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中國死刑命運的思考

關于中國死刑命運的思考

內容摘要：死刑又稱為生命刑，是以剝奪犯罪人生命為基本內容的刑罰。正因為死刑的嚴厲性和巨大的威懾作用，歷史上各國統治者無不重視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為對付危害其統治最嚴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死刑剝奪的是人之最寶貴的權利——生命權。因此人類在適用死刑的過程中，隨著對死刑認識的不斷深化，死刑是否正當受

到了懷疑，在200多年前終于受到了西方有識之士的反對和討伐，從而引發了一場延續了數百年的死刑存廢之爭。至今死刑到底是應該存置還是應當廢除仍無最終定論。好范文版權所有

我國歷來是一個死刑大國，在97年修改后的刑法典中依舊保持了68個死刑罪名。死刑在司法實踐方面也常常得到司法者的青睞。但是隨著世界人權觀念的普及和各國對于死刑制度的持續聲討，我國學者對死刑制度也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很多學者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觀點，國內要求減少死刑甚至廢除死刑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本文將從西方死刑存廢之爭開始來探討我國死刑制度的命運，同時提出筆者對于死刑制度將來走勢的個人見解,認為在我國現階段，死刑不應廢除。

關鍵詞：死刑廢除存置

目錄

一、死刑制度概述……

31、死刑的歷史演進……

32、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理論觀點……

5（1）、死刑廢除論……

5（2）、死刑存置論……6

二、中國刑法應保留死刑……71、中國《刑法》關于死刑的立法介紹……72、中國不應廢除死刑的理由……8

（1）從物質條件看我國死刑制度……8

（2）從人文背景看我國死刑制度……9

（3）從現階段國情看保留死刑的理由……10

參考文獻……1

2關于中國死刑命運的思考

一、死刑制度概述

1、死刑的歷史演進

死刑是剝奪罪犯生命的刑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實行酷刑制度，死刑被廣泛應用。在所有刑罰中，死刑是最早出現的，歷史上古老的刑罰。在古羅馬，死刑的適用范圍十分廣泛，而且十分殘酷。《漢謨拉比法典》共有282條，其中死刑就有36條。而在中國，從法律出現初起便有了死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斧鉞”、株邊、夷三族（父、母、妻族）到夷五族同與以上親，五福以內。夏刑有三千，大群（死刑）有五百條，商承襲了夏的傳統，：炮烙、醢、脯、剖心、族誅。而到了中世紀，統治者不會任意判處死刑，每次的判決，都要依據法律，但這并非絕對，就當時來說，死刑仍是一種經常適用的刑罰，種類很多，程度殘酷，在英國：對于背叛國王的犯罪處以死刑，方式有絞刑、肢解、四裂（類似于中國的五馬分尸，此刑對男子而言；而對女子而言則是夢刑）。亨利二世時期，有幾種罪化分為特殊罪：暗殺、軍隊的劫掠、放火、偽造貨幣者均處以死刑，到英國政治革命時，應處以死刑的罪名有240種，即使在“光榮革命”之后，應以死刑的仍有140種之多，而實際上被處以死刑的人更多。在德國：以習慣法為主的日爾曼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典，當時的死刑有四種：絞、斬、夢、車裂。在《加洛林納法典》中體現了輕罪重刑，如：對于夜間的偷竊，男子處以絞刑，女子處以溺刑，就查理五世在位來說，處以死刑的人就達十萬人。而法國：在大革命前，死刑的犯罪有115種，還存在法外的執行，如1610年，有一人刺殺皇帝，身體被傲在斷頭臺上，在俄國：17世紀，死刑包括兩大類：普通死刑和特種死刑。普通死刑有：斬、絞、溺，特種死刑有焚刑、治理用熔化的金屬灌入咽喉、車裂、在之后，刑罰則越來越殘酷。而在歷史悠久的中國，秦朝有五種死刑：車裂、腰斬、梟首、石桀、棄市。在歷史記載的還有更多，如，《漢書刑法志》援引《左昭公六年》：“固有亂放，而作九刑”。韋照注：“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樸也”。杜佑《通典》稱九刑以墨

一、劓二、三、宮

四、大辟

五、又流

六、贖

七、鞭

八、樸九。然而自唐宋以后，死刑變得輕微化，在律里，還存在律處之刑，一般為“斬”、“絞”第三種為凌遲一此為法外之刑，用于懲治十惡不赦的人。【1】

廢除死刑已成為當今世界的共同趨勢。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徹底廢除死刑的國家達78個，事實上廢除死刑的國家達37個，僅對普通犯罪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有10個。與之相比，目前僅71個國家仍保留死刑【2】。但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廢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滿了曲折和坎坷：前蘇聯三次廢除死刑又三次恢復，菲律賓、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現了死刑反復存廢的問題。死刑存廢的反復暗示著“死刑保留論”頑強的生命力。

2、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理論觀點

（1）、死刑廢除論

廢除死刑的觀點最早可源于16世紀英國學者托馬斯·莫爾，但是莫爾對死刑的質疑并未得到人們的關注，而與此同時，基于原始教義而由基督教提出的死刑廢除觀點亦未引起多大的反響。直到1764年貝卡里亞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的面市，才引出一場死刑是存是廢這個延續了幾百年的疑問。

作為西方歷史上公認的最早對死刑提出系統的廢除觀點的學者，貝卡里亞是在天賦人權與社會契約論等古典自然法的基礎上，論證死刑的非正義性和不必要性，從而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

貝卡里亞指出：人們可以憑借怎樣的權利來

殺死自己的同類呢？這當然不是造就君權和法律的那種權利。君權和法律，它們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總合，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誰愿意把自己的生死予奪大權奉予別人操使呢？每個人在對自己做出最小犧牲時，怎么會把冠于一切財富之首的生命也搭進去呢？如果說這已成為事實的話，它同人無權自殺的原則怎么協調呢？要是他可以把這種權利交給他人或者交給整個社會，他豈不本來就應該有這種權利嗎？【3】他認為，國家沒有判處一個公民死刑的權力，因為在最初訂立社會契約的時候，人們僅僅把自己一份盡量少的自由交給了當局，這份盡量少的自由中當然的不包括處置自己生命的生殺予奪的大權了。從而論證死刑的非公正性。

（2）、死刑存置論

死刑已經運用了上千年之久，在其產生和運用的前期，“殺人者死”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根本無須對死刑的正當性進行論證，因此并沒有什么死刑正當性理論的存在。當死刑廢除論產生后，才有學者對死刑的正當性進行研究。由此，伴隨著死刑廢除論的出現，死刑存置論也出現了。

