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違憲審查和分權制衡
淺談分權制衡和違憲審查
姓名:桂敏學號:1210607專業:信息安全日期:2012/11/09
淺談分權制衡和違憲審查
摘要:分權制衡可以保證公民權利的自由,使國家權力處于三權相互制約的狀態,有效防止執行權泛濫,維護國家安全,調整社會秩序。違憲審查制度可以監督其他職能部門權力的實施,以保證分權制衡制度的實現,它確立了以憲法為衡量標準界定權力行使的界限。
美國作家漢密爾頓說過:如果人們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將統治人類,那么無論對政府的外在控制或內在控制都將沒有必要了。關鍵詞:職能部門制度化界限監督
人類社會進入原始社會末期后,由于社會分工和私有制等諸多因素共同租用產生了階級,隨即也帶來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伴隨著歷史發展的過程,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矛盾在演變中不斷此消彼長。歷史的締造者是人民群眾,但社會向前發展,國家政權總是扮演著或是推動或是阻礙的角色,由此決定了社會前進的過程中一直貫穿著廣大社會成員對國家權力的建設和完善。如何認識國家權力,如何建立和控制國家權力是千百年來大家都關注的一個問題:即為了保證國家權力所促進的價值不致被國家權力摧毀,就要求國家權力的行使受到控制。對于國家的控制,無疑要依靠人民,但同時必須借助其他方式,這里的其他方式,最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國家權力的分權制衡原理,也就是說,分權制衡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平衡有重要的意義,而分權制度實現的重要保證是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
一.分權制衡
近代分權學說的代表是孟德斯鳩,他指出: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
(一)立法權力;
(二)行政權力;
(三)司法權力。他意識到司法權與對外權一樣,從本質上說也是一種執行的權力,之所以把司法權單獨劃分出來,是因為這樣有利于保護公民的自由。對于三種權力的行使,孟德斯鳩認為國家權力的職能部門應當分立,三種權力應由不同的人或機關掌握,因為“如果同一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和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力、執行公共決議權、裁判私人犯罪權或爭訴權,那么一切都完了。”不僅如此,孟德斯鳩還認為,即使是三權
中的兩權集中于同一個人或機關之手,自由也是不復存在的。雖然孟德斯鳩將國家的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認為三部分應該由三個不同的部門掌握,但沒有提出三個部門的關系是單純的彼此分立,而是應該相互牽制。
我認為要想實現分權與制衡模式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方面的條件:
(一)、保證制約主體的獨立地位,這是實現制約的本質要求,這一要求需要制約主體獨立行使制約權,不受其他任何勢力的非法干涉。保證制約主體獨立地位的要求中,司法機關是“以權制權”目的實現的重要支柱。司法獨立,意味著結束了司法權依附封建專制勢力的局面,意味著對產生多數人民主暴政的一種制度上的預防,意味著對防止執行權泛濫的更多一層的保障。
(二)、使權力制約關系制度化。現實中,有了民主并不意味著自然地有了制約權力的制度,名義上的民主和真實的民主有一定的距離,民主規定和制度保障也有一定的距離。只有制度化的規定才能保障權力只有目的的實現,權力制約關系制度化要求權力主體的活動要公開,即依法在一定范圍內將制約對象的活動公之于眾,使之置于制約主體的關注之下。
(三)、使制約主體的職能部分混合。授權一個部門在其他部門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發揮約束作用,這是從技術角度設計的要求。混合均衡的權力制約體制與純粹分權制約體制的區別在于它主張三種分支權力并不絕對獨立,而是保留人員或職能間的局部融合。由于國家權力三個分支的不同性質,立法權帶有民主性和普遍性,所以立法部門的權力有其他部門部分控制時,不宜是修改或創制性的主體權力;行政權和司法權帶有執行性和具體性,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的權力由其他部門部分控制時,不宜是對具體事務的處理權和決定權。由于國家權力各分支部門的力量因各國政治體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別,所以主張三權地位平等和立法至上的國家對職能的混合程度有不同的規定,但都是依據社會發展不同階段國家權力此消彼長的規律。二.違憲審查
違憲審查制度是根據憲法的規定或者憲法慣例,由特定的國家機關依據程序進行合憲法審查并作出是否違憲的裁決的制度。美國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是違憲審查制度的肇始。當時由司法機關執行違憲審查權,隨后在美國司法審查制度的推動下,其他國家紛紛建立違憲審查制度,形成了議會審查模式、憲法委員會審查模式、憲法法院審查模式等不同形式的違憲審查制度。可見,美國的司法
審查制度是違憲審查制度最初確立的一種形式。違憲審查制度除了美國式的司法審查和專門機關的審查外,還包括立法機關的自我審查,其代表形式是創于英國的議會審查方式。由于歷史原因,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了議會主權的原則,議會的立法行為是一種主權行為,因此是至高無上的,它所制定的法律不僅行政機關無權過問,而且司法機關也無權審查。議會的法律地位決定了它是監督憲法實施的機關。一方面,它通過修改和廢除自己制定的法律來保障法律的合憲性,另一方面,議會還有監督法院和行政機關的職權。下院對違憲失職的各部大臣及法官有彈劾權,上院對彈劾有審制權,這種模式實際上就是立法權優越的傳統觀念的延續。
我國沒有明確規定違憲審查制度,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這些規定為我國實踐中進行違憲審查提供了依據。根據有關組織法和立法法的規定,學者們總結出了兩種不同的審查制度:一種是我國形成了以最高權力機關為主體,其他機關配合的違憲審查體制,一種是我國形成的人大常委會行使違憲審查權的違憲審查體制。前者認為是人民民主權利自由的體現,因此需通過不同的職能部門共同進行審查;后者認為根據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唯一具有解釋憲法權力的機關,因此,憲法審查只能由它單獨完成。
那么,違憲審查制度對于權力制衡的意義表現在哪里呢?
