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理解民主與集中相結合

如何理解民主與集中相結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項根本制度，它源自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項條件。作為共產國際加入條件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寧提出來的。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列寧所說的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學習時報》第422、423期）。

中國共產黨從“七大”開始，就在黨章上對民主集中制的運行機制作了表述，說“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從“十四大”開始，黨章又在這一表述的末尾加上了“相結合”的字樣。黨章上的這項表述，是對列寧民主集中制運行機制的科學概括。

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是間接民主制度的產物。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從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制確定為黨的管理形式，只不過由于黨員人數眾多，地域遼闊，整個黨不能只設一級組織，實行直接民主制，而必須設多級組織，實行間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解決了。但是，實行間接民主制，就需要有一定的結構形式，黨的權力才能運行。那么，黨應該采用什么樣的結構形式呢？在這個問題上，黨內出現了嚴重分歧，有人主張采用分權型的結構形式聯邦制和自治制，列寧主張采用集權型的結構形式集中制，他認為，為了實現無產階級偉大而艱巨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政黨不應當是一個結構松散、任由每個組織各自為政的黨，而應當是一個統一集中、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的黨。經過長時間的激烈爭論，聯邦制和自治制先后被否定，集中制被接受。列寧所主張的、民主制加集中制組成的民主集中制被載入了黨章。

由于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整個黨實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黨的各級組織既要實行民主制，又要實行集中制。但是在對待這兩種制度的態度

上，上級機關和下級機關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傾向。一般說來，上級機關偏愛要求下級服從上級的集中制，嫌民主制“礙手礙腳”，它們不愿意受到制約。下級機關的傾向相反，它們偏愛能讓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歡要求下級服從上級的集中制，它們不愿意受到管束。為了防止黨的權力機關出現異化，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根據上級機關和下級機關地位的不同，對它們如何實行民主和集中分別規定了不同的要求，對上級機關的要求是，實行集中制要以實行民主制為前提，對下級機關的要求相反，實行民主制要以實行集中制為前提。所謂實行集中制要以實行民主制為前提，是說，上級機關要求下級機關服從自己，首先自己必須實行民主制。列寧所說的民主制，是同君主制和貴族制相對而言的政體形式、政治制度。權力機關實行民主制，就要體現應當由權力機關體現的、使民主制區別于君主制和貴族制的基本特征。這樣的特征有三項。

第一，必須選舉產生，選舉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啟動方式和必要條件。列寧把公開性和選舉制視為民主制的兩個標志（《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132頁。本文中的引文都引自《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次頁碼），他把建立在選舉制基礎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稱為“理想的民主制度”（第16卷第95頁）。列寧強調選舉制對于民主制的意義，是因為，與君主制和貴族制不同，民主制的權力機關只能由選舉產生。正因為如此，今天世界上所有實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選舉制和代表式民主制總是相提并論，形影不離。

第二，必須集體決定重大問題，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這是民主制的權力運作方式。列寧說：“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權力”（第37卷第67頁）。所謂“人民掌握權力”，在間接民主制度下，就是權力機關即代表機關集體決定重大問題。集體決定重大問題是民主制區別于君主制和貴族制的權力運作方式。在權力運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體決定重大問題，而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決定重大問題，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貴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貴族集中制。

第三，權力的行使必須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權謀私，決定問題要符合實際，這是民主制的根本屬性。列寧說：“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第30卷第383頁）。他在這里說，民主（制）就是：行使權力、決定問題要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在直接民主制度下，這一點不成問題。因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權力行使者和權力所有者是同一個主體，他們在行使權力即決定問題時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始終在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這里不存在以權謀私的問題，因為謀私就是為大多數人自己。這里也不存在脫離實際的問題，因為人們決定問題都從實際需要出發，不會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糊弄自己，也不會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但是在間接民主制度下，情況就不同了。在間接民主制度下，由于權力行使者和權力所有者不再是同一個主體，而是兩個主體，權力的行使既可能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能背離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當出現后一種情況的時候，它可能表現為以權謀私，而權力行使者一旦成為只為自己謀利益的特權階層，民主集中制就成了特權階層的集中制。權力的行使背離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除表現為以權謀私外，還表現為決定問題脫離實際，表現為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而權力行使者一旦成為徹底的官僚主義者，或徹底的主觀主義者，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主義者的集中制，或主觀主義者的集中制。

