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義論讀書筆記大全

《正義論》讀后感

《正義論》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于1971年出版，隨后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廣泛重視，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政治哲學、法學和道德哲學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該書出版之后，受到熱烈討論，被列為不少大學課程的必讀書籍之一。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表示：羅爾斯的著作在英語國家立即被承認是對政治哲學的一個根本性的貢獻。《正義論》一書之所以能起到如石擊水的效應，關鍵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學萬馬齊喑的冷清局面。西方政治哲學的衰落已是眾所周知，專攻政治理論的學者愛·麥·伯恩斯說：在政治學說的陽光下沒有多少新東西。這充分表明了西方傳統思辨方法構筑的理論體系的困境。羅爾斯的《正義論》一書則以其獨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正義論》一書共分3編9章，第一編“理論”討論對正義的界定，正義的歷史發展，正義的作用，正義的內涵以及原始狀態等觀點；第二編“體制”分析如何用第一編確定的正義原則來剖析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具體層面，這里較為詳盡地反映出羅爾斯高度思辨的正義觀的社會意義和實踐意義，以及他作為一名學者提出的解決西方社會矛盾、沖突、民瘼的方策；第三編“目的”探討倫理和道德領域中的課題，涉及善、自尊、美德、正義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列課題。這一編與前兩編不同，論述和分析似都與他的正義原則稍微疏遠一些。其實羅爾斯認為這一部分相當重要，如果不考慮最后那一部分的論據，關于正義的理論也會被人誤解。的確，如果一種正義原則要想在一個社會中通行，關鍵就是人們能否接受并相信它，這就牽涉到道德心理學和正義感形成的問題。如果眾人沒有一種正義的心理氛圍和文化環境，一種正義原則就不可能被接受，這就是羅爾斯所講的“正義即公平的相對穩定性”。盡管這一編的內容不如前兩編那樣新奇，但在整個理論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正義論》的閱讀中，我認為，想知道什么是正義，就要知道為什么需要正義。羅爾斯借鑒了啟蒙者盧梭的“確信每個人都應該是自由而平等的，他認為這是人類社會制度的根本前提，只有這樣的制度才是公正的、有生命力”的思維方式，提出了“正義的理想國”。羅爾斯提出，正義的定義首先需要三個前提，其實這也和盧梭定義社會契約的前提有點類似，那就是：理性的人、原始狀態和無知之幕。對于“什么是公平？”羅爾斯回答：“無知才能公平”。沒有偏見就是無知，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屬于哪個階層，不知道自己的天賦和才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追求什么的時候，他的決策就是毫無偏見的。當所有的人都在這樣一重“無知之幕”背后作決策時，他們所一致公認的社會契約，就是正義的。這自然也是一種純粹假設的狀態，但也是得到真正正義必須的狀態。

那么，反省我們中國的現狀，又有什么感想呢？我突然想到了這一方面,我們中國現實中的道德社會是什么樣的呢？例如，范跑跑事件中，中國人的道德表現,指責范的人幾乎全部是建立在傳統道德基礎上混淪吞棗的道德觀念。很多都是僅僅在心領意會的共同道德認識基礎上做出。責任義務，權利自由。善惡公私等握在一塊。指責起來頭頭是道，但永遠缺乏社會根據和理論根據。沒有一定清晰的邏輯，如果叫他解釋，不可能解釋清楚的。那么他只有通過中國民眾的傳統道德觀念，孝道和性善論來進行，即在把人同動物的區別中，而不是人同人的區別中進行認識，所以我覺得讀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對于我們的道德建設和道德理論也很有意義。

正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正當的一個子范疇，或者說，正義即是應用于社會制度時的正當。按羅爾斯的說法，倫理學必須包括正義論，而正義總是意味著某種平等，這等于是說，設計一種正義的社會制度就是要使其最大限度地實現平等。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也確實透露出這樣一種平等乃至平均主義的傾向；他認為他的差別原則達到補償原則的某種目的，即給那些出身和天賦較低的人以某種補償，縮小以至拉平他們與出身和天賦較高的人們的出發點方面的差距。在他看來，天賦不是道德上應得的，應當把個人的天賦看成是一種社會的共同資產，雖然自然資質的分布只是一個中性的事實，但社會制度怎樣對待和處理它們卻表現出正義與否的性質。他反復申明這兩原則決不會導致一個英才統治的社會，不會導致一個差別懸殊的社會，甚至不無天真地表現出這樣一種預期：倘若始終遵循這兩個原則的話，未來社會的人不僅將在制度形式上保證平等，而且能夠接近事實上的平等。

在讀完這本書后，雖然對于它的內容還不是了解得很深，但是我還是看到了正義的一種力量，一種反省，一種啟示，還是很有意義的。

第二篇：正義論讀書筆記

《正義論》讀書筆記

——羅爾斯如何用其“兩個正義原則”對功利主義進行批判

粟翔科學技術哲學311721

4關于羅爾斯正義論的思想淵源：盡管羅爾斯大力批判功利主義，但是依然有人指責羅爾斯的理論只不過是一種改頭換面的“功利主義”。那么，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功利主義究竟有無淵源？今天大多數人包括羅爾斯自己對于他所提出的“公平的正義”正義兩原則都是以批判功利主義為目的的，今天我們主要看一下羅爾斯是如何與功利主義進行交鋒的。

