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命運之沉思

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命運之沉思

摘要：

“明知充滿危險卻義無返顧，明知希望沒有結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個四分五裂、險象環生的世界上，他們表現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氣。”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先生在其《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一書中高度評價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能力。

法國思想家圣西門曾假設說如果法國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幾百位優秀的知識分子，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試以此觀之，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豈不就是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國不是失去了優秀的知識分子，而是自我毀滅了他們。

“回顧一百年來，政治干預學術給知識分子造成的巨大傷害。因為政治干預學術造成傷害的不僅是知識分子，還有政治本身。沒有知識分子的獨立的建設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誤入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識分子，讓他們自為、自治。我們現在既然要建設自由市場經濟，同時也必須建設自由文化和自由學術。給知識分子以獨立、還思想學術以自由，使之成為市民社會的中堅，這恐怕才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福音?！?/p>

——李濟時

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命運之沉思 李濟時/文 2002-9-16 9:50

談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命運，是一個沉重且心酸的話題。這一百年來，知識分子可謂是命運多桀，路途多艱。知識分子的這種命運，也是中華民族百年歷程的一個縮影。

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一批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轉化為、也使得一批青年學生成長為現代知識分子。盡管當時，他們在整個社會中仍然只是星星點點，但卻是中國最先進的一群人。他們還沒有發展成熟，時代就催促他們走上了歷史舞臺。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他們登上歷史舞臺伊始，就帶有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雙重色彩，承擔著救亡與啟蒙的雙重歷史使命。這一特點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此后百年間的歷史命運。

考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簡單地討論一下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或許是有益的。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復雜的階層，他們既存在于社會的基層，又與政權密切聯系。這樣，對于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定位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俞可平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前身的士大夫本身并非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群體，而屬于官僚階層，是官僚階層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卻認為“士”乃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這里就出現了兩個名詞：“士”與“士大夫”。這兩個詞的意義是不同的。所謂“學而優則仕”，知識分子中的優秀者才成為官員，即“士大夫”，似乎錢穆先生稱“士”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更符合事實，“士大夫”則只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部分。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政府，自西漢以來，就是士人政府，也就是知識分子政府，整個政府由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組成。但同時，知識分子進入政界的只是少數，大多數仍藏于民間，“志于道”，以“道”而影響社會政治，以辦學而教育大眾，因此形成了一個穩定而強大的民間社會主流。錢先生高度評價中國古代的這一“士”階層，認為他們是中國文化傳統的載體，是中國社會的中堅。這一中堅得到加強，社會就穩定、發展。這一中堅遭到破壞，社會就昏饋、黑暗。由此，他針對二十世紀上半葉殖民地化的中國社會斷言，要挽救中國的國運，首先要從挽救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

錢先生的觀點對于我們談論本文的主題是很有啟發意義的。錢先生后來走上與新文化運動一派知識分子不同的道路，他對于現代激進的知識分子頗不以為然，認為他們拋棄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追求“西化”，導致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和中國社會演進的斷層。確實，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矛盾一直持續至今。俞可平把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簡單地歸結為五個字，叫作“游魂無處歸”。并解釋說：“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歸宿，沒有自我定位，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而象一個游魂，飄拂于社會之中。它依違于政治和學術，游離于傳統和現代，搖擺于中國和西方?！?他認為導致這一命運的直接原因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過程中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所必需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近現代的中國始終沒有出現?？梢?，錢先生和俞可平都以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為憾。然而，我們不能苛責于知識分子。事實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并不是一味游蕩，而沒有建樹。一百年來，知識分子一直在不斷的探索中國的道路，從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的變法維新，到陳獨秀、李大釗的“以俄為師”，到40年代中后期尋求“第三條道路”，到80年代李澤厚先生更是總結歸納出“西體中用論”。但是知識分子的這些寶貴探索在持續動蕩和意識形態之上的社會中總是被忽視或者被扭曲了。由是觀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長達百年的時間里未能成為錢穆先生所說的社會的中堅或俞可平所說的“獨立的社會階層”，并非是知識分子的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會歷史原因所造成的，更確切地說是政治原因造成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這使他們沒有時間去從事長期而復雜的啟蒙工作，卻急急投身于救亡之中。在當時，他們成了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中的先鋒。這種先鋒作用突出地表現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綜觀百年歷史，中國知識分子最輝煌的時期當屬“五四”。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指引著中華民族向現代化前進的方向。當時的知識分子可謂意氣風發，斗志昂揚。然而，他們在日益高漲的救亡主題展開后，卻逐漸地被排擠到了邊緣。隨著救亡壓倒啟蒙、革命壓倒改良、軍權壓倒民權，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步步低落。開初，知識分子先后被軍權、官僚、甚至是農民壓倒，近20年來，更曾被商人所壓倒。

本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不得不在大小軍閥的夾縫中生存。接二連三的內戰、長達10年的抗日戰爭，使得軍事成了中華大地的主題，文弱的知識分子幾無立錐之地。蔣氏政權延續了中國歷代王朝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允許知識分子學術上、教育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與獨立發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調、搞反動派，則堅決鎮壓。其鎮壓手段有時是非常殘酷的，許多從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對專制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都死于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下。隨著國民黨日益反動，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的態度到40年代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很多知識分子在30年代都站在國民黨政府一邊，對中國共產黨持反感態度。象聞一多、老舍當時都是反共的。只有一個穩定的社會里，知識分子才能安心從事文藝和學術。因此知識分子往往是反對激進的革命，而傾向改良。因為可是知識分子的本性又使他們不可能不關心政治的發展，不關心國家的命運。蔣介石頑固堅持專制統治、挑起內戰和迫害民主人士，使得他們對國民黨逐漸失望?？谷諔馉幗Y束后，他們參與到“第三種勢力”中去，試圖使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然而，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在軍權至上的社會中終究不得不跟著時勢沉浮。國民黨被逐出大陸后，他們又把希望寄托于新興的共產黨。許多的知識分子都曾為共產黨而歡呼。柳亞子、艾青、胡風都曾有詩歌稱頌共產黨和毛澤東。然而，1949年到1979年30年間，可能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悲慘的一段時期，從批《武訓傳》，批胡風，到反右，一直到“文革”。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以后，知識分子基本上走的是兩條道路，一是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二是在國民黨政權下獨立或半獨立的從事各種“救國”活動。前者已經不是純粹的知識分子，可以說具有革命者和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而且他們在學術思想上的成就要遠遠低于后者。如果我們要確定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應該說是后者。只有獨立的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然而，1949年以后，且不說獨立知識分子，就是跟著共產黨走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也沒有得到好的下場。