第二篇：理解民主與集中的關系

尊敬的黨組織：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民主和集中，二者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首先，民主是集中的基礎。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只有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讓各種意見和方案都講出來，才能進行比較和鑒別，把最好的意見和方案吸收到決策中，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從而實現黨內的正確的集中。集中離開了民主這個前提和基礎，就會變成獨斷專行，形成的決議和決定會帶有許多主觀主義的因素、給工作造成失誤，挫傷黨內外群眾的積極性。

其次，集中是民主的指導和歸宿。沒有正確集中的指導，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沒有集中的指導，民主不會有正確的方向，沒有集中，黨就會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黨的一切活動都無法進行;黨章明確規定的黨員民主權利就可能遭到破壞，行使民主權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黨的正確決策就不可能成為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統一意志，更談不上貫徹執行的問題。可見，集中是民主自身的要求，是實行民主的保證和指導。此外，發展黨內民主，目的之一在于調動廣大黨員積極性，使黨作出正確的決策并得到貫徹執行，以實現黨的目標。從這一點上說，集中又是民主的歸宿。

上述兩個方面都表明，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可以這樣說，民主的過程就是集中的過程，沒有集中也就沒有民主。當然，民主作為基礎和前提，必須決定、制約集中，并通過集中來反映自己的存在;而集中作為結果，只能服從民主，接受民主的制約，并體現民主的要求。這是由民主和集中的不同功能決定的。

匯報人：xiexiebang

2014年6月16日

第三篇：民主理解

民主的原意是一種與個別人專制獨裁統治不同的，實行“多數人統治”的國家形式。“多數人的統治”是指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的多數人。

民主的含義則是指一種國家制度。是指一定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的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共同管理國有事物的國家制度。

教材上講到的“民主”，首先是指它的本意，即作為國家制度的民主，通常又叫“民主制”。是一種與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國家制度。

歸納上述內容,民主的含義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民主是一種國家制度（國體意義上和政體意義上）；

第二，民主是同專制制度相對立的，實行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第三，民主總是一定階級范圍內的民主。

民主，是在特定的經濟關系基礎上保障公民的權利得到平等實現的政治形式。在階級社會中，它表現為以特定階級的利益為基礎，平等地實現統治階級成員政治權利的國家形式民主價值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們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數人的統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當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選舉結果，但民主也要求保護各種自由權利、尊重立法機構、保障言論自由以及發布新聞和公正評論而不受政府檢查。如果在選舉中不同黨派未能得到充份機會表達自己的立場，或者選民沒有獲得新聞的自由、也無法自由地考慮不同候選人的觀點，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選舉，這樣的選舉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機制，它并非一個孤立的、機械的由多數人實行統治之類的原則。

從這一角度來看，民主政治的優點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反映出人類社會中一些獨到的德行，這在其充份的實踐中得到了體現。事實上，我們可以提出，民主政治從三個方面豐富了民主社會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類一般自由的組成部份，而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的幸福生活當中，關鍵的一個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權利。政治和社會參與在人類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內在的價值。而阻撓人們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實際上是對人們的一大剝奪。其次，如上所言（我曾與那種認為民主與經濟發展相互沖突的觀點爭論過），民主具有一種重要的工具性價值，能促使當政者傾聽民眾所表達出來的要求（包括經濟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實踐給公民們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從而有助于在社會中形成價值觀、并明確各類問題的優先順序，這個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即使是“需求”這樣一個簡單的概念（包括對“經濟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眾中展開討論，需要交換不同的信息、觀點和判斷。由此可見，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內在價值、在政治決策中具有工具性價值外，它還具有重要的建設性價值。當我們講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時，必須同時考慮到民主在這三方面的貢獻。

