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行政集權和分權的利弊

教育行政的集權制與分權制的利弊是什么

中央集權制和地方分權制的教育行政各有利弊。具體而言，中央集權制的優點在于可以統一國家的教育目標、方針、政策和法規，統籌規劃，全面安排；國家可以有效地調節各地區的教育發展，對教育落后地區予以重點扶持；教育行政權力集中在中央，可以加重中央政府對教育的責任，發揮中央辦教育的積極性；可以統一教育標準和要求，易于考察和控制全國的辦學水平；有利于教育政策、法令的推行和教育經驗的推廣。然而，中央集權制也有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容易形成不顧地方特點和條件、強求一致的局面，從而對地方因地制宜發展教育事業造成不利影響；教育管理的主要責任集中于中央，不利于調動地方發展教育事業的積極性和責任感；中央集中管理，地方缺少自主權，客觀上使得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工作者趨于保守、僵化，缺少靈活性，降低了教育管理的效率。

教育行政管理的地方分權制的主要優點是：教育行政權力分散，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發展教育，使教育適應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機關執掌有關的教育權力，有利于充分發揮其辦教育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地方自主管理教育事業，有利于地方及時處理和決斷有關教育問題，提高教育管理的效率，同時反過來也能促使中央集中精力更有效地履行其宏觀管理的職能。教育管理的地方分權制的不足之處主要是：教育行政權力分散，不易統一政令、統一標準、統籌規劃及統籌兼顧；各地條件不同，對教育事業的認識不同，容易造成教育的不平衡發展；各地自主行政，中央調控能力有限，不利于組織地方之間的教育協作。在大當今世界急劇變化的教育和社會形勢下，中央集權制和地方分權制都面臨著挑戰，許多國家都在進行積極的改革，探索建立適應本國特點的，更科學、更完善的教育行政體制。一般來說，世界各國教育行政的體制改革的戰略選擇和發展趨勢可以概括為：一些實行教育行政集權制的國家，正在嘗試突破集中化管理體制模式，向“非集中化”方向發展，以利于發揮地方辦教育的積極性，加強對教育事業的民主管理；在一些實行教育行政分權制的國家，以不同的立法形式，逐步加強中央政府對教育事業的控制，已經或正式出現權力相對集中的趨勢。

第二篇：領導力：放權、分權與集權

領導力：放權、分權與集權

作者：賈春寶

歷朝的開國皇帝都擁有強大的野心與領導力，仔細研究開來，這些寶貴經驗，對于在市場經濟中創業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鑒作用。本文僅以北宋為例，看看宋太祖在治國時候所體現出的高超領導力。

宋朝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在職官制度上的五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和軍事上內重外輕。這個可以具體到文武兩條線的舉措。

先看武的方面，趙匡胤在周世宗在世的時候，可謂韜光養晦，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與下屬的擁戴。在五朝十三帝的**年代，自然擁有很大的奪權機會。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時候，利用契丹與北漢聯軍進犯的消息，發動陳橋兵變，就是趙匡胤極大的進取心之表現，兵不血刃地把后周的天下整個端了過來。趙匡胤以國之重臣與皇親的雙重身份竊取了后周的天下之后，又極力避免有后人效法自己的做法，被下屬“黃袍加身”代替自己當皇帝，所以做了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傳說中的“杯酒釋兵權”削掉高級將領的兵權，其中包括當初稱兄道弟的“義社十兄弟”。

趙匡胤首先動員擁有兵權的高級將領解甲歸田，然后選拔新人接替其空缺出來的職位。他不僅把元老們的功績歸零，或者轉化成為可以及時兌付的東西。同時，選擇那些資歷淺而聽話，易于管理的人做左膀右臂，會讓人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這一點就使趙匡胤清除了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

北宋在軍事上設置樞密院（相當于當代的國防部），將掌兵權與調兵權分開，樞密院大體是文官政治，雖然負責調兵，卻不懂軍事，也不負責管兵。樞密院負責軍令、調動和高級軍官的任免；“三衙”統率禁軍；兵部負責后勤事務和管理地方的廂軍；吏部負責武官銓選。宋太祖趙匡胤“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于驕墮”。這種辦法可收到“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將官專權的威脅，當然，負面結果是對作戰十分不利，這也是導致宋朝對外用兵的時候顯得“肌無力”的重要原因。

宋朝在兵源上實行募兵制，其中一種，就是每逢有饑荒，從饑民中招募士兵，補本城。宋朝政府對從饑民中招募士兵的辦法是“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也就是說把社會上的可能反抗者變為鎮壓者，一舉兩得。這種“以暴制暴”的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在社會治安管理中的矛盾。

