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死刑制度的認識和思考(論文)

論我國死刑制度的認識和思考

死刑是刑罰制度中最古老且最嚴厲的刑罰手段，從古到今，“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在人們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然而，在人類走向文明社會的今天，死刑卻以其殘酷性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質疑。據統計：目前已經有85個國家完全廢除了死刑，有39個國家已經有10年或更久的時間沒有再執行過死刑。近年來，在我國刑事法學界的大力推動下，減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適用，逐步廢除死刑，正逐步在立法、司法和學術界形成共識。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特別是隨著現代資本主義人權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在立法或實踐上廢除了死刑，廢除死刑制度已經成為世界刑法的發展趨勢。而中國未來對死刑政策的抉擇應該是通過立法、司法及程序上的控制逐步減少死刑的適用，實行“少殺”政策，進一步嚴格控制死刑并最終實現死刑的全面廢除。

一、世界各國死刑制度目前的發展狀況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程，刑法進一步向著理性化、人性化的道路發展。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加入或即將加入廢除死刑的行列。據資料記載：二十世紀是全球廢除死刑風起云涌的一百年，在1899年世界上有3個國家全部廢除了死刑，1995年底之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國家從法律上或事實上廢除了死刑，該年，南非頂住了國內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壓力，毅然廢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而西班牙于同年徹底廢除了死刑制度；2000年10月底，世界上194個國家和地區中有76個全部廢除死刑，10個國家廢除了普通犯罪，3個國家事實上廢除了死刑，而這個趨勢仍在繼續。例如，整個歐洲國家都已經廢除了死刑。在這方面都有特殊規定，如果哪個國家沒有廢除死刑，就不可獲準加入歐盟。據大赦國際的最新統計，至2003年1月1日，世界上已有76個國家和地區在法律上明確廢除了死刑，另有15個國家廢除了除軍事犯罪或戰時犯罪以外的普通犯罪的死刑，21個國家和地區實踐中已實際廢除死刑（雖然立法上未廢除死刑，但過去10年未執行過死刑，且確信不執行死刑的政策）。這三種類型的國家和地區總和為112個，保留并實際執行死刑的國家只剩下83個。且在這83個國家中，2002年全年只有67個宣判了死刑，其中只有31個執行了死刑。美國雖然總體上未廢除死刑，但已有12個州廢除了死刑，在38個保留死刑的州中絕大多數規定只有一級謀殺才可判處死刑，且司法程序繁瑣。隨著國際上廢止死刑這一潮流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將會加入廢止的行列。同樣據大赦國際的該材料顯示：1989年—2001年間，平均每年有3個國家走上廢止死刑的道路。若按此速度發展，不過30年，地球上將徹底廢止死刑，到那時，這種“領銜”刑罰數前年的殘酷的處罰方法將成為歷史。

第二篇：論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及其完善（范文）

死刑，是指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其因以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為主要內容和特征，故又被稱為生命刑或極刑。我國現行死刑制度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執行兩種情況。死刑作為一種最古老最嚴厲的刑罰方式，歷來倍受我國統治階層的推崇和青睞。幾千年來，“以牙還牙、殺人償命” 的觀念在早人們的內心深處根深蒂固，死刑作為人們傳統理念中昭彰天理、懲惡揚善最有力、最有效的保障，可以說在以“功利主義”和“報應主義”為主導的社會里，死刑的存在是實現正義和公平的必要手段，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但隨著人類文明不斷進步，死刑的存廢問題曾一度在中世紀的歐洲引起爭議。在當前世界人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死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以“保障人權”和“人道主義”為目的廢除或嚴格限制死刑制度。我國作為保留死刑制度的國家之一，受具體國情、傳統觀念、民意、經濟、司法狀況等因素的制約，現階段要徹底廢除死刑制度是不可行的，但為適應經濟文化發展的時代要求和國際刑罰改革的發展趨勢，逐步不斷完善我國現行死刑制度是可行和必要的。

（二）我國死刑制度的存廢探析

死刑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要完全廢止死刑同樣也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且艱辛的過程。根據當今國際刑罰改革的發展形勢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死刑限制論”比較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具體國情。

1、我國死刑應該保留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與“廢”實際上是當代“保障人權”、“人道主義”與“報應主義”、“功利主義”矛盾的結果，它既是一個關于刑罰改革的法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涉及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社會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現階段我國不能廢除死刑制度。正如我國學者瞿同祖說的：“法律是社會產物。是社會制度之一，是社會規范之一。它與風俗習慣有密切的關系，它維護現存的制度和道德、倫理等價值觀念，它反映某一時期、某一社會的社會結構，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極為密切……任何社會的法律都是為了維護并鞏固其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而制的。只有充分了解產生某一種法律的社會背景。才能了解這些法律的意義和作用。” 換句話說，我國現階段繼續保留死刑制度有其必要性：

（1）保留死刑有利于保障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和公共社會秩序穩定。新中國雖然建國50多年了，但臺獨勢力、邪教組織、恐怖主義以及與鄰國的疆界糾紛等各種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危害國防利益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不穩定因素仍然存在，嚴重損害國家利益和影響公共社會秩序穩定。

（2）保留死刑有利于保持我國經濟繼續穩健快速發展。雖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發達國家相對落后，現階段我國正處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經濟秩序比較復雜，各種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屢屢發生，保留死刑能有效懲治這些犯罪，有利于維護國家的重大利益和保障我國經濟繼續穩健快速發展。

（3）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證我國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對于一些嚴重侵害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分子來說除了死刑外一般的刑罰是難以起作用的，如果沒有死刑的威懾和懲罰作用就難于使其有所畏懼和不敢重蹈覆轍，從而無法實現刑罰的目的和保證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4）保留死刑符合民意。我國自古便有 “殺人者死”、“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死有余辜”的傳統觀念和價值理念。據1995年的一份中國抽樣調查報告顯示，贊成廢除死刑者僅0.78%，就是說99%以上的人主張保留死刑；另據2002年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88％以上被調查者反對廢除死刑。現階段保留死刑具有滿足大眾渴求安全的心理需要，符合我國的民意，受到了大眾的普遍支持。

2、我國死刑應該限制的原因分析

在當今世界精神物質文明都空前發展的時代，死刑被認為是最不人道的刑罰方式可以說與人類崇尚人文關懷，追求人道主義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目前受我國具體國情、文化傳統、民意、司法狀況、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制約，現階段要徹底廢除死刑制度是不切和實際的，但針對我國現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逐步適應國際刑罰改革的發展趨勢，限制我國死刑過多適用則是有其可行性的：

（1）限制死刑是我國基本死刑政策的要求。“慎殺少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防止錯殺”是我國對待死刑的一貫的立場，主張對于一些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在定罪量刑時，除了注意犯罪的積極條件外，還充分考慮犯罪的消極條件，充分綜合其兩方面的表現，能不用死刑的堅決不用死刑。

（2）限制死刑有利于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實現。我國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法制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有力保障。現階段限制死刑是適應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3）限制死刑是適應國際刑罰改革發展趨勢的具體表現。當今廢除死刑已經成為國際刑罰改革的發展趨勢，我國也先繼簽署和加入一些人權公約，雖然我國還不具備完全廢除死刑的條件，但是根據現行死刑制度存在的問題，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的過多適用，并積極創造條件最終廢除死刑，這也是適應國際刑罰改革發展趨勢的具體表現。、三、我國現行死刑制度存在的問題