若要把“需求”（包括“經濟需求”）所包含的內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綜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權利。欲恰當地了解經濟需求的涵義（其內容及影響），就需要在社會成員之間展開討論并彼此交換意見。在產生資訊充份、深思熟慮之選擇的過程里，政治和公民權利，特別是那些與保障言論、爭辯、批評及持異議的自由有關的權利，是核心的條件。在社會的價值形成和決定各項需要的優先順序時，上述過程是至關重要的；一般來說，我們不能把大眾的各種偏好視為既定的、與公眾的討論無關，不能無視在一個社會中當局是否允許有公開的意見交換和爭論。

實際上，在評估社會和政治問題時，公開對話的范圍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存在著生育率過高的問題，在公眾中組織相關討論可以卓有成效

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證據證明，在識字率較高的邦，組織公眾討論高生育率對社區、特別是對青年婦女的生命的不良影響，對這些地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顯作用。如果說，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爾.那都邦，現在出現了小型家庭是現代社會的幸福家庭這樣的觀念，這無疑要歸功于一系列相關的公眾討論和爭辯。克拉拉邦現在的生育率是1.7（與英國和法國相同，比中國的1.9還低），實現這一目標完全未使用任何強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種新的價值觀的出現──在這一價值觀的形成過程中政治和社會對話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識字率（比中國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別是婦女識字率，則是這種社會和政治對話的重要的前提條件。

人類社會里曾出現過各種各樣的苦難和剝奪現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較容易地通過社會手段而消除掉。當我們衡量人類自身的“需求”時，應該充份考慮到人類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的種種困苦境遇。例如，我們會覺得世界上有許多東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話我們也會把這些視為一種需求。我們甚至會想到“長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樣用上三千年時間去探討經書中的奧秘。但是，我們畢竟不會把“長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為那很明顯是不可能的。我們了解有些剝奪現象是可以預防的，也懂得如何這樣做，而我們關于需求的概念是與此密切相關的。在關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別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否可行）這類問題上，我們要形成共識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眾討論。政治權利，包括言論和討論的自由，不僅在產生對需求的社會認知時是關鍵性的，而且在確定經濟需求的含義時也是至關重要的。

民主價值觀的普適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對的，那么，民主的訴求之所以有高度的價值，就不僅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優點。民主的優長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參與在人類生活中具有內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種重要的工具，能產生激勵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對他們負責；再次，在形成價值觀念以及形成民眾對需求、權利和責任的理解的過程中，民主具有建設性的作用。根據這一判斷，現在我們可以提出本文欲表達的核心問題，即為什么說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

在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中，有一種看法認為，并非人人都認同民主的絕對重要性，若把民主與其他我們關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這確實是事實，在此問題上人類并無完全的共識。而在有些人看來，這種缺乏共識的現象就充份證明，民主的價值觀并不具普適性。

顯然，我們必須從方法論方面的問題入手討論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適性的價值呢?若有一種價值被視為有普適性，那么這是否就意味著人人都得對此價值表示贊同呢?如果確實必得如此，則世界上恐怕就沒有什么具普適性的價值了。據我所知，世界上沒有哪種價值未曾被人反對過，即便是對母愛大概也不例外。我認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適性意義，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贊同，所謂的價值的普適性，其實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視之為有價值的理念。

當甘地宣揚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適價值時，他并不認為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們有充份的理由承認這一理念是有價值的。同樣地，當泰戈爾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適價值時，他并沒有說人人都接受了這一觀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夠的理由去接受這一理念，而泰戈爾畢生都在為探求、表述和傳播這樣的理由而努力。[6]從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關于某理念具普適價值的主張都會涉及到一些反事實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別是當人們對這樣的主張尚未充份