宋朝還有個從后周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就是從地方廂軍中選拔出強壯者充實到中央禁軍。戰略要地與邊疆的派兵，注重中央與地方的對抗性。這種被稱作“強干弱枝”的做法也是宋朝軍事制度的一個特點，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對外抵抗入侵的時候，沒有任何戰斗力。北宋在軍事結構設置上，把兩司變成三衙，讓更多的人做領導，卻又讓誰都做不了最大的領導，這是分權，放權的同時分權，就是在集權。把調兵與戰爭的決策權，甚至具體戰役所使用的具體部署，都要由遠在千里之外的皇帝來指揮，因此就會時常出現貽誤戰機的情況。文官調兵與強干弱枝，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之類的特色，本身就是在削弱諸如子弟兵那樣的情感基礎與默契程度，也起到了弱化團隊戰斗力與向心力的效果。

北宋的軍事管理機制把士兵當作棋子，而不會被感情所左右，這本身保證了朝廷的安全，同時也極大地弱化了軍事管理中的人性化成分。同時也讓帶兵打仗成為單純的技術工種，而負責訓練與帶兵打仗的都是武將，武將以無條件“服從命令”為天職，成為單純的戰爭機器。在文的方面，開科考試方面，趙匡胤“發明”殿試，把所有來參加考試的舉人都變成“天子門生”，從根本上杜絕朝堂上的政治利益集團對皇權的威脅，而且為隨后的宋太宗通過科舉錄用的文人形成井噴之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基本治國方略方面，趙匡胤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在重文輕武的宋朝，誕生了很多名垂青史的文人騷客、詞曲畫家。讓宋朝擁有理學與儒家學派深厚的社會土壤，并使得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宋朝的讀書人擁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

再看趙匡胤留下的政治遺產在現代管理方面的價值與啟發。

在平臺機制的設定上，做領導需要多創造針對下屬破格提拔的機會，領導者需要尊重每個人向上爬的內心需求，注重協調前朝舊臣、自己的功臣以及潛在賢人之間的關系。

趙匡胤把權利細分，并建立調配與制衡機制，在動態之中保持平衡，這個是符合時代發展的總趨勢的。所謂制衡機制，并不單純是御人之術，更多的是領導提供形象展示平臺，所謂御人之術更多的是從被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來的。

在現代機構的管理上，要想保持穩定，首要的是數量上的匹配，總部的市場人員必須相對強勢于分支市場的規模，這是固本之法。其次是要經常換防。就是經常在區域市場之間進行管理人員挑換，雖然動態的換防會形成官僚作風，但官僚制度恰恰是長治久安的基礎。我們不主張在管理的時候勾心斗角，而更多的需要上下齊心，但實際情況往往是人都有進取心。既然陳橋兵變是趙匡胤進取心的表現，那么因何就要阻礙別人同樣的進取心呢？畢竟總不能說進取心是不對的，所以對領導而言，下屬的進取心是需要被限制的。

對領導而言，面對權利的分配，首先是看對人，對自己的忠誠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有制度約束，讓他們從理性上難以做出不好的表現，再次是要講究策略，基于心理層面的研究與利用。在御人之術方面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

作為領導，要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是授權，中層就必然會爭權奪利、弄權、濫用職權，因為他們分享的是高層的權，分食的是基層的利。所以既然授權很有可能被分權，領導被架空，最終要承擔全部責任，這對老板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最終還是要集權。

領導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是：部署很厲害，一經授權，遲早會弄權。所謂弄權的核心就是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所支配的行為，即使下屬可以很好地控制私欲的膨脹，也會很難完全駕馭他們自己的下屬的思想與行為。當中層領導都是一些權臣，自然會對高層老板構成威脅，授權與分權的同時注重集權，收放自如的領導才是安全的。

授權的基礎是信任。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在職場與商場之中，不會有與生俱來的信任，懷疑心重等于警覺性高，警惕性高一部分是由于大環境本就如此，另一部分是自己曾經受到過傷害。

關鍵是要有安全感，彼此之間增加信任的核心，老板必須學會自我保護，用制度的方式，用尊重并滿足其心理需求的方式來進行企業管理，領導對下屬的知情權是管理的基礎，對中層領導而言，即使得到信任與授權，先斬后奏也必須要及時奏，這是對中層最基本的要求。

作為領導與老板，需要大小事情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管。這就需要在授權之后不定期檢查，因為授權不等于放棄知情權，一旦你的知情權被剝奪，就意味著你被架空了。

