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一起抗訴案的審理引起的對相關問題的思考

簡要案情及裁判：原審原告李某曾于1998年2月向法院起訴與吳某離婚，后被法院判決不準離婚。1998年8月，吳某向法院訴訟要求與李某離婚，后又撤訴。1999年1月，李某第二次向法院起訴要求與吳某離婚。經法院審理認為，雙方長期分居，互不履行義務，其夫妻感情確已破裂，1999年6月25日，法院作出判決準予雙方離婚，雙方所生一子由李某撫養，家庭財產按李某提供的財產清單依法進行分割。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2000年8月，吳某以原審判決關于家庭財產分割嚴重不公，原審時自己提出的相關財產請求未被原審法院采納。同時認為導致與李某離婚的原因是因為李某有第三者，要求李某賠償相應損失5萬元為由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2000年2月，檢察機關以該案原審判決事實不清，判決有誤為由向法院提出抗訴。檢察機關隨抗訴書一并移送至法院的相關材料包括：申訴人吳某提出的尚未分割的輕摩一輛，空調一臺的票據，檢察機關調查相關證人的調查筆錄，李某因經營在稅務部門納稅的談話記錄，稅務檢察報告，因漏稅在稅務部門的處理決定書及李某在離婚后在某儲匯中心存款10余萬元的查詢記錄等證據。再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吳某提出的均是原審判決中未出現過的新的證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應按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也應當再審。但民訴法沒有現定檢察機關可以以當事人提供的新的證據及檢察機關依職權調查的新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故再審法院以裁定形式從程序上駁回檢察機關的抗訴。評析這是一起檢察機關抗訴引起的普通再審案件，在案件的處理上曾有過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檢察機關依據民訴法的有關規定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既然已經再審，就應當在再審中對當事人提出的及抗訴機關調查取得的原審中未出現的新的證據進行審查，經過再審審理，確定爭議事實的真實性，如果經查實，確有部分財產未予分割，應重新作出再審判決，對尚未分割的財產進行分割，體現再審的救濟原則。另一種意見認為，抗訴機關以原判決事實不清，判決有誤為由向法院提出抗訴，雖然是根據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且民訴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但從當事人提供給抗訴機關的證據及抗訴機關調查取得的相關證據來看，均是原審判決中未出現過的新的證據。法律沒有規定抗訴機關可以以新的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相反，對當事人來說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也應當再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09條規定，當事人就離婚案件中的財產分割問題申請再審的，如涉及到原判決中未作處理的夫妻共同財產，應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因而認為抗訴機關的抗訴不符合法律規定，從嚴肅執法角度，應駁回其抗訴。再審的結果是裁定駁回抗訴。筆者同意第二種處理意見。但這起普通的抗訴案件，所涉及的以下問題筆者認為值得探究。

一、關于抗訴案件的審查立案問題按照審判監督程序，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下級法院由于自身裁判錯誤，被上級法院發現并指令再審予以糾正，必須立案進行再審。但如果是由于抗訴機關的抗訴。上級法院書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的，對下級法院來說，是否進行必要的立案審查，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確定，實踐中，對下級法院（筆者在這里主要指基層法院）來說，往往裁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決定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而無須進行立案審查，從前述案件不難看出，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抗訴是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履行民事監督的獨特方式，目的是啟動法院再審程序對錯案予以糾正。但法律規定抗訴必須在法院生效裁判出現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的情形的情況下才能提起，且是向同級人民法院（上級法院）提起抗訴，由于不同于上訴，上級法院在不了解下級法院原裁判過程的情況下，很難發現抗訴機關的抗訴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因而也不會去審查抗訴機關抗訴內容，而是書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下級法院將本應立案時的審查轉移到再審時的“審查”（實際是一種審理過程），人為地增加了法院人力、物力的開支，甚至浪費有限的審判資源，更為重要的是不合規定的抗訴，動搖了法院裁判的穩定性和既判力，有時甚至加劇公眾對司法不公的錯誤認識，因而筆者認為對基層法院而言，上級法院在指令下級法院再審時一并指令予以必要的立案審查，避免出現上述的幾種情況。再說法律沒有規定因抗訴機關的抗訴而放棄對抗訴案件的立案審查。

