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書筆記

讀朱蘇力先生《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有感

朱蘇力先生在其著作《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陳述了許多經過自身深思熟慮的觀點。有許多觀點在現在法學教育、司法改革以及法治建設中得到了落實和完善，也讓很多法律職業者或者法律愛好者從中得到了不少啟發。對于我這個法科班學生來說，也不例外，也受益匪淺。下面筆者從幾個方面談談閱讀該貴書后的一些心得體會。

第一部分贊同朱蘇力先生的觀點

一、思考問題要考慮當時的社會背景

在《法治與變法》這第一編中，朱蘇力先生強調“思考問題要考慮當時的社會背景”、“如果搞學術的要思索學術背景，提問作為切入問題的方式”、考慮“語境化的合理性”等等，這些字眼當中無不展現了朱蘇力先生思考問題抓住社會背景的思路，這也讓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必須思考社會背景的重要性。換句話說，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透析，就是理論聯系實際，或者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筆者認為，作為法科生，應當在大學階段就學會保持對理論與現實進行持續深入思考，對于一些社會現象，盡量地從法律角度進行剖析思考。思索其緣由，聯系其社會背景。尤其是以后以法律作為職業的同仁，就必須養成一種利用法律分析思考社會現象的良好習慣，保持一種在分析社會現象時重視社會背景的理性思維。

二、針對與自己有不同的觀點而采取的理性方式

朱蘇力先生強調在遇到與自己有不同觀點時，“不斷反思，既勇于堅持自己的觀點，又隨時準備在有新的、有足夠說明力的證據面前放棄自己的結論，接受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模式和觀點”。

筆者完全贊同該理性說法。我們不能人云亦云，要勇于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是，當我們的觀點是謬論，或者相比其他人觀點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時，又要敢于放棄自己的結論，而堅持別人更有說服力的觀點。

三、如何寫好一篇優秀法律文章

寫一篇文章時，朱蘇力先生特別注重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論證方式等；在寫法律文章時，喜歡對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知識利用，更多關注現實的人和現實的事，對于我們日常切身經驗的提煉和感悟。

這讓筆者深受啟迪的是嚴謹邏輯思維的重要性。作為一名法科生，邏輯嚴謹是寫文章必需的，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此，而應當在我們的學習、生活尤其是以后的法律工作當中要時刻銘記，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學會靈活運用嚴謹邏輯。

四、針對各種糾紛和沖突，尋求各方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方法

這種解決糾紛和沖突的理念，無論是利用公力救濟還是私力救濟，都是各方的出發點。這就需要大家利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案，尤其是私力救濟。

筆者認為，尋求利益最大化是思路，而立場需要換位。當我們提出方案之前，需要我們換位思考；當我們面臨更加棘手的問題，尤其是面臨方案不能實現和對方不甘妥協的兩難困境時，我們就更要對該方案進行換位反思。

第二部分不贊同朱蘇力先生的某些觀點

一、立法不僅要按照理論原則，更要考慮操作難易程度及交易費用

筆者不贊同朱蘇力先生受西方思想影響下而得出的該結論。理由如下：

在西方確實存在著“立法成本說”，但是，對于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言，考慮是可以，但是，程度不能太高。我有個反問。即是：我們的《憲法》是抽象的法律，在法院適用方面，沒有適用憲法作為斷案的依據，更沒有違反憲法審查制度。按上面的思路，我們就不應該立《憲法》了？再舉個立法例子，2008年 1月1號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雖然在立法過程當中經過了N次修改，千呼萬喚始出來，并且反彈非常大，但最后，還是立了。雖然我的理由有些牽強，但是，我贊同立法應當更多按照理論原則以及社會背景（說狹窄點，就是社會需求），適當考慮操作難易程度及交易費用進行立法，而不能因為操作難或者交易費用高而卻步。從而，違法了國情和立法規律。

二、選擇適當時機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實習

在該書最后階段的《法學本科教育的研究和思考》一文中，朱蘇力先生建議選擇適當時機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實習。筆者對此觀點持否定態度。理由如下：

（1）雖然朱蘇力先生在文中也說了不少關于取消法律本科生實習的理由，該些理由表面上好像很有道理，看到了實習的實質，但是，他忽視了實習作用以及意義的多元化。實習不僅僅是為了了解法律工作程序以及工作技能，進入正式法律工作崗位做鋪路。而且還包括很多很多。比如：為人處世。在此，筆者首先聲明的是，這不是提倡搞腐敗，進入“潛規則”圈子或者成為“游戲規則”成員。但是，我深刻感受到，尤其在國家機關或單位，人際關系搞不好，不與其融為一體，而保持自己鮮明個性，那場面是挺尷尬的，甚至是以悲劇收場。這不僅僅是我們實習的問題，更是我們畢業后適應生存的大問題，發展更不用說了。

（2）或許很多法科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接觸到運用法律知識來實踐的機會比較少，但不代表沒有。退一步講，即使在實習當中學的法律知識比較少，甚至說極少，而做瑣碎的雜活較多。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成長了。何解？筆者認為：一方面，可以檢驗自己的耐性，鍛煉自己的心態。另一方面，可以催促我們更加努力讀書學習，讓我們深刻地知道學習不單單是在學校，進入社會后，更加要重視，這是一輩子的事情，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

（3）或許朱蘇力先生沒有體會到有些國家機關或者單位的難處。對于本科生而言，學了幾年法律，雖然懂得部分，但是法律是博大精深的。加上實習生沒有經驗，換位思考一下，尤其是法院和檢察院工作，這是不可輕視的，而是個嚴肅的問題。