康德是一位死刑存置論者，他主張刑罰等量報應，因此基于報應主義，康德為死刑存在的正當性作了有力的辯護。康德指出：謀殺人者必須處死，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什么法律的替代品或者代替物能夠用它們的增或減來滿足正義的原則。沒有類似生命的東西，也不能在生命之間進行比較，不管如何痛苦，只有死。因此，在謀殺罪和謀殺的報復之間沒有平等問題，只有依法對犯人執行死刑……甚至假定有一個公民社會，經過它所有成員的同意，決定解散這個社會，并假定這些人有住在一個海島上，決定彼此分開散居到世界各地，可是，如果監獄里還有最后一個謀殺犯，也應該處死他以后，才執行他們解散的決定。應該這樣做的原因是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認識到自己言行有應得的報應，也認識到不應該把有血債的人留給人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將被認為是參與了這次謀殺，是對正義的公開違犯。【4】因此，康德是個堅定的死刑存置論者，其主張死刑的理由就是現實的正義。

二、中國刑法應保留死刑

1、中國《刑法》關于死刑的立法介紹

刑事政策首先體現在立法上，死刑亦是如此。從原先79刑法的28個死刑罪名到97刑法的68個死刑罪名，正好反映了我國死刑政策的發展趨勢。“罪刑相當原則”作為我國刑法基本原則之一，強調“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依據，犯多大的罪就處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罪刑相當、罰當其罪。【5】1997年對《刑法》的后訂，從刑法立法上，體現了嚴格限制適用的精神，其主要體現在：

1、嚴格劃定了適用死刑對象的范圍。根據我國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所謂罪行極其嚴重，是指有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以及實施重大刑事犯罪行為致人重傷，死亡或者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后果或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等的犯罪，是否屬于情節特別嚴重，應當結合犯罪行為的性質，犯罪方法，手段的殘忍，殘酷及其惡劣的程度，犯罪所造成的后果，犯罪的主觀惡性以及前后的一貫表現，悔罪態度等綜合認定。可見，這體現了倫理正義的絕對觀念——“罪有應得”，同時，也體現了國民的確信，也使國民從思想上能接受，而不至于違背法律中的大眾原則。

此外，為了體現對未成年人，懷孕婦女的特殊保護，貫穿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刑法第49條還規定，下列人員不能適用死刑包括死刑緩期2年執行：（1）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1997年10月1日起實施，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的說明中，大家同意將未滿18周歲的未成人犯罪的最高刑由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改為無期徒行。（2）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審判的時候懷孕不僅指在法院的審理階段懷孕它應理解為從羈押受到具體執行的整個刑事訴訟階段，在整個刑事訴訟中已不孕的婦女，都不能適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8月4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0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對懷孕婦女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審判時是否適用死刑問題的批復》：“懷孕婦女因涉嫌犯罪在羈押期間自然流產后又因同一事實被起訴，交付審判的應當視為‘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依法不適用死刑”。這也進一步體現了我國刑法的人道主義精神，使國民更加相信法律，相信法律的公正法。

2、嚴格了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

3、完善了死刑緩期2年執行的制度，死刑緩期2年執行，簡稱死緩，并非一種刑罰方法，而是死刑這種最為嚴厲的刑罰的一種執行方式。屬于我國獨立創造，其目的就是嚴格限制死刑的實際適用。【6】以上可看出我國《刑法》中對死刑的適用是謹慎的，合理的。好范文版權所有

2、中國不應廢除死刑的理由

(1)從物質條件看我國死刑制度

我國《憲法》在序言中已經指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物質基礎的滯后，人們對于財產關系、經濟秩序看的十分重，以至財產關系、經濟秩序與生命之間的差距相對較小，甚至大于生命價值。也正是如此，人們對于經濟犯罪的評價更為的接近甚至超越了侵犯生命類犯罪。而在這樣的價值觀引導下，對一些財產型犯罪、貪利型犯罪像人身型犯罪一樣被處以死刑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另外勞動力的過剩也是導致我國對生命價值的相對輕視。人便是生產力的基礎，但我國現階段，生產力供大于求，因此也不可能出現廢除死刑來保護生產力的狀況。因此我國目前缺乏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

(2)從人文背景看我國死刑制度

從國外死刑的廢除歷史看，死刑的廢除需要一定思想基礎。基于死刑的價值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死刑不人道是死刑廢除最為合理的立論，但是死刑不人道的并未成為我國民眾的一個基本認識，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是我國缺乏類似西方啟蒙運動那樣的權利思想宣揚運動。“自由、民主、博愛”為西方啟蒙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廣為當時民眾的認可，在這些權利思想的引導下，人道性也必定受到人們的重視，最終才引發西方的死刑存廢之爭。但從我國的歷史看，我國從未接受過類似啟蒙運動的思想傳播，反而數千年的封建思想禁錮著人類的文明思想，一些原始的思維如“殺人者死”“以牙還牙”等等思想長期的在社會中得到宣揚。現實中，人的權利、尊嚴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生命并非是至高無上，人們一談到死刑廢除就以犯罪率高等因素進行反駁，生命價值的保護并沒有真實的得到承認。另外數千年的非文明思想觀念源遠流長，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改變的。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我國現階段也不具有廢除死刑的人文思想基礎。

（3）從現階段國情看保留死刑的理由

保留死刑而堅持少殺、慎殺，反對多殺、錯殺，這應是現階段我國對于死刑運用的基本政策。這也是根據毛澤東死刑思想確立的。毛澤東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殺人要少，但是決不廢除死刑。”b、“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c、“判處死刑一般經過群眾，并使民主人士與聞。”d、提出死刑緩期執行制度。這是建國之初新中國領導人根據歷史和現實作出的冷靜而正確的抉擇。這一思想的產生和確立同當時的歷史現實有著必然的聯系。建國之初，各種矛盾相當尖銳，為鞏固新生的民主政權，必須嚴厲打擊各種嚴重的犯罪活動，保留死刑是一種必然，事實上在當時也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是又必須堅持少殺、慎殺，以確保死刑的正確適用，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為社會主義服務。建國五十多年來我國基本堅持了這一基本思想，這是因為：首先從歷史的角度講，我國具有重刑傳統，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形成了“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律體系，尤為強調死刑的懲戒和震懾作用。歷史與現實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的，廢除死刑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同時，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屬于中國文化一部分的報應觀念仍具有相當影響力。廣大民眾對嚴重的刑事犯罪有著強烈的報應觀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死刑的安撫、平息作用在一定時期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從現實的角度講，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危害國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經濟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社會治安形勢依然比較嚴重，犯罪呈現國際化、暴力化、智能化的走勢，保留死刑有利于懲治這些犯罪，從而維護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保留死刑也有利于我國刑罰目的的實現。死刑的懲罰、威懾、預防和安撫作用，對實現刑罰目的有著重要意義，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

第二篇：對中國死刑制度的思考

內容摘要：中國的死刑問題，歷來就是一個敏感而復雜的問題，死刑的多寡與存廢、野蠻與文明、殘酷與人道，所涉及的遠不只是個法律問題，更不單純是個刑法問題。死刑政策、死刑制度、死刑觀念、死刑的理論與實踐，蘊含著一個國家深刻的文化背景，體現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生命價值的認知態度。本文試圖對我國的死刑問題作一深層次的反思和探討。以期國人能對死刑問題有一全面的、深刻的、正確的認識。關鍵詞：死刑立法存廢死刑是剝奪人生命的刑罰方法，包括立即執行與緩期二年執行兩種情況。由于死刑的內容是剝奪犯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最寶貴的、剝奪后不可能恢復的價值，死刑即成為刑罰體系中最為嚴厲的刑罰方法，故被稱為極刑。

