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憲政與分權讀書報告

《憲政與分權》讀書報告

● 胡桂芳

本書是一部關于西方歷史上憲政與分權學說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專論，作者通過回顧西方近三個世紀的分權學說史，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系。它表明了分權學說作為一種政府理論，始終沒有為一個有效穩定的政治制度提供一個足夠的基礎，但它的演化反映了西方世界中賦予三種支配性價值的重要性，那就是效率、民主和正義，這些價值仍然是今天西方社會不可忽視的價值，同時，它一直想要努力解決的問題，即一方面要控制權力的行使，另一方面又要保證政府的有效運作，也仍然是今天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在這里，作者選取了三個均以權力分立作為它們立憲政府基礎的國家——英國、美國和法國來進行考察。這三個國家在分權學說的歷史上基本上遵循了相同的歷史進程，有著許多相同的歷史遭遇，但它們不同的傳統、革命歷程和政治情境，以及受不同的主導學說和理論的影響，又決定了它們將走著一條非常不同的道路。

一、分權學說在英國

無論從理論還是政制實踐上來看，英國都可視為是近代分權學說的發源地。

在17世紀中葉以前，關于分權的理論都只是一些分散的思想碎片。分權的觀點最早可以從古代政治思想家們關于法治和法律至上的觀點中看出，從亞里士多德到14世紀的馬西里烏斯，他們都認為只有兩種統治職能，即制定法律的職能和執行法律的職能，而且從上帝神啟法律到統治者制定法律再演化到立法權或立法職能，其間又摻雜了許多其他的觀點。如自然法理論、法律的命令理論、博丹的主權理論。同樣，執行權則與司法權始終交織在一起，有的將王權分為統治權和司法權（P24），有的將統治權分為立法權和執行權，直到17世紀中期，始有人提出立法、司法和執行三分的觀點（P28－29），但這里的司法是指作出判決，執行僅指執行法院的判決而言。這些混亂的關于職能劃分的觀點直到孟德斯鳩才得以實現向現代意義的完全轉化。

與分權的古代觀點不同，混合政體的古代理論，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紀哈林頓的《大洋國》（1656年），1都得到了廣泛的贊美。混合政體的中心旋律是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P31）。其意在通過社會中不同階級參與統治來防止某個階級獨攬權力，進行暴虐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有限政府的理論。這種理論在君主統治的社會里是一種有利于中產階級的理論，所以，它在英國成了新貴族和上升中的資產階級與國王相妥協的政制形態，并且始終占據了英國政制理論的首要地位，而權力分立只是一個從屬的、第二位的要素。

權力分立是在國會與國王的長期爭戰中引入英國政治生活的主題的。并開始與混合政體理論相結合。（P36－37）英國內戰的早期，查爾斯·赫爾勒、菲力普·亨頓2兩人的思想對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后來的米爾頓、薩德勒、戴利森3等則主張純粹的分權學說。但長期國會的現實和克倫威爾攝政的失敗，證明了沒有制約的立法至上和純粹的分 12 這些古代思想家還有亞里士多德、波利安比等。P32－33。

其中赫爾勒認為混合政體的三種要素：國王、貴族院和平民院，應當置于同等的地位，還第一個提出來關于機構的職能劃分的任何理論都具有的基本問題：如果立法機關限于僅僅通過法律的話，那么它有什么來保證它的命令將被恰當地執行呢？亨頓認為，政府的三個要素，如果其中有一個占主導地位，將會有一個更穩定的政制。但這種混合不能強大到足以推毀君主制。于是他主張授予君主懸制否決權，主張立法權分享（實際上主張君主至上）。3 戴利森還看到了法官的獨立并行使相當獨特的職能這一點，P42。

邦憲法的制定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經驗。8其中最重要的兩點是：第一、大陸會議式的大會制政府被拒絕了，它在獨立革命時期曾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集中行使政府一切權力可能帶來的威脅使各州放棄了這一作法；第二，純粹分權學說被拒絕了，它曾先后在賓夕法尼亞州、佛蒙特州作為它們立憲政府的基礎，但接踵而至的內部劇變同時宣告了它的破產。當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保留了下來，如權力恰當分立的思想、制衡的思想、人民授權的思想、設置兩院制的思想、司法審查的思想（P147）等等，并且這些思想在美國國父們那兒得到了很好的整理，1781年，杰佛遜出版了《弗吉尼亞州札記》（P142），強調了權力不僅只是分立，而且要受到其他權力的積極制約和約束。在1787年的制憲大會以及《聯邦黨人文集》中，詹姆斯·威邇遜和麥迪遜等人更加精辟地闡述了權力分立和制約平衡的思想，他們強調了人民至上的觀點、強調了建立一個統一的聯邦的重要性、以及聯邦與州分權的思想等等。（P148－162）他們的思想不僅給予反對派有力的反擊，而且成了美國憲法的基礎，雖然我們在此無法作詳細的回顧，但他們的名字卻永遠與美國憲法聯系在了一起。

三、分權學說在法國

18世紀的法國與英國和美國不同，法國人民需要徹底的革命，他們拒絕與君主妥協，拒絕那種英國式的混合政體，而抽取了孟德斯鳩分權學說中關于權力分立的部分，以適應當時的政治情境。但他們的極端使他們一次次掉進他們無意設置的陷阱之中，拿破侖帝制、波旁王朝復辟、巴黎公社等等的復雜經歷使他們的革命漫長而又艱難，這是美國所沒有的，因此，作者把1789年到1958年分權學說在法國170年的歷史喻為是1776年到1787年10年間美國歷史的延長。（P227）當然，問題遠遠沒有這么簡單，這里有一些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力量在起作用，法國思想家們探索自己政府理論和政治制度的過程與美國國父們一樣有意義。我們可以把分權學說在法國的演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748年到1789年，我們稱其為理論醞釀時期。在這一時期，有兩個具有特別影響的人物，那就是孟德斯鳩和盧梭。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論法的精神》一書，它帶給法國的影響正如法國革命一樣，是革命性的，雖然它也對英國和美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思想是那樣強烈而持久地占據了法國人們的頭腦，以致大大影響了法國政治的進程。（孟德斯鳩對分權學說的經典闡述我們可以在書的第83頁至第84頁看到。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們不能忽視的語言，即使現在的人們談起分權，就沒法不想到孟德斯鳩，不想到他的這些精辟的闡述。）與孟德斯鳩齊名的另一位人物是盧梭，他于1762年發表了《社會契約論》一書，闡述他的人民主權理論，他將人的活動區分為表達意志和執行意志，從而與他所理解的立法權和執行權相對應。并強調了兩者分離的重要性，強調立法權只能屬于人民，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受制于人民的至高無上、壓倒一切的立法權。盧梭的人民主權的思想似乎比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更適合革命年代的法國，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和掩蓋了孟德斯鳩的理論，成為法國人民戰斗的口號；但也給予了分權學說一些新的方向和新的力量，為法國向議會制政府邁進開辟了道路。

第二個階段是1789年到1875年，我們稱其純粹分權學說的時期。這也是法國歷史上最不穩定的時期，立憲君主派、吉倫特派、雅各賓派、熱月黨人、第一帝國（拿破侖）、波旁王朝復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國、第二帝國（波拿巴）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在這一期間間立憲活動不止，其中1791年憲法采取的是立憲君主制、1793年憲法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制、1795年憲法采取的是議會君主制，1848年憲法是一部總統共和制，這些憲法雖然存在的時間非常短暫，但它們卻提供了以權力分立為基礎的立憲政府的不同 8 1762年，奧蒂斯最早提出了美洲人對那種今天被稱之為司法審查的制度要求。P121。

