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及新聞自由的思考

對中國近代新聞法律制度

及新聞自由的思考

——讀黃瑚《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論》

對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及新聞自由的思考

——讀黃瑚《中國近代新聞法制史論》

在遙遠的中國古代社會，由于政治、經濟以及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人們已經開始自覺從事著不同方式的新聞傳播活動。從上古時代充滿神話色彩的結繩記事，到群雄逐鹿中原之時的烽火戲諸侯，再到歷史步入大唐盛世，出現了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報紙和新聞評論。此后經過各朝各代漫長而曲折的變遷，中國歷代最主流的新聞傳播載體——報紙——于近代民族陷入生死存亡邊緣之時，以革命先驅和輿論棋手的姿態在政治舞臺上大放異彩，成為革命者力行救亡圖存的主戰場。然而，與新聞傳播活動旺盛的生命力不相符的是，作為新聞傳播行為和主體最重要的保障者和規范者，我國歷史上相關新聞法律法規從出現伊始就表現出一種沉悶而嚴酷的面貌，雖其中偶有波瀾，但大多最終歸于沉寂。

中國出現可稱為新聞法制的完整的制度體系已經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那個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勢力已經無法遏制的時期，作為資產階級文明的重要標志和肩負文化滲透重任的西方近代報業被大規模的引進封建統治下的中國。隨著清政府一次次戰爭的慘敗和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在華外報的影響范圍由最初的沿?？诎堵钊雰鹊卮笾行统鞘猩踔辆╃苤氐??！芭颊乇?，難免不曲直是非，熒惑視聽。”至19世紀末，外報已經在支離破碎的中華大地上織起了一張大網，幾乎完全壟斷了中國有限的新聞資源和社會輿論。在這巨大的外來沖擊之下，日益凋敝的民族報業渴望謀求翻身，最早一批“開眼看世界”的進步國人和有識之士要求奪回自己的話語權，洋務運動培養起的的留洋人才帶回了先進手段和技術，幾方形成合力，于是短短幾年間，在受侵略最深的香港、上海、廣州等地，一大批國人自辦的新型報刊如雨后春筍般興起，在外報的強大的控制下不斷努力突圍。

然而，不論是代表資產階級侵略者利益的外報還是代表國民呼聲的新型進步報刊，由先進生產力帶來的近代報業與中國的封建制度是根本對立的，根深蒂固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它所衍生的文化領域的專制主義，絕對不會允許以平民作為傳播對象的近代報業突破自己的統治界線。清王朝必須有所行

動，腐朽的政府敵視而謹慎的考量著局勢，不斷的調整著應對的策略。從“公車上書”為轟轟烈烈維新變法拉開序幕開始，到1901年繼清政府宣布“新政”后一批專門法的頒布實施標志我國歷史上首個新聞法律制度的正式確立，始終走在時代前沿的進步報人與落后但負隅頑抗的封建王朝進行了漫長而艱難的斗爭，有過輝煌也有過失敗，但不曾妥協。

這是中國報學史乃至新聞史上一頁波瀾壯闊的篇章，但也是近代中國新聞事業充滿波折和坎坷的開始。

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確立以言論出版自由為根本原則的新聞制度，三個月后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他公然破壞新聞制度，大行專制之道，并制造了大量新聞界慘案；此后歷屆北洋政府頭子繼續以種種手段打擊和扭曲自由新聞體制，迫害報界人士和知識分子；國民黨“以黨治國”方針的提出開啟了新聞統制的黑暗時期，名義上的自由被實質上的專制擠到一邊，從此黨國利益高于一切。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歷史時期內建立的所謂制度都是一些怎樣的新聞制度。根據清末《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國民的言論自由首先受法律限制，其次受皇權制約；創立報刊創辦注冊制的同時增設繳納保證金制度；報刊內容上不得涉及皇族內部事務和外交內政，后來更收緊為不議論“政治機密”。

北洋政府《報紙條例》中，創辦報紙的條件增加為必須有警察官署認可和巨額保證金兩條，從制度和經濟上打壓了報業發展；規定了報紙和廣播實質上的事前審查制度；濫用軍法迫害新聞界。