思考之時，他們未必會從中發現其價值。不光是在民主的價值普適性問題上，所有關于普適性價值的主張都有這樣的隱含性前提假設。

我想說明的是，在二十世紀里所發生的最大的對民主的態度之轉變，正是與這個常見的隱含性前提假設相關的。當考慮到一個國家尚未實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眾也沒有機會實踐它時，現在通常會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變成現實時，人民就會認同它。而在十九世紀，典型的情況是不會采用這樣的假設，而那時被視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種預設式（default））在二十世紀里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同時也應注意到，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觀察二十世紀歷史的基礎之上的。隨著民主的擴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來越多，而不是日益減少。民主制度從歐洲和美洲發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許多遙遠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積極地參與到民主政治當中去并接受了這一制度。不僅如此，一旦某一現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議這一政治變化的活動常常遭到粗暴的鎮壓，廣泛的抗議活動也仍然會此起彼伏地出現，許多人寧可冒著生命危險也要為恢復民主而戰。

有一些人質疑民主的價值普適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贊同，而是各國的國情不同。他們所講的不同國情有時是指一些國家的貧窮狀態。他們的觀點是，窮人感興趣的和關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這種時常聽得到的說法有兩大層面的錯誤。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對窮人來說，民主的保護性作用顯得特別重要。當饑荒的受害者面臨饑餓的威脅時，這是非常明顯的；對那些被金融危機從經濟階梯上甩下來的貧民來說，也是如此。有經濟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樣需要在政治上發出自己的聲音。民主并不是一種非得達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如果窮人有選擇的話，他們寧可拒絕民主。有一個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試圖用同樣的觀點為它宣布的“緊急狀態”（以及對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壓制）辯護，在隨后的選舉中選民們圍繞著這一問題分成了兩個陣營。對印度的民主制度來說，這是一場命運攸關的選舉，選舉中主要的爭議就是實施“緊急狀態”的問題。結果，雖然印度也許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印度選民們的多數堅定地拒絕了政府壓制政治和公民權利的企圖，他們挺身抗議政府忽視民眾的自由和權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經濟剝奪方面。印度的現實完全駁斥了這種窮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權利的說法。若觀察韓國、泰國、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印度尼西亞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結論也并無二致。同樣地，雖然非洲的許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條件允許，那里就會出現反對政治壓迫的各種運動和抗議活動。

民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人們經常會聽到這樣一種觀點，即不民主的體制能更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這種想法有時被稱為“李氏假設”，因為新加坡的領導人、前總統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確實，有一些實行威權體制的國家（如韓國、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高于許多非威權體制的國家（包括印度、牙買加和哥斯達黎加），從這個意義來講，李光耀當然是對的。然而，這個“李氏假設”是以零星的經驗觀察為基礎的，是根據高度選擇性的、有限的信息歸納出來的，它并未經過任何以現有的大范圍數據為基礎的一般性統計檢驗。要證明威權體制和經濟高增長的關系具有普遍性意義，就不能用高度選擇性的資料去論證。例如，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

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做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回避從博茨瓦納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我們需要做更系統的經驗研究，以便從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駁“李氏假設”的證據。

實際上，并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證據能證明，威權主義的統治和對政治及公民權利的壓制真的對經濟發展有益處。確實，從普遍的統計資料中不可能歸納出這樣的結論。系統性的經驗研究（比如由羅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亞當.普熱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結果從未真正支持過這樣的觀點，即在政治權利和經濟表現之間存在著普遍性的沖突。[2]究竟政治權利對經濟表現的影響為何，似乎取決于許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統計調查發現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微弱的負相關，而另外一些統計研究卻發現兩者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如果把所有的比較研究的結果放在一起，關于經濟增長與民主之間沒有明顯的彼此影響的假設還是相當有說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與上述研究相關的努力決不會遭到忽視。[3]

這個問題也涉及到經濟研究方法的一個基本要點。我們不僅應當從統計上看相關程度之大小，還應當考察和分析關系到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因果性過程。現在，學者們已經對導致東亞地區各國經濟成功的經濟政策和環境因素有相當多的了解。雖然不同的經驗性研究所關心的重點不一樣，但目前學者們已經就一份對經濟發展“有助的政策”清單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在這個政策清單上有開放競爭、利用國際市場、由公共部門對投資和出口提供激勵、高識字率和中小學入學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進廣泛參與經濟擴張活動的社會條件等。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假設，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項會與更廣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韓國、新加坡或中國那樣的威權體制來強力支撐。實際上，有一項強有力的證據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經濟增長，所需要的是一個更寬松的經濟氣氛，而不是一個更嚴酷的政治體制。