看到隱藏在這些制度結構背后的基本價值。

然后，作者在此批判行為主義學派理論的基礎上，結合分權學說的歷史和19世紀、20世紀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發生的一些新變化，提出了自己關于憲政理論的一個基本模式。這個模式以價值為中心線索，以職能、結構和程序為基本要素，并且通過價值把它們聯系和區別開來。這是一個融貫的、開放的模式，是一個由價值需求引起職能、結構和程序變化，而職能、結構和程序變化必須回應社會價值的互動過程。

首先，作者對分權學說長期使用的職能概念進行了新的分析。他指出，傳統的政府職能三重劃分（即將政府職能劃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種職能和三個部門的作法）從來就沒有真正實現過，即使可能，事實上也不可欲，因為它將涉及政府活動的中斷，而這是無法容忍的。（P303）他又提到了阿爾蒙德關于政府有多重職能的觀點，并指出任何職能劃分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他舉了兩個例子來予以說明，第一個來自法院，第二個來自文職官員，事實上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著全部三種職能，他還以英美法為例，表明規則制定權是如何在三個部門中融合的（P303－304）。那么，在過去那些年代，分權學說和制度理論是如何在這三種職能之間維持區分的呢？他提到了兩種主要的方法，一是確立一個規則的等級體系，其他規則要服從最終規則制定權的檢驗；二是職業忠誠或正直，即某個部門的人員都承認某些職能是他們的首要職能。在此分析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將政治體制（他沒有使用政府一詞）的職能分為兩個層面，共六種職能。首要的層面關系到政府與公民或其他政府之間關系，或稱外部職能，包括規則制定、某種裁量性的職能、規則適用和規則解釋，這是法治或立憲政府的基本要求，同時他還指出了裁量權的重要性。（P311）第二層面的職能關涉到政府各部分之間的內部關系，或稱內部職能，包括控制和協調兩種，在西方早先的幾個世紀，更多強調控制性的職能，這種控制包括劃分政府、平衡權力等內在控制手段，也包括選舉制、人民主權等外在控制手段，現代的控制手段則更趨多樣化，包括政黨、社會團體、新聞輿論等的大眾控制。協調職能則是19世紀后逐漸占主導地位的旋律，它表現為要求權力的合作和融合，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因此，如何在控制職能和協調職能之間取得平衡也一直是政治體制努力的目標。通過這些新的關于職能的分析，作者試圖擺脫任何表面化的權力分立，而是挖掘深藏在傳統的職能三分后面的基本意圖。

其次，作者還分析了與職能緊密相關的關于組織結構的概念。一般來說，西方制度史直到19世紀末就是政府逐漸演化成為三個重大分支或部門的歷史，然而，到本世紀中期，這種演化似乎停止了，制度發展采取了一種新的、更復雜的模式，如美國獨立管制機構的出現、英國各種委員會形式的組織的出現、各國總統、內閣等行政權力的擴張等等。部門之間的界限顯得模糊了。因此開始有人論辯說，這一發展實際上是一個勞動分工的問題而與權力分立無關。作者在此區分了兩種結構類型，一種是科層結構或稱等級結構，另一種是同等機構，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價值模式，等級性結構強調速度和效率，特點是行動統一而迅速；同等性結構強調意見一致和民主，但行動難免冗長復雜，會阻礙決策。實際上，大多數組織都是等級結構和同等結構因素的結合，英國政制中議會中的國王、國會中的國王代表了它們的某種結合。但同等機構組織與一般規則的制定似乎先驗地緊密關聯，而等級結構的組織與法律的適用看來相互間非常協調。（P323）這就是為什么貫穿整個西方思想史，從馬西里烏斯到目前，作者一直有一種傾向，認為只有兩種政府職能，兩種似乎與組織結構的“自然”傾向如此齊整對應的傾向。（P324）但事實上，每一種結構完成的都不是一個壓倒一切的工作，而是若干工作。這些工作與它的結構相聯系而不是與它的職能相聯系，如立法機關就不僅只是立法，同時它還完成一些諸如財政控制、監督行政、糾正冤錯等與它的同等結構相聯系的任務。司法體系的建立則是一種有意識的將不同類型組織的價值結合起來以實現特定目的努力，它是在效率

第二篇：《憲政與分權》讀書報告

《憲政與分權》讀書報告

一 作者簡介：

M.J.C維爾，19世紀英國著名的憲法學家、法學家。他在憲法和法學領域影響較大。曾發表過《憲政與分權》一書，在20世紀的英國乃至全世界引起巨大轟動。

二 本書簡介：

這是一部20世紀的主要從政治社會學角度對分權和憲政學說加以分析的重要著作。憲政和分權問題是西方政治法律學說的核心問題之一，它關心的是國家的政治權利的組織構成。其表現為二，一是如何有效地制約權力，防止濫用權力，因此有了種種分權學說。但分權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分權的問題，分權之后還有一個如何協調分立的權力以有效實現國家職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分權和憲政問題的另一表現。

17、18世紀洛克和孟德斯鳩正式提出了近代的三權分立的學說，標志著分權學說是上的一個重大發展。此后，盡管英、美、法國等西方國家在實踐中分別有不少新的經驗和做法，也有一些作者分別就本國的憲政分權問題作了極有貢獻的闡述；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卻很少有人系統地，特別是全面地在一般層面上闡述憲政與分權問題。因此，維爾的這部19世紀60年代中期的著作，總結了到其寫作時西方國家的憲政分權實踐和經驗，容納了直至當時的一些歷史上的重要研究成果，無疑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三 主要觀點評述

(一)分權學說和制度理論

“權力行使是實現西方制度理論家的社會價值的關鍵：他們所關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即要保證政府的權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權力行使不致摧毀政府權力有意促進的價值”。分權學說和代議制政府理論同樣構成憲政政府的主要支柱，分權學說的精髓思想仍然是今天西方政治理想的實踐的至關緊要的成分。這部著作就是考察憲政思想的一個重大問題:分權學說，同時考察與之相聯系的一些混合整體理論和制衡理論。分權的“純粹學說”也許可以這樣表述：“為了政治自由的建立和維護，關鍵是要將政府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門或三部分。三個部門的每個部門都有相應的、可確定的政府職能，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職能。政府的每個部門都一定要限于行使自己的職能，不允許侵蝕其他部門的職能。進而，組成這三個政府機構的人員一定要保持分離和不同，不允許任何個人同時是一個以上部門的成員。這樣一來，每個部門將對其他部門都是一個制約，沒有任何一群人將能夠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分權學說的最后部分實際是純粹理論的改造，引進了混合政體的理論，即“對權力行使實行一套積極限制”的觀點，給與每個部門一種權力，可以對其他部門行使一定的直接控制。

（二）分權學說之基礎

政府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職能，這些職能范疇今天構成了我們思考政府結構及其運作的基礎，但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些范疇是一些反映了有關政府性質問題的觀念逐漸發展的結果。

分權思想首先得益于古代思想。“古代思想的最大貢獻在于它強調了法治，強調了法律對于統治者的至高無上”中世紀認為，法律是上帝之律法在社區習慣的體現，因此政府只能有一種職能，即司法的職能。“促使‘立法權’的出現是法律的命令理論的發展；這種觀點認為，從根本上看，法律是一種秩序或禁止的表現，而不是一種不變的習慣模式；14世紀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的著作明確顯示了立法職能和執行職能概念的出現與中世紀對待自然法的態度之結束的聯系。但馬氏也沒有區分司法職能和執行職能，而事實上分立的行政職能這種觀念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概念，一直到18世紀末才比較完全發展起來。

17世紀，約翰·薩德勒和喬治·勞森都提出勒立法、司法和執行三重職能劃分并作了論述。他們都是從判決和執行法院判決來看待司法和執行職能的。在英國內戰，分權學說的一個根本要素，即將政府職能抽象分類成兩個或三個范疇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

