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歷史視角與社會學想象力

文章標題：論歷史視角與社會學想象力

在社會變遷不斷加速的現時代，人們很容易被紛至沓來、幾近爆炸的各種信息所淹沒。處此情境之下，人們需要借助一種特別的心智品質，才可能獲得對周遭世界及其自身的清明認識。著名社會學家米爾斯(CWrightMills)將這種心智品質稱做“社會學想象力”。“社會學想象力使得我們能夠理解歷史和個人

生平，以及二者在社會中的關系”，“它是那種能夠從最與人無涉的、最遙遠的外部變化，轉化到人的最隱秘的自我特征的能力”。簡言之，社會學想象力是一種聯系和轉化的思考能力。米爾斯認為，社會學的全部使命，就是發展社會學想象力。

半個世紀的時光流逝，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力》已經成為社會學的經典。在強調經驗研究、以實證科學為自我定位的一門學科中，有關想象力的言論被接受并被稱頌，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觀。今天，在北京大學《社會學導論》的課堂上，面對剛剛邁入社會學門檻的莘莘學子，我總會在第一講就介紹這一偉大的觀念。我要傳達的信息再清楚不過：除了他們即將從教科書中接觸到的各種具體理論、方法和研究技術之外，學習社會學還有著更重要的要求和目標，那就是社會學想象力的培養。乍看上去，尤其是與系統扎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的訓練相比，社會學想象力的培養多少有些“玄虛”：前者似乎是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獲，穩定的投入總能換回預期的回報；后者則難覓捷徑，縱然使出十分氣力，卻往往無功而返。但是，即便一項經由系統扎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指導的經驗研究，如果不能體現出一定程度的社會學想象力，則既無躋身人類知識殿堂的學術資格，也無啟發人類實踐的人道意義，不過是在眾多的出版垃圾中增添一份新的垃圾而已。一旦明白（認同）這一點，在社會學訓練中，還有什么比追求社會學想象力更為緊迫和重要的事情呢？

有人會說，社會學想象力是一種類似天分的東西，韋伯有，費孝通有，沒有這個天分的普通人就只能認命做技術活。還有人會說，社會學想象力是一種類似藝術靈感的東西，可遇而不可求。這兩種看法都似是而非，雖然缺乏系統成熟的訓練程序，但社會學想象力的培養并不真的玄虛。理論學習就是提高社會學想象力的一條重要途徑，除此之外，歷史視角是另外一條重要途徑。本文即著重討論歷史視角與社會學想象力之間的內在關系。

請首先允許我借用伯格（PeterBerger）的論述，來進一步豐富社會學想象力的內涵。伯格說：“社會學給我們的首要啟示是，萬事都不像表面上那樣。”他又說：“社會學讓人著迷之處，在于它讓我們能夠以一種新的眼光看待我們生活的世界。”舉例而言，“愛情是婚姻的基礎”是現代西方人的公共信仰，但是，只要深入研究就會發現，丘比特神箭似乎不是為男女之間狂烈的、不可阻擋的情感所驅動，而是更多為階級、教育、種族、宗教背景等路線所引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伯格將“揭露”視為社會學的主旨：社會學對人們視做當然的一切說法都表示存疑，以某種審視的眼光去揭穿人們用來相互掩飾自己行為的各種借口。在此，伯格凸顯的是社會學的批判性（在英語語匯中，critical,critique是遠較中文詞“批判”溫和、中性的詞匯）。這種批判性，在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力概念中，雖未獲清晰申明，但亦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如前所述，米爾斯的社會學想象力，是理解個人生平和歷史之間關系的能力，是將個人在其周遭遇到的問題與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系的能力；當人們這樣做的時候，必然會質疑過去視作當然的現象和說法，必然會從個人和社會結構兩個方面產生批判性思考。社會學想象力和批判性，可以說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

沒有“時間”和“地點”的社會學研究

不過，就在米爾斯和伯格寫作的年代，那曾經在社會學先輩大師（馬克思、涂爾干、韋伯、曼海姆）作品中大放異彩的社會學想象力已日漸式微，社會學的迷人魅力正日漸消退。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漸行漸遠。社會學是所謂“雙元革命”的產物，創立之初的社會學，正是以解釋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的歷史（起源、它們引起的震蕩以及后果）而獲取在學科陣營中的合法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學“出身”于歷史學。早期的社會學家大多能夠充分地在他們的研究中運用歷史資料，譬如托克威爾的“民主的模式”，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及資本主義理論，涂爾干的“分工論”，韋伯的“科層制”及“權威”理論，無一不是建立在對歷史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就此而言，都可以稱做“歷史研究”。但是，他們又都無一不致力于從人類歷史中找出一種“超越歷史”的時間模式，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所做的工作又具有一種擺脫歷史學、與歷史學劃清疆界的內在傾向。這種對歷史學的貶低態度，連同他們對客觀化及規律的追求，產生了一種更加類似“后設史學”(metahistory)或者“歷史哲學”的東西。

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真正分裂是在20世紀20年代，主要是馬林諾斯基功能論的影響：對習慣和制度的解釋，由過去的根據社會演化和社會擴散，一變而為根據其社會功能所取代。這種非歷史的傾向，在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那里得到進一步發展：它試圖找出一個社會體系中的基本結構，就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找出所有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基本參數一樣。到了20世紀五六十