共產黨本來是由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促動而成立的，然而中國共產黨以后的演變與原來那批知識分子的設想殊途。中國共產黨沒有變成一個勞工的黨，卻變成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黨。中國共產黨與陳獨秀的決裂其實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與自由知識分子相分離的道路。知識分子由于其長于思考的本性，往往是要求思想自由的；而農民革命所要求的往往是服從和愚忠。知識分子是理性的，而農民革命往往帶有非理性的燥熱。而且在農民革命中，知識分子基本上是沒有用武之地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宣傳、教育等很多方面還用得著知識分子。因此，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是利用而不信任。一部分信奉共產黨教義的知識分子被吸收進黨內，作為以知識分子制知識分子的武器。其他的則被劃分為“黨外知識分子”。這就有了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工作”。中國共產黨一直善于搞知識分子統戰工作。當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對重慶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禮遇有加，與蔣介石形成鮮明對比，受到知識分子的普通歡迎。

然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高層，只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沒有把他們看成是自己人。毛澤東本人是青年學生出身，還是有一點知識分子背景的。但是他象那些古代帝王一樣，對知識分子很蔑視，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心態俯視知識分子。他與一些知識分子有學術、文墨的交流，但他自認為站得高，看得遠，并不把那些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當回事。拿他的哲學和社會理論衡量，總認為那些知識分子的學說和思想是舊的、過時的、淺薄的和需要改造的。不僅如此，他對于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自由性有強烈的厭惡。他出身農村，農民的那種粗野習氣一直保持著很深的影響，對于那些受過“歐風美雨”熏陶、有布爾喬亞情結的知識分子有一種心理上的排斥。他對于知識分子奉行的可以說是“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早在1942年2月延安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一文中就表露出來了。他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文化不發達，知識分子特別寶貴，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參加革命。但他接著就批判許多知識分子擺架子，輕蔑地說：“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對于知識分子更是大加鞭撻：“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干凈，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大小資產階級都干凈?！币虼耍逃栔R分子，要進行自我改造，要改掉的是知識分子的特性，適應落后的大眾的習性。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這種態度實際上是整個黨的農民特質和集權特質所決定的。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知識分子也差不多持這種態度，只是有強硬和溫和之分罷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一當政，就改變對知識分子的尊敬和安撫態度，在文化教育等單位設立黨的分支機構，以黨的組織監督知識分子。同時，一場大規模的所謂的“思想改造運動”在50年代初期轟轟烈烈展開了。

應該說，“思想改造運動”能開展起來與當時知識分子的比較配合也有一定關系。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革命，倒也使很多知識分子看到的普通民眾的力量，“向群眾學習”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一種主動愿望。對于中國共產黨所要領導“社會主義革命”，他們也心存幻想。當時的知識分子確實是傾向于社會主義的，這不單是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與當時整個國際政治思潮有密切的關系。這是50年代初期許多知識分子誠心誠意要進行思想改造的重要原因。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就是思想改造的積極分子。他聯合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恩來關于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并請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所指導。

然而，“思想改造運動”能夠展開最重要的還在于中國共產黨當局的大力推動。1951年9月，周恩來著名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1951年10月，毛澤東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同年11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印發了“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全國各地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后，全國幾乎所有有名的知識分子都紛紛表態甚至檢討，表示自己要和過去化清界線。這是49年以后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由于運動的主要對象是知識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清理，從此以后，知識分子就開始變得謹小慎微了。這次思想改造運動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結束，它帶給知識分子心靈上的傷害是很重的。知識分子本來想提高自己的思想，但最后的結果是被迫拋棄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不允許再進行思想。思想改造就不再是知識分子自覺自愿的一種思想改造，而是政治壓力下的思想清理了。從此，自由思想在中國的大地上開始絕跡，而以自由思想為特點的知識分子也喪失了其原來的面貌。這可能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無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存在的問題”

緊隨思想改造運動后，發生了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和“丁、陳反黨集團”案，這兩起案件都是針對文藝界內一些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的學術異見而搞的。從此，“反革命”這一名詞就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恐怖的字眼。誰也不敢說哪一天自己不會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而且“反革命分子”這一帽子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只要為當權者所不喜，就會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觸動的主要還是黨外的知識分子、資深知識分子。但到1957年的反右，打擊面就擴大到了黨內的知識分子、1949年后才成長起來的年輕知識分子。這是因為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盡管長在紅旗下，但對于專制的文化和官僚的體制同樣看不慣，他們知識分子的本性使他們有一定的自由思考，而這些自由思考卻為某些當權者所不容，盡管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十分溫和的。當然，那些黨外的知識分子、資深知識分子受打擊更嚴重。他們經過幾年的觀察和體會，對黨在執政過程中的某些專權官僚之風和壓制知識分子獨立思想的做法深為不滿。因此在短暫的“鳴放”中他們發表了大量的要求共產黨進行改進的言論，有些言論尖銳地觸及到共產黨對政權領導地位。這似乎是反過來要求共產黨自我改造了。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高層所不能容忍的。

1957年5月，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警告他所說的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但即使是態度表現好的那些知識分子也沒有被完全寬容，大批知識分子（據估計有5、60萬）受到懲罰。1957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被發配到邊遠地區接受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前后才獲平反。這是大批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信筆既可拈來幾例：王蒙、張賢亮、劉賓雁……，還有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镕基。他們就這樣被整整耽誤了20余年的大好年華。

及至文革，對知識分子的摧殘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知識分子完全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被打為“臭老九”，被送到“五七干校”，甚至勞改營，干最低級的體力活，拾糞、放牛、打掃廁所、掃大街……，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竟然落到連大字不識的農民都不如的地位。

在古代社會，知識分子遭到統治者濫殺和滅門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至少在社會地位和尊嚴上還是可以保持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不僅在思想上橫遭壓制，被剝奪了自由從事學術的權利，而且人身自由全被剝奪，陷入牛馬之境，知識分子最寶貴的尊嚴被一掃而空，甚至是做起碼的一個人的尊嚴都無法保持。無怪乎在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特別之嚴重。據謝泳先生揭露，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的數量是驚人的，尤其是1957—1967年前后約十年之間。這十年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關。自殺者中很多都是著名知識分子，舉其要者，有翦伯贊、傅雷、老舍、儲安平、陳夢家、鄧拓、范長江、上官云珠、吳晗、楊朔、羅廣斌、周瘦鵑等等。

