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班規與民主

關注孩子個性特點，遵循民主與科學，制定合理班規，達到教育孩子意義。

1、發揮學生的自主意識，民主管理。

高年級學生心智日漸成熟，要求被尊重、重視的意識增強，我們不妨順著學生的心理要求向著名的教育家魏書生學習，班級事務和學生“商量、再商量。”學期初，和學生商量制定班級目標、班規班紀，探討實施措施；制度實施中，和學生一起查漏補缺；學期結束，和學生一起總結得失。比如，剛升入五年級我們班第一個主題班會就是“獻計獻策定班規”大家興趣高漲，希望自己的建議可以寫進班規。班規制定后大家互相監督，效果很佳。還有可以安排一些有責任心的小干部，形成學生自治，只有當出現一些問題的時候，教師廣泛聽取班級成員的意見，進行及時的調節，培養學生的主人翁意識、責任心和集體榮譽感。

2、保證教師的以身作則，評價公平。

高年級的學生他們的“向師性”發生變化，不再向中低段的學生那樣，把老師的話當成圣旨，學生已經學會了“聽其言，觀其行”評價教師。在高年級的學生的班級管理中，尤其要重視教師的身教作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比如在晨掃時，一些孩子開始學會偷懶，老師在一旁指手畫腳，不如親身力行，給孩子們做示范，才帶動他們的勞動熱情。另外在處理班級事務的時候學生們開始關注教師是否公平公正，例如在一些市級三好生，市級文明生的推選中，應采用投票選舉學生唱票的形式，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才能凝聚向心力，達到和諧班集體。，教師教育學生還要做到誠信，教師在學生中不可說大話，說漂亮話，做“說話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也不可隨便許諾。而要言行一致，說話算數，以誠育誠。

3、創設健康的競爭機制，積極向上

高年級的學生競爭意識逐漸增強，可以在班內建立一些“今日之星”、“智力直通車”“雛鷹爭章”等活動，把孩子的精力和時間吸引到班級管理、自主學習、思想競爭中來，避免學生有時間精力和外界的不良習氣接觸。但是也要控制好班內的競爭氛圍，不因小小的成功而驕傲自滿，也不因一時的失敗而灰頭喪氣，大家同進步同快樂，享受友誼、合作、進步和成功，形成健全的心理品質。

4、促進有效的師生交流，廣開渠道

高年級的學生情感開始變得含蓄，心理性格發生巨大變化，有些班主任采用日記、或周記的形式及時掌握學生的心理動態，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其實師生交流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以利用課余時間多和孩子們呆在一起，通過聊天來了解其他孩子的心理變化，及時采取處理方法，也可以和孩子進行書信、小紙條進行溝通，了解孩子的內心世界，前提要贏得孩子的信任和尊敬。

5、加強后進生的轉化，步步為贏

班里的后進生，一般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聰明貪玩型，另一種是遲鈍好學型。到了高年級，這些孩子開始關注外界對他們的評價，有自尊心和虛榮心，不希望像以前那樣讓教師當眾指責，更不希望老師公布考試成績。有些孩子開始自暴自棄，產生逆反心理。還有一些孩子因為心理壓力過大，不能正常參加學習。對于聰明貪玩型的學生，可以通過開展一些競賽活動，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因勢利導，將精力更多的轉移到學習中來，還要注意自信心的培養。而遲鈍好學型的孩子，他們的心理壓力比較大，希望在學習中能夠得到教師的肯定，但總是不得要領，教師可以和這些學生進行溝通，幫助他們尋找恰當的學習方法，改進過程中放大閃光點及時鼓勵，樹立他們學習的自信心，還可以安排一些優秀生對他進行幫助輔導。

6、提高家長的輔導水平，許多學生的問題，往往來自家庭，來自家長教育方法的缺失，現在的一些家長以為給孩子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剩下的事情就全部交給學校。其實家庭教育很重要，班主任要采取各種渠道，提高家長的輔導水平，讓家長成為自己工作的得力助手。一是定期召開學生家長會，改變家長會班主任講，家長聽的模式，以體驗式為主，選取一些典型的教育案例，讓家長充當各種角色，參與其中，親自感受，從中了解孩子的心理，發現自己教育的不足，改進自己的教育方式，以平等、民主的態度與孩子溝通交流，創設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發展的家庭環境。二是對一些問題孩子的家長，班主任要多與他們交流，讓他們對孩子充滿信心，給予孩子更多的關愛，幫助孩子取得進步。三是讓一部分具有成功教育經驗的家長，向大家介紹經驗，這些來自身邊的案例，對家長來說，往往更具有教育意義。