17和18世紀, 契約論是主流的政治哲學理論，這一期間的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契約論的支持者，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為代表的思想家。到了19世紀,哲學風氣為之一變,功利主義開始一統天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作用于經濟基礎）。在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中,羅爾斯一再重申,他的主要理論對手是功利主義。羅爾斯對待功利主義的態度具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意義:

從消極的方面看(對功利主義而言),羅爾斯對功利主義提出了大量的、嚴厲的批評，使內在于功利主義中的各種問題突顯出來,顛覆了其統治地位。在將第一個正義原則與功利主義進行對比時,羅爾斯指出,由于功利主義追求功利的最大化，所以,為了得到更大的功利總額或者平均功利,在原則上就會允許犧牲某些人的利益,甚至侵犯某些人的權利,剝奪某些人的自由。從積極的方面說,羅爾斯批判功利主義的目的不僅是把它掃地出門，而且還要把自己的正義理論當作功利主義的理論替代者。

但是,羅爾斯與功利主義的關系是復雜的,他既有與功利主義對立的一面,也有與其相近的一面，有些人甚至認為羅爾斯的正義論其實本質上還是功利主義。為了更好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可以著重注意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以及把他的理論與功利主義加以對比，以揭示其對立之處，最后再來討論兩者的共同點，其中包括兩者共有的缺陷。

什么是功利主義？

羅爾斯把這種功利主義的主要思想表述為“：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如此安排, 以致使作為所有個人總和的滿足達到最大凈余額, 那么這個社會就是正

當地組織起來的, 從而也就是正義的。”

功利主義的觀念簡單明了, 它實際上只有一條原理，即最大幸福原理。按照約翰·密爾的解釋, 最大幸福原理主張: 行為按照其有助于促進幸福的程度而是正確的, 按照其有助于產生不幸福的程度而是錯誤的。功利主義在解釋個人行為方面符合人們的直覺, 因為人們確實傾向于追求自己的幸福, 并盡力達到幸福的最大化。為了達到幸福的最大化, 個人甚至可以暫時放棄自己的幸福甚至忍受痛苦: 一個人可以節衣縮食, 以積攢資金進行投資來獲取更大的利益;或者在患病的時候, 為了維持生命而割掉某些器官。既然個人的原則是盡可能地提高自己的福利, 最大程度地滿足自己的理性欲望, 那么社會的原則也應該是盡可能地提高群體的福利, 最大程度地實現其所有成員的理性欲望。

羅爾斯對功利主義的批評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比較簡單, 后兩種則相對復雜。這些批評的力量也是不同的。

首先, 功利主義會侵犯人的權利, 剝奪人的自由。對于功利主義, 正義的分配是能產生出最大滿足的分配。因此,與滿足的總和如何在不同的個人之間進行分配相比,它更關心一個人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如何分配他的滿足。也就是說,它關心的是每個人所得到的份額的大小,而不是份額的人際比較。功利主義的原則追求滿足的最大凈余額,而其他的一切東西,比如說權利、義務、機會、權力、財富等都是達到最大總額的手段。盡管功利主義者可能會說, 保護人的自由和權利有助于達到功利最大化,但是在原則上,功利主義會允許為了得到更大的功利總額而犧牲某些人的利益,甚至會為了更大的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這樣, 用羅爾斯的話說,功利主義沒有認真對待人們之間的區別。

其次, 功利主義是一種目的論。在羅爾斯看來, 道德哲學的最重要概念有兩個, 一個是正當(right), 一個是善(good)。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區分不同道德理論的標準。所謂目的論,就是主張善優先于正當。這種主張包含兩層意思: 第一, 善的界定是獨立的, 無需參照正當來判斷事物的善；第二，所謂正當，就是能夠最大程度地增加善的東西。目的論有許多表現形式，快樂主義、至善主義和功利主義都屬于目的論。功利主義把善當作最高目的來追求，并主張善優先于正當。什么是善？在功利主義者看來，善是理性欲望的滿足。如果善是理性欲望的滿足, 那么就會像斯賓諾莎所說的那樣,“那貪婪的人, 認為金錢富足為最善??那虛榮心重的人,所欲求的東西,無過于榮譽”。也就是說, 善作為目的是各種各樣的, 因人而異的, 這意味著有些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則并非十分重要, 不能一概而論。善作為目的是因人而異的,意味著人們關于善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甚至是沖突的。如果有些善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就沒有理由認為它優先于正當。如果人們關于善的看法是沖突的, 那么就沒有共同的善。

這樣, 功利主義就需要一種最高的善來統一各種各樣、因人而異的善, 需要一種支配性目的來統領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特殊目的。如果能夠找到這樣的支配性目的, 那么目的論就能夠成立, 從而功利主義也就有了充分的根據。那么這種支配性目的是什么?