年代，也就是米爾斯和伯格寫作的年代，結構功能主義如日中天，當時的主流社會學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率或自然規律來描述和解釋世界，強調結構在形塑歷史中的決定性作用。歷史取向和歷史敏感性在主流社會學中逐漸淪喪，出現了所謂的“沒有時間”和“沒有地點”的社會學研究（CharlesTilly的批評）。

當時，美國在各個方面的發展似乎都讓人們接受歷史已經“終結”這個論斷：政治知識分子宣布“意識形態的終結”并且歡慶一個以技術手段為政治中心的全新歷史時代；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關心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共識”的議題；結構功能理論和多元政治理論結合起來，將歷史看做一個有效率的、追求均衡的和具有自身政治目的的過程；發展理論(尤其是現代化理論)和趨同理論提出了以當代美國為模塊的發展的最高階段——這些觀點和看法創造了反歷史的效果：如果現在是作為一個既有效率、又具有自身目的的歷史過程的結果而出現的，如果多元主義理論推崇的利益群體政治代表了一個“成熟”的政治社會，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國家正在現代化成一個美國的翻版；那么，過去(歷史)和現在還有什么關系呢？盡管標榜價值中立，標榜客觀性，主流社會學實際上正淪為現實的衛道士。

“過去”何以能走到“現在”？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米爾斯對“反歷史”的“宏觀理論”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呼吁“每一門社會科學——或者更恰當地說，每一門經過慎重考慮的社會研究――都需要一個歷史的觀念領域和充分地利用歷史資料”。

喪失歷史視角導致社會學想象力的淪喪，已如上述；那么，恢復歷史視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會學想象力呢？對于社會學而言，采納歷史視角并不是如傳統蘭克史學一樣僅僅是弄清楚過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回答“過去何以能走到現在”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毫無疑問，連接“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是只此一次發生的過程、事件和各種歷史現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這“只此一次的歷史”？當社會學家提出這樣的問題，并不厭其煩地去揭示這“只此一次的歷史”的各種限制條件的時侯，他們實際上從理論上恢復了在歷史過程的各個時點上存在過，但卻最終喪失了的各種可能性。由此，他們將行動者和歷史再一次帶回到人們的視野中，并揭示出人類行動的潛在選擇，而那將種種歷史可能性排擠出局的現實，其合理性則不可避免地面臨質疑。在堅持歷史視角的社會學家那里，通向現實的那一條線索（譬如工業化、科層化等歷史過程）雖然真實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線索（或者隱而不顯，或者斷斷續續）更加優越：現實雖然不是歷史過程隨意造就的產物，但現實也不決定地非得是現在這個樣子。

先讓我們來看看我們今天的一種“現實”。今天，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與自己一日三餐沒有直接關系的工作，將一天的時間分為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將工作場所與其他場所截然分開，空間的移動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遠離節令和四季循環的房子里……總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數事情，在性質上都具有極強的功效。這一切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每個人朝夕面對的生活處境，人們習以為常，并且沿著這一方向(功效性增強)繼續向前推進。與這一模式相異的狀態，譬如偏遠的農村，則被人們視做前現代時期的殘余物，遲早要歸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人當然知道過去不是這種樣子，但當他們毫無戒心地接受現實的時候，他們實際上虛置了過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過去。勒費弗爾（H.Lefebvre）指出，對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來說，“諸如手勢、文字、器物、容具、衣著等等”都承載著“風格”的印記，文學、藝術、客體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著“生活詩意”(poetryoflife)。生活在“功效性”時代的人也許會指責這是對過去時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過去時代的人對“詩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現時代人們對“(以功效性為目標的)公式形態生活”的接受一樣，是一種習以為常的方式，并不像現時代一提起“詩意”就聯想到的做作——在現時代，人們尋找“詩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處境之外，譬如大漠荒丘、清風明月、燭光假面，以這樣的經驗理解前人當然很困難。

是什么力量將充溢著“生活詩意”的過去引導到“公式形態”的今天呢？最易觀察到的是工業化，而在更深層次上，則是工具理性的發展和擴張。一部西方社會從中古過渡到近代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產生并擴張、價值理性式微的歷史。工具理性將自身呈現為近代理性主義的最高級的形態，任何不適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備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時刻面臨著被當作前現代時期的殘余物來對待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不計其數的概念、價值、信仰、規范和制度都被納入“殘余物”這一不受歡迎的范疇之內，從而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這多種力量，匯聚成一個看似無可阻擋的歷史過程，造就了我們深受其惠同時又備受折磨的現實。韋伯以異常冷峻的眼光分析這一歷史過程，指出人類正無可挽回地逼近那個他稱為“鐵籠”的殘酷無情的歸宿：“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主張價值中立的韋伯，在他所做的這樣一個極度悲觀的預測中，卻毫不掩飾他對現實的厭惡。

