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立論稿 許統澤

謝謝主席，感謝對方辯友的精彩立論。對方辯友說。。

正義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在不同歷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價值標準，即正義具有時效性，現在遲來的正義與當時的正義是有區別的。從此立場出發，我方認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理由如下：

一、從正義的時效性來說，正義具有相對性。好比真理只有在特定時期才是正確的，我們在判斷事物是否正義時也應使之置身于相應的時代背景中。我們把文革之后的沉冤昭雪、撥亂反正稱之為“遲來的正義”；卻不能說這就是“正義”。因為在個人崇拜盛行、左傾嚴重的當時，“斗私批修、打倒走資派”在大多數人的眼里就是正義之舉。也就是說，現在的正義不是過去的正義，即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因此，平反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只能說明我們擁有不斷進步的認識。

二、從正義的及時性來說，正義耽誤不起。

此辯題來源于英國的一句法律格言，它的原意為：為維護社會公正，司法裁判的結論和程序性必須是公正的。而在程序公正的問題上，一個重要問題是必須及時做出司法裁判并將這個裁判告知當事人。過遲做出裁判或過遲告知當事人都是不正義的。也就是說，正義是不該遲來的，遲來的則是二次正義，便不是正義。以趙作海案和佘祥林案為例，只有“死者復活”才使正義猛然驚醒、姍姍來遲，這遲來的正義使人多么心酸？我們常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殊不知二次正義僅是彌補、贖罪并不是正義。因為牢未破的守護與牢破后補的圈養這兩種行為，對牧羊主的利益影響程度便不同。就像今天我向對方辯友借500元，下周還和畢業后還，500元的購買力可相距甚遠。更何況“死人復活”之事本就奇巧，而人生11載豈有眾多？人壽有限，正義耽誤不起！

當然，對方辯友可能會說，見義勇為卻沒能挽回落水者性命也算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但我們想在此先澄清一點，我方的正義行為是針對行為和造成的結果而非行為者人格特質，即見義勇為本身就是正義，未有遲來之說。因此在本場辯論中，我認為雙方都不需要討論此問題。

綜上，我方堅決認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謝謝！

時效性是指信息的新舊程度、行情最新動態和進展。整體分析策略方案在一定時間階段是有效的。決策的時效性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決策的客觀效果。應緊緊把握其時效性特點，充分發揮其時效性的功能。應與時俱進。分析、策略的有用性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即了解外部環境的變化并相應調整決策以利生存和發展。

【法庭審理講究的是有證據的法律事實，不是客觀事實，以致于一些錯案不可避免——以《肖申克的救贖》和云南杜培武案為例。

1、《肖申克的救贖》中，沒有對肖申克的刑訊逼供，而所有證據指向肖申克，以致于肖申克被判入獄。

2、在此情況下，肖申克偶爾得到證據，能夠成功翻案的話，則只有國家賠償責任。

1、云南杜培武案件中，如果沒有對杜培武的刑訊逼供，就當時證據而言，也確實對杜培武不利，可能判決有罪。

2、如果在沒有對杜培武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沉冤得雪后，亦只有國家賠償責任。遲來的正義在該來能來的時候未來，不能使人們對正義的需求得到滿足，因此不是正義。

第二篇：遲來的正義

《遲來的正義》觀后感

“殘忍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猶使我而不忍聞······”數十年前，魯迅先生曾為劉和珍君的死發出了這樣的感嘆。然而，當《遲來的正義》從我眼前掠去時，這句話又重新闖入我的腦海。

“位高權重的犯罪者為何逍遙法外？”這擲地有聲的詰問一次又一次鈍痛了我的心。

一個不到四歲的小女孩遭人猥褻，這是多么殘忍的現實，犯罪者本該受到應有的懲罰，但在時間的推移中，罪惡成為泡影，漸漸不了了之。官方的說法很是籠統，“觀察再觀察，”似乎觀察就可以讓一切水落石出，就可以讓受害者自愈，多么可笑的應付啊！