而那些更大量的未尋死的知識分子也都是茍且偷生而已。比如著名的歷史學家馮友蘭。他年輕時追求進步，因此到了當時革命的發源地——廣州，加入了國民黨。1943年，他曾代表西南聯大國民黨教授會議上書蔣介石，力主立憲。據說蔣看信后為之動容，并復信西南聯大區黨部表示贊成。1949年，他拒絕出走國外，執意留在祖國。然而想不到，他選擇留下來卻把自己送入了一生中最艱難的30年。三十年間，他不得不接受連續不斷的批判，不得不否定自我。文革中，一貫尊孔的他被迫寫批孔文章，而且他的文章毛澤東還要親自看，親自安排發表?？梢?，在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甚至不問政治都不行，他們必須表態，必須表示順從，還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知識分子自由思想不行，甚至不思想也不行，他們必須按照指定的方式去思想，必須為政治做思想的奴隸。這種思想的專制和恐怖使中國倒退到連“焚書坑儒”和“文字獄”都不如的時代。

為何中國的知識分子到了20世紀下半葉文明昌盛之時卻遭到這種殘酷的命運呢？這固然與中國歷史的文化專制傳統有關，也有黨的教條主義政治理論有關。按照階級分析法，知識分子被當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為了硬把知識分子工人化，就不惜采取嚴酷的手段。同時，黨為建設一個“新中國”，就試圖割斷過去的一切傳統，知識分子也必須否定自己以前的所有思想學術，而唯馬克思主義——而且只能是當權者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是從。

法國思想家圣西門曾假設說如果法國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幾百位優秀的知識分子，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試以此觀之，中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豈不就是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國不是失去了優秀的知識分子，而是自我毀滅了他們。

文革結束，知識分子地位終于得到一定的改善。黨的知識分子工作恢復正常，開始宣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80年代，飽受文化專制摧殘的知識分子、終于得到解放的知識分子迸發出久已壓抑的熱情。中國迎來了一個半個多世紀以來未有思想學術繁榮活躍的熱潮。知識分子遙接五

四、援引魯迅，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的當代社會和政治展開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們重新發出了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呼聲，也發出了社會公正、政治改革的呼聲。然而，這一好景并沒有長久。同時，隨著商品經濟大潮的興起，知識分子又在經濟地位上被逐漸擠到社會的邊緣。這就出現了“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的狀況。沒有知識的暴富者一擲千金的炫耀，與知識分子的清貧形成鮮明的對比。然而建設的時期總是需要知識分子的，經濟越發展，知識的重要性就越突出。近年來，首先是企業界的知識分子待遇不斷提高，文教界的知識分子待遇也逐漸得到了大幅的提高，大學教師的收入已經超過了社會的平均水平。收入顯著提高的知識分子開始步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不僅是經濟地位，知識分子的社會和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90年代初，市場經濟的推進引起了對經濟學的重視，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經濟學家開始走紅，政府的經濟政策對經濟學者研究的依賴越來越大。此后是法學的興起，法學家們的努力終于導致了1997年中國共產黨15大報告中“以法治國”方略的提出。隨著人們對社會問題和國際問題的關注，一大批社會問題學者和國際問題學者也開始為人們所熟知。不難看出，我們社會中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越來越重要了。

同時，知識分子對于自身命運的探索并未停止。90年代中期，知識界出現了人文精神大討論。這表現出知識分子不愿在商業社會中迷失的信念。知識界還在捷克發現了哈維爾，他曾是著名的異議知識分子，在專制的年代里參加了爭取人權和憲政的斗爭，同時他呼吁人們不要為專制做踮腳石，至少要保持說真話的良知，而專制統治只要靠謊言才能維持。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在80年代，巴金老人也曾高聲呼吁人們要“說真話”。顧準，一位在文革后期中年去世的學者，前幾年在知識界也引起了很大的關注。人們在驚嘆于顧準思想之深邃的同時，更驚嘆于他在逆境中堅持獨立思想的勇氣。近年來，圍繞著50年代的反右斗爭和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知識界也展開了深入的反思。以上的種種反思，對于知識分子重新確立自己的獨立性，發揮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批判作用，無疑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其實，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盡管一直沒能成為社會的主流，但他們在20世紀始終是走在時代的前列的。在五四時期高揚的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一直伴隨了他們的世紀歷程。因為這一理想，他們在國民黨統治下鼓吹人權和爭取憲政，在抗戰勝利后追求“第三條道路”；因為這一理想，他們在1957年短暫的時期內以微弱的聲音仍然要求政治的改良和文化的自治；因為這一理想，他們在文革浩劫后的80年代再次熱烈探求中華民族通向民主政治和現代文明的道路；因為這一理想，他們在艱難的90年代繼續默默地反思和耕耘……他們在一個世紀中飽嘗心酸，歷經逆境，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沒有放棄世紀之初的理想，沒有放棄他們的社會責任。即使他們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沒有自由表達的權利——這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是最寶貴的一種權利。他們也曾迷失于非理性的烏托邦，也曾屈服于權力，但道義和良知卻沒有從他們的身上流失。

有的人認為中國知識分子軟弱，依附性強，典型論調有毛澤東的關于知識分子的“毛皮論”。這用于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可，但若加之于知識分子全體，那無異于污蔑了。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先生在其《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一書中高度評價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勇氣和能力，稱贊他們“明知政治行動充滿危險卻義無返顧，明知希望沒有結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個四分五裂、險象環生的世界上，他們表現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氣?！?/p>

回顧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命運、多難歷程，恐怕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訓就是，沒有知識分子的導引和探索，一個社會就很難健康發展。知識分子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太重要了。而要使知識分子發揮它應有的社會作用，就要給知識分子以寬松的環境。知識分子是崇尚自由思想的，這也正是他們存在的價值所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曾在1918年撰寫的《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中指出，“禁止思想是頂危險的行為”，并斷言：“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然沒有一點的效果?！瘪R克思同樣是思想自由的捍衛者，他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話：“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么事物，卻只準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回顧一百年來，政治干預學術給知識分子造成的巨大傷害。我們不由報之以深深的嘆息。因為政治干預學術造成傷害的不僅是知識分子，還有政治本身。沒有知識分子的獨立的建設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誤任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識分子，讓他們自為、自治。我們現在既然要建設自由市場經濟，同時也必須建設自由文化和自由學術。給知識分子以獨立、還思想學術以自由，使之成為市民社會的中堅，這恐怕才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福音。