第二篇：民主制定班規

民主制定班規

四年一班

開學了，新生對于學校的規章制度不是很熟悉的，經常會出現一些違反學校規章制度的現象，作為班主任的我是解決了這頭，又發現問題出在那一頭，怎么辦？我想與其用“堵”的方法不如用“導”的方法，于是在班會課上，我和同學們進行了討論，共同制度了一個班級的規章制度。制度制定后，班級學生的違反班級和學校紀律的現象明顯減少了，這說明，《班規》的制定對于一個新形成的班級具有很大的作用。下面就制定《班規》方面談談自己的認識和做法，以求教各位。

一、向學生宣傳制定《班規》原因

（一）《班規》是班級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班級是學校進行教育、教學工作的基本單位，班級需要一整套科學的全面可行的運行機制。從班級的動態看，班級以目標、活動、評價、反饋等形式體現其組織、管理、教育和控制（規范）功能。制定《班規》，使班級工作有章可循，可以避免班主任工作的盲目性和隨意性，也可以避免學生學習生活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班規》就是規定一整套科學系統的、全面可行的班級運行規章。

（二）《班規》是依法治班的“法律”依據。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寫入黨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五條增加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提高中華民族的法治素質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同樣，依法治班以培養能適應和創造美好未來的具有高素質的新一代建設者和勞動者，也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制定《班規》既可以培養學生的法治素養，也可以防止治理班級的隨意性和盲目性，是依法治班的重要“法律”依據。

（三）制定《班規》是班級民主管理的需要。

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是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民主意識的增強、民主管理的實施不僅僅是空洞的口號，而應是使學生成為班級主人的行動。班級管理如果只靠班主任辛辛苦苦的“保姆式”管理、專橫高壓的“專政式”管理和不負責任的“放羊式”管理是注定要失敗的。搞好班級管理，必須依靠全班成員發揮高度的積極性，讓學生人人成為班級的主人。制定《班規》以體現民主管理思想，讓學生真正成為班級的主人。

二、怎樣指導學生制定《班規》

（一）以憲法為藍本。

筆者以為《班規》最佳藍本是《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內容。《班規》是班級組織、工作、生活等規章的總匯，具有影響和決定班集體建設的特殊地位和特別功能，可以說《班規》是班級的根本法。因此，制定《班規》應以《憲法》為藍本。

（二）班規的內容

從法律規定內容看，有：（1）實體法，一般是指規定主要權利和義務的法律。（2）組織法，一般是指規定各類國家機關的組織和活動的原則、方式、程序的法律。（3）程序法，一般是指保證權利和義務得以實施的程序的法律。我們的《班規》應具備根本法、實體法、組織法、程序法等內容，這樣才能體現其“一整套”的特點。

（三）班規的具體內容

班級規章制度的內容較多，但也應該使之有一個合理的布局。為了有序地安排《班規》的諸多內容，使之形成一個有機整體，這就要求我們注意布局問題。筆者現任班級的《班規》提綱如下：

序言（寫明班級成員、班級理念以及制定本法典的目的。）

第一章 總綱（規定班級培養目標、最高權力機構、班級工作原則等班級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定。）

第二章 權利和義務（規定班級成員享有的權利和應履行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包括班委會、學生會、團支部以及其他班級事務崗位等。）

第四章 班級工作常規（包括每日常規、每周常規、每月常規和學期常規。）

第五章 班級活動程序（包括班級活動的組織原則、要求、一般組織程序及若干個常規活動規程。）

第六章 檢查評估（規定督察小組職權、班級活動評估、品德評估、班委會工作評估、班委成員評估、評優規程等。）

第七章 班級標志（規定班風、學風、班歌、班旗等。）

第八章 附則（界定、說明《班規》中的概念內涵。）

（四）讓學生執筆。

是教師將自己一手制定好的《班規》交給學生去執行，還是將制定《班規》的過程當作從思想上教育學生、從能力上培養學生的機會？我認為應讓學生來執筆。其好處有：（1）使學生明確制定法典的必要性、重要性；（2）讓學生懂得制定法典的最終目的是營造良好班級環境、培養健康個性、全面提高素質，制定法典是手段而不是目的；（3）讓學生懂得法典是我們行動的準則，以提高執行的自覺性；（4）讓學生懂得制定、修改和完善法典的過程是教育自己、鍛煉自己的過程。