距離韋伯發出那悲涼的預測已經一百年，一方面，我們可能比韋伯時代更加強烈地體會到那將我們推入“鐵籠”并強行禁錮的巨大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更多透漏光亮和新鮮空氣的縫隙。還是談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吧。2005年，從有關“漢服社”、“桃花詩社”等眾多報道中可以看出，在部分都市人群中（盡管還是很少數），人們已經不僅是作為一種業余愛好和興趣追求來結成這類社團，而且是出于對一種生活方式的認同，開展有意識的實踐。寬袍長袖，一唱三嘆，盡管在外人看來多少有些矯情的成分，但在很多實踐者那里，“慢的功夫”、“生活詩意”已然成為自己內在需求的日常生活表達形式。僅由這小小的縫隙就斷言“鐵籠”的崩塌自然太過天真，但是假以時日，誰又能否認它們成長為人類沖決“鐵籠”的逃生口的可能性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造就現實的歷史過程將很大一部分人類經驗排擠出局，如果社會學家只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既成的現實”上，這無異于公開地為現實辯護。這樣一來，社會學就只能讓自己立足于一個非常褊狹的基礎上。這一褊狹的基礎雖無妨社會學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滿，但卻會使得這門學科離米爾斯指出的“讓人們認清歷史結構和自身的位置”的智識前景越來越遠。唯有保持歷史視角的社會學研究，因其對現實的批判性，才有能力為社會大眾提供有益的知識，并最終將社會大眾武裝成一個個具有社會學想象力的行動者，以增進人類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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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社會學的想象力 讀書筆記

社會學的想象力—讀書筆記

《社會學的想象力》堪稱米爾斯一生學術精華的大成之作。社會學課堂上我被分配的任務是讀這本書的前景和附錄部分，初讀《社會學的想象力》，總是感覺到一頭霧水，讀了半天不知道米爾斯說的事什么意思，這兩部分我讀了三遍，才正在讀懂。這才發現這是一本很有深度的書，于是就堅持讀了下去。

讀完這本書，第一感覺是米爾斯告訴了我們現在社會科學應該如何發展以更好地擔任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家的使命，作為社會學的學習者或者將來的研究者該具備哪些素質、該注意什么。因此這本書不是對某一社會問題或現象進行解釋的理論專著，而是對學科發展的反思與展望。米爾斯很犀利地揭露批判了當前社會科學發展的幾種研究偏向和社會科學界的腐敗現象，強調“社會學想象力”的重大意義。

《社會學想象力》是米爾斯針對他所處時代的學術環境和社會環境而提出的“社會學想象力“這一術語。這本書的結構是這樣的，米爾斯先后對當時社會理論的四種趨勢進行了集中而充分的批判，即宏大理論、抽象經驗主義、形形色色的實用主義、科層制氣質。米爾斯并不是對術語的爭辯，他主要的是揭示這四種流行趨勢的主要特征。接著，米爾斯對我們應該怎么做研究，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設性意見：關注人類的多樣性；探討個人勝過、歷史和它們在社會結構中交織的問題；堅持理性、民主、自由的原則，不能回避研究的政治意義。總之，米爾斯實際是告訴我們應該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關注研究的意義。

我讀的時間最長的就是第一章前景部分，在這一部分中，米爾斯從當代美國社會中“個體的困擾”入手，指出“造成這種跌入陷阱的感覺的，是世界上各個社會的結構中出現的似乎非個人性的變化”，普通人感到適應不了如此突然就要面對更廣泛的世界，不能理解置身的時代對自身生活的意義，“他們需要的不只是信息”，“需要的以及感到需要的，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而這種品質正是全書始終貫穿并論述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接著，米爾斯論述社會學想象力是什么以及重大意義。這種想象力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從一種視角轉換到另一視角的能力，??，涵蓋從最不個人化、最間接的社會變遷到人類自我最個人化的方面，并觀察二者間的關系。它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區分是“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論題”，能建立起對整個社會及其組成部分的充分認識，能幫助社會科學研究完成其學術和政治任務。

米爾斯以批判美國社會學界的成果作為全書的討論主題，主要集中在本書的第二到第六章，也就是他所說得：社會科學久而成習的偏向。第一種偏向：宏大理論。作者以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為例，轉述社會系統的主要內容，以示證明其語言長篇大論的晦澀和難懂。作者認為這只是對概念的組合和分解。由此作者提問？宏大理論是混亂不堪的繁文冗詞還是其中有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呢？答案是：有價值的東

西有，不過埋藏得很深，不過總是說了點東西。因為問題變成：當宏觀理論中排除所有妨礙理解其意義的東西，能夠看到可以理解的內容之后，那么，它說了什么呢？

我們不敢妄下結論和判斷，但是我們可以從宏大理論中發現一些讓我們有點迷惑的問題：當社會均衡存在，以及與之匹配的社會化合控制手段齊全時，怎么還有人不守規矩呢？這是帕森斯沒有回答的問題，原因在于他靜止的看待問題，無法解釋社會變遷，也就是說沒有歷史觀的思維方式？迷惑二：是什么東西把社會結構聯系在一起呢？答案不止一個，那是因為各種社會結構的統一性程度和類型有深刻的差異。實際上，根據不同整合方式我們可以構想出不同類型的社會結構。而在帕森斯的理論中，過分強調共享價值的單一效果，缺乏系統系的經驗研究，當我們把這種宏觀理論放在歷史的真實上，會發現該理論的概念是多么無關痛癢。總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讓我們理解社會結構的統一性的宏大理論和普遍的體系，對于古老的頗為惱人的社會秩序問題，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個。