從客觀的觀點看, 最有可能充當支配性目的的東西是權力、名聲或金錢。在任何時代, 都會有人熱衷于追逐權力、聲名和金錢,把它們當作最高的善。按照羅爾斯的說法,支配性目的優先于所追求的其他目標,增進這一目的具有絕對的優先性。我們會這樣不顧一切地來追求權力、名聲和金錢嗎？我們不會。起碼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不會。所以羅爾斯認為,把權力、聲名和金錢當作客觀的支配性目的是沒有道理的,也是“非人道的”。

如果支配性目的不是權力或金錢這樣的客觀對象, 那么另一種可能的選擇就是“幸福”。當功利主義者把功利主義定義為“最大幸福原理”的時候, 幸福就是被當作支配性目的了。什么是幸福?羅爾斯認為幸福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個人所努力實現的合理計劃的成功吧實施, 另一方面是他的精神狀態, 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他的成功將持續下去。”在羅爾斯看來, 幸福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各種各樣的目的, 而是把各種目的包含在內的人生計劃的實現。我們不是在追求某個目標或對象的意義上追求幸福。幸福蘊含了目的，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如果功利主義者從外面(客觀對象和幸福)找不到什么東西來充當支配性目的, 那么他們就會轉向內部。這樣, 快樂就被功利主義當作支配性目的的唯一候選者。羅爾斯承認快樂作為支配性目的具有明顯的合理性: 第一, 快樂為人們的活動提供了統一的解釋, 即雖然我們所追求的目的是各種各樣的, 但這些目的的實現都導致快樂；第二，快樂為行為選擇提供了精確的尺度，以用于功利主義所擅長的計算。在面臨兩種不同選擇的時候，功利主義要選擇能產生最大功利的方案, 而快樂的大小為此提供了衡量功利大小的標尺。但是, 快樂是各種各樣的, 具有不同的強度, 持續的時間也有長短。

怎樣衡量它們的大小呢? 短暫而強烈的快樂高于微弱而持久的快樂嗎? 因為快樂是人的一種內在情感, 所以它們難以計算。這樣, 快樂也無法充當所需要的支配性目的。以上論證表明: 根本就不存在支配性目的, 而如果沒有支配性目的, 那么目的論本身就是錯誤的。

最后，功利主義的立場是有問題的。立場涉及論證的方法。假如我說某種社會安排是正義的，因為它符合我的最大利益, 那么我的這種論證沒有什么說服力。相反, 如果我說某種社會安排是正義的, 因為它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那么我的這種論證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我自己的利益不能構成論證的一部分, 從我的利益出發也不是一種正確的道德立場。道德論證的力量存在于公正無私

(impartiality)之中。如何才能做到立場是公正無私的? 功利主義采取的方法是公正無私的觀察者。

功利主義所設想的觀察者是理性的、同情的和公正無私的, 從而能夠超越自我, 在作出道德判斷的時候采取普遍的觀點。一方面, 功利主義的觀察者在做道德判斷時超然于外, 不考慮自己的利益,而對別人的利益抱有同情的態度, 并具有自居力, 能夠以設身處地的方式來考慮各方的利益。另一方面, 他又具有相關的知識和推理能力, 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信息, 能夠計算出各種不同選擇的滿足凈余額, 從而能夠作出正確的決定（就這一點來說，羅爾斯在其陳述“差別原則”的時候也用相同的方法進行過論證，11-17節之間）。

羅爾斯認為，這個觀察者的觀點是通過把每一個人的欲望都當作自己的欲望而形成的，在其體驗中包含了所有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這樣，在把所有欲望都合并為一個欲望體系的時候，古典功利主義便導致非個人性(impersonality)。由于這種功利主義者考慮的是每一個人的利益, 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利益, 所以羅爾斯說古典功利主義是純粹利他主義者的倫理學。羅爾斯也認為, 純粹利他主義是不可能的。純粹的利他主義者只考慮別人的利益, 因此, 只有在他知道別人想做什么(欲望)的時候, 才能決定自己做什么。如果所有人的行為都取決于別人的欲望, 那么顯然任何人都不會做任何事情。功利主義的公正無私的觀察者的問題不在于其公正無私，而在于觀察者。羅爾斯主張, 我們不應該以觀察者的態度來界定公正無私, 而應該以當事人的立場來界定公正無私。關鍵在于如何解釋功利主義。羅爾斯的批評依賴于這種解釋, 即功利主義者作為公正無私的觀察者把所

有人的欲望合并成一個欲望體系。問題在于, 這是不是對功利主義唯一可能的解釋? 顯然不是。因為還存在休謨所提出的另外一種可能解釋: 同情的觀察者——仁愛。在休謨提供的解釋中, 觀察者同樣是同情的, 同樣也要推進別人的利益, 但仁愛之心就足夠了, 而無需把別人的欲望想象成自己的欲望。但是羅爾斯認為, 仁愛也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我們可能愛許多人, 而當這些人的要求相互沖突的時候, 仁愛就不知所措了。