媒體的曝光讓整件事有了一個轉機。原來，那罪犯是某縣中級任命法院的副院長。事件至此，似乎讓人找到了一些頭緒，結果遲遲不能塵埃落定的原因居然是一個副院長的頭銜。警察局局長在人們的反復逼問下，終于給出個“這是中國特色”的荒唐應付，鄧爺爺要是聽到這句話該有多么的痛心，他一手規劃的完美社會成為了“袒護罪惡”的“保護傘”，嗚呼哀哉！

我總是在想，如果媒體沒有揭露出事件的真相，結果又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受害者蒙受傷害艱難度日，犯罪者逍遙法外為所欲為。法治社會下的黑白顛倒和本末倒置更令人發指，本是懲治罪惡，維護正義的手段卻喪失了它最初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難道我們真的要如此坐以待斃嗎？法院的副院長知法犯法，堅決應該嚴懲不貸，何來請示上級，等待批準？

還會有多少不分青紅皂白的袒護，還會有多少申訴無門的淚水，還會有多少遙不可及的正義？值得慶幸的是，這遲來的正義維護住了一個幼女最純潔的尊嚴。“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不能只成為一張空頭支票。法治的國家里，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國。我渴望更加澄澈的天空，更加清新的空氣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我需要一種來自社會的安全感。我不敢想象還有多少像這《遲來的正義》一樣的可悲現實，我只知道，作為一個真正的人，他不能缺少的就是良知。一旦淡漠的人心泛濫成災，那么殘酷的刑罰也難以抵御罪惡的滔天。

我只能說，我不要死了的真實，我要活著的正義！

第三篇：遲來的正義非正義

正方的觀點：

1.從文字概念上講，遲來的正義若不是正義，就會陷入白馬非馬的邏輯錯誤。

2.從正義的本質上來講，正義本身包含兩個含義：1.做自己分內的事。（此點，亞里士多德，羅爾斯，蘇格拉底等人均有論述）2.糾正的正義，糾正的正義包括補償的正義和懲罰的正義，即對不義的直接懲罰，對邪惡的報復，對收到損害的補償。從這個角度講糾正的正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身就具有事后性和補償性，如果不承認其為正義，則補償和懲罰的意義就沒有了.（來源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人類最原始，最樸素的感情）。

3.從個人為權利斗爭的角度看，耶林認為，權利遭受侵犯后，如果不能去抗爭，無異于自貶人格，無異于精神自殺。小到個人，大到國家都是這個道理。“國家可以為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進行開戰，如果單純就從利益的角度來權衡的話，那是不足夠的，戰爭所帶來的生靈涂炭以及給百姓帶來的種種破壞絕不是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抵價的，但是，我們仍然會為了我們自身的主權和尊嚴去抵抗。” 如果追求這種斗爭不是正義，其不是讓法律消亡，法律的信仰也將不復存在。例如，在八年抗漲之后，我國取得了侵華戰爭的勝利，我們說，這場正義遲來了，但僅僅是因為我們的仗打了八年，就可以否認這是中華民族的正義之戰，否認戰爭結果之正義呢？

反方的觀點：

1.（從本句的出處講）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為西方法諺語，“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是從權利救濟的時效角度來說的，雖然權利的補救具有事后性，救濟性，但權利的恢復和補償必須以時效作為基礎。身遭迫害已是不公，若為此還要受累年訴訟之累，冤屈才得昭雪，無異于對于受害者的二次傷害。一個遲到的高等入學通知對一個曾經渴望上學而又輟學的學生來說是沒有現實價值了，徒添被誤學子煩惱和惋惜而已。一個被錯判的囚徒，面對一張恢復自由的改判通知，那種痛楚和悲憐是無言已盡的。時過境遷，受傷害的人即使得到所謂的補償，于世亦無異。所以，“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表現了人們對于正義的即時需求。而非僅僅是對于同臺復仇的生物情感。”