要完成這一研究，就必須超越狹隘的關于經濟增長的觀察，而應更寬泛地分析經濟發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經濟和社會保障方面的需要。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就要一方面看政治與公民權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經濟災難的預防，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政治與公民權利能給予人民必要的機會，以要求政府注意社會上的需要并采取相應的行動去滿足這些需要。政府對其人民遭受苦難時的反應往往取決于人民施加的壓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權利（如投票、批評、抗議以及其他的類似權利），確實直接關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激勵去關心人民的苦難。

我在別的地方也提到過一個明顯的事實，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里，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4]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后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范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里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發生的兩場大饑饉中，一場在北朝鮮，另一場在蘇丹，可以說，也出現了同樣的情形。

饑饉經常看上去與自然災害有關，而新聞記者也常常把饑饉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自然災害:在失敗了的大躍進期間中國出現了洪水災害，在埃塞俄比亞有旱災，而在北朝鮮則是谷物歉收。然而，許多同樣遭受到類似自然災害的國家，甚至其災情更重，卻能有效地避免饑饉的發生。因為，對選民負責的政府必須積極地采取措施以幫助人民、減輕饑餓的威脅。在一場饑饉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窮人，所以政府可以通過創造收入（例如，通過就業計劃等）、讓潛在的受饑饉威脅的受害者獲取食物，從而使窮人免于餓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窮的民主國家里，萬一遇到了嚴重的旱災、水災或其他自然災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韋和博茨瓦納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讓人民得到食物而從未出現過饑饉。

如果采取認真的努力，要避免饑饉其實是很容易的。而一個民主政府由于必須面對選舉和反對黨及獨立的報紙的批評，所以除了積極努力地避免饑饉以外別無選擇。處于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直到獨立之時都饑饉不斷（最后的一次饑饉發生在1943年，是印度獨立前四年的事，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曾目睹了饑饉時期）；然而，自從印度建立了多黨民主政治和實現了新聞自由之后，饑饉就突然消失了，這樣的結果其實一點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書著中，特別是在我與讓.德熱茲（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談到過這些問題，在這里就不再贅述。[5]避免饑饉實際上只不過是民主政治可以解決的諸多問題之一，當然舉這個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權利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現經濟和社會性災難。如果一個國家諸事順利、一切都走上了軌道，人們或許不會特別注意到民主的這種工具性作用。但當形勢因種種原因變壞時，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勵機制就顯現出巨大的現實意義。

我相信，從中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教訓，即許多經濟技術官僚主張使用由市場經濟提供的經濟激勵機制，但卻忽視由民主政治所保證的政治激勵機制，這意味著實行一種極不平衡的制度基礎。當一個國家運氣不錯、未經歷嚴重的災難、一切順利時，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當經濟或其他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發生政策失誤而未予糾正時，由此會產生不安全的危險，這時哪怕一個國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潛伏著這類危險。

最近東亞和東南亞發生的問題就是實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懲罰，這在兩個方面表現得特別明顯。首先，在這一地區的某些國家（包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里，金融危機的發展與商業上缺乏透明度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特別是在金融運作方面缺乏由公眾參與的監督。沒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輿論監督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這場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全面衰退時，在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里，民主制度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顯得極為突出了，這與民主國家可避免饑饉是同樣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亞，很多人被這場經濟衰退剝奪而生機困難，當權者卻根本不理睬他們的訴求。

這些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都達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許在金融危機中國民生產總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經濟收縮的負擔不是由全社會分擔，而是集中壓在承受力最低的失業者或社會上的過剩勞工身上，那么，哪怕經濟增長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會使數百萬人陷入悲慘境地，甚至奪去人們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亞的情勢一帆風順時，這些社會地位脆弱的人們或許不覺得沒有民主會如何影響他們的生活，但在沒有民主的社會里他們的聲音被壓抑住了，而危機來臨時所帶來的沉重代價就會輕易地壓倒他們。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性功能發揮作用時，他們才體會到了沒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第四篇：課堂提問的民主與集中