（五）如何指導學生制定。

第一步，班主任做好動員工作。在為什么要制定法典、法典應具備怎樣的功能等方面要講清講透，充分激發學生的興趣。

第二步，師生共同研究法典的內容和布局。指導學生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既把握其結構布局，又感受其法律語言的特點（概括、嚴謹、規范）。在此基礎上，就《班規》的內容和布局展開充分的討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使每一位學生明確《班規》的內容和結構布局。

第三步，分組擬制各章條款。根據法典的要求，各起草小組要充分領會實質，準確表達，有建議或新的設想應及時與班主任或起草領導小組聯系。條文往往要反復修改，以求最佳。

第四步，由班級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先討論確定某一條文通過的標準，是1/2還是1/3舉手通過，然后由起草小組分條宣讀并作簡要說明，在討論修改的基礎上進行表決。

第五步，由起草領導小組完成法典各章的的合成工作，班主任要對合成稿全面審閱，包括班級體制的確立、章節條文的協調、語言文字的修改潤色等。特別是班級體制框架，班主任務必把好關，保證其科學性、前瞻性、靈活性，以免法典朝令夕改或半途而廢。

第六步，交付審議表決。將法典初稿印發給學生，廣泛征求意見，分章修訂再合成，這一程序一般不少于2至3次。最后將法典交付學生審議并表決，一般需有班級成員4/5通過方可生效。教師應充分發揚民主，切忌強權，否則有違制定法典的初衷。

（六）如何處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關系問題。

《班規》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矛盾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法典不能概括班級生活的全部，二是法典不可能預見實施中變化著的所有情況。我們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予以解決的：（1）在《班規》的條文里規定處理辦法，如為解決班級事務崗位的增設問題，規定“根據班級事務情況，經班級全體會議1/2成員通過，可增設其他服務崗位，人員緊缺時，可指定兼任”；（2）通過“附錄”、“附表”等形式解決，如班級常規活動規程，我們采用《衛生工作規程》、《主題班會工作規程》、《品德考評工作規程》、《評優工作規程》、《“人人有事做”系列工作規程》等五個附錄；（3）面對新情況新要求，修訂或新增條文，如我們在通過《班規》半年以后，全班同學想成立一個“愛心基金會”，于是就新增《愛心基金會章程》作為《班規》的附件。

（七）具體執行

《班規》通過后，我們要做的事情有：（1）嚴格執行，并用獎懲措施保證其實施；（2）修訂，不適合的按程序予以整條廢止或局部修正；（3）擴充或新增，某些條文過于原則的可作擴充，對新情況沒有相應規定的可新增條文；（4）定期學習檢查，發揮其規范、教育、管理的作用。

第三篇：民主與民生

尊敬的黨組織：

民生，是指人民群眾的生活問題，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例如就業、教育、社保等。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基本需要，也直接關系到執政者是否得民心，關系到社會的安定和諧。

俗話說，重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縱觀古今，民生和民心密不可分。歷史反復證明，只有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才能贏得老百姓的真誠擁護，才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民生，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水平。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個有利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民生始終貫徹在我黨的執政當中。

當前，在經濟發展遇到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要千方百計加大改善民生工作力度。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渠道擴大就業，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斷提高教育和醫療服務水平，多辦順民意、解民憂、增民利的實事好事，認真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解決好人民最關心、直接的利益問題，全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改善民生，不僅是擴大內需的治本之策，更是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歷史和現實都啟示我們，民生問題，無論何時何地都請示不得，忽略不得，淡忘不得。改善民生，不但要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還要改善人民的精神生活;不但要提高人民的物質精神生活水平，還要追求社會公平。凡是民生解決得好的地方，社會就和諧;反之，社會就動蕩。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幾乎都與民生問題息息相關。全面小康、構建和諧，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否則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我們要肩負起民生的責任，吧發展目標恒久地定格在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上，就必定能夠贏得民心、集中民智、凝聚民力，形成無堅不克、無往不勝的強大力量。