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社會法制文明不斷取得進步，但近年來有關死刑的冤案錯案還是頻頻發生，特別是從“董偉案”到最近的“聶樹斌案”所顯露出其在司法實踐上的種種弊端，不得不讓人重新審視我國的死刑制度。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現行死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一）死刑罪名設置繁多

雖然現行刑法典對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死刑罪名進行了整合，但是仍有39項條文涉及死刑罪名68種，占據現行刑法罪名的將近六分之一，使我國成為當今世界上規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國家之一。與世界其它同樣尚未廢除死刑的國家相比，我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的數量遠遠超過它們，如韓國規定17種死刑罪名；印度規定戰爭罪、謀殺罪和搶劫3種死刑罪名；日本僅規定故意殺人罪1種罪行適用死刑。

（二）死刑的適用領域分布不合理

我國現行刑法典所規定的死刑適用范圍十分廣泛，除瀆職罪以外的其它九類犯罪都規定了適用死刑的情況，其中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為主的非暴力犯罪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近十分之七。綜觀其它尚未廢除死刑的各國立法狀況，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基于經濟物質利益與生命價值缺乏等價性都已經被廢除或大大減少經濟犯罪及財產犯罪適用死刑的規定，而我國還存在許多有關經濟和財產性犯罪適用死刑的規定，顯然是不合理的。

（三）被執行死刑的罪犯人數過多

我國是目前世界上判處和執行死刑人數最多的國家。根據國際特赦組織記錄在案的數據，我國在1994年、1995年和2001年的死刑判決分別為2780余件、1800件和4015件，其中處決的分別為2050件、1147件和2468件。僅1994年的死刑處決件數就相當同世界其它國家死刑處決總和的三倍。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在第六份《關于死刑和保護犯權利的保障措施的執行情況的五年期報告》表2中根據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發表的報告指出1994至1998年期間中國死刑處決達到12338件，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以后的幾年里雖然尚未公布有關我國死刑判決和執行情況的具體數據，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2007年11月23日在全國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會議上表示，2007年我國判處死緩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人數。由此亦不難推斷，從2002年至2006年間我國被判處執行死刑的罪犯人數也應該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四）死刑適用主體過于寬泛

我國現行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這是我國刑事立法上對死刑的適用主體作出限制的唯一具體規定，并且與1966年聯合國通過的《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求基本一致。此條規定明確了我國死刑適用主體的年齡下限，但對于有關適用的年齡上限規定暫時還是一片空白。目前許多國家均對老年人適用死刑的年齡上限做出了具體的規定。1961年蒙古刑法典第18條第2款規定對60歲以上的男人和婦女不得適用死刑，修改后的1996年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則規定對65歲以上的男子不適用死刑。哈薩克斯坦則規定了執行死刑的最大年齡限制即對年齡在65歲的人不得執行死刑。墨西哥、菲律賓、荷蘭和蘇丹等國家年對年滿70歲的人則是免除刑罰。此外一些國際條約和決議也在死刑適用的年齡上限作了相關規定。如《美洲人權公約》第4條第5款規定了對年滿70周歲的人不得適用死刑，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也在1989年5月24日的1989/64號決議（該決議的第2 款第C 項建議會員國“規定可判處死刑或予以處決的最高年齡”）與1996年7月23日的1996/15號決議中重申了對死刑的限制,而這一限制的具體措施就是1989/64號決議補充提出的“確立一種最大年齡限度,超過這一限度,任何人便不得被判處死或者被執行死刑。” 我國作為一個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禮儀之邦，尊老愛幼自古便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美德。早在西周《周禮?秋官?司刺》便規定了：“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的“三赦之法”。根據《禮記?曲禮上》：“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的記載，可見當時年滿80歲以上的老年人和7歲以下的孩童是不承擔刑事責任的。唐朝《唐律?名例》中也規定:“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往后的歷朝歷代也大多對年幼或年長的人在刑事犯罪在給以減免刑罰的規定，如1928年的《中華民國刑法》第63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者無期徒刑。”

（六）槍決執行死刑的方式不人道

根據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12條第2款規定：“死刑采用槍決或者注射等方法執行”和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45條規定：“采用槍決、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執行死刑的，應當事先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準。”注射和槍決成為目前我國執行死刑的兩種法定方式。綜觀古今中外死刑執行的方式可以發現，從以烹刑、火刑、醢刑、脯刑、石刑、鳥獸刑為主奴隸時代到以斬刑、絞刑為主的封建時代再到以槍決為主的近代，可以說人類對死刑的執行是一部從野蠻逐步走向文明過渡的進步史。根據大赦國際1989年的數據顯示,在保留死刑的134個國家和地區中，采用槍決作為死刑執行方法的國家和地區有86個，其中把槍決作為唯一死刑執行方式的國家和地區有56個。隨著死刑執行方式日益趨向人道化和現代化學及醫學的不斷發展，注射以操作簡便快捷和能大幅度減輕被執行人的痛苦被認為是值得推廣的死刑執行方式。用注射執行，比用槍決執行的痛苦要小得多，注射時被執行人“惟一能感受到的痛苦是注射器的針刺”，這種痛苦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相反，槍決基于以下原因被普遍認為是不人道的死刑執行方式：

1、執行槍決前的準備給被執行人帶來巨大的心理恐懼和精神壓力；

2、即使能夠準確射擊，有時也難以做到一槍斃命，補射會給被執行人太多的身體痛苦；

3、槍決可能造成被執行人腦漿迸裂、面目全非；

4、執行槍決可能會進一步惡化被執行人親屬的悲傷情緒。

據1984年5月25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委員會通過的《關于保證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護的保障措施》第九項規定:“在有死刑的場合,死刑應該以施加最小痛苦的方法執行。”目前，我國雖然把注射和槍決都規定為執行死刑的方式，成為世界上少數采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的國家之一，但自1997年昆明市在全國率先采用注射方式執行死刑以來，僅有有昆明、長沙、成都、北京、上海、重慶、廣州、杭州、沈陽、武漢、青島等少數地方成功地實施了注射方式執行死刑。換句話說，槍決仍然是實踐中執行死刑的主要執行方式。

四、關于我國死刑制度完善的思考

（一）廢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

廢除部分不合理的死刑主要從兩方面著手：

1、對死刑罪名加以整合，大幅度刪減死刑罪名，將死刑罪名限制在10種左右；

2、調整死刑適用領域，特別是應該取消有關以經濟和財產為主的非暴力死刑犯罪，而將死刑的適用僅限于嚴重危害國家和公共安全的公權犯罪和嚴重侵害公民人身安全的故意犯罪。

（二）調整死刑的適用對象

在原來規定死刑只不適用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的基礎上，增加規定下列三種情況來調整死刑的適用對象：

1、規定犯罪時已滿70周歲且無故意實施暴力犯罪前科的老年人不適用死刑；

2、新生兒母親在哺乳期間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3、患有不治絕癥的人不適用死刑，但明知自己患有不治絕癥而故意實施犯罪的除外。

（三）將適用死刑的條件具體化

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總則第40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刑法分則更有規定諸如“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手段特別惡劣”、“數額特別巨大”等一系列高度概括的抽象標準。但這些適用死刑的積極條件，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程度的不同，很難說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比如在建國初期貪污幾百元和在今天貪污幾萬元是兩種同罪不同罰的犯罪。因此必須根據時代的變化和經濟發展的平均水平規定適用死刑的詳細具體條件，同時本著“慎殺、少殺、防止錯殺”的死刑政策規定適用死刑的消極條件，如有立功、自首情節的不適用死刑。