國民政府《出版條例規定》中確立了嚴格的登記審核制度，對于不利于政府的報刊不予以批準發行；明確規定禁載內容，并建立了一系列懲罰辦法；賦予非常法特殊地位，甚至可以無視憲法的規定，是政府統治“法西斯化”的突出表現。

不必一一列舉。一言以蔽之，借自由之名，專制之實，是整個近代中國新聞法律制度的根本特點。反思個中原因，前面提到的掌權者的舊式封建專制思想是一個方面，而更深刻的原因可能還要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尋找。

早在19世紀初的傳教士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中就最先向國人引進了西方新聞自由的概念。隨著中國殖民化進程的加深，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開始尋覓救亡圖存的道路，“新聞自由”的口號對于有著幾千年“報禁”、“言禁”、“書禁”傳統的封建王朝而言，無疑是最有效最直接的一記重創，因而極大的振奮了他們的斗志和熱情，紛紛化身報人，前赴后繼的投身到以爭奪話語權為手段與封建勢力對抗的斗爭中去，也許短暫性的取得過一些成果，但只流于表面，始終無法給予封建制度摧枯拉朽的打擊，大多難逃被廢除或破壞的命運。今天的我們贊揚先驅者的革命精神和為自由而獻身的英雄氣概，然而也必須正視，西方的自由主義制度產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下，而在各方面條件都截然不同的清末中國，一味的奉行“新聞自由”無非只是一句漂亮的口號。

從歷史上看，西方自古有著自由主義的傳統，上溯至古羅馬時期，民眾就會有意識的捍衛自己的表達權利不受侵犯，并將公開演講和辯論視為極高的榮譽和能力。加之社會民族和宗教構成的相對多元化，使自中世紀以來無論來自教會或者政府的思想鉗制都難以奏效。1644年詩人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中第一次提出了“新聞自由”的理念，迅速成為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宗教蒙昧主義的一面重要旗幟。美國1791年憲法第一條法案對于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明文規定更是使其成為新聞自由史上的里程碑。由此觀之，“新聞自由”的概念在西方社會早已根深蒂固，與其說是一種思想，不如說是一種信念，有著最廣泛的認知度和群眾基礎。將“新聞自由”以制度形式確立下來，對于新興的資產階級政權來說，實在是穩定統治和贏得民心的不二途徑。再加上資產階級革命在世界范圍內勝利之后，西方主要大國的經濟和社會環境都處于蓬勃的上升期，城市繁榮，市民素質顯著提升，對信息和知識的需求空前強烈，此時建立一套以“新聞自由”為核心的新聞制度，對于提高民眾的積極性、活躍社會氛圍、最終刺激生產力發展等等都有著正面的推動力。

反觀近代中國，社會革命的代言人無疑是知識分子，與其說他們是“先進”的，不如說是“激進”的。他們獲得新思想的途徑無外乎兩種：出國留洋和接觸西方著作。但西式教育和西式思想無法改變的是：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是脫胎于封建士大夫階層，血管里流淌的是“貴族的血液”，他們的自身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息息相關，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始終都是“貴族式的”，由此導致了他們一面渴望傳播新知識新思想，試圖以自己的知識和力量改變國家岌岌可危的現狀，另一方面，他們難以從根本上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面對“敵人”始終處于動搖和猶豫中。換言之，如果一個革命者的革命對象說到底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又會

有多少人愿意將革命進行到底？所以在關鍵時刻軟弱妥協也是情理之中，如早期的洋務運動倡導者李鴻章奕等人到后期成為?；庶h領頭人的康梁，都可算是這種“不徹底的革命者”。他們一味學習西方，不加甄別；未必看不懂國情，卻心存僥幸；不觸碰中心矛盾，試圖轉移重點；極易讓步，極易滿足。