第三篇：羅爾斯《正義論》讀書筆記（精選）

羅爾斯《正義論》讀書筆記

羅爾斯是當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以正義理論知名。他繼承洛克、盧梭、康德的社會契約論，并加以修正，使之上升到一個更高抽象的理論水平。他的《正義論》內容涉及政治學、經濟學、哲學、倫理學、法學等學科，成為二戰之后西方倫理學與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著作。

人類在自然狀態下，依靠合作才可以生存發展。社會契約是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以及政治義務的基礎。因此，它也是一種道德義務，人承諾要遵守自己先前的約定。羅爾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正義問題。他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德性一樣。正義要負責地保障平等的公民自由與權利義務，解決個人利益之間的沖突，推進所有公民的利益等。

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提出了“原初狀態”。它的特征有三點：一，“無知之幕”，即沒有人知道他人的出身、地位、階級和能力、智力、體力等，甚至不知道他特定的善觀念或特殊的心理傾向。二，每個人都是有理性的，但對他人的利益漠不關心，也沒有仁愛等道德因素。三，在無知之幕的后面，達成共識原則絕不會與平等互利的社會合作沖突，也不會使某些人享受較大利益而損害另一些人的生活遠景。

羅爾斯認為作為“制度”即“社會基本結構”的“一般正義觀念”是“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一正義觀念體現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平等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

第一個正義原則又叫平等自由原則，它確定與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它適用于對公民政治權利方面問題的處理。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公民對社會和經濟利益方面問題的處理。公民的社會和經濟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現象的存在要有兩個并存的條件。第一，最少得益的社會成員得到最大利益。羅爾斯稱之為“差別原則”；第二，官職和地位在平等的條件下向所有人開放。羅爾斯稱之為“機會公平平等原則”。在一般情況下，機會公平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

羅爾斯正義論在合理性在于他看到了社會政治制度（“基本結構”）和經濟基礎（利益分配）與人們正義生活和自由平等的客觀聯系，并對這些因素予以足夠的重視。而它的不足之處則在于他過于理想化和抽象化，在于羅爾斯對社會基本結構（制度和經濟基礎）有保留的不徹底性認識。

參考文獻

1、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2、萬俊人：現代西方倫理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何懷宏：公平的正義：何懷宏解讀羅爾斯《正義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

4、顧肅：羅爾斯：正義與自由的探索，遼海出版社，1999．

第四篇：羅爾 正義論讀書筆記

《正義論》讀書筆記

一、背景介紹

作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美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正義論》一書集羅爾斯思想之大成，把羅爾斯十多年來所發表的論文中表達的思想發展成為一個嚴密的調理一貫的體系——即一種繼承西方契約論的傳統，試圖代替當時流行的功利主義的、有關社會基本結構的政治理論。

二、主要內容

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中，正義的對象是社會的基本結構——用來分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劃分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和負擔的主要制度。羅爾斯認為：人們的不同生前景受到政治體制和一般的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和影響，也受到人們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自然稟賦的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然而這種不平等是個人無法選擇的。因此，這些最初的不平等就成為正義原則的最初應用對象。為此，羅爾斯通過進一步的概括以洛克、盧梭、康德為代表的契約論，使之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水平而提出了他的“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在此，契約的目的是為了確立一種指導社會基本結構設計的公認的根本道德準則（正義準則）。

羅爾斯的正義論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即理想部分，確立了那些在有利的環境下組織一個良好的社會的原則，即那些處理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自然限制和偶然因素的原則；第二部分即非理想部分，主要由解決現實中的不正義問題的原則構成。

羅爾斯的邏輯線索

單個的人力量是弱小的，而結成一個合作體系則又有可能更好的實現自己的利益。合作增益效應。但是在有些情況下，一個因合作而構成的社會體系會不利于維護其成員的利益，甚至出現合作損益效應，所以一個社會合作體系并非必然會產生好的效果。顯然，只有能夠平等的維護每個人的利益的契約才能夠為人們所共同認同。因為合作體系是人們自愿結成的，并不存在強制關系，這之中的每個

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所以一種損害某些人達到其目的的契約不會得到一致的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出，原初狀態對這個邏輯本身并無實質性的意義，只是起到了一個加強這個邏輯的作用。

羅爾斯對正義的理解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主題就是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和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羅爾斯把既存的主導西方社會的正義理論分為兩大類：

（一）功利主義的正義觀。羅爾斯將其概述為：如果社會主要體制的安排獲得了社會全體成員總滿足的最大凈差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井井有條的社會，因而也是正義的社會。功利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謀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思考問題的思路是：每個人在實現自身利益時都會根據自己的所得來衡量自己的所失，社會的幸福由個人的幸福構成，個人的原則是盡量擴大自己的福利，滿足自己的欲望，社會的原則則是盡量擴大群體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實現所有成員的欲望構成的總的欲望體系；

（二）直覺主義的正義觀。直覺主義不從個人或群體的得失思考問題，而是通過對自身的反思來達到一些基本的原則，這些基本的原則是至高無上的。可以用來衡量各種互相沖突的正義原則。人們依靠直覺，依靠那種在人們看來最接近正確的東西來衡量。