首先,違憲審查制度確立了以憲法為衡量標準界定權力行使的界限。當今社會,隨著人口的激增、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維護國家安全、調整社會秩序、促進了經濟發展等問題的解決都有強大的國家權力做保證。理論上講,國家權力結構經歷了一個轉換,其邏輯轉換與中國古語所言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非常相似。從國家的形式上看,東西方社會普遍經歷了君主制被民主共和制所取代的過程,與之相適應的是國家權力由高度集權向分權方向發展。高度集權的國家權力職能狀態是立法、行政、司法諸權合體,與分權相聯系的國家權力職能狀態是立法、行政、司法相分離,后者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國家結構模式。從理論形式上看,分權的狀態又經歷了純粹的分權學說和混合均衡的分權學說。純粹的分權學說認為,為了政治自由的建立和維護,要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職能,部門彼此
之間不允許相互侵蝕。組成這三個國家政權機構的人員要保持分離和不同,不允許個人同時成為其他部門的成員。通過這種權力機構的分立,職能部門的獨立和人員的分離來達到權部門間的制約,即沒有任何一個部門的人員可以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混合均衡的分權學說主要是指將國家權力分配給三個不同的部門,每個部門除行使本部門的職能外,還享有有限的權力,能在其他部門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具有干預的權力或者享有其他部門的職能。在復雜的權力關系中,如何界定彼此的界限,違憲審查制度確立后,以憲法為最高依據進行審查的方式承擔這一重任。
其次,違憲審查制度平衡了國家權力間強、弱不均的狀態,國家權力結構隨著主權觀念、社會發展需要的著重點不同而變化。現在社會的狀態是:由立法權優越過渡到行政權優越。違憲審查的出現,加強了司法權力,使之成為控制立法權力行政權力濫用的有效力量,并重新在國家權力分支部門間建立了一種狀態的平衡。加強司法權可以表現為很多方面,最突出的表現是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違憲制度中司法權力的加強。雖然立法機關擁有的彈劾權力或者行政機關行使的行政審判權,也體現了司法權對其他國家權力部門的滲透。事實上,普通司法機關也擁有一部分違憲審查的權力,通過違憲審查制度實現國家權力間的制衡已成為一種趨勢。
最后,違憲審查制度推動了憲政意識的發展,使權力制約狀態成為法治國家建設中的應有之意。由于實行法治,所以國家都需要某種公共權力的行使進行控制或審查的制度。因為法治是與這樣的事實相聯系的:組成國家公共機構的所有都來源于法律,各國家機關的活動都必須在法律的授權范圍內,權力的行使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在法治國家里,包括立法在內的國家行為,均須接受某種行式的審查。實踐中,各國均設計權力的監督制度來控制國家權力的濫用。當今世界各國所普遍采用的正是通過權力間相互控制實現監督的目的。正如美國學者弗里福里希所分析的:“憲法政治秩序的主要功能已經并且仍舊依靠一套加諸執掌政治權力者的規范化約束體制來完成,集中體現了制衡,理論上的分權被認為是進行規范化約束的有效方式。”違憲審查制度成為衡量憲政是否落實的重要指標。
總的來說,違憲審查制度和分權制衡對于國家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貫徹落實并有效結合這兩種制度,才能保證國家安全和秩序穩定。
第二篇:關于“分權制衡”活動工作總結
關于“分權制衡”行動的工作小結
根據《關于開展“分權制衡”行動的實施方案》精神,我司對本單位所涉及的相關工作進行了全面梳理,并堅持貫徹落實,現將具體工作情況小結如下:
一、以思想為先導,加大宣傳力度。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只有思想到位,才能行動到位。因此,為營造公司權制衡工作的良好聲勢和氛圍,促使干部職工在工作中能切實貫徹落實區委、區府分權制衡有關會議和文件精神,牢固構筑思想防線,從源頭上防范和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加大對干部職工的教育宣傳力度。召開動員大會,講清講明當前反腐敗的形勢和分權制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進行思想發動和工作部署;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排查會議,研究分權制衡工作進展情況、存在問題和階段工作部署等工作,同時,利用宣傳欄、qq群張貼發布相關資料,使全體干部職工做到人人了解開展分權制衡工作的現實意義,確保各部門嚴格按分權制衡要求落實自項職能和崗位責任。
二、以制度為保障,強化隊伍建設。
分權制衡工作能否順利開展,制度建設是保證。因此,按照分權制衡工作的要求,結合公司工作實際,我們從權力較大、容易出問題的環節著手,嚴格按照“職權分解,以權制權”的要求,再次對領導班子分工進行了梳理,實行分管
領導牽頭,主要領導監督的工作機制;同時,針對職能部門通過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明確職責和權限,杜絕職權集中,滋生腐敗的現象:一是嚴格執行《江北區城市建設有限公司部門及崗位職責》制度,實現定崗、定人、定責,做到各司其責,各負其責,分工協作,互相監督。二是突出重點環節和崗位,嚴格執行《重慶市江北區城市建設有限公司項目管理辦法》,根據項目建設流程,對前期手續辦理、征地拆遷、招投標、施工等重點環節進行逐一規定,例如:征地拆遷工作由用地保障部牽頭,一旦涉及現場收方計量預算合同部、項目部等必須參與并核定;招投標工作由預算合同部牽頭,一旦涉及具體方案編制審定總工辦、管網材料部等必須參與并核定;三是繼續完善財務管理和審批制度,嚴格執行《重慶市江北區城市建設有限公司財務管理制度》和《重慶市江北區城市建設有限公司合同管理制度》,克服財權過于集中的潛在弊端,例如:合同簽訂,在經辦部門確認方案和價格后,經預算合同部、分管領導、主要領導審核后,方可進入公司內部會簽程序;工程進度款支付,必須以合同或設計變更等文件為依據,在施工、監理、建設三方簽字認定下,方可根據公司授權授信控制制度進入內部會簽程序;四是堅持中層干部競爭上崗制度,實現重要崗位輪崗轉權,打破權力的長期壟斷和內部矛盾掩蓋,有效調節部門工作效力。五是作為政府主導類項目建設為主的國有獨資企業,高危行業,平衡不容失控。我司堅持將廉政工作放到首位,全力貫徹《重慶市江北區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度》,落實“八個堅持、八個反對”、“ 廉潔自律四大紀律、八項要求”;并根據單位性質,提出“ 廉潔自律十不準”、“ 八小時以外活動的自律要求”。在多年的工作中,未曾發生一起領導干部利用職權對設計、地勘、監理、施工單位吃拿要;利用職權干擾被管理對象正常的經營活動;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取私利或為親朋好友提供便利;超越權限作出有損國家或集體利益的決策;參與設計、地勘、監理、施工單位的公款娛樂消費和帶黃賭毒性質的活動;在公務活動中收受禮金、禮物、有價證券和宴請;在設計、地勘、監理、施工單位中兼職及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等事件。