匯報人：xiexiebang

第四篇：富強與民主演講稿

共筑富強與民主夢

同學們好：

今天我要演講的主題是實現國盛民強的中國夢。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參觀了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后，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提出，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中國夢”包含了近代中華民族國慶民富的偉大抱負。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共同綱領》中指出，“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富強和民主已經成為國家的核心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成為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目標之一，他們與文明和諧共同支撐著國家發展的靈魂和精神，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經之路。

下面我將分別闡述富強與民主的辯證關系。富強，即國富民強，是每個歷史時期人民都不懈追求的目標，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夙愿，也是國家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質基礎。貧困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追求的富強，是以綜合國力的強大為基礎、以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特征，以持續健康的發展為方向。其中，需要處理好兩對辯證關系。

1、富強”包含著兩大主體的價值訴求，一是人民富裕，二是國家強盛。“富強”首先在于富民，即人民富裕，沒有民富就沒有國強，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之說。馬克思主義也認為，無論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國家財富的創造，其根本目的都在于豐富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進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其次，“富強”還在于強國，即國家強盛，體現為國家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能夠對國家秩序和國際事務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在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富裕同國家富強從根本上說是一致的，國家富強是為民造福的重要前提，而人民富裕又是國家富強的根本目的。

先富和共富的關系。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前者是生產力標準，更多強調的是效率優先，后者共同富裕更多強調公正為本。我們的富強觀，是兼顧生產力標準的效率原則和共同富裕價值標準的公正訴求，從而超越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也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鼓勵發展生產但往往產生兩級分化的富強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正以經濟大國的姿態走向世界，人民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改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縮小著貧富差距，這一切都在沿著歷史正軌緩步進行，中國正一步步向富強邁進。

2、民主，即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始終高揚的旗幟，也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體現。民主既是一種價值理念，又是一種政治實踐和制度安排，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了民主專政的國體，為人民民主的實現提供了政治前提。目前，“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選舉和投票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即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基本形式。作為人類共同的政治理想，民主既帶有普遍性，又是歷史的、具體的、相對的。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或者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形式，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政治發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是由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歷史文化傳統等綜合因素決定的。社會主義民主相對于其他民主形式，有著其獨特的優越性：一是從所有權意義上說，社會主義民主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是一種真正實現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二是從利益角度而言，社會主義民主要求發展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從效率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有利于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提高效率辦成事的政治優勢。

自新中國成立人民當家作主以來，人民代表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國兩制”理念的成功和實踐，無不是人民民主的體現。神舟飛天、嫦娥奔月、奧運、世博的成功舉辦、APEC會議的召開，無不展示著中國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成大事的“特色”二字。

沉睡的獅子已經醒來，它正昂揚強健地向前跨步，胡總書記也說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中華民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夢必將成為現實。

最后，我想說的是圓夢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我們中華青年就要為夢想敢去想、敢去試、敢去拼，哪怕在逐夢中碰釘子，摔跟頭，也要爬起來，繼續往前走。我們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締造者，讓我們攜手共筑富強民主的中國夢。

2015/4/15

雍

第五篇：論民主與法治

論民主與法治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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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主與法治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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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法治一直是近代以來文明國家的共同追尋。中國自“開眼看世界”以來便對西方民主與法治環境下的文明社會推崇不已，于是便開始了大規模的思想引進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會自身歷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對民主和法治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再加上中國自身傳統思想的影響，這條學習之路異常繽紛但十分艱辛。其間思想流派雜陳觀點互相辯難，而經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態甚至自相矛盾，不僅難以與我國國情相契合而體現出先進性，反而有淮橘為枳的尷尬甚至流禍無窮。

因此，明確二者的含義、厘清二者的關系便有很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了。而在我黨以大無畏的精神撥亂反正并毅然選擇了法治的治國之路后，這種探討尤為重要。當然，筆者并非對民主與法治做一個系統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幾本厚厚的專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對民主與法治的關系作一點力所能及的闡述。