老板一旦被架空，你這個老板就會從有權無責變得有責無權，讓自己變得很無辜，雖然把權利授予了值得信任的人，但依然難以抵擋人之本能的侵蝕，自己卻非常不放心。

任何一個級別的人，不管是不是領導，都需要擁有清醒的意識與成熟的判斷，耳聽為虛，眼見也未必是實的。畢竟眼睛與耳朵是有高度選擇性的，甚至記憶都是有選擇性的，所以要想在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審時度勢，依托心理研究而制訂應對之策。

對領導而言，授權要得到授權的好處，是高難度的；授權給員工，最終的結局大體都是不歡而散，不是被得勢的下屬干掉，就是要把他干掉。

對中層而言，只有讓自己尊重高層的權利，有所忌憚；具有戰略高度地為基層爭取利益，這才是值得托付的中層。離領導越近，就越會危險。在《易經》中講“三多兇四多懼”。因為距離領導近了，不僅會跟基層隔離，連領導都要對自己嚴加防范。作為現代企業的領導與老板，還是多學習一些歷史吧。

第三篇：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體制中的集權與分權

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體制中的集權與分權

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集團成為經濟生活中重要組織。而企業集團因其有特殊的企業組織形態和復雜的產權結構，在管理實踐中存在一些體制陷阱。企業集團因其結構特殊性使其有別于一般企業，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首要任務就是建立健全財務控制機制，核心是財務控制的安排，而財務控制權包括集權模式與分權模式，需要考慮財務戰略，規模大小，管理水平，經營效益等。有的企業集團提出管理的目標是“集權有道，分權有序，授權有章，有權有度”，應該說這是集權與分權特別理想的狀態。因此選擇一種什么樣的財務管理模式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就集團財務管理的集權與分權作一闡釋。

關鍵字：企業集團集權與分權面臨的問題有效選擇

在我國，企業集團是指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利益，多個法人以一定的形式結合起來服從于體現共同利益的某種決策體系的經濟聯合體。其具有群體行，以資本為紐帶，規模大等基本特征。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體制是指企業處理財務活動中的組織框架和管理機制，主要包括組織框架的安排，財務管理體制的劃分和財務管理機構的設立等內容。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體制的核心是決策權和控制權的劃分問題，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方法。根據企業集團的實際，圍繞企業戰略，確立一種適合的企業集團財務控制模式，通過結構的設計，制度的制定，工作組織的計劃，及恰當的措施，保證數據完整可靠，推動企業資源整合，實現資本保值增值和利潤最大化，是企業集團的最終目標。

一、企業集團財務管理體制中的集權與分權

集權型：在集權模式下，財務管理決策權高度集中于母公司，母公司對子公司實行嚴格的控制，實施統一核算，統一調配資金，實行集中管理。特點：財務權利高度集中于母公司，對子公司人、財、物和產、供、銷實行統一經營、管理、決策和核算，各成員單位只是執行集團公司的財務決策。優點：管理效率高，能控制子公司的行為，有利于在重大事項上迅速地做出決策；有利于母公司發揮整體資源的整合優勢，提高整體資源的利用效率；通過集團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的整體優化利于降低成本、統一協調集團資金，取得規模效益。缺點：決策信息掌握不完整，可能造成決策低效率甚至失誤；制約了子公司理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難以應付復雜多變的環境；企業信息不利于橫向溝通。

分權型：在分權模式下，母公司只保留對子公司重大財務事項的決策權或審批權，不干預子公司日常的生產經營、財務事項的決策權與管理，其對于公司的管理強調的是結果控制，即對子公司完成受托責任的情況進行考核與評價。優點：企業集團高層能夠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集中于最重要的戰略決策；子公司可在授權范圍內可以直接做出決策，節約信息傳遞的時間；有利于激發成員單位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性，提高經濟效益。缺點：難以統一指揮，縱向溝通不及時，重大事

項的決策進度被減緩了；上下級溝通慢，信息分散化和不對稱現象較為常見；分權單位容易各自為政，缺乏整體觀念，忽視集體利益。

二、企業集團企業集團在財務管理模式選擇上面臨的問題

目前，我國部分企業集團是通過兼并、重組、聯合形式組成的，有的甚至是通過行政命令強制捆綁在一起，組織形式松散，缺乏足夠的控制能力，對下屬子公司的管理大多存在‘以包代管’的現象，子公司除了年終上繳管理費以外，幾乎擁有大部分決策權，也就是分權式的財務管理模式。其結果必然導致企業集團的內部財務目標不協調、小家利益和大家利益不協調的情況發生，從而使集團內部資源的配置、優勢互補受到一定限制，最終導致企業集團整體實力和市場競爭力的下降。