（四）調整死緩制度適用范圍

死緩制度是我國死刑制度的特色，近半個世紀來被司法實踐證明是調節死刑立即執行過泛適用的有力杠桿，因此應該充分發揮死緩制度的功能。當前，法官對“如果不是立即執行的可以適用死緩”的規定自由裁量權過大，應該盡快規定適用死緩的具體條件，擴大死緩的適用范圍，把死緩規定為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的最高刑罰。

法制是保證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刑罰更是懲戒犯罪和維護社會秩序穩定的有力保障。法律具有剛性的本質，但其又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不斷地趨時更新。當今，廢除死刑制度已成為國際刑罰改革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現階段我國正堅持以人為本，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雖然受我國具體國情、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制約而不能徹底廢除死刑，但針對我國現行死刑制度存在的一些弊端，應該對其逐步加以完善，并不斷積極主動的創造條件，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最終實現完全廢除死刑。

▲▲死刑屬于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的刑罰種類——主刑與附加刑兩類之一的主刑之中，是所有刑罰中最嚴厲的一種，它剝奪人的生命，而生命一旦被剝奪，人就消失了，以人為載體的一切就不復存在，因而歷來受刑法學家的重視。在當前世界上人權運動方興未艾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死刑更是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

死刑的存廢之爭。死刑是一種古老的刑罰。在古代社會，生產力的落后決定了人的生命價值的低下，因而死刑的濫用成為司空見慣。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生命價值相應提高，人權理論逐漸形成，人們開始對死刑制度進行理性的反思。可以說，死刑存廢之爭正是由人權理論引發的。英國哲學家洛克與法國哲學家盧梭都將生命權神圣化，開啟了現代人權理論的先河。盡管如此，他們并沒有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沒有將人權與死刑對立起來，而是都認為出于社會更高利益的需要，生命權仍是可以剝奪的。直至1764年，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對死刑提出非難并首倡廢除死刑，關于死刑的功過與存廢之爭就開始了，這是學術界和實務界爭論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我國刑法學界，還談不上死刑存廢之爭。盡管我們向往死刑廢除那一天早日到來，但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且在中國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在我國刑法中保留死刑還是很有必要的。其理由除中國現在還不具體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以外，主要還在于：

（1）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還存在較為嚴竣的治安形勢，嚴重刑事犯罪的發案率長期居高不下，已對社會的安全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構成了威脅；

（2）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殺人者死”的報應觀念的在中華民族心理結構中已經根深蒂固；

（3）中國現在人權意識還比較淡薄。基于以上原因，當前中國侈談廢除死刑是徒勞的。而且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死刑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它與國家一起出現，是以國家名義實施殺人行為的一種極為古老的刑罰。

死刑自產生后，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盛行過，這主要是因為死刑有其它刑罰無可企及的預防功能。這種預防的功能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察，即個別預防的作用與一般預防的作用。個別預防指的是死刑能否預防犯罪者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預防指死刑能否預防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犯罪。就個別預防作用而言，死刑顯然是所有刑罰中最有力的，“人死萬事休”，死刑既然剝奪了犯罪分子的生命，自然也就剝奪了其再次犯罪的能力，死刑個別預防功能可謂是徹底；就一般預防作用而言，死刑與其他刑罰相比也是最有效的，對被害人來說，以死刑懲罰犯罪人可以安撫其本能的報復欲，對潛在的犯罪人來說，死刑具有威懾作用，對其他普通大眾來說，對罪大惡極的犯罪人實施死刑，也有平息民憤的作用。

三、行政復議程序中當事人知情權的保障 行政復議法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申請人、第三人可以查閱被申請人提出的書面答復、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依據和其他有關材料，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行政復議機關不得拒絕。”而對如何確認該證據屬于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以及此種證據如何進行審查均未作出規定。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及個人隱私不應在公開審查時進行披露，但如果該證據是導致具體行政行為的直接原因，我們認為當事人應當對其享有充分的知情權，否則便無法體現行政復議中當事人雙方的平等主體關系，因為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往往已無條件提供給行政機關。退一步講，如果證據確實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而無法向當事人出示，應當由行政機關在提交時作出明確標注，并向復議機關進行詳細說明，經復議機關確認后通過不公開的方式進行審查并告知當事人。對于提交人未明確表示為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證據，復議機關不應自行認定。如果沒有嚴格的申請和審查程序來規范，所謂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便有可能成為個別行政機關掩飾問題，維持不公平地位的借口。

我國1997年新刑法堅持保留了死刑的適用，對50余個條款、60多種罪名規定死刑，這是基于我國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和眾多的惡性犯罪而在立法界、司法界和學術界達成的共識，現階段我國不可能廢除死刑，這是由我國的現實情況決定的。但在全世界范圍內已有近110個國家和地區廢除或者不執行死刑，聯合國在其多項公約和文件中，都表明了限制和廢除死刑的態度，這多少代表著國際社會減少、限制乃至廢除死刑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我國的現況與國際社會對死刑的認識和實踐也就形成了明顯的不協調，中國要融入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循環之中自然不可逆流而上，固執的在現有的死刑制度上踏步不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對死刑應持何種態度？應采取什么對策？就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盡管已有許多國家廢除了死刑，但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各有各的國情，各有各的理由，我國死刑的存廢在我國有其可能性也有其合理性，但在現階段不具備現實性。

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死刑雖然作為國家、社會與犯罪較量的最具威懾力的武器而被廣泛的采用，但從其演進過程可以看出，死刑制度從占據刑罰體系的中心位置到在刑罰體系中的地位每況愈下，乃至于面臨著被逐出刑罰體系的厄運。中國目前雖然不能廢除死刑，但我相信，中國終將廢除死刑，這條道路會是漫長、曲折、艱辛的，但這必定是一條通向廢除死刑的道路。

我想，通過對我國死刑立法、死刑司法的全面反思，修改刑法，將所有所侵害的權益的價值低于人的生命的價值的死刑罪改為非死刑罪，對某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若不具有直接危及國家存續的可能性，又不具致人死亡的因素的則改為非死刑罪，減少、合并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適用標準，在死刑司法中確實做到慎用死刑，限制死刑。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提高，犯罪對社會壓力的減輕，經過各方面的努力，在經濟、社會、文化持續、穩定發展達到高度發達的水平時，可以預見我國刑法將逐漸減少死刑，并最終走上廢除死刑之路，實現法律上沒有死刑，實踐中不適用死刑的目標。

◆◆◆關于在我國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罰種類，理論上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11]從內容上看，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將刑法典所規定的現行刑罰體系完全推倒，另起爐灶，重新設計刑罰體系。盡管其中很多分析不無道理，但是，客觀而言，其中某些設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難以在短期內成為刑法規范。筆者認為，刑罰種類的增補應該立足于刑法典關于刑罰體系的現行規定，既要注意根據現實需要對現行刑罰體系進行適當的調整，又要注意與刑法典的現有規定進行恰當的銜接。基于此考慮，筆者認為，在我國現行刑罰體系中，可增補強制社會服務和保安處分兩種刑罰。