因此，筆者覺得，作為實習生，應該鍛煉好自己的心態，不急于進入真正的實體操作，而先了解內部流程和一些簡單技能。

綜上，筆者不贊同選擇適當時機取消法律本科生的實習。

綜上所述，本人是非常欣賞朱蘇力先生的寫作風格，看其書等于精神享受。他著作中的思想文化盛餐讓我品味了一次又一次，讓我回味無窮。在此，以該文表達我讀該貴書的一些心

得體會。

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關懷——《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書筆記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當今正在轟轟烈烈進行著的一項系統工程。然而，蘇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卻對我國法治建設提出了許多反思。有人說，要明白當今中國法治的含義應該始于蘇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目前的法治過分依賴西方的法學理論，忽略了本土文化與民間習慣，從而造就了立法的“怪胎”。確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法律的權威以及法律的實施效果卻不盡如人意，讓人們不免對我國的法治建設模式、法律的功能和我國法治的未來產生懷疑。通過閱讀蘇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我認為蘇力的觀點包括蘇力的研究方法對當今我國的法治建設有相當大的啟示作用，正如趙曉力在此書的序中說道：“我們需要的是在反思中前進，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進中迷失方向、迷失自我。本文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關懷”為題，記錄和闡釋對《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的一些認識（主要是針對第一編《變法與法治》）。

一、為何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關懷”為題？

蘇力在此書自序《什么是你的貢獻？》中提到關注中國當代的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學者有可能作出獨特學術理論貢獻的必由之路。通讀全書，我認為蘇力正是以獨特的視野和方法，挑戰既有的知識和觀念，充分考慮我國的現實情況，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關懷對中國的法治建設作出了反思，我認為這就是蘇力的比較優勢，也是蘇力的貢獻。因此，本文以“冷酷的理性和人文的關懷”為題。

二、問題及其意義。

自清末以來，我國大量移植西方法律，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以及運行的需要，政府運用強制力以法律規制整個社會和經濟，這種法制建模式蘇力稱為“變法模

式”。（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3月修訂版，2004，頁4。）面對這種模式，蘇力在此書中進行了反思和挑戰，他認為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頁6）。他主張關注現實，主張在社會背景下全面考慮法制建設。雖然全書沒有給出一個法治的標準，但是這并不阻礙我們看清法治建設的方向和方法，那就是不能一味地法律移植，而應該重視本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么要借助本土資源？中國的本土資源是什么？如何利用本土資源？

第一個問題的回答，蘇力的邏輯是這樣的：每個社會中，即便沒有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律，由于社會生活的需要，也總是會形成一些習慣，實際上起到了法律的作用，而且在比較簡單的社會中，這些習慣甚至比成文法律更為便利和有效，它降低了經濟學上所說的交易費用，對各種社會交往起到了建立預期，規制人們行為的作用（頁8）。蘇力還舉出例子——中國農村改革的制度創新是在這種傳統的本土資源中產生的（頁17）。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一，本土資源可以對制度的形成和轉變產生積極作用；二，借助本土資源是制度獲得認可和合法性并得以有效運作的途徑。

第二個問題，中國的本土資源是什么？這個問題其實可以細化為兩層意思：一是法律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環境里運作？二是這個社會環境有沒有法律運作的條件？遺憾的是蘇力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根據蘇力的思維以及其研究的目的，我們可以認為其本土資源指的就是民間法。中國的民間法存在于家族制度、神權觀念、民間組織規范、風俗習慣中，可以說，民間法便是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之一。

第三個問題，如何利用本土資源？民間法具有鄉土性、地域性和自發性，因此在立法層面上看有些困難，因為它不能保證制定出來的法律具有普遍適用性，但蘇力另辟蹊徑，他以另外一種論證：地方性知識和有限理性（頁18），以此為理由認為中國的法治必須利用本土資源，從中國的本土資源中演化創造出來。他認為社會活動中所需要的知識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體的和地方性的，外國的經驗也不可能替代中國的經驗，因此，如果試圖以個別人或者少數人的有限理性來構造這樣一個法治體系，可以說是完全不可能的（頁19—20）。因此，把本土資源作為立法上的源泉，以彌補法律移植過程中的不適應性，最終才能減少法律實施的阻力，達到良好的實施效果。在第二編《司法問題研究》中，蘇力還試圖從司法實踐層面上論證如何利用本土資源。

三、法律值得我們信仰嗎？

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中，蘇力指出，這種“與世界接軌”的正式的國家法律干預損害了社區中原來存在的、盡管有糾紛但仍能互助的社會關系，損害了社區中曾長期有效、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村民們仍將依賴的、看不見的社會關系網絡（頁30）。至少在這個“案件”中，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干預破壞了這種社會關系和在這個社區中人們之間的默契和預期。蘇力進而在《法律規避和法律多元》中，論述了法律多元在法律運行中的互動作用，論證了法律規避的合理性，他甚至得出結論：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國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為受害人的接受法律保護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頁49）。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爺的悲劇就是例子。

法律多元的存在確實給人們提供了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選擇，但是否真的可以像蘇力所說的在制定法和民間法發生沖突時應當尋求制定法和民間法的相互妥協和合作（頁64）？說到底，涉及到的是法律是否值得我們信仰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蘇力充滿了冷酷的理性，他著眼的始終是糾紛的解決和所謂的預期與成本，但是這樣做對法律的權威性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妥協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讓位，合作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控制力的減弱，法律完全淪為一種工具，而且是可用可不用的工具。那么國家制定法還值得信仰嗎？雖然蘇力也強調了國家制定法的作用，但是仍然掩飾不了問題的存