三、以督查為手段,健全監督機制。
監督有力,檢查到位,才能確保分權制衡工作取得實效。近年來,我司進一步拓寬渠道,健全監督機制,完善監督組織網絡,狠抓監督管理的落實。具體做好:一是內部管理上,定時與不定時進行會計臺賬、庫存現金和重要空白憑證檢查核對、招投標執行自查等;設立內部工作監督領導小組,設置監督辦公室,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監督體系;做好文件記錄控制,要形成文字材料,做到事事有章可查;從而確保了公司經營活動的效率性和效果性、資產的安全性、經營信息和財務報告的可靠性。二是利用外界監督體系,加大對工
程預決算、工程發包、工程建設以及工程款的支付等環節的監督。聯合區監察局、審計局、財政局針對預結算和材料核價工作,構建風險防范組織,還原了造價的真實性、客觀性,實現了數據的合法性、有效性,杜絕了不廉行為的發生;全面接受市區審計局、財政局、地稅局、檢查局對財務工作的時時監督審計,委托中介機構對抵押貸款、征地拆遷等專項工作行審計評估。
通過以上做法,我司在“分權制衡”行動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績,為各項工作的開展保駕護航,但也有許多不足之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將“分權制衡”轉入日常性工作,持之以恒的開展。
第三篇:公司治理中的分權制衡理論
公司治理中的分權制衡理論一、三權分立的思想來源
分權理論與權力制衡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提出著名的政體三要素:議事、行政、審判。到波里比阿(羅馬時期)權力制衡的觀點,資產階級分權學說的首倡者洛克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立法權、行政權與外交權三權分立制衡的主張,其實質只是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兩權分立。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系統闡述了三權分立思想,他說(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
1、立法權力
2、有關國際
法事項的行政權力
3、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力。從而成為這一學說的奠基者其后美國的漢密爾頓、潘恩、杰佛遜等人進一步發展與完善了這一理論,提出了層次分權的模式,最終完成了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分權制衡理論。
(二)美國三權分立的前提假設
1、從收銀機說起
一百多年前的店鋪都很難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大量的庫存無法經常清查盤點,自然沒有一個合理的進貨計劃;二是賣出商品時每一筆現金收入的記載。稍有規模的店鋪都雇有店員,他們時時和現金打交道,每個店鋪都遇到這樣的情況:當 零錢不夠時,雇員自己先墊上零錢,隨后從錢箱里取回來。無法否認,取錢時面對的誘惑。在如何預防的問題上,普遍的做法是從思想上入手,但縱觀各國現狀和歷史,宣揚以德(說白了就是人治)治國往往適得其反。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收銀機能夠把每一筆交易結果都顯示出來"雇員和顧客都可以看到),不僅可以計算交易總額、找頭,還可以把每一筆交易都記下來,附有一個自動鎖的抽屜,只有按程序操作,抽屜才能打的開,記錄中還可以記上商品代號(條形碼)所有交易自動輸入存貨數據庫,雇主面臨的兩大問題也解決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收銀機更像是一種機制(制度),雇主不用再操心什么人品,雇員不做出交易記錄無法打開現金抽屜,不按交易實際的記錄無法通過關切自身利益的顧客的監督,一切都在這個機制的監督控制下。
2、三權分立的中心思想
分成二權、三權或四權只是權力劃分的根據不同而已,孫中山就曾提過五權憲政 的模式。三權分立的中心思想不在于分權,而是權力的制衡,就是如何預防權力的濫用。孟德斯鳩明確地闡述了制衡的原理,他認為,制約和均衡是為了防止權力的濫用,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要防止濫用權4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所謂以權力約束權力就是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權力互相分立,互相制約,保持平衡。他還認為,不僅君主立憲政體應該實行分權,即使是共和制也應該實行三權分立和制)的原則,否則,任何國家都有腐化和倒向專制的可能。
第四篇:淺談憲法中的分權制衡原則
憲法原則是憲法對國家形式的基本決定,是國家對其基本結構狀態的決定,是憲法賴以存在的基礎。現代國家管理是以權利分工為基礎的,以對權力的制衡為手段。當國家機器隨著生產力發展,社會事務復雜而日益龐大,國家權力漸進膨脹而形成壟斷,必然產生官僚體制,使國家權力變的脫離人民群眾,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須對權力加以分立和制衡。由此產生了分權制衡原則。分權制衡原則的確立對世界各國的政治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歷史演變
分權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其在《政治學》一書中明確指出,“一切政體都有三個要素——議事職能、行政職能和審判職能。”它們共同構成政體的基礎。隨后,古羅馬思想家波利比阿在繼承上述思想的基礎上,又結合了羅馬混亂的政治實踐,初步提出了分權制衡的主張。他把政府分為人民大會、元老院、執政官三部分,并認為執政官是民主政體的因素,而元老院和和人民大會則分別是貴族政治和民主政體的因素。他認為國家權力的這三個方面要相互配合、彼此合作,才能保證一個均衡、正常、穩定的國家結構。“任何越權的行為都必然會被制止,而且每個部門自始就得擔心受到其他部門的干涉??”