這兩種正義觀具有明顯的差別：一種依據功利，一種依據直覺。羅爾斯對這兩者均不贊同。但他尤其反對功利主義。他認為在現代道德哲學的許多理論中，某種形式的功利主義始終占據上風。道德哲學是社會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礎之一，不改變一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道德哲學，使不可能改變這個社會的各種體制。從這點出發，羅爾斯便把功利主義的正義觀當作了批判對象。羅爾斯相信要改良西方社會體制，關鍵在于改變占主導地位的功利主義的正義觀。這是羅爾斯為自己確定的目標。

正義論揭示功利主義存在著幾個弊端

羅爾斯確信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存在著幾個弊端：

（一）它沒有揭示自由和權利的要求與社會福利的增長欲望之間的原則區別，它沒有肯定正義的優先原則，正義否認使一些人享受較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政治交易和社會利益不能成為妨礙基本權利的理由；

（二）它假定一個人類社團的調節原則只是個人選擇原則的擴大是不足取的，這里沒有把人們將一致贊同的原則視為正義的基礎，其原則內容無法成為調節全體人的宏觀標準；

（三）它是一種目的論的理論，用最大量地增加善來解釋正當的理論，而真正的正義原則是事先設定的，不能從結果來看正義與否；

（四）它認為任何欲望的滿足本身都具有價值，而沒有區別這些欲望的性質，不問這些滿足的來源和性質以及它們對幸福會產生什么影響，如怎樣看待人們在相互歧視或者損害別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嚴中得到快樂的行為。這里直接表現為對功利主義的批評，也間接地批評了西方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公正現象。

兩個正義原則及相關解釋

正義論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原初狀態的解釋和對其間要選擇的正義原則的概述，一是對實際選擇正義原則的論證。

這兩個原則暗示著社會基本結構的兩大部分，一是有關公民的政治權利部分，一是有關社會和經濟利益的部分，第一個原則處理前一方面的問題，第二個原則處理后一方面的問題。

我們要注意這樣一個轉換：即從一般正義觀的“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到兩個正義原則最后陳述的“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是理解羅爾斯正議論的一個關鍵。羅爾斯的理論反映了一種對最少受惠者的偏愛，以后總盡力想通過某種補償或再分配是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于一種平等的地位的愿望。

要解釋清楚“合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還要有兩點需要解釋，這就是：（1）最小受惠者的地位如何界定？（2）怎樣衡量人們的利益，或者說合法期望水平？低于前者，羅爾斯認為：每個人都占據兩種地位，一是平等的公民的地位，一是

在收入和財富分配中的地位；這樣確定最少受惠者可通過選擇某一種特定的社會地位，或按達不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半的標準來進行。

兩個優先原則

羅爾斯認為，“公平的正義”并不能完全排除對直覺的依賴，他認為：第一原則優先于第二原則，第二原則中的公平機會又優先于差別原則，只有在充分滿足了前一原則的情況下才能考慮后一個原則，這樣就有了兩個優先原則：

第一個優先原則（自由的優先性）：兩個正義原則應以詞典式次序排列，因此，自由只能為了自由的緣故而被限制。這有兩種情形：（1）一種不夠廣泛的自由必須加強由所有人分享的完整自由體系；（2）一種不夠平等的自由必須可以為那些擁有較少自由的公民所接受。

第二個優先規則（正義對效率和福利的優先）：第二個正義原則以一種詞典式次序優先于效率原則和最大限度的追求利益總額的原則，公平機會又優先于差別原則，這也有兩種情形：（1）一種機會的不平等必須擴展那些機會較少者的機會；

（2）一種過高的儲蓄率必須最終減輕承受這一重負的人們的負擔。

實際上在這兩個優先規則的后面還蘊含著第三個也是最主要的優先，即正當對善的優先。

原初狀態

對訂立契約的最初狀況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釋，羅爾斯把它提出來用以論證他的兩個正義原則的一種對最初狀況的解釋稱之為“原初狀態”。

選擇的對象：表格中的選擇對象包括：1兩個正義原則；2古典目的論觀點（古典功利主義和平均功利主義、致善論等）；3直覺主義觀念；4利己主義觀念；5混合觀念。它主要比較兩個正義原則與功利主義。

正義的客觀環境——各方所處的環境客觀上存在著一種中等程度的匱乏，不可能完全滿足人們的欲望和需求，而人人又都想得到較大的一份利益；人們的利益有一致的方面，又有沖突的方面，從而使人們的合作既有可能又有必要。

各方的主觀動機和理性——各方都有自己的合理生活計劃或者說不同的善的觀念，雖然他們不知道其內容和細節。

知識的限制——無知之幕的概念。羅爾斯假設一切會引起人們陷入紛爭的特殊信息都被排除，無知之幕的假設就是為了達到一種全體一致的契約。對所要選的原則的形式限制——對所要選擇的倫理原則有五種形式的限制，這些限制來自于正義在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與劃分社會合作的利益方面的作用和任務。這五種限制條件是一般性、普遍性、公開性、有序性、終極性。