一、歷史的回顧作為一種最古老的刑罰方法，死刑的歷史幾乎可以和人類的法律史一樣久遠。中國歷史上死刑名目之多、執行方法之殘、死刑范圍之廣、受刑人數之眾，則為世界各國所罕見。從古至今，死刑之名和死刑之法有：誅、族、戮、夷、焚、烹、炮烙、腰斬、生埋、定殺、沉淵、梟首、棄市、凌遲、具五刑、絞、槍殺等三十余種。歷代統治者雖然無不標榜儒家的“仁義道德”，高唱“德主刑輔”的贊歌，而實行的卻是血淋淋的暴政。在推行暴政、踐踏人權、窒息真理、扼殺民主的專制主義統治中，死刑的作用被一再強化，以致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一部中國死刑的發展史，對于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一部難以忘卻又不堪回首的沉重歷史畫卷。這一畫卷所展示的不僅僅是一種刑罰制度和刑罰死刑的歷史軌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社會由愚昧走向文明、由專制趨向民主的艱難歷程。

二、新中國的死刑立法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年刑法典頒布時始至1981年我國第一部單行刑法頒布之前。1979年刑法將死刑作為一個獨立的刑種規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規定了許多限制其適用的條件。體現在：（1）死刑適用罪種上，規定只能適用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2）死刑適用對象上，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使用死刑。已滿16歲不滿18歲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3）死刑適用程序上，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4）規定了死緩制度，它的設立可以說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貢獻。用今天的眼光來考察，1979年刑法對待死刑的態度比較適中，規定了比較全的死刑限制條件。但是，還有某些地方不夠理想。主要表現在：（1）對未成年人適用死刑的問題上規定有矛盾之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也是死刑的一種，對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緩的刑種。（2）死刑適用的具體章數和罪名相對較多。1979年刑法分則總共就有8章，規定可以判處死刑的就有4章，占總章數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總共只有114個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數量的統計難以有一個精確的數字），判處死刑的有28個，占罪名總數的25％。一部有一半分則章節極25％的罪名的刑法典，這個比例應該說是驚人的高。刑罰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現端倪。第二階段是從1981年第一部單行刑法頒布時至1997年刑法出臺之前。自從1981年頒布了我國第一部單行刑法——《關于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訂以前，立法機關總共頒布了23個單行刑法，增加的可判處死刑的犯罪已達46種，從1981年到1991年十年間，平均每年增加4.2個死罪，這23個單行刑法使我國的死刑立法朝著更嚴厲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主要表現在：（1）死刑適用程序放寬。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組織法》對死刑核準權作了重大修改，將部分死刑案件的核準權下放到高級人民法院。（2）出現了以死刑作為絕對確定刑的法定死刑條款。如1991年《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第一條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第二條規定的綁架婦女、兒童罪，綁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適用死刑的章數和罪名明顯增多。隨著23個單行刑法的陸續頒布，適用死刑的章數由1979年刑法的4章擴大到6章，增加了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和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單行刑法對46個罪名規定可以適用死刑，從而這一時期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數達到74個，占罪名總數的26％。總之，這一階段的死刑立法急劇膨脹，死刑的適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體現的刑罰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現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險趨勢。第三階段是1997年刑法出臺至今。1997年刑法對舊刑法中的有關死刑犯罪的規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適用死刑犯罪的規定，將1997年刑法規定的死刑只適用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修改為“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適用對象的規定，刪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滿16歲不滿18歲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規定。（3）修改了死緩變更條件。1997年刑法將死緩減刑條件由1979年刑法規定的死緩確有悔改或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修改為沒有故意犯罪，將死緩期滿立即執行的條件由抗拒改造情節惡劣變更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則罪名適用死刑的條件，一是提升死刑適用條件，如故意傷害罪、貪污罪、受賄罪；二是明確了死刑適用的標準，如盜竊罪、強奸罪、搶劫罪、集資詐騙罪、金融票據詐騙罪和信用卡詐騙罪。（5）死刑罪名比例發生變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個，與以前的74個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這種變化純屬形式上的變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實際減少。總體來說，1997年刑法的實質死刑罪名數與舊刑法基本一致，純粹量的減少是立法技術的變化所致，在實質上并無大的變化。仔細研究1997刑法關于死刑立法的修改變化，充分體現出其主導方向是限制死刑：（1）對死刑適用對象的修改，徹底實現了對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國際社會上的通行做法。（2）對死緩變更條件的修改，大大縮小了死刑的實際適用范圍。與確有悔改或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的減刑條件相比，1997年刑法規定的沒有故意犯罪的死緩減刑條件無疑寬松的多。（3）對分則罪名適用條件的修改，也縮小了死刑的實際適用范圍。如故意傷害罪和盜竊罪兩種常見多發犯罪，以往他們判處死刑的條件較松，因而其在整個死刑案件中占相當高的比例，多數中級法院審理的因盜竊幾輛摩托車、幾輛汽車而判處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雖未能廢除它們的死刑，但是通過嚴格限制這兩種罪的死刑適用條件，大幅度的減少了死刑適用范圍。強奸罪、搶劫罪亦然。（4）摒棄了死刑化與犯罪化同步進行的既往做法。雖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數在實質上并沒有減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個罪名的情況下，已經很不容易了。沒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態度，并徹底扭轉了死刑立法的進一步擴張的趨勢。

