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當前我國招投標領域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與應對策略

當前我國招投標領域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與應對策略

作者：Evan

摘要：

近年來，由于監管機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當前我國的招投標領域仍存在不少不容忽視的問題。造成當前招投標領域問題存在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歸結起來主要是三個方面的反差： 一是高利潤回報與低違規成本；

二是招投標業務高速發展與制度建設相對滯后；

三是高隱蔽交易與低水平監管。

針對問題分析，我們應當著力在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以增強招投標辦法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公開性為方向，健全完善公平、公正的競爭擇優機制。

二是以加大投標企業與中介機構違規成本為重點，健全完善招投標懲處激勵機制。三是以整合機構力量為抓手，健全完善招投標監管機制。

四是以加大組織處理和紀律處分力度為后盾，健全完善責任追究機制。

前言

招投標制度作為工程承包發包的主要形式在國際國內的工程項目建設中已經廣泛實施。為貫徹建設管理體制改革，我國從80年代初期開始實行工程建設招投標制度。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有效地推動我國建設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

多年實踐證明，招投標制度是比較成熟而且科學合理的工程制度，它在保證建設工程質量標準，加快工程建設進度以及獲得最佳經濟效益方法的方面成效顯著。

但是，由于建筑市場發育尚不規范，管理體制的束縛以及經驗不足等原因，建筑工程招投標在具體操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本文針對目前建筑工程項目招投標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分析，提出一些個人見解，望能對今后的建筑工程招投標工作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

正文

1.目前建筑工程項目招投標領域存在的問題

1.1地方保護主義盛行，招標有失公允。

一些地區、部門為確保本地、本系統建筑企業中標，采取歧視性資質審查、限制信息發布地點和范圍，或者制定不公平的評標標準和方法等措施，排斥外地或其他投標人。

1.2招標文件不規范，存在傾向性或歧視性情況。

傾向性表現在招標文件中明確注明品牌、設備型號等，或者制定有傾向性特殊技術指標。在某些地區，行業或企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屢屢出臺一些保護主義色彩的規定，跨地區、行業的或外部招標人基本上沒有中標可能。

1.3招標人規避公開招標。

主要表現為：a.肢解工程,規避中心招標；b.主體工程招標附屬工程規避招標;c.以種種理由將應公開招標的項目直接發包，或采用工程聯系單的方式隨便增加工程量，變相規避招標；d.以邀請招標取代公開招標。

1.4投標人串標、圍標現象。

某些部門濫用權利，在招投標前將建設工程內定給某些施工單位中標，再指定幾個施工隊伍前來投標，制造公開招標的假象；或者，投標人私下交易，組成臨時聯盟，相互約定提高或壓低投標報價，一家投標，幾家陪標，事后再進行利益分配。甚者，有的地方還出現了專業圍標集團，專門組織一些施工單位投標，中標后再私下交易。

1.5投標人掛靠、工程私自轉包分包問題。

一些施工企業出錢購買營業執照和資質等級證書，甚至盜用或借用他人證件參加投標，騙標。或者，有的企業中標后，又將工程直接轉包、分包給其他單位，從中收取管理費，以包代管，而對工程質量、安全不從事管理、推卸責任。這種轉包的現象，使得一些資質不夠，沒有施工經驗的企業，進入施工現場，給工程造成嚴重的質量安全隱患。

1.6招標代理機構的行為有待進一步規范。

由于我國招標代理業務起步晚，招標代理市場發育尚不完善，一些相關的配套制度還不健全，加之從業人員素質不高，致使一些招投標代理單位惡性競爭、唯利是圖。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投標單位收受賄賂，泄露標底；或遵從投標人暗示有傾向性的選擇中標單位。

1.7評標不公，缺乏有效辦法。

因為當前招投標還沒有建立起一套科學的評標辦法。有的招標人為了讓內定的投標人中標，對招標代理機構及評委進行暗示，進行暗箱操作。另外，還因為評標專家庫專家涉及不全面，評標結果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以及評標、定標辦法在投標書送達后確定的不公平現象等。

1.8招投標主管、監管單位管理監督乏力。

招標工作業務量大、專業性強，負有主管、監督責任的行政部門人手少、力量不足，存在失職和缺位的問題。

2.當前招投標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招投標的實質是招標人在市場上通過招投標這一市場競爭方式來選擇一家中標人，在工程招標和物資采購方面以合理低價按質按量按時完成招標內容；在土地和國有產權出讓方面以合理高價保質按期完成招標內容。其存在的問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歸結起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高利潤回報與低違規成本的反差。

工程項目承包利潤比較高，施工企業不惜采取回扣、行賄等非法手段開展“攻關”，從而多

攬工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中對大多數招投標犯法做法都作了“中標無效”的處罰，但由于地方保護或是部門利益的關系，目前對招投標違法行為做法的處罰相對很輕，多數只是罰款了事。

2.2招投標業務高速成長與制度建設相對滯后的反差。

有形建筑市場的法制建設還不完善，公開招投標各種相關配套措施還不規范，存在不少漏洞和難以操作的地方。

2.3高隱蔽交易與低水平監管的反差。

場內結果是場外交易的體現，而有形市場中的違紀犯法行為交易隱蔽，往往是在有形市場外一對一地開展，很難被抓住把柄，就算在招投標過程中有一些異常做法，也可以憑目前法律法規的漏洞輕易搪塞過去。相比之下，目前監督機構的執法水平不高，部門間協調配合薄弱，不少環節管理不嚴、紀律松馳、漏洞多。

3.規范工程建設招投標問題的應對策略

3.1健全完善招投標法律、法規等監管制度，嚴格貫徹執行招投標活動的基本原則。

3.1.1加快完善招投標法律法規等監管制度建設為規范建筑市場交易行為，提高建設工程質量和投資效益，保護招標投標者的合法權益，相關部門應當進一步修訂、完善招標公告、資格審查、篩選、評標辦法、專家選擇、合同簽訂、執行監督等各個環節的制度，真正建成一個高效、權威的統一招投標平臺。

3.1.2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守信的原則

招投標行為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并隨著市場的發展而發展，必須遵循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各國立法及國際慣例普遍確定，招投標活動必須遵守“公開、公平、公正”原則以及“誠實守信”原則，以維持雙方的利益平衡以及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

3.1.3實行招投標活動不受地區或部門限制的原則

招投標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物，其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充分的競爭，使生產要素能夠在不同的地區、部門之間自由流動和組合，從而滿足招標人獲得質優價廉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要求。因此一個統一、開放、競爭的市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限制、壟斷或干涉，是招投標發揮作用的外部環境和前提條件。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已任何方式非法干涉招投標活動的原則。

3.2嚴格工程建設招投標活動的過程控制，不斷優化招標、評標、定標規則

3.2.1根據招標項目特點科學選擇招標程序

一般來說，對于工程難度不大的一般性工程或通用類型的設備以及普通材料進行招標，應當優先采用“先技術方案，后經濟報價”的“兩階段開標”的招標程序，在確定技術方案可行或基本技術指標性能滿足要求的前提下，重點考慮經濟因素。而對于工程難度大、技術方案復雜的工程進行招標則應優先考慮采用“一次開標”的招標程序，即一次性開啟投標人的商