首先，增設強制社會服務，改進管制。緩解監獄人滿為患的壓力，但又保持刑罰對犯罪人的懲罰性質，是各國司法機關都要面臨并需要有效解決的共同問題。社區服務令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服務令當時是針對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及對犯罪人應更好地融入社區的顧慮的一種反應措施。該措施起先被視為罰金刑的一種替代安排，但是，現在被認為是替代關押性刑罰措施的。社區服務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區內做一定時間(以小時為計算單位)的工作，可以被視為正常量刑過程的一部分內容。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社區服務令比一個監禁判決更有意義、更為有效，且更加經濟。[12]除此之外，該措施所具有的開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會化，符合行刑社會化的要求。因此，筆者認為，可吸取社會服務令的合理之處，在我國刑法典中規定強制社會服務，即判處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內從事公益的社會服務，從而改進管制，增強其強制性。其次，改造勞動教養，增設保安處分。目前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存在著性質定位模糊、收容對象寬泛、內容過于嚴厲、審批程序不嚴、當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濟、期限過長等弊端。從價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權的觀念，有違公平、正義原則;從法律根據上看，它與我國的《立法法》直接相違背，與《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不相協調，明顯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背離了依法治國的內在需求。勞動教養制度設計的嚴重缺陷帶來了操作、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詬病，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我國法治現代化和人權保障狀況的焦點之一。勞動教養作為“強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經被其現實運作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嚴厲處罰性所取代;作為“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的最初考慮，則更是蕩然無存。可以說，勞動教養作為我國控制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體實施過程中所造成的對法治原則和正義理念的不良影響，已超過它對于維護社會治安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這些弊端，為全面保障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合法權益，理論上多主張將勞動教養改造為保安處分，規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來適用。保安處分在范圍上自然不限于類似于勞動教養這樣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保安處分，從而將適用于實施了嚴重危害行為、但不構成犯罪之行為人的各種措施予以司法化。這種模式值得我國借鑒，因為不僅有利于將勞動教養予以司法化，而且還有助于將其他類似于勞動教養的較長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實現刑事法治與行政法治的有效協調。

第三篇：論我國刑法中的死刑制度及其完善

「 內容 提要」“保留死刑，少殺慎殺”是我國一貫的死刑政策。近年來這一政策沒有得到充分強調，表現在立法中重刑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在刑法中死刑條文和死刑罪名大量增加。作者大膽建議：廢除全部貪利犯罪的死刑，大幅度削減死刑罪名；積極適用死緩制度；慎重制作有關死刑的司法解釋；嚴格執行死刑復核制度，從而完善我國的死刑制度。

死刑是我國刑罰體系中的重要刑種。系統地 研究 我國刑法規定死刑的立法精神、正確地理解我國刑法對死刑的具體規定，對于司法實踐中恰當地運用死刑以及刑事立法中 科學 地完善死刑制度，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刑法中規定死刑的政策依據

一個國家是否保留死刑，如何在刑法中規定死刑，取決于該國統治階級對于死刑的認識和態度。我國的刑法是在 中國 共產黨的刑事政策指導下制定的，其中關于死刑的規定，體現著我黨關于死刑適用的一貫政策，表明了我黨對于死刑的認識和態度。重溫中國共產黨為我國制定的一貫死刑政策，可以幫助我們正確理解我國刑法中的死刑制度，恰當評價當前的死刑立法和司法實踐。

（一）“保留死刑，少殺慎殺”是我國一貫的死刑政策。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自始至終地堅持“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正確思想，并將它作為指導我國死刑適用的一貫政策。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論政策》一文中指出：“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以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但是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分子，”［（1）］1948年1月18日，針對當時 農村 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多殺亂殺的主張，毛澤東同志在《關于 目前 黨的政策中的幾個 問題 》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主張多殺亂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它只會使我黨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于孤立。”［（2）］同年2月15日，毛澤東又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強調：“反動分子必須鎮壓，但是必須嚴禁亂殺、殺人愈少愈好。”［（3）］1951年5月8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所寫的指示中指出：“對于在內部肅反中清理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強奸許多婦女，掠奪許多財產者，以及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在緩刑期內強制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4）］同月，毛澤東在修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時，強調指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介在可殺不可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5）］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闡述了對待反革命分子”殺、關、勞、放“的綜合治理思想，并進一步論證了少殺慎殺的方針，他指出：”今后 社會 上的鎮壓，要少捉少殺。??機關、學校、部隊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堅持在延安開始的一條，就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機關肅反一個不殺的方針，不妨礙我們對反革命分子采取嚴肅態度。但是，可以保證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犯了錯誤也有改正的機會，可以穩定很多人，可以避免黨內同志之間互不信任。“［（6）］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7）］毛澤東同志還曾經指出：”六億人民的大革命，不殺掉那些‘東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來的“。［（8）］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論述，為我國的死刑政策確定了內涵、奠定了基礎。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我國的死刑政策是基于對死刑的如下正確認識：

第一，不推崇死刑，不迷信死刑。“我們不是靠殺人來統治”，從來沒有為了震懾一般人而強調死刑。

第二，保留死刑是為了兩方面的目的：特殊預防和平息民憤。在戰爭年代和人民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比較強調死刑的特殊預防功能，因為必須用革命的恐怖手段來消滅反革命的有生力量，防止他們反攻倒算，以保衛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在大部分的 歷史 時期，特別是和平時期，適用死刑主要是為了平息民憤，滿足廣大群眾最強烈的報應要求。這一點在毛澤東同志的多次論述中都表達得非常清楚：適用死刑的對象并不簡單是犯有嚴重罪行者，而是那些罪行嚴重以致引起群眾憤恨者。要論罪行，不是“大蔣介石”們罪惡昭著嗎？被推翻的反動政權在這些人的操縱下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為什么一個不殺？就因為他們的行為缺少很具體的苦主，普通民眾對他們的罪行沒有太真切的感受，報應的呼聲不是太強烈，而是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考慮，已經被剝奪權力的他們也已失去了再害人民的能力，沒有必要再對其適用死刑。“凡應殺分子，只殺有血債者，有引起群眾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要殺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為什么？因為這些人有血債，有苦主，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殺就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腳下天天要鬧“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人民是不能起來的。”可見，我黨并不是主張報應刑，否則不可能不殺那些罪惡深重的“大蔣介石”們；同時，我黨又認識到人民群眾有強烈的報應觀念，所以在嚴格控制的幅度內適用死刑以爭取人民。

第三，死刑有消極作用，多殺亂殺后患無窮。我們的歷史使命是消滅腐朽的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改造全人類，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一切反動分子。少殺慎殺可以不犯無法挽回的錯誤，可以穩定很多人，贏得社會同情，可以保存活證據，保留勞動力；反之，多殺亂殺難免犯錯誤，“只會使我們喪失同情，脫離群眾，陷于孤立。”所以，殺人愈少愈好，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殺了就是犯錯誤。

我黨對于死刑的上述認識是正確的。在這種正確認識基礎上確定以“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正確地指導了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工作，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了穩定的保障。

（二）近十多年來，我國的死刑政策沒有得到充分的強調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多種復雜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我國的社會治安出現了嚴峻的形勢。殺人、放火、搶劫、強奸、盜竊等刑事犯罪直線上升，給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同時，隨著 經濟 體制改革的展開，新舊體制交接之際，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發生劇烈變化，貪污、受賄、走私、詐騙等經濟犯罪也急劇增加，嚴重地損害了公私財產的安全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面對這種情況，如何正確地估計社會治安形勢，科學地 分析 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制定一套有效的應對措施，成為一個復雜而重大的課題，黨中央正確地提出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措施，并從人力、物力、財力上預以保證，有些地方已初見成效。但是，作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個重要環節，死刑的作用被過分夸大了。