三、《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我國死刑制度的影響1998年10月5日，我國簽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權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該公約的簽署，充分說明了中國愿意與世界各國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就人權這個敏感的話題開展合作與對話，為促進人權事業的發展而不斷努力。《公約》第6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人的生命權”。第2款規定：“本條約的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公約》并沒有明文規定其所有的締約國現階段必須一律廢除死刑，但是，縱觀第6條的規定，無不蘊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廢除死刑的目標，而不僅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況下限制其適用。我國1997年刑法在總則和分則方面對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嚴格的限制，如進一步明確了死刑的條件，放寬了死緩減刑的條件、明確了一些分則條文適用死刑的標準，這是我國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過對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現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與《公約》對待死刑的基本立場是相一致的，《公約》設定的絕大多數死刑國際準則我國都得到了遵行。《公約》所要求的是一條漸進式的死刑廢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締約國都應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抑制死刑，通過一步步的限制，最終消滅死刑。我國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著限制并逐步消滅死刑的目標前進而不是相反。但是，在《公約》嚴格的監督機制之下來看我國現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們還不能太樂觀具體分析現行刑法的死刑立法，還有許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準權問題突出。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死刑核準權應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在中國歷史上，死刑歷來是由最高司法當局掌握的。封建統治者深知濫施刑罰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而鼓吹“恤刑慎殺”，并且采取各種措施，如“三復奏”、“五復奏”，“三司推事”、“九卿會審”、“朝審”、“秋審”，力避死刑案件出現差錯。從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對死刑適用的情況來看，各國對死刑的適用都十分重視，死刑案件的最終確認權一般都是歸屬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準權存在矛盾和沖突。1983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2條修改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殺人、強奸、搶劫、爆炸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得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行使”。隨后，最高人民法院將殺人、強奸、搶劫、爆炸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授予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行使，后來又將毒品犯罪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授予毒品犯罪嚴重的幾個省高級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2條的規定，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訴訟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后者的效力應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組織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訴訟法的公布在后，新法應當優于舊法。第三，死緩執行的規定還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規定，死緩的執行“可由高級人民法院判決或核準”。死緩是死刑的一種執行方式，不是一個獨立的刑種，而刑法已經規定死刑的核準權屬最高人民法院，死緩的執行似乎不應例外。因而，為了更好的履行《公約》規定的死刑適用的國際準則，我們應該及時修改相關規定，將死刑核準權統一收歸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適用死刑罪名過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學者即對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是否應該設置死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不少學者主張廢除這類犯罪的死刑，廣泛適用罰金刑、財產刑等刑種。⑵學者們進一步指出，現階段如果不能做到廢除死刑，至少應該減少經濟和財產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不但未能做到減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這可以說是我國死刑設置上的一個最需檢討之處。以經濟犯罪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個死刑罪名即貪污罪，隨后的單行刑法中增加到14個（它們分別是走私罪，投機倒把罪，販毒罪，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偽造貨幣罪，集資詐騙罪，金融票據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偽造或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受賄罪，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個（它們是走私武器、彈藥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幣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制品罪，偽造貨幣罪，票據詐騙罪，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集資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用于騙取出口推稅、折扣稅款發票罪，走私、運輸、制造毒品罪，受賄罪，貪污罪）。在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中設置過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和死刑的適用條件。對經濟犯罪和財產犯罪適用死刑雖然能取得有限的預防、威懾效果，但社會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允許國家對經濟犯罪適用死刑，將為社會樹立國家為了經濟利益可以合法的殺人的壞榜樣，貶低人的生命價值，瓦解人的生命尊嚴至高無上的觀念；同時也會窒息寬松、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削弱市場活動主體的積極性，制約市場經濟的發展。⑷這種無形的社會代價和有形的經濟代價，將遠遠超過適用死刑可能產生的一時的、有限的預防、威懾作用。

（三）新刑法關于死刑絕對法定刑的規定有欠妥之處。第一，刑法總則部分關于死刑適用對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則部分絕對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第121條規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嚴重破壞的，處死刑。第239條規定：（綁架罪）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如果不滿18周歲的人或者懷孕的婦女實施了刑法第121條、第239條所規定的必須判處死刑的行為，法官又該如何審判？第二，絕對法定刑的設置有悖于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大千世界，各類案件林林總總，不勝枚舉，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這樣那樣的情形，在處理案件中應該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方能實現刑法的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劫持航空器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嚴重破壞的”，和“綁架罪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的行為固然可恨，但不論具體情節就規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緩沖，生死之界限，理應慎重。

（四）沒有規定死刑犯的赦免權。《公約》第6條第4款規定：任何被判處死刑的人應有權要求赦免或減刑，對一切判處死刑的案件均得給予大赦、特赦或減刑。可見，要求赦免或減刑，是《公約》規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權。為盡快和國際社會接軌，減少國際上對中國人權問題過多的責難，刑法應將要求赦免或減刑規定為執行死刑前的最后一個程序。我國規定了死刑減刑制度，即死緩制度，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死刑執行制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贊賞。但是，我國刑法沒有規定死刑赦免制度。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僅是因為《公約》規定了死刑犯無條件要求赦免權，而且還有以下好處：第一，可以增設一道防止錯殺的防線。我國法律規定的死刑復核制度，與古代的“三復奏”、“五復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設死刑赦免制度，能進一步貫徹我國“慎刑”政策。第二，我國審判制度與大多數國家一樣，采用合議制進行評議，而且是采用多數票決定的方法，對沒能全票通過處以死刑的案件規定死刑犯赦免請求權，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糾錯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體規定，可以在現行刑法特赦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完善。

四、對死刑制度的評價剝奪生命和心理威懾，是死刑所固有的兩大主要功能。前者意味著用簡單、最經濟的辦法，從肉體上消滅犯罪人，徹底鏟除重新犯罪條件；后者則意味著用執行死刑所產生的恐怖效應，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自從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提出廢除死刑的主張以來，對于死刑的評價已經爭論了200多年。人們大多是圍繞人的生命價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是否違憲、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是否助長人們的殘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罰目的、是否容易錯判、是否容易改正、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等方面評價死刑的。其中一部分人得出應當保留死刑的結論，一部分人得出應當廢除死刑的結論。⑸可以肯定的是，廢除死刑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因為社會的發展決定了刑罰的懲罰性由重到輕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保留死刑與廢除死刑之爭，實際上是應當何時廢除死刑之爭。我國新舊刑法都規定了死刑，刑法理論也贊成現在保留死刑、暫時不廢除死刑。因為在現階段，手段極為殘忍、方法極為野蠻、后果極為嚴重的犯罪還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氣焰相當囂張、屢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這些極為嚴重的犯罪，保衛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保護公民法益；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形勢明顯好轉，但社會治安狀況沒有根本好轉，不安定因素還大量存在，保留死刑有利于警戒社會上的某些不穩定分子以身試法；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人們傳統的生命價值觀念、法律觀念要求保留死刑，符合社會心理的需要。國外確實有一些國家廢除了死刑，但離開中國的國情盲目照搬國外廢除死刑的做法，并不可取。對死刑的評價不能離開本國國情。我們既不能立足中國的國情指責他國廢除死刑，也沒有必要因為有人立足他國國情或假借人權之名指責我國保留死刑，便對保留死刑產生抵觸感或不安感。但是，保留死刑決不意味著可以濫殺、錯殺。堅持少殺、防止錯殺同樣既是國家一貫的死刑政策，也是人們的共識。因為我國對犯罪人一貫采取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的方針，大量適用死刑違背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我國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以至最后消滅犯罪，而不是簡單的從肉體上消滅犯罪；死刑的大量適用，不利于尊重人的生命、人權保障等價值觀念的形成和增強；犯罪現象錯綜復雜，犯罪原因多種多樣，大量適用死刑并不能充分抑止各種犯罪；死刑存在消極作用，過多的適用死刑會引起惡性案件的增加。孟德斯鳩講過：“在俄羅斯搶劫和殺人的刑罰是一樣的，所以搶劫者經常殺人。他們說：死人是什么也不說的。”孟氏的話雖不是醒世警語，但也值得我們深長思之。如果對具有從寬處罰情節的故意殺人犯一律判處死刑，那么某個人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殺人后，他便成為“自由人”，因而往往連續殺人。另外，由于死刑是剝奪人的生命的刑罰，生命一經剝奪便不可能恢復，故必須杜絕錯殺，而少殺、慎殺也有利于防止錯殺。從廢除死刑的道路上來說，一般是先減少死刑條款，減少死刑的執行，最后從法律上與實際執行上完全廢除死刑。現階段，廢除死刑雖不可能，但是改進死刑立法，嚴格死刑適用各項條件，減少死刑罪名，進一步限制死刑的適用，則是我們應當而且能夠做到的。注釋：⑴參見朱建華：《論死刑核準權規定的法律沖突》，《現代法學》1999年第1期⑵參見梁根林、張文：《對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理性思考》，《法學研究》1997年第1期；趙秉志等：《中國刑法修改若干問題研究》，《法學研究》1996年第5期⑶儲槐植：《刑罰現代化：刑法修改的價值定向》，《法學研究》1997年第1期⑷參見梁根林、張文：《對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思考》，《我國當前經濟犯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⑸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趙芙蓉