務、經濟和技術等全部投標文件，并進行一次性的評審。

3.2.2根據招標項目特點科學使用評標辦法。

目前，實踐招標中采用的評標辦法主要是合理低價和綜合評標法，但在實際招標過程中，如何結合項目特點和實際情況合理運用這兩種評標辦法，對于控制工程投資十分關鍵。

3.2.3根據招標項目特點有效運用最高、最低限價規則

降低造價，控制成本是招標需要實現的目標之一，但絕對不是唯一的目標，過低的中標價可能導致最終簽訂的工程合同因工程造價款問題無法順利履行，甚至可能引起違約而延誤工程工期，影響最終交付使用，因此，在實踐中，通常需要根據項目建設的特點設置最高限價和最低限價。

3.3加強對招投標法制宣傳，依法監管招投標活動。

當前，招投標領域違章行為屢禁不止，加大對招投標的法制宣傳和依法監管就顯得尤為重要。一是有計劃地組織投標人、招標人和招標代理人進行法制學習，使各方責任主體明白串通招投標是國家法律所禁止的。二是監管部門要加大監管力度，及時查處招投標活動中的違法行為。三是敢于處理違法行為，監管部門對招投標活動中違法違紀行為的處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及規章制度嚴肅處理，要建立不良行為記錄公示制度，以此凈化招投標市場，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

4.結束語

我國的招投標制度起步較晚，各方面都還不成熟，這就使我國招投標領域問題凸顯。目前，如何完善招投標制度、規范招投標運作仍是我們研究的重要方向。本人相信，通過相關人員的不懈努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建設招投標領域發展將會蒸蒸日上。

5.參考文獻

工程招投標與合同管理（第二版）

中國論文網

工程資料庫

第二篇：淺談當前農村教育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淺談當前農村教育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也掛懸壺來濟世 好招妙手共回春

今天，中國已經由農業大國過渡為崛起中的農業強國，但在新課程改革全面推廣了近十年的時候，中國農村教育的問題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解決，我們一時還無法定論。只要留意，我們似乎還聽到了許多來自農村教育的叫苦叫累叫窮的聲音，還看到了許多農村教育的不先進不入流不和諧的畫面。究竟農村教育的問題出現在哪里？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問題？我們該如何應對？每一個勇于擔當的教育人，都得“不辭鏡里朱顏瘦”，以一種“先農村之憂而憂，后農村之樂而樂”的大胸懷、大智慧，為農村教育的又高又快又好地發展，作出思考和探索。

一、農村教育問題探因

透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最早談及農村教育的是有“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之稱的著名學者、國學大師梁漱溟。他認為中國在“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特殊形態下，教育必須從鄉村入手，要優先改變農村教育。時至今日，中國農村教育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再單純地把教育作為一種純粹的政治工具或經濟工具，不再只重知識而輕能力或重能力而輕知識，也不再忽視人的自身發展。但參照十八大報告中有關教育的論述，對比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目標，聯系農村教師的真實體驗，我們不難發現以下問題。

1、農村教育價值取向“浪打船搖道位移”。

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作為農業大國，國情已經決定了我們得優先重視和發展占有更大人口比例的農村教育，讓更多的合格公民參與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當中來。但事實上，農村教育一直以來都是作為城市教育的相對概念而呈現的，忽視了鄉村文化自身的建設機理，而把純城市教育當成了其改造和發展的價值取向。這種“離農性”“唯城市化”和“泛城市化”，使得如今的農村教育，一直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教學模式、課程計劃、課程內容、教學大綱、教材和評價機制，不論在確定培養目標還是在選擇課程內容以及衡量教育的評價指標上都顯出了城市化特征，都與城市教育毫無區別。在農村，教育僅僅被作為一種升學的工具，當作走上仕途和爬上官階的階梯，被淪為追名逐利的敲門磚，被異化為跳出“農”門的篩選工具，亦或成為向城市輸送半成品的加工廠。縱使有許多農民子女因此而如愿以償，但每位成功者的背后都是我們幾乎已經遺忘了的大量的失敗者。他們的失敗，越來越不能掩蓋大多數農民的失望與對這種教育的拒絕。走出分享稀缺教育資源的角逐場，他們開始醒悟，既然此路難通，那么何必十多年來苦學苦練？在這種思想背景下，農村教育應試成風，厭學成風，甚至罷考成風，教育價值取向嚴重偏離，農家子弟只好將本應升掛在文化天空的明月照向了名利的溝渠，既不愛應試教育的“武裝”，也不愛全面發展的“紅裝”。

2、農村教育公平“難入尋常百姓家”。

相比十七大來說，在十八大的報告中，對教育公平又有了新的要求：“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緣、貧困、民族地區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水平，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才。”這些要求非常明確，要通過縮小區域、城鄉、特殊群體之間的教育差異，給每個學生提供相對公平的教育機會，讓孩子們通過接受教育，都能成為有用之才。

但審視現實，政策指向了公平，卻并沒有很好地實現公平，甚至越呼吁什么，就越不公平。公平幾乎成了對農村教育的戲弄。有人戲稱：“中國經濟以犧牲上海，換來深圳的振興，繼而發展沿海，卻驀然回首時，發現中部已經塌陷。”那么教育也一樣，相比城市教育經費投入，農村的簡直是滄海一粟。僅以上海復旦附中一所學校為例，就足以管中窺豹。該校因100多輛教師私家車無處停放，且校舍帶有濃郁的上世紀末的色彩，游泳館、地下停車場等配套功能設施不很完備，立馬投資3.5億，把校舍推倒重來。據說，上海的生均教育經費為每人20000元。這些都可以說明“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緣、貧困、民族地區傾斜”的必要，說明教育政策對于農村教育還有很大的不公平。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現化化走的是一條效率至上的道路，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配置給最能夠發揮效益的地區和學校。在農村，這些學校基本都是城鎮“重點學校”“示范性學校”“實驗”。而對于最需要教育資源的落后地區和薄弱學校，則僅以滿足基本需要、危房改造、普九等。教育資源配置被重點學校任意掠奪，顯然效率至上的現化化之路與教育現代化的本質相悖。

追求公平是教育現代化的應有本質。但在農村教育中，雖然教育機會均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精英教育使培優補差工作并沒有完全到位，出現了教育過程上的不公平；由于城鎮重點學校和鄉村快慢班的存在，更出現了教育成就上的不公平。從一個班的班額配置來看，大班額的教學形態在農村依然比比皆是，人均受用資源嚴重不公平；教師囿于各種誘惑，屈于各種壓力，在“抓中間帶兩邊”的教學實施策略中，往往由于“中間抓不住，兩邊都放掉”又出現更多微觀上的不公平。

倡導教育均衡，其實也是保障教育公平。十八大的報告強調，“辦好學前教育，均衡發展九年義務教育”。但由于種種原因，農村教育辦學水平、辦學規模、師資力量、隊伍建設、學科結構、教育經費、福利待遇等方面都難以達到均衡。在進行教育資源整合和布局調整時，由于不同程度地會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阻撓、人事調整過程中的制約、學生分流環節的限制，推進緩慢，困難重重，已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3、農村教育質量“年年長恨總傷心”。

農村教育質量，似乎一直處于弱勢地位。特別是在近年來，更是嚴重滑坡。記得溫家寶總理在國家科教領導小組會議上曾說：“有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里農村的孩子幾乎占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見《光明日報》2009年1月5日2版）現在全國范圍內農村生源比例約為50％，重點高校僅為30％。專家學者們研究發現，農村生源大多集中流向了一般院校、高職院校。用一名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者的話來說，“農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層’”。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已經來臨、高考錄取率迅速攀升的今天，一方面是知名大學的校園越來越美麗，教學樓、宿舍樓日漸增多，而其中的農村孩子身影卻正在日益減少。更有甚者，迫于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有些農村學生擔心上完大學也很難找到好工作，被迫選擇外出打工。