在。在國家制定法與民間法的互動過程中，國家制定法必須居于主導地位，必須確立法律至上的觀念，特別是在執法領域只能以國家制定法為準繩，而不能強調妥協和合作。

但是，為了避免走向另外的冷酷理性，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信仰的不是法律條文本身，而是法律條文背后所體現的法的價值。蘇力所體現出來的人文關懷正是他注重本土資源的研究和利用。國家制定法只有體現一定的社會倫理價值取向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進而變成社會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實際規則。法律的制定本身并非目的，使之化為理性規則秩序才是根本目的所在，而這不正是我們所追求的法治嗎？

四、結語

蘇力在自序中說道：“真正的貢獻，只能產生于一種對中國的昔日和現實的真切的和真誠的關懷和信任；相信并假定：過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都大致和我們一樣具有理性。”可以說，蘇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一書中不斷地以“冷酷的理性”進行分析，給我們對中國法治的認識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帶來了反思；但其也不缺乏“人文的關懷”，關注本土資源正是體現，尤其是如今面對西方的“變法模式”，蘇力表現出了擔憂。

遺憾的是此書的材料不夠豐富，蘇力自己陷于邏輯的囹圄中，經常需要以“雄辯”來“藏拙”。

第二篇：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書筆記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書筆記

2011-1-

2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法治

長久以來，法治的呼聲不斷高漲，我們對于法治的理解多來自于西方法學經典著作中的概念和理論，還有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宣傳以及一部部法律文本。而且法律教科書習慣從政治學的角度對法律定義，因此，法律被僅僅理解為，或過分強調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如果只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看待法律，法律自然是一種維護統治需要的工具，亦或者說法律一種限制。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法律，我們可以發現，法律的主要功能也許并不在于變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種可以大致確定的預期，以便利人們的相互交往和行為，蘇力在書中也指出，法律從來都是社會中的一種比較保守的力量，而不是一種變革的力量。法律在兩個方向和維度上表現出了不同的力度。而我們總是強調法律自上而下的作用，希望利用法律建立一種權威和普世的規范，使得人們按照這種要求規范自身的行為和彼此的交往，但是我們聯系中國的實際，人們之間交往的第一要義往往并不是以法律作為出發點，人情和習慣一直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人員流動相對較少的農村社會，道德和名譽的作用一直影響著人們的行動，在一個熟人社會之中，這些約束往往具有更加明顯的效果，我們不能因為法律的影響不足而說這些交往便是不合法的。我們對于法治的構建往往多從宏觀角度去把握，希望在全社會都建立一種普世的價值和單一的行動軌道，過度追求紙面的公平和威權的不可撼動。我們過度重視成文法的指引作用，而忽視了習慣和慣例的維護作用。習慣和慣例往往植根于千百年的社會實踐之中，是民眾心理的一種制度化反映。并以此形成了人們行動的預期。而有時成文法的外在構建往往會破壞這些預期，會使得人們原有的相處方式得到變更，為此交易費用便會上升，即使是出于善良動機的立法，也常常引起不好的、缺乏效率的結果。在不同的社會集團中，法律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在一個流動性較小的社會，社會預期更能有效的解決問題，而在一個人口流動性較大的社會即陌生人社會之中，法律的規制作用往往較好。

還有一個常見的現象，我們對于法治觀念的引入往往是以西方模式作為出發點的，對于西方概念的販賣一直是學術界比較流行的現象，而中國千百年的傳統往往被忽視，甚至很多①

②①②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修訂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7頁同上，第12頁

人認為中國的傳統便是一種落后的表現。我們承認西方的民主法治模式是通過實踐檢驗的真理，但是它們植根的土壤卻是西方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所缺乏的。如果我們硬要將這種模式移植過來，就容易導致民眾的無所適從。蘇力教授在書中對此也進行了分析，首先，社會活動中需要的知識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體的和地方性的，因此，這些地方性的知識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其次，外國的經驗也不可能替代中國的經驗。第三，由于種種文化和語言的原因，任何學者盡管試圖傳述外國法治經驗卻又都不可避免地有意無意扭曲了其試圖真實描述的現象。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借鑒是一種路徑，但是借鑒卻是要在本土化的過程中進行借鑒。

本土化要求發揮民眾的作用，尊重民眾的創造性。其實在長久的社會生活之中，相比較國家而言，本地的民眾更加了解本地的實際和習慣，因此他們才是有利信息的掌控者，但事實上卻是信息相對缺乏的國家掌握了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權，這樣的法律必然和某地的現狀相脫節，即使法律的規定天衣無縫，也必然在具體實施的環節出問題。因為社會實際問題是相當復雜的，我們不可能預期法律可以規定方方面面。現在的一種趨勢是追求絕對的程序公平，而對于個案的實際缺乏關注，過分的追求平等保護，卻又忘了每個群體的千差萬別。這樣看上去是嚴格遵循了法治，但實際上損害了人們的預期，造成了人們利益的損失。因此成文法并不是越多越好，法律也不是越詳細越全面越好，而是我們要挖掘社會深處的規律，并充分了解人們之間的交往方式，法律也要有所為，有所不為。

蘇力教授在文章中舉了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爺這兩個我們耳熟能詳的例子來證明公民預期和法律規定之間的差異，雖然在法律層面權利得到了保護，但是人們無形失去的卻比所得權利遠遠要多。③

法律規避與理性選擇

蘇力教授在本書中借助一個案例向我們介紹了法律規避是什么，人們習慣性的認為法律規避便是不懂法。但是法律規避和知法犯法有著明顯的區別：法律規避的邏輯起點在于對成文法的敬畏，因為只有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對法律構成觸犯，才會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并由此對法律進行規避。這說明當事人是多少了解成文法的有關規定的。而知法犯法則是一種直接的對于法律的觸碰，對于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了損害，而法律規避則不一定對于社會關系或者當事人的利益造成明顯的損害。因此法律規避并沒有知法犯法那樣很大的危害性。蘇力教授指出私了實際上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為逃避“囚徒困境”的一種最佳選擇。