二、關于對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理解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檢察機關可以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這也是檢察機關能夠提出抗訴的理由之一。為了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正確與否進行準確的審查和判斷，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該條款中“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情形進行分析和再認識。我們知道，如果據以認定某一事實存在的證據足以能夠證明該事實的客觀真實性，并能反駁它事實的，那么該證據就是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證據。盡管由于在對某一事實證據的論證上由于證據的多重性而表現出在審判實踐中對相關證據理解和把握上的不確定性，不難看出，既然是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證據，就是直接證據，而直接證據不存在足與不足的問題。因而，首先對該條規定的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主要證據”應推定由于它不是直接證據，需要我們在判決、裁定前對它作出是否與法律規定的要件事實有邏輯上聯系的推斷，作出正確的采信與不采信的判斷。而由

于目前法官素質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在對證據的采信上極易出現偏差，這亦是出現法律規定的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情形的原因之一。其次，抗訴機關如何以此條款進行抗訴，從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5月10日頒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公開審理程序試行規則》第十一、十二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檢察機關對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理解。該條規定檢察機關不僅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要進行全面地審查，同時對當事人要求補充證據，或者要求進行勘驗、鑒定的，應審查是否屬于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新的證據，只有在不屬于新的證據的情況下，才能接受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并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相關證據，來證明法院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有學者認為，由于現行民事檢察監督制度存在的監督對象的不當性，決定了其監督方式的唯一性和監督時機的事后性，使得檢察機關只能在裁判生效后進行監督①，為了監督的成功，利用職權幫助申訴人來收集相關證據（有時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申訴人的代理人的角色），前述案件正是如此。有一時期則追求抗訴的數量，而忽視監督的質量，使抗訴這種監督的唯一方式顯得極其隨意。因而必須明確檢察機關依據審判監督程序，只能就原審中提出的證據及認定的事實和裁判進行審查，當事人只能以其在原審中提供的而法院無正當理由沒有認定的證據，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不能通過提出新的證據向檢察機關進行申訴，檢察機關亦不應依職權進行調查以獲取新的證據，更不應以新的證據來證明法院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而向法院提出抗訴。

三、關于基層法院裁定駁回抗訴問題人民法院對當事人的訴訟認為不符合民訴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的起訴條件的，可依照第一百一十二條之規定裁定不予受理，而對于不符合抗訴規定的抗訴案件，法院能否裁定駁回抗訴？有人認為，抗訴啟動法院的再審程序，從理論上來說也是一種訴權，抗訴機關既可以撤回抗訴，法院亦可以裁定駁回抗訴。當抗訴經審查存在如下三個方面的情形，且是在抗訴機關不同意撤回抗訴的情況下，可裁定駁回抗訴：一是原判決、裁定不存在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能引起抗訴的四種情形；二是申訴人本應依據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的規定向法院申請再審，而向檢察機關申訴，檢察機關據此提出抗訴的；三是檢察機關依據申訴人的申訴，以職權調查收集新的證據而向法院提出抗訴的（筆者認為不應包括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三、四項的規定），筆者基本同意這種觀點。雖然有一時期，檢察機關追求抗訴的數量，忽視對抗訴的質量要求，出現法院裁定駁回抗訴的情況也屬正常，但筆者認為裁定駁回抗訴應由立案庭在對抗訴進行立案形式審查時作出，而不宜由再審法庭作出，對基層法院而言，還應向上級法院報告備案。首先，由于法律規定，抗訴是由上極檢察機關向同級法院提起，然后由上級法院指令作出原裁判的下級法院進行再審，下級法院再審是在指令的情況下針對上級檢察機關的抗訴內容，因而對抗訴的處理結果必須報上級法院備查。其次，雖然民訴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對抗訴案件必須再審，但必須是符合抗訴形式要件的抗訴案件，法院在對抗訴的審查過程中，不能因為檢察機關有對法院生效裁判進行監督的權力而隨意地使已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處于待定狀態，對不符合抗訴條件的抗訴案件，由立案庭經審查后告知檢察機關并建議撤回抗訴，否則，可作出裁定從程序上駁回抗訴。但是，經立案再審的抗訴案件，再審合議庭必須再審。在再審中，依據檢察機關的抗訴，對原裁判進行是否存在抗訴所反映的問題的實質審查，此時，要對抗訴的內容作出實質評判，如果原裁判存在抗訴所反映的問題，則須予以糾正，由再審合議庭作出新的再審判決。有一種情況，如果抗訴雖能反映出原裁判中存在一些問題，但不足以動搖原裁判的（不完全是實體判決結果的）則不能用裁定的方式駁回抗訴，而應是以再審判決方式維持原裁判在再審判決中對抗訴不予支持的理由作充分地闡述，一方面反映出法院接受檢察監督的態度，同時作為抗訴機關也較能夠予以接受。