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因為農村師資力量太薄弱，教育觀念太陳舊，教學方式太落后，現有教師的綜合素養都不能順應大時代的大轉型和大變革，農村教師的教育敏感力相對弱點，一時難以與時俱進，難以找到新基礎教育的核心價值觀，構建義務教育道德和超義務道德，在具體的道德性行動中，難以發揚新人文精神，難以進行教學方式變革，難以進行教學轉型和策略研究。相反，隨著時代發展，鄉村教師更多地面臨著家長對自身權益和對學生權益前所未有的關注壓力。農村教育職業，已經成為了一個高危職業。另外，中國目前還在重視點的改革，沒有面的改革，沒有改變應試教育，中小學孩子不愿讀書，大學畢業的孩子不愿到鄉村工作，大家都在這個圈內按慣習工作。更在爭利于市、爭名于朝的大環境中，老師們很難做到爭福于教，道德指數和幸福指數都有所滑坡。這些都致約著老師的發展，老師難發展，學生就更難全面發展，教育評價機制又不十分科學健全，以致農村教育質量長期以來，成為人民心中一個永遠的痛。

5、農村教育經費“上錯花轎嫁錯郎”。

如今，國家在農村的確投入了大量的教育經費，改善了許多育人環境。但面對現實，錢并沒有很好地用到刀刃上。其實，好的學校并不在于樓有多高、面積有多大、設備有多新，而在于教師的綜合素質有多高、育人能力有多強，在于學生的學習資源有多豐富，生均占有量有大，在于學校的管理文化、育人方式等。農村許多學校爭取到資金后，就一味的進行硬件重復建設，更換配套設施，不切實際地升級學校，創示范，辦重點，搶實驗。而家長也喜歡迎合，沖著更優越的辦學條件盲目地擇校，以致于相對薄弱邊緣的學校不斷萎縮，給布局調整和資源整合帶來沖擊。而不甘走向絕境的薄弱學校只好不斷發展應試教育，希望以精英教育換來軟實力，以軟實力求得發展經費。這樣一來，應試教育附在素質教育身上借尸還魂，逐步演變成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又是拿著更多納稅人的錢來踐踏教育公平，形成惡性循環。

更為滑稽的是，每年前幾個月國家經費沒有發下來，學校建設行為遲遲難以啟動。而在每年的后幾個月剛剛啟動，審計預算卻按時來臨。對還沒有投放的資金進行國庫收繳。學校只好搶在收繳之前立即花光。

十八大報告中說：“提高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水平。”可在貧困生生活補助方面，居然有更多的家長把該項教育經費當作國家福利，用到家庭日常生活開銷上。在農村，這筆錢對于教師來說，都可算得上一種不小的誘惑。教師的工資已經遠遠落后于人均消費水平！教師的幸福指數難以提高，直接影響到教育教學的質效。

提高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水平，錢多了，是好事，但有了錢，如何合理使用，更大面積地提升教育質量，又成了一個新教育難題。

6、農村教育變革“潮打空城寂寞回”。

十八大的報告中提出：“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創新精神。辦好學前教育，均衡發展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積極發展繼續教育，完善終身教育體系。”

首先，對教育改革的要求更加宏觀、更加綜合，從教學內容方式、考試招生制度、質量評價制度等的改革，進一步拓展為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其次，對學段的要求體現了遞進性。九年義務教育從原來的“促進均衡”到新五年的“均衡發展”；高中教育從原來的“加快普及”到新五年的“基本普及”；職業教育從原來的“大力發展”到新五年的“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從“提高質量”到注重“內涵式發展”。此外，還對學前教育、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有了新的要求。

但課改在中國，重課改形式，輕內涵發展。在農村，教學內容方式與城市保持一致，考試招生制度與城市保持一致，質量評價制度也與城市保持一致，優待政策并沒有下嫁到普通老百姓。城市學生在學習資源和方式方面、在自主招生考試方面、在與國際接軌方面，依然優于農村學生，教育上的梯度差異、城鄉差異、縣域內學校差異還是客觀存在。一任經濟全球化、資訊網絡化、人權普適化、文化本土化，但農村教師并沒有感到職業工作的幸福化，教師的思想觀念和教學方式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學生的價值取向和學習方式也沒有多大變化。縱使少數骨干教師和校長到城里參加了各種培訓，但短期培訓并沒有幫助老師們掙脫落后的教學行為慣習的束縛、教材點狀編排的束縛、傳統備課框架的束縛，并沒有大面積實現課堂教學的轉型變革，農村學生還是在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農村教育依然面臨厭學厭教的的挑戰，依然難以給學生全面發展之基和終生發展之基，農村義務教育很難深層次的進行內涵式發展。

二、農村教育問題應對策略

教育事業做的是人的事業，教育問題更多的是人的問題，其次才是物的問題和體制的問題。農村教育最突出的問題還是學生厭學和教師厭教。只要讓農村學生找到接受教育的出路，讓農村教師不斷提高幸福指數，其余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是以，追根溯源，解決問題的策略也就不再那么神秘。

1、讓學習前途“柳暗花明又一村”。

首先，消除“讀書無用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在信息化年代，在知識產業化的時代，誰擁有大量的知識，誰能將知識轉化為能力，誰將幸福自在地發展。城里人如此，農村人也不例外。

其次，指明學習新出路。城里學生固然在享有更多優質資源的同時，還可在國內更多地享受高等教育機會，甚至可在國外作出更多的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孩子就沒有選擇的空間。同時，在就業方面，我們農村子女身上，照樣均勻地灑滿了用人單位賞識的陽光。大變革時期，國家正在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成為專業技術型人才，也是經濟社會的客觀需求。條條道路通北京，我們農家子弟沒有必要在千軍萬馬涌向熱門行業的時候，就迷失人人發展的方向欲渡，以致在成長路上，“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2、讓優質資源“水近樓臺好得月”。

既然優質教育資源在農村有些緊缺，顯得縹緲，那么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化被動的選擇為主動的傳送。我們一方面要堅定地進行教育布局調整，進行教育資源整合，另一方面，就是千方百計辦好老百姓家門口的好學校。在現在機制下，我們既要鞏固好“名師培養工程””青藍工程”“影子工程”“卓越工程”“幫扶工程”“置換工程”，完成好“支教動作”“援邊動作”和“自選動作”，也要嘗試城里的委托管理，讓優質學校和發展中學校自由戀愛，兩廂情愿，達成委托意向，由政府買單，以期產生“牽手效應”；嘗試走名校集團化之路，在政府無錢買單，出現教育“圈地運動”“牛奶”稀釋、簡單復制等問題時，化敵為友，聯盟壯大，以期產生“坐電梯效應”；嘗試優質項目推廣，走出去，引進來，借鑒創新，以期產生“漣漪效應”；嘗試一校多區，利用品牌效應，擴充優質資源，以期產生“孵化效應”。而在教育經費、配套設施等方面，則最大可能地向農村學校、薄弱學校傾斜。

3、讓幸福指數“芝麻開花節節高”。

農村教師給人的直觀印象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褲管還不時高高地卷起”。雖然說得有些過頭，但足以表明農村教師的幸福指數不高，物質擁有不豐富，精神財富也羸弱。相比上海七寶中學的教師，每天跑步鍛煉一次尚且可以領到10元錢，一個班主任節每人就可拿到3000元，一個教師節每人就可領用7000元，每月的工薪都在10000元左右，鄉村教師的所謂幸福只能成為精神支柱上的煙霧縈繞。難怪在一處鄉村精神病院里，40﹪患者為教師。原本經濟基礎如此薄弱，又得頂著教育觀念落后、教學方式陳舊、課業負擔過重、社會地位低下的壓力，從事著應試教育、塔尖教育，他們在幾乎成為成人游戲和搏弈的變態考試中，往往以犧牲孩子的童年和幸福來撈得一點點好名聲和小利益，還不時在高危職業中看著鮮活地生活走向死亡和墮落，靈魂開始蒼老，精神開始分裂。