第三篇：淺論中國死刑的存廢問題

淺論現階段中國死刑的存廢問題

摘要：關于死刑存廢的討論在國內外一直都是備受關注的話題。死刑在適用了幾千年后，人類對死刑的正當性及其作用產生了懷疑，自從廢除死刑的主張提出后，世界上許多國家逐漸在事實上廢除了死刑。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爭論主要在三個方面，即是否公正、是否能預防犯罪和是否符合人道主義。但若談論中國死刑存廢問題，就不能僅僅從三個爭議來看待，更主要的是立足中國國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本文從問題爭議、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國情出發，綜合分析后認為中國現階段不能廢除死刑。

關鍵詞：死刑廢除爭議國情歷史文化

一、中國死刑來源及國內外死刑廢除概況

（一）中國死刑的歷史沿革

中國的死刑歷史一般認為是從夏朝開始。商朝的刑法規定已經比較完備了，這就是所謂的“刑名從商”，刑法還不光是針對個人，比如株連“三族”、“九族”等。直到三國魏晉時期，中國的死刑執行方法才從繁雜規范為“絞刑”和“斬刑”兩種，這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文明的。秦漢時期，地方官就可以判決死刑并執行了，但后來中國出現了死刑的付奏制度，死刑必須向中央上報，并得到皇帝的正式認可之后方可執行。清朝把死刑分為“立決”和“緩決”兩種，相當于現在的緩刑制度，由于中國人傳統的氏族觀念認為血緣承繼非常重要，因此法典上規定，一個家族的唯一成年男性犯罪后是可以法外開恩、免除死刑的。進入近代，受時代影響，我國的死刑也從重刑主義走向輕刑主義，死刑的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我黨確定了我國“決不廢除死刑，但要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

（二）國內外死刑廢除概況

自從1764年，意大利人貝卡里亞明確提出廢除死刑的主張以來，世界范圍內廢除死刑的運動從未停止過，到了21世紀，更是方興未艾。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徹底廢除死刑的國家達78個，事實上廢除死刑的國家達37個，僅對普通犯罪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有10個。與之相比，目前僅中東、北非和亞洲的71個國家仍保留死刑。貝卡利亞曾經說過：“死刑?不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它為人們提出了殘忍的榜樣。”我國對死刑在理論上的共識是減少死刑而非廢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堅持少殺、慎殺，反對多殺、錯殺，是我國的基本態度。我國

現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對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礎完成的，雖然1997年《刑法》作了許多改進，但直到現在中國每年被判死刑的人數為世界之最，占據世界每年被判死刑總人數的大部分，這與人口同中國差不多的印度形成鮮明對比。

關于死刑的存廢的談論一直是熱點問題，隨著世界的發展，廢除死刑成為一種潮流，國內外也就此展開了許多討論，目前爭論的焦點主要是三個方面。即是否公正、是否能預防犯罪和是否符合人道主義。但死刑的存廢對于中國而言需要考慮很多因素，還得聯系的中國的具體國情。本文認為死刑在中國還不能夠廢除。

二、中國不宜廢除死刑的原因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死刑也有著很長的歷史，對于中國死刑的存廢也是眾說紛紜，本文從三個方面來討論為什么中國現階段不能廢除死刑。

(一)從問題爭議的三個方面來說

① 死刑與廢除死刑的公正性比較。

公正關系到價值判斷，首先，堅持廢除死刑的人認為刑罰的公正體現在與罪刑相適應，而沒有規定什么樣的犯罪要求判處死刑。他們認為，即使不存在死刑，比死刑輕的刑罰適用于最嚴重的犯罪就是公平的。對于這樣的觀點我不是完全贊同的，因為死刑廢除者也不否認遇到最嚴重的犯罪時死刑是最公正的，而沒有證據能證明比死刑輕的刑罰適用于最嚴重的犯罪是不是就是公平的。其次，廢除死刑后，在面對最嚴重的犯罪時，制定什么樣的刑法采取什么樣強有力的措施來代替死刑就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要權衡各種利益，如何對各種犯罪進行性質上和懲罰程度上的區別并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這樣相對死刑而言，在制定刑法方面難免出現不公正的現象。再次，在實施刑法方面，也會出現不公正的現象。當犯人在定刑階段，會不會出現執法人員受賄等現象而影響公正性判斷呢？答案很明顯，沒哪個國家能完全杜絕這種現象的產生。而死刑較廢除死刑而言就顯得更公正，因為有明確的，社會公認的，符合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利益的法律條文監督，如果執法人員犯錯會受到社會的監督甚至指責，因此死刑會顯得更公正。另外，在犯人服刑期間，如果沒有死刑的存在，那么服刑人員表現好的話，監獄工作人員在獎勵或減刑的標準實施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公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廢除死刑的公正性，而如果有死刑的存在，一個人被判處死刑后就可以避免類似問題的出現。綜上所述，死刑較廢除死刑更具公正性。

② 死刑與廢除死刑的預防犯罪效果比較。

死刑與廢除死刑能否預防犯罪關鍵是看其是否具有強大的威懾力。死刑是 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又稱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罰體系中最重的一種，因而又稱極性。死刑是憑借從肉體上消滅犯罪分子的手段來懲罰犯罪并防衛社會的刑罰手段，是人類歷史中應用最久的刑罰。死刑不僅在肉體上消滅犯罪，還從精神上對其他人造成懼怕，從而不敢實施犯罪。“趨利避害”是人們衡量利弊得失時的本能反應和選擇，因此死刑對可能犯罪的人具有巨大的威懾作用。當然贊同廢除死刑的人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死刑的存在不可能起到預防犯罪的效果，并舉證當今社會有死刑，但暴力犯罪仍然沒有顯著下降，因此死刑不具有預防犯罪的效果。其實從歷史發展來看，死刑的威懾力是很大的。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死刑是非常殘酷的，比如凌遲、腰斬、宮刑、車裂等。而像諸連九族、連坐等刑法更是將刑罰的威懾力發揮到極點。到了現代，死刑進行了進化和改進，中國有些地方已經采用注射死刑的方式。但不可否認的是，死刑的巨大威懾力是短時間內無法替代的。而廢除死刑后的國家，其威懾力能否預防犯罪也是不可而知的。因此本文認為死刑較廢除死刑有更大威懾力，在預防犯罪方面有這積極作用。