第二篇：從一起抗訴案的審理引起的對相關問題的思考

簡要案情及裁判：原審原告李某曾于1998年2月向法院起訴與吳某離婚，后被法院判決不準離婚。1998年8月，吳某向法院訴訟要求與李某離婚，后又撤訴。1999年1月，李某第二次向法院起訴要求與吳某離婚。經法院審理認為，雙方長期分居，互不履行義務，其夫妻感情確已破裂，1999年6月25日，法院作出判決準予雙方離婚，雙方所生一子由李某撫養，家庭財產按李某提供的財產清單依法進行分割。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2000年8月，吳某以原審判決關于家庭財產分割嚴重不公，原審時自己提出的相關財產請求未被原審法院采納。同時認為導致與李某離婚的原因是因為李某有第三者，要求李某賠償相應損失5萬元為由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2000年2月，檢察機關以該案原審判決事實不清，判決有誤為由向法院提出抗訴。檢察機關隨抗訴書一并移送至法院的相關材料包括：申訴人吳某提出的尚未分割的輕摩一輛，空調一臺的票據，檢察機關調查相關證人的調查筆錄，李某因經營在稅務部門納稅的談話記錄，稅務檢察報告，因漏稅在稅務部門的處理決定書及李某在離婚后在某儲匯中心存款10余萬元的查詢記錄等證據。再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吳某提出的均是原審判決中未出現過的新的證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應按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也應當再審。但民訴法沒有現定檢察機關可以以當事人提供的新的證據及檢察機關依職權調查的新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故再審法院以裁定形式從程序上駁回檢察機關的抗訴。評析這是一起檢察機關抗訴引起的普通再審案件，在案件的處理上曾有過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檢察機關依據民訴法的有關規定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既然已經再審，就應當在再審中對當事人提出的及抗訴機關調查取得的原審中未出現的新的證據進行審查，經過再審審理，確定爭議事實的真實性，如果經查實，確有部分財產未予分割，應重新作出再審判決，對尚未分割的財產進行分割，體現再審的救濟原則。另一種意見認為，抗訴機關以原判決事實不清，判決有誤為由向法院提出抗訴，雖然是根據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且民訴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但從當事人提供給抗訴機關的證據及抗訴機關調查取得的相關證據來看，均是原審判決中未出現過的新的證據。法律沒有規定抗訴機關可以以新的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相反，對當事人來說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也應當再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09條規定，當事人就離婚案件中的財產分割問題申請再審的，如涉及到原判決中未作處理的夫妻共同財產，應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因而認為抗訴機關的抗訴不符合法律規定，從嚴肅執法角度，應駁回其抗訴。再審的結果是裁定駁回抗訴。筆者同意第二種處理意見。但這起普通的抗訴案件，所涉及的以下問題筆者認為值得探究。