2.（從正義的本質講）從正義的本質來看，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構成人類生活基本的條件。對方顯然采用功利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夠達到總計所有屬于它的個人所形成的滿足的最大凈余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正確的組織的，”，然而，這也是現代正義觀所批判的（羅爾斯），這種觀點追求的觀點無視弱者，追求總體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忽視了人之為人的尊嚴，差別和追求。按照對方觀點，正義確實可以無所謂時效，因為，即時遲來，善亦弘揚，惡亦被壓制。社會成本從善惡的角度看似乎并沒有太大減少，但是，這種冷眼旁觀的正義的伸張，卻是對遭受不幸之人尊嚴的最大不尊重。現代社會的正義觀，以羅爾斯為代表，認為，“保證公民自由的前提下，要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社會制度的設計只要能給最少受惠的成員帶來補償就是正義的”，換言之，人不能成為手段，要成為被關懷的最終目的。僅僅追求事后的懲惡揚善而忘記時效，其實就是將對人的懲罰作為維護社會成本的手段，卻沒有對受傷害人的關懷。正義的本質中就包含了即時救濟的意思，因為只有這樣，受傷害的人才能有可能真正得到補償。

3.（反駁對方第三點），換言之，在今天這個辯題下，我們討論的不是要不要為權利斗爭，要不要伸張昭雪的問題，（因為正義的要求，要求對非正義行為進行懲罰和對受傷害人的補償），而是肯定了要對權利進行維護，一定要保護弱者的前提下，該不該及時進行保護的問題。這是一種時效性的價值追求，是一個應然問題。如果對方辯友承認，正義要及時得以伸張的話，就真正的明白了辯題的意義。對方的所有煽動性言論，都僅是在混

淆爭論點，沒有對其“遲來”做對于積極追求的解釋，一切都是徒勞的。在抗日侵華戰爭的時候，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奮起反抗，從一開始就積極追求著打到侵略者，是對及時正義的積極追求，所以是正義的。只不過，戰爭的客觀規律導致了時間的拖長。就如訴訟的用時來講，一般是幾個月到幾年，是制度的設計，在本題語境下，應當是討論訴訟制度是不是該縮短，或者對冤獄的審判該不該及時糾正的問題，而不是討論，經過幾個月的訴訟的來的權利斗爭的結果是不是正義的問題。一個應然的價值追求，才是這個辯題的本質。

第四篇：遲來的正義 一辯稿

遲來，是指正義在該來能來的時候未來，（該來：對正義的來到負責？）探尋原因，我們發現，這種遲來往往是因為在司法執行過程中，公檢法機關由于失職性過失造成的。當它偽正義的神秘面紗被揭開，我們發現，遲來的正義往往是公檢法機關對已有的錯誤審判結果的一種糾正。基于此，我方認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1.遲來的正義不符合正義的形式要求，因而不是正義。

正義的外在形式要求讓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好人得到應有的獎賞，被害人得到應有的補償，無辜者得到相應的證明。但當遲來的正義到來時，當一份遲來的判決書送達時，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已截然不同。張高平叔侄案中，一份遲到的正義，讓真兇逍遙法外近十年，也讓張高平叔侄無辜承受十年的牢獄之災。十年，罪犯可能早已在其他案件中伏法，遲來的判決無法起到懲戒他當時錯誤行為的作用，也沒能阻止后續的非正義事件繼續發生。十年，那些被蒙冤的受害者耗盡青春，妻離子散，縱使這份判決能夠洗刷他們的冤名，但道歉與金錢怎能彌補他們所失去的最珍貴的年華與親情？張高平本可以擁有家庭財富夢想幸福，但就是因為遲來的正義，讓他一趟車開了十年，失去了所有，受盡了屈辱。當正義會給當事人帶來這樣難以平復的苦楚，這樣的正義真的還是我們認識的所要的正義嗎？

2.遲來的正義背后反映了司法審判缺乏程序上的正義，因而不是正義。

在社會的各種職能機構中，有這樣一些責任機關在被賦予至高權利的同時，就擔負著伸張正義的責任與義務，比如說我們的公檢法。而正義，不僅包含判決結果的實體性正義，也涵蓋司法審判過程中程序上的正義。正如一份遲交的作業不是好作業，一份遲來的正義反映了相應責任機關程序上的不嚴格和其本身應盡責任的未履行，當這些可以被稱之為正義的時候，司法的威嚴將被大大弱化，錯審誤判的例子可能會層出不窮。正義的伸張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相應的責任機關在操作審理過程中必須秉持著嚴肅嚴謹的態度，堅持維護程序上的正義。遲來的正義有違人們應有的對正義的信仰，因而不是正義