第二種偏向：抽象的經驗研究。抽象的經驗研究是對方法輪的抑制。研究抽象經驗主義的問題是固步自封在闡述、解答問題的武斷認識中，僅僅局限于程序式的研究步驟中。就其研究結果而言，經常堆積成繁多而瑣雪的細節上，卻對這些細節形成一定規范形式缺乏足夠關注；事實上，這樣的研究忽略了任何值得研究和確信的東西，除了形式，什么都沒有。簡單說，抽象經驗主義者們所做的，就是將他們目前所假定的那種科學哲學（自然科學式的教條主義方法）奉為唯一的科學方法。而這種方法嚴格限定了人們所選擇研究的問題和表述問題的方式，簡言之，方法論似乎決定了問題。他們僅僅基于對方法的運用，而不考慮其問題、內容和領域。

第三種偏向：形形色色的適用主義。社會科學中的混亂既是道德上的，也是科學上的，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學術性的。要評判社會科學各種學派中的問題與方法，我們必須先確認各種政治價值和學術論題，因為只有知道它是誰的問題之后，我們才能把問題陳述清楚。

第四種偏向：科層制氣質。米爾斯說，抽象經驗主義的技術方法及其科層式的運用，目前一般是結為一體的。并且將會造成一種科層制社會科學的發展。科層制社會科學的宣傳力度相當程度上聲稱在哲學上它是科學的方法；它能夠吸引大批人的眼球在與它培訓人比較容易，并提供給他們前程光明的工作。科層制的政治含義主要是服務于社會的非民主領域——軍事基地、公司、廣告中介機構和政府的行政部門。其實看上很簡單，由于社會科學不是獨立自主的，就不可能成為對公眾負責的行業。由于研究手段更浩大，費用更高，它們將遭到剝奪。因此只有社會科學家以集體性方式對這些研究手段實行全面監控時，這種風格的社會科學才會真正實現自主。如果社會科學家的個人研究依賴于科層制組織，他會喪失其個人自主性。如果社會科學包含科層式的研究，它會喪失其社會和政治自主性。

第五種偏向：科學哲學。作者對于理論與方法宏觀模式進行嚴厲的批判，一個研究者若是為方法和理論所控制，則無法進行研究，也就是說不能竭力洞察其事。米爾斯認為，每個人在研究時，都有屬于他自己的方法論，而不是通常從某種自然科學哲學形成。科學哲學式

這種小把戲和其他類似的規則，更容易導致科學不可知論而非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在研究中，社會科學者不應該采用科學方法的教條模型，來富有成效地累積和發展他們的科學。因而，對問題的闡述應該包括對一系列公眾論題和私人困擾的明確關注；并且這些闡述應該開啟對環境與社會結構間因果聯系的探求。

另外，令我感受頗深的是最后米爾斯論述的治學之道，米爾斯提到：“你必須在學術工作中融入個人的生活體驗：持續不斷地審視它，解釋它。”“但需要怎么做呢？有一個好方法：你務必建立一個學術檔案，用社會學家的話說，即記日記。”

“若要保持嫻熟的寫作技巧,至少要每個星期都寫些文字。”

“在你學術檔案中的各類主題下,包含著個人觀點、評論、摘錄、書目和課題概要。” “你必須養成對讀到的每一本有價值的書做大量筆記的習慣。”

“把讀他人著作而獲得的體驗,或自己的生活體驗轉化到學術領域時,第一步就是賦之以框架。”

“你的筆記或許同我的一樣實際上不外乎兩類:在閱讀那些最重要的書時,力圖把握作者論證的結構,并相應做出筆記;但經過幾年的獨立研究后,更為經常的作法不是去閱讀整本書,而是從已在學術檔案中計劃好的,你所感興趣并正在考慮的某些特定的論題和主題的角度出發,有選擇地閱讀書中的某些部分。”

這就強調了學術檔案的重要性，不僅可以積累知識，長此以往，可以發現你所感興趣的論題和主題，去做深入的研究，算是為自己的學術研究鋪路吧。

以上就是我讀《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一些理解。

第三篇：社會學的想象力讀后感

《社會學的想象力》讀后感

在讀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時注意到這個觀點：一些看起來是個體的事情，當把他放到一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去的時候，卻成為社會學的現象。書中他舉了一個很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喝咖啡的問題，人們喝咖啡，什么時候喝，喝多少，跟誰喝，喝咖啡的目的，咖啡的生產和銷售等等，種種社會存在都會因為時間、地點、人物、身份、階級的變化而不同。

米爾斯又說，社會學是社會生活復雜化，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尖銳化的產物。他指出，在古代社會生活條件下，不可能產生也不需要社會學。我個人的觀點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人類的生產生活的活動都會因為知識的積累而發展，或者說是復雜化，因為我個人認為，人類本質上的追求還是沒有變化。人們在生活變得復雜的同時，自然也會覺察到不同的復雜體之間，或是一個復雜體自身所產生的矛盾。并且又由于人們的智慧在日益的增進，所以就會有人探索和解讀這些社會問題，試圖在探索的過程中逐漸解決這些問題。而社會學研究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門科學。就如書中所說孔德創立社會學說根本目的不是填補學科空白，是適應當時社會需要，探尋認識社會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論和方法才是其根本目的。因為當時，社會已經發展到需要一門科學解釋并解決其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的階段。