第二篇：百年沉思學習中國近代史綱要的體會

我對《綱要》的認知與期望

這個學期我們開始了對《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學習。在近幾個星期的學習中我對學習這門課程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下面就是我自己的體會。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一書記錄了從1840至今一百年多年里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在這期間中國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挫折，中國人民也經歷了各種磨難。其中有屈辱，有抗爭，有懦夫，有英雄。有令人唾棄言行，也有大量的令人感動的為中華民族發展而不懈努力地人和事。

這些歷史在今天看來就像一個一個的故事，但現今有些人覺得這段歷史并不是那么的清晰與深刻，更有甚者公開對歷史進行誹謗，詆毀英雄的形象，這些都是歷史知識的匱乏所造成的。中國這一百多年經歷的血雨腥風是絕對值得我們去深入了解的，它是中華民族的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百折不撓求發展的真實記錄。在這一百年的歷史也為我們今天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它值得我們去挖掘。同時這不平凡的一百多年也使得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艱苦奮斗的偉大民族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和升華。

所以我們絕不能放棄對歷史的學習，而且我們應給努力把它學好，在學習中不斷地豐富自己的歷史知識，提升自己的愛國品質以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增強自己的歷史責任感，學會利用歷史這份寶貴的財富為我們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這一遠大目標提供借鑒。總之學習歷史也是當代大學生不可缺少的一門課程，在今后的學習中我們應該增強自我學習的意識，我們學習歷史態度要端正，要以真誠的態度面對歷史，努力學習好歷史，并在學習中深刻總結中國歷史上的所得所失，以史為鑒，并牢記自己的責任，在以后的學習工作中堅持不懈的發揚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繼承先輩們的傳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總之今后的學習我們要更積極與老師配合，共同完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的學習過程，也希望能夠得到老師更多的幫助。

第三篇：學前教育學之百年中國學前教育

第一節

西方學前教育的產生以及對學前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的西方教育者

一、西方最早的學前教育機構

1816年，英國空想社會注意者歐文在蘇格蘭紐蘭納克創辦了一所，目的是謀求兒童特別是社會下層出生的兒童的生存、健康和幸福，這堪稱是歐洲最早的幼兒教育機構。

1837年，德國幼兒教育家福祿貝爾在勃蘭根堡的小城開辦了一所幼兒教育機構，專收3-7歲的兒童。1840年，他將此機構命名為“幼兒園”。

幼兒教育機構的產生，標志這幼兒教育不再僅僅存在于家庭之中，而且還可以存在于家庭之外，它意味著社會組織化的學前教育產生了。

二、對學前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的西方教育家

第一個專門對學前教育提出深刻認識并有系統論述的，當屬夸美紐斯。

（一）夸美紐斯

夸美紐斯是捷克注明的教育家。他認為教育必須從幼年開始，而且應當適應自然。他還提出一個理想的學制，這個學制設計從出生的兒童到24歲青年，共分為4級，每級6年。第一級為母育學校，包括兒童生活的頭6年；第二級為小學，兒童就學年齡為6-12歲；第三級為拉丁學校，就學年齡為12-18歲；第四級為大學，就學年齡是18-24歲。

這里的母育學校實際上就是夸美紐斯的學前教育機構，夸美紐斯著有《母育學校》，這是歷史上第一部論述學前教育的專著，集中體現了夸美紐斯的學前教育思想。

夸美紐斯的主要代表作是《大教學論》和《母育學?！?。

（二）盧梭

盧梭是法國啟蒙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教育著作《愛彌兒》一書中。盧梭對兒童教育的貢獻就是“兒童的發現”。他認為兒童不是小大人，兒童有他自己獨特的生活，兒童期的存在是自然規律，兒童期的存在并非單純地為成年生活做準備，它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盧梭的另一個貢獻就是強調教育應當尊重自然，反對揠苗助長。

盧梭根據兒童的發展將教育分為四段。第一階段，從從出生到5歲，以身體養護為主；第二階段為5到12歲，注意體育、經驗、感官的教育；第三階段，從12歲到15歲，注重知識的教育；從第四階段，從15歲到20歲，著重道德、宗教及情感的教育。

盧梭的教育階段中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與學前兒童是有關聯的。盧梭認為兒童特別是年幼兒童進行教育，其首要目的是保護兒童善良的本性，他主張教育要與兒童天性的自然發展一致起來。

（三）福祿培爾

福祿培爾是德國著名的幼兒教育家，幼兒園的創始人。他于1837年，在德國的勃蘭根堡的小城開辦了一所幼兒教育機構，專收3-7歲的兒童。1840年，他將此機構命名為“幼兒園”，擬定了幼兒園游戲和作業的內容和方法。

他認為，幼兒園的任務是發展兒童的體格，鍛煉兒童的外部感覺器官，使兒童認識人與自然，并在游戲、娛樂和天真活潑的活動中，為升入小學做好準備。

為了發展幼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福祿培爾認為幼兒教育應當使用游戲、作業和練習。他詳細論述了兒童游戲的整個體系，并且闡發了游戲在教育上的巨大意義。他認為游戲是兒童認識世界的工具，是快樂生活的圓圈，在游戲過程中最能表現和發展兒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與其游戲理論相適應，他為幼兒園設計了“恩物”和作業體系?！岸魑铩笔怯變簣@里玩游戲和做作業使用的玩具和材料?！白鳂I”是恩物的發展，是為兒童設計的各種制作活動。

福祿培爾的代表作是《人的教育》等。福祿培爾對學前教育的貢獻是開創性的。盡管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第一個建立了公共學前教育機構，但他沒有建立一套幼兒教育理論體系，而福祿培爾是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學前教育理論體系的人（夸美紐斯的《母育學?！芬蚕到y論述了學前教育，但是他的學前教育只是學前家庭教育，還不具備包括公共學前教育的完整概念）。

他明確提出了幼兒園的任務，建立了游戲的理論體現，制作了一些列的玩具，提出一套作業體系和教育方法，并熱情地宣傳了幼兒教育思想，培養過不少幼兒園教師。因此，他為學前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四）杜威

杜威是美國教育家，也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教育家。他的名字和“兒童中心論”聯系在一起的。他認為，傳統教育的最大弊病就是把學科作為教育的中心，從外部把外在的教材強加在兒童的身上。去除這一弊病的辦法，就是把教育的中心從學科上轉移到兒童那里，即兒童中心。

杜威認為，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改造。他認為，教育應當以兒童的本能、能力為起點，應當讓兒童充分地表現自己的生命力；兒童的本能、能力的生長是通過其經驗的不斷該組、改造而實現的；兒童本能的生長、發展及經驗的改造過程表現為生活社會性的活動就是生活。