然而，分權的另一要素，即不同職能由不同的人掌握，這點則來自混合政體的理論。“混合政體理論的中心旋律是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并且我們將看到，在分權學說發展的某些階段，有一種將這些制度分別等同于行政、司法和立法‘權力’的傾向”。當然，兩種理論的換檔過程是緩慢的。混合政體理論為分權理論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兩種理論都關心在政府內建立內在制約來限制權力。”（32）。在前者，權力分為君主、貴族院和平民院；在后者，為不同職能的機構。從前者到后者的困難在于，這兩類機關并非對應。因此，“在混合政體這一古代理論向現代分權學說的轉化中，要注意兩個主要步驟。首先是堅持特定機構應限于行使特定職能。第二是出現了對獨立的司法部門的承認，這些司法部門將擁有與君主、貴族院和平民院同等的地位”（34）。

這個過程起點是國會支持者查爾斯·赫爾勒，他強調國王、貴族院和平民院具有同等地位。亨頓也主張混合政體，但為保證君主至高無上，需確認君主是行政權的唯一源泉。后來隨著國王和議會的斗爭，“那種國王是唯一執行者的要求被轉化為一種非常不同的要求，即國王只能關注法律的執行”（40）。

發展的下一步是，認為到“如果要使個人自由不受侵犯，立法機關也一定要受限制；這種限制很多不是限制國會行使真正的立法職能，而是限制國會的一些統治企圖，限制它們干預那些令立法成員不快的個人之生命和財產”（40）。立法機關一定要限于制定法律并且其自身不插手具體案件。

（三）均衡政制理論

隨著王朝復辟，分權理論為一種更適合復辟的君主制政府性質的觀點所取代，但立法至上，以及權力分立的基本思想都成了基本的思想要素。在這過程中，自主的“司法權”的觀點得到發展。勞森的觀點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他提出國家有三種權力，立法、司法和執行。

洛克則協調了均衡政制理論中立法至上與權力分立的關系。洛克從自然狀態下下人民擁有的各種權力中找到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的源泉。他強調獨立、不偏私的法官，但并未提出與立法行政權相并列的司法權。洛克提出了第三種權力，即結盟權。洛克堅持這種分類原因在于，在對外事務上，政府不是在“執行”，不是在實施法律，政府不可能對國內事務受事先控制。

洛克主張立法和執行權一定要置于不同的手中，否棄絕對君主制的中心點。他強調立法至上，但這不是指執行者只是一個幫差，他在行使自己的職能時應當完全從屬于立法機構。相反，立法機構的權力限于行使自己的恰當職能，只能限于分配正義，并由已頒布的持續的法律和其授權為人所知曉的法官來決定臣民的權利。立法至上不是立法機構以它希望做的任何方式做它所希望做的任何事的權利。對于執行權，“由于他心目中想到的是復辟了的君主制，因此在立法職能的行使上，洛克給予國王一定份額”，當然，“洛克和美國的國父相似，認為在這方面執行者的作用本質上是否定性的作用。國王的正式權力是同意或不同意兩院通過的立法”。

在洛克那里，有了均衡政府理論的一些主要因素，即立法權威的分享，以及政府職能的劃分。到了18世紀，該理論探討的是權力分立的三個部門是應當盡可能相互獨立還是應當精心保證其各自的真正獨立受到其他部門的權力的限制。博林魯克強調，由不同人員組成的機構之間的政府職能的部分分享和部分分立是英國政府體系的根本特點。這顯示了在十八世紀，混合政府理論同化并取代了權力分立理論，英國人對待其憲制的態度將長期保持這種模式。

（四）孟德斯鳩的思想

《論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因此在歐洲和美洲偉大變革、發展時期的開始之際，它很有幫助。孟德斯鳩對人性不抱有信心，所以必須控制權力。他界定了三種類型的政府：共和國、君主制和專制國。共和政府還分為貴族制和民主制，他暗示了某種形式的權力分立對一個民主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孟氏對君主制的態度接近其本土的資源，它不是英國意義上的有限君主制，而是一種由法律統治的君主制。他對君主制的表述也隱含了機構和職能分離的思想。孟氏把英國的制度看成是一個也許可以公正地稱之為共和國，卻穿著君主制外衣的國家。在此，他表述了三種權力，立法、執行和司法，也就是頒布法律的權力、執行這種公眾決議的權力以及審判個人性案件的權力。其實根據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說法，政府應該有四種職能：立法、執行、對外權、司法。孟氏將中間二者合為“執行”，這種做法模糊了一個事實，“在政府活動的大量領域內，那些負責政府日常決策的人并不是在‘執行法律’，而是在行使一種非常廣泛的裁量”。孟德斯鳩的偉大的創新意義在于他對“裁判權”的討論。他不僅堅持司法和立法執行并列，而且將這一權力從立法機構中的貴族部分中分離出來，授予國家的一般法院。他強調立法執行代表了社會力量，而司法機關則不應當附屬于任何具體的階級或職業。

他對司法部門的強調還有兩點影響深遠，其一，法官一定要遵守法律的文字。其二，他強調在對個人保護問題上司法程序的重要性。“堅持‘正當程序’是憲政學說的精髓；在這一學說的發展中，孟德斯鳩的思想構成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臺階”。

“他還確立了政府有三個部門:立法、執行和司法的觀點”，“各個職能應當由恰當的政府機構行使”，“三個部門的人員不應重合”。他還談到了立法權和執行權的制約和平衡，這主要吸取了混合政體的理論。首先法院不需要受到制約，“法院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它是代表了每個人同時又不代表任何個人的機構，不代表國家的任何社會力量；它不被視為一種制約，也不必須對它實行制約”。總的來說，“他改變了先前半個世紀中英國作者對于立法至上和混合政制的強調，他因此為權力分立學說再次作為一種自主的政府理論的出現鋪平了道路”，“從這時起，權力分立理論就不再是一種英國的理論；它已經變成了一種關于立憲政府的普適標準”。

（五）無敵憲制及其敵人

“均衡政制和權力分立，這兩種理論構成了1640年之后的二百年里憲政理論的一種模式，它們以一種奇怪的、相互吸引和排斥的關系而相互聯結。權力分立是均衡政制中不可或缺的，因為平衡這個概念必然要假定以分立為基礎；但這種必然性強加給均衡政制理論一個負擔，即要維護其自身毀滅的淵源”。因為權力分立明顯適應上升中的中產階級的需要，“那種趨向更大程度民主制的運動產生的后果是抽去均衡政制理論中的君主制和貴族制因素，只剩下權力分立作為立憲政府理論的唯一基礎”。

《論法的精神》強調了權力分立的重要性，雖然其來源于英國的均衡政制的著述。而對于大多數英國思想家權力分立只是對維持政府的三個部分——國王、貴族和平民——的權力限制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從屬方面。布萊克斯東的任務就是要盡可能地吸收孟氏的學說，“承認權力分立是英國政制理論的一個關鍵部分”。他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孟德斯鳩關于立法權和執行權分立是一種必需的觀點，他說，執行權必須應當是一個部門，但作為整體的立法機關不必是一個部門。布萊克斯通所述的司法權比孟氏所述更為重大，他說：由國王提名但不能由國王隨意撤職的人組成的特定機構，這種獨特和分立的司法權的存在構成一個維護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種程度上普通司法既與立法權又與執行權分立，這種司法權是不能長期維持的。“這就是美國憲法司法權的位置得以確定的基礎；布萊克斯通是孟德斯鳩和首席大法官馬歇爾之間的關鍵聯系，因此，盡管布萊克斯通沒有倡導對立法進行司法審查，但美國人對司法部門的看法是來自布萊克斯通而不是來自孟德斯鳩”。在其他方面，布萊克斯通追隨了洛克繼續強調了立法至上。