所以說社會學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結果。

同時，因為社會的發展，社會學學科也會繼續發展。最顯而易見的原因就是，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不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失，它當然是會不斷的復雜化，矛盾會不斷地增加。就像書中說的那樣，一百多年來，社會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初創時期、形成時期、發展時期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各國的努力下，社會學的“本土化”工作發展迅速，社會學這一學科已在世界各國扎根、成長。

也許馬克思曾經提出人類社會發展到最后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但這畢竟離我們的社會太遙遠。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是，人們的思想逐漸多樣化，人們之間的溝通也逐漸多樣化和復雜化。就像先前所說的，不同的復雜個體之間可能會產生碰撞，需要調節，復雜的個體內部同樣也會產生矛盾，需要尋求調節。單從這個方面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就需要繼續進行下去，還要求發展。

當然，在人們的理性思維控制下，社會的發展應該不會最終是不至于因為矛

盾的不斷發展和多樣化而走向滅亡。而這應該就是社會學研究發展有其重要地位的原因。社會學的產生即是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而隨著社會發展，社會矛盾不斷多樣化和復雜化地同時，社會學學科也在不斷地發展，有可能會向不同的形式擴展，比如運用到學校教育中。

我想象這樣的發展，最終一個較為理想的狀態是社會多樣化發展，人們可以及時的發現生活中的矛盾，并始終有相關的專業人員能夠及時有效地幫助解決問題。這樣，不僅問題得到了解決，人們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又會進一步深入。

第四篇：《社會學想象力》讀書報告

《社會學想象力》讀書報告

摘 要：《社會學想象力》是著名批判社會學家米爾斯最重要的代表作，這本書主要闡述了九大主旨、兩大論題、一個概念和一個治學之道。社會學想象力是貫穿全書的核心分析概念，以這一概念為中心，從社會學想象力是什么、為什么要培養它以及如何培養它三個方面來整理自己的學術檔案。

關鍵詞：社會學想象力；社會科學；米爾斯；心智品質

米爾斯是美國著名的批判社會學家，《社會學想象力》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本書主要闡述了“九大主旨”、“兩大論題”、“一個概念”和“一個治學之道”。九大主旨分別為宏大理論、抽象經驗主義、形形色色的實用性、科層制氣質、科學哲學、人類的多樣性、對歷史的運用、自由和理性、論政治；兩大論題是批判美國社會科學幾種流行趨勢和社會科學前景的建構；一個概念指的是社會學想象力；一個治學之道是指米爾斯的治學實踐。九大主旨、兩大論題和社會學想象力密切相連，兩大論題是通過對九大主旨的論述和分類而得到闡述，而社會學想象力是貫穿全書的核心分析概念。前面的正文部分主要是通過直接表述、舉例分析、比較推理等方法來闡述觀點，而附錄中米爾斯則以他的治學之道向我們展示了如何發揮社會學想象力。

一、社會學的想象力是什么

米爾斯并沒有給出“社會學想象力”這個名詞的確切定義，而是貫穿在全文的闡述中。這種做法，可以讓我們充分發揮“社會學想象力”來思考和學習這一概念，給我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我認為理解“社會學想象力”這一概念需要把握兩個關鍵詞：心智品質和視角轉換。

社會學想象力是一種心智品質，這種品質可以幫助人們用信息增進理性，看清事情的全貌，也可以說是人類理性本身在人類事務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這種實質性的理性不僅可以讓我們理解個人生活歷程與歷史以及社會的關系，而且還將對我們置身的社會、歷史和我們自身的命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力。

社會學想象力也體現為從一種視角轉換到另一種視角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從最私人化、最直接的個人轉換到最不私人化的社會變遷，通過這一過程我們獲得了對社會的組成部分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的充分認識。也就是說，要了解個人變化，我們要超越個人變化本身來看待它，要把個人置身于其所處的特定時代中考察，這體現了一種共情的要求。由此可見，社會學想象力能夠實現從微觀到宏觀、從個體到結構、從主觀到客觀的超越。

二、為什么需要社會學想象力

（一）區分“困擾”和“論題”的需求

由于時代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人們不了解這種巨大的變化，以前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都面臨著考驗，所以人們感到自己的私生活充滿了陷阱，人們在思想上開始變得恐慌，而在行為上變得漠然或者麻木。例如，改革開放初期，一貫崇尚自給自足的傳統中國農民，在面對風云變幻的世界市場時便顯得手足無措。

歷史的變遷和時代的變革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困擾，但是普通人的視野和權利往往受到具體生活背景的限制，而不能將個人的生活與社會歷史這兩者放在一起認識，更不能把握社會、個人生活歷程與歷史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區分自己面臨的問題是因為自己珍視的價值觀受到威脅而引發的私人困擾還是因為結構性變化引發的公眾議題。社會學想象力最有成果的區分就是“環境中的個人困擾”和“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議題”。因此要了解個人環境和社會結構的復雜關系，我們就要具備社會學想象力。