一、關于抗訴案件的審查立案問題按照審判監督程序，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下級法院由于自身裁判錯誤，被上級法院發現并指令再審予以糾正，必須立案進行再審。但如果是由于抗訴機關的抗訴。上級法院書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的，對下級法院來說，是否進行必要的立案審查，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確定，實踐中，對下級法院（筆者在這里主要指基層法院）來說，往往裁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決定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而無須進行立案審查，從前述案件不難看出，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乖V是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履行民事監督的獨特方式，目的是啟動法院再審程序對錯案予以糾正。但法律規定抗訴必須在法院生效裁判出現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的情形的情況下才能提起，且是向同級人民法院（上級法院）提起抗訴，由于不同于上訴，上級法院在不了解下級法院原裁判過程的情況下，很難發現抗訴機關的抗訴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因而也不會去審查抗訴機關抗訴內容，而是書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下級法院將本應立案時的審查轉移到再審時的“審查”（實際是一種審理過程），人為地增加了法院人力、物力的開支，甚至浪費有限的審判資源，更為重要的是不合規定的抗訴，動搖了法院裁判的穩定性和既判力，有時甚至加劇公眾對司法不公的錯誤認識，因而筆者認為對基層法院而言，上級法院在指令下級法院再審時一并指令予以必要的立案審查，避免出現上述的幾種情況。再說法律沒有規定因抗訴機關的抗訴而放棄對抗訴案件的立案審查。

二、關于對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理解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檢察機關可以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這也是檢察機關能夠提出抗訴的理由之一。為了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正確與否進行準確的審查和判斷，筆者認為有必要對該條款中“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情形進行分析和再認識。我們知道，如果據以認定某一事實存在的證據足以能夠證明該事實的客觀真實性，并能反駁它事實的，那么該證據就是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證據。盡管由于在對某一事實證據的論證上由于證據的多重性而表現出在審判實踐中對相關證據理解和把握上的不確定性，不難看出，既然是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證據，就是直接證據，而直接證據不存在足與不足的問題。因而，首先對該條規定的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主要證據”應推定由于它不是直接證據，需要我們在判決、裁定前對它作出是否與法律規定的要件事實有邏輯上聯系的推斷，作出正確的采信與不采信的判斷。而由于目前法官素質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在對證據的采信上極易出現偏差，這亦是出現法律規定的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情形的原因之一。其次，抗訴機關如何以此條款進行抗訴，從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5月10日頒布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公開審理程序試行規則》第十一、十二條的規定中可以看出檢察機關對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理解。該條規定檢察