那么，給農村老師們松綁吧！給他們從道德上松綁，不要再用什么神圣的光環來迷醉，不要用道德至上的觀念來弱化，不要用去道德化的傾向來貶損，不要用泛道德化的手段來禁錮。幫幫他們，讓他們從個體與集體、公正與關懷、主流與多元、功利與理想的沖突中解放出來，只要他們恪守職業道德的底線就行，驚喜于他們對義務道德的超越，讓他們做一個真實的人、自由的人、幸福的人。其次，從貧困上松綁。讓教育經費更多地用在刀刃上，用在從事教育事噗的人上，用在人的人基本生活保障上，用在工作環境的改善上，用在師資培訓上，用在教育執行力的共振上。第三，從理念上松綁。多一點理解，多一份關心，多一段期待，他們會踩上時代的鼓點，與先進合拍，與和諧共鳴。

4、讓教育內涵“花有清香月有陰”。

（1）刷新教育觀念。農村學校要引導教師學會在終身教育的視野下，重新審視當前教育觀念，為具體的內涵發展行動作好儲備。為了遠離應試教育，首先要重建基礎觀、評價觀、過程觀、內容觀和價值觀。在基礎觀上，能認識基礎教育的“基礎性”，既重視夯實知識技能、思維品質、自主學習能力等硬性基礎，也重視奠定志向理想、興趣愛好、社會責任感、行為習慣、道德品質等軟性基礎；既學會分類打基礎，也學會分段打基礎。在評價觀上，能在以人為本的時代，開發多元價值，從重“結果”的評價轉變為強調“學業過程”的評價，從重“甄別”的評價轉變為強調“學生發展”的評價，從重“知識’’的評價轉變為強調“活動表現”的評價，既重結果，也重過程。在內容觀上，學會整合資原，既發現知識的內在聯系，又關注結構的遷移價值；既關注課間內容，也關注課外內容。在價值觀上，既要有多元價值觀，更要樹立核心價值觀。教育要有學生立場，重在教會成人成事，關鍵在于培養生命自覺，明自我，明他人，明環境。

（2）變革教學方式。現在我們再不能以教定學，必須變為以學定教；我們再也不要關注學會什么，而要關注學生是否會學；我們既要給好學生定位，也給好的教學定位。我們面向當下，讓學生體驗到幸福快樂；指向未來，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奠基。在教學中，要分層教學，協助學生認識自己的學習特性和風格，明白自己的強項和不足，把握自己的發展水平和程度。我們要為學生的學習提供“支架”，為學生創設不同的情境，讓學生積極地、主動地學習發展。課堂教學中，要基于學生學情和教材文本，進行資源開發，基于教學目標制訂的層次設計、教學內容規劃的長程設計和組織的結構設計，進行系統規劃。我們既要有教學整體視野，也要有教學開放交互的動態視野。

（3）提升辦學品位。農村學校教師基本上都存大精神層面的缺失和意識層面的偏差，不同程度地陷入業務水平層面的低迷。我們要轉變行政職能，強化校本管理，注重管理效能，促進學校自主發展。具體工作中，我們通過學習了解、交流體會、相互滲透等方式，使教師逐漸形成辦優質教育所不可或缺的良好精神狀態，樹立責任意識、用積極向上、爭創一流的思想取代消極悲觀、得過且過的思想，迅速重建良好的人際關系，逐步建立學校共同的價值追求。我們必須以先進的教育意識作為引領，正視學校的差距，尋找自我的欠缺，充分認識到決定學生質量的問題不僅僅是生源的好壞，認識到學校和教師在學生的階段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形成統一的學校價值的追求，認同學校辦學目標，同時建構在自我發展的體系之中，自我發展、學生成長、學校進步融為一體，從“熱愛生活”到“追求卓越”。而這些形成辦學理念，形成學校文化，絕不能只是放大的口號，閃光的標語，要在教學中轉化，在管理中轉化，在研究中轉化。學校文化建設的另一重點是校園文化，我們要一如既往地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讓校園文化、校本研修文化、特色創建文化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起形成學校核心競爭力，不斷提升辦學品位。

第三篇：當前職高英語教學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當前職高英語教學存在的問題及應對策略

摘 要：英語課程在文化課程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職高的特殊性質，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本文主要針對職高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加強對英語教學的重視等措施，以解決職高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和綜合運用英語的能力。

關鍵詞：職高；英語教學；問題；對策；淺析

近幾年來，職高因為師資力量和學生基礎素質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英語教學質量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可是，如果從社會對英語人才的要求來看，現在職業高中的英語教學還不能滿足社會需求，許多職高生的英語應用能力相對還比較差。

一、職高學生英語學習中存在的問題

1.英語基礎差。

職高學校錄取的學生多半是英語水平整體較低的學生，很多學生中考英語都不及格，英語水平低下，具體表現為語法知識混亂，詞匯量小，閱讀能力不強，聽說能力比較薄弱，同時學生的理解力稍遜，這是職高英語教學效果差的客觀原因。

2.缺乏學習英語的興趣。

很多學生在初中時就覺得英語難學，甚至有學生認為英語無用，很多非英語專業學生認為自己將來不會做與英語有關的工作，把專業課學好就行了。只要能通過考試，順利畢業，就萬事大吉。這種學習態度在很大程度上給高職英語教學帶來了難度和挑戰。

3.缺乏自信。

很多學生還未從中考失利的陰影中走出，甚至接受了社會上對職高學校的偏見，認為自己低人一等，有自卑感，認為自己學習能力差，對英語有畏難情緒，覺得學不好英語。這也是阻礙學生提高英語水平的心理因素。

4.學習方法不正確。

學生入校前都是接受應試教育，習慣了被動學習，習慣了被老師牽著鼻子走，缺乏主動性；進入高職院校后，沒有了中高考的壓力和方向，不會去主動學習。這也導致他們很難真正學好英語。

5.學習目標不明確。

這表現在他們對未來的迷茫，沒有遠期目標和近期目標，而且對自己認識不清，不能正確自我定位，對學習英語失去動力。

6.缺乏實踐機會和英語學習氛圍。

學生絕大多數時間都在校園學習，對英語的重要性缺乏實際的感性認識。

二、提高職高學生英語學習效果的幾點策略

1.激發學習興趣。

教育心理學告訴我們只有學生感興趣的東西，學生才會積極開動腦筋認真思考，并以最簡捷，最有效的方法獲得最必要的知識，這就是求知欲，可以說，沒有興趣就沒有求知欲。當學生初學英語時，興趣都很濃厚，但隨著學習難度的增加，到了職高階段，諸如語法不懂、單詞記不住、音標都不會之類的問題接踵而至，學習英語的信心大減，產生了畏難情緒，甚至想放棄英語學習。在這個關鍵時刻，鼓舞士氣是至關重要的。我從音標開始教學，并在引導學生讀、記單詞時，教給他們拼讀規則，對于有一點點進步的學生在課堂上及時予以表揚、鼓勵。