在這段時期的很多政制斗爭，人們都借助權力分立學說作為支持。反對改革的人和溫和的改革者則使用均衡政制理論。而在美國，人民則拒絕接受當時已確立的政制理論。民主情緒高漲，激進派拒絕一切君主和貴族的特權。如潘恩出版的《常識》強烈地抨擊了混合政體和均衡政制。而邊沁的思想演化，則說明了英國激進派和美國和法國的政制發展相似。“權力分立學說，雖然在英國1770到1830年間作為唯一的激進思想很有意思，但它再也無望達到它曾首先在新獨立的美洲殖民地、然后又在大革命的法國達到的廣泛流行和意義重大的巔峰”。

（六）分權學說在美國

《弗吉利亞州憲法》是一個標志，分權學說第一次獨自作為一種立憲政府理論而樹立起來。到18世紀中期，均衡政制理論在美洲確立起來。但隨著與英國的關系的惡化，它開始受到批評。批評的武器是權力分立的學說，原因有二，首先殖民地政府的政務會的權力過于集中。政務會由英王任命，是立法機構的上院，向總督提出建議，還在總督領導下充當殖民地的最高法院。第二，在美洲人看來殖民地制度沒有恰當地使權力分立。常常存在總督抱怨立法權過大，而立法機構則堅持一些權力比如控制住財源是他們保持自身獨立的唯一手段。雙方各訴諸孟德斯鳩的兩個思想，混合政制理論和權力分立理論，進行爭辯。

為了將殖民地制度改造適合權力分立理論。“在革命時期，殖民者對總督職務的態度就是剝奪其一切專有權，并將之轉化為一個純粹的執行性位置。他們并不想重新創制英王總督，他們是按照執行權這個詞的恰當含義第一次將一種執行權制度化”。1776年賓州憲法建立了一個單院制立法機構，一個由人民直接選舉的多頭行政機構，即最高執行委員會。它建立了一個檢察委員會，每七年審查一次憲法的運作，并調查立法和執行部門。但純粹分權學說沒有做到這一點，因為它與混合政體的以權力抗衡權力的理論不同，純粹權力分立學說依賴智識上對政府各種職能的區分來保證權力分立，并依賴選舉來獲得認可。在其中，亞當斯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了馬薩諸塞州憲法。逐漸的18世紀中期的均衡政制的全部著重點都改造了。

（七）分權學說在法國

分權學說在法國革命前并未有制度實踐，因此可以說法國的制度變革相對美國是革命性的。進一步說，該學說在法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得到堅持。這里面不得不提到盧梭。盧梭確信人民主權不可分割蔑視均衡平衡的理論。但他的觀點僅限于主權層次，政府職能卻是可能區分的。政府職能分為立法和執行，立法權只能屬于人民。“盧梭的執行部門指的是‘政府’的全部機器，并且盧梭拒不允許將這種權力委托給一個代表性議會，因此，任何這種議會，如果存在的話，也只是‘執行部門’的一部分”。實際上，“盧梭將孟德斯鳩的一切理想型政府都歸在‘執行權’之下。一切形式的政府，無論其如何組成，都受制于人民的至高無上、壓倒一切的立法權”。至于執行部門如何組成，則是一個便利與否的問題，在某些國家分割“執行權”是可欲的。盧梭對大眾主權的強調符合了革命時期法國的情緒。盧梭的觀點是對混合和均衡制思想的直接抨擊，但并未直接與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觀點不一致，因此在沖突中權力分立的觀點保留下來了。而后，馬布利和西哀士的著作將來自孟德斯鳩和盧梭的思想加以合并，并使之適應代議制政府。西哀士創造了一種第四“權力”，即制憲權，這種權力只在民族手中。這個民族通過把立法權委托給議會、把執行權委托給國王來行使這種權力。因此，這每一種權力都具有“代表”的特點，并且他們都享有某種同等的地位。各個權力都必須限制在其恰當的職能范圍之內，并防止其他權力的干涉。“因此，西哀士又回到一種更符合孟德斯鳩而不是盧梭的關于立法部門和執行部門的觀點。

1791年憲法的基礎是一種極端型的權力分立學說，它一開始就橫掃了所有特權、貴族等級以及封建或其他的社會區別。1795年憲法再次確認純粹權力分立。比較美國和法國的思想可以發現，法國的革命從來沒有完結，君主和貴族的威脅依然存在，制約平衡理論必定會不可避免地相聯系。而后，1815到1848年整個時期的政制論述都圍繞著國王、大臣和議會的角色問題，其背景與英國爭論的背景相似，在論述中都使用了英國政治的經驗作為證據來支持這種或那種觀點。并且，他們的著重點在于政府各部分之間的行動統一。而后1814－1889年混合政體思想占主導地位。可惜的是當時是極端腐敗的制度，因此在1848年的革命中分權又作為革命思想上升，可惜“在法國，這最后一次同純粹分權學說的調情如同前幾次一樣都以專制告終”。而在這之后，以《共產黨宣言》為標志，政制思想開始越來越少強調法律和政制的形式，更多注意政治生活中的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

（八）政治理論，憲政和行為主義的方法

20世紀行為主義者對政治理論展開了批評，憲政理論受到了抨擊。作者把佩恩、納米爾、達爾當作三位極端的行為主義者，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強調‘人性’，以致完全排斥政府機制；支撐性假設是，認為‘群體’的相對力量提供了政治體制一些獨立變量，而一切其他因素都取決于這些變量。作者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憲政的精華之處不在于它可以完全制約社會中的壞人，而在于它們可以在某些方向而不是在其他方向溝通政治行為，在于普通公民將不為好人或壞人的人性所左右，并在政府人員發生變化時將具有某些確定的至關重要的活動連續性。

納密爾立場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假設社會中的各種派別和利益集團的存在獨立于政治體制的性質或者獨立于它們必須借以尋求表現的渠道。“必須在一套特定關系之內來理解和評價社會力量，沒有這些關系，這些力量就不可能存在或具有意義”。因此，納密爾的行為主義方法是錯誤的，它低估了政治體制中對秩序的要求，并錯誤地把諸如英國和美國等立憲國家的制度華秩序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主義者們集中關注的是由政治提供的有序體制內部實際發生的問題，而忽視了作為這些行為之背景的長期穩定和先決條件。他們傾向于忽視秩序要件對特定時間下政治情境的制約”。

達爾的理論在《民主理論序言》中以麥迪遜的思想作為他分析的起點。麥迪遜認為，如果沒有外部制約的限制，任何個人、一些人或許多人實行的暴政，那么就必須有政制的限制。達爾認為這一立場是虛假的，并且要證明與社會力量的相對重要性相比，一般性政制規則的相對重要性無關緊要。這一觀點能否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討論的層面。

對達爾的主要反駁是，他沒有足夠清楚權力分立，也沒有在否證麥迪遜假說時嚴謹地運用經驗性研究。因此，三位行為主義者的根本性錯誤是，他們在“政制”和“社會諸力量”之間作了一種虛假的兩分法。達爾在討論“多頭政治”時提出一個假說，即多頭政治是規范共識的一個函數，而這里的規范就是多頭政治的定義性特點，并且他進一步假定這種共識的程度取決于在這些規范方面的社會訓練程度。而“社會訓練”不是一個產生特殊憲政結構的“自變量”；它自己就是政治體制歷史演化的結果和對政治體制運作的承認。因此，憲政的以及研究憲政的作用就比行為主義者所提議的要復雜得多，也重要得多。

（九）一種憲政理論的一個模式

在過去一百年間，西方先進國家的制度發展中的新趨勢在某種程度上難以適合這些比較舊的范疇，而必須發現一些新概念。必須考慮過程這個概念。因此作者如此展開論述：“即從職能、結構和過程這三個相聯系的觀點入手研究政制體系；顯示它們是如何互相依賴、互相促動，以及它們如何緊密地與某些價值模式相聯系；并強調合憲性的特點在于職能、結構和過程的相互滲透”。