近代分權學說是由洛克所倡導,由孟德斯鳩加以發展并完成的。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三種。其中立法權為最高權力,應屬議會;而執行權在君主制國家中應屬于國王;對外權是關于決定戰爭與和平、聯合與聯盟以及同國外開展一切事務的權利,也應屬于國王所有。洛克還特別強調立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立,因此他的分權其實是兩權分立。此外他認為如果由同一批人同時擁有制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就會給人們的弱點極大的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
孟德斯鳩在總結洛克分權理論的基礎上,主張把國家權力一分為三:議會有立法權、國王有行政權(關于國際法事項行政權力)和法院有司法權(關于司法權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力),“三權”相互分開、互相制衡,并保持平衡。用這種方法來限制王權,防止國王暴政。他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的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同時,孟德斯鳩還主張權利相互制約。因為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限制權力。
美國的立國者對政府普遍采取不信任的態度。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權力,他們接納了孟德斯鳩的想法,在美國憲法之內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開,而且讓它們互相制衡。在當時這種憲制是前所未有的嶄新嘗試。直至今日美國聯邦政府的三權分立,仍然是眾多民主政體中最徹底的,在后文會有詳細分析。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雖從人民主權的理論出發,對“三權分立”理論有過深刻的批判,但他們從未完全否定其理論的歷史合理性。恩格斯曾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分權制評論說:“在那些確實實現了各種權力分立的國家中,司法權與行政權是完全獨立的。在法國、英國、美國就是這樣的,這兩種權力的混合必然導致無法解決的混亂;這種混亂的必然結果就如讓人一身兼任警察局長、偵查員和審判官。但是司法權是國民直接所有的,國民通過自己的陪審團來實現這一權力,這一點不僅從原則本身,而且從歷史上來看都是早已證明了的。”馬克思也曾說過:“沒有哪一部憲法對執行機關的權限做過這樣嚴格的限制,在更大程度上使政府從屬于立法機關,并且給司法機關如此廣泛的監督權。”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體,但它在現階段也只能用代表作為實現
民主的主要形式,這也就出現了權力所有的主體與權力行使的主體不相一致的情況。因此,為了保證權力的運行不出現違背人民的意志的異化,必須加強對權力的制約。
二戰后,為加強憲法的實施,保障人權,很多國家設置了憲法法院,而憲法法院所行使的權利被人稱之為第四種國家權力,認為是獨立于三權之外的。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在考察西方三權分立政體的基礎上,又結合了中國封建政治的考察權和檢察權,提出了五權憲法思想。盡管分權理論的演變仍在進行,但毫無疑問的是,權力的制衡是必然需要并存在的。
二、具體分析(以美國為例)
(一)、文化背景
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典型。
世界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成文憲法——1787年美國憲法, 經歷200 余年, 今天仍為美國的根本法, 它在世界上最早系統地規定了權力分立制衡原則, 有效地限制了政府權力, 保障了人民權利, 保持了政局穩定, 有利于美國的發展。美國能運用分權制衡原則,以此來促進其本國的發展,這是由其獨特的法律文化背景所決定的。
美國的前身是英國在北美東部的十三個殖民地。作為英王臣民的殖民地居民,他們深受英國法律傳統的影響,尤其是自由精神和權力觀念。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后,又不斷受到啟蒙學者思想的影響,這種思想經由北美居民的咀嚼和消化,與他們的國民性中固有的自由精神和權利意識相融合,從而使他們愈加珍視自由和權利,將自由和權利視為生活的最高價值和政治的終極目的。這在1764—1775 年間的政治辯論中得到充分反映,自由和權利成為這場辯論的核心話語。殖民地人士相信, “一種權力如果不受制約,就會顛覆所有的自由”。要維護自由, 就必須限制權力。于是, 從自由和權力的性質及其關系推導出了“限權政府”的理論。推動了“分權與制衡”等政治設計的實施, 其目的都在于維護人民的自由。此外,美國政治領袖們還深刻領悟出了孟德斯鳩的權力分立制衡原則的內涵。他們接受孟德斯鳩的“人性論”。即對人性的不信任。他認為,人性不完善,靠賢人政治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引入各種權力和各種利益相互牽制以致平衡,這樣才能保證“紙面上的規定”。此后美國人把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加以改造,將之運用于各州憲法的制定之中,通過總結經驗,最終在1787年的美國憲法中確立了權力分立制衡原則,制定出了西方法學家所稱的“成文憲法的典范”——美國憲法。
(二)、體制概述
1787年《美國憲法》按照典型的分權、制衡原則,確立了國家的政權體制。其憲法規定,立法權屬于國會,行政權屬于總統,司法權屬于法院。國會有權要求總統條陳政策,有權批準條約,有權建議和批準總統對行政官員和法官的任命,有權彈劾總統和最高法院的法官。總統有權否決國會的法律,有權提名聯邦法院的法官。最高法院有權解釋國會制定的法律,可以判定國會立法與憲法相抵觸而無效。
通過上述規定不難看出在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下, 總統是美國國家元首、行政首腦、事實上的主要立法者、武裝部隊總司令、外交最高決策者、執政黨當然領袖。行政權屬于總統。與責任內閣制不同,總統不對國會負責, 對憲法負責, 憲法至上。總統在內政外交方面握有廣泛的權力, 憲法具體列舉了總統的任命權、締約權、軍事權、赦免權、對國會法案的否決權, 在實際政治中, 總統還享有建交權、免職權、締結行政協定權、宣布緊急狀態權。在立法和戰爭問題上, 總統也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由于憲法規定總統負責使法律切實執行, 總統有權發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美國雖然實行三權分立, 但三權并不是絕對地平分, 總統是美國政治的中心, 是美國內外政策的主要設計師, 可以說美國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特征, 就是以總統為中心的三權分立。