第三篇：從一起抗訴案的審理引起的對相關問題的思考

簡要案情及裁判：原審原告李某曾于1998年2月向法院起訴與吳某離婚，后被法院判決不準離婚。1998年8月，吳某向法院訴訟要求與李某離婚，后又撤訴。1999年1月，李某第二次向法院起訴要求與吳某離婚。經法院審理認為，雙方長期分居，互不履行義務，其夫妻感情確已破裂，1999年6月25日，法院作出判決準予雙方離婚，雙方所生一子由李某撫養，家庭財產按李某提供的財產清單依法進行分割。判決后，雙方均未上訴。2000年8月，吳某以原審判決關于家庭財產分割嚴重不公，原審時自己提出的相關財產請求未被原審法院采納。同時認為導致與李某離婚的原因是因為李某有第三者，要求李某賠償相應損失5萬元為由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2000年2月，檢察機關以該案原審判決事實不清，判決有誤為由向法院提出抗訴。檢察機關隨抗訴書一并移送至法院的相關材料包括：申訴人吳某提出的尚未分割的輕摩一輛，空調一臺的票據，檢察機關調查相關證人的調查筆錄，李某因經營在稅務部門納稅的談話記錄，稅務檢察報告，因漏稅在稅務部門的處理決定書及李某在離婚后在某儲匯中心存款10余萬元的查詢記錄等證據。再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審被告吳某提出的均是原審判決中未出現過的新的證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應按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也應當再審。但民訴法沒有現定檢察機關可以以當事人提供的新的證據及檢察機關依職權調查的新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故再審法院以裁定形式從程序上駁回檢察機關的抗訴。評析這是一起檢察機關抗訴引起的普通再審案件，在案件的處理上曾有過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檢察機關依據民訴法的有關規定提出抗訴的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既然已經再審，就應當在再審中對當事人提出的及抗訴機關調查取得的原審中未出現的新的證據進行審查，經過再審審理，確定爭議事實的真實性，如果經查實，確有部分財產未予分割，應重新作出再審判決，對尚未分割的財產進行分割，體現再審的救濟原則。另一種意見認為，抗訴機關以原判決事實不清，判決有誤為由向法院提出抗訴，雖然是根據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且民訴法第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再審。但從當事人提供給抗訴機關的證據及抗訴機關調查取得的相關證據來看，均是原審判決中未出現過的新的證據。法律沒有規定抗訴機關可以以新的證據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相反，對當事人來說民訴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就明確規定當事人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再審，人民法院也應當再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209條規定，當事人就離婚案件中的財產分割問題申請再審的，如涉及到原判決中未作處理的夫妻共同財產，應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因而認為抗訴機關的抗訴不符合法律規定，從嚴肅執法角度，應駁回其抗訴。再審的結果是裁定駁回抗訴。筆者同意第二種處理意見。但這起普通的抗訴案件，所涉及的以下問題筆者認為值得探究。

一、關于抗訴案件的審查立案問題按照審判監督程序，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發現確有錯誤的，有權提審或者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下級法院由于自身裁判錯誤，被上級法院發現并指令再審予以糾正，必須立案進行再審。但如果是由于抗訴機關的抗訴。上級法院書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的，對下級法院來說，是否進行必要的立案審查，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確定，實踐中，對下級法院（筆者在這里主要指基層法院）來說，往往裁定中止原判決、裁定的執行，決定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而無須進行立案審查，從前述案件不難看出，其弊端是顯而易見的。抗訴是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履行民事監督的獨特方式，目的是啟動法院再審程序對錯案予以糾正。但法律規定抗訴必須在法院生效裁判出現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規定的情形的情況下才能提起，且是向同級人民法院（上級法院）提起抗訴，由于不同于上訴，上級法院在不了解下級法院原裁判過程的情況下，很難發現抗訴機關的抗訴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因而也不會去審查抗訴機關抗訴內容，而是書面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下級法院將本應立案時的審查轉移到再審時的“審查”（實際是一種審理過程），人為地增加了法院人力、物力的開支，甚至浪費有限的審判資源，更為重要的是不合規定的抗訴，動搖了法院裁判的穩定性和既判力，有時甚至加劇公眾對司法不公的錯誤認識，因而筆者認為對基層法院而言，上級法院在指令下級法院再審時一并指令予以必要的立案審查，避免出現上述的幾種情況。再說法律沒有規定因抗訴機關的抗訴而放棄對抗訴案件的立案審查。

二、關于對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的理解民訴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不足的，檢察機關可以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這也是檢察機關能夠提出抗訴的理由之一。為了對檢察機關的抗訴正確與

第四篇：審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程序問題

高法就審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程序問題頒處理意見 人民網>>社會>>法界動態

中新網10月21日電人民法院對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裁定再審后，出現當事人申請撤回申訴、達成和解協議、主體發生變化、拒不出庭應訴等情形，該怎么辦？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審理民事、行政抗訴案件幾個具體程序問題的意見》通知中，就上述問題提出了具體處理意見。

法制日報的消息說，《通知》指出，人民法院裁定再審后，向人民檢察院申訴的當事人書面申請撤回申訴，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結再審訴訟。如果人民檢察院是以生效裁判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為由提出抗訴的，應當依法繼續審理，及時作出再審裁判。

《通知》認為，人民法院對民事抗訴案件、行政賠償抗訴案件裁定再審后，發現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且履行完畢的，應當裁定終結再審訴訟。