③ 死刑與廢除死刑在人道主義方面比較

堅持廢除死刑的人往往把人道主義當做武器。的確死刑以剝奪人的生命為內容，在人的權利系統中，生命權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正由于生命是人所以成其為人的唯一標志，生命的喪失意味著對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對生命權的剝奪構成對人本身的基本權利的剝奪與對人自身的否定。由此，他們必然得出死刑不符合刑罰的人道性的規定的結論，另外他們也贊同死刑剝奪了人生命以外的其他權利。這種觀點有很大的正確性，但如果從罪犯和受害人兩個方面來看，又具有一點不合理性。人并不是單獨存在的，都是處在與他人的密切聯系中。而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也是在與他人的聯系中形成的各種價值，當離開了聯系，人的價值便沒有意義。如果一個人為了自己的價值而損害他人或者社會的利益，犯下極其嚴重的罪行的時候，對他們談人道主義是不是對受害者太殘忍了么？其實關于死刑的存廢不應該將人道主義作為考慮的主要因素，因為有關價值等主觀因素無法用統一度量來衡量。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廢除死刑才是不人道的，因為這樣做恰恰貶低了犯罪所侵害的個人權益或社會利益的價值。

雖然以上三個方面的談論對死刑存廢有著重要參考價值，并不是中國死刑存廢的根本原因。

〔二〕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看

首先，傳統的正義是非觀念在我國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殺人者死之類的報應觀念源遠流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社會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死刑的廢止起著強烈的阻卻作用。“對罪犯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一觀念目前仍深入人心，保留死刑在中國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對于一些動機惡劣、手段殘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眾會認為其“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民意雖然不能成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無視民意的存在，否則法律便

不能得到民眾的尊重和認同，從而有喪失公正性的危險。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歷代統治者推行嚴刑峻罰，以達到治國平天下、遏制犯罪的目的。在統治者長期的強化下，也使民眾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強烈的“殺人償命”的報應復仇的意識，甚至“殺人償命”是至今還流行的觀念。前面說過死刑出現在奴隸社會時期，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對于這個經歷過幾個不同社會形態的事物要想把它從歷史上抹去不是一帆風順，一朝一夕的的事情。

其次，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使得中國有著強烈的家庭觀念。談死刑的存廢，為什么要聯系到中國傳統的家庭家族觀念呢？中國古代有一種刑罰叫“株連九族”，就是一個人犯死罪，家族成員與其共同承擔刑事責任的刑罰制度。與其相似的還有一種刑罰叫“連坐”，即一人犯法，家庭鄰居等與犯罪者有一定關系的人都要連帶受罰。中國是一個家庭、家族和鄰里觀念比較強的國家，在古代如果一個人的親戚鄰里有人犯罪，那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到了現代，中國的家庭觀念得到延續，如果一個家庭中的成員犯了罪，不僅他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家庭成員也會被其他人瞧不起，而如果一個人犯了死罪，那么對于一個家庭而言，不僅僅是失去一個親人，在精神上的威懾力是巨大的。因此死刑才能更有效預防犯罪。而在歐美國家，家庭觀念相對較弱，死刑在預防犯罪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用其他罪行來代替死刑也是情理中的事。

綜上所述，中國殺人償命思想根深蒂固，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決定，中國廢除死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死刑在中國有著極強的威懾力。在預防犯罪方面，是其他刑罰暫時無法代替的。

(三)從中國現階段國情出發

① 中國還不具有廢除死刑的經濟條件。

首先，中國的經濟條件和物質文明還不允許立即廢除死刑。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雖然近幾年在改革開放的積極激勵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近幾年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犯罪案件也隨之增多，這對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利，在中國死刑中，經濟類案件占據了很大一部分，因因此必須要有強有力的刑罰制度來保障中國經濟運行。從目前中國現實來說，中國還不具備廢除死刑所應具備的物質文明，中國現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物質條件還很落后。在這種物質條件還很落后的情況下，生命價值同樣保持在一個與物質條件相對應的較低水平上，而物質文明提高后，抗制犯罪的物質條件大為改善，社會可以采取刑罰以外的條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但是中國目前物質水平低，人口眾多，死刑在這一前提下是最具效率的刑罰。其次，一項刑罰的執行需要很多執法人員和監管人員，如果廢除死刑后，中國需要大力加大對監獄的看管，對服刑人員的監督，這就需要加大財政投入，而廢除死刑后服刑人員創造的價值遠

遠小于投入。中國經濟不發達，雖然財政收入多但人均少，而且中國的教育、社會福利等也需要發展，如果廢除死刑后在這方面投入過大勢必會影響其他方面的投入，不利于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在現階段經濟條件不具備，物質文明不允許和社會穩定不允許的情況下，中國廢除死刑是不明智的。

② 中國還不具有廢除死刑的法制環境條件。

我國現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對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1997年《刑法》作了許多改進。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行法律已經滯后，不能與社會相適應。我國現在是世界上規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國家，我國刑法在42個條文中規定了69個死刑罪名，使我國成為世界上規定死刑最多的國家。并且也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每年被執行死刑人數是全球其他國家執行人數之和。任何事情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立即在全社會廢止死刑，全國范圍內的各層人民和司法機關必定會有所不適應，容易造成社會**，并且從人民網的民眾投票來看，有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廢除。所以中國還不具備廢除死刑的法制環境。

③ 中國還不具有廢除死刑的文化環境條件。

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發展非常迅速，但是教育程度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很 落后，尤其是在偏僻的地方，人們的素質和法制意識不強，加之國家在法律方面的宣傳力度不夠，導致許多人無意識犯了死刑，因此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死刑威懾力就更能預防犯罪。其次，民主建設的落后也決定了我國不具備廢除死刑的政治基礎。我國曾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史且未經過近代民主思潮洗禮的國家，封建意識的影響廣泛存在，不僅滲入普通公民的思想意識與生活之中，而且滲入到政治體制之中，從而出現權力的高度集中，在政治生活中國家權力至上、個人權威第一等現象，導致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處于相對落后狀態。雖然，我國正在建設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這種情況正在逐步改善，但不可否認，特權現象、人治現象依然存在。所以，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落后現狀決定了中國尚不具備廢除死刑的政治基礎。