為什么我們最初聽到法律規避之時總會認為它是一種不好的事情呢？因為我們將規避二字賦予了價值判斷，我們印象中的規避是一種逃避，是一種對于責任的推脫。我們對于法律的寄托在于法律時刻發生著作用，人們總是認為成文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有時候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可能更具效果，訴諸法律程序往往會導致人際關系的緊張，維權成本的加大，而且并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社會成員作為理性人，他在考慮問題之時首先要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這個最大化只要不妨礙他人合法利益的實現，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之下法律便不需要介入。法律規避一般是一個二人博弈的模型，他們將收益和風險在內部進行了分攤。他們之間的協商便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彼此達協議，而沒有造成外部化效應。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認為法律規避就更有效率。如果訴諸法律程序，則雙方有可能陷入漫長的訴訟過程中，可能導致時間和金錢的浪費，即使最后能夠維權勝利，但這都不是一個經濟的做法。我們所談的法律規避建立的基礎在于對于法律規定的敬畏，并發生在民事領域之內，主張用協商對話的方式將糾紛內部化，它的適用是有嚴格界定的。如果要真正的杜絕法律規避，我們必須進行一定的制度創新，必須選擇一種混合型的制度，與此同時，國家制定法保持一種靈活性、一種可能吸收民間法的空間，即在司法和執法上，依據案件情況而允許一些糾紛私了、規避正式法律。或者是選擇：一般假定民間法更優，將更大的糾紛解決空間劃給民間，國家制定法僅僅介入一些必須介入的領域，例如嚴重的刑事犯罪和影響廣泛的經濟糾紛和社區糾紛。而這樣的制度構建則需要時間的積累，需要對于民間習慣給予一定的尊重。

法律規避只是一種理性選擇，其本身并沒有過多的價值內涵。其和違反法律之間仍有一個真空地帶。我們所要防止的是法律規避朝著違法犯罪演進。但是當法律規避不可避免甚或有必要的情況下，法律規避也許并不那么可怕。法律規避的存在也讓我們對現行的司法制度進行反思，這要求我們的訴訟更加便捷，更有效率；也要求我們的法律制度能夠更好的顧及社會實際和民眾心理。從長遠來看，真正起作用的將是社會的公共選擇。而這種公共選擇有賴于公共認識的形成，這種公共認識往往存在于相互的溝通交流之中。

讓法律規避在理性和秩序的軌道中運行比單一的用成文法規定一起往往能夠取得更好的收效。④

⑤④⑤⑥⑦ 同上，第67頁同上，第66頁

⑥ 同上，第73頁

市場經濟與法

長久以來，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理解停留在經濟層面，認為只要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地位便能夠自然而然的過度到市場經濟。但韋伯指出市場經濟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模式，而且是與一個社會的整體結構相聯系的，其中包括文化、制度；因此對市場經濟的研究就不能僅僅關注經濟活動的一些硬要素，諸如生產或者交換的規模、所應用的技術、所生產的產品等，而且必須同時考察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一些軟要素，諸如思維模式、行為方式、法律制度、宗教和管理等等。顧準也在其著作中說市場經濟其實是一個法權體系。蘇力教授在文中指出我國的市場經濟缺乏著一種“形式理性”。雖然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但法制遠遠不能概括市場經濟的內涵，市場經濟不僅僅需要法律構建其秩序，更需要一種法律觀和法律文化，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構建應該內化到市場經濟的精神內涵之中，使得法制成為人們一種理性的選擇方式。而這一點單靠國家從上而下的制定法律自然不能完全構建市場經濟的形式理性。法律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在于保障人們的預期并減少交易費用。在市場經濟中，法律是一種實踐理性，立法應該加以選擇，最主要的尊重公眾以社會的選擇，經濟政策和法律政策之間并不互相排斥，因此我們不能為了建立法治而過多的運用法律調整的手段。法律應該是一個最基礎的保障作用，起到維持秩序的功用，而不是充當社會變革的工具。立法的交易費用也是應該考慮在內的，法律本身并不是唯一的調控市場的手段。我們更要重視交易習慣、傳統所發揮的作用，不能割裂事物之間固有的聯系。對于市場經濟伴隨而來的犯罪，蘇力教授在書中也有分析。伴隨并不意味著因果關系，市場經濟是對原有的生活方式的一種調整，市場經濟加大了人們的流動性，使得熟人社會逐漸解體，并過度到陌生人社會，社區功能逐漸弱化。在市場經濟環境之下，人們的社會選擇日益多元化，但是個人的社會價值評價標準卻日漸單一化，一切統一于貨幣量度。這一矛盾使得人們的價值觀念陡然發生變化，為了物質利益進而鋌而走險、以身試法的案例便屢見不鮮。蘇力教授對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一般說來，社會對違法犯罪者普遍的強烈憎惡是預防違法犯罪的最有效社會條件。而這種社會譴責在熟人社會才有可能存在，因此讓人們的社會心理更加趨近是一種根本的解決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杜絕流動，而是要在流動之后構建一個穩定的社區環境。城市中普遍抱怨外來人口犯罪問題，流動人口的經濟動因在于城鄉和區域經濟的差別。所以要在農村地區尋求一條離土不離鄉的發展致富的道路。縮小城鄉差⑧

⑨⑧⑨⑩ 同上，第80頁同上，第125頁

距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法律的呼喚。在城市地區，應注意建立新型的比較穩定的居住生活社區，特別是普通百姓的居住區。我認為價值評判標準改變也顯得尤為重要，物質化的社會導致了物質化的價值觀，也導致了無論從事何種社會工作都要用金錢利益作為衡量大小的標準。我們知道不同的工種必然會有收入的差異，但我們不能簡單的據此認為誰的社會貢獻更大或更小，也不能以此作為社會評價的基準。而如何使得人們告別物質至上的價值選擇則在于我們這個社會的變革，在于我們國家保證公民的基本預期。