（二）社會科學家首要的政治與學術使命的要求

社會科學家首要的政治與學術使命是搞清楚當代焦慮和淡漠的要素，在此，兩者是一致的。米爾斯認為，如果人們有自己所珍視的價值，那么他們感到價值受到威脅時就有危機感，反之則有幸福感。而當人們不知道自己珍視什么價值也就不會感到威脅，就會呈現出一種漠然狀態。米爾斯認為社會科學家的政治職責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運用社會學想象力不斷地將個人困擾轉化為可以直接訴諸理性的公共論題，以及幫助個體成為自我教育的人，而這一切只有在個體成為自由和理性的個體之后才能實現。所以他認為起源于啟蒙運動的自由和理性仍將是人們珍視的價值，并指出它們是社會科學前景的重要部分。

（三）實現社會科學前景的必然要求 1.對社會學不良風氣的批判

一是宏大理論。米爾斯認為，宏大理論的基本起因是開始思考層級的一般化，它的實踐者無法邏輯地回到觀察上來，忽略了對結構性、歷史性問題的思考，導致他們對問題的本質缺乏真實感受，是非經驗、非具體的，因而其不現實性也很明顯。米爾斯同時認為，宏大理論在句法學上渾渾噩噩，他們所構造出來的分類體系往往只是流于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戲，這不僅不利于定義我們的問題，也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從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批判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米爾斯個人的“沖突論”立場，米爾斯對系統論一般性地排除社會變遷與歷史因素的做法也是持批判態度的。

二是抽象經驗主義。它盲目崇拜方法論，把研究過程嚴格受制于所謂的“唯一的科學方法 ”，陷入瑣屑的經驗細節與數據資料，把充滿智慧的創造、需要豐富想象力的學術研究化約為一堆堆公式、數據和所謂的研究程序，仿佛只要遵循既定的程序，運用既定的方法，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結論和認識，到達真理的彼岸。在米爾斯看來，這完全是一種“迷思”和“意識形態”，它架空了理性的力量和形而上的思考，束縛了學術想象力。他重點批判了抽象經驗主義碎片化、方法論決定問題、回避研究歷史、缺乏比較和忽略時代問題的研究取向，認為這些研究堆積細節，但對使這些細節形成一定規范形式缺乏關注，對科學哲學方法的神明化，其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方法論的抑制，而這種方法又同時影響了他們的研究風格。他通過舉例的形式，間接指出抽象經驗主義缺乏理論和原則的指導。

三是科層制和形形色色的實用性。米爾斯看到了美國社會科學各種實用性和科層制對社會研究帶來的負面影響。米爾斯在書中批判了兩種實用主義:(1)第一種是自由主義實用性。米爾斯對自由主義實用性的評價:“空洞，沒什么具體內容，而經常是一種政治宣傳，鼓動人們服從那些與小城鎮中產階級達到理想適應的規范和特性；”(2)第二種是新實用主義新實用主義不關心在社會底層凈扎的人們，而和社會上層相聯系社會學研究者地位變了(從學院到科層組織)；面對的公眾變了(從發起運動的改革革家到決策層)；研究的問題變了(從他們自己選擇的問題到新主顧們的問題)。總之就是:“學術叛逆性削弱、行政實用性增加。”他指出，實用性由于把社會研究的目的定為制造意識形態，為商界、政界服務的性質，它使得學術研究迎合科層組織的需要，因此限定了學術的自由發展，限制了社會學家的視野，也削弱了他們把握實質問題的能力，知識分子在實踐上成為科層官僚和當權者決策的幕僚。在這種體制下，一部分學者把學術當成一種謀生甚至賺錢的手段，將學術公知簡單地服務科層制效率原則和各種實用目的，失去了學術應有的尊嚴和獨立。學術界不再是知識生產的共同體，而成為批量培養技術官僚的工廠。從米爾斯的論述中，不難看出這種實用性與科層制的特征使得社會研究變成了教化人適應社會秩序，“奴化”自由理性的工具，從而也導致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庸俗化。

2.社會科學的前景

通過分析和批判美國社會當時存在的幾種不詳的趨勢，米爾斯提出了他所建構的富有建設性的社會學前景。首先，社會科學家要著眼社會結構關注人類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構成了人類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分別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會；其次，注意對歷史的運用，沒有一門科學能超越歷史。社會學探討的是個人生活歷程、歷史和社會結構的交織問題；然后，認清自由和理性的實質并捍衛理性和自由，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自由和理性是社會科學前景的重要部分，人們遇到的困擾之所以沒有被闡明，就是因為自由和理性受到了威脅并正在逐步退化。最后，正視價值選擇，自主決定研究用途。闡述自由和理性的理想是我們的學術職責，只有獲得了理性和自由的人才能成為自我教育的人。米爾斯強調社會科學正在成為我們時代文化的共同尺度，而不管心智品質有多含糊不清和多令人困惑，它都正被人們感到需要。而社會科學的前景，社會學的想象力在文化上的應用和人與社會研究的政治含義將在以后得到揭示。由此可見，社會學想象力在實現社會科學的前景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充分發揮社會學想象力。