和解協議尚未履行或者未履行完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內容制作民事調解書或者行政賠償調解書，并依法送達雙方當事人。

《通知》還指出，人民法院裁定再審后，發現向人民檢察院申訴的自然人死亡，沒有繼承人，或者繼承人放棄繼承或者放棄參加訴訟的，應當裁定終結再審訴訟。同時，向人民檢察院申訴的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被依法撤銷或者注銷，沒有權利義務繼承人，或者其權利義務繼承人放棄參加訴訟的，應當裁定終結再審訴訟。

《通知》說，人民法院裁定再審后，經合法傳喚，向人民檢察院申訴的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允許中途退庭，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結再審訴訟。

據悉，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已于2003年5月22日就《關于人民檢察院辦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訴的若干意見》，對于人民檢察院在人民法院對民事、行政抗訴案件作出再審裁定書前撤回抗訴的幾種情形作出了相應規定。(記者徐來)

（責任編輯：王欣）

第五篇：從一起民行抗訴案件看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

從一起民行抗訴案件看檢察機關的民事抗訴

調查取證權

李紅

抗訴是目前我國立法所明確規定的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的唯一方式，是“以權力制約權力”的一種監督。2007年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增加了民事抗訴的條件，充分體現了程序正義地位的上升，但對檢察機關在民事抗訴中的調查取證權并未在期待中出現。法學界對于檢察機關在民事抗訴中是否可以在審查抗訴案卷外，進行調查取證，一直有較大的分歧意見。近日，隴南市人民檢察院民行處辦理了一起抗訴案件，其中縣檢察院運用了調查取證權，發現了能夠推翻原判決的新證據，并對該案的抗訴。由此引發筆者對檢察機關調查取證權的思考。

一、基本案情

徽縣泥陽鎮村民童某在修建磚木結構偏廈房和前檐廊檐并在廊檐上搭建石棉瓦簡易灶房時，占用了房后是一條東西走向歷史形成的大路路面。影響了鄰村村民和該鎮供銷社的通行。被該鎮供銷社、該村村委會、和村民郭某以侵占路面、要求拆除非法建筑為由，向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縣法院審理后認為，三原告僅提供了自寫的書證，不能證實被告實際侵占了路面，修建了非法建筑。三原告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判定駁回三原告的訴訟請求。三原告不服判決，向徽縣人民檢察院申訴。

徽縣檢察院在審查案卷的基礎上,進行了調查取證.查明被告的全權訴訟代理人童紅云未在庭審中向法庭提交徽縣人民政府徽集建（1991）字第06917號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證，該證四至明確，房屋長、寬清楚。經檢察機關提取 核對該證,并向董紅云調查，其本人承認超建、超占的事實存在，并承認在原審中作了虛假供述。這一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遂提請隴南市院抗訴。市院經審查，作出了抗訴的決定。

二、立法現狀 從我國立法現狀來看，《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均規定了人民法院在民事訴訟和行政審判活動中有調查取證權，但檢察機關是否有調查取證權并未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僅《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對此做了規定。第十七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民事、行政案件，應當就原審案卷進行審查。非確有必要時，不應進行調查。第十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檢察院可以進行調查:(一)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由于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證據，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證據線索，人民法院應予調查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二)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互相矛盾，人民法院應予調查取證未進行調查取證的;(三)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可能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違法行為的;(四)人民法院據以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可能是偽證的。檢察機關內部對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以《辦案規則》的形式加以規定，其適用效力是有限的。且對程序性違法行為檢察機關是否有調查取證權也沒有規定，這與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構成明顯的不和諧。