首先探討的是職能的觀念。作者認為，“應當從政制體制的職能而不是從政府的職能來進行思考，因為處于政制思想之核心的是控制政府活動的問題，這個問題必然要有一個對職能的總體看法，而不是僅僅關注隱含在先前用法中的那種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作者批評了純粹權力分立學說，認為實際純粹的權力分立從來也沒有實現過，即使可能，事實也不可欲，“因為它將涉及政府活動的中斷，而這是無法容忍的”。

或許可以從政治體制分析的意義上保留這種職能主義的思想。作者從對規則制定權的分析得出結論：“有一些規則，在這里是一些正式的規則，它們為職能的觀點看待英國的規則制定權提供了某種依據。然而，這些正式規則需要支持”。“在英國，一直由第二套非正式的、超法律的行為規則提供著這種支持”，這里作者指的是從業者的職業忠誠。而在美國則是外在的規則。但是這種意義上的規則制定職能，和所謂立法權已經大不一樣的。因為這種部分的權力的分立實際上變成了結構性的。“我們不必為機構不再制定法律而詆毀它，因為它對法律起草方式施加了重大制約”。我們更不能同意所謂權力三分的觀點。

為此，作者提出政治體制的職能有兩個層面，首要的和二等的。首要層面有四種而非三種職能，它關系到政府與公民或其他政府之間的關系。第二層面關系到政府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在首要層面上，過去幾個世紀中西方體制的運作看來體現了四種職能，規則制定、某種裁量性職能、規則適用和規則解釋。

在第二層面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兩種職能要求上，控制和協調。“控制的職能要求有某種方式的平衡概念，而不論這種平衡時表現在政府機器之內，政府和人民之間，還是在媒體控制自身之間”。當代，必須重述先前的一些理論，“使它們不再僅僅在執行部門、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之間尋求平衡，而是還要使它們包括現代政府的一些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例如政黨、壓力群體、新聞、電臺和電視”。

“協調的職能也許可以被描述為20世紀政治體制的最突出職能。”在控制和協調間保持兩者平衡，“重要的是，具體的結構應當同時履行這兩種職能，以及，任何單一結構都不應當單獨對這種或那種職能負責”。自此，作者提出了兩種組織性結構，即科層結構和同等結構。西方政府體制運作可以視為在這兩種組織類型之間的一種張力，可以視為把等級結構的速度和效率與從同等結構中獲得的信息和同意相結合的一種努力。

最后作者談到了過程。每個政制程序都必定有一種程序。它不是一套不變的、刻版的規則，而是一套靈活的律令，包含了如何修改自身的規定。構成了每一個政治過程之要害和核心的程序也許可以視為特定社會的價值模式的制度化表現。這些價值模式是極其復雜的，但寬泛地說來，現今時代政府的三種主要程序的演化反映了西方世界中賦予三種支配性價值的重要性，這就使效率、民主和正義。“然而，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一種新價值涌現了，它不能從屬于前面三者，這就是社會正義。”這種新價值以一種新方式同其他三種價值交叉，并且它不可能簡單地導致構建新結構和新程序來形成一個新的權力四重分立。主要因為社會主義這個目標主要通過這同一個機器來實現，而在先前時代中這個機器一直關心的幾乎是維持秩序、進行戰爭和外交，或者處理最低限度的社會常規需求。“這種新價值以及保證其實現的一些結構的興起，必定意味著任何表面化的‘權力分立’觀已經死亡”。（334）“一個政府體制，如果要這些要求、要回應各種價值，回應其職能性和結構性標準，就一定要努力調和新舊結構和程序”《“20世紀政治理論家的任務就是，恰當地配置這些價值，并提出可以使這些價值得以調和的制度性手段”。

三、關于本書的思考

《憲政與分權》較為突出的特點是其社會學的分析視角。社會學方法的重要特色在于分析過程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維爾在本書中的社會學立場使該書具有客觀和科學意味。作者描繪了純粹分權學說與混合政體理論的結合過程。

首先，未明確指出一個嚴格意義的憲政概念和憲政與分權的因果性聯系。即：是在憲政體制下研究分權學說的演進，還是在分權實踐的同時實現憲政。更有意義的是，在本文的敘述中，憲政的價值純粹預設于政治體制意義上的權力分立和制衡，維爾的描述純粹圍繞著權力機關、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相互之間的官方權力演變歷程。但是究竟這三種權力此消彼長的背后原因和推動勢力作者并未作進一步的探析。

總而言之，《憲政與分權》雖然不能讓人產生較多的閱讀快感，但其環環相扣的邏輯，旁征博引的論證和事無巨細的探析，使本書無疑具有中國憲政研究著述中難得的實證色彩。因此，它的價值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方法論意義和治學理路上。而這一些正是我們望其項背而愧澀不已的。

第三篇：憲法與憲政

一、我國現行憲政下憲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所謂憲政，就是依憲法而政治，依憲法而治理。憲政就是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形態或政治過程。保障人權是憲法的核心功能，憲法是人權斗爭的產物。憲法對權（權力與權利）的分配可以說是權的第一次分配（基本分配），而司法則可以說是對權的第二次分配（矯正性分配）。以司法來保證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的落實是憲政的題中之意。本文所討論的憲法司法化是指憲法條文的司法適用性，是指憲法規范可以被司法機關援用作為裁判案件的依據，主要是憲法中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司法救濟，它只有在公民的憲法權利遭受侵害且普通法律救濟途徑窮盡的情況下才啟用。長期以來，我國司法界幾乎沒有“正典”的憲法司法化的實踐。那么，是因為我國的憲法不能被司法化，還是因為憲法司法化在我國沒有這種必要性呢？下面我們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本本中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適用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如果不被適用就會成為一堆廢紙而毫無用處。憲法作為法的淵源之一也不例外，它的生命力也在于其適用，而憲法的司法適用是憲法適用的應有之意。其次，隨著我國憲政建設的不斷深入，樹立憲法的權威，增強公民的憲政意識，使“憲法至上”觀念深入人心已成為憲政建設的基礎性目標。要實現這些就必須切實抓好憲法的適用，使憲法走進百姓生活，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使百姓能切實感受到憲法的存在，感覺到憲法就在身邊，感覺到憲法就是實實在在的法，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通過憲法司法化，可以糾正公權力主體和私人團體的違憲行為，防止和矯正公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憲法權利。從而進一步維護憲法規定的制約平衡的權力結構體制，有利于促進憲政建設。再次，憲法司法化是解決公民“權利虛置”問題之必須。有些公民權利有憲法規定但尚沒有轉化為變通法律規范權利從而造成了“權利虛置”的狀況。當面對“權利虛置”、立法滯后的現實，手捧憲法卻不能在司法實踐中適用以糾正違憲行為保護合法權利時，高談憲法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最后，憲法司法化客觀上也使國家權力分配更為合理，使我國“大行政”“小司法”的現狀有一定程度的改觀。

二、我國憲政條件下憲法司法化的困境

憲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機關在沒有具體法律將公民的憲法基本權利落實時，適用憲法條文作為判決的依據。它的前提條件是：應當由法律具體化的憲法上的基本權利沒有具體化，當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需要直接依據憲法條文對公民基本權利予以救濟。我國憲法上確實存在沒有被具體化的公民權利，這也是學者們討論憲法司法化的根本原因。主張憲法司法化的學者認為：憲法具有司法適用性，可以彌補法律漏洞，維護憲法權威，更好地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

那么，我國法院是否可以將憲法司法化呢？分析我國的憲法、憲政體制和憲法解釋權的歸屬等問題，就可以找到它的答案。

第一，我國憲法中沒有憲法司法化的規定。我國現行憲法第126 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雖然有人將所依照的“法律”解釋為包括憲法、法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但畢竟不明確，而且這里的“法律”似應理解為法