同樣，一些選擇集權式財務管理模式的企業集團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一，財務決策權過于集中在集團公司，決策通常考慮全局，容易忽視個體，一旦決策失誤將對公司造成嚴重影響。這種集權更多地是一種行政性集權，子公司財務管理在整個經營管理過程中的作用只是被動地反映企業經營成果，財務管理在事前預算、事中監督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發揮。財權與行政事務權混淆，使企業財務無法按經濟規律有效地進行管理。其二，一些企業集團規模較小，內控制度不完善，而集權財務管理體制必須借助設立結算中心、財務公司以及引入內部銀行機制等手段，會計人員由集團公司統一管理，與各子公司的經濟業務脫離較大，往往導致會計信息失真。其三，一些中小企業集團本身規模較小，人員較少，再設立結算中心、引進內部銀行機制，其業務和管理顯然不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專業和完善，難免重蹈企業辦社會之覆轍。這樣看來，無論選擇單一的集權模式還是分權模式的財務管理體制，都達不到企業集團經濟管理的要求，必須建立一套綜合的財務管理體制，在集權與分權之間各取所長，相互協調才不失為一種優秀的財務管理體制。

三、企業集團在財務管理體制中集權與分權的有效選擇

1、企業集團選擇有效的集權模式：在集權模式下，企業集團的各項決策權集中在集團母公司，集團母公司集中控制和管理集團內部胡經營和財務，并做出相應的決策權，所有子公司必須執行母公司的決策，各子公司只負責少量財務預測及日常經營管理。

財務管理效率的提高，則能全面控制子公司行為，通過對集團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優化，可降低成本，整合財務資源，取得規模效益。但此模式是基于對子公司經理層不信任的假設上。其最大的缺陷在于無法調動子公司經理層的積極性。因此，此模式適應這些情況：企業集團的規模不大，且處于初創期；子公司在集團整體性使得母公司不能對其進行分權。

2、企業集團選擇有效的分權模式：在分權模式下，母公司只保留對子公司重大財務事項決策權或審批權，而子公司只分到日常財務事項決策權和管理權。在這種情況下，子公司相對其獨立，母公司不直接管理公司的生產經營與財務活動。

分權模式有利于調動子公司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各子公司擁有一定的理財自主權，其理財的積極性及創造性較高。財務決策周期短，應對市場變化能力強。子公司擁有一定的財務決策權，效率較高，但分權模式也有一定的缺陷。各子公司間資源調動受到一定限制，不利于合理配置資源，影響經濟規模的發揮，導致內部資源的浪費。

3、使用集權、分權集合的模式：這是一種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混合模式，這種模式顯示結果的重要性，同時對可能出現的財務傾注于力度，實行關鍵控制，這種模式不同于集權式，它既不是過程控制，也不是結果控制。

一般來說，集權式式我國的首選模式，從嚴理財是唯一正確的財務思想。事實上，大多企業集團在財務管理的選擇和應用上都采用了集權與分權相互滲透的辦法，只是在實際運用中，因企業文化的不同，執行力度和效果存在很大差異。要把肄業集團母子公司權力分配上集權與分權劃清界限，促進企業集團不斷發展。

四、結束語

企業集團公司是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市場達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現代企業的重要的標志，它與單一的企業存在很大差別，企業集團財務管理的內容繁雜，涉及面較廣。根據具體規劃，及時了解各單位財務報表狀況及內部控制制度，更好地為其服務。

集權與分權歷來是企業集團面臨的最大難題。因為它們是相對的，既沒有絕對的集權，也沒有絕對的分權，企業集團應根據具體環境和競爭的需要，在分析自身特點的基上應結合各部門、各單位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設計、構建和實施行之有效、切合實際狀況的財務管理體制，并根據企業集團的發展變化不斷修訂和完善。

參考文獻：王棣華、谷棋：《高級財務管理》2009

肖曉春：《企業集團的控制－集權與分權的安排》2011年第5期

耿云江：《企業集團財務控制體系研究》2008

第四篇：財政分權[定稿]

政府間財政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在公共收支上的權責關系。

財政聯邦制：實行聯邦制國家采用的一種制度，指在各級政府之間劃分稅收收入和公共支出的一種制度安排。

財政管理體制：也稱預算管理體制，通常定義為處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級地方政府之間財政關系的基本制度。內容包括確定財政管理的主體與級次、公共收支的劃分原則與方法、財政管理權限的劃分以及財政調節制度和方法等。突出特點是地方各級政府沒有公共收支的立法權。