三、文章總結

對于中國死刑的存廢討論，不能過多的借鑒外國的做法，必須聯系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實不管死刑存廢，只要一個刑罰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有利于國家穩定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是好的刑罰。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死刑制度也要進行改革，跟上時代的發展，比如從司法程序上進行嚴格控制、建立死刑的正當程序、增設死刑赦免制度、加大死緩的應用等。廢除死刑是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是民主法治的追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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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死刑限制論∕釗作俊著.—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1 ⑦ 死刑的文化史∕(德)賴德爾著.—北京： 三聯書店, 1992.12中國法制

第四篇：中國的大貪官為何沒有死刑

中國的大貪官為何沒有死刑

近幾天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案件受到社會廣泛關注。這也順便帶出來死刑存廢的話題。從我觀察，除非意外，這次劉志軍的案件看來似乎不會判處死刑。

死刑存廢在我國一直存在著很多爭論，這種爭論在法學界尤其熱烈，存廢雙方從各自角度去論證，其中主要觀點可以參見趙秉志教授主編的《外國刑法原理》一書。

站在歷史的角度，我希望廢除死刑。就如同我希望法治完善一樣。因為誰都無法否認，生命對一個人來說最為重要。但我反對廢除死刑從貪官開始。

國內很多專家在研究廢除死刑，國際上也有很多人在呼吁。這些研究以及呼吁確實發生了效果，其中很多貪污腐敗分子直接受益。我曾經在2008年對近千起腐敗案件進行過研究，發現從統計的案件看，從1996年至2008年的十二年間，受賄犯罪死刑的平均受賄金額約上漲了105倍。在統計分析的案件中：

1993年至1996年，因受賄而判死刑的4件，受賄金額在17萬至60余萬之間，平均受賄金額為40萬余；

1997年至1999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的4件，受賄金額在170余萬至520余萬之間，平均受賄金額為320萬余；

2000年至2002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的11件，受賄金額集中在500余萬至900余萬之間，另外受賄金額在200萬余至300萬余之間的有4起，受賄金額達4100余萬的1起，平均受賄金額在880余萬左右；

2003年至2005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的8件，受賄金額集中在500萬左右至3000萬之間，比較特殊的是河北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副廳長李友燦受賄4744萬余元，平均受賄金額1500萬余；

2006年至2008年，因受賄而判處死刑的4件，受賄金額在2200萬至1億之間，受賄金額較小的是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受賄649萬余，2007年判死刑，平均受賄金額在4200萬左右。

這些年來很多貪污很嚴重的官員也都沒有被判處死刑。但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人權不僅是死刑本身，人權的關鍵是公平公正。如果在一起修建大橋的工程中，負責修橋的政府官員受賄100萬元，而因為資金減少不得不偷工減料的修橋公司沒有按著要求的標準將橋建好，已經受賄的政府官員將有嚴重質量問題的大橋驗收合格。最后因為大橋垮塌導致幾十人從橋上掉下而失去生命，在一個還認為死刑是最嚴重刑罰的國家，是應該對這位受賄的官員處以死刑呢？還是應該處以輕一些的刑罰呢？我贊同處以死刑。

很多貪污腐敗的官員表面看來沒有直接傷及生命。但其實，腐敗的結果之一就是“豆腐渣”工程，就是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生命的不負責任，就是我們吃的食品、藥品、喝的水有質量問題；就是修的路、橋有質量問題；就是空氣污染嚴重而難以遏制；就是傷及更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國家想要糾正風氣，還想要保留死刑，那就要公平公正地適用死刑，不能出現“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的現象。

第五篇：死刑演講稿

《死刑與人權保障》演講稿

老師好，同學們好！今天我的演講題目是《死刑與人權保障》，以下是我的演講內容：

一.概說

死刑，作為人類最古老的刑罰，也是我國刑罰體系中最嚴厲的懲罰手段，至今已存續了數千年。從它的產生、發展并盛行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其存在是有生命力的——它以最強的威懾效果在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中獨樹一幟。

關于死刑的產生，我國學者大致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死刑在原始社會末期既已存在，如蔡樞衡在其《中國刑法世中》認為死刑產生于五帝時期，寧漢林在其《中國刑法通史》中認為死刑產生于虞舜時期。另一種觀點認為，死刑產生于奴隸社會，如高銘暄主編在《刑法學原理》中持此觀點。當然后一種是我國學界的通說。

布魯諾 奈德爾在《死刑的文化史》中對死刑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分析后說：“直至今日，死刑的最深刻的本質是活人祭祀這一點沒有改變——無論怎樣試圖將其納入理性體系，都是徒勞無益的。”

二.死刑存廢之探討

（一）死刑存廢之論證

關于死刑存廢觀點，本文先將文獻針對死刑存廢之正反不同的意見整理如下，大致上可以分為人道主義的觀點、刑罰目的、刑事司法及犯罪被害人的立場： 1．死刑存置論

綜觀死刑存置的論點，可以大致整理以下四點：

（1）人道主義的觀點。罪大惡極之人釋放出獄繼續危害社會，對于其它人亦是相當不人道。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亦不人道

（2）刑罰目的之觀點。支持死刑存置論主要在于，死刑基本上就是一種應報刑。（3）刑事司法的觀點。在責任刑法的原則之下，刑事訴訟程序以及證據制度的改革將可避免死刑之濫用。此外，誤判可以透過程序救濟來解決，產生誤判與死刑并無直接關聯，不論任何刑罰，都有可能產生誤判，且對于重大犯罪，只要精確的實踐追訴審判程序，謹守無罪推定與罪疑唯輕原則，經過多層的反復審查，應可將誤判降至最低[。

（4）從犯罪被害人的立場。被害人情感而言，受害者的親屬，面對加害人因為尊重生命的人權呼吁而受到法律保障，情何以堪。不論被害人或是被害家屬的正義情感被如何解讀，死刑所具有的應報功能與被害家屬情感之滿足，均為重要社會感受關鍵。2．死刑廢除論

針對死刑廢除論，文獻中有以下的看法：

（1）人道主義之觀點。死刑為野蠻、殘酷之刑罰，基于人性尊嚴與生命的絕對價值，國家并不具有賦予生命的權能，若允許國家執行死刑，將會助長輕視生命的風潮。

（2）刑罰目的之觀點。就刑罰目的之觀點，死刑并沒有達到一般預防的功能。從刑罰的特別預防功能來看，死刑存在并無意義。

（3）刑事司法之觀點。死刑宣告欠缺客觀標準，裁量未能盡合公平。死刑執行后，生命權即無法回復，如因誤判，將造成無辜者無救濟機會。酷刑與死刑應加以嚴格區分，況且，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亦相當不人道。死刑犯的處遇可以透過改革監獄制度或是矯治制度的方式來進行。

（4）從犯罪被害人的立場。死刑的存在或可滿足被害人報復心理，然而，對于被害人的賠償并無實益。若能改為長期的監禁，將加害人于監獄中之勞務收益賠償被害人，反對被害人家屬更有利。