總之，市場經濟需要法治保障，但是法治不是市場經濟的特征。我們要重視對于社會心理的培育和對制度的構建。而不是將法律強行的嵌入，而是要將法律精神內化為一種行動理性。11

本土化的研究方法

書名叫做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蘇力教授在書中所舉的例子和所思考的問題都源于本土實際。但是一直以來我們的法學研究的范式總是停留在概念的解釋和對西方模式的販賣這樣的層面之上,對于中國最迫切的實際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的解答。在研究方法上面，法學研究也有滯后，往往是教條式的價值灌輸和主觀判斷。蘇力教授在十幾年前便有了這樣的預見，提倡用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和方法去研究中國的本土問題，提出一些本土化的范疇和知識體系。本土資源是一個我們可以充分發掘和研究的富礦，我們身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我們一方面對于發展中所暴露出的問題痛心不已，但這對于我們的研究卻是一個不斷的動力，也是一個豐富的樣本。因此我們對于本土問題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構建一個專屬的中國式范疇，而是解釋本土問題，并更好的改造我們這個世界。本土化研究的是有用的民生問題，是一種研究境界，本土化研究需要植根于民間，關心疾苦，需要耐心和毅力，更是一種研究態度。

我們要深刻理解一系列問題都有著背后的社會動因，對于本土資源的深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中國問題，對于本土資源的重視，則有利于我們的法治更符合中國的實際，使得其發揮的作用更大。

第三篇：《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修訂版)讀書筆記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修訂版）讀書筆記

仔細品讀了幾遍蘇力先生修訂版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仍感意猶未盡。反而是感悟多了，就不知道這篇讀書筆記從何下手。以下就對修訂版的蘇力先生的這部著作談一下自己盡管粗陋卻真實的感悟。

蘇力先生的這部論文集中的內容簡介、新版自序、趙曉力為之作的序言和蘇力先生“什么是你的貢獻”的序言，大體上介紹了該著作的背景和內容。所以，在此再介紹這本著作的內容和大體框架實有畫蛇添足之嫌，摒棄繁文縟節，下面我就直奔主題。

讀蘇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最先讓我感動的是先生為人為學的品格。這本著作以“法治本土化”作為主題，主張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依靠中國人民的實踐，注重一些被壓抑聲音的聆聽且重視對法學研究采取一種開放的態度。蘇力先生的論文集亦充滿對建立中國自己的法學理論的希翼，并對中國法學理論和現代化法制在世界舞臺上有自己的話語權充滿了憧憬，這充分顯示了一代法學學者對中國學術的責任感和對本國法治本土化的殷殷之情。在高揚的“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和破產法實施的一片贊揚聲中敢于提出自己的疑問，不人云亦云，也是需要非凡的學術勇氣的。就此，作者正直、務實、嚴謹和開放的為人為學的品格躍然紙上，這也是現階段的我們做人和做學問應有的品格。

蘇力先生的論文集在交叉學科的背景下看問題和論述的多角度，使我頗有所得，受益菲淺。這期間也滲透著哈耶克一些關于法治的精神，均是我們法治的本土化研究過程所應該汲取的。

在著作的第一編的第一篇文章《變法，法治及本土資源》中，作者舍棄了政治學角度對法律的定義，從社會學角度，把法律確定為一種可以建立確定預期的正式制度。也正是對法律作為一種預期的智識使我們更深刻認識了法律的穩定性的價值，這樣，根植于本土的一些習慣和慣例的承認和認可也是法治本土化的題中之義。同時，這種法律“預期性”的提出，也使法的實踐性更加明了，而非政治概念下那種階級意志論的仿佛離我們生活很遠的那種玄而又玄的論調。

在接下來一篇作者對“秋菊”和“山杠爺”兩案的分析和論述，讓我認識并開始關注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家制定法的一些理念、價值和制度性構建下那些被壓抑的理念和價值，那些也許更加適合本土化的“情境”的“弱者”的呼聲。正如《環境法案例辨析》一書關于“吉沙問題”中，我們在“自恃文明”的現代理念武裝下強加給吉沙人民的所謂“文明”是否是吉沙人民想要的？是否對他們是公正的?這都值得我們去深思。在兩篇關于“法律規避”的論述中，作者一反我們對“法律規避”必然對國家制定法造成侵害的常理性認識，提出了法律規避是對國家法的一種特殊途徑的滲透和法律規避的制度創新作用的觀點，這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嘗試。在這兩篇中，作者對法律和文化多元化的論述，讓我開始知曉并珍視民間法的價值，并了解民間法和國家法溝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從另一個角度深化了我對環境法的溝通和協調理念的理解。與此同時，作者關于“多元化”的論述，也給了我們一個有益的提醒——即認識法不應只以條文和西方模式的法律和制度為準則和基點，而應給予對法的認識一個新的角度即哪種法會給人們的現實生活帶來相對來說更確定的利益，我將此稱為“利益中心論”。

后三篇“市場經濟”的論述，作者把“形式理性”納入我們的視野，讓我們反思我國建立市場經濟所欠缺的文化和法制環境。同時，作者側重于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法律問題，讓我清楚認識到法律之于市場經濟的內生性，而不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法律是外加于市場的。在立法、司法和執法活動中也應貫徹效益最大化原則。作者對關于市場與法律替代的分析，教會了我們應慎重立法，摒棄負面的法律“精英主義”的意識，避免對我們所享有的“既得利益”以無限制的夸大和褒揚。作者對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中違法犯罪大量增加的原因分析的見解也可謂獨到。