選擇兩個正義原則的論證——系統的論證要包括引出他們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推論和結果，這里要著重指出的就是“最大的最小值規則”。羅爾斯認為別的原則都可能導致一種不能忍受的嚴重后果，而兩個正義原則公開申明保障一切人的平等自由和機會平等，且任何不平等的利益分配都要符合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這就保證了最好的最壞結果。由于兩個正義原則公開表示人們相互尊重，從而保證了一種自我價值感，保證了人人互不把對方作為手段而只作為目的，因而增加了社會合作的有效性；兩個正義原則的終極性也有助于帶來相應的、穩固的正義感，并且，兩個正義原則所要求的對契約的承擔并不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他們是能夠一貫堅持的，而功利主義則不是，他可能要求每個人做出很大的犧牲，因而不容易穩固。

其它選擇對象的排除，羅爾斯認為至善原則不是一個正義原則，不是一個政治原則，因為按照契約的觀點，公民的平等自由以及利益分配是不以人的不同目標或內在價值為轉移的。

兩個正義原則用于制度的一種四階段序列

1在原初狀態中選擇正義原則；2制定憲法；3修訂法律；4規范的應用。

羅爾斯用這個過程他們探討了平等自由的三個問題：良心的平等自由和寬容、憲法的過程和參政自由、與法治相聯系的個人自由。這些都是為了說明自由的優先性。

非暴力反抗的問題

羅爾斯聯系多數裁決規則和服從不正義法律的理由解釋了非暴力反抗和良心的拒絕以及他們在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制度中的作用。

羅爾斯的非暴力反抗理論有三個部分：一是規定把它與其他抵制形式區別開來的定義；二是證明它在在哪些條件下是正當的；三是闡述它在穩定憲法制度方面的作用。

三、簡要評論

羅爾斯《正義論》是具有平等主義傾向的學說，但與傳統的各種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他試圖調和各種相互沖突的價值，在這些相互沖突的價值之中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是一個有意義但也很有難度的嘗試。

可以說，羅爾斯《正義論》的最主要貢獻并不是在觀點上，而是在論證上。羅爾斯用嚴密的邏輯論證了一系列的實質性道德問題。而這個邏輯前后是一貫的，其基點就在于原初狀態中的契約。而如果想要駁斥羅爾斯的話，恐怕在其體系之下是難以找到有力的批駁點的。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對羅爾斯的批判都是從其他的角度，即運用其他的非契約論視角來進行批判的。

第五篇：《程序正義論》讀書筆記

《程序正義論》讀書筆記

最近粗讀徐亞文《程序正義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對其“程序正義之用”一章體會頗深。特以文本解讀方式對心得進行摘錄整理，以下是部分所得。

一、法律與強制

文本：?法律規范只有在制定這些規范的程序被認為是合法的而得到廣泛承認時，才能始終具有強制的有效性。?

來源：《程序正義論》第9章，270頁。

一旦談到法律的強制性，就牽扯到法律的基本內涵。法律是否等于強制一直是19世紀以來法理學（?）范疇內爭論不休的話題。如果一名強壯男子遇到落水兒童見死不救，人們會說：這個人太沒道德了；而如果這名漢子惡意將小童推落水中致其死亡，人們則會說：此人犯法了。因此，道德和法律指涉的是兩個內涵不同的概念范疇。

18世紀大哲學家康德認為，道德與法律的區別在于前者約束內心，后者約束外在行為。此意味著道德只具有說服力，而法律則具有一種物質的強制力。換言之，道德總是勸戒人，法律則是為了示人以顏色。相應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法”與“刑”也總是牽扯在一起，因此人們頭腦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就往往只是“法律就是外在懲罰或強制”。到了近現代代，一大批實體法的出現，將整個社會納入法制體系，也更加強了人們頭腦中對于“法律就是強制”這一觀念的刻板印象。

但是，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人們卻仍然發出現許多與“法律=強”相悖的現象。比如，在一起遺產訴訟案中，原告與被告的關系是兄弟，二人因為對遺產分配有異議且無法協商而對簿公堂，原告勝訴。但在法院向遺囑執行人發布執行命令時，原告覺得因為遺產而和自己的兄弟打官司實在不應該，于是放棄了繼承遺產的要求。這時問題出現了：法院能否“強制”原告接受遺產？如果能，原告放棄的是“權利”而不是“義務”，并沒有違反任何關于此判決的操作原則；如果不能，有關義務的規定是法律，有關權利的規定也是法律，為何在此案例中卻出現了顧此失彼的失衡狀態？法律的強制性在這里亦顯現出其內涵豐富多樣的色彩。

其實，法律義務的執行離不開法院，尤其是在某些不自覺執行法律義務的人出現時，法院就要強制他們執行。并且，法院的“強制”本身又是一種法律義務。但是，法律的本質絕不在于它有強制性。例如，強盜的命令就不能成為法律——而其之所以不能成為法律的理由，就在于法律的執行還有程序。程序法就是對這種法律的執行程序進行規范和限制的法律。強盜雖然也有自己的“幫規”，但沒有一種特定的成文的條文去監督它的執行，因此強盜混跡的地方只能被稱作“江湖”，而不能被稱為“法庭”。在一個法治社會里，強制性只是法律的特質之一，可如果將這種特質無限制夸大而不用程序加以框定，恐怕“法令”和“強盜的命令”之含義就難分伯仲了。