三.死刑與國際人權保障

從20 世紀后半葉起，特別是近30 年來，廢除死刑的步伐明顯加快。截至 2011 年 5 月中旬，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已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廢除了死刑。這些最新的數字變化向我們傳達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即廢止死刑已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國際潮流和趨勢。在全球廢止死刑的進程中，國際組織發揮了突出的作用。1．《世界人權宣言》———國際組織簽署的第一個全球性國際人權文件

《宣言》第 3 條規定了基本生命權: “人人有生命、自由和個人安全的權利。”盡管對生命權的規定并不完整，但《宣言》應被視為支持生命權的基本宣言。《宣言》的法律地位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展，后來據此制定的一些國際公約權利規則逐漸演變成國際習慣法，成為有約束力的合法的國際規則，可以說《宣言》是當代人權的基石。

2．《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限制死刑適用、有法律約束力的人權公約

1966 年《權利公約》獲聯合國大會通過。至此，聯合國才真正為人權保護提供了有約束力的法律規范。《人權公約》對生命權作了界定，對死刑的適用作了限制。《權利公約》第 6條再一次重申《宣言》規定的基本內涵———生命權，保護生命權免受任意剝奪，尋求限制繼續使用死刑的國家對死刑的適用，并鼓勵最終廢止死刑。《權利公約》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

3．《旨在廢除死刑的 ＜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第二任擇議定書》——第一個號召世界范圍全面廢除死刑的國際公約

1989 年 12月，希望全面廢除死刑的國家最后成功地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旨在廢除死刑的 ＜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第二任擇議定書》。《第二議定書》是聯合國采取堅定立場建立國際標準，號召世界范圍內廢除死刑的結晶。聯合國安理會前南國際刑事法庭和盧旺達刑事法庭決定刑罰時，其審判自然受到《第二議定書》的影響，對被告排除了死刑的適用。

4．聯合國廢止死刑運動的最新發展

1984 年 12 月，根據《人權公約》，聯合國通過了《關于保障面臨死刑的人的權利的措施》，規定對適用死刑的限制以及對面臨死刑的人的權利的保護。盡管當時聯合國沒有在世界范圍內廢除死刑的行動，但是《保障措施》向保留死刑的國家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即國際組織承認，死刑是對人權的侵犯，需要予以規范和監控。

1997 年 4 月 3 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具有重要意義的《聯合國關于死刑的決議》。為了全面廢除死刑，該決議號召，所有未廢除死刑的國家應考慮延緩死刑的執行，未廢除死刑的國家應進一步控制可適用死刑的犯罪數量，保留死刑的國家應及時公開死刑執行情況。

2010年11 月 11 日，人權委員會第三次通過號召在世界范圍內中止死刑的決議，107個國家贊成、38個國家反對，36個國家棄權。這是繼 2007 年之后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三次表決中止世界范圍的死刑決議，與 2008 年的決議相比，該決議獲得更多國家的支持，確認了終止死刑適用的世界趨勢。

四.國際社會廢除死刑的現狀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后就有著關于死刑的廢除趨勢。1977年，16個國家廢除死刑。19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主化運動使廢除死刑國家的數量大幅提高。東歐劇變后，大量中歐和東歐國家為了進入歐盟而紛紛廢除死刑（歐盟要求其成員國廢除死刑）。在這些國家中，對死刑的公共支持雖各有訴求，但逐漸減少[35]現時歐洲就只有白俄羅斯一國保留死刑。另一方面，許多亞洲國家的死刑仍然有強烈的社會及民眾支持，死刑事務也很少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關注。特別是在一些非洲和中東國家，支持死刑的比例一直很高。現今有95國明確廢除死刑，9國規定只在特殊環境下執行死刑（比如戰爭），有35國雖然規定死刑但近10年內并無死刑執行案例。剩下58國仍然保留死刑[3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家在廢除死刑問題上有反復期。譬如美國曾經在1967年廢除死刑，但在1977年恢復。菲律賓，在1987年廢除死刑后，于1993年重新規定，但2006年再次廢除

五.中國死刑制度的現狀和趨勢

1.毛澤東對死刑立法的基本觀點

毛澤東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1).殺人要少，但是決不廢除死刑。(2).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

(3).判處死刑一般經過群眾，并使民主人士與聞。(4).提出死刑緩期執行制度

2.鄧小平關于死刑問題的基本觀點（1）.死刑保留論。（2）死刑功能論。（3）.死刑正當論。

（4）.強化死刑與慎用死刑相結合 3.1979年刑法的死刑立法

“保留死刑但嚴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

該法共分8章，總則和分則中都對死刑做出了規定。總則中，將死刑的適用條件限定在“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同時又規定“犯罪時未滿18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并將死刑核準權賦予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規定了死緩制度，以期減少實際執行死刑的數目。分則共用15個條文在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四類罪中規定了28個死刑罪名。

一是保留死刑。1979年刑法的起草過程中，30多個刑法草案中始終有死刑的規定；

二是嚴格限制死刑。

二、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刑法制定之前的死刑立法

（一）適用死刑的罪名大幅度增強，造成死刑的適用范圍急劇擴張。

（二）死刑復核程序等期限被簡化、縮短，導致死刑適用的程序性限制弱化。

（三）絕對適用死刑罪名的出現。4.1997年刑法生效之后的死刑立法

一是修改了死刑適用條件的基本規定，將1979年刑法的“罪大惡極”修改為“罪行極其嚴重”；

二是縮小了死刑適用對象的范圍，刪除了1979年刑法“已滿十六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規定，將不滿18周歲的犯罪人完全排除在死刑適用范圍之外；

三是放寬了死緩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條件，嚴格了死緩犯執行死刑的條件，將死緩減刑條件由1979年刑法的“確有悔改或者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降低為“沒有故意犯罪”，將死緩期滿立即執行死刑的條件由“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修改為“故意犯罪”。5.目前中國立法對死刑的限制

一、死刑作為相對確定的法定刑而存在在1997年刑法中，沒有絕對確定的法定刑，二、嚴格限制死刑案件的審判主體及其復核程序

三、規定了嚴格的死刑適用條件 其一，1997年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其二，1997年刑法刪除了1979年刑法關于對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可適用死緩的規定。其三，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即使屬于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也不能適用死刑，四、放寬了死緩減為無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條件

1979年刑法第46條將死緩減刑條件規定為確有悔改或者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

五、死刑不適用于具有某些情節的罪犯

依照刑法規定，凡具有總則規定的從輕、減輕情節，便應當或者可以判處較輕的刑罰而不判處死刑。這可以分為應該不判處死刑的情節和可以不判處死刑的情節。這類應當從輕的情節包括:已滿14周歲不滿18周歲的人犯罪、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犯罪中止以及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與脅從犯。

六.總結

第一，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贊成廢止死刑和保留死刑都是基于保護人權的需要，反映保護人權的要求；

第二，即使在現行法律的框架內，將死刑的實際適用減少90% 完全可行的 第三，死刑消亡是歷史的必然,但死刑的消亡這一歷史的進程在我國現階段還只能體現為真正按我國參加和簽署的有關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嚴格地限制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