他的代表作是《我的教育信條》、《兒童與課程》和《學校與社會》。

（五）蒙臺梭利

蒙臺梭利是意大利幼兒教育家，她是意大利第一個女醫學博士。

她于1907年開辦了“兒童之家”。她對兒童有深刻的認識。蒙臺梭利認為兒童有兩個胚胎期。一個是在母體里完成的“生理胚胎期”，另一個是在母體里尚未完成的“精神胚胎期”。她認為，“精神胚胎期”具有一種生長的本能，它具有一種下意識的感受能力和鑒別能力，即“有吸收力的心智”。兒童不自覺地與周圍環境中的人與物交互作用，從而獲得各種經驗與文化印象。即兒童具有一種成長的沖動。

蒙臺梭利還認為，兒童具有成長的敏感期。她認為兒童從出生到5歲是感覺的敏感期，秩序的敏感期是1歲到4歲左右，語言的敏感期是在出生后兩個月到8歲，動作的敏感期約從出生到6歲。

蒙臺梭利提出的“精神胚胎”、“有吸收力的心智”、“敏感期”等概念，都說明了兒童有一種自動成長的本能。所以她反對傳統教育中將教育任務與兒童的興趣對立起來的做法，而是精心地為兒童提供一種“有準備的環境”，充分尊重兒童成長的額本恩能夠需要，充分發揮兒童活動的自由和學習的主動性。

蒙臺梭利代表作有《童年的秘密》《有吸收力的心智》等。第二節

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產生

一、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產生的歷史原因

1.清末民族資格主義的發展呼喚著學前教育機構的產生。

2.鴉片戰爭后，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的長驅直入，開始覺察到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所顯示的優越性，他們開始要求向西方學習，要求對傳統的教育進行改良。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他開始借鑒西方教育，提出對中國教育的論述。有人認為，梁啟超是最早把日本幼兒園制度介紹到中國的旅日學者。

康有為在流亡日本期間，繼續修改他的《大同書》，有些篇幅涉及學前教育。在《大同書》里，康有為借鑒德國幼兒教育家福祿培爾的經驗，提倡創設“胎教院”（人本院）、“育嬰院”、“慈幼院”等社會學前教育機構。他是最早倡導公共學前教育的人物之一。

3.在華傳教士積極倡導幼兒教育。

二、“癸卯學制”：學前教育第一次被正式納入國家學制

1898年維新變法運動被鎮壓后，清王朝更是危機四伏。1990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清政府在內外交困的形式下，于1901年宣布實現“新政”，把教育作為改革“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清政府制定專人制定新學制。管學大臣張百熙在1902年起草了《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但未實行。1903年，清政府又命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人重新制定學堂章程，即《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在全國范圍內正式頒行。

癸卯學制共分3段7級，其中第一段初等教育13年，含蒙養院4年，初等小學5年，高等小學4年。這是我國第一個在全國頒行的學制，它第一次以國家學制的形式，將學前教育機構的名稱確定了下來。

根據癸卯學制對蒙養院總的要求，清政府于1903年還頒布了《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這一章程對蒙養院的教育總之、招生對象、設置范圍和地點、科學、教學方法、屋場設備、保教人員、行政管理等都提出了具體要求。章程已經注意到學前教育的內容與方法應當尊重兒童的年齡特點。

癸卯學制和《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在我國學前教育時尚則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第三節

中國現當代學前教育的演進

一、新文化運動與兒童觀、教育觀的變革

戊戌變法運動的失敗，使中國人民認識到，維新運動不能解決救亡圖存的問題。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主張“以夷為師”、“師夷長技以制夷”。蔡元培認為應該學習西方的文化。

破：蔡元培于1917年開始任北京大學校長，他提倡“學術第一”“教授治?！薄爸v學自由”“兼容并包”，北大的出現使全國看到光明和希望，于是移風易俗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國行形成。

許多進步人事對舊文化、舊道德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自然會涉及到舊兒童觀和舊教育觀的批判。

魯迅在許多文章中表現對兒童和兒童教育的關心。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他認為中國今后應當重視兒童，尊重兒童，提高兒童的地位。在《狂人日記》里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他在批判兒童觀的同時，還在《二十四圖孝》等文章里對封建教育的內容和方法進行了深刻的控訴、揭露和批判。

立：另外，一些學者在這一時期把西方的一些教育理論、教育學說分別譯介過來，試圖以此為理論基礎建設新教育。對中國教育界產生了重大的實際影響當屬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學說。

1919年4月30日，杜威抵達上海，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兩年加兩個多月的講學和教育調查活動。他到過并作過演講的省有11個，足跡遍布半個中國。他的實用主義教育學說對當時中國影響多么巨大。

杜威認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他還主張從做中學。提倡教育應當以兒童為中心，主張從兒童的本能、興趣和需要出發，以兒童的自身活動作為教育過程的中心。

杜威來華講學以后，中國學前教育從主要師法日本，變為主要師法歐美。

二、學前教育科學化與本土化的努力 在當時的情況下，師法先進國家的幼教思想以及運作方法都是必要的，但是也出現了生搬硬套、食而不化的情況。一些教育家已經認識到生搬硬套帶來的弊端。陶行知曾指出，當時的幼稚園有“三種大病”——“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為了使中國幼稚園教育科學化、中國話，陳鶴琴、張宗麟、張學門、陶行知等人作了種種嘗試和探索。

1925年，陳鶴琴、張宗麟在南京鼓樓幼稚園開始了為期三年的課程實驗，最后產生了“課程中心制”的幼教課程模式，俗稱單元教學法。1928年，陳鶴琴接受政府相關部門的委托，起草了《幼稚園課程標準》。

在中國幼教界，與陳鶴琴齊名的另一位幼兒教育家是張雪門，1926年張雪門擬定了“幼稚園第一季度課程”，1931年開始對“行為課程進行”進行研究。1926年陶行知發表《創設鄉村幼稚園宣言書》以及《幼稚園之新大陸》等文，批評當時幼稚園的“三種大病”，決定將“外國的”“花錢的”“富貴的”幼稚園辦成“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幼稚園，從而發動了幼兒教育的平民化運動。陳鶴琴、張宗麟等加入其中，最后以失敗而告終。

三、新中國的學前教育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獲得了領導人民改造全國兒童教育的政治條件。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獲得通過?！豆餐V領》明確規定了新中國教育的性質和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當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民，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中國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不就的1949年12月，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改造舊教育建設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區的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某些有用的經驗，同時借鑒蘇聯教育建設的先進經驗。