不少同志不能正確認識犯罪發生與犯罪率增長的客觀原因，只是一味地歸責于政法機關“打擊不力”；而對“打擊不力”這一客觀存在的問題，又不能全面地理解，不是著眼于提高破案率，加強懲罰的不可避免性和及時性，而是狹隘地強調判處死刑不多，重刑不夠，認為多判一些死刑就能遏制犯罪率的上升。在一定時期內，這種重刑主義的思想認識占了主導地位，而我黨一貫倡導的少殺慎殺政策則沒有得到應有的強調和充分的貫徹。表現在立法上，是一再要求修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提高新規定罪名的法定刑，導致死刑罪名和死刑條款成倍增加；表現在司法上，有些地方直接提出“可殺不可殺的殺掉，可抓不可抓的抓起來”，在“嚴打”中甚至規定殺人捕人的定額，作為考察地方政法機關工作業績的重要指標，導致實際上判處死刑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表現在刑法學研究中，是關于少殺慎殺，輕刑慎刑的討論成了新的學術禁區，反而有的學者則明確地提出“不宜再提‘可殺可不殺的不殺’”，［（9）］為重刑主義提供 理論 依據。

我們認為，上述情況的出現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我黨的“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既符合中國的實際，又順應了歷史 發展 的潮流，并且進一步發展了人類法制文明的已有成果，使中國共產黨人的治國方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這樣一項符合人類文明發展潮流的，而且經長期實踐證明正確的刑事政策，應當說是有利于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與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是一項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理應繼續堅持和貫徹，而沒有任何理由將其遺棄或丟棄。

二、我國刑法中的死刑規定

我國刑法中的死刑規定包括總則性條款和分則性條款。總則性條款，是指刑法典總則部分關于死刑適用的條件、程序、執行 方法、死緩制度等的規定。分則性條款，是指刑法典分則及單行刑法中關于適用死刑的罪名及其具體適用條件的規定。刑法典總則中的死刑條款，對于刑法典分則及單行刑法中所有死刑罪名都有指導意義。

（一）總則性死刑條款

我國刑法總則關于死刑的規定，嚴格貫徹了我國“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充分體現了嚴格限制死刑的立法精神。

1.規定了嚴格的死刑適用條件

第一，“死刑只適用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3條）。這是對死刑適用對象的實質性限制。“只適用于”，從表述上就體現了限制死刑的精神。“罪大惡極”，指罪行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同時行為人具有極其嚴重的人身危險性。［（10）］不僅要“罪大”，而且要“惡極”。僅僅犯罪行為非常嚴重，不能適用死刑，我們不是客觀主義的報應刑論；僅僅主觀惡性至極，客觀罪行不嚴重，也不能適用死刑。這一規定也符合我國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

第二，“犯罪的時候不滿18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已滿16歲不滿18歲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刑法第44條）。這是對死刑適用，對象的進一步限制。也就是說，對于犯罪的時候不滿18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即使其屬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也不能適用死刑。這里所謂不適用死刑，是指不能判處死刑，而不能理解為可以判處死刑但暫時不執行，待犯罪分子年滿18歲或懷孕婦女分娩后再執行死刑。對犯罪時不滿18歲的人不適用死刑，是考慮到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對于自己行為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有局限性，同時他們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改造，從刑罰人道主義和特殊預防的效果兩方面來看，對他們都不宜適用死刑。對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也是基于刑罰人道主義的立場，考慮到雖然婦女犯有死罪但胎兒是無辜的，不能為了懲罰犯罪人而株連無辜的胎兒，所以不宜對孕婦適用死刑。有人提出，可持孕婦分娩后再判處死刑。我們的理解，如果在刑事訴訟程序正常進行的情況下，正好審判時婦女已經分娩，犯罪又確實罪大惡極，對其適用死刑當然不違背刑法規定；如果是有意躲避刑法規定而拖延訴訟時間，故意等待孕婦分娩后再判處死刑，甚至強迫犯罪婦女實施人工流產后再對其適用死刑，則不僅是程序上違法，也是對刑法實體規定的違反，是應當禁止的。

2.規定了嚴格的死刑核準程序

為了限制死刑適用，防止錯殺，我國刑法對死刑的判決及其核準程序作了特別規定。刑法第43條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緩期執行的，可以由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或者核準。”

死刑復核是在一般的一審、二審程序之外，對死刑案件規定的特別監督程序。每一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都要逐級上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客觀上就限制了死刑適用的數量，也更有利于保證死刑判決的質量。

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3條規定：“??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最高人民法院在必須的時候，得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上述規定，于同月9日發出通知，指出：“在當前??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本院依法授權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行使”。各地對反革命案件和貪污受賄等嚴重經濟犯罪案件處死刑的，仍由高級人民法院復核同意后，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991年6月和199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分別發出通知，將云南省、廣東省的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準權，授權由云南省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使。

大量死刑案件復核權的下放，大大降低了死刑復核的規格，實際上也降低了死刑復核制度的效能。這與80年代以來我國死刑指導思想的變化是有著密切的聯系的。

3.設置死緩制度，控制死刑的實際執行

刑法第43條規定：“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實行勞動改造，以觀后效。”刑法第46條規定：“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確有悔改，二年期滿以后，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二年期滿后，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或者核準，執行死刑。”這就是我國的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簡稱死緩制度）。死緩制度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即罪大惡極已達到適用死刑條件的犯罪分子，又在是否執行死刑的環節上留了一線生機，只要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均可適用死緩的規定；而緩期二年以后，只對抗拒改造情節惡劣的執行死刑。所以死刑制度在本質上是對死刑適用的更嚴格的限制。

死緩制度是我國刑事立法上的一項獨創，在國際上受到普遍好評，在日本刑法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曾專門提出過關于采納中國的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的意見。［（11）］我國刑法總則第45條規定了死刑執行方法：“死刑用槍決的方法執行。”

（二）分則性死刑條款

我國刑法典分則中有7個條文規定了28個死刑罪名，單行刑法即《決定》和《補充規定》中有29個條文規定了40個死刑罪名，共計有36個條文規定了68個死刑罪名。具體是：

1.刑法分則的反革命罪中，有一個條文（第103條）規定了15個死刑罪名：（1）背叛祖國罪；（2）陰謀顛覆政府罪；（3）陰謀分裂國家罪；（4）策動叛亂罪；（5）策動叛變罪；（6）投敵叛變罪；（7）持械聚眾叛亂罪；（8）聚眾劫獄罪；（9）組織越獄罪；（10）間諜罪；（11）特務罪；（12）資敵罪；（13）反革命破壞罪；（14）反革命殺人罪；（15）反革命傷人罪。

第四篇：死刑制度論文文獻綜述

中國是世界的中國，在世界性廢除死刑制度的沖擊下，盡管我國選擇保留死刑制度并大量適用死刑，這與我國建國以后的國情緊密相聯，是對我國傳統歷史文化瑰寶的發展和必然繼承，而且死刑制度所形成的信仰，在我國有著濃厚的社會土壤和深厚的人文環境。但是隨著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日趨攀升，作為一個負責人的大國，我國必須嚴格限制死刑制度的適用，尤其是中國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加入《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專門針對死刑問題作了規定了人的生命權受到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我國政府既要履行公約的內容，又要維護《刑法》的權威，因此我國政府必須重新審視死刑制度，逐步嚴格限制死刑的應用。中國必須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同時作出努力，這樣也為我國的刑法法學家提供了一個充分研究死刑問題的平臺。