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保障及行使審判權之程序規則，而不包括以憲法規范作為裁決的依據。憲法規定得過于抽象、原則和概括，政治色彩太濃，導致憲法條文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我國屬于在陸法系的國家，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時，一般遵循三段論的推理模式，即法律規定是大前提、待決案件事實是小前提、特定法律后果之發生是其結論。所以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做出的判決，無異于“法官造法”。而我國法院的現實情況卻不容許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首先我國法院在憲政體制中的地位和權限不容許其有這樣的行為：我國法院相對于立法與行政來說地位相對較低；法院、法院系統內部及法官的獨立性較差。其次我國現在的法官的個人素質也實難擔當起“造法”的重任。我國現有法官的素質良莠不齊，專業素養與職業道德均在“建設”之中。第三，憲法的解釋權不屬于人民法院。根據我國現行憲法，憲法的解釋權專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權僅限于法律、法令的適用，不包括憲法規范的適用。因此，法院如果直接適用憲法做出判決，必然要對憲法條文進行解釋，那么其行為本身已構成實質的違憲。對憲法解釋權專屬性的這種規定，使得我國法院行使司憲權又多了一道圍欄。第四，從世界范圍來看，憲法的司法適用并不是世界各國普遍的做法，只有少數國家憲法規定憲法可以由法院直接適用，但是這些國家大多建立了憲法法院，這種直接適用憲法的法院并非全是普通法院。并且他們遵循一定的原則：一是嚴格區分憲法訴訟與非憲法訴訟，防止司憲權的濫用；二是堅守“窮盡其他救濟辦法”的原則，即使當部門法缺乏具體規定時亦要盡量通過解釋部門法的一般條款和具體概括的規定，或法言法語，將憲法規范的內在價值和精神注入其中，從而避免使用這一救濟手段。由些可見，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下憲法的司法化問題并不是容易解決的。

三、憲法司法化的實現是不可抵擋的潮流

縱觀我國的法律，可以看到，從來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對憲法司法化的問題做出過明確禁止的規定，在現實生活中雖沒有“正典”的但實際上的憲法司法化實踐也是有的。由此可見，憲法司法化在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下是有其生存的可能性與空間的。隨著世界各國對人權保護的加強，憲法作為人權最重要的保護手段，其司法性適用也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首先，從理論上講憲法司法化的可能性表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憲法是法，具有規范性、意志性、物質決定性等法的基本特征，當然也具有法的司法適用性。“憲法是根本大法”“憲法是母法”不應該成為憲法不能司法化的理由。其二，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發展、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法律體系的不斷健全，對于有些法律規范，公、私法這種學理上的劃分對他們已經顯得無能為力了。憲法正是這樣一種情況。憲法實際上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礎，微縮著一國法律體系中私法和公法兩者的內容。憲法的這種特性使憲法司法化不僅可能而且可行。其三，對私人團體侵犯公民憲法權利違憲責任追究的必要使憲法司法化走進人們的生活不僅可能而且已成為現實。

其次，從我國憲法實踐上看，憲法司法化有其生長的土壤與空間。看我國憲法實踐的歷史，憲法在審判中的引用問題涉及了這樣幾個司法解釋：1955 年“關于在刑事判決中不宜引用憲法作論罪科刑依據的批復”；1986 年“關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書應如何引用法律、法規性文件的批復”；1988 年“關于雇工合同?工傷概不負責?是否有效的批復”。2001 年7月24日公布的“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這就是關于被眾多學者稱為“中國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齊玉苓受教育權案的批復，這一批復的出現引起了國內憲法司法化研究的高潮。最高人民法院短短的幾十字的批復讓沉寂了許久的實務界與理論界看到了憲法在司法上適用的進步，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觸動這根敏感“神經”的決心，看到了中國憲法司法化蠢蠢欲動的根芽。同年8月發生了青島三名中學生要狀告教育部的案件，2002年1月出現了四川大學學生狀告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的案件。這些案件的出現證明了憲法的司法適用已有了根基。憲政體制下對人權保護的加強，也是憲法走向司法化的動力之一。

最后，憲法司法化的國際化趨勢也為中國憲法司法化提供了契機。繼1803 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開創了憲法司法化的先河之后，許多國家先后將其憲法運用于司法實踐，實現了憲法司法化。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三種憲法監督體制：普通法院監督體制、立法機關監督體制、專門機關監督體制，在這三種體制中，憲法都具有司法效力。所以要使中國憲法與國際接軌，就必須順應憲法發展的國際化趨勢，抓住歷史給予的機遇，不失時機地建立適合自己的憲法監督體制，以促進中國的憲政與法治建設。

二

一、憲法與憲政的關系.憲法是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集中表現各種政治力量對比關系，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根本法，是治國安幫的總章程。我國古代雖然也有“憲”和“憲法”的詞匯，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頒布，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憲法[1]。現代意義上的憲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憲政也稱“民主憲政”或“立憲政體”。憲政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它是指以憲法為前提、以民主政治為核心、以法治為基石、以保障人權為目的的政治狀態或政治過程[2]。憲政有三個特征：①實施憲法是建立憲政的基本途徑；②建立有限政府是憲政的基本精神；③樹立憲法的最高權威是憲政的集中表現。

憲法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憲法的生命；憲法是靜態的憲政，憲政是動態的憲法。憲法的內容直接決定憲政的內容，立憲的目的就是憲政的目的。沒有憲法就談不上憲政，離開憲政，憲法就成了一紙空文。近代中國“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憲法之名，而無憲政之實”[3]。清末以來的百年立憲歷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舊中國有過八部憲法，由于外國列強入侵加上國內軍閥混戰，立憲活動不是“流產”就是“夭折”，根本就沒有辦法得到實施；新中國有過一個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四部憲法，雖然都是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體現人民大眾意志，但很粗糙，內容過于“特色”化，極不完善，條文中包含許多不穩定的東西，大都是一些綱領性、政策性和口號式的規定，政治色彩很濃，缺乏可操作性的內容，與其說是一部憲法還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綱領性文件。除了現行憲法外，大都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

二、推動憲政建設的幾點思考

依法治國核心是依憲治國，只有嚴格依法辦事，認真貫徹實施憲法，才能夠推動憲政建設。憲政是一種完整的價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和法治等是憲政的目標[4]。推進憲政建設是一個艱巨而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首先要具備幾個條件：有極好的經濟基礎，有一部真實、科學的憲法，有相應的憲法文化，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憲法實施機制。這就需要各系統、各部門齊心協力，齊抓共管，需要全體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幾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設的初級階段，應當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傳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觀念和憲政意識。“12.4”是現行憲法頒布的日期，也是全國法制宣傳日。我們要繼續實施國家“四五”普法規劃，重點抓好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的學法用法，每個公民都要自覺學習跟本人工作生活有關的法律法規，2004年的普法重點主要是《憲法修正案》和《行政許可法》。通過學習，使人人關心國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養成依法辦事的良好習慣，樹立憲法意識，維護法律尊嚴，推崇