財政分權：指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權力和支出責任范圍，并允許其自主決定預算支出規模與結構，使處于基層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選擇其所需要的政策類型，并積極參與社會管理，其結果便是使地方政府能夠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

優點：使政府產出更適合當地偏好；鼓勵政府間存在競爭。

缺點：可能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了；難以實現公平收入分配。

財政分權的衡量：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權（地方政府自身公共收入占國家公共收入的比重、地方政府總公共收入構成、地方政府的稅收控制指數）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占國家公共支出的比重

支出責任安排的原則：考慮到各級政府財政職能定位和公共物品的層次性，主要有以下原則：財政公平原則、政治責任原則、行政效率原則。

收入責任安排原則：公平、效率、穩定原則

稅收控制指數：是地方政府各稅種收入比重乘以各自權重后的加權平均指數，是反映地方政府稅收自主權的一個重要指標。

分稅制主要形式：分稅額、分稅制、分稅率、分稅種

我國的分稅制分稅制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的一種財政體制，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和公共財政理論要求的，這是市場經濟國家運用財政手段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較為成功的做法。市場競爭要求財力相對分散，而宏觀調控又要求財力相對集中。這種集中與分散的關系，反映到財政管理體制上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與分權關系問題。分稅制較好的解決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問題。1994我國開始實施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九年來，這一改革，對于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調動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加強稅收征管，保證財政收入和增強宏觀調控能力，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分稅制的實質、劃分原則及依據分稅制是按稅種劃分中央和地方收入來源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實行分稅制，要求按照稅種實現“三分”：即分權、分稅、分管。所以，分稅制實質上就是為了有效的處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和財權關系，通過劃分稅權，將稅收按照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有時還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兩大稅類進行管理而形成的一種財政管理體制。分稅制的實施，既是一國政府法制建設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是一國以法治稅思想在財政、稅收制度建設方面的體現，又是一個國家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在稅收管理方面的體現，也是一國財政管理體制在稅收方面的體現。

轉移支付制度

轉移支付的必要性：（1）外部性。地方政府提供的地方性公共物品有時存在外部性，當某個地方提供的某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收益超出其本地區范圍而外溢到相鄰地區，從而使其他地區的居民在不承擔任何費用的情況下也同樣獲得收益時，便產生了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問題。一般來說，地方政府作為代表本地區利益的主體，只考慮本地區居民的利益，對于利益外溢的地方性公共物品和服務，地方政府承擔了額外成本，從而降低了其提供這類服務的積極性，導致給了公共產品提供不足。若由中央政府提供這類公共物品和服務，雖然解決了 外部性問題，但隨之產生了效率損失問題。所以中央政府提供轉移支付彌補地方政府因提供此類公共物品而帶來的成本損失是經濟地方性公共物品外部性最公平、最有效的辦法。（2）縱向均衡。（3）橫向均衡（4）需求收入彈性。形式：（1）無條件補助（2）配套補助（3）限額配套補助（4）專項補助。粘蠅紙效應

我國現行轉移支付制度：（1）轉移支付財力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2）稅收返還。兩稅返還，所得稅基數返還，出口退稅基數返還

我國的財政分權問題

第五篇：稅務師監管集權論文

而此前，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02年9月10日曾聯合下發過一份《關于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注冊稅務師行業與注冊會計師行業實行”統一領導，分行業管理“決定的通知（財辦[2002]35號）》，這份文件要求“各地兩行業協會實行統一領導工作，并應于2002年底完成”。

1月20日，北京市稅務局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同其他省市一樣，北京市的注冊稅務師管理機構的合并工作進展順利，并早已完成。”

但這位資深稅務官員同時指出，合并后的注稅管理機構“兩不像”，既不像從前的行政性機構，也不像獨立意義上的“協會”。“客觀地講，合并后行政的色彩依然十分濃厚。”

監管之弊

《通知》的核心內容是，要求各省（包括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下同）稅務師管理中心和省稅協辦事機構予以合并，組成新的省稅協的辦事機構即省稅協秘書處。秘書處由省國稅局代為管理。《通知》同時強調，保留省注冊稅務師管理中心的牌子，以便于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職能。

一位業內人士介紹，注冊稅務師的職能，主要是在涉稅市場業務中接受納稅人的委托，代理從事各項涉稅事務，并貫穿于稅收征納的整個過程。其代理業務主要包括咨詢服務、代理記賬、代理納稅、稅收籌劃以及稅務機關委托辦理的其他事務。