2.樹立學習信心。

樹立學習信心是教學活動的心理準備工作，要變信心為行動則需要有目標。心理學告訴我們追求目標愈高，則行動的內驅力愈大。但是面對心理素質還不穩定的職高學生，如果教師所提的目標過高，學生可望而不可及，所定目標也就成了空談。于是我先由學生自己提出切合實際的長遠目標，然后，在分析個體情況的基礎上為每個學生修訂目標，提出更加具體的近期、中期目標。在教學過程中，運用目標激勵的作用，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激發興趣，向著目標前進。

與此同時，由于學生的基礎的相差較大，參差不齊，給教學帶來了許多困難，如何擺脫這樣的困境，變被動為主動？如何提高教學效果？于是我因材施教在課堂上，我始終把握住學生本節課的具體目標。練習什么，采取何種方式訓練等，對于班上英語學習相對好一些、自我控制能力較好、自學能力較強的學生，允許他們在課堂中自行組織學習本課內容，根據自身情況采取適合自己的方式進行學習，以自練為主，如果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可以利用課余時間主動找老師詢問。而對于基礎較差的學生要求課前預習，在課堂中認真聽講、先掌握單詞、理解課文，再完成練習，然后不斷調查講練內容，直至學生練會為止。對于課后的作業，我設置了必做題和選做題，必做題學生一般都可以完成。而選做題實際上是提高題，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選擇完成，如此教學即照顧了不同層次的學生，又提高了教學效果，緩和了兩極分化的矛盾，大大提高了英語教學質量。

3.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

優良的習慣可以保證一個人在一定情況下自動去進行一系列有關的活動。良好的學習習慣對于學習活動有著重大的促進作用。而且，一旦學生體會到學習樂趣時，就會鞏固優良學習習慣。

首先，教師要引導并幫助學生制定符合自身英語學習實際和專業要求的學習目標和計劃。進入了一個新的學習環境，60%以上的職高生都表示愿意從頭開始，學會點兒英語。作為教師，我們有義務更有責任引導并幫助學生制定符合自身英語學習實際和專業要求的學習計劃，盡可能的將“0”化為“1”、將“1”化為“2”乃至更多。

其次，要幫助學生養成口語訓練的良好習慣。有人說，學習過程其實是習慣養成過程。良好學習習慣的缺乏正是絕大部分職高學生進不了普高、重點高中而成為職校生的重要原因。要具有良好的學習習慣，本人認為：最重要的是“訓練”。因為，習慣是一種動力定型，必須經過長期的、反復的訓練，才能形成。早自修、課堂40分鐘、課后口語作業都是幫助學生養成口語訓練習慣的平臺。

著名教育家肖川教授曾說：“有心的地方，就會有發現；有發現的地方，就會有欣賞；有欣賞的地方，就會有愛；有愛的地方，就會有美；有美的地方，就會有自由；有自由的地方，就會有快樂！”我相信：只要我們職教人用心去教育我們的學生，他們一定會學有所成，事有所成。

第四篇：當前我國社會心態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當前我國社會心態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

問題：

根據2010-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的數據分析，當將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設計為兩個方面：一是社會認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會態度和行為傾向方面。社會認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壓力感、生活安全感、社會穩定感、風險認知、幸福感等，社會態度和行為傾向包含個體或群眾對社會各方面的態度和價值觀，以及對社會行為、矛盾和沖突的應對策略和人際溝通模式等。

我們先來分析第一個方面，當前中國城鄉居民感受的生活壓力感明顯增大，尤其近兩年來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走高，影響到了許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購買，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幾乎存在于中國整個奶業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居民民眾對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醫療安全和社會治安的擔憂，導致了居民評價的各項安全感基本上處于“比較安全”的水平。市民對社會信任得分僅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線，即“極低信任”的最下限。兩年來國家統計局2010年11月11日數據

本文所說的社會心態，是一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共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在一個劇烈變動的社會中，社會心態既是社會變遷的表達和展示，也是社會建構的一個無法忽視的社會心理資源與條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總是作為執政者的行政基礎不斷被提及。可以說，社會心態是社會的“晴雨表”和“風向標”。要構建和諧社會，沒有和諧的社會心態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社會心態中存在一些不和諧因素，需要我們高度關注并積極設法引導。

一、我國社會心態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通常把社會心態分為社會認知、社會態度與價值觀念、社會情緒和社會行為策略，但實際上這些內容時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筆者認為，目前社會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會心態問題。

（一）生活壓力加大與社會支持不足零點研究咨詢集團2010年4月在全國進行的調查顯示，盡管城鎮居民對物價上漲感受明顯，但54.8%的居民表示對于當時的物價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僅有14.2%的人表示難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再次進行了類似調查，結果顯示，在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分別有49.8%、40.5%和47.7%的受訪者表示當前的生活壓力比較大或壓力很大。壓力主要來自物價上漲、就業難、房價高、看病難等方面。

在競爭日趨激烈、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壓力加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另一方面，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單位社會已趨終結，而填補單位社會社會支持功能的公民社會卻未見雛形。社會學認為社會支持是一個可以運用一定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無償幫助的社會網絡。在惡性壓力下如果得不到社會支持，個體會產生無助感、絕望感，產生心理問題或出現極端消極行為。如2010年富士康員工發生連續自殺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據我們的調查，當前人們獲得社會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鄉等傳統社會關系，社區、工作單位和地方政府在社會支持系統中，基本上處于“沒有幫助”和“幫助較少”水平。僅僅依靠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支持難以支撐每個人的生活壓力。

（二）安全焦慮與風險漠視并存一方面，不斷發生的食品、藥品安全事件使得民眾長期處于焦慮狀態，而另一方面，社會整體的風險意識并不高，導致一些安全事故、災難頻發。

2010年6月，《小康》雜志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對全國12個城市開展公眾安全感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群眾最擔心食品安全的比例為72%，擔心社會治安的比例為67%，擔心醫療安全的55%，擔心交通安全的51%，擔心環境安全占39%。

一個本不屬于熱點的新聞受到中國媒體和民眾的持續關注，從智利礦難的發生到33名礦工在69天后被成功營救，民眾不可能不將之與我國頻繁的礦難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較。2010年1—10月全國發生礦難22起，死亡人數456人，僅3月份就發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當前風險防范的突出問題是對于關系個人的風險意識較強，而對關系到群體或社會的風險重視不夠，對于突發的、傷害性大的風險警惕性較高，而對緩釋性的、無直接生命傷害的風險防范不足。

（三）社會信任面臨困境社會心態藍皮書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社會信任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三市總體的社會信任狀況堪憂，社會信任總體得分僅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線，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適應以生人為主的工商社會生活，也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制度、規則、機構等的信任和對契約、規范等的遵從。

雖然我國的公共權力機構和管理部門的社會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機構和組織，但市民對這些機構的社會信任評價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對商業行業則處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對中央政府的社會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對中央媒體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體。對中央政府的高信賴，仍然是重要的社會整合的心理資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較低、社會組織健康成長的環境比較差的現狀。在人際信任上表現出傳統的人際觀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員”和“親密朋友”，其次為熟人、單位同事、一般朋友、單位領導和鄰居，最不信任的是網友和陌生人。人際信任退縮在家人密友中，說明信任一般人的風險過大，是一個影響社會正常發展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與其說現代社會存在著信任危機，不如說當前社會存在社會信任困境。

第一個困境是社會信任不斷降低與社會信任重建艱難。信任可分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兩大類，水平信任是指對周圍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際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對層級機構或領導者的信任。第一個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問題。

社會信任的第二個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這是關于垂直信任的問題。沃倫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著對權威的監督越多，信任越少。這說明，信任和民主之間有著內在的沖突，使得我們難以判斷垂直信任高低的優劣。