除卻領導者的不合格，近代中國也著實不具備建立以“新聞自由制度”的條件。首先，平民階層根深蒂固的小農思想是最大的阻力。此時的中國一旦解除千百年來的“言禁”、交出政府對于社會輿論的控制權，占封建社會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面對突然出現的大量未經過濾的信息，絲毫沒有分辨和抗干擾的能力，極易受影響而盲從，造成社會動蕩，民心不穩。其次，與西方近代大眾報紙已經成為報業主流不同，中國的報業自古以來都是政府官報“一言堂”的局面，民間報紙發展緩慢，且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從內容到資金都對官報極具依賴性，獨立采寫新聞的能力很差。簡而言之，官報和私報處于完全失衡的競爭環境，擁有的資源和信息極端不對稱，這種形勢從根本上與開放新聞自由是違背的，如果以“新聞自由”為內核的新聞制度頒布實施，就意味著兩種報紙必須開展競爭以爭奪有限的受眾市場和新聞資源，而私報失去了消息和資金來源，在競爭中毫無還手的余地，這種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情況會越發嚴重。

歸根結底，像政治書上說的一樣，所有脫離了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的選擇都最終會被歷史證明是荒謬的。近代的中國需要大換血，但首先要換的是根本的政治體制，而不是一面維持著腐朽的封建專制，一面大刀闊斧的改革著各項制度，還妄想能收到實效以曲線救國，委實愚蠢。試想，江山不保，民不聊生，千年基業即將淪為他人之手，卻一人高呼要求擁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一人信誓旦旦承諾將以法律形式維護這一權利，于是雙方言和，改革一路高歌猛進，未免都有些可笑了。這其中新聞制度只是一個縮影。

投射到今天的中國，一方面，隨著民眾話語意識和媒體自主意識的不斷覺醒，“新聞自由”許多場合又被反復提及，越來越多來自民間和學界的聲音發出了疑問：像我們這樣一個兼具歷史和現實雙重重要地位的大國，翻邊史書，居然自始至終沒有一部專門的、健全的、科學的法律體系來規定新聞制度和維護新聞自由，這究竟是法律制定者的疏漏，還是干脆因為人民的權利沒有從根本上得到重視？更有憤青者，可能會以西方社會作為標尺，上綱上線到對政府對于媒體的絕對控

制權與媒體“喉舌論”的尷尬形象上來。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批理性的學者和新聞業務資深實踐者審慎的提醒我們注意考量：今天的國內外環境和民眾素質是否已經樂觀到能夠保證，一旦開放“觀點的自由市場”，信息和新聞的傳播會在合理有序的軌道中運行？國內的新聞學界和法律學界是否已經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新聞制度體系，既能充分維護個人和媒體自由表達的權利，又能保證主流輿論始終順應政府的政治導向？畢竟，有著300多年“新聞自由”傳統和成熟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的西方大國也從未能真正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那我們不妨問自己一句，剛走過60多年歷程的年輕的中國此刻所擁有的是成熟的條件和改革的魄力，抑或只是一往無前的信心和決心？

讀史可以明智。面對今時今日種種觀點的摩擦和碰撞，我們若在其中迷失，不如靜心重看歷史，也許能受到些許警示。

2011年10月5日

第二篇：論新聞工作者新聞自由

論新聞工作者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 論新聞工作者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

一、新聞自由與媒體責任含義

1、新聞自由的概念

2、媒體責任的由來

3、新聞自由和媒體責任兩者之間的關系

二、我國新聞工作者面臨困境和存在問題

1、我國新聞工作者當前面臨的困境

（1）相關法律不健全導致法與理的矛盾沖突

（2）受眾評判標準導致情與理的矛盾沖突

2、我國新聞工作者當前存在的問題

（1）話語權缺失，公眾漸成“沉默的大多數”

（2）片面追逐經濟利益，新聞工作者漸失社會“公信力”