一

民主，永遠是一個令人神往的詞語。民主理論源遠流長，它從兩千五百年前古希臘的文明中持續不斷的發展而來，傳播到了每個大陸并成了人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主的含義眾多，但在現代憲政理論中，民主的基本含義是政治事務中最基本的權利應屬于人民。民主能讓我們避免獨裁者暴虐、邪惡的統治，能保證公民享有更為廣泛的基本權利，使人民能夠運用自我決定的自由，在自己選定的規則下生活。從民主的發展史來看，民主理念要在國家統治中得到實現，離不開法治。

法治也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觀念。西方歷史上的法治觀念源于梭倫變法，至亞里斯多德時已經基本理論化。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以及與之相應的自由、平等、人權等思想的發展，法治的觀念開始廣泛傳播，并在憲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確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著多重含義。首先法治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一種視法為社會最高權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種價值的體現。法治不但要求一個社會遵從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還要求這種被普遍遵從的法必須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種以?法的統治?為特征的社會統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會道德等對人們內心的影響和外在行為的自我約束，但它排斥以人為軸心的統治方式，它奉行?人變道不變?的哲學原則。”[1]（第99—100頁）

民主與法治是現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們對它們的含義及相互關系的理解卻各不相同。然而，無論如何理解，我們都可以發現它們的立足點和價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們在現實中的表現也迥然有異。

（一）民主與法治并不天然統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論。許多學者也認為民主與法治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會必然是民主社會，不是法治社會也必然不是民主社會；反之亦然。但情況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產生專制，即使是我們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這種情況下，法律淪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對于這一點，美國獨立革命時期的思想家們就早已發現。杰弗遜曾寫道：“一百七十三個暴君必然與一個暴君一樣具有壓迫性……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專制政府并不是我們奮斗所尋求的目標……集權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它控制除了與代議民主制有關的條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實際的，也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頁）事實上，西方式的民主確曾導致過“多數人的暴政”（托克維爾語）或“多人的專制主義”（孟德斯鳩語），如一百多年前美國婦女和黑人的處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由自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授權美國行政當局將日本裔的公民關進集中營。而康德則堅持認為，民主是“18世紀的人們理解專制的必要詞匯”[3]（第151頁）。在一定意義上說，民主的專制比不加掩飾的專制更為可怕。甚至還有人認為，“通過人民定期普選產生領袖的體制稱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雖言稱?民治?，卻也是少數領袖在統治，是人治的一種。正因為?人民?無法行使?治權?才需要政府，需要領袖。”[4]這段話雖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與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間存在著矛盾。

資產階級革命以前，人們普遍認為權力來源于神。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權力來源于人民的學說深入人心。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原來的學說受到批判，認為“人民”是一個集合主體，“人民”的概念不斷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權力來源于法律這一學說二戰后逐漸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力統統來源于法律。這樣現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邏輯起點。“法律精確的規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義和抽象道德原則的具體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數可以任意更動。……”[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減少法律中的專斷因素，那么公眾的參與本身也必須服從審查和批評。我們可以發現，人民之所以對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絕大多數并不是因為他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為他們在所處的時代，受到了太多學說的鼓吹，或只是對自己崇拜的偶像話語的迷信罷了。貢斯當乃至其后的托克維爾、伯林對民主可能產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過發人深省的論述。

其次，在現代社會發展中，民主與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體現。

（1）民主社會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會。現實中人們對民主的理解往往過于簡單。美國的成功，使它變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國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頓在談到這一點時說：“人們愿意模仿取勝的典范”，這多少有點成王敗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簡單等同于美國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顧世事的變遷和自己的國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則令人擔憂。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黨派政治，卻不顧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國實際發展情況。經常是幾十甚至上百個政黨爭權奪利，結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卻進展緩慢，甚至造成社會動蕩，經濟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對民主產生幻滅感。二戰后，一些國家模擬西方模式，建立起多黨制、議會民主的國家，大國如俄羅斯，小國如阿爾巴尼亞、盧旺達。民主不僅沒能給他們帶來秩序安寧，相反卻是官員腐敗、治安惡化、爭辯頻繁，社會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潰，法律被束之高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更何談法治！