研究者發現, 信任在個人、組織等不同層次之間可以轉移, 人際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層級化社會組織的信任, 比如對各級政府機構和管理者權威的信任。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于組織機構某些工作人員、公共權力機關某些權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轉化為對于機構、行業、組織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會信任重建是全社會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義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為關鍵，直接影響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權力執行者和公共權力機關的失信不僅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著社會普遍規則的失靈，交易將無法進行。

（四）經濟增長與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據調查，目前百姓覺得幸福和有尊嚴的比例約為7成多。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2010年8月的調查中，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為14.9%，認為自己“比較幸福”的比例最高為59.2%，兩項相加得到傾向于認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為74.2%； 13.6%的人選擇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間的“說不清”；但9.8%的人認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選擇了“不幸福”，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為12.3%。

我們看到調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們知道幸福的人數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數，而反過來，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會消減很大的總體的社會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單純提升人們的幸福感，那樣的話，社會政策可能還沒有心理輔導和宗教教義更立竿見影。對于社會來說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絕對的幸福，因為幸福是非常主觀的個體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觀的成分，社會約定俗成地對于人的生活狀態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評價，政府就是要為社會的大眾提供滿足幸福的基礎方面，換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會因素，比如貧困、失業、不安全、災難、不公平、社會秩序混亂等。

（五）底層認同可能導致群體極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變動相對劇烈，社會階層的差距也逐漸拉大。然而，多年來，中國居民的階層認同特點變化很小，居民的階層認同偏低，多數人自我認同為中等和中下等。我們要警惕底層認同產生群體極化現象。

2007年一位記者要寫一篇《中國中產階級調查》，一個月時間采訪了50位他認為屬于中產階層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這些人幾乎都不認同自己是中產階層。許多人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甚至一些國家公務員也這樣認為。多年來的調查都是類似的結果，好像這種階層認同已經定型化，階層認同一直偏低，出現了較大比例的底層認同。

這種現象可能與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低有關，較低階層向較高階層的流動機會越來越難，而長期處于低社會階層的人在預期與現實的距離長期得不到拉近的情況下，更容易產生對社會不公平的看法，體會到一種人生的“挫敗感”。

從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時間國內接連發生6起針對幼兒園或小學學生的惡性兇殺案件。這些血案的兇手的行為都屬于報復性的攻擊行為，也就是具有受挫經歷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發下采取攻擊他人的行動。除了警惕產生“挫敗感”后的極端行為外，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慘案后的社會反應，許多人流露出對于行兇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覺得他們不應該把孩子作為報復對象，而應該針對貪官。這種同情心態的出現與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敗感”有關。一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歸因于社會的不公正，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他們更容易同情有挫敗經歷的人。

共同的底層認同會逐漸形成一種底層群體的群體心態。美國心理學家桑斯坦認為，“當人們身處由持相同觀點的人組成的群體當中的時候，他們尤其可能會走極端”。也就是說，在群體中更容易強化原來的態度傾向，造成明顯的一邊倒，加強原來的態度強度，可能出現風險性更大的決定。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無利益沖突”的群體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態度的人聚集逐漸使得決定和行為極端化，逐漸失控的。

（六）群體性怨恨可能成為社會情緒“我爸是李剛”，這是2010年最觸犯眾怒的一句話，這個事件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內涵，反映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心態——“群體性怨恨”。這種“群體性怨恨”是“官民沖突”和“貧富沖突”的反映。

近年來民眾的不滿情緒，主要存在幾個指向對象，一是對于貪污腐敗、不作為的官員，一是“為富不仁”的商人，還有一個是針對一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以及造成這些不公平的公共權力機關。

在最近山西一對警察夫婦在家中遭殺害的案件中，媒體和民眾關注的焦點始終是這對警察夫婦的寶馬車和巨額財產。2009 年發生在湖北省巴東縣的“鄧玉嬌案”、2010年“鳳凰少女跳樓案”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案件一發生民眾就表達了對司法機關的不滿。這些案件本身可能屬于個案，但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會心態更令人擔憂。我們經常看到的一種現象是，用個人的不滿解讀發生的事件，表達出對于司法部門、公共權力機關的不滿情緒，形成群體性怨恨。

群體性怨恨與社會存在的不公平、個人發展困難、個人生活狀況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關。調查中發現，高考制度被認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義務教育，而城鄉之間的待遇被認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義務教育”處于“比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處于“比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間。民眾對“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滿表達的正是對于機會不平等、貧富差距過大的不滿。

一些現象被解讀為“仇富心理”，但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雖然民眾對貧富差距加大不滿，但并不存在所謂的“仇富心態”。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樣的追捧。也就是說，民眾的怨恨針對的是富人的不良行為。

要特別警惕這種“群體性怨恨”擴大化為整個社會的情緒。

（七）利他行為的主動性、習慣性不足2010年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災難讓民眾看到了許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發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島、南京、北京等地區的“血荒”卻拷問了我們社會的利他行為和鼓勵利他行為的機制。

從調查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幾個特點，一是大事件激發下的利他行為踴躍，二是經過組織的利他行為仍然是多數，也就是利他行為缺乏主動性。

社會的慈善觀念還需要逐步樹立，鼓勵利他行為的社會制度和機制還沒有建立，社會存在一些不良的風氣有待消除。我們看到民眾對于一些富人、名人、企業捐贈金額表達不滿；把慈善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別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現象大量存在；一些企業的慈善行為成為一種表演和形象推廣；甚至出現所謂的“詐捐”……

（八）社會矛盾和沖突解決渠道低效易導致極端行為的產生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各類矛盾和沖突不斷暴露，但面對不斷出現的新舊矛盾和沖突，目前存在著解決渠道不通暢、解決

措施不得力的問題，致使一些矛盾不斷升級。

2009 年全國共發生近9萬起各類群體性事件，維權引發的事件仍占80%以上。溝通和上訪是民眾解決沖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全國調查發現，在遇到矛盾和沖突時，多數的策略是“無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沒有采用任何辦法”。嘗試解決問題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溝通策略和上訪策略，即“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和“上訪/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在醫患沖突、勞資沖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別為33.5%和29.2%。采用上訪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遷補償不合理問題，比例為26%。對抗性策略極少使用，但少數人在認為個人利益受到嚴重侵害時會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醫患糾紛、征地拆遷補償不合理、勞資糾紛和環境污染損害時，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別僅為2%、1.6%、0.8%、0.8%和0.1%。

不難發現，對于各類矛盾廣大民眾的初期解決策略絕大多數是理性的，采取沖突性手段的極少。從一些發生的激烈沖突和演變為惡性事件來看，許多當事人都是在嘗試了多種解決策略無效的情況下采取極端手段的。在一些較為激烈的矛盾和沖突中，最該起作用的法律途徑被棄用或使用率低，這是值得關注的現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溝通和上訪途徑對于解決問題的效果很有限，這就造成許多人的極端行為，如系列校園慘案中許多人采取了暴力攻擊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應對強制拆遷。

原因：

1.文化斷裂與沖突：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當代文化之間的斷裂，西方文化與部分西方化的中國當代文化之間的沖突，譬如體現在“家庭與婚姻觀念”和“中西方節日特別是中國傳統節日的觀念”等等，使許多國人（特別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種“糾結”和“無所適從”的境地之中。