（3）新聞業自由競爭導致新聞娛樂化甚至低俗化傾向

三、我國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分析

1、媒體市場化改革和傳統管理體制沖突

2、輿論引導與經濟利益沖突

3、個別媒體從業人員自身素質低下、法制體系缺陷

四、我國媒體社會責任缺失的危害

1、公信力危機

2、社會公平缺失

3、危機新聞媒體生存

五、實現新聞工作者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協調統一的對策

1、增強新聞媒體責任的意識

2、提高新聞工作者道德水平和從業素質

3、建立健全新聞工作的監督管理機制

4、完善新聞法治結論

第三篇：對臺灣新聞自由如何認識

1.對臺灣新聞自由如何認識？

我認為，臺灣新聞自由雖然具有民主權利的價值意義，但是污染了媒體環境，新聞自由被濫用已經變成一種商業工具，新聞自由原本是民主政治之福，然而，由于政黨之爭，使得這個自由主義的新聞概念逐漸變質，發展到罔顧法律與危害公眾，置個人自由于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隨著媒體的數量不斷攀升，媒體在激烈的競爭中，媒體公共服務的功能不斷喪失，受商業力量驅使罔顧公共利益的行為愈演愈烈，新聞自由對公權利、私權利的侵犯，媒體為了爭閱聽率、發行量、收視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種手段搶新聞，由此造成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外交機密泄漏等公權利，隱私權、肖像權等私權利的沖突已屢見不鮮，臺灣新聞自由正在與媒體信賴度相背離，要想更好的發展臺灣新聞自由，必須擁有三個重要支柱：其一是國家雖然不能干預媒體內容，但其管制機構必須要避免特定媒體成為托拉斯，保障媒體市場公平競爭，以及公眾意見不必受單一企業牽制；其

二、記者在媒體內部必須能集體捍衛新聞專業的自主性，不受老板影響；其三，公民力量必須能監督與抗衡媒體的不當報導，不要讓少數媒體支配我們理解世界的途徑，我認為臺灣新聞自由距離理想狀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第四篇：對加強法制工作的思考

按照省局提出的牢固樹立科學發展觀，認真落實“四個統一”，努力實現“三個到位”，建設“六個好”的要求。筆者認為法制工作應通過加強學習培訓，創新辦案機制，規范執法行為等做法，以扎實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為突破口，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促進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實現監管與執法的統一。

一、加強學習培訓，提高綜合素質

以人為本，加強學習培訓，是提高執法人員綜合素質和提升辦案質量的關鍵，針對當前我局執法人員執法水平參差不齊的現狀，應從兩方面的學習予以解決：一是理論上的學習培訓。認真組織干部參加各類法律考試、公務員初任培訓、執法辦案知識更新、辦公一體化軟件、政務寫作、文秘知識等各類集中培訓，積極支持干部參加學習教育，聘請相關的律師、法官舉辦法律知識講座，認真學習外地工商部門的執法技巧和執法經驗；二是實踐上的學習培訓。采取崗位輪換、上下輪崗、跟班學習等執法實踐活動，增強辦案人員的執法實踐操作技能的提升，定期舉辦案情分析會，對案件進行認真分析和討論，執法人員在會上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二、創新執法機制，規范執法行為

一是規范內部執法秩序。分解執法職權。根據股（室）與所（分局）的職責，把每部法律規定的執法責任細化分解到部門和個人，嚴禁越權辦案和互挖案源，切實加強執法證的管理，嚴禁無執法證件人員上崗執法。

二是規范執法程序，加強執法監督。認真執行《行政執法崗位責任制》、《行政執法錯案追究制》、《行政處罰案件查辦制度》、《行政執法自檢自查制度》等制度，進一步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嚴肅性，從嚴規范執法行為。

三是推行“陽光作業”。從立案、調查、處理、結案等各個環節進行規范，采取層層把關的方式，從制度機制全面杜絕執法隨意性，使案件經得起檢查、復議、訴訟的考驗。

四是規范各類辦案文書，針對當前文書多且書寫五花八門的現狀，應統一規范文書、統一規范臺帳、統一規范檔案、統一規范印章。制作處罰內容的基本統一格式，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確認執法主體、確認執法資格、確認違法事實、確認處罰幅度及種類，從而形成上下統一、左右協調的案件查處流程機制。

五是發揮信息網絡功能，對依法行政全程跟蹤監督。在全面建立經濟戶口的基礎上，及時錄入市場巡查和處罰信息，對經濟戶口實行網絡化動態管理。建立網上立案登記備查制，避免重復辦案和交叉辦案，對案件從立案、銷案、調查到罰沒物質的處理進行全程跟蹤監督。

三、強化案件核審，確保案件質量

一是配齊配強法制隊伍，把一些工作責任心強、業務素質好的同志充實到法制機構中，基層工商所（分局）全面設立專（兼）法制員，明確法制員的工作職責，擴大法制員的權限，這樣基層工商所（分局）法制員就承