（2）同樣，法治社會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會。反觀亞洲一些經濟成功的國家和地區，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說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會，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發達，法度嚴謹，在西方人眼里是個嚴刑峻法的威權國家，但其經濟成就無法否認，社會穩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發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選舉制度。世界各國公認香港回歸前是一個法治社會，卻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回歸前，統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選舉產生的港督。港督作為英王統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絕對的權力。當時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輔助和咨詢機構，其主席由港督擔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況下卻能維持社會繁榮、穩定。雖然，民主是法治社會的追求，但它們的融合發展卻是階段性的，需要時間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所總結的經驗：“我不認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條，也不認為只有一種民主。”亨廷頓由此論述不同的文化導致不同的政治選擇，政治競爭“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國或亞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這會導致爭議和混亂。”[5]（第366頁）由此可見，民主與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種。如果離開了法治、憲政和個人的權利保障，民主獨立發展的結果很可能是集權主義的暴政。

（二）當然，民主與法治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統一的，這也正是現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標。“法治將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為民主創造一個可操作的、穩定的運行和發展空間，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導到理性的軌道，為民主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民主為法治注入新的內容和動力，使法治為保護人權、自由，促進人的幸福生活服務。”[6]“在典型的現代民主社會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過對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權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從而保障了基本人權，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頁）民主與法治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雖然二者的運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體建構上兩者在探索中逐步實現了統一。

從法治的歷史發展來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貫穿著法治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梅因關于社會進步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的經典論斷早已為世人皆知，所謂“契約精神”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誠實信用。我們不應把“信用”一詞僅理解為民商法領域的特定含義，它實際上也深刻的影響著刑法領域乃至整個法治現代化進程。如果當事人之間絕對信任，就無須對方許下諾言；如果雙方之間絕對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許諾，也不會有契約。因此，契約是“信”與“不信”的矛盾統一體。契約一經形成即具有法律約束力，除非當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變。不論是契約的提供者-國家，還是另一方相對人-公民都必須嚴格依契約辦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約的內容，適用法律就類似于履行契約，人們可以從契約推斷出自己行為的后果。契約的履行須靠雙方當事人信用的維護。正是從此意義上，李斯特說，“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它同犯罪人達成一項文字保證，對他們的懲罰只是當具備法律條件時才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實施。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兩句話是一道屏障，保護公民免受國家權威、多數人的權利、利維坦的侵害。”若國家一方因民眾的要求突然背棄刑法典撕毀契約，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約。這樣契約便成為一紙空文，作為契約表現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問題上，如果代表國家意志的司法機關不顧罪刑法定原則把龔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將不復存在，人們不能根據刑法對自己行為的后果做出正確的預測，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盡。推而廣之，整個法律體系都毫無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礎，只能等待崩塌的命運。對于法治與民主的關系，托克維爾有深刻的認識。他指出在法國大革命時“民主革命在社會的實體內發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沒有發生為使這場革命變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應變化。因此，我們雖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減輕它的弊端和發揚它的固有長處的東西；我們只看到它帶來的害處，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處。”[8]（第9頁）這種認識深刻揭示出第一，沒有法治及相關的意識形態建設，民主政治無法立根，甚至會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確立有助于培養與民主相適應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對此，我國學者也有深刻認識，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歷史的基礎上認為“西方較優良的民主國家，如英國和美國，它們的民主是從法治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9]（第91頁），并言簡意賅的指出：“中國原沒有法治的傳統，而法治是實行民主的首要條件。”[10]（第298頁）他還強烈呼吁要弄清民主與法治的含義。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與保皇黨的論戰中對民主法治的認識，以及對我國國情的分析都是頗有啟示的。[11]（第167-176頁）

對于正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中國來說，對民主與法治的分殊與融合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在引進西方民主經驗的時候，必須仔細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須仔細研究它與本國國情的契合條件。同時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卻有著如“文化大革命”這樣“大民主”傳統，有著數千年重道德輕法治的傳統儒家思想觀念影響的國家來說，民主與法治的任務尤其艱巨。我們在推進民主政治時，既要以各方面完備的法律體系代替對個人完美道德的預期；又要防止西方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乘虛而入。在增強民主參與意識的同時增強法治觀念，再擴大自由完善民主，讓社會在穩定的環境中逐步實現民主政治，而不能讓激情的民主淹沒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與法治之間的一些緊張之后，我們再通過一國內法律體系的運行用法律的視角繼續審視二者的關系。因為法律體系是一國建構其秩序的必需及實體外化，它的運行與走向深刻體現著各種通向文明社會的思想，民主與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們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足球“黑哨”為例繼續分析二者的關系。