二、閱讀資料

確定選題后，參照導師的指導意見，通過學校信息圖書館藏書、電子數據庫等方式查找搜集到與死刑存廢制度相關的國內領域具有科學性、專業性和代表性的80年代以后的相關著作、論文等60余篇（本）（其中主要有貝卡利亞的《論刑罰與犯罪》、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胡云騰著 《死刑通論》、趙秉志主編《刑罰總論問題探索》、趙秉志等譯《現代死刑概況》、高銘暄,趙秉志,許成磊《刑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賈宇《中國死刑必將走向廢止》、趙秉志《關于分階段逐步廢止中國死刑的構想》、謝望原《關于死刑存廢的斷想》、陳興良《刑種通論》陳興良,梁根林《合理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趙建平《關于我國死刑現狀的思考》、田文昌,顏九紅《論中國死刑發展趨勢》、陳興良《刑罰適用總論》、趙秉志主編,黃京平副主編《刑法教學參考書》、王作富主編,黃京平副主編《刑法》、趙秉志,郭理蓉《死刑存廢的政策分析與我國的選擇》、邱興隆《死刑斷想—從死刑問題國際研討會談起》、劉仁文《死刑政策:全球視野及中國視角》、邱興隆《刑罰是什么?一種報應論的解讀》、釗作俊《中國死刑之現狀與走向》、趙秉志主編《中國刑法》、趙秉志《死刑改革探索》、胡云騰《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王作富《中國刑法研究》、康均心《理想與現實—中國死刑報告》、趙曉耕《中國法制史》、張磊《論死刑威懾功能的實現》、釗作俊《現代死刑問題研究評述》、高銘暄《略談我國的死刑立法及其發展趨勢》、馬克昌《論死刑緩期執行》等）。與此同時，通過學校外文數據庫參閱了少量外文文獻資料，使我對我國刑法界關于死刑問題的觀點，有了初步且全面的了解。

三、我國死刑制度研究的主要觀點

盡管政府對死刑問題仍然持保守意見，但是在世界潮流的沖擊下，政府的態度逐漸趨于緩和。我國諸多法律學者，由于受到貝卡利亞和西方法學家200多年的成果影響，越來越關注中國的死刑制度發展，因此在我國關于死刑問題也有非常多的研究，一邊與世界死刑研究接軌，一邊為中國政府決策提供理論依據。我國著名的三大刑法學家高銘暄教授、馬克昌教授、趙秉志教授都認為，我國目前不適宜廢除死刑，但也不能擴大死刑的應用，政府和立法機關應該嚴格按照我國的死刑政策制定死刑法規，必須嚴格限制死刑。他還指出我國應該在一些非暴力犯罪和經濟犯罪方面廢除死刑，盡量縮減死刑的適用。而且馬克昌教授還認為，在死刑條文的規定上應盡量明確化，以便指導司法人員依法辦案。在死刑方面建樹最大的是趙秉志教授，他在《死刑改革探索》一書中收集了他近年來在死刑問題上的所有成果，其中最突出的觀點有

（一）他對貝卡利亞的死刑論做了深刻的闡釋，對死刑存廢找到理論合理的根源。

（二）他指出我國死刑制度存在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并提出了合理的完善方法。

（三）他重點講述了我國的死刑緩期兩年制度，對其問題進行指出，并提出了大量的意見。

（四）他主張更大限度的限制死刑，主張廢除很多領域的死刑立即執行。

（五）他認為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之間的差距太大，但是結果卻幾乎是一樣，空白太大，他提出了5種改革現有刑罰制度的方法。三位法學大家的觀點，給我撰寫本文提供了方向和指導，基本促成了本文的格局。

著名的刑法學家邱興隆教授認為，在我國應該廢除死刑，他力主廢除死刑，他認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大國人民當家作了主人，適用死刑太不人道，不利于我國更好更快的發展，且死刑太過于殘酷且一但誤判便永遠不會再生，他的觀點受西方影響太深，與西方主廢派基本上相同。國內大多主張廢除死刑的學者，與之觀點都非常相似。邱教授的理論給我的啟示是，在中國廢除死刑是一種必然。但是有很多法學家并不贊成他的觀點，從他們的反駁中使我明白了，在中國現階段要想廢除死刑勢必非常難。那么，我們只有在限制死刑制度上多想辦法。

在我國刑法界，掀起對死刑問題的過程中，主要也是兩種觀點，即存置死刑和廢除死刑。其中９０％多的刑法學家都主張保留死刑，但應該嚴格限制死刑，尤其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必須大有作為。在康均心教授所做的一項關于死刑問題的調查報告中，僅有不到１０％的調查者支持廢除死刑。通過兩相對比，很明顯現在在中國廢除死刑不是明智的選擇。

四、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

1997年刑法典的修訂是在中國十幾年開展嚴打的背景下進行的，死刑立法的擴張，死刑罪名的不斷增多，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多數學者主張縮小死刑適用范圍，減少死刑罪名，立法者和法律學者對 1997年刑法比較謹慎，向全國人大立法機關提出了很多關于死刑制度方面的問題，也引起了他們的高度重視。由于限制和減少死刑的呼聲一直很高，所以在刑法修改中，擴張死刑立法的主張未被立法者采納。因此1997年《刑法》對死刑的規定較為慎重，無論是在總則還是在分則中都對死刑問題都進行了調整，但死刑罪名在數量上并沒有顯著變化，仍然保留68個死刑罪名。

1997刑法關于死刑立法的修改變化，充分體現出其主導方向是限制死刑。對死刑適用對象的修改以及對死緩變更條件的修改，大大縮小了死刑的實際適用范圍。對分則罪名適用條件的修改，也縮小了死刑的實際適用范圍。摒棄了死刑化與犯罪化同步進行的既往做法。在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個罪名的情況下，死刑罪名數在實質上并沒有減少，比較而言算是一個進步。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分散在除瀆職罪之外的其他9章犯罪中，死刑類罪達到90%，并且現有死刑罪名與原有死刑罪名并沒有大的變化，死刑罪名并非實質性下降，只是在表達上有所變化。

1998年10月5日中國政府加入《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專門針對死刑問題作了規定，其中，第一款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公約的這條規定明確規定了人的生命權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因此，我國政府要履行公約的內容，勢必逐步改善我國的死刑制度。

五、文章構造

通過一段時間的準備，通過大量資料的閱讀和對資料觀點的提煉，我初步形成了論文的構思，即文章第一部分從死刑的定義，死刑的基本特征，死刑的功能三個方面闡述了我國死刑制度的內涵和功能，使讀者對我國的死刑制度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第二部分先綜述我國建國以來的死刑立法特點，進而通過對三個階段和兩個《刑法典》的闡述，使我國有關死刑的立法進程清晰可見。第三部分敘述了我國死刑制度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通過仔細閱讀刑法學界的研究、看法、觀點，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立法方面。第四部分綜述了我國死刑制度的司法現狀、主要問題、以及針對這些問題的對策和立法、司法、司法解釋的完善。第五部分通過對全文的高度的總結概括，結合國內外死刑制度的實際情況，指出了我國現階段死刑制度存在的必然和必然向前發展的客觀真理。我希望通過本文對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進行介紹和分析,可以對我國的死刑制度形成一個相對全面的認識,進而對現行死刑制度進行一些有益的思考。

第五篇：論我國刑法中死刑制度的現狀及其完善

論我國刑法中死刑制度的現狀及其完善

內容摘要：

我國一貫政策是保留死刑，少殺慎殺，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當今世界，已經有很多國家廢除了廢除了死刑并且得到了司法實踐的認可，但是也有部分國家保留著死刑并且為死刑的適用做正當性辯護。就目前來看，保留論者和廢除論者各自持有各自的觀點，暫時無法得以論證，難以分曉孰對孰錯。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發展、人權觀念慢慢深入人心，廢除論慢慢得到世人的支持，廢除死刑逐步的成為一種大趨勢。然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國目前的國情，現階段廢除死刑是很不現實的，只有不斷完善法制體系，不斷填補法律空缺，堅持死刑限制原則，待改革時機成熟時徹底廢除死刑。