2.當代中國之發展：當代中國之發展日新月異、成效顯著，然而，飛速發展的背后難掩其問題重重：諸如發展不平衡（地域發展不平衡、行業發展不平衡等）；發展模式單一和不穩定；發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會競爭不公平、激烈和失業率高等。在這樣的一種大社會環境中，許多年輕人特別是身處大學校園的學子們對未來的職業生涯總難免產生迷茫和擔憂的情緒，然拘于當下社會和大學之現狀卻又多少無可奈何，這樣“對當下狀況之不滿，對未來生活之迷茫”的現狀讓他們多了焦慮、浮躁，少了冷靜、憧憬。

3.個人因素：當下中國社會，人民物質生活已非常豐富，然這些豐富的物質對許多青年人特別是像如今許多涉世未深的中學生而言卻成了對他們的極大的誘惑，他們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這些新奇的事物，這方面的事例諸如“網癮”、“網戀”等等不甚枚舉。最終，他們耽擱了自己的學業，缺失了對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關注和照看，而出現了對當下生活的浮躁和對未

來生活的焦慮等等不良心態。歸根結底，則是這些人缺乏對自我的約束和律省、對未來生活沒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標、意志力不堅定等等。

第五篇：有關釣魚島問題及我國應對策略的分析

關于釣魚島問題及我國應對策略的分析

釣魚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它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對釣魚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我國的這一立場有充分的歷史和法律依據。

早在明朝初期，釣魚諸島就已明確為中國領土，明、清兩朝均將釣魚諸島劃為我國海防管轄范圍之內，并非“無主地”。1895年日本趁甲午戰爭清政府敗局已定，在《馬關條約》簽訂前三個月竊取這些島嶼，劃歸沖繩縣管轄。1943年12月中，英美發表的《開羅宣言》規定，日本將所竊取于中國的包括東北、臺灣、澎湖列島等在內的土地歸還中國。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就意味著日本將臺灣、包括其附屬的釣魚諸島歸還中國。但1951年9月8日，日本卻同美國簽訂了片面的《舊金山和約》，將釣魚諸島連同日本沖繩交由美國托管。對此，周恩來總理兼外長代表中國政府鄭重聲明，指出舊金山和約是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的對日單獨和約，不僅不是全面的和約，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約。中國政府認為是非法的，無效的，因而是絕對不能承認的。1971年6月17日，日美簽訂“歸還沖繩協定”時，這些島嶼也被劃入“歸還區域”，交給日本。對此，我國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日兩國政府公然把我釣魚諸島劃入“歸還領域”，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明目張膽的侵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美日兩國在‘歸還’沖繩協定中，把我國釣魚島等島嶼列入‘歸還區域’，完全是非法的，這絲毫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釣魚島等島嶼的領土主權”。

一、釣魚島問題產生的原因

1、自身資源優勢

釣魚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是我國東海靖魚場。在釣魚島與東南方的北小島、南小島之間，是漁民的天然避風港灣。

(1)石油價值：1966年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經過對包括釣魚島列島在內的我國東部海底資源的勘查，得出結論：東海大陸架可能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油田之一，釣魚島附近水域可能成為“第二個中東”，因此釣魚島主權的歸屬對于石油資源日漸短卻的中日兩國都生命攸關，并更加激起日本奪占釣魚島的野心。

(2)大陸架劃界：釣魚島列島在海洋劃界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釣魚島主權歸屬哪一方將極大地影響大陸架的劃分。

(3)戰略交通要道：釣魚島附近海域是一條十分繁忙的海上大通道，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誰控制該地域誰就能遏制他人咽喉。

(4)支援臺獨橋頭堡：由于地理位置的相近，美日無論哪一方，如果在釣魚島駐軍，將能起到支援臺獨橋頭堡作用，對我國影響極大。

2、日本野心勃勃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團體多次登上釣魚島，設置燈塔、修建神社等設施，日本政府對此采取了縱容的態度，試圖造成釣魚島是日本領土的既成事實。近年來，日本海上自衛隊及海上保安廳艦艇又開始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實施警戒，甚至還出動巡邏艇和軍艦騷擾中國漁民并驅趕接近釣魚島附近的中國漁民和保釣人員，而且逐步在實際上控制了釣魚島列島及其周圍海域，由此多次引發了中日兩國間的外交摩擦。

日本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不斷加緊研究強化日本政府對釣魚島等島嶼的“管理措施”。2003年新年伊始，日本政府又秘密地與所謂“擁有”釣魚島“所有權的日本 1

國民”簽訂“租約”：以每年2256萬日元的價格“租借”了釣魚島及其附近的南小島、北小島三個島嶼，“租期”從2003年4月1日開始至2004年3月31日止，但這個“租約”可以根據“雙方的意愿”無限期地維持下去。

日本政府陰謀長期竊據中國領土釣魚島的這一罪惡行徑被公諸于報端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就這一問題發表評論，表明中國的嚴正立場，對日方這一損害中方領土主權的行為表示強烈不滿，并且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方采取的任何單方面行動，都是無效的，絲毫不能動搖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所擁有的主權，也改變不了釣魚島是中國領土這樣一個事實。中方強烈要求日方尊重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切實信守迄今向中方所作的承諾，杜絕任何單方面行動。

日本政府現在采取“租借”方式從所謂“日本國民手中”獲得對釣魚島的“管理權”，其目的在于進一步限制中國人登上釣魚島，對釣魚島進行實際的有效控制，陰謀長期竊據釣魚島，并造成日本政府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既成事實，并在外交談判中顯示日本政府的強硬立場。

從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角度來看，首先，日本方面破壞了中日兩國政府間的承諾，即暫時擱置主權的爭議，維持現狀或者共同開發，而是單方面地采取行動。其次，從國際法來說，只有國家才可以擁有領土，私人是不可能擁有領土的。對任何一塊仍存有主權爭議的領土，只能由相關國家政府間進行談判解決，而日本政府卻與所謂的自己的“國民”進行什么“租借”交易，明白人一眼便能看穿這可笑的把戲不過是為了實現長期竊據中國領土釣魚島的陰謀。

2、美國背景

釣魚島是中國無可爭議的領土，但二戰后，日本卻把釣魚島交給了美國托管，而1971年美國又將釣魚島交托日本，從此，釣魚島**中的美國因素便一直忽隱忽現。上個世紀70年代，由于保釣運動風起云涌，美國被迫收回了其立場，承認日本對釣魚島并不擁有主權。但有消息顯示，后來美國曾私下承認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這直接導致了日本制定周密計劃以大規模開發釣魚島。華盛頓不僅對日本發展這一計劃表示首肯，而且還親自為東京擬定了若干方案，以加強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宣示，其中還包括向釣魚島派駐美軍。近年來，在中國與海上鄰國的爭議背后，美國的身影出現得越來越多。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不滿足于已在沖繩駐軍，還準備把軍事力量延伸到釣魚島，既干擾中國維護釣魚島的主權，又構建其西太平洋軍事“島嶼鎖鏈”更為緊密的一環，對臺灣海峽施壓。

在釣魚島美國介入問題上，存在著“日本愿望”和“美國承諾”兩個因素。日本為了與中國在釣魚島主權爭端中獲得更多籌碼，一直希望美國介入；而美國雖期待通過與日本合作找到實現其亞洲戰略的契機，但還是希望在一些敏感的具體問題上適當留有余地。

3、我國的主權神圣不可侵犯

島位于中國臺灣省基隆市東北約92海里的東海海域，是臺灣省的附屬島嶼，主要由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和北小島及一些礁石組成。釣魚島列島總面積約6.3平方公里，其中釣魚島最大，面積4.3平方公里。