三、如何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

社會學想象力對人們如此重要，我們能否通過后天培養而獲得這種能力，我們該如何獲得這種想象力？米爾斯給了我們答案。米爾斯認為，發揮社會學想象力，需要傳承并進一步發展古典社會科學的優良傳統，發揮理性與自由的作用，促進知識啟蒙與頭腦清明。有四點至為關鍵：

（一）倡導 “科學哲學 ” 打破僵化的學科分工界限，“解放而非限制社會學的想象力”。米爾斯堅決反對人為設置研究界限，在他看來，沒有一種所謂科學的方法論，可以自動幫助人們獲得對真理的認識，“方法是針對一定問題的方法；理論是針對一定現象的理論”，不要被所謂的理論與方法迷住自己的心靈。他援引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話說：“科學家研究程式的本質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頭腦，而不受任何限制”，“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方法論學家”。

（二）關注 “人類的多樣性 ”

現實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并非一個獨立存在的系統，而是交互作用、極其復雜的。社會科學家應當從各個學科汲取營養，而非畫地為牢、關閉學科對話的大門。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首先要“從不止一個學科中選取材料、概念和方法”，不能只“熟悉某一學科的材料和視角”，而是解放頭腦，放飛想象力，讓它在不同現象、不同學科、不同理論、不同方法之間自由穿梭，從而更深刻、更全面地認清事物的本質規律。

（三）運用 “歷史的觀點 ”

關注歷史就是關注現實的生成過程，對歷史的無知，也就是對現實的無知。“人究其根本是社會和歷史中的行動者，必須通過他與社會與歷史結構間的密切的、錯綜復雜的聯系來理解他”，所以，應當培養豐富的歷史感，必須具有歷史觀，把人與社會置于一定的歷史結構和發展進程中加以理解，獲得對本質規律的認識。

（四）發揚“理性與自由”

社會科學家“在做自己研究、選擇自己的問題時”必須保持基本的獨立性，不能自詡為“哲學王”或“國家高參”。米爾斯是一位 “秉承著古典傳統的社會科學家”，他深刻認識到，隨著學科專業分工和學術體制科層化的發展，知識分子那種懷有“超越性沖動”的公共角色一去不復返，昔日的公共知識分子被新型的“技術專家”所取代。在學科壁壘日益森嚴的當下，社會科學家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充分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超越各種無謂甚至有害的爭論、分工和鴻溝，關注 “緊迫的公眾論題和持續的人類困擾”，在追求知識真理、通向真善美的理想圖景中恪守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展現學術的人文關懷。

第五篇：《社會學的想象力》讀書筆記

社會學家的理想形象

----《社會學的想象力》讀書筆記

賴特·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其主旨，并非探討社會學的想像力是什么，而是追尋一種路徑，指明每個社會學家，乃至每個社會科學的學者，為什么應當選擇掌握社會學的想象力；假社會學的想象力，他們的使命又是什么。米爾斯批判了一個當今知識分子階級的社會定位，塑造了他理想中的知識分子的群體形象。

為此，米爾斯在書中擺出了戰斗的姿態，在全書的第二至第六章中，他嚴厲地批判了社會科學中的幾種流行趨勢。而在第七至第十章中，米爾斯從否定性批判走向了對知識分子本位的尋找，我不得不說，這一次他站到了社會現實的對立面上，他渴望召喚社會知識分子來教化科層制頂峰的領袖和弱智化了的普通大眾——一個使徒般的理想。

社會學的想像力是米爾斯戰斗的武器，他將其定義為一種視角的轉換，即將“環境中的個人困擾”轉化為“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論題”，他認為只有這才能使人認清自身價值，從焦慮與淡漠的陷阱中掙脫出來，站在更高的層面上看待這個價值缺失的時代。同時，社會學的想像力幫助社會學家回歸經典的社會分析：關注歷史中的社會結構，主旨與緊迫的公共論題和持續的人類困擾直接關聯。

而社會學的領域中，顯然有一些與傳統目標背道而馳的趨勢，這種倒退不僅使社會學研究變得無益，在米爾斯眼中，知識分子也將因此被這個無知的世界所消化。

第一種趨勢是宏大理論流派，米爾斯對宏大理論的代表人物帕森斯的《社會系統》作了精細的分析，從而刺穿了宏大理論的面具，宏大理論用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戲替代了輕松自由的想象力，企圖迷惑讀者，從而構造一個不切實際的概念王國。帕森斯的社會系統理論就完全不能解決關于沖突的問題，因而被米爾斯尖刻地稱為“百分之五十只是晦澀的用詞；百分之四十是眾所周知的教科書社會學”，另外百分之十，鑒于它的含糊不清，很可能被借作意識形態上的工具。

而方法論的登峰造極，則造就了另一不良的趨勢，即對“抽象經驗主義”的盲目崇拜。他指出，通過對各類研究的簡單的加總，絕不可能達成對社會的完整認識，而只是一種奇怪的砌磚成墻的努力。他鄙夷抽象經驗主義對系統的研究歷史和比較方法的拒絕，也懷疑數據取得的過程中信息的缺失和數據的人為修飾。雖然也有人辯解稱這種方法論的抑制將助長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中專業化的進程，但米爾斯似乎對稱為“科學家”不屑一顧，他認為這使他的群體降格為助產婆式的專家。