根據《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方針，首先接管了原國民黨統治區的學前教育機構，接受了原來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辦學的幼稚園及孤兒院、慈幼院、育嬰堂等。其次，從幼教機構的服務方向上、教育內容上進行了初步改革。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命令頒布了《學制改革的決定》，規定實施幼兒教育的組織俄日幼兒園，確立了幼兒園教育制度。

注：我國幼兒教育機構名稱的變化：

1903年清政府頒發的“癸卯學制”將幼兒教育機構定名為“蒙養院”。1912-1913年民國教育部頒布的“壬子癸丑學制”將“蒙養院”更名為“蒙養園”。1922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壬戌學制”將“蒙養園”更名為“幼稚園”。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幼稚園”更名為“幼兒園”。

要對解放前的幼稚教育進行根本改造，最終要改造幼兒教育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在當時的背景下，幼兒教育的改造是在學習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蘇聯的幼教理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

蘇聯的幼教理論與舊中國流行的兒童本位的幼稚教育有較大的差別。它強調教育和環境在兒童發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強調系統知識對兒童智能發展的影響，因而“教學”活動被引入幼兒園；在課程設計與實施方面采用分科教學模式。

建國初期，學習社會主義蘇聯的學前教育制度和理論，這對社會主義學前教育方向具有重大的革命意義，但也混雜著“左”的錯誤。在學習蘇聯幼教理論和經驗的基礎上，教育部門開展對杜威兒童中心論、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陳鶴琴的“活教育”理論的批判。

1958年-1976年，我國還先后經歷了三次大運動，即“大躍進”、“農村人民公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這使我國幼教實踐大起大落，直至于崩潰的邊緣。例如，心理學被說成“偽科學”、尊重“兒童情趣”的思想被冠以“童心論”而遭到批判。對我國學前教育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阻礙、干擾作用。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人的個性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兒童和兒童教育也重新獲得了解放。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里，心理學等一度被視為偽科學的學科又得到了成人，西方心理學流派以及教育學說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文化熱”中逐步進入我國，皮亞杰、杜威、蒙臺梭利、福祿培爾、科爾伯格等稱為學前教育領域耳熟能詳的名字。在學習和借鑒外國教育學、心理學思想的同時，學前教育理論界還對解放前一批進步的教育家的學前教育學說和實踐給予了重新認識和評價。學前教育實踐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新階段。

改革開放的政策不僅推動了我國國民經濟的迅速增長，對學前教育的發展也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后，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幾乎都辦有公開或內部發行的學前教育刊物。1987年，全國學前教育研究會與長沙師范學院還合辦了《學前教育研究》，這是一份學前教育的理論刊物，專門為學前教育的理論探索與新成果的面世提供舞臺。

從80年代開始，我國學者還對解放以后的學前教育觀念和學前教育實踐進了反思與改革。南京、北京等地的學者率先對“幼兒園綜合教育”問題進行了探討。這種綜合性體現為三個方面和三個層次。三個方面的綜合是指教育內容的綜合、教育手段的綜合、教育過程的綜合，三個層次的綜合是指主體活動的綜合、一日活動的綜合、個別活動的綜合。綜合教育和分科教學模式相比，從組織形式、教育內容到兒童觀和教育觀都是不同的，幼兒園綜合教育更強調教育過程中兒童的主體地位，更尊重兒童的學習興趣和成長的需要，因為是一個進步。由于綜合教育相有諸多有點，因此，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推廣。

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幼兒園綜合教育研究對我國學前教育有重要影響外，“素質教育”思潮對學前教育也有很重要影響?！八刭|教育”的思想大致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八刭|教育”的提出，是在反對“應試教育”的背景下提出的。應試教育的節本內容是間接經驗，主要形式是課堂教學，強調按照社會對人才的理解而“塑造”年輕一代。。這些缺陷在我國學前教育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由于學前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與成人明顯不同，學前教育更迫切地需要反對應試教育存在的弊端。所以素質教育的思想為學前教育界所歡迎。

素質教育思潮的實質是促進教育觀念從傳統向現代轉換。從幼兒園的綜合教育研究到素質教育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在世紀之交，我國教育包括學前教育正在從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邁進。

第四篇：新課標中國現在詩歌散文欣賞之埃菲爾鐵塔沉思

埃菲爾鐵塔沉思

張抗抗

在印象的底版中，它只是比一座電視劇塔略高些的大鐵架；而在視線所及的圖像中，它又淹沒在巴黎擠擠撞撞的建筑物中間，只露給你一個纖瘦的頂部。即使是在它對面的人類博物館廣場的噴泉邊上眺望它，它也似乎只是一個小擺設，甚至，有那么一點被壓抑的冷峻。

我總沒有想到它竟會如此之高－－當你來到它的面前，站在它的腳下的時候；當你尚未抬頭，僅僅只感覺到它籠罩的陰影的時候，當你完全抬起頭，卻望不到它的全部，而要向后仰著身子，扶住你的帽子或眼鏡兒，瞇著眼尋找天空的時候，你才會確實地明白它的高度，明白它的氣勢，明白它的驕傲。

這是一個廣場，一塊空地。它從一個平凡的基點拔地而起，不需要鋪墊和過渡，那么輕易而又無情地甩下了世俗的浮塵，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視全城??

我是要登塔的。上去尋覓它的眼睛、窺視它的靈魂。它太高了，世人的眼，難以與它平行。我是要上去的，默默企望一次沒有國界的超越，一次沒有階梯的升華。

我凝視它，仰望它，唯獨沒有、沒有膜拜它。我相信它不是不可企及的。它只是有點兒象一座火箭發射基地，不知要把它的客人們送往哪里。

我聽到耳邊的風呼呼響，緊張地抽搐著的風，拍打你，推動你，如巨鳥撲翼，直貫長空。你是一記雷聲，一道陽光，一束電波，一條飛船，輕輕揚揚卻又閃電般地穿過大氣層，突破大氣層，拋開大氣層。我睜開眼，密封的電梯艙內，四周是人。風被隔絕在遠遠的腳下與上天，只是在鞭笞我的神經。風在這里變成了速度，變成了暈眩－－我只覺得地面迅疾地脫離我的腳跟，向一個無底的深淵墜落。筆直地、赤裸裸地墜落下去，如懸崖上墜落的石塊，無遮無攔，無法無天地要去撞擊地層深處。地殼在下陷，在沉沒。而四處空蕩蕩，一片汪洋，一個無可攀掛，無可扶靠、無可呼救的絕境。人竟是如此孤立無援，如此微不足道么？我有些懼怕，又有些憐憫自己。我為瞻仰它的偉大與雄奇，才執意匯入登塔的人群，奇怪的是我竟然感覺不到電梯的上升。我只是覺得從我登上鐵塔的那一刻起，巴黎便開始莊嚴地降落。它瘋狂地鉆入地底。我透不過氣來，這透明的鐵盒子，快閉上你惡魔的眼睛，我想出去！