另一方面，合并前的“省稅協”全稱省注冊稅務師協會，是稅務代理機構和注冊稅務師自愿組成的地方性社會團體，對代理機構和組成人員實行行業管理的專業性非贏利性社會組織。

中央財大稅務系副主任劉桓介紹，一般來說，注冊稅務師管理中心由現任稅務局領導出任負責人，而注冊稅務師協會的負責人多為退休的前稅務局領導。

目前，各省的注冊稅務師管理中心都掛靠在省稅務局（省國稅或者省地稅），編制則是下屬的事業單位，同信息中心、機關服務中心性質類似，但并非獨立法人。其主要職能則是對全省稅務師事務所和注冊稅務師實施行政管理。

“管理中心雖然比較輕閑，但卻掌管注冊稅務師和注冊稅務事務所的審批、年檢等生殺大權。”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標準部一位業內人士稱。“保留這塊牌子的背后，實質上是某些人的利益難以觸動。”

據了解，僅收取注冊稅務師資格考試費用一項，管理中心每年即可獲取相當豐厚的收益，近年來，眾多地方人事部門也積極要求參與其事。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有業內人士甚至認為，注冊稅務師管理機構的合并僅是響應財政部及稅務總局關于“統一領導，分行業管理”的一時舉措，并沒有觸動根本利益。

一位研究稅務多年的專家稱：稅務系統機構設置重疊；協會難以發揮行業監管職能；由稅管中心管理的稅務師事務所工作人員大多來自本省稅務系統，與稅局領導之間關系千絲萬縷；一些稅務師事務所并沒有真正從事代理或咨詢，只是按照企業“意愿”辦事；稅務局的監管和服務職能合一，對自身卻缺乏監管等。

但對于此次合并，這位專家坦承，“最大的好處，可能就是可以加大對稅務事務所和注冊稅務師的監管力度。”

事實上，合并前的“省稅協”只是一個行業自律性組織，對稅務行業的監管尚存有較大的欠缺，多數省市均沒有設立常設辦事機構，因而多數是“虛位以待”。而稅協和管理中心長期混淆在一起，以致造成互相推諉責任，不利于行業監管的事情時有發生。

“由雙方共同成立一個秘書處，而且將秘書處設置成處級單位，即是期望通過將協會的行業監管和管理中心的行政管理予以整合，以加大對行業的監管力度。”這位專家稱。

這位稅務專家指出：目前市場上注冊稅務師行業已然競爭非常激烈，由于歷史遺留問題的影響，注冊稅務行業的從業人員素質普遍低下，因過度競爭造成的企業與事務所之間的非正當合作關系等愈加嚴重，已嚴重影響整個行業的發展和國家稅收的繳收，因而對稅務行業的整治已非常急迫。對此問題，安徽國稅局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對稅務師事務所提供的有關企業財產損失證明報告、納稅籌劃等文件，省局一般都只是參考，而不是最后決定。

“因為擔心質量問題，還有一個較嚴重的問題則是，目前對企業的偷漏稅等問題缺乏明確的責任認定程序，稅務事務所似乎并不承擔責任。”這位官員稱，“與注冊會計師顯然有很大的差距。”

這位官員接著說到，“期望成立秘書處能夠解決所有問題，顯然是治標不治本。”

“三師合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的一位專家認為，提升稅務行業的整體質量，必須將注冊稅務師和注冊會計師、注冊資產評估師合并起來，最終形成一個統一的、高層次的、包容性強的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行業管理組織才能實現。

早在2000年5月，時任國務院清理整頓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領導小組組長、財政部部長的項懷誠就曾鄭重宣布“三師合并”的計劃。

此后不久，國務院發展中心“規范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的管理”課題組受國務院清理整頓經濟鑒證類社會中介機構領導小組辦公室委托，幾經調研后，提出了將注冊資產評估師、注冊會計師和注冊稅務師進行合并的改革思路。中國注冊計師協會一位高層解釋說：注冊會計師、注冊資產評估師、注冊稅務師三個行業的發展有相同的歷史淵源，都是在注冊會計師的基礎上起步、分化形成的，且專業知識基本一致，操作過程中使用的資料基本相同，服務方式和手段相近，業務上的包容性和互補性較強等方面的特征。

事實上，注冊資產評估師和注冊會計師的合并相對順利，前者原歸國有資產管理局管理，后來國資局并入財政部門，中國資產評估師協會順理成章地與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合并。