國會是美國政治中另一個獨立的、重要的權力中心。總統無權解散國會, 國會不聽命于總統, 其參眾兩院各自通過獨立的選舉產生, 各有自己獨立的任期、權力。美國憲法第l條第1 款規定立法權屬于國會, 議案必須由議員提出, 憲法第l 條第8 款列舉了國會的17 項權力, 還規定國會有權制定為行使憲法授予政府的權力所需要的一切“ 必要而適當” 的法律。國會掌握的一些重要權力, 例如征稅權、撥款權、宣戰權、彈勒權, 國會擁有的廣泛的調查權以及參議院在任命官員和批準條約方面的權力等等, 使國會在美國內政、外交方面都享有重要的發言權.美國制憲者們認為三權中力量最弱而且危害最少的是司法權。“ 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 , 它既不像國會那樣握有錢袋, 也不像總統行政當局那樣手持刀劍, 它有的只是“判斷”,因此只要使司法機關保持獨立, 就能成為自由、平等和財產權利的可靠保障。美國憲法規定司法獨立, 國會和總統雖然在任命法官和規定、設立低級法院方面有決定的權力, 但法院獨立辦案, 國會和總統行政當局都無權干涉。為了保證法院不受外界干擾影響, 憲法還給法官以特別保障, 即法官終身任職制, 目的在于提高法院防止總統和國會侵犯的能力。
權力的分立是美國憲法的特點,但不是唯一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教授理查德· 紐斯泰特提出一個著名論斷, 他認為,準確地說, 美國政府是“ 機構分立、權力共享”。例如,法律由國會制定, 但國會制定的法律, 要由總統簽署, 總統“ 負責使法律切實執行”。在法律問題上出現糾紛, 由法院裁決, 最高法院握有對法律的最后解釋權。國會立法、總統執法、法院司法, 三家互為一體、異曲同工。此外,三個機關之間的相互合作也日益重要。例如立法權由國會行使,但法院有解釋憲法和法律的權力,法官造法、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著立法的職責。又例如司法權,雖由法院行使,但一些帶有裁判性質的權力正越來越多的有行政機關行使。這些都說明了嚴格意義上的權力分立是不存在的。
(三)、利弊分析
對“三權分立”原則應實事求是的予以評價。首先,“三權分立”體制可以在美國存在并適用了200余年,并推動了美國的發展,必有其合理、科學之處。這已在很多相關論文中有了具體分析和論述,此處只略析一二。
三權分立在國家生活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四點:
1、區分功能。現代大多數國家在實踐上都有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機關的設置(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使得國家職能得到合理的區分和實現,這的確是有目共睹的。
2、平衡功能。國家權力在區分的前提下,根據其職能配置不同的權力機制,使得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部門的權力都是有限的,不致使某一部門因權力過大而導致權力運行失衡。
3、制約功能。立法、行政、司法職能的差異,機構的分離,職權的劃分,相互間權力運行的牽制,使得三種權力能夠達到有效的制約。
4、補救功能。當三種機關中的某一機關在行使權力不當招致社會不滿時,其他的機關可以行使權力,挽回影響和損失,從而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
三權分立制度的重要就在于: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這是它必須完成的任務。三權相互制約以致平衡正是其價值所在,利端所在。
然而,權力分立帶來的利端,由于其行使者受私有制的價值觀的影響,最終轉化成了弊端。三種權力相互分立,但也相互合作,這在上文中已有提及。但既然是相互合作就有可能會在私欲的支配下轉變成相互妥協甚至是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而相互制約則有可能在私立的驅使下轉變為相互攻擊、相互傾軋甚至造成極其嚴重的內耗,致使國家權力被濫用,公民權利無法得到妥善的維護。眾所周知,三權分立制度存在的基礎是私有制,私有制所派生出的價值觀使三權分立制度中的合作與制約注定了要為私欲所支
配、為私利所服務的命運。因為私有制社會中的價值是依占有的私有財產的多少來評定的,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其占有的私有財產越多,那么體現出的價值越大。此外,三權分立制度的弊端還有其不可克服性。要三權分立制度將三權的行使控制在只能為公的范圍內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三權分立制度力所不能及的事。從淺層次來說,這不利于操作。正如法理學界的一個觀點:實體上的完全公正是不可能的,只有盡量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因為制度所能控制的是人的行為,而不能控制人的主觀思想,三權行使職權為公為私的行為,可能在程序上表現得一樣,但在實體上卻會因為主觀目的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效果。從深層次來說,這是與三權分立制度基礎相關的。三權分立制度的弊端是由于私有制的價值觀的影響所轉化來的,但這種價值觀不是可以隨意更改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決定私有制價值觀只能是私有制這種經濟基礎。因此,這種弊端的不可克服性是存在的。
三、借鑒
三權分立原則的歷史性進步意義是無法否認的,但其缺陷也是確實存在的,它從一開始在本質上就是為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服務的,而不像他本身所宣稱或者表現的那樣沒有階級性。
三權分立,是權力行使民主化原則的表現,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行使民主化原則則表現為民主集中制。這一原則強調政權建設和權力行使過程中民主與集中的結合,特別強調作出決定、進行集中必須有民主的基礎,并且構造了一種層層民主并集中,最后又歸于對人民負責的獨特權力運行體制,即所有其他機關都要向權力機關負責,而權力機關又是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組成,對人民負責,這實質上是通過權力的民主化集中達到實現民主的目的。其權力行使的民主性是無可爭議的,但是從集中的角度來講,無論是權力機關對人民意志的匯集,還是權力機關擁有對其他機關的組織、監督和控制權,也都是保障多數人以法定程序行使政治權力的過程。因此,民主集中制權力運行機制在實踐中存在民主充分而制約不足的弊端,甚至有的權力行使環節發生異化而成為獨裁專制的情況也存在。此外,上文提到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體,但它在現階段也只能用代表作為實現民主的主要形式,這也就出現了權力所有的主體與權力行使的主體不相一致的情況。因此,正視并不斷改進我國的政治制度,使之趨于完善刻不容緩。