憲法至上。

（二）、貫徹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切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首先要加強立法工作，建立以憲法為核心的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使各行各業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憲法并且不斷修改完善是為了更好地貫徹實施憲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實施也無異于一堆廢紙，因此，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體系，并狠抓落實[5]；其次要嚴格依法辦事，維護憲法、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切實做到“四個一切”：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許用黨內處分或行政處分代替國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權力機關的憲法監督體制。憲法監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國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件[6]。我國現行憲法也有規定憲法監督制度，由憲法自身規定：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憲法第5條中規定了“四個一切”，并在第62條、第67條中賦予了最高權力機關監督憲法實施的權力。但目前的這種憲法監督（違憲審查）制度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權利，維護憲法權威的應有作用，影響著人們對憲法、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信心。胡錦濤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違憲現象仍然存在。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序，使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能及時得到糾正。”因此，權力機關應當肩負起憲法賦予的神圣職責，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權，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憲法監督機構，名稱可以定為“憲法法院”或“憲法委員會”，它是由全國人大產生，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負責的與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專門機構。它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兩方面監督權。一方面，通過備案或者批準程序對各級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法規、規章等進行合憲性審查，研究和處理有關憲法監督的具體事宜，包括解釋憲法，有權改變或撤銷下級機關不適當的決定；對違反《憲法》和《立法法》規定的規范性文件，有權直接宣布為無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力度，可以把審查監督權交給人民群眾，鼓勵單位和個人提出審查建議，尤其是對個案的監督，以制止違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如孫志剛案件發生后，“三博士”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對《收容遣送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后，國務院很快就廢止了該條例，頒布《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社會救助條例》[7]。呼吁早日出臺《人大監督法》，確保憲法的實施。

二、（四）、落實“黨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憲法原則。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要帶頭遵守憲法，為其他團體組織和全國人民樹立一個良好的“守法者”和“護憲者”的形象。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與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需要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要依法領導依法執政，實現黨和國家關系、黨和社會關系的法治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堅持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關鍵是黨要怎樣領導和執政，才能得到社會各界的擁戴，才能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最近出臺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就是黨依法領導、依法執政的良好表現，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尤其是要約束好縣處級以上的黨員領導干部，堅決懲治腐敗案件，發現一個查處一個，決不姑息。這樣才能鞏固執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不是萬能或全能的，其任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夠為社會發展提供切實的保護，決策正確、措施有力。3月22日，國務院頒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確立了我國未來十年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行動綱領。政府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保護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真正民主的國家是權力受到限制的國家，法治社會既不允許有權力無限或權利無限的組織或個人，也不允許有不受憲法規范的權力或權利，任何一部憲法都是限制權力的憲法，政府的公共權力是人民

群眾賦予的，公權不能侵犯私權，如果政府的權力被濫用，公民的合法權益就沒有保障，政府的權力受到制約就相當于人民的權利得到保護和確認[9]。要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要賠償”。公民權利至上是現代憲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設計的邏輯起點，現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公民權利，應“打破治人者與治于人者的傳統關系的格局，要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克制其成為治人者的強烈欲望”。對人民群眾來講，“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對政府機關來講，“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就是禁止”[10]。

（六）、深化司法改革，確保司法公正。“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從制度上保證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司法獨立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司法權獨立，即司法權在國家的諸權力的關系中保持獨立性，不受其它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黨委政法委、人大和檢察院可以進行監督，領導和監督不是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即法官獨立處理自己承辦的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也不受法院其他法官或上級法院的干涉。法官在本級法院內部對包括院長和庭長在內的其他法官獨立，消除現有的上下級關系，院長是首席法官。法官辦案只服從法律，不必向上“請示”，也不必接受指示，拒絕辦理“關系案”、“人情案”和“金錢案”。當然，法官要有獨立行使職權的能力和資格，人民法院在人事上、財政上要獲得獨立行使審判權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證。司法是否獨立與公正關系到依法治國的成敗問題，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體制不斷在完善，2004年又要修改《法官法》和《檢察官法》，進一步理順黨的領導與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關系；理順法院審判與人大監督的關系；理順上下級法院的關系；賦予法官獨立辦案的權力，實行主審法官負責制度，建立冤案、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改革法官、檢察官的任免制度，為其提供職務保障，防止專斷性的開除和調動工作，使法官、檢察官能夠頂住壓力、秉公執法，以確保司法公正。

第四篇：【讀書總結】《美國憲政歷程》讀書心得

《美國憲政歷程》讀書心得

寒假期間閑來無事，拿起桌子上的《美國憲政歷程》，開始時只是單純的消磨時間，可是但我讀了幾頁后，就被深深地吸引了。這本書用25個生動形象的案例講述了美國的法律精神。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大法系，英美法系相對于我國采用的大陸法系“成文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判例法”。《美國憲政歷程》是一本寫給中國普通讀者的英美法系法律專業書，讓我接觸到與我國迥異的另一種法律體系。這本書的主體部分由三篇精彩的憲法論文與25個司法大案組成。引人深思的法理分析，令人回味無窮；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案情，讓人讀起來欲罷不能。25個判例故事所揭示的，是一以貫之而又不斷發展的一種精神。美國人所謂的“法治精神”(rule of law)同我們常說的“依法而治”（rule by law）雖只有一個介詞之差，但區別卻非同小可，“法治精神”的主語是法，憲法是至高無上，毫不妥協的，任何人都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雖然美國歷史也充滿了腐敗、剝削、壓榨、壟斷、童工、奴隸制、種族歧視，但法治精神造就的一個良好的可伸縮的制度框架加上歷代法律精英的努力，最終引領和促進了美國的社會進步。

如果不讀這本書，我不會相信世界上有一個國家允許自己的人民焚燒國旗，正如“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年)”一節描述的一樣，最高法院認為約翰遜焚燒國旗的褻瀆是一種“表達行為”，因為它旨在“傳達一種特定的信息”，是受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保護的“表達自由”，甚至連保護國旗這一最為美國人珍視的行為，也必須

服從言論自由這一原則不能有所例外。隨著最高法院的一紙判決，全美48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有關保護國旗的法律全部因違憲而無效，從而產生了一句著名的結案陳詞：“星條旗保護焚燒她的人”。判決引起的軒然大波不言而喻，然而這個案例讓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民意調查顯示被調查者有86%支持修憲護旗，如果用簡單的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修憲護旗，護旗派必將大獲全勝。然而最高法院的判決只能通過憲法修正案的辦法來推翻。要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首先需要國會兩院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并在規定的時間內由四分之三州議會批準，這種事情美國歷史上只發生過4次。在美國公民護旗同盟的推動下，48個州的議會通過保護國旗的修正案，但在此后若干年里始終無法在國會通過，其中1995年參議院的投票結果是63比36，離三分之二多數僅3票之差。美國憲政的巧妙之處就在于此，它不僅在制度上保證民主的權威，同樣也限制多數的專斷，保護少數的權益。由制憲先賢精心設計的美國憲政體制不僅旨在防止個人的獨裁，而且也要以精英政治阻止多數的暴政。這一制度設計的最大特點不是它的民主，而是它的法治，它以非常明確的語言極為具體地規定了重大政治問題上的法律程序。

在閱讀完所有案例后我了解到中美法律系統的諸多差異。在美國憲政中，最高法院最重要的責任是裁決涉及憲法解釋問題的案件，判定某項法律或政府行動是否違憲。我國高法立案庭所擁有的立案權，在英美法系中則是大法官們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因此一些大法官個人意志也可左右美國高法的審判傾向，比如20世紀初大法官頻繁受理有關契約自由和產權的案子來保護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而

1950到60年代的沃倫法院則對刑事被告的權利情有獨鐘，推動舉國上下對公眾自由和公民權利的保護。而我國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職責是監督管理全國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并審理全國法院未終審的各類案件。這種區別凸顯了我國法律在實踐中的困境,影響審判的諸多外來因素導致結果的不確定性,甚至一些法律法規的自相矛盾長期得不到解決,因此高法更偏重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維持法律系統的運轉,在提高公信力方面則乏善可陳。漢密爾頓曾經說過：“人民對于寫在羊皮紙上的文字的力量給予了一種信任，認為它能夠促使政府步入正軌，如果要給這種信任起名字的話，它就叫做憲政。” 憲

政在中文中是“民主政治”的意思，在英文中卻意指根據判例，司法解釋，憲法實踐所逐漸形成的法律體系，從粗細不同的定義中，我們能體會到中美兩國在觀念上的巨大差異，正是這種差異才使這本書讀來頗具趣味。