蘇力先生第二編司法問題研究，在我看來是對法治本土化的研究和分析在司法方面的貫徹和深入。其中，提到了諸多獨到和發人深醒的見解。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其間的第一篇文章中，先生論述了司法本應具有的一種消極性，提出了法律機構與社會的必要阻隔，在我們極力倡導加強各個領域的輿論監督的大環境下，給予我們以必要的警醒。

二、在“抗辯制改革”的文章中，作者以其嚴謹的思維方式和縝密的論述，讓我們體會到了實行抗辯制的一些隱含的深層次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必須深刻反思的。

三、“言論自由”一篇，作者從兩個案件的解析中引出了權利間總體配置和權利的相互性問題。正如文中所言“對法律活動來說，也許重要的不是承認權利；而在于如何恰當地配置權利，并因此給予恰當地救濟，應當按照一種能避免較為嚴重損害的方式 來配置權利。”同時，也讓我們重視一個案件的多重法律意義，并不是單純的“以案說案”。作者對“言論自由”公共性和非排他性的分析，亦是讓我聯想到環境資源的公共性和非排他性問題。“言論自由”對憲法實踐性保護的尋求也讓我認識到環境權在憲法層面尋求保護的價值和重要意義。

我認為，第三編是從法學研究的規范化角度來深入探討和分析法治本土化問題。作者在“法理學”和“美國憲法”篇的介紹和論述，充分體現了作者對歐美法學著作的深諳和深厚的法學底蘊，這與蘇力先生多年的積累和沉淀是分不開的。作者對“法理學”、“理論”、“憲法”和“現代與后現代”的獨特理解和解讀，為我們勾勒了一個法治本土化的壯美圖景。在“走向權利時代”篇中，作者提出了我們寫作的方法和技巧問題（當然這也是一個理念問題）即我們對寫作中理論預設和價值判斷的應用問題。對理論預設和價值判斷的應用作者并不反對（因為這同時也是我們進行論述的一個起點），但是反對以理論預設和價值判斷來束縛我們“前進的步伐”，這也是對一種“想當然”結論的反詰。這篇中作者關于對律師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制約的闡述，讓我認識到“制度化”的重要意義。作者對學術批評的重視，也使我們體會做學問應勇于面對批評的聲音，從而時刻反省自我，以期更大進步。

當然，在仰視蘇力先生獨到見解的同時，我也在不斷思考。關于法治本土化的研究和本土資源的利用我們究竟能走多遠？我們是否可能擺脫西方法治和文化的窠臼而“獨善其身”？特別是在我國無論經濟、法治的一些思想和制度統統是來源于至少也是借鑒于西方的現行建構下？作者在文中提到“張力”和“悖論”等類似語匯，來表達理論研究中那種兩難的境地。我們能否做到對“張力”和“悖論”的適度處理而不是走的更遠進而不經意間走向另一個極端？再者，作者對我國法治本土化的闡述也是

建立在深諳西方法制的基礎上，作者觀點的提出是否能真正擺脫西方思維的那種“格式化”的影響？是否是以其“西化”的思維模式下對我國現行法治正常流變的“強加”？如果是把我們現行法治研究過程中的問題歸為我們相應的“智識”開發的不足，那我們又應如何開發這種“智識”？

縱觀全書，蘇力先生在其法治本土化的情景下，對我們現行法學研究提出的問題多于對問題的解答。也許如蘇力先生在自序中所言“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讀者能更多地注意這些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論證方式；注意文章對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知識的利用，對那些人人都知道而傳統法學往往視而不見的、現實的人和事的關注和分析，對于我們的日常切身經驗的提煉和感悟。”顯而易見，也許正是這種獨特的學術研究和思考方法方能使我們的法學研究走得更遠，在世界法學學術舞臺上有更大的話語權。

毛彩芝2009-2-18

第四篇：《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讀后感 第一部分：摘抄喜歡的句子 第二部分：一些感想

第一部分：摘抄喜歡的句子

第7頁——大致確定的預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比較確定的預期下，我們才能進行一切社會交往和社會活動。我們之所以存款，是因為我們知道銀行明天不會倒閉，知道我下次用存折取款時是可以取出來的，知道這些錢不會作廢、不會過快的貶值等等。

第14頁——尋找本土資源，注重本國的傳統，往往容易被理解為從歷史中去尋找，特別是從歷史典籍規章中去尋找。這種資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尋找。

第27頁——從中國的發展趨勢和社會條件來說，中國必須建立制度化的法律，建立法治。而且我們也知道，任何制度性法律都不可能完滿的處理一切糾紛，都必然會有缺陷之處。

第29頁——在農村這樣一個人際關系緊密、人員較少流動的社區中。村民必須相互依賴、相互幫助才能克服一些無法預料的事件。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在無數次的小摩擦中，他們陶練出一種熟悉，建立了這樣一種相互的預期。第32頁——他們在指出中國司法傳統不發展、人們不習慣上法庭訴訟的同時，并習慣性的將原因之一歸為中國人有“厭訟”或者“恥訴”的傳統價值觀。這種以觀念來解釋行為模式的文化解說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第47頁——這里的法律規避所證明的并不是行為人對法律的無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證明了他們的理性。而這樣一來，這里也就證明了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國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為保護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國家制定法的作用 盡管許多學者可能認為在這個事件中行為者的私了是合乎情理的，但絕大多數人會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假定其成功了——國家的制定法被規避了，因此制定法沒有起作用。事實上，國家的制定法在整個規避過程中仍然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首先是受害人向警方的一個報告、或者是違法者知道自己的行為可能受法律的懲罰才使得違法者不得不提出私了。如果沒有這種權力的存在，如果違法者不知道他可能受到懲罰，那么就很難想象違法者會主動請求私了。進一步看，如果雙方對國家懲罰強奸犯的嚴厲程度完全不了解，他們就沒有一個基點進行討價還價。換言之，正是依賴于國家制定法的隱性存在，那些民間的、習慣的“法律規則”才變得起作用。