三、對檢察機關賦予調查取證權的必要性 依據以上案例、立法現狀以及辦案實際，筆者認為，行使調查取證權，對民事行政監督確有必要，理由如下：

第一，檢察機關的民事抗訴權作為檢察權的一種，理應包括調查權?！皩嶋H上，每一項國家權力的正常運作和實現，都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都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手段和措 施?！泵袷驴乖V案件中檢察機關調查權作為檢察權的一項子權力，是公權力的一種，也應當配臵相應的保障制度。否則，民事抗訴中的調查權就只能是作為一個法律概念而存在，而不能成為檢察實踐中運行的權力。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享有法律監督權，這是憲法明確規定的。而完整的檢察權不能僅僅由起訴權和批捕權一張嘴和一個圖章構成，應當包含同樣具有追訴意義的偵查權。同時，還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在民事行政訴訟中的調查取證權。需要說明的是，檢察權對民事行政訴訟的介入，不能視為檢察機關對民事行政訴訟當事人的代理，其意義在于對民事行政方面嚴重違法行為的社會否定，進而引起形式上的國家追訴或國家干預。所以，調查取證權對民事抗訴有效運行具有重要功能，是依法進行民事檢察監督的重要保障。

第二，調查取證權是保障抗訴權順利實施的重要措施。在現行法律制度下，檢察機關要實施抗訴權，辦理抗訴案件僅僅通過書面審查方式，即借閱原審審判卷宗。在審判案卷不能全面反映審判過程與裁判結果合理性的情況下，要查明真相，調查取證是基本的、必要的手段和措施。通過調查取證，了解法院審理案件的情況以及裁判的合法性，是檢察機關履行監督職責的重要保障，這也是檢察機關履行民事訴訟監督職責的必要前提。若檢察機關通過調查取證認為原審判決是正確的，還可以幫助做好申訴人的服判息訴工作，既維護了司法權威，又減少了申訴人和被申訴人的訴累和訴訟成本。如果連調查取證這樣基本的職權也不賦予的話，就會難以勝任和擔負起民事行政監督的職責，民事行政監督就③

②① 3 會流于形式，收不到應有的監督效果，更談不上實現民事行政法律監督的目的。

其次，在由申訴人、被申訴人雙方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進行舉證的前提下，因為與案件審查結果的利害相關，雙方都會盡力找出對對方不利的證據并隱瞞對自己不利的證據，如上述案例所述，這樣就常常出現證據不足，或者可以說是證據的空白地帶。檢察官極有可能對某些證據產生疑問，如果不進行調查，檢察官作出的決定說服力明顯不足，賦予檢察官調查權，有助于防止其獲取片面信息，排除受到申訴人、被申訴人雙方的語言及辯論技巧的影響，以及雙方在枝節問題上過多的糾纏以致拖延案件審查，有利于提高訴訟監督效率。

第三是有利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我國目前狀況下，公民的法律意識還普遍不高，訴訟雙方當事人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知識、財力、信息等方面的差別，表現在舉證能力上存在著很大差異，加上我國司法救濟制度還很不完善，利用檢察職能予以調查取證，實行公力救助，可以彌補法院審判中可能產生的缺陷。檢察官對案件中發現的疑點，進行調查取證，可以查明申訴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包括：鑒定結論、勘驗筆錄、視聽資料以及不允許個人查閱的檔案材料、他人的儲蓄存款情況、涉及國家機密、企業技術秘密、商業秘密的證據材料；可以查明被申訴方的妨礙行為致使申訴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無法自行收集的證據，包括：書證、物證以及其他可作為證據材料為被申訴人方占有而不宜向材料所有者調取，或調取遭到拒絕的；可以查明申訴人自身具有特殊情況，包括年邁、體弱多

④病、有殘疾或經濟困難的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又無力取證的。檢察機關通過調查取證，查明案件真相，既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保護了弱勢群體的利益，也彌補了申訴人自行收集證據的不足。

