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改革首先應去官本位

教育改革首先應去官本位

擇校費之昂貴、好學校之不易尋、大學畢業即面臨失業……談起教育，人們總有很多意見。非他故，實因教育乃民生之基，與民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而“愛之深，責之切”。然而，人們已欣然看到，民之憂不僅成為總理之憂，更成為一項重大決策出臺以系統解決問題的發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正在加緊制定中。正所謂“憂之深，改之切”。

10月12日，溫家寶總理題為《教育大計教師為本》的講話稿被國內主流媒體轉載。從中，人們讀出了總理對教育問題的情真意切與深謀遠慮。在這篇7000多字的講話中，總理直面教育的諸多問題，亦直指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們的教育還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國家對人才培養的要求。”“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這些話，說出了公眾的共同心里感受，也道出了問題的實質。導致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現行教育體制落后于時代發展的要求。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教育體制的改革未能發揮應有的威力和效用，從而使教育在中國迅速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多的不適應。

教育的這些不適應突出表現在，教育不遵從教育自身發展規律，還存在嚴重的官本位現象，有的改革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官本位；教育還沒有建樹先進的教育理念，不太注重培育學生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不太注重公民意識培養和獨立人格塑造；所培養的和所需要的人才存在嚴重脫節；教師隊伍素質參差不齊，對學生缺少真正的“愛”與“尊重”，未能有效發揮教師作用等等。

凡此種種表明，我們的教育迫切需要進行一次系統性的、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追趕時代潮流，順應百姓期待。

“必須樹立先進的教育理念，敢于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在辦學體制、教學內容、教育方法、評價方式等方面進行大膽的探索和改革。”總理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切入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正在研究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或能站在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通過建樹先進的教育理念，建構科學發展的教育體制等，系統地解決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使教育在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上獲得長足發展，“讓人民滿意”。

也應當看到，教育體制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先進教育理念的建樹有賴全社會的共識土壤。智者的選擇在于，在最易形成共識的地方找到突破口，進而順勢而為地達到彼岸——這正需要決策者有相當的遠見。

第二篇：轉變政府職能首先應“放權”

尊敬的黨組織：

十八屆三中全會順利地落下帷幕，全會中涉及的行政體制改革的內容成為大家所關注的話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20日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以“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為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遲福林指出，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的亮點有兩大方面，一是建設法治政府，二是建設服務型政府。

遲福林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行政體制改革是一個重要的亮點，體現在兩大方面：第一，建設法治政府，要推進中國的法治進程，要促進公平、正義。第二，建設服務型政府，尤其是公共服務型政府。因為我們把增進人民的福祉,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作為政府轉變的一個重要職能。政府能不能建設成為一個服務型政府，是關系我們的改革出發點、落腳點的一個重要方面。而重點或者亮點就是從政府管理轉向了政府治理，所以在行政體制改革上，明確地提出來，我們要有效地政府治理，這是過去很少提的，這是行政體制改革一個新的亮點。

政府職能應如何轉變，遲福林認為，首先主要是放權，該屬于市場的權力給市場，第二，該給社會的給社會，第三，該下放給地方的下放給地方。對老百姓，這意味著，第一，去辦事不用那么多審批了，第二，去辦企業，審批手續在減少，而且未來向自主企業登記制度轉變，第三，需要服務，政府給你提供更好的服務，第四，辦事的時候效率比過去要高了，因為減少了審批，減少了程序。第五，可能原來的審批里還有各種各樣的名堂，甚至有尋租腐敗，這個也會明顯減少。所以，對老百姓來講，政府的簡政放權、政府的職能轉變，能讓大家從多方面會感受到它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他最后談到，這一次的簡政放權不會再是老生常談的話題，因為很多的前提變了。第一，我們現在政府的改革力度很大。第二，我們現在矛盾問題比較突出。第三，社會反映也很強烈，也給了一定的壓力。所以在壓力和改革的大背景下，比照以往會有重大的突破。因此，本次改革不會像以往所講來講去，最后卻也沒有落實，這個局面會有所改變。

匯報人：xiexiebang

第三篇：中國文化本位建設

“中國本位文化論”之重提與新詮

----紀念《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70周年 王達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薩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聯合署名在《文化建設》雜志第1卷第4期上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至今已有整整70年。

這個宣言也稱“十教授宣言”，或“三五宣言”，或“一十宣言”，文章很是短小。但是，正是這個短小的宣言，引發了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場關于“中國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國本位還是全盤西化”（以下簡稱“中國文化出路”）的大論戰，僅高峰論戰期就持續一年有半，余聲則延續至20世紀四十年代末，是中國思想文化界對中西文化比較和鑒選的最后一次，也 是最集中的一次大討論。