因此，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程序之重要，正如法律條文本身是重要的一樣。程序法的誕生，及其對現代法律社會的里程碑式意義，都是無法令人忽視的。法律規范只有在制定這

①些規范的程序被認為是合法的而得到廣泛承認時，才能始終具有強制的有效性。只因法律

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其基礎主要在于人們的主動接受而不是被動施行。在一個民主社會，法律不是強制的。以維護實體法威權、匡扶正義為主旨的程序法亦然。通過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則或規范，實現“非強制性”的法律激勵，調節整個社會人們的行為，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才是法律的最高境界。

① 徐亞文：《程序正義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二、程序正義

文本：?在理想的程序保障下，民主政治既不會輕易陷于‘恣意’，也不至于投向‘僵死’。? 來源：《程序正義論》第9章，282頁

就法律的社會意義而言，它不僅保證社會公平，調整社會財富的分配，還有著保證效率或效益，激勵人們去“做大蛋糕”的功能。實體法能夠促使人們自覺、自動、自愿地將個人活動的“外部性”內部化，而程序法正是對法律的“內部化”過程加以監督的規范。程序法作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更多地表現為強制處理社會有關法律事務的實踐規則，人們更關注某種違法事項出現后，如何根據法律標準去度量當事人的責任，并給予相應的處罰或補償。這種重要作用卻容易因為實體法將“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賦以最實用的法律手段而被忽視。其實在現代社會，具有非強制性的警示、約束和調整人們行為模式功能的程序法是更需要重視的一種法律。

實際上，法律作為一種社會公器，已經在人心中形成一種激勵機制，督促人們對各種層次的社會矛盾進行法律訴求，尋求法律認同。作為處理有關事務規則的法律（程序法），在一個社會里它是天天都在被使用的。每天都有一些人和一些事受到法律規則的度量得評判，但無論法律實踐涉及的面再寬泛，那些受到法律規則度量和評判的人，相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都只能是“少數派”（minority）。一個能夠實現正常運行的社會是不可能有50%以上的人整天忙于做“雞鳴狗盜之雄”的。這樣一來，作為度量和評判規則的程序法的使用程度（頻率和力度）當然就是有限的。也正因為此，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程序法的重要性。

作為激勵機制的程序法，是對法律執行過程的一種整體監測。作為實體法施行的普遍規則，它對每個人、每件事都有具體的內在力量。它被使用的過程也是完全融合在人的日常行為之中的。它具有一種理想意義上的無限性道德力量，且這種力量正是通過強制性的法律執行體現出來的。究其原因，在于我們身處的這個社會需要一種富有激勵性的程序法律來中和實體法律帶給我們的壓迫感覺。因此，程序法對于維持社會秩序、進行法制化管理的心理學意義也是非同小可的。

哈佛學者亨廷頓曾說過，“西方文明的本質是大憲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麥克（“巨

①無霸”Magna Mac）。”一語道破西方現代化歷程中法律所扮演角色對于民主社會的發展之天

機。如果說民主社會是一桿被正義之神握在手中的秤，那么法律就是秤上的標尺，而程序法則是制定劃分標尺刻度的標準。在理想的程序保障下，民主政治既不會輕易陷于?恣意?，也不至于投向?僵死?。由此，西方人引以為自豪的自由、民主、公正、獨立等理念得以在法律的實施和執行過程中體現，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權分立也勾畫出更為完美穩定的三角形。

三、法律與效率

文本：?從法理學的視角看，法律對效率確實具有很大的正面推促作用。它通過確立和保障市場經濟制度、解決市場失靈、降低交易成本、增強預期確定等途徑提高效率。?

來源：《程序正義論》第9章，286頁

“效率”（efficiency）作為一個流行詞匯，在當今中國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談到任何事情都會與效率扯上關系。法律需要公正，法律也需要效率。

中國學者張維迎教授在其論文集《信息、信任與法律》中，討論了法律在分配功能之外的別一種功能，即“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證效率。” ②他認為衡量一個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標準是效率標準，分配標準只能位于效率原則之下。如此一來，法律又被納入經濟學視野，在中國當代社會形成多種存在方式，但只為一個目的：提高效率，確保公平。①

②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張維迎：《信息、信任與法律》，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