以來，中國對釣魚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早在明朝就有關于釣魚島的歷史文獻記載。日本稱釣魚島屬其沖繩縣管轄，但日本的沖繩縣在距今約125年前曾是獨立的琉球國。在1871年日本吞并琉球國之前，中國曾與琉球國有過約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發現并命名了釣魚島等島嶼。在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的《順風相送》一書中就有關于“釣魚嶼”的記載。中國從明太祖開始向琉球派遣冊封使，即專門代表當時中國政府冊封琉球王的使節。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憲編纂的《籌海圖編》一書中的“沿海山沙圖”，標明了中國福建省羅源縣、寧德縣沿海各島，其中就有“釣魚嶼”、“黃尾山”和“赤嶼”等島嶼。

日本最早有釣魚島記載的書面材料是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島之圖”。然而，他也是以中國清朝康熙冊封使徐葆光的《中山傳信錄》為依據的，該圖也是采用中國的“釣魚臺”為島名，并將釣魚島和中國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紅顏色標出。1719年日本學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島志》一書中提到琉球所轄36島，其中并無釣魚島。1875年出版的《府縣改正大日本全圖》中也無釣魚島。甚至到1879年，中國清朝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就琉球歸屬談判時，中日雙方仍確認，琉球是由36島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釣魚島等島嶼。

日本最早“發現”釣魚島，是在日本吞并琉球，將琉球國改為“沖繩縣”之后的1884年，比中國文獻最早記載該島都遲約500年。據日本史書記載，1884年日本福岡人古賀辰四郎發現“久場島”（黃尾嶼）有大量信天翁棲息，可銷往歐洲，便于1885年要求沖繩縣令允許其開拓，并在島上樹立標記，上寫“黃尾島古賀開墾”，日本政府以此為據，稱釣魚島是“無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戰爭時從中國奪取的。這完全不符合歷史真實，是對歷史的歪曲。

1944年羅斯福曾向斯大林表示：“斯大林熟悉琉球歷史，他完全同意琉球屬于中國，并應歸還中國。”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中、英、美三國發表波斯坦公告，規定日本之主權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本土以內。

二、中國應對釣魚島問題的策略

1、中國外交問題的重要性應遠在教育科技、三農、經濟、政治、軍事等內政問題之下，即內政為重、為基礎、為后盾。

3、釣魚島問題都是中日關系焦點，中國極有理但未占實利的兩國問題，中國官民必須不能忍讓，特別是不能壓抑民間應有必要的強硬氣氛，否則“人家驕氣日盛”！???而聯合國改革問題早在二十年前就有必要了，日本的想法，既涉及中日問題，也涉及全球多國縱橫問題，而且對中國利害參半(對歐美、俄羅斯、拉美等等國家不一定利大于弊)，中國官方不必簡單反對或贊成甚至無為，應該積極提出自己的合理的、利世界各國各種族各民族、利自己的擴編設想，然后可相互溝通妥協互利。而中國民眾表露自己情感是順其自然，不必壓抑或激化。

4、對于中美關系可應對英美自己的外交法則：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觀其言察其行，且分析其心理及習慣就可正確應對。??美國是世界上“相對最民主最理智最負責的”的大國(而非最理想化的)，在過去、現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不是對中國最惡意的、最善意的國家，甚至有過深厚友誼。中國作為一負責任的大國，應有足夠的自信與智慧，某些人偏執地反美或親美都是錯誤的。

三、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策

1、長遠來看，最根本的是不斷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

在釣魚島的問題上，雖然有網友希望用武力一勞永逸地解決釣魚島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我們要增加自己的實力，不僅是我們的軍事實力，還包括我們在國際上的軟實力，我們說服別人的能力，我們制度的提升度，把我們自己國家建得更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曾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經過 30多年的發展我們國家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完成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社會轉型。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方面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而歷史性地強調了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重

要性。另外，以思想吸引力和政治導向力為主要內容的“軟實力”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與時俱進地進行文化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十分迫切的。

2、從戰術層面講，解決釣魚島爭端需要文、武兩手相互配合。

“文”的方面，是指從歷史和法律的角度論證我國對釣魚島的主權。從現有歷史資料看，中國人最早發現和命名了這些島嶼，在明清兩代的使琉球錄和中、日、琉的一些圖志中均載明這些島嶼是屬于中國的。目前，有關釣魚島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明永樂元年一名軼名使者留下的《順風相送》。這一記載比日本所稱的古賀辰四郎 1885年“發現”釣魚島要早 480年。而且，明清時期琉球在與中國政府的官方文書中，一貫堅稱“琉球三十六島”，它包括了在釣魚島東南方向的宮古等島嶼，但釣魚島并未列在其中。琉球三十六島不僅為中琉所認同，也得到當時日本的承認。在日本吞并琉球以前，日本所有涉及琉球的資料都認為琉球有三十六島組成。另外，由于釣魚島群島位于中國東南沿海大陸架上，是中國臺灣的附屬島嶼，因而根據 1945年《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關條款，日本應將這些被侵占島嶼歸還中國；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日本再次確認《波茨坦公告》的有效性，所以日本政府理當信守承諾。并且，我們還必須強調：由于中國政府沒有參加將釣魚島單方面劃歸日本沖繩縣的1951 年《舊金山和約》和 1971 年日美《歸還沖繩協定》，因而上述條約對中國政府而言是無效和非法的。

“武”的方面是指通過各種實際行動宣示我國對釣魚島的主權。首先，必須加強漁政、海監等執法力量。近幾年我國漁民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在一些爭議海域作業不是船被撞就是人被抓；海洋調查船在一些海域的正常作業也常被肆意干擾。在釣魚島海域也是如此，日本屢屢挑起事端，致使爭議非但未被擱置，共同開發更是無從談起。鑒于此現實情況，漁政、海監除了要在釣魚島海域定期巡航之外，還必須對漁業、海洋調查等活動提供必要的保護，這樣不僅宣示主權，也使國家尊嚴得以維護。現在的問題是我國的漁政海監力量與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裝備相比，差距比較懸殊。因而有必要加強漁政、海監等執法力量，縮小與日本的差距。其次，必須重視海空軍的建設。歷史經驗表明，大和民族具有欺軟怕硬的個性，只有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后盾，日本才有可能放棄其非分之想。島嶼的地理特點決定了海空軍是解決爭端的主要力量，而這又恰恰是我們的短板，需要加緊追趕。除了釣魚島之外，目前我國來自海洋方向的戰爭風險仍然比較嚴峻，美國提出“重返亞洲”，加大對我國的軍事威懾，日本新制定的防衛計劃大綱把中國作為首要防范對象，越南、菲律賓等家蠶食著我們的南沙群島，這些現實威脅都促使著我們放下“中國威脅論”的包袱，大力發展海空軍。

3、在外交層面，需要與俄羅斯進行配合。

日本之所以在釣魚島問題上膽子越來越大，除了對現實利益的貪婪之外，與其借力美日軍事同盟是分不開的。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變得好戰了，先后發動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等。同時美國害怕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他在西太平洋的統治地位，加強了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力量并對華實施遏制政策。同樣，美國加強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以及美國主導北約東擴和歐洲導彈防御系統建設都威脅到了俄羅斯的戰略利益。盡管中俄結成軍事同盟可能還為時過早，但共同的戰略利益基礎決定中俄有在外交上相互配合的現實必要。況且，俄日之間還存在“北方四島”問題，并且與釣魚島問題存在著一定相似性，即爭端都是因“二戰”和“冷戰”而起。近幾年，隨著俄羅斯經濟的恢復，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尤其是俄羅斯在戰略核力量和海空軍實力方面都具有很強的威懾力，日美不得不對其有所顧忌。因而，釣魚島問題在外交上借力俄羅斯具有較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