然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個文化宣言，在其發表70周年之際，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竟然寂落無聲，沒有任何形式的紀念與反思。這不但令人遺憾，也令人值得玩味。我于之有所不忍，乃撰寫此文以示紀念，并大聲向疾呼：目前中國尤是迫切需要重提和新詮“中國本位文化論”，并以之作為中國文化建設的方向。

甲部：背景與主張

一、“十教授宣言”之基本背景

在“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之前，中國思想文化界已經圍繞由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1920年）和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所提出的“西方文明破產”和“回歸中國文化”的問題，而爆發了一場同樣也是持續了十年之久的關于“東西文化觀”的大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由于力主中國文化路向的一派與力主西方文化路向的一派在人數以及論戰能力上的相差懸殊，特別是由于后者善于把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諸多不如意歸咎于中國文化頭上，所以從總體上來看，力主中國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對的弱勢地位。

“東西文化觀”的大論戰，主要還是就東西文化進行是非優劣的比較，而“中國文化出路”的大論戰則是直接承繼這種比較之結果，亦即是西方文化派相對勝出并占據了相當的話語霸權之后，明確提出了全盤西化的理論主張，而引發的一場不僅僅是中西文化優劣比較，更是一場直接關涉到中國文化路向選擇和中國文化建設戰略實施的辯論。因此，前后兩者緊密相關連，后者是前者的繼續和新高潮。

“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的始作俑者并非像后人所了解的那樣，是“十教授宣言”，而是由全盤西化論者首先挑起。1929年，在“東西文化觀”大論戰中出盡風頭的胡適在《中國基督教年鑒》上發表《文化的沖突》一文，提出中國人對待西方文化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態度是抗拒；第二種態度是全盤接受；第三種態度是有選擇性的采納。”他武斷地宣稱，中國已經沒有人再堅持“抗拒”的態度。他說：“日本毫不猶豫的接受了西方文明，結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讓我們希望中國也可能象日本那樣實現文化復興。

讓我們現在著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著手做的事情吧。”盡管胡氏沒有明確點出要全盤西化，但實際上是已經打出了全盤西化的旗子。這一點，胡氏在1935年3月發表于《獨立評論》第142號上的《編輯后記》中予以明確承認：“我前幾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發表過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手頭無此冊，記不得是哪一年的年鑒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非但如此，他還對當時的吳景超、陳序經等人說他是“文化折衷派”而不是“全盤西化派”表示了失望和不滿。但是，由于這篇文章，以及批評胡適全盤西化論調的潘光旦的文章，都是用英文撰寫的，傳播范圍不是很廣，故而在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的太大注意。

陳序經說胡適是“文化折衷派”是有其理由的。陳氏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學發表了《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他也認為，中國文化建設的路向有三派：“

（一）復古派——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

（二）折衷派——提倡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

（三）西洋派——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他說：“兄弟是特別主張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請注意，陳氏在這里提出的是中國文化不但要全盤西化，而且是還要徹底西化。陳氏和胡氏的區別正是在這里。因為胡氏始終認為：“文化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編輯后記》）換句話說，胡氏是把全盤西化作為中國文化建設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其最終目的仍然是要實現中國本位的文化。陳氏則不但把全盤西化看作是手段，還把徹底西化看作是必須的、必然的理想結果。

陳序經在中山大學的演講稿發表于1934年1月15日的《民國日報》上，并由此揭開了“中國文化出路”大辯論的序幕。但1934年上半年的辯論，規模還不是很大，而且其問題意識和思想深度之交鋒也比較淺顯。比如，千家駒寫有《略論陳序經博士研究中國文化出路之比較方法》一文批評陳氏的全盤西化論；穆超寫有《中國文化“全盤西化論”可以行得通嗎？》、《再論“全盤西化”》兩文，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示同情，主張中西調和，反對全盤西化。與此同時，則有馮思榮寫有《關于全盤西化論的比較方法》、呂學海寫有《再釋“全盤西化”》等文章來論證和支持全盤西化。這些文章都不長，大部分發表于《民國日報》上，影響也不是很大。