相比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集中制而言,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在權力的相互制衡方面則很突出,值得借鑒。例如憲法解釋權,在我國是立法機關解釋制度。現行《憲法》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的職權。這樣規定自然有其好處和合理性的:首先,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憲法實施保障機關,大量的憲法解釋問題是在憲法實踐的過程中出現監督權與解釋權的統一有利于保證憲法解釋的權威性。其次,憲法解釋是一項經常性的工作,作為常設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是經常開展活動的專門性機關,其組成人員富有政治經驗、社會經驗以及專業知識,他們可以承擔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合憲合理地進行憲法解釋的職能。當然,凡事都有其兩面性,這種制度也有其弊端。立法機關本身就負責制定法律,在制定過程中自然認為其制定的法律是合憲的,然后再由自己負責對這些法律進行憲法解釋和違憲審查,重復性工作中思路的一致性使其往往難以發現問題,這種自糾自查的方式使得憲法解釋的實際效果不會很好。再加上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而社會主義國家中并不存在權力制約的觀念,所以人民代表大會享有對其他國家機關的絕對監督,而本身不受其他機關的監督,因此更容易導致憲法解釋過程中的失誤和缺漏。因此,借鑒美國三權分立制度中的權力制衡原則,是很有必要的。
美國的憲法解釋權是歸司法機關所有。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時任首席大法官的馬歇爾在判決中認定最高法院有解釋憲法的權力。雖然其憲法中并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有憲法解釋權,但美國人民卻接受了這一結論,因為三權之中,司法權力最為弱小,要保持三權平衡,需要加強司法權力的實力。
但是在借鑒的過程中也應注意,三權分立制度與我國的國情并不相符,不可照搬。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民情。“ 三權分立” 制度所以能在資本主義國家行得通, 是因為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狀況、經濟基礎、政治制度、階級力量對比和民族心理素質等各種因素相適應的。如果把這種制度照搬到我們國家來, 肯定是行不通的, 因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和民情。第一, 中國沒有實行“ 三權分立” 的歷史條件。歷史證明,中國只是當代表新生產力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產生以后, 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 人民才能真正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權。第二, 中國沒有實行“三權分立” 的經濟基礎。我國目前是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這種經濟制度決定人民內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不存在私利集團之間的利害關系,這與西方國家的私有制截然不同。第三, 中國沒有實行“ 三權分立” 的政治基礎。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政權意味著絕大多數人享有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 只對極少數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第四, 中國沒有實行“ 三權分立” 的群眾基礎。中國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經過幾十年的切身體驗深深認識到,只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使國家富強生活安康。中國人民現在需要的不是改弦易轍, 而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進行完善和提高。
正如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說的那樣:“現在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行政、司法這三種權力,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三權分立”指的是這三種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平衡,它的本質就是制約權力的濫用。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應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當然,我們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而應該像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樣,學習借鑒“三權分立”其中的科學成分,創造性地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
四、結語
作為一種學說,三權分立在歷史上有積極的、進步的意義。洛克、孟德斯鴻的分權學說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要求削弱王權、參與統治的強烈愿望, 是對君主專制制度的勇敢挑戰。