正義的內在實質要求民眾對正義實現的效率程序都有判斷。這種判斷就是正義的預期，它不是個人對于是非曲折的主觀感受，而是通過遵循符合效率的程序而培養起的信任值。然而遲來的正義背后那漫長的等待，浪費了效率破壞了程序，嚴重挫傷了正義的預期。民眾心目中樸素的正義感逐漸占據上風，寧要以牙還牙尋求法外之法，也不愿等待法律還自己的一個遲來的公道。遲來的判決賠償說法抱歉，遲來的種種都消磨了社會對于正義的信仰，他們不是正義。

如果認為遲來的正義是正義，包容公檢法機關在程序上的責任的缺失，司法機關很可能就會在這種“包容”下逐步放低對自身職責的要求，放低自己對正義與公正的堅守。一旦司法機關被允許有不嚴格的審判過程，被允許有失責性過失，正義允許被遲來即使這遲來的會給牽涉其中的各方帶來莫大的傷害，那么這時的法律，這時的公檢法機關還能否被民眾所信任，還是否會被民眾信任，這時的正義是否還是人們所堅信的那個能夠懲惡揚善匡扶社會的道德準則？人們對司法的信仰會崩塌，對正義的認知會動搖，民眾心目中樸素的正義感逐漸占據上風，寧要以牙還牙尋求法外之法，也不愿等待法律還自己的一個遲來的公道。遲來的判決賠償說法道歉，遲來的種種都消磨了社會對于正義的信仰，他們不是正義。

第五篇：淺議正義

“正義”這個詞現在隨處可見，報紙、電視、網絡無不在不厭其煩地重復著這個詞。公平正義，正義通常都是和公平連起來說的。公平是什么，通俗的話語就是一碗水端平，這很多人都知道；但正義是什么，大多數人可能說不上來，沒有確切定義，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這是一個褒義詞語。正義，對我國民眾來說，既熟悉又陌生。

正義到底是什么？這好像用

中國詞匯闡述不了，我國傳統思想里也沒有關于什么是正義的更深闡述，“正義”這詞是個“舶來品”。定義其為“舶來品”，好像有點不雅觀，但不可質疑的是，正義的思想源泉在西方，這也是我國民眾對正義既熟悉又陌生的真正原因。

我國的古籍如果出現有“正義”這詞的話，多是“正確的、正當的”意思，如《史記·游俠列傳》：“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這里的“正義”屬于“正確”的意思；又如魏晉南北朝時曹植所做的《七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這里的“正義”寓為“本質的意義”。當然，我國也會說“正義之人”，但這里的“正義”通常對應的是“奸邪”，與西方所闡述的做個“正義的人”的內涵是完全不同的。在唐朝，還不把“正義”當名詞使用，而是當動詞使用，又名“注疏”，是一種經注兼釋的注釋。總的說來，正義這詞都是散落于各種古文集中，當一個普通詞語來使用，并沒有系統的思想闡述正義的含義。

如果非要用一個產自我國的詞語來闡述相當于西方“正義”這詞含義的話，我覺得“良心”這詞更合適。我國民眾對“良心”這個詞很熟悉，也自有其自己的一番理解。通常都說做事、做人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好像如果良心沒有了，就不能成其為人了，自己也就不是自己了。西方的做個“正義的人”，就相當于我國的做個“良心的人”，都是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種約束力，約束我們應該做正確的事情，而不是為所欲為。但“正義”和“良心”，二者還是不能完全等同。我國的思想史是以儒家思想為整個核心的，并沒有關于何謂良心的系統闡述，而西方整個思想史，都是以正義的討論為核心的，從而導致西方的“正義”的內涵要豐富得多，這也是我們要研究學習這個詞的真正原因。當然，并不是說我們沒有何謂良心的系統思想就劣，西方有正義的系統思想就是優，這里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僅是因為我們現在多用“正義”這個詞，就盡力地理解它罷了。