關鍵詞：死刑制度 存廢之爭 制度完善

論文正文：

死刑，也稱為極刑、處決，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賦予的權利，結束一個犯人的生命。自古以來，死刑是統治階級進行統治國家的有力工具，可以說死刑自從階級產生之時也伴隨而生，乃至今日死刑仍是大家共同關注的話題。自古以來，由于中國的歷史演變，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不可違背的真理，并且深深地根治在人們的心中，從而死刑也成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大家人身安全的一個主要工具和手段，鞏固社會統治的有力保障。就目前社會的現狀，“功利主義”和“報應主義”盛行并根植在人們心中，由此可見死刑卻彰顯著它存在的價值性和合理性。時至今日，隨著世界整體的進步，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人權主義的興起，死刑慢慢的引起人們的重視并且開始懷疑其存在的合理性，有的國家開始根據“保障主義”和“人權主義”開始限制死刑和逐步廢除死刑。我國是目前保留死刑制度的國家，保留死刑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受我們的具體

國情，全國人民的傳統觀念、，大多數民眾的意愿，整體的經濟文化，司法狀況等等諸多因素的制約，我們要想一步到位的徹底廢除死刑制度是不符合我們目前國情和客觀規律的，但是為了適應我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時代整體要求和目前國際刑罰改革的發展大趨勢，逐步的完善我國目前的死刑制度是具有可行性的，是十分有必要的。

十九世紀初，費爾巴哈提出“無法律，即無刑罰”，并且將這個概念慢慢的植入刑法之中，從而適用刑法的范圍上確定了一定的標準。關于刑法所規定的對象，根據法治原則的確立，使刑法的實施對象限定在了具體行為上，從而大家有了一定的標準，什么樣的行為處以死刑，什么樣的行為不處以死刑，隨著人權理論逐步深入人心，大家慢慢的理性對待死刑制度。具體來講，死刑存廢的爭辯主要是由于人權理論深入人心而引發的，自始至終伴隨著人們對生命價值的思索。

一、關于死刑制度現狀的具體分析

在我國幾千年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歷史中，死刑制度是統治階級管理社會秩序的有效手段，后入刑法大典，在當時的統治階級和普通民眾來看，死刑用為一種刑罰是很正常的、合乎常理的、天經地義的。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經濟文化的進步，人權觀念深入人心，大家的思想觀念逐步人性化，死刑作為一種剝奪生命的刑罰，人們不斷的懷疑死刑存在的必要性。

（一）世界各國的死刑制度現狀

目前廢除論與保留論雙方爭辯激烈，一時間難以出現結果，上文已經提過，該爭議主要是由人權理論而引發的，并始終伴隨著人們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即使現在保留論者和廢除論者雙方各執一詞，沒有得到明確的結果，但是雙方之間的爭論已經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關注，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筆者就近來說，1976年到1996年期間，已經全面廢除死刑的國家有37個。在1989年的第44屆聯合國大會上，順利通過了廢止死刑的國際公約，其投票情況具體是59票贊成、26票反對、48票棄權。在2007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順利通過了全球暫緩死刑議案，具體票數情況是104國支持暫緩死刑、54國反對、29國棄權，同時，該議案要求各個國家逐步適應國際上對死刑的標準并且暫緩死刑。由以上數據可知，以“保障人權”和“人道主義”為準則，世界各國支持廢除死刑已經成為了一個大的趨勢。

（二）中國的死刑制度現狀

我國是世界上保留著死刑制度的國家，同時也是死刑罪名較多的國家。單從立法上來講，我國79年的刑法死刑罪名有26個，到97年的刑法死刑罪名有68個，這個期間可以反映出我國死刑政策由限制到放寬的大致趨勢，但這個趨勢是建立在社會高犯罪率的前提下的，可以推測出立法者的用意是通過死刑來減少和預防犯罪率，時間和實踐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就現行刑法來看，死刑標準比以前降低了，與現在的刑事政策相呼應著。現在，限制死刑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逐步使用，主要體現在適用條件上、適用對象上、緩刑制度上和具體程序上。綜觀我國現行刑法情況，罪名種類比較多，但從整體上看，死刑制度不斷完善，慢慢放寬死刑。

二、死刑制度存廢之爭

死刑制度存廢的問題是目前社會上非常熱點的一個話題，是人們在人權領域中十分關注的焦點題目。筆者認為，死刑的根本實質就是國家通過法定程序授權行使其公權力的法定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剝奪違法犯罪人的生命權。在我國的封建

社會，死刑制度從來沒有被質疑過，一直是統治階級的得力統治工具和手段，在大中看來，死刑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有力保障，符合人們有仇必報，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邏輯推理。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認識的進步，人權觀念慢慢深入人心，死刑制度不斷遭到世人的質疑。通過分析各界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對于死刑制度，它的出發點應該是死刑的正當性與否，它的最終歸宿應該是死刑制度的存廢。

（一）死刑制度廢除論的基本立論

眾所周知，沒有“人”的重新被發現和“人”作為主體的重新回歸，死刑還是人們一心認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有力保障，我個人認為，隨著歐洲啟蒙運動的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開始改變。從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人們開始認識到人權的重要性，開始懷疑死刑存在的價值性。時至今日，廢除死刑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具體廢除理論歸納如下：

第一，死刑不符合刑法本身的價值標準。死刑是通過剝奪人的生命來達到類似情況再發生，徹底根除犯罪人再犯罪的可能，這是保留論的依據之一。有的時候，一些罪行不至于適用死刑而運用了死刑，使得犯罪人得到了不應該的處罰，造成錯案，這樣下去容易積累民憤，不利于社會的穩定。通過如此論證，必然會出現兩種結果，一個是對于個別的預防是沒有必要的，二是不具有特別的一般威懾功能。

第二，死刑不符合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論是西方國家權力的來源，同時，也是刑罰權力的來源。現在已經有很多人不會認同社會契約論，但是社會契約論也是權力的源泉，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社會契約論的核心是權力的讓渡而產生的刑罰。具體而言，權利讓渡的過程以及最終結果是不包括剝奪生命權的。因此，廢除死刑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會出現不必要的麻煩，比如權力濫用、冤假錯案等。按照社會契約的精神實質，在國家所擁有的刑罰權中，不包括處死公民的權力，所以要廢除死刑。

第三，死刑不符合當代刑法本身的立法本意。目前一些國家認為死刑是不人道的、不理性的，缺乏現代意義的刑罰，因此想廢除死刑。死刑源于古老社會，時至今日，時代已經不同，當時的事物已經不適應當代黨和人民的需要。所以說，目前的死刑制度是遠古社會的一種不良風俗的延伸和滲透，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無法順應世界文明的整體趨勢，是不符合當代刑法立法本意的。

（二）死刑制度保留論的基本立論

我國幾千年一向有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一命抵一命”的傳統理念，自古被人民大眾被當成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的有力保障，然而歷代統治階層向來把“殺一儆百、以敬效尤” 是歷代統治階級鞏固統治的有效手段。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初級階段，仍然存在很多不和諧因素，影響著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因而保留死刑能夠有效預防和懲治一些犯罪，從而為保護國家和人民重大利益提供有力的保證。具體保留理論如下：

第一，死刑具有預防功能和威懾力。預防功能分為特殊預防功能和一般預防功能。死刑的特殊預防功能是通過剝奪罪犯的生命權，使其完全失去再犯罪的可能。死刑的一般預防功能是通過剝奪罪犯的生命權來警示其他未犯罪的人，一般預防功能主要表現在一般威懾、一般鑒別、補償、安撫與鼓勵等五個方面，具體內容在此就不再一一贅述了。