抽象經驗主義對時間、機構和金錢的特殊需求也極有可能使社會科學的研究墮落為一種行政職能，發展出一整套恐怖的科層制體系，并為整個社會的科層化服務。社會科學的學者事實上被稱作“學術行政官”，他們組成互相攻訐的派系，排斥獨立學者，服務于社會的非民主領域，培養出自身的“合理性功能”并試圖創造更廣泛的“功能合理性”，他們是十足的權威的工具。而有這樣一群社會科學的學者正在變成為某一特定群體服務的實用性角色。學者對“改變世界”的渴望，或是自身理想和價值的缺失，使他們積極投靠社會上層，追逐實用性而非其它。他們研究他們的新主顧們的問題，試圖通過“學術”的方式為急需證明其權力正當性的決策層生產“權威”。米爾斯用悲哀但憤怒的語調評價說：“若是說有人正在出賣自己，那就有些天真了，而且也不甚妥當；因為，這種苛刻的詞匯只有在確實有東西出賣時，才是妥當的。”

現今時代的社會科學，不再關注人類的多樣性，放棄了比較研究，過分強調專業化從而不愿整合社會科學的各個部分作系統化的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拋棄歷史，切割歷史，狹隘地看待歷

史，對歷史進行“儀式化的運用”。同時，他們忽略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從而錯失了對個人生活歷程進行研究紀錄的機會，去做對所謂“人性”的抽象。這些現象在米爾斯看來都是相當荒謬的。

在米爾斯看來，正確的研究方向應當是關注時代的顯著特征，以及歷史在這一特定時代中構建出來的過程；也應關注“人性的本質”以及在時代中哪些類型的個人開始盛行。在這個后現代社會中，隨著科層制的廣泛運用，大多數人運用個體理性的機會被扼殺，成為“快樂的機器人”，而社會科學的使命在于用理性與自由改造社會。自由首先是闡明實際可行的多種選擇，而理性所承擔的社會任務是在闡明各種選擇的基礎上拓展在構建歷史過程中人類決策可影響的范圍，因此，運用自由和理性，人類不是被創造而是可以創造歷史，是啟蒙運動重現的時刻了。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公共的智力工具，超越日常生活的環境，關注公共論題、私人困擾以及潛存在二者之下的時代的結構性趨勢。社會科學的學者賦有教育和公共職責，必須捍衛理性和個體性，使其成為民主社會的主流價值，從而對所處的社會結構和時代產生影響，再度打造自由的理想，重現社會科學的古典價值。

這一古典價值，在米爾斯的時代，在我們的時代，又有多少實現的可能性呢？知識分子是否當真會朝這一方向發展呢？我想米爾斯本身也會持存疑態度吧。

米爾斯面臨的是一個萬頭攢動的戰后大眾消費社會，在這個年代里，有《寂寞的群眾》，有《推銷員之死》，米爾斯在自己的社會研究（《權力精英》、《白領》等）著作中也勾勒出了一幅黑色的圖景：“后現代情境”帶來了理性的沉淪與退化，自由和民主不再是人們追求的中心價值，權力集中在科層制頂峰，知識分子與工人領袖被收編，普通人變得弱質化。換言之說，這是一個工具理性替代價值理性達到極致，人類的大地上一片信仰荒蕪的時代。這個年代，與米爾斯企圖重建知識分子地位的理想環境當然是極不相稱的。

對此，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最后這樣寫道：“我們要以我們已經或在一個完全民主的社會的假設來行動。”這是一種多么不合時宜的殉道情操啊！我想這才是米爾斯真正要抨擊他的同行們的重點。當今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們，在米爾斯眼中，是失去了信仰，失去了行動力，從而毫無價值的一代。他們沉迷于數據或是文字游戲，其實質是對社會責任的逃避。而米爾斯在書中，是多么地怒其不爭。他是多么希望能夠敲醒他們，讓他們和自己一道，戴上社會學的想像力這副望遠鏡，站在世界之巔，向著這滿目的荒涼吶喊，喚醒民眾理性的熱情。

米爾斯還在附錄中詳細介紹了他的治學之道，從建立學術檔案到進行社會調查，步驟是相當明晰的。比照吉登斯在《社會學》中介紹的社會學研究的通常方法，也會發現是更有創造性和可操作性的一個示范。我從中的受益就像我在看整本書時的感覺是一樣的，或許我還不明確我能做什么，該做什么，但在適當的時候，米爾斯教會了我不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論是社會學還是法學，既不是孤芳自賞，也不是緣木求魚，而是一種“志存高遠，腳踏實地”，一種站在公共論題的高度上的真切關注和考察。

看到過一張米爾斯的照片，工裝褲，運動鞋，騎著BMW的重型機車，據說，他還有BMW原廠發放的機車維修資格證書。他的獨立學者風范，我們可以表面化的說，從一張照片上體現了出來。而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中，米爾斯所體現出的批判精神，更是這個時代，一名以學術為業的知識分子必然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姑且不論其他社會學家對米爾斯的批判作何回應，《社會學的想像力》仍理應是社會學、乃至社會科學的領域中一本具有啟蒙意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