07師本（2）班070101237夏蕓070101239鐘穎

1.學生不愿回答老師的提問怎么辦？

答：

1、利用獎懲機制激勵學生回答問題：（1）平時上課學生有回答問題，按次數登記，算入期末總評；（2）用表格統計再評出積極學生，在家長會上進行反饋。

2、多提問學生感興趣的問題。

3、多提問具有發散性答案的問題。

2．學生點名后不會回答問題怎么辦？

答：

1、把問題復述一遍，然后將問題分解，一步步引導學生回答問題。

2、鼓勵學生回答：告訴他回答錯誤也沒有關系，只要敢于說出來就是好的。

3、換一個簡單一些的問題問學生，以增強學生的信心。

3．課堂提問的民主與集中

（1）為什么要民主，為什么要集中？

答：因為民主可以讓學生更積極地參與教學活動，提高他們的學習主動性，能夠使學生發

散思維，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集中可以防止 學生自由提問時，問題過于簡單、幼稚，或未抓住重點，偏離主題太遠。

（2）什么時候民主，什么時候集中？

答：民主：在講課之前（以學生預習過課文為前提），或講授教學內容后留有幾分鐘時間

讓學生自由提問，而提問可用學生提問--學生回答和學生提問--教師回答的方式相結合。

集中：

1、可在民主提問過程中或結束后集中，以防學生在民主提問時偏題太遠，也可補充學生在民主提問時未涉及到的重難點。

2、可在教師講課的過程中提問，以防止學生注意力分散。

3、可在講課完，集中提問，讓學生可以回顧課本重難點。

（3）課堂提問怎么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

答：做為教師，首先要認清民主與集中是統一于整個課堂提問過程；然后依據具體的情況，如課文的內容、可涉及的問題等等，把握好民主與集中的比重，不應特別倚重任何一種方式，在課堂提問時，應靈活處理二者的關系。

第五篇：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和組織建設中的實際運用，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無產階級先進性和世界觀的必然要求。是否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直接影響到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全局，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鄧小平曾尖銳指出：“民主集中制執行得不好，黨是可以變質的……干部可以變質，個人也可以變質。”所以，我們在整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中，都必須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不僅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的動搖和削弱，而且還要用新的實踐經驗來完善和發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論和制度。這應該成為我們加強黨和國家政治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要加強制度建設

只有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制度，使民主集中制制度化、規范化，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才能把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真正落到實處。完善黨委工作制度，必須堅持“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十六字方針。“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是集體領導的具體實踐過程和根本保證，“個別醞釀”是科學決策的必要環節和基本方法，“會議決定”是集體領導的實現形式和必經程序。這四個方面相互聯系、緊密結合，構成科學決策的嚴密體系，抓住了領導班子決策中貫徹民主集中制的主要關節點。要根據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已有制度的配套建設，不斷加以補充和完善。

二、要拓寬渠道，切實推進黨內民主

發展黨內民主，涉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多個方面、多個層次。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沖破一切阻礙發展黨內民主的觀念、做法和體制，在黨內建立健全民主監督機制；另一方面，必須堅決反對照搬西方的政黨制度，立足國情，從實際出發，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拓展黨內民主渠道，重點要處理好黨組織與黨員的關系、上級組織與下級組織的關系、黨組織領導層內部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實現黨的綱領為目的，以黨章黨規為依據，緊密結合黨組織的職能和黨員的權利義務來展開。要促進決策民主化，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貫穿于黨的決策之中。