足球“黑哨”問題前段是廣大球迷乃至全國上下議論的熱點，同樣也引起了眾多法律界、學術界人士的關注。大家對足球“黑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看法，見仁見智，眾說紛紜。①“黑哨”道德品質惡劣，惹得熱血球迷群情激憤。一時間，似乎不殺“黑哨”不足以謝天下。于是隨著龔建平的被逮捕、高檢通知的出臺、人大常委會立法建議的提出，許多人為之歡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義得以伸張，民主真正實現的法治國家。但從法治的含義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則卻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直令民憤難平。它不僅涉及到刑法的領域-民主與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則面前交鋒，更可以看成是民主與法治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沖突的一個縮影。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黑哨”應以貪瀆行為定罪量刑。但“黑哨”問題定罪的難點卻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難：“面目模糊”的中國足協性質難以界定，二難：裁判是不是法律規定的國家公務人員，三難：執哨足球是否屬于執行“公務行為”。這三個問題直接決定著“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該定何罪的問題。在我國的《刑法》中，涉及受賄的罪名有兩項：受賄罪和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這兩罪的主體都是特定主體，前者為國家公務人員，后者為公司企業人員，其他行業中的貪瀆行為還沒有經過立法規定和司法解釋的確認。也就是說，如果“黑哨”裁判不屬于上述兩種特定主體，他就不應該受到刑罰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質問題正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至今沒有達成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而根據法治的重要原則-“罪刑法定”的原理，則無法對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則，即什么行為是犯罪，對犯罪行為處什么刑罰，都有法律明文規定的原則，或者說，除非法律有明文規定，否則行為不構成犯罪，也不能對行為人施以刑罰的原則。[12]（第131-132頁）罪刑法定原則的提出，體現了對國家刑罰權的限制以及對人權的尊重，在刑法發展史乃至整個法治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罪刑法定與罪刑擅斷相對，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與法治斗爭的產物。當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寫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實現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發達和法治觀念的進步。它和法治中的許多原則一樣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對立統一。

當透過罪刑法定原則再去關注“黑哨”問題時，我們必須厘清民主與法治的關系，群情激憤的民主不能越過理性的法律邊界。否則，法律權威喪失，法律信用無存，結果將會是得不償失。民主應該在法治的引領下在健康的軌道中運行以實現其終極目標。

第一、樹立法律權威，確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數人的參與。為了更好的實現民主就需要飽滿的熱情、煽情的話語和昂揚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無可避免。但法治卻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樹立起法律的權威。人治與法治最根本區別即在于樹立起以憲法為核心的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的最權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導控制。

有人說“黑哨”問題引起了極大的民憤，象這樣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還說什么法治？說什么法律體現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對“黑哨”道德審判的訴求大大超過了現實法律的訴求。讓我們冷靜的想一想，民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據？能不能因為人民氣憤就以刑罰手段來處理問題？有罪和違紀、違法、違規是不同的，壞人就一定是罪人嗎？國家的法律是有層次的，其責任的承擔也是各不相同的。為什么會有法律、法規、條例、紀律等不同的規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憤極大而置刑法的規定于不顧將“黑哨”定罪，那法律豈不又淪為“防民工具”，成為當權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隨時拿來揮舞一番，也同樣可以隨時將它束之高閣。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動搖的法律也在“民憤”面前任人擺弄、任人曲解，而顯得那么的軟弱無能。

法律若想在現實中真正樹立起權威，除了理論的精辟分析，宣傳的大力倡導外，關鍵還在于確立法律信用。法律無信用，法治必然難以展開，人民的權利將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難成為民主的要求了。在當代中國，法律權威不高，人們有法不依，執法人員執法不嚴，遇到糾紛當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尋求其他解決途徑，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樹立法律權威以維護法律信用，而民主則要求嚴懲不法行為以實現廣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較好地處理這對矛盾呢？這就迫切需要為民主創造一個可操作的制度，將民主納入法治的軌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筆者認為最符合法治原則的解決方法就是啟動刑法修正案，將“黑哨”問題及有關需要定罪的行為科學、客觀、準確的加以規定，并根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只對以后再出現的類似情況予以適用。畢竟，刑法具有極大的刑罰權，能直接剝奪公民的財產權、人身自由權、政治權，甚至生命權。違反罪刑法定原則而草率地將“黑哨”予以定罪，雖然可以一時平息民憤，滿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給法治帶來的危害卻是深遠、長久的。