1934年下半年陳序經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該書是陳氏在1929年留學德國期間寫就的長文《東西文化觀》和中山大學演講稿《中國文化之出路》的基礎之上修改充實而完成的。在《代序》中，陳氏表示自己是順著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思考方式來分析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的，只不過是他與梁氏的結論與主張截然相反而已——“東西文化觀”論戰和“中國文化出路”論戰之間的承繼轉換關系由此可見一斑。陳氏在書中重申其在中山大學演講時提出的中國文化建設的三個派別。他從中國近代史上“中體西用”（陳氏認為其是折衷派）失敗的事例出發否定了“中體西用”的可行性，認為對中西文化采用“精神文化/物質文化”、“靜的文化/動的文化”、“人的文化/物的文化”的二元對立的劃分法是不當的，因為在他看來兩者之間存在著通融一體因而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換而言之，陳氏否定了中西文化調和折衷的可能性。

陳氏同時也否定了復古辦法的可行性，并認為中國人根深蒂固、久長深遠的復古思想和保守傾向延緩遲阻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并直接造成了中國文化和現實的落后。因此，剩下的唯一辦法就是實現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他認為，這不但能從近代以來中國人在態度上有一個從“中體西用”到“西體中用”再到“全盤西化”緩慢轉變的過程上得到證明，也能從近代以來中國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層面逐漸全盤西化的事實上得到證明。特別是，陳氏還認為：“（1）歐洲近代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2）西洋的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它是現世的趨勢。”即是說，因為中國文化“陳舊落后”，而西洋文化“先進強大”，中國文化就必須要拋棄，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不二法門即是全盤西化，否則中國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來，而且是逆世界歷史潮流而動。

陳氏一書，是一通盤整體而又深入細致的文化思考與理論表述，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中起著類似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東西文化觀”大論戰中的導火索的作用，因此能造成特別的轟動，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反響，特別是引起了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語）和“溫情與敬意”（錢穆語）的學者的強烈反彈。“十教授宣言”即是這種反彈的代表性的立場與表述，并成為“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真正開始的標志性事件。不難看出，“東西文化觀”大論戰是由中國文化派宣布西方文明破產和回歸中國文化而引發，而“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則是由西方文化派首先挑戰中國文化而引發。

必須說明的是，以上描述僅僅是“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在思想文化場域的背景，或說是導致論戰的直接因素。在現實層面，山河破碎、國事陵夷、內憂外患、民生困頓、政治腐敗等因素則是觸動“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的深層次原因。換句話說，這場論戰的參與者都是懷著為中國找一條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國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懷而參與其中的。

二、“十教授宣言”之基本主張

“十教授宣言”于1935年1月發表之后。受到了西化論者的強烈批評，因此王新命等十教授又于同年5月10日在《文化建設》第1卷第8期上發表《我們的總答復》一文，算是對全盤西化論者的批評的反批評，以及對宣言內容的補充說明。此外，王新命本人還單獨曾于同年4月3日出版的《晨報》上撰有《全盤西化論的錯誤》一文。

第四篇：本位咖啡簡介

本位咖啡簡介

本位咖啡，源于綠城之都—南寧。由有十幾年吧臺工作經驗的高級技師盧先生創辦，公司成立于2007年，主要經營咖啡店加盟連鎖、吧臺人員培訓、吧臺 物料供應及器具批發零售業務。

公司有專業的人士進行專業培訓和管理，有效彌補加盟的缺陷，經過不斷發展，本位咖啡以獨特的經營模式（18元無限續杯，咖啡、奶茶、花茶、冰淇淋任喝）吸引眾多人的目光，在短短幾年內，各連鎖加盟迅速發展，目前在廣西已擁有幾十家連鎖加盟店，成為廣西較大規模咖啡連鎖加盟公司之一。

淡淡的木質色調，給您帶來森林的氣息，充滿著浪漫，簡約的設計風格，充滿著休閑與時尚。在這里，已成為都市白領休閑、商務洽談，朋友聚會的場所。憑借著多年的經驗，本位咖啡調出自己獨特的咖啡和奶茶，深受廣大消費者的愛好。

本位咖啡昭平分店于2010年5月1日正式開張，位于興隆街91號（原來福滿園蛋糕店），交通便利、環境優雅，主要經營原產地單品咖啡、花式咖啡、奶茶、果汁、花茶、冰淇淋以及各種小吃； 本位咖啡昭平分店內設包廂，設備齊全,環境安靜。