三、要提高領導藝術，增強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本領

要緊密結合生產力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提高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駕馭市場的能力，提高運用民主法制辦法開展工作的能力，提高按照客觀規律辦事的能力，實現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的創新。要提高領導者的素質。一是主要領導者要胸懷寬廣，善于采納不同意見，善于集中歸納不同意見。二是領導者本人要有很高的素質。要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具有分析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熟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深入實際，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敢于為了黨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堅持原則、堅持真理的勇氣；要敢于否定自己，糾正錯誤，按多數人的意見辦事。要自覺地維護黨中央的權威。保持一致不是口頭上喊一喊，關鍵是要學習好、領會好、掌握好中央精神，并結合本地實際貫徹好，尤其要按照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抓好落實。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維護中央權威，保證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統一行動。

四、要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和改進基層黨組織建設，必須做到：一是始終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二是以農村、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為重點，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不斷鞏固黨的組織基礎；三是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和武裝全體黨員；四是堅持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堅決克服黨內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五是始終把體現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作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始終把依靠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作為我們推進事業的根本工作路線，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始終帶領人民群眾勝利前進的堅強戰斗堡壘。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集中研究了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問題，通過了《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學習這個《決定》，必須認真學習其主要內容，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握其精神實質。做到這一點，關鍵要從總體上把握《決定》的內在邏輯。為此，需要領會好以下十個要點。

要點一：四中全會集中強調加強和改進的是“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

“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是四中全會《決定》的“文眼”。從整個《決定》的內容可以看出，《決定》的總題目就是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 ”。《決定》的八個部分，就其所涉及的問題來說共分三個方面：一是闡述了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二是總結了執政60年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三是提出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主要任務。可以看出，在這三個方面的內容中，講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集中強調的是“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時代價值，實質是闡述“為什么”要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講執政60年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集中闡述的是“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基本原則，實質是闡述 “怎么樣”來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講黨的建設的主要任務，集中論述的是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具體部署，實質是闡述“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加強和改進“什么”和 “如何”具體來加強和改進。毫無疑問，把握四中全會精神要緊緊圍繞“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這一核心詞組來展開。

要點二：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性集中體現為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的執政黨，黨的建設直接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新形勢下，這種重要性集中體現為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從國際來看，金融危機的發生，成倍地放大了蘇東劇變以來所形成的國際格局對我國的影響。特別是由此引發的我國產能過剩問題，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影響，集中暴露了我國發展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這對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帶來了空前的挑戰和考驗。從國內來看，我們面臨著發展起來以后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實踐表明，在走出溫飽社會以后，社會對發展的要求發生重大變化，我們需要及時地調整原來的發展思路，真正把發展轉到科學發展的軌道上來，否則會出現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這無疑也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從黨情來看，目前黨內存在的一些問題“嚴重削弱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和執政使命的實現。”可以看出，世情國情的新變化給黨提出的非常高的要求與黨情現狀的巨大差距，集中凸顯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要點三：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要按照中國執政黨建設的基本規律來進行 如何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四中全會《決定》的一大突出亮點，就是立足執政60年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視野，通過總結執政以來黨的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概括和凝練了執政60年來黨的自身建設的6條基本經驗。這6條基本經驗分別從黨的自身建設的根本、方向、主線、核心、動力、保證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在執政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建設過程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聯系。因而，這些基本經驗的實質，就是我們黨對執政以來黨的建設基本規律的理性認知。它們的提出，集中體現了我們黨站在新的認識高度，著眼于新形勢對黨的建設提出的要求，對執政條件下黨的建設規律的認知水平。這些經驗來之不易，體現了中國執政黨建設的客觀規律，因此，它們理所當然地成為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根本指導原則。新時期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必須也只能按照這些重要原則來進行，惟此，方能取得成效。這一點使得四中全會《決定》所提出的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所有重要舉措都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符合中國執政黨建設規律的基本要求。

要點四：按照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明確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主要任務 基于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給我們黨提出的新要求，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必須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關于黨的建設的總體部署，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這就決定了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必須按照四中全會提出的“四個著眼于”的要求，即著眼于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著眼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著眼于增強全黨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著眼于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切實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服務，這也決定了新形勢下的黨的建設必須把解決阻礙科學發展觀落實的環節作為黨的建設要集中解決的問題。全會正是從這樣一個高度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作出具體部署，提出了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加快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等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完成這些任務的重要措施。