作為一種制度, 三權分立在美國政治制度中體現得最為典型。在封建專制占統治地位的18 世紀, 美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民選總統制而不是世襲君主制, 是對當時整個舊世界的巨大沖擊。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曾經有一句有名的話:“優良政體的真正檢驗標準應視其能否有助于治國安邦”。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維護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民主, 作為調節統治階級內部關系的一種統治模式, 它比獨裁專制更高明、更巧妙一些,也會更長久一些。美國制憲者們在設計美國政府的權力結構時, 目的很明確, 就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實現資產階級政權的長治久安。
三權分立, 不是簡單的分權。分權不分家,三權既分立,又互為一體,既相互制約,又通力合作,其根本利益完全一致。三位一體、異曲同工, 這是美國三權分立制的實質。三權分立是美國政府制度最重要的原則, 一些美國學者甚至認為它是完美無缺的設計,但亦有許多學者看出三權分立的嚴重弊病, 批評它造成政府的分裂、低效、無能。
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我們一方面要肯定其成就、進步,一方面也要去其糟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性質,是人民實現當家作主愿望的基本形式和途徑。但是同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有其弊端,這就要求我們要借鑒各國制度中的精華之處,加以改善,化為己用,進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推動我國的穩定、長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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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淺析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
淺析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
一、背景案例
(一)孫志剛案
孫志剛,男,漢族,27歲,湖北省武漢市人,2001年在武漢科技學院藝術設計專業結業。2003年2月24日受聘于廣州達奇服裝有限公司。3月17日晚10時許,孫志剛因未攜帶任何證件,在天河區黃村大街被執行統一清查任務的區公安分局黃村街派出所民警帶回詢問,隨后被錯誤作為“三無”人員送至天河區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轉送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18日晚,孫志剛稱有病被送往廣州市衛生部門負責的收容人員救治站診治。20日凌晨1時13分至30分期間,孫志剛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當日上午10時20分,因大面積軟組織損傷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孫志剛案首報于2003年4月25日的《南方都市報》,事件披露之后迅速引起全國范圍內的關注,網絡上更是一片渲染大嘩。強大壓力之下,5月12日散布于6個省的18名涉案者被全部抓獲歸案;5月20日,檢察機關提起公訴;6月5日,18名被告在廣州市的三個法庭同時受審;6月9日,18名被告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死緩,一人無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來超過100年。
(二)案例評析
法律有善惡之分。如果公民的權利被歪曲、剝奪,合法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護,那么這樣不公正、違反社會普遍正義的法律就是“惡法”。孫志剛案件的發生,公民竟以生命為代價,換取惡法之終結。這不能不說是法治道路上的一大挫折。因此,面對惡法,我們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法律“公器”來保護公民的權利,否則“惡法”的存在會從根本上摧毀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并最終摧毀法治的大廈。
孫志剛案件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這一勝利可以被看作是啟動我國違憲審查機制的先河。
二、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
違憲審查制是美國對憲政理論的獨特貢獻。所謂違憲審查制度是指由專門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審查并裁決一切規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憲法,并對違憲行為予以制裁的制度。經過長久法律制度的發展,現今這種機制還應當包括對某一具體公權機關行為的合憲性進行審查。專門機關對違憲事項經審查、裁決,并最終做出違憲制裁,享有直接的處分權。因此可以說違憲審查是保障憲法實施的最有效最具權威的一種保障措施。
我國2000年制定實施的《立法法》第九十條規定如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這一規定可以看作是我國違憲審查機制在理論上的確立。而孫志剛案則可以算是將這一理論應用于實踐的導火索。
三、我國違憲審查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目前,我國違憲審查機制在理論上還不完善,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違憲事項的范圍未做具體界定,使憲法監督缺乏最起碼的標準。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在我國法律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而與這一根本原則相悖的違憲事件屢屢發生卻沒有有效的程序和途徑糾正,因此憲法的實施需要監督,違憲審查制度必須建立。但是如何界定違憲事件,學者們的意見并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違憲審查的范圍包括:法律、法規及法律文件的合憲性;國家機關之間的權限爭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為的合憲性;其它社會主體行為的合憲性。也有學者將有關選舉的訴訟(包括選舉活動的合憲性及代表資格爭議)、公民個人的憲法訴愿和政黨違憲案納入違憲審查的范圍。此外,還有學者則明確提出公民個人的行為一般不構成違憲,因而不屬于違憲審查之列。違憲審查的范圍關系到憲法的監督能否真正發揮效用,范圍過寬則失去審查的意義,過窄則無法實現保障憲法權威的目的。但凡違反憲法規定、違背憲法精神的事件和行為均構成違憲,但并非所有的違憲的事件和行為都要通過違憲審查制度來解決。我國違憲審查制度的范圍應包括法律、法規及法律文件的合憲性以及具體公權機關行為的合憲性。公民個人行為是否違憲不應納入違憲審查的對象,否則必將損壞違憲審查制度的權威和效率,最終達不到保障人權的目的。