第二、權力制約，權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單單是法律的統治，依法而治，它還“內含著平等、正義、自由、善德等社會價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進社會的價值。”[13]（第608頁）這些社會價值歸根結底反映在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上。權力制約原則是指國家權力的各部分之間相互監督、彼此制約，以保障公民權利的原則。[14]（第101頁）在歷史上權力制約是一個普遍性的規律，政治家、思想家對權力制約問題的闡述很多，盡管他們分析的角度、語言的表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權力制約機制是建立民主制國家的基本環節。在這個意義上，民主賦予法治以現代概念。如果法治沒有民主的注入，將顯得僵化而不能體現保護人民的價值追求。因此大多數杰出的思想家都選擇了權力制約的機制以保障權利。

圍繞“黑哨”問題是否適用罪刑法定原則的爭論其實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現實。罪刑法定首先意味著立法權與司法權嚴格分工。刑事立法權只能由國家立法機關行使，而司法機關只能嚴格執行立法機關所頒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權，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領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則還意味著以立法權限制司法權。[15]（第96頁）這種限制途徑主要表現在：排斥習慣法、禁止類推和事后法的禁止。這樣能較好的限制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對行為的定罪和量刑，均應嚴格按照刑法條款的規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員樹立嚴肅執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識，消除曲解法律、無視法律的錯誤觀念，為司法公正打下基礎。反之，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的權利，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頁）

在“黑哨”定罪的問題上，有人還想到了司法解釋這一途徑。按照我國法律規定，“兩高”的司法解釋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說，如果一旦相關的司法解釋出臺的話，凡是1997年刑法頒布以后出現的情況都是可以適用（當然包括已經發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論司法解釋把裁判界定為國家公務人員還是公司企業人員，無疑是將該罪名的主體進行了擴張解釋甚至是類推解釋。根據罪刑法定原則，類推解釋是禁止使用的，而擴張解釋一般也只適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釋將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狀態，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釋原則的。由此推而論之，在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有許多新事物涌現，如果紛紛以司法解釋為準，那么立法意義何在，法律權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設想中原本最軟弱的司法權逐漸擴張，甚至有可能改變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權專斷，最終造成對人權的任意踐踏與損害。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法治的民主要求：權利保障。權力制約乃至法治的最終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權利。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論認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認和保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為了保護人的尊嚴和權利，最重要的是讓人們通過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制定代表民眾利益的法律，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這也隨之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憲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權人民行使自治權所授予的權威制定的。人們受法律的約束，因為法律表達他們的意志。反之，在沒有民主的情況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會中的法必須是民主的法，必須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法。黑哨問題的討論焦點-罪刑法定原則正貫穿了民主的精神，體現了對人權的保障-一方面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對一般人權利的保障。它明確向公民昭示了何為犯罪行為，何為合法行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間得以確定，行為的自由度也可以發揮到最大限度，從而有利于公民個人權利的充分行使。試想，如果適用司法解釋而進行類推或擴大解釋的話，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確定了行為方式的法律輕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確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權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權利便可能同樣輕易地被解釋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這種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為法治。同樣，這當然也是我國依法治國戰略的主要目標，并且在我國的法治實踐中得到體現。如罪行法定原則的確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價值取向更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權利和自由，這有助于我國法治水平的提高。我們應沿著這個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可被一時的激情沖昏了理性。

結語

民主與法治都是人類文明進步所一直追求的價值目標。人們不能拋開民主片面地強調法治，更不能因一時的沖動而使法治受到毀損。尤其是對我國這樣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為此，民主必須體現其法治的要求-樹立法律權威，確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時體現其民主要求-權力分立，權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領下才能有序穩定的運行而不致脫軌。這樣，民主與法治相互結合、相互促進，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終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問題所引發的民主的激情雖然表現出民眾對“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對消解傳統理念、暴露現實缺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但必須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對待，否則過猶不及。在建設法治的道路上，讓我們謹記：“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