要點五：以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為載體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

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思想理論建設始終是黨的根本建設。只有加強思想理論建設，才能形成黨內共識，凝聚全黨意志，保證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思想統一。在執政特別是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新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如何通過行之有效地途徑加強和改進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一直是我們黨不斷探索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四中全會的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科學分析當前形勢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這一戰略任務，使新形勢下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有了一個明確而且持久的載體。全會不僅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重要性，而且明確提出“科學理論武裝、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規律、富有創新精神”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基本要求，并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建設學習型黨組織作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重大任務來抓。

要點六：在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框架下積極發展黨內民主

政黨是承載著特定歷史使命、肩負著艱巨社會責任的政治組織，由此屬性決定了整個黨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都必須服從服務于這一根本要求，這就決定了政黨在其存在和發展過程中既要組織活力，又要行動一致，而且組織活力最終要服務于行動一致。正是由政黨存在發展的這一規律所決定，馬克思主義政黨確立以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來規范黨內生活。因為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組織起來，才能保證達到上述要求。這在客觀上就決定了黨內民主的發展空間。四中全會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適應新形勢對黨提出的新要求，在強調積極發展黨內民主、細化發展黨內民主的具體措施的同時，不再單純地強調黨內民主的重要性，而是全面強調民主和集中兩個重要性。在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積極發展黨內民主的原則要求上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集中統一是黨的力量保證；要積極推進發展黨內民主，但要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要堅持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也要以黨的堅強團結保證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這些都體現了上述精神。

要點七：按照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要求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

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在新形勢下，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把科學發展觀切實落到實處，關鍵是要有一支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滿活力的選人用人機制，促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是培養造就高素質干部隊伍的關鍵。”在建設高素質干部隊伍的過程中為什么要堅持民主、公開、競爭、擇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那些在工作實踐中真正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干部選拔上來，才能提高選人用人的公信度，逐步形成充滿活力的選人用人機制，才能促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決定》為此明確提出，必須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全面貫徹干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堅持五湖四海，拓寬視野選拔干部，廣辟途徑培養干部，滿腔熱情愛護干部，嚴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事業中來，并從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完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提高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能力、培養造就優秀年輕干部和健全干部管理機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

要點八：著眼于夯實新形勢下黨執政的組織基礎，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組織基礎，是開展黨的活動、落實黨的工作、體現黨的戰斗力的基本單位，是黨聯系和服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黨在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正因為如此，四中全會《決定》強調：“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任務的戰斗堡壘。”無論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還是鞏固黨的組織基礎，都必須做好抓基層打基礎的工作。為此，黨的基層組織必須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拓寬領域、強化功能，進一步鞏固和加強黨的基層組織，著力擴大覆蓋面、增強生機活力。唯有如此，才能使黨的基層組織充分發揮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作用，使廣大黨員牢記宗旨、心系群眾。《決定》為落實這些原則重點從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面、推進基層黨組織工作創新、增強黨員隊伍生機活力、建設高素質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隊伍、構建城鄉統籌的基層黨建新格局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

要點九：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根本目的，弘揚黨的優良作風

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黨和人民事業成敗。在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性集中體現為，它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重要內容，還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迫切需要。總結這些年來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實踐經驗，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必須多管齊下，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頓、嚴肅紀律為抓手，下大力氣解決作風方面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等突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切實抓出明顯成效。《決定》從這樣的高度出發，從推動科學發展和促進社會和諧入手，重點強調要大興密切聯系群眾之風、大興求真務實之風、大興艱苦奮斗之風、大興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風、以堅強黨性保證黨的作風建設，希望以此達到以優良黨風促政風帶民風，形成凝聚黨心民心的強大力量。

要點十：以加快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為抓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

堅決反對腐敗，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是不是堅決反對腐敗，由于其直接關系著人心向背，關系著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因而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在新形勢下，由于我們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因此，反腐敗斗爭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為此，《決定》強調，必須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加快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為抓手，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加大教育、監督、改革、制度創新力度，更有效地預防腐敗，不斷取得反腐敗斗爭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