“沒有利益關系的轉移，所以合并才會如此快捷。”中注協這位高層如此表示。

但該高層話鋒一轉，“注冊稅務師就難說了。”

民間的一種說法是，按照“三師”合并的思路，注冊稅務師要合并到中注協，必然牽扯到國家稅務總局的既得利益。

對此，該高層拒絕發表意見。

而國務院發展中心的研究報告卻認為，中介機構分散在各個部門管理，很容易將行政權力滲透到中介機構；每個部門搞“自留地”，擁有批準一些所和一些資格認定的權力，致使一些中介機構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公正性。

另一個事實是，2002年12月，中注協已將其監管職能歸還至財政部的會計司、條法司和監督檢查局，只留下服務職能。

中注協剝離出去的監管職能包括：批準設立會計師事務所、對注冊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行為進行處罰等。

如果真正實施三師合并，注冊資產評估師的監管職能劃至財政部應無障礙，但注冊稅務師的監管職能如何安置則成了難題。

“財政部會極力爭取，但國稅總局也不會輕言放棄。”國稅總局一位人士稱：“最后結果還不好說。”

香港建華基金

張家口第一毛紡廠下崗工人老雷說，他以前缺錢都是在當地的一家香港基金—建華基金公司—貸款。

老雷幾年前下崗后，投資3萬元開了一家鋪面，經營日化用品，遇到資金緊張時，他向建華基金貸款4000元，去掉費用220元，老雷拿到3780元，分三個月共6筆還清。

據老雷說，其借款年利率高達22%，貸款的上限為8000元。

相比ILO／中國城市就業促進試點項目，建華基金的劣勢是明顯的。

項目的每筆貸款相關費用主要有：貸款利息（按人民銀行基準利率執行）、擔保公司擔保費（銀行利息的50%并貸前交付）、房產評估費（房產評估價值的20%）、辦理房產產權證費85元、公證費30元等，總計費用相當于貸款額的8.5%，比建華基金貸款成本低得多。同時，項目的最高限額為5萬元。

據部分從建華基金貸款的人介紹，建華基金辦理貸款的速度要快得多。

實際上，建華基金背后的實際運作方為，注冊于美國賓西法尼亞州的希望國際(hope international)。

據希望國際中國區負責人杰姆介紹，希望國際為一家國際慈善機構，在烏克蘭等國家都有分部，2000年4月來到張家口，基金的名稱現在為“張家口市總工會希望基金辦事處”，基金總額為100萬人民幣，同年7月開始運作。

據希望國際內部人士透露，由于沒得到中國政府的允許，希望國際開始和香港建華基金天津辦事處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合作。建華基金現已停止在張家口的業務。

張家口市總工會法律保障部周繼文部長介紹，希望國際在張家口的合作方最初為張家口紅十字協會，但因為每兩萬的費用，希望國際最終轉向了工會。

此外，希望國際還與經貿委下屬的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簽有合作合同。

2002年11月初，張家口市總工會與希望國際簽訂協議，希望國際可以掛在總工會之下，算做工會下屬辦事機會推薦的下崗職工以一定的優惠，將年利率下調10%。

周繼文表示，目前已經有相當一部分下崗職工受惠，但希望國際的這種運做方式還并不為很多下崗職工所知，今年他們的計劃是加大宣傳，并會到包頭市下的一些大縣設點。

希望國際的賬

希望國際最早張家口開展小額貸款業務，從2000年3月份開始運作。

據杰姆介紹，希望國際主要面對當地資金緊張的小商人，具體方式為每千元在三個月內的費用是55元。

他認為，希望國際的最大優勢是不需要抵押，貸款人只需找到兩位有固定收入的生意人、最好是公務員進行擔保即可，基金業務員經過調查后予以確認。

貸款數額在3000元到8000元之間，期限在3個月到6個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每兩周還一次。

按照希望國際的收費標準計算，貸款人所付年利息在22%，幾乎是現行銀行貸款水平的4倍。

對于“高額貸款”的說法，杰姆很不以為然。他表示，所收的這部分“費用”是按照國際水準進行的，目的只在于增加貸款人的壓力，讓貸款人真正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困難。

在兩年半的時間里，希望國際逐漸受到了小商人的認可。至今為止，已經貸款1494筆，貸款總額700多萬元，加上在張家口下屬的宣化縣的放貸數額，基金的總業務達到了880萬，受惠人數達到600人。

據杰姆說，隨著業務的拓展，希望國際正準備加大基金總量，同時考慮與工會分道揚鑣，與張家口民政局下的社團進行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相關部門的負責說，希望國際的作法并沒有違反法律；小額貸款難題