第四是有利于有效監督法院的審判行為，有利于查處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的職務犯罪行為。檢察機關對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屬于事后監督，它不直接參與庭審調查、法庭辯論等過程。而所謂事后監督，就是在監督對象的行為發生終了之后，通過審查、核實、評斷、裁決等過程，糾正違憲違法的事實及消除負面影響⑤。因此這種監督的事后性客觀上造成了檢察機關無法了解民事訴訟活動的全過程，無法聽取雙方當事人的陳述和辯論。大多數的抗訴案件中，對于生效裁判是否建立在充分的證據基礎上，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時是否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等關系到生效裁判合法性的事實問題的審查判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檢察機關對相關事實的調查。通過調查取證，對案卷中存有疑點的地方進行重新調查，可以對在審判過程中因法官的業務能力不足而導致的不當裁定進行監督，對證據采信、收集等存在的缺點進行彌補，從而激勵法官提高業務素質，增強責任感；可以對在審判過程中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問題進行調查，從而揭露司法腐敗分子，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如我院2008年查辦的徽縣法院何敏強枉法裁判案，就是通過調查取證獲得的證據，認定了何敏強的枉法裁判行為，伸張了公平正義，促進了社會和諧。

四、調查取證權對民事行政監督的負面影響。

調查取證權在民事行政監督工作中，無疑有著非常重要和積極的作用。但運用不當，則會產生負面影響。主要表現 在:一是在司法實踐中審判人員對檢察院調查取證獲得的證據作為抗訴理由不易接受。二是調查取證權運用的過濫過多，會出現“當事人動動嘴，檢察官跑斷腿”的現象，既浪費司法資源，又可能導致新的司法不公，以至阻礙民行檢察事業的健康發展。三是檢察機關在民事、行政檢察活動中進行“調查取證”，是國家公權介入私法，會打破民事訴訟活動中的“訴辯平衡”關系，也與《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相違背，導致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不平等，違背了民法基本原則。

五、調查取證權的正確運用

以立法的形式明確規定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是提高檢察機關監督能力的有效支撐和保障。從長遠來看，勢在必行。但如何正確運用調查取證權，充分發揮其在民事行政監督中的職能作用。筆者認為，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是調查取證的啟動應遵循確有必要、有限救濟原則。首先，要有正確的動機，在充分審查案卷的基礎上，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前提下，發揮監督職能，啟動調查取證。其次，檢察機關辦理民行申訴案件應以審查案件為主，積極引導申訴人舉證，非確有必要，一般不予調查取證，防止檢察機關包攬查證，把過多的精力投入到大量的調查取證上，而申訴人及其代理人卻坐堂閱證，使舉證責任顛倒。

二是調查取證的范圍應遵循相對限制、有限查證原則。《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了15種抗訴事由。除第（六）條適用法律錯誤不用調查外，其他14種事由存在著程序違法、事實不清以及其它違法的情形，不同程度的都需要調查，才能查清事實，才能證明原裁判是否違法。所以，調查取證的范圍應與《民事訴訟法》的抗訴事由相一致，不 能濫用調查取證權。三是調查取證的運用，應遵循程序公正、合理實施的原則。其一，調查取證的實施應以當事人的申請為主，以檢察官的主動發動為輔，盡量從源頭上就保證調查的性質不變成純粹的偵查。同時，無論哪種啟動方式，都要受到檢察機關內部“承辦人—部門領導—主管檢察長”審批程序的嚴格控制，防止調查取證權的濫用。其二，在調查取證過程中，應向被調查對象出示證件，檢察人員不得少于兩人，并及時制作筆錄。其三，檢察官作為法律監督者，在審查民行申訴案件時，必須處于中立位臵。檢察官通過調查獲得的新證據，在庭審上由法官根據法律規定進行出示，再由當事人雙方圍繞著證人和證據進行質證。檢察官不與控辯雙方進行辯論。該新證據最終是否可以被確認、是否影響再審判決，則由法官決定。

[參考文獻] ①鄒建章，論民事檢察監督法律關系，中國法學，1997,（6）． ②王功杰,民事抗訴調查權研究，人民檢察2009,（18）．

③見劉竹冬、肖秀敏《社會公共權力配置與檢察權定位分析》。④江憲法，民事檢察證據運用的法理與實踐．

⑤見楊立新《民事行政檢察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