法律怎樣保證效率呢？從經濟學角度而言，法律激勵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選擇保有和增加社會財富的行為。由此，“法律經濟學”又與邊沁①代表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者“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相吻合。舉例來說，“損壞東西要賠償”這個普通而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則，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經常碰到的法律事項。從法律角度來看，當“損壞東西”的事項發生后，在事實清楚、信息完整的情況下，當事雙方可以通過協商，完成賠償。比如，一個人不小心當著熟人的面打破了對方的一只杯子，而后與該熟人協商，賠償一只即可；如果事實相對復雜，信息也不完整，比如開車人在深夜無人的街頭撞壞了他人的車，當事雙方就要訴諸相關部門來處理，通過證據的收集，弄清楚事實真相，擴大信息來源，最后由法律處理部門判定損壞者的賠償責任。不論是協商解決還是法律部門的介入，“損壞東西要賠償”首先給我們的直接感受就是它維護了一種社會公平。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講，這種保護公平的處理，在經濟價值或社會財富總量減少的情況下（有東西被損壞了），引起了經濟價值或社會財富在不同人之間配置的變化，損壞者自己承擔了損壞的責任和成本。因此，經濟學認定如此的處理，是一種財富分配的處理，體現了法律的分配功能。

然而，“損壞東西”事項發生后，有法律部門介入與沒有法律部門介入，事項的性質就不一樣了。在沒有法律部門介入的情況下，當事雙方僅僅依靠“損壞東西要賠”的法律規則，自覺、自動、自愿地解決了賠償問題，也就沒有出現法律的強制性問題。然而，法律規則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法律處理的實踐，就可以實現法律處理實踐才能夠解決的問題，而且一定是成本很低、效率很高的處理，比如打碎杯子的兩個熟人之間只要一句“對不起”就相安無事了。相反，一旦法律部門介入，證據的收集和調查、法律實施的程序過程，都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換言之，也就是成本大大提高了。這樣看來，程序法的實施是為了保障后一種情形下的執行效率，以期通過對法律程序的規范，保障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將這種處理個體間“打破水杯要賠償”小概率事件的手法推而廣之，就是對社會整體的經濟效益最大化了。此時，法律程序實施時的作用也就更加顯而易見。如徐亞文所言，?法律對效率確實具有很大的正面推促作用。它通過確立和保障市場經濟制度、解決市場失靈、降低交易成本、增強預期確定等途徑提高效率。?（P286）

四、合法化

文本：?正義需要實現，但正義要以一種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來源：《程序正義論》第11章，350頁。

正義是法哲學的核心命題，“正義的許多原則——各得其所，黃金規則，絕對命令，公平原則，寬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認為超越了一切歷史經驗。”?如果離開了正義的理念驅使，程序要么遽然終結，成為法律和制度的悲哀，要么悄然變質，淪為乖張和暴戾的工具，最終都會失去自身獨有的品性。?（P282）②

程序法所體現的正義是具有象征意義的。象征意義，筆者看來意即“隱喻”（metaphor）。亞里士多德說，“隱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程序法的制定和實施的隱含意義在于，它在有人參與的法律制度的施行過程中提供了一種可資參考的行為準則，并將對正義的理解及其威權的維護滲透進法律程序的過程中，使人們對法律在強制性表象下的激勵本質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又將人們制定各種法律（包括監視實體法的程序法）的初衷體現得最明顯：維護正義，實現公平。哪怕是在奧古斯丁時期，人類對法律威權與高尚正義的追崇與膜拜這樣的“最初夢想”也從不曾改變。

在關于合法化的討論過程中，德國學者哈貝馬斯認為，“對于權力結構的合理化，我們① 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國哲學家、法學家，功利主義倫理學的代表。提出“最大幸福原則”（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代表作《道德與立法原理》，《義務論或道德科學》等。② 徐亞文：《程序正義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①惟一的希望就寄望在對于透過對話而發展思想的有利條件上。”據此，權力的合法化過程不

是一個形而上的思考過程，而更是一個怎樣將想法付諸實踐、以行動來驗證真理的過程。人類需要怎樣的反省？以什么樣的手段來保障這樣的反省以實現對自身的救贖？法律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驗證文本。而程序法的最大價值就在于給出法律文本以一個實行框架，正如法律為自由套上了一個有限度的枷鎖一樣。人類追求正義的活動范圍與維系公平的主導力量不以“權力的想象”為基礎，而以“程序法律的實施”為標尺，正是“法大于權”的充分證明。徐亞文在書中也說，“法治社會對權力的控制就是依法駕馭、支配權力??控制的法律依據既可以是實體法，也可以是程序法。”（P300）② 這樣，程序法對正義合法化的隱喻意義顯得尤為重要。在看得見效果的范圍內，程序法實施過程中的可控因素亦顯得更加明確。

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對疾病的社會學及政治學隱喻有極為精辟的認識。在她的著述中，“較之把社會比作家庭，把社會比作身體更能使社會的權威秩序顯得不可避免、無可更易。”③照此類比，法律猶如治療社會有機體疾病的必要醫療手段，缺之，社會有機體不可能正常運行。一方面，法律既促成我們對理想社會的藍圖構思，又激勵人們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夢想；另一方面，它把整個社會納入了一種有章可循的正常軌道之中，同時設定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底線。程序法作為一種尚在完善過程中的當代法律，是整個憲政體系中對法律威權地位確立與加強的必要手段之一，是一種將正義合法化的體現。正因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徐亞文才形容其為當代法律體系中“精髓的精髓”。

作者：姜山 ①

② [德]尤根·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徐亞文：《程序正義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③ [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