第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是立法機關,如果又擔任憲法監督機關,就是一種立法的自我監督,往往會使違憲審查流于形式。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國家建立了違憲審查機制,就其主體來看,主要有兩類違憲審查制度:一類是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負責審查違憲問題的司法機關監督制;另一類是以德國、法國的為代表設立專門憲法法院來行使司法審查權的專門機關監督制。從我國法律的實際發展來看,在全國人大以外設立專門的機構或由普通法院來負責違憲審查都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選擇一種折中的方法,可以在全國人大下面組建一個憲法委員會,由該憲法委員會來專門負責審查違憲事件及行為。該憲法委員會直接隸屬于全國人大,與全國人大常委會之間是一種相互平行的關系,同時比其他委員會的地位要高,這樣才能真正發揮監督的職能。同時,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的人大下面也可以設立相應的憲法委員會,作為從屬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并代表其行使憲法監督權的專門機構。憲法委員會的委員應具有較高的專業素質,其行使職權的范圍是憲法監督實施的各項內容。
第三,對審查的方式和審查后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沒有做出規定,使違憲審查制度難以有效運行。違憲審查的方式根據具體審查對象的不同而不同。對于人大下設的憲法委員會來說,對各級國家機關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和“兩高”司法解釋的審查應采取事先審查的方式。即在規范性法律文件頒布實施以前,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職權先由憲法委員會予以審查,以確定其是否違憲,如若違憲,不得頒布實施。而對于具體公權機關行為的合憲性則可主要采取憲法訴訟審查和附帶性審查方式,也就是對通過司法程序提起的憲法侵權訴訟,經過具體的審理活動,對違憲事件做出具體裁決,并附帶性審查該案所涉及的立法是否合憲。
全國人大憲法委員會所做出的違憲審查結論,應具有法律強制性,一經做出,立即生效。經審查被認定為違憲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并不馬上失效,而由憲法委員會要求制定該規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法機關,必須在法定期限內進行修改,否則失效,在修改期間,該規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對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憲法委員會的違憲審查結論,有關機關不服,可向全國人大憲法委員會申請復審,復審期間該規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具體公權機關的行為一經裁定違憲,其行為立即無效,由憲法委員會向有關機關提出建議,交由有關主管機關具體處理。因公權力造成對私權利侵害的,則應啟動國家賠償程序。
除此之外,違憲審查制度在實踐中也不能落到實處,本來非常重要的事后審查權未被真正重視過。這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違憲審查權。自2003年孫志剛案件后這一情況有所好轉,但如果建立起全國人大憲法委員會這樣專門的違憲審查機關,對于法律、法規及法律文件的合憲性則更應注重事先的違憲審查權的行使,這樣才能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四、結論
憲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國家根本法,是民主事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憲法最主要、最核心的價值在于它是公民權利的保障書,是一國國內法對人權的具體規定和保護。而在人權的保障體系中,憲法保障是首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沒有憲法保障,任何人權保障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是有了憲法,也并不當然意味著人權就可以得到保障。“凡掌權者,往往濫用權力,這是一條恒古不變的真理。”人類為了克服政治對公民權利的侵犯,逐漸地確立了限制權力的理念,這一理念就是立憲主義。立憲主義在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確立違憲審查制度,并根據國民利益和意志來對憲法的實施予以保障。違憲審查制度的構建和實行,從制度層面上實現了對人權的有效保障人權的保護。我國已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并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人權狀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我國的違憲審查制度一直沒有完善,違憲審查亦未能得到有效的實施。
因此,只有健全違憲審查制度的各項內容,充分保障違憲審查機關的職權得到行使,并且能夠有效地行使,才能建立起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充滿活力的違憲審查制度,樹立憲法的權威,最終達到保障人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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