1月10日，由中國人民銀行會同財政部、國家經貿委、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共同制定的《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正式出臺。

《辦法》規定，小額擔保貸款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貸款利率水平確定，不得向上浮動。從事微利項目的小額擔保貸款由中央財政據實全額貼息，展期不貼息。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官員透露，幾天前頒布的實施細則中，微利項目限制在年利潤不超過2000元的范圍內，寶山表示，這個標準過低，是與實際脫節的，更何況鼓勵下崗職工創業實施貼息的政策本身就值得探討。

米險峰表示，小額貸額為下崗職工創業提供了機會，應該按照市場的方式運行，貼息是沒有必要的。

另外，《辦法》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地級以上市都要建立下崗失業人員小額貸款擔保基金，所需資金主要由同級財政籌集，專戶儲存于同級財政部門指定的商業銀行，封閉運行，專項用于下崗失業人員小額擔保貸款。

這部分貸款擔保基金委托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政府出資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或其他信用擔保機構運作，尚未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的地區，由同級財政部門會同經貿部門、勞動保障部門報經當地政府批準后可成立新的擔保機構。

姚春生介紹，這些擔保公司是1992年、1993年各地經貿部門成立的，由財政直接撥款，一般效益都不太好。

據包頭項目的合作擔保公司百佳信用擔保公司經理王清透露，公司2002年共擔保資金大約4000萬元，實現利潤100多萬元，但目前公司未能追嘗的資金就達150萬元之多。

他說，這還是基于擔保公司隸屬經貿部門地通的原因，一些國有企業為了能夠順利的度過項目審批，還款還算及時，一旦中央機構改革，經貿委的變動將導致擔保公司唯一的一項非市場優勢可能消失。

王清表示，在為下崗職工進行擔保的同時，擔保公司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反擔保品能否變現和可變現多少，這是解決代償之后的問題關鍵。

擔保公司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擔保的比例，這將決定它收取保費的多少，是其利潤所在。《辦法》規定，貸款擔保基金收取的擔保費不超過貸款本金的1%，由地方政府全額向擔保機構支付，這直接決定了擔保公司保費收入的降低（一般為銀行利率的50%）。

《辦法》同時規定，小額擔保貸款責任余額不得超過貸款擔保基金銀行存款余額的五倍。而實際上，在三個試點中，小額貸款的責任余額和貸款擔保基金銀行存款余額的比例一般為1:1，擴大比例很難做到。

原因首先在于擔保公司雖然增加了保費收入，但并不愿承擔難以追償的風險；另一方面在于銀行。

米險峰分析，在比例擴大的情況下，一旦出現不還貸款的現象，就很可能帶來后繼的“雪崩效應”，大批人的不還款將是擔保基金難以解決的，此時的風險自然會轉移到銀行方面。包頭市項目合作方交通銀行包頭分行郝占魁行長表示，大多數貸款者的反擔保抵押都是房產，相當一部分是很難變現的，對銀行而言，1:1顯然是最安全的比例，擴大比例的前提是信用等級的提高。

提高比例的途徑在包頭已經有了初步的嘗試。賀俊介紹，在SYB培訓的基礎上，包頭已經成立了創業企業協會，并已經成功注冊。創業企業協會內部訂立自律章程，配合貸款發放的條件考察和及時的還款。

賀俊表示，下一步的目標是建立協會內部“小老板”之間的互保，這樣就可以是信用擔保逐步得到實施。這樣，像老雷一樣的下崗職工沒有抵押品的情況就可以得到解決。

米險峰提出了徹底的辦法，即由小老板們運做擔保公司，行業協會完全可以成為中介擔保組織的運作機構。這方面，在東南沿海一帶已經有了先行者。

矛盾在于，擔保公司由政府管理可以導致強有力的執行，但缺乏市場機制的引導；擔保公司由行業協會管理，又會產生一系列的行政成本，導致執行的困難。

讓銀行方面最不可接受的是，在《辦法》中，沒有提及反擔保事宜，鄧寶山說，這將成為辦法執行的最大障礙。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系家湯敏1月21日接受本報采訪時說，目前有兩個誤區使我國的小額貨款沒有像在許多國家中一樣能迅速成為大規模的運動。

其一是，把小額貨款僅當成一項扶貧措施，把貨款對象僅限于貧困戶，限制了其在中國的發展潛力。

其二是，中國的小額貨款沒有與金融部門結合起來，僅由國際多邊與雙邊組織或是由地方政府群眾團體出資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