第61頁——在國家制定法和民間法發生沖突時，不能公式化的強調以國家制定法來同化民間法，而是應當尋求國家制定法和民間法的相互妥協和合作。第69頁——當法律規避不可避免或有必要的情況下，法律規避也許并不那么可怕，因為規避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規避者意識到國家制定法或一種權威的存在，當他們努力規避制定法時實際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國家法律的規則。第72頁——大多數情況下，守法和執法知識在特定約束條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種選擇。而且由于任何制定法都具有某種或多或少的彈性，法律不可能規定一切，許多法律有交叉，因此從特定角度看，法律規避必定是社會中的一種普遍現象，而真正的嚴格執法倒是一種例外，甚至許多嚴格守法和執法的行為實際上也是一種“法律規避”。這種現象在社會生活中經常可見。例如律師在為其委托人服務時，更多的不是查詢法律如何規定的，而是查詢遵循哪一條法律，做何種解釋，可能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們總是竭力避免那些不利的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解釋，而不是力求嚴格執法或守法。

第111頁——市場經濟的發展，至少到目前的經驗表明，總是伴隨著城市化，人員的高度流動化。不僅大量農民暫時或永久性的進入城市，而且許多城市居民也處于前所唯有的流動中。人員的高度流動性和城市化使人們更多同陌生人進行交往，使犯罪違法有了可乘之機。一般來說，處于陌生環境的個人對他人及周圍的環境都無法產生一種切身的責任感和道義感，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從事一些在家鄉或熟悉的環境中所不為的行為。例如，很少有人偷竊自己親人的東西，也很少見人們在家門口賣淫或嫖娼。這就是俗話中常說的“兔子不吃窩邊草”的現象。第130頁——經驗告訴我們，在許多國家和社會中關于法律機構的文字規定以及法律機構在社會空間上的設置很相似，然而法律的運作卻不很相同，甚至很不相同。

第142頁——然而，專業化也肯定會給法律運行帶來“負面”作用。專業化對法律運行的一個重大影響是法律判決的日益形式化。形式化在這里特指法官在判決時所明確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們的真實理由，而只是法律上的最好的理由。形式化還指，有時盡管從法律程序上是合法的，但結果卻不合理或不盡合理。第144頁——必須強調，指出法律專業化的弊端或者可能出現的弊端并不是反對法律人員專業化或司法活動的專業化。事實上我國目前司法活動的主要問題是專業化不夠，司法活動的獨立性不夠。但作為法學理論工作者，有必要研究并指出司法活動專業化之后的利弊。

第159頁——法律事實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他們是根據證據法規則、法庭規則、判例匯編傳統、辯護技巧、法官雄辯能力等諸如此類的實物而構設出來的，總之是社會的產物。

第177頁——在市場經濟發展，人民的權利意識增長的今天，同時考慮到中國的社會長期以來過分強調個人權益服從社會利益，應當側重于保護公民、特別是普通公民的權利。

第179頁——具體到賈案那就是，當文藝家行使憲法賦予的文藝創作的自由權時，盡管他無意傷害他人，卻有或者沒有過錯的傷害了他人，文藝家是否應當承擔侵權的法律責任；應承擔多少，什么是恰當的限制。而在邱案中問題是，當科學家行使憲法賦予的科學討論自由權和和公民的言論自由權時，盡管他無惡意傷害他們名譽權以及相伴的財產權，但有或者沒有過錯的造成了事實上的傷害，科學家是否應當對這種傷害承擔責任，應承擔多少，什么是恰當的和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案本身來看，其所涉及的并不是“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的問題，而是兩個個體之間所主張的兩種權利的沖突。

第225頁——然而，波斯納的這部法理學著作的貢獻又絕不僅僅在于它是美國的。的確，在一定意義上說，越是民族的，就月具有世界性，因此當波斯納對霍姆斯以來的美國法學傳統進行了總結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的以概念和政制為中心的法理學或者法哲學傳統時，這本身就是對法理學的一個重要貢獻。但這不必然被接受為法理學，如果它不是哲學的思考，如果它不能與西方的哲學進行有熊的對話 第二部分：一些感想

蘇力試圖告訴我們，這種“高歌猛進”的西法移植可能是有問題的，至少是有風險的：其問題在于這些移植來的東西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并成長為“法治”的森林，其風險在于這些東西可能破壞現存的社會秩序并使其失去自我完善的機會，從而使社會在演進過程中付出更大的代價。

到底什么是本土資源？本土資源中有一個核心的概念，即民間法。作者擔心國家制定法的擴張和民間法的萎縮，認為在中國當下強調理解民間法、強調國家制定法對民間法的適當妥協更為重要。我認為這種擔心大可不必。

本書中，蘇力寫道：“我不主張把法律視為一種抽象的、理想化的價值或體現了這樣的價值的條文，而更傾向于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為與人們具體現實的生活方式無法分離的一種規范性秩序。”

社會學的思想是蘇力一直堅持的一種態度，蘇力總是認為，法律一方面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另一方面又必將是在人們的具體實踐中生發出來的，是被“發現”的。蘇力本書意在起到提醒的作用，他指出，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的過程中，一味地強制移植西方“先進”的法律制度可能并非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并且有可能適得其反，破壞本土社會在市場經濟的陶煉下自我生成的機會及環境。他希望看到，在“建設法治”的過程中，更多地關注本國的國情和地方現實，在借鑒西方法律制度和文化的同時，不失對本土資源的關注和保護。付出更小的社會成本，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少幾個“困惑的秋菊”和“山杠爺的悲劇”。