柏拉圖用厚厚的一本《理想國》開啟了西方何謂正義的大討論。照柏拉圖的意思，為什么要做個正義的人呢，因為正義是人心靈的德性，按照這德性行動，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那如何做個正義的人呢，當然就是“各盡其職即為正義”，就比如說上天賦予你的天賦就是打鐵技術特別好，那你如果要做個正義的人的話，就該利用這天賦努力做個鐵匠，這也是他為什么主張非要“哲學王”當統治者，即使該“哲學王”不愿意也要強迫他做，因為這是他的天職，這也就是每個人的“正義”。我認為，這里也可以看出在最初時候我國與西方育人觀的分歧：柏拉圖強調利用個人天賦做好本分工作就可以實現一個人的正義；我國孔子強調人與人關系的和諧，做個好鄰居，好臣子，好丈夫，好兒子，好父親等等，處理好與周邊所有人的關系時，才算做好自己，才算實現西方所謂的“正義的人”。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繼承發展了柏拉圖的思想，創建了目的性正義的學說。舉個例子闡述下何謂目的性正義吧。有一把最好的笛子，三個人都想擁有這把笛子，一個是演奏笛子最好的人，一個是最富裕的人，一個是最有權勢的人，那這把笛子由誰擁有更合適？都會認為由演奏笛子最好的人擁有這把笛子是更符合正義的。但為什么由演奏笛子最好的人擁有這笛子就是最符合正義的呢？因為他可以吹出更美妙的樂曲，對人們來說可以得到更多的享受，這是功利主義的正義觀。亞里士多德不是功利主義者，所以他的理由也不同，他認為由演奏笛子最好的人擁有這把笛子，是因為對笛子來說，它的目的就是演奏最好的樂曲，所以由演奏笛子最好的人擁有這把笛子是最符合笛子的目的，所以也是最符合正義的。何謂正義，就要看分配對象的目的是什么了。這看上去很有理，但不可避免帶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笛子的目的很好理解，就是吹奏最好的樂曲，但對于復雜多變的社會，每一樣分配正義的實現都要求厘清分配對象的目的，那就不是簡單的事情，也容易眾說紛紜。第二個問題的出現是越講究目的性的正義，越擠壓自由的空間。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推理，將會出現的局面就是最正義的社會，將會是最沒有自由選擇的社會。因為要做個正義的人，就是尋找自己本身的目的，最適合這目的的才是最正義的，那如果上天賦予某人的天賦是當個笛手，他可以成為全世界最好地笛手，但他就是不想當個笛手，這種情形該怎么辦？正義和自由在這里竟成不可調和的主體。那實現正義，到底該如何做？

何謂正義的爭論繼續進行，邊沁的“功利主義”觀點簡單可行，在當時得到很多人支持，但該觀點容易出現踐踏個人權利的情形。比如說古羅馬把基

督教徒丟進斗獸場與獅子搏斗，在功利主義者看來，這是符合正義的，即使最后基督徒被獅子撕碎，因為這種娛樂，使當時大多數人感到快樂，多數人的幸福得到實現。自由主義者反對功利主義這種觀點，認為人有完全支配自己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權利。所以別說生命了，連國家強制稅收都是不合理的，因為這侵犯了人的財產權。“給

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物理學上，這個支點是肯定存在的，但同樣的，“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把自己撬起”，這個支點存在嗎？如果不存在，人完全支配自己的權利應該也不可能實現，自由主義也陷入困境。

康德通過完美的邏輯在《純粹理性批判》論述了正義和自由的關系，人到底該如何支配自己，即通過理性，全人類共有的理性支配自己才能實現真正自由，這樣的自由和正義才不會不相調和。在羅爾斯的《正義論》里，則是進一步討論了正義和平等的關系。以賽跑為例，讓賽跑者處于不同起點肯定是不正義的；給跑得最快的設置障礙從而實現真正、完全的平等，這還是不正義的；讓所有賽跑者處于同一起點，同時以使社會最低層能否從跑得最快者中得到利益為衡量標準，如果社會最低層可以從跑得最快者中得到利益，那就是正義的，如果得不到，那就是不正義的。當然，書中還有為什么要以社會最低層是否得益為評價標準做詳細闡述，本文不做詳細展開。

正義的內涵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豐富，但也還存在各式各樣的爭論，何謂正義，每每演變成法律案件交由法院處理。正義是法律的最高理想，法律是正義實現的載體。做為一個法律人，沒理由不認真探究“正義”這個詞，所以勉勵自己勉強寫成此文。但綜因知識有限而難免疏漏與錯誤，懇請讀者諒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