巴黎依然在飛速下沉。我無可逃遁。藍天在黑色的云縫里閃爍－－那些黑色的原始森林一般的鋼架，從我的頭頂兩邊炸裂開去。是用那透明的鐵盒子撞開的么？就象汽車的窗玻璃掠開路旁的樹枝。藍天忽然近了，又忽然遠了，遠得更加冷酷。永遠被那一雙雙黑色的手臂阻攔著。時而又是無數根鋼纜鐵索，纏繞你，勒緊你，使你永遠無法到達那個超然于一切之上的境界。

無意間，我抬頭仰視，砰然心跳－－我忽然發現了自己是在上升，那鋼纜掙斷了，那黑手垂落了，那云朵變得濃亮了，可是，透明的鐵匣子還在瘋狂地往上升，一個勁地向上升，象是要沖破什么，又象是要掙脫什么，咯咯地向上，象是咬著牙根的聲音，象是繃緊骨骼的聲音，固執而又癡迷地向上升。它象是永遠也升不到頭了，永遠也不會停下來了。因為它無論升得多高，仍然無法接近它－－那個藍色的夢想。

我曾以為自己象火箭一樣被發射出去了呢；我曾以為我離開了地面；我曾以為我離天空很近很近了－－當我同隔絕的風在一起的那些瞬間。

我們走出透明的鐵匣子，陽光似乎仍然是那么不冷不熱。天空仍然是那么不遠不近。巴黎城，安然無恙地靜臥在綠叢帶似的塞納河兩岸。只有小轎車變成了玩具；房屋變成了模型，人呢？可惜我沒有帶望遠鏡。

于是我知道鐵塔究竟有多高了（雖然我永遠也弄不清那個字），－－我有多高鐵塔就有多高。那是一座有彈性的鐵塔呀。

于是我知道鐵塔究竟有多大了，－－“那是巴黎圣母院！”“那是蓬皮杜藝術中心！”“那是蒙馬特教堂！”“那是小紐約！” 巴黎多大鐵塔就有多大。也許還不止。一本書上說過，萬里無云時，塔頂上可望到外省??

從神經中解放出來的風，無忌地挑逗著鐵塔，搖憾它、敲打它。

我曾以為那歷經一百多年風雨的銹鐵會呻吟，會晃悠顫栗??據說它的最大擺度是十八厘米，此時它卻紋絲不動，不必擔心它會斷裂倒塌。這在工業革命的輝煌中屹立的巨人，似乎雄心勃勃地要同那天邊席卷而來的新浪潮作一番耐力的較量。它不會退出，不會退出的，雖然它已是上一個時代的標記，一百年前它卻曾經是作為一個標新立異的怪物，在一片噓聲里，誕生于巴黎城的古跡之中的。

塔頂平臺上游人如云，這威嚴古板的鐵塔，我原以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無情的－－我卻發現你是一個不露聲色的老父，將那各種膚色各種頭發的孩子都擁在你的懷里，一任他們縱情玩樂、觀賞，又走散去，天涯海角，只留下一個模糊的影，在你的視野里??

有一對少年在塔頂的窗邊接吻，多么高的吻。有一對青年在電梯里接吻，多么快的吻。鐵塔是仁慈的，溫暖的。假如我不到鐵塔來，我將永遠對它存有那么無知的偏見和戒心??

我不知我應該怎樣下去，或者說，我希望永遠也不要再下去。人到達過那樣的高處，對地面便有了淡漠；人有過那樣的恐懼，對安全便有了蔑視；人走近過那藍色的夢想，又不得不回到原處，便償到探險的悲哀。因為那不是山的高度，不是懸崖的恐懼，而是人在一個世紀之前的真實創造，是一個永遠矗立的豐碑。你沒有接近過它，你便沒有權利輕視；有一日它終會化成一堆廢鐵，但它曾獨一無二地存在過。

當它存在的時候，在巴黎城擠擠撞撞的建筑物中，它雄奇，卻也孤獨。它沒有對話者。只有風，只有云，只有鳥，是它寂寞的伴侶。無數雙溫熱的手撫摸它冰涼的鐵桿，它的內心卻依然孤獨。

它從沒有對人說過，當年曾經被保守的巴黎強烈排斥和憎惡的鐵塔，后來為什么竟成了巴黎城市的一個象征。

作者簡介：

張抗抗，1950年生，女，浙江杭州人。有長篇小說《隱形伴侶》、短篇小說集《愛的權利》、散文集《橄欖》等。

第五篇：讀書筆記之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

前言

中國古代，是以“皇帝為本”，國家是為了皇帝而存在的，一切以皇帝的利益為核心。皇帝制度，即專制制度，決定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

前半部分講述中國古代五個奇特的皇帝現象，后半部分討論專制主義為什么在中國最烈。通過對皇帝制度的產生發展和鞏固的梳理，找出我們的專制性格和奴隸性格的根源。

（1）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哪些？除了家長制、祖先崇拜、集體主義取向等，還有什么？（2）中國的國民性格有哪些？為什么會這樣？

（3）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比如對思想的控制等等。

皇冠下的五種表情

1.王莽：工作狂，要做一個完美的道德標準。例子叫二兒子自殺，造成全國轟動。后面的政策，都是以道德作為立足點。比如恢復古田制度，平均土地，得罪富豪與普通民眾。禁止奴隸，瞬間360萬奴隸失業；鹽田專制，杜絕高利貸的剝奪，但是自由市場的破壞；

2.楊廣：聰明熱情，事業心極強的人。被大業壓垮，急于成為“子孫萬代莫能窺”的千古一帝

3.朱元璋：被迫害妄想狂，代表整個民族的心理問題。悲慘的童年讓他沒有安全感，變成了虐待狂，希望奴役他人。具有反社會型人格特征。囤積心向，不信任別人，建筑高強保護自己，導致放大外界的威脅，對人們的自由外出和言論有天然的恐懼，最后制定閉關鎖國的政策。4.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5.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傳統的教育是一元、單向、線性的思維，比如國家不好是因為奸臣當道。無法明白事物的復雜性，導致采取的結果就是大變、快變、全變。