我的研究方向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作為古老的訴訟形式，是由國家主導以解決被指控者與國家之間產生的刑事糾紛的專門活動。刑事訴訟起源于階級和國家產生的奴隸社會。那時，國家自以為是受到損害了，于是將某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并“用伴隨著立法行為的同一行動直接打擊犯人”。刑事訴訟有別于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刑事訴訟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的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做斗爭，以維護社會主義法制。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外國刑事訴訟制度有很大的區別。比如訴訟模式上，英美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而我國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比如美國有辯訴交易制度，而我國沒有。

下面我結合辯訴交易制度來談一下

辯訴交易制度對于完善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有著極大的可借鑒性意義，但是由于法律的本土資源的限制，又不可將其原封不動的移植過來。因此，對于辯訴交易的移植，我國的學術理論界主要存在著肯定說、否定說和緩行說。

1肯定說。持肯定說的學著認為辯訴交易制度極大的提高了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對改善我國刑事案件大量積壓的現狀很有幫助，陳衛東教授就認為，“刑事案件的擠壓和有限的司法資源之間的矛盾是辯訴交易得以問世并長足發展的重要原因。

2否定說。反對辯訴交易制度的學著認為該制度的引入不符合我國國情，不適合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

3緩行說。持緩行說的學者認為：引入辯訴交易制度是我國刑事訴訟的發展方向，但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刑事訴訟制度要進一步改革，在制度完備的基礎上再進行嘗試，如律師 辯護權要進一步擴大，進一步完善保護被告人權益的制度等。

在我看來：辯訴交易制度在我國是否可行，考慮到本土資源的限制，關鍵要看該制度的引入能否真正的符合我國刑事訴訟司法現狀，能否迅速有效的解決司法爭端，能否很好的實現公平與效率并舉。結合到蘇力所談的本土資源，辯訴交易畢竟是移植自美國的訴訟制度，我國要嘗試這樣一種致力于提高性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制度，必須充分考慮到我國的具體環境，考慮辯訴交易制度中加入防止司法不公正現象產生及其在出現司法不公以后加以救濟的機制，只有這樣，法律才可以被移植成功。

總而言之，我們要關注現實，關注本土資源，立法要符合現實生活的需求。不僅要守法，而且要變法。

第五篇：讀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有感

我國是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一度高達80%以上，法律在中國能否得以健全實施，關鍵在于法律能否在農村地區健全實施，農民階層是否積極擁護法律下鄉。中國法律制度不斷完善，普法活動不斷深入，農民的法律意識、法律知識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些年的全民普法活動使農民獲知法律的途徑日趨寬廣，普法與農村工作、農民生活聯系在一起，農民更

易接受法律。然而，司法實踐中遇到的法治解決鄉村問題帶來的困惑不得不讓我們進行深層次的思考，外在看來，普法活動已經進入了鄉村，但是從社會經濟文化的角度分析，地點和身份的差異、農民利益的流失，造成農民認識法律、學習法律的同時，又不信任法律，甚至遺棄法律。“農民工”是最近幾年出現的新名詞，農民離開土地走進城市掙錢謀生，游蕩在農民身份與城市新市民的身份之間，導致這個群體缺失身份認同感和地點的歸宿感。社會學的研究清晰論證了這樣一個道理：地點承載了身份的認同，承載了文化的意義。引入法律的視野，我們的法律考慮到了地點和身份的差異了嗎？正是因為當下法律主要以城市為規制對象，忽略農村地點的特殊性，農民或者認為法律與他們無甚關系而放棄維權，或者即使利用法律維權，或者由于具體的生活場景導致維權成本過高而予以放棄。除此之外，農民權利與國家權利的不對稱，如土地征用權的濫用，導致農民利益在流失，農民利益的流失，必然導致對國家的不信任，更不會信任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規范，最終出現的窘境則是法治無法滲入農村，無法建立現代法治國家。

追溯歷史，中國推行宗族制，在傳統鄉土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中國社會以倫理為核心，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家族社會，為了適應維護家族制度穩定的需要，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禮治的社會。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介入，各種革命或者改革以新的理想沖撞著舊的傳統觀念，傳統思想受到批判、討伐，宗族制度與現代法制的沖突，以及地緣、業緣等經濟發展在動搖著宗族的基礎。從形式上看，中國吸收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加以完善，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法律制度卻缺乏西方的法律土壤。現代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的工具，其適用于陌生人的社會，而中國傳統的“民間法”是在村民長期合作中自發形成的，其適用對象是熟人間的社會。“民間法”與現代法律蘊含著東西方的傳統背景，其碰撞導致現代法律無法在中國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同時傳統的“民間法”亦遭到外在的破壞。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法治進程看，法律正試圖排斥傳統的村規民約。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又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建立法治國家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是現代國家發展前進的方向，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法律制度能為文明社會的進步提供動力和支持，但是科學的法律制度不能脫離本土資源和本土文化，中國的法律體系需要尊重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要尊重中國的國情，更要尊重中國百姓的法律道德情感。法治與禮治的沖突是當前鄉村社會法治建設面臨的巨大的挑戰。

法治是制度之治,也是理念之治。加強農村法治建設,必須以提高群眾法律素質為基礎。離開了扎實的基層基礎工作,法治難以真正實現。面對著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的錯綜復雜，面對著國家意志與本土資源的差異，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尊重法律、尊重公序良俗、尊重基層民眾利益的基礎上，應該不斷探索鄉村社會法治建設的新道路，在國家法理和鄉土知識間尋找平衡點，為法治與禮治和諧適用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礎，推動現代民主法治跨越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