第五篇：領導力：放權、分權與集權

領導力：放權、分權與集權

作者：賈春寶

歷朝的開國皇帝都擁有強大的野心與領導力，仔細研究開來，這些寶貴經驗，對于在市場經濟中創業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鑒作用。本文僅以北宋為例，看看宋太祖在治國時候所體現出的高超領導力。

宋朝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在職官制度上的五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和軍事上內重外輕。這個可以具體到文武兩條線的舉措。

先看武的方面，趙匡胤在周世宗在世的時候，可謂韜光養晦，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與下屬的擁戴。在五朝十三帝的**年代，自然擁有很大的奪權機會。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時候，利用契丹與北漢聯軍進犯的消息，發動陳橋兵變，就是趙匡胤極大的進取心之表現，兵不血刃地把后周的天下整個端了過來。趙匡胤以國之重臣與皇親的雙重身份竊取了后周的天下之后，又極力避免有后人效法自己的做法，被下屬“黃袍加身”代替自己當皇帝，所以做了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傳說中的“杯酒釋兵權”削掉高級將領的兵權，其中包括當初稱兄道弟的“義社十兄弟”。

趙匡胤首先動員擁有兵權的高級將領解甲歸田，然后選拔新人接替其空缺出來的職位。他不僅把元老們的功績歸零，或者轉化成為可以及時兌付的東西。同時，選擇那些資歷淺而聽話，易于管理的人做左膀右臂，會讓人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這一點就使趙匡胤清除了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

北宋在軍事上設置樞密院（相當于當代的國防部），將掌兵權與調兵權分開，樞密院大體是文官政治，雖然負責調兵，卻不懂軍事，也不負責管兵。樞密院負責軍令、調動和高級軍官的任免；“三衙”統率禁軍；兵部負責后勤事務和管理地方的廂軍；吏部負責武官銓選。宋太祖趙匡胤“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于驕墮”。這種辦法可收到“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將官專權的威脅，當然，負面結果是對作戰十分不利，這也是導致宋朝對外用兵的時候顯得“肌無力”的重要原因。

宋朝在兵源上實行募兵制，其中一種，就是每逢有饑荒，從饑民中招募士兵，補本城。宋朝政府對從饑民中招募士兵的辦法是“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也就是說把社會上的可能反抗者變為鎮壓者，一舉兩得。這種“以暴制暴”的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在社會治安管理中的矛盾。

宋朝還有個從后周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就是從地方廂軍中選拔出強壯者充實到中央禁軍。戰略要地與邊疆的派兵，注重中央與地方的對抗性。這種被稱作“強干弱枝”的做法也是宋朝軍事制度的一個特點，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對外抵抗入侵的時候，沒有任何戰斗力。北宋在軍事結構設置上，把兩司變成三衙，讓更多的人做領導，卻又讓誰都做不了最大的領導，這是分權，放權的同時分權，就是在集權。把調兵與戰爭的決策權，甚至具體戰役所使用的具體部署，都要由遠在千里之外的皇帝來指揮，因此就會時常出現貽誤戰機的情況。文官調兵與強干弱枝，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之類的特色，本身就是在削弱諸如子弟兵那樣的情感基礎與默契程度，也起到了弱化團隊戰斗力與向心力的效果。

北宋的軍事管理機制把士兵當作棋子，而不會被感情所左右，這本身保證了朝廷的安全，同時也極大地弱化了軍事管理中的人性化成分。同時也讓帶兵打仗成為單純的技術工種，而負責訓練與帶兵打仗的都是武將，武將以無條件“服從命令”為天職，成為單純的戰爭機器。在文的方面，開科考試方面，趙匡胤“發明”殿試，把所有來參加考試的舉人都變成“天子門生”，從根本上杜絕朝堂上的政治利益集團對皇權的威脅，而且為隨后的宋太宗通過科舉錄用的文人形成井噴之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基本治國方略方面，趙匡胤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在重文輕武的宋朝，誕生了很多名垂青史的文人騷客、詞曲畫家。讓宋朝擁有理學與儒家學派深厚的社會土壤，并使得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宋朝的讀書人擁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

再看趙匡胤留下的政治遺產在現代管理方面的價值與啟發。

在平臺機制的設定上，做領導需要多創造針對下屬破格提拔的機會，領導者需要尊重每個人向上爬的內心需求，注重協調前朝舊臣、自己的功臣以及潛在賢人之間的關系。

趙匡胤把權利細分，并建立調配與制衡機制，在動態之中保持平衡，這個是符合時代發展的總趨勢的。所謂制衡機制，并不單純是御人之術，更多的是領導提供形象展示平臺，所謂御人之術更多的是從被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來的。

在現代機構的管理上，要想保持穩定，首要的是數量上的匹配，總部的市場人員必須相對強勢于分支市場的規模，這是固本之法。其次是要經常換防。就是經常在區域市場之間進行管理人員挑換，雖然動態的換防會形成官僚作風，但官僚制度恰恰是長治久安的基礎。我們不主張在管理的時候勾心斗角，而更多的需要上下齊心，但實際情況往往是人都有進取心。既然陳橋兵變是趙匡胤進取心的表現，那么因何就要阻礙別人同樣的進取心呢？畢竟總不能說進取心是不對的，所以對領導而言，下屬的進取心是需要被限制的。

對領導而言，面對權利的分配，首先是看對人，對自己的忠誠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有制度約束，讓他們從理性上難以做出不好的表現，再次是要講究策略，基于心理層面的研究與利用。在御人之術方面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

作為領導，要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是授權，中層就必然會爭權奪利、弄權、濫用職權，因為他們分享的是高層的權，分食的是基層的利。所以既然授權很有可能被分權，領導被架空，最終要承擔全部責任，這對老板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最終還是要集權。

領導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是：部署很厲害，一經授權，遲早會弄權。所謂弄權的核心就是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所支配的行為，即使下屬可以很好地控制私欲的膨脹，也會很難完全駕馭他們自己的下屬的思想與行為。當中層領導都是一些權臣，自然會對高層老板構成威脅，授權與分權的同時注重集權，收放自如的領導才是安全的。

授權的基礎是信任。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在職場與商場之中，不會有與生俱來的信任，懷疑心重等于警覺性高，警惕性高一部分是由于大環境本就如此，另一部分是自己曾經受到過傷害。

關鍵是要有安全感，彼此之間增加信任的核心，老板必須學會自我保護，用制度的方式，用尊重并滿足其心理需求的方式來進行企業管理，領導對下屬的知情權是管理的基礎，對中層領導而言，即使得到信任與授權，先斬后奏也必須要及時奏，這是對中層最基本的要求。

作為領導與老板，需要大小事情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管。這就需要在授權之后不定期檢查，因為授權不等于放棄知情權，一旦你的知情權被剝奪，就意味著你被架空了。

老板一旦被架空，你這個老板就會從有權無責變得有責無權，讓自己變得很無辜，雖然把權利授予了值得信任的人，但依然難以抵擋人之本能的侵蝕，自己卻非常不放心。

任何一個級別的人，不管是不是領導，都需要擁有清醒的意識與成熟的判斷，耳聽為虛，眼見也未必是實的。畢竟眼睛與耳朵是有高度選擇性的，甚至記憶都是有選擇性的，所以要想在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審時度勢，依托心理研究而制訂應對之策。

對領導而言，授權要得到授權的好處，是高難度的；授權給員工，最終的結局大體都是不歡而散，不是被得勢的下屬干掉，就是要把他干掉。

對中層而言，只有讓自己尊重高層的權利，有所忌憚；具有戰略高度地為基層爭取利益，這才是值得托付的中層。離領導越近，就越會危險。在《易經》中講“三多兇四多懼”。因為距離領導近了，不僅會跟基層隔離，連領導都要對自己嚴加防范。作為現代企業的領導與老板，還是多學習一些歷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