突出發展有色金屬精深加工企業，延伸產業鏈，增加附加值，推動有色金屬產業向新材料產業升級。鉆石鎢精深加工企業居世界同類企業之首，金貴有色開發的“銀基納米抗菌材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并成功實現產業化。經過多年努力，我們形成了“鎢資源—APT—氧化鎢—硬質合金—再生鎢”、“鉛資源—電鉛—銀再生資源—高純銀—銀基納米抗菌材料—再生銀”、“電鉛（金屬錫）—鉛錫合金—再生鉛錫”、“鉍資源—高純鉍—鉍氧化物—再生鉍”等有色金屬循環產業鏈。

二是圍繞豐富的煤炭和水能資源，推進能源轉換。突出轉換煤炭資源，大力實施煤電、煤化工等清潔能源項目。總投資25.4億元裝機60萬千瓦的大型火電項目華潤電力A廠，2005年實現銷售收入14.3億元，實現利稅3.9億元。與美國格萊斯頓能源集團合作投資15億美元的煤層氣開發項目，總投資18億元的永興、宜章、資興等六個煤矸石發電廠，正在抓緊籌備和建設中。我們已開發投產的水電裝機容量138萬千瓦，是1998年的4.5倍。聯合國工發組織國際小水電中心在郴州設立法律框架下全球惟一的小水電示范基地。小水電龍頭企業———郴電國際，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目前，電力裝機總量達218萬千瓦，成為華南地區的重要能源基地。

三是圍繞豐富的衍生資源，推進綜合利用。資興焦電將精煤用來煉焦，焦油用來提煉工業荼、瀝青等，煤矸石和焦爐煤氣用來發電，發的電用來煉鋼，產生的廢渣作為水泥原料出售，形成了“煤—焦—電—鋼”一體化的完整產業體系。東江金磊用工業廢渣作為水泥原料，創造出廢渣摻和率達31％的全國紀錄，年消耗廢渣50萬噸。目前，我市被省認定的資源綜合利用企業34家。2005年，綜合利用粉煤灰、冶煉渣、化學石膏等大宗工業廢棄物250萬噸以上，節約標準煤10萬噸，相應減少二氧化硫排放量5500噸。

既抓“人無我有”，又抓“無中生有”。我們發展循環經濟，不僅在資源耗用“減量化”上做文章，更在“再利用、資源化”上做文章。獨特的自然資源是“人無我有”的優勢，循環經濟則形成了“無中生有”的優勢。

永興縣在“零”金銀資源的情況下，從收購的廢渣、廢料、廢液中提純出了金、銀、鉑、鈀、銦、銥等稀有貴金屬以及鉛、銅、鉍、銻、錫等有色金屬，并開發生產了硝酸銀、氯化銀鉀、片狀納米銀、925白銀、氯化金鉀以及銀觸頭、銦粉等高科技產品，其中白銀產量占全國1/4強，被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授予“中國銀都”稱號。目前，永興縣已成為全國最大的“三廢”再生回收利用基地。2005年，該縣有規模以上有色金屬冶煉及精深加工企業191家，生產白銀1890噸，黃金6.3噸，實現稅收兩億元。

在“銀都模式”的帶動下，我市廢鋼鐵、廢有色金屬、廢紙、廢電池等再生資料回收利用體系不斷得到完善，再生利用業不斷發展壯大。在循環經濟體系中，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產業被稱為“動脈產業”；廢棄物的回收利用和再資源化，則被稱為“靜脈產業”，這二者共同構成了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人無我有”的“動脈產業”和“無中生有”的“靜脈產業”，構筑了郴州市完整的循環經濟框架。

既抓“金山銀山”，又抓綠水青山。我們堅持把循環經濟理念貫徹到“生態大市”建設中，城市突出抓綠化，農村突出抓沼氣，工業突出抓環保。

一是加強生態建設。堅持把抓好城市綠化作為改善人居環境的重要工作來抓，以創建國家園林城市為契機，按照“規劃建綠、科技興綠、見縫插綠、拆墻透綠”的要求，重塑“林中之城”的新形象，先后榮獲“全國園林綠化先進城市”和“湖南省園林城市”稱號。環境空氣質量連續多年保持在國家二類標準以內，轄區出境斷面水質達到國家地面水三類標準，15個飲用水源保護區水質達標率為100%，東江湖、山河水庫水質均保持在國家二類標準以內。

二是注重環境保護。著力實施“藍天、碧水、生態、寧靜”工程和“環境保護三年行動計劃”，堅持從源頭上控制污染，嚴格限制“十五小”、“新五小”企業以及焦化、鐵合金、電石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發展，確保新、改、擴建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率和“三同時”執行率達到100%。全面整頓和規范礦業開發秩序，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遏制濫采亂挖和資源嚴重浪費現象。大力實施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和生態恢復工程，突出加強郴江河、燕泉河、東河、西河等重點流域污染治理。

三是發展生態產業。堅持把沼氣作為農村循環經濟發展的切入點，利用財政扶持、辦點示范、加強服務等手段，在全市掀起辦沼氣的熱潮。截止2005年底，全市累計已建沼氣池8.4萬個，“豬—沼—果”、“豬—沼—菜”、“豬—沼—魚”等現代生態農業應用面積達10多萬畝，被評為省農村能源建設先進市。利用良好的生態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生態綠色旅游”和“革命紅色旅游”，努力建設粵港澳“后花園”，形成了生態休閑、漂流探險、林城福地、溫泉健身、紅色搖籃等旅游品牌。2005年接待各類游客631.4萬人次，實現旅游綜合收入42.2億元，旅游綜合收入由1995年的全省第9位上升到第3位。

（作者：中共湖南省郴州市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