皇帝制度的三個角度

一、皇帝：最不幸的人。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蕶嗟木薮?，沒有邊界，榮耀無比，但也是他們最不幸的原因。每個細節做到極致，以便彰顯皇權。如食物（100道菜）、衣服（1個月49套衣服）、出門修一條新路。形式主義的社會，中國精神的精髓。

過早出現的龐大的國家導致的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一刀切。

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所暗含的人生而不平等，每個人都要安分守己。嚴格的等級制度，單向的權利，即對上絕對服從，對下絕對權威。再通過禮制來強化，擴大等級差距，使控制更加有力，這也是君王浪費的形式主義的原因。

中西方的帝王的不同

1.權利的結構上的不同，分權與集權

西方皇帝的權利的限制，（1）教皇的神權（2）完善的羅馬法形成的法律效力（3）貴族階級的約束。貴族是皇帝的合作伙伴，不是上下隸屬的關系。

中國皇帝（1）壽命短（2）非正常死亡率高（3）生存壓力大，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多，如劉子業，劉昱，精神分裂，殺人成性。豬王宋明帝劉彧，暴飲暴食來緩解壓力。北齊文宣帝病理性激情，殺妻，取其身體做琵琶，彈唱飲酒后痛哭，厚葬。

皇帝需要極力保護皇權，由此導致（1）高度精神緊張（朱元璋）（2）勞累（雍正，13年1200萬字，日均400件）（3）刻板的生活。唯一的逃避方式就是飲酒和性。

西方皇帝國家小，事務少，權利小。國家主要在法律運行，不必事必親躬。天天開party。

2.中西方帝王產生的不同

中國帝王的特點：（1）法力無邊（2）流動性強，強調“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彩票性質，不成功便成仁。殺戮、陰謀和叛亂不斷。父子、母子殘殺（后趙皇帝石虎，北齊規定“子為儲君，母當賜死）、漢武帝殺妻、秦始皇唐太宗兄弟殘殺。

西方的王位必須由國王血統繼承人，通過戰爭、繼承以及選舉的方式產生。西方爭奪王位反而顯得戲劇性，如玫瑰之戰，雙發打出感情，然后合并，開創都鐸王朝。

3.皇權的發展趨勢不同

中國皇帝的權力是擴張之勢，英國是隨時間流逝而日漸減少。中國統治者是日益把民族關進越來越嚴密的籠子，從身體到精神的控制。英國是民眾逐步把國王裝進了籠子。

中國的民族精神本質是一種東方特有的專制和奴役精神。只有服從和奴役，沒有精神獨立和主體意識的自由。

二、秦始皇：歷史下的蛋 1.關于統一的制度的爭論

（1）中國：縱向相互統屬，分出等級。（荀子：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2）希臘：橫向相互制約，防止專制。

2.中西方政治信條的不同

（1）中國古代政治信條：不平等導致穩定。荀子人性本惡，人無限欲望導致混亂，需要禮儀規范人享受的的不同，不同程度抑制欲望，達到安定的目的?；实凼琼敹耍瑧斏莩?。

尊君卑臣（管子：治國之道，君主大權獨掌。亂國之道，大臣以術邀權）（2）希臘政治信條：平等才能創造和諧。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提倡人治、自由、平等、分權等現代民主理論。

3.改革的方向（1）公民權利

商鞅：囚禁，剝奪自由。（諸子百家的尊君和荀子的人性本惡）梭倫：解放，肯定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2）商業

商鞅：抑商重農，以道德為理由，譴責商人欺詐。梭倫：重商（3）打擊貴族勢力

商鞅：郡縣制（左傳：崔杼殺齊王的故事。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最好的例子），軍功制。

集體主義出發 梭倫：個人主義出發

結果：皇帝無神權制約，本身就是神的代表；沒有貴族勢力的制約；社會控制力強，深入到個人；資源予取予求。

改革差異的原因是什么？

社會結構的不同，一個是私有化程度高，公民意識強的社會，一個是集體主義社會，人生活在控制之中。最終導致希臘改革由普通民眾推動，旨在人權、自由平等的目的。中國改革是君王主導，旨在皇權的擴大，一切從君主利益出發。

三、先秦：專制的源頭

中國的禪讓制：部落之間是不平等的，無發言權。決議由最高首領一言決定。不是制度，頂多是統治者偶然表現出來的作風而已。

原始民主制：部落之間是平等的，有發言權；族長是選舉出來的。

誕生于暴力的政權，黃帝和炎帝都是軍人。

投票產生的希臘式政權，沒有暴力介入，而是自愿聯合的結果。

中西方差異的推動力

父系社會的產生，中國人認為男人是小小造物主，特征是單向性、絕對性和參保性。

（1）由此中國人的反應是二十四孝，西方是對專制的反抗，完成新陳代謝和自我更新，希臘神話的宙斯。（2）大陸與海洋

大陸生活條件優越，但具有封閉性，需要依靠權威的力量，形成集體主義的生活。崇尚農業，易形成權威。集體主義的形成抹滅了個人，無人格和人權可言。

由此形成的配套意識形態是孝道，這成了中國人全部倫理思考的依據，變成了中國人的原罪。贖罪的途徑，一是絕對服從，二世死后供奉，讓他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好。禮樂制度成了維持這套倫理的原則。

由孝道的發揚，祖先崇拜變得興起。祖先關注后代，會保佑后代的家園，生活以及贏得戰爭。但也會降禍，因此需要撫慰他的精神

中國文化的特征：早熟和停滯，發展最早和發展最慢的國家。構成社會的三大特征就是血緣社會、祖先崇拜和大一統專制思想。

文化：停滯不前

意識形態：在祖先崇拜階段 經濟：小農經濟，無法走向商品經濟

社會結構：一片散沙，無法形成社會分化和有效自我組織 人的素質：沒有自我意識

思維階段：直觀思維、直線思維，無法進入抽象思維、實證主義思維，無法創造理論體系

世界觀：實用主義階段，一切為了現世、為了生存，沒有超越生活的信仰、理論體系、自由探索和冒險精神。

希臘土地貧瘠，海洋文明的流動性強，很難形成征服和區服的關系。有政治寬容性、契約共享性和文化流動性。崇尚商業，不易形成權威。商業要求個人自由，由此減低人們對血緣關系的控制；還要求公平貿易，提出平等的要求；最后與私有制密不可分。

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為什么有這種特征？我們的民族性格是什么樣的？

禮節、禮儀的本質是什么？其實就是現代社會對血緣關系的依賴發展出來的畸形的想法。真正的是靠個人能力、表達和說服，不是靠所謂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