聲明：本店咖啡用咖啡豆磨成粉后現煮，懂得喝咖啡的人都應該知道工作流程，絕非用咖啡粉沖泡。本店吧臺出品先上單點，然后逐步再上續杯。顧客多時續杯會慢，希望顧客理解。

第五篇：教育改革

姓名：高霞學號：41204035班級：英語師范二班

教育改革對中小學課堂的影響

高考改革的新聞繼續發酵，引發社會極大關注。根據教育部最新披露的消息，教育部已制定完成有關考試招生改革總體方案。其中，最令社會關注的一項變化是：探索外語不再在統一高考時舉行，而是實行社會化一年多考的改革，由學生自主選擇考試時間和次數。在應試教育盛行的今天，考核方式的變化將對中小學課堂產生一系列從教學模式到教學內容的影響。

影響一 考試的科目分布更加合理化。

中國自古以來注重教育，享譽全國的大教育家不計其數，例如孔子，孟子，程朱等等，但自宋但以后，中國教育的弊端逐漸趨于明顯。這一現象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政治等等的關系密切，但是于中國教育的內容有 很大的聯系。中國的教育向來關注人的內心，怎樣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怎樣有更加和諧的人際關系，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領邦相望，民老死不相往來”等都是如此。而西方社會更注重解決實際問題，致力于人在現實中活的更好，所以不斷給個動力，發展工具，而這些方面中國無一樹建，究其原因，教育的成分不可忽視。以往高考的三門主項--語、數、外，均屬工具類，而多數國家為語、數、科，其導向和效果的差距不言自明；如若中國的教育改革繼續深化，對教學科目的結構不斷優化，在基礎教育中加入興趣類，科學類的科目，對學生進行科學啟蒙，培養觀察力，激發好奇心與求知欲，將逐步解決應試教育的學科結構問題。

影響二。英語教學內容將更加科學，合理。

中國的外語教學本身問題較大、效率極低，學生從幼兒園到博士階段一直在學習英語，但是收效甚微，因為應試教育下的英語學習忽略了語言本身的最基礎的目的-----交流。應試教育下的英語學習重心完全錯誤，學生多以單詞和語法為主，但是聽說讀寫能力不佳，導致學生掌握大量詞匯和句法，但組織不出正確的詞句，口語表現最為明顯，中小學學習若干年的英語之后，做不出流利，完整的自我介紹。此外，由于教學中教師多關注學生的成績，課堂多練習強調語法，忽略發音，語氣等等，導致學生口語問題嚴重，發音錯誤，影響了學生今后的英語學習。

英語教育改革推行后，英語教學將發生很大的改變。首先，語言的學習應以“交流”為目的，以聽說讀寫為中心，提高學生的英語理解能力，尤其應該重視英語口語與聽力理解，強調學生語音的準確性，不斷地提高正真正的英語能力，讓學生能說出準確，流利的英語。此外，英語教學將改變單一的以課本為主線的教學，可引入西方國家的文化背景，歷史淵源，地理知識，在文化為基礎的背景下學習，更能幫助學生理解與掌握這門語言。且

可以引入英文歌曲，英語名著，科幻小說等學生感興趣的方式，讓英語學習輕松有趣，影響三 英語教學方式將更加輕松有趣。

在課堂教學方式上，以往的教育多采取傳統的教學模式，以教材為準，老師講，照本宣科，不斷地重復被視為考點的語法內容，不斷地用漢語解釋英語的語法規則。學生的任務是聽講，并記下老師所講的重點內容，不斷重復記憶。練習多采用題海戰術，用大量的習題不斷的鞏固復習，英語教學難免枯燥，長此以往會讓學生喪失興趣。

在課堂教學模式上，改變以往枯燥，乏味的課堂，改變死記硬背式的學習方法，引入先進的學習方法，加入活動環節，讓學生參與其中，使學生變成課堂的主人。讓英語學習輕松有趣，使學生的英語學習以興趣為主要驅動力，切實的推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支撐中國的國際化與現代化。

影響四.學生學習更加自主

以往的教育模式下,學生的學習都是在壓力下強制性的學習,學習的方式只是在題海中不斷的枯燥重復,.長此以往,學生的學習沒有絲毫的熱情與興趣,但是教育與改革之后,學習會在相對輕松的環境下進行,英語學習會更加輕松有趣,學生會在興趣的激勵下,采取更加積極自主的學習方法,采用觀賞英語英語影片,排練英語話劇，練習英語配音等有趣的方式，自己研究更加實用的英語，以此來提高英語學習的效率。

英語教育在中國國際化與現代化的過程中不可或缺，長此以來英語教育存在的巨大問題已經不斷暴漏并開始著手解決，此次的改革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有一定的弊端，但從長遠考慮，利大于弊，改革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