第二，死刑是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的有力保障和必然要求。死刑是基于倫理正義的必然要求，對于那些罪大惡極的人處以死刑是人倫道義、公平公正的具體

體現，是對受害人及其家人的具體補償和交代。相反的不處以死刑，不足以伸張正義，不足以維持法律的威嚴和公平，反而會進一步的為其他犯罪人提供不處以死刑有利辯詞，從而會增高犯罪率。因此，殺人者不死，死者及家屬不能得以補償，對更多的人造成威脅，增高犯罪率，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和發展。

第三，死刑是消滅不可饒恕罪犯的必要手段，同時，死刑并不是罪殘酷的刑罰。筆者認為，對于不可饒恕的罪犯一旦讓他們重獲自由，他們有再犯罪的可能，對社會造成更多的威脅，現實生活中刑滿釋放后再犯罪的很多很多。同時，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進步，現代死刑的執行方式不會給罪犯帶來很大的痛苦，比如現在的麻醉死亡、注射死亡、射擊死亡不會給他們很大的痛苦。因此，死刑是消除不可饒恕罪犯的必要手段，并不是向廢除論者所說的死刑世界上最殘酷的刑罰。

三、我國死刑制度存廢的具體分析

死刑自古以來就產生了，它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進程，如果要完全廢除死刑，同樣也是需要一個漫長而且曲折的過程。根據當今國際刑罰改革的發展形勢并且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我國應該堅持“死刑限制論”。

（一）我國保留死刑的原因分析

死刑的“存”與“廢”問題，也就是當代“保障人權”、“人道主義”與“報應主義”、“功利主義”互相矛盾而產生的結果，它既是一個關系到刑罰改革的法律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涉及經濟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社會問題。大家都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現階段我國不能廢除死刑制度。保留死刑制度，對于我國來說是有其必要性的：一是保留死刑有利于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有力保障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死刑的預防作用和威懾力能夠預防犯罪，提高國家的安全系數，從而提高人民的安全感，對政府越來越的有信心；二是保留死刑有利于穩定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近年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經濟犯罪也在不斷增加，死刑的存在有助于預防經濟犯罪；三是保留死刑有利于保證我國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提高公民對國家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四是保留死刑符合中國人民目前的心愿，因為傳統理念的影響，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觀念一時難以改變。

（二）我國廢除死刑的原因分析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和進步，人們整體人文精神的認識和覺悟，死刑被人們認為是最不人道的刑罰方式，與追求人道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目前我國具體國情、文化傳統、民意、司法狀況、經濟狀況等因素，現階段要徹底廢除死刑制度是不符合國情的，但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逐步適應國際社會的整體要求。筆者認為，慢慢限制死刑的使用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一是少殺慎殺基本國策的支持；二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限制死刑。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經濟為中心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不斷適應全球化發展需要嚴格限制死刑的使用；三是目前國際刑法改革的整體趨勢潛意識的要求我們限制死刑，我國與國際交往越來越多，順應其整體趨勢是內在要求，因此限制死刑是大勢所趨，廢除死刑是其最終的必然結果。

四、我國現行死刑制度中存在的大致問題

子鄧小平同志提出和落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社會法制文明不斷取得進步，但是事關人命的冤假錯案時有發生，然而冤假錯案時而的出現，比如佘祥林案，讓世人不得不開始思索目前刑法存在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具體存在以下問題：

(一)現行刑法中的罪名太多

1911年，《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規定的死罪有十九條；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二十八個，可見當時立法者十分期望死刑的存在，到現行刑法典頒布之前死刑的罪名有八十余種。盡管現行刑法典對之前的1979年刑法典、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的死刑罪名進行了整合，還是有很多涉及到死刑，目前我國是刑法中規定死刑較多的國家。我們國家和其他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相比較，我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是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例如韓國僅僅規定了十七種死刑罪名；印度僅僅規定了戰爭罪、謀殺罪和搶劫罪三種死刑罪名；日本僅僅規定故意殺人罪這一種罪行適用于死刑。

(二)我國死刑的適用領域存在問題

在上文中已經提過，我國現行刑法典所規定的死刑適用范圍十分廣泛，只有瀆職罪不在死刑之列，其它九類犯罪都規定了適用死刑的情況，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處以死刑占了全部死刑犯罪的將近十分之七。經過查證和具體分析其他各國的情況，大部分國家已經取消和限制了這兩項犯罪與死刑接軌的情況，而我國還存在許多有關經濟和財產性犯罪適用死刑的規定，顯然落后于國際社會的，是不合理的。

(三)目前我國被執行死刑的罪犯人數多于國際標準

目前世界上判處和執行死刑人數最多是我們的國家。根據國際特赦組織記載的數目，我國在1995年死刑判決為2700余件、1996年死刑判決為1850件和2000年的死刑判決為4005件，其中處決的分別為2000件、1150件和2450件。由這些數據不難發現，我們國家死刑判決案件和執行案件是比一般的多，數字是驚人的，然而這些一直以來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引起了部分國家的質疑和反對。

五、關于不斷完善我國死刑制度的思考

（一）對“罪行極其嚴重”作出準確解釋，從而把握死刑適用的尺度。

罪行極其嚴重應從三個方面進行把握，一是犯罪行為造成的實際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二是犯罪人的主觀惡性極其嚴重，三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極其嚴重。如果這三者中均達到罪行極其嚴重可以適用死刑；如果其中一項或者兩項達不到罪行極其嚴重則要慎重考慮是否適用死刑。另外對于“極其嚴重”的把握和理解除了法官要在司法審判過程中慎重思考外，最好由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細則或指導意見以供法院參考。

（二）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并取得被害人或被害人親屬諒解的，一般不應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三）對所有的可能被判處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從形式訴訟程序上予以保證其程序正義。

從偵查到審查起訴到審判所有程序過程都設置錄音錄像，以保證不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程序。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要保證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和辯護權。

對于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出現程序瑕疵或者非法程序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四）隨著刑法第八修正案的實施，要以無期、限制減刑的刑罰方式代替死刑。只有切實減少了死刑的適用，才能真正體現少殺慎殺的，并符合輕刑化和刑罰人道主義的精神。

（五）最高人民法院要判處死刑的案件統一編排，并按罪名的不同分類整理出死刑適用指南。以指導未來的司法實踐。

（六）在死刑的執行過程中，要盡量適用緩期兩年執行，對于立即執行死刑的也要實行注射執行方式。

六、結語

“路漫漫其修遠兮”，死刑作為一種原始而殘酷的極刑，在適用的過程中，對于體現刑罰的報應主義和功利主義價值，對于實現罪刑相一致的刑法原則，發揮了重大的、不可或缺的功能。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文化技術水平的發展，及當今社會許多國家廢除死刑和不適用死刑的現狀，刑罰的人道性，刑法的輕刑化逐漸占據了主流，而對于人類自身價值的追求和尊重，掀起了死刑存廢的爭論。對于死刑，從保留、限制到廢除是我國刑法改革的必要過程，今天，我們要堅持限制死刑的適用，直至廢除，筆者期待有一天死刑將在中國徹底廢除。

參考資料

(1)柯耀程著：《變動中的刑法思想》，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2)趙秉志著：《刑法總論問題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頁

（3）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

（4）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頁

(5)（日）大zhòng＠①仁《刑法概說（總論）》有裴閣昭和61年改訂，日文版第458頁

（6）參見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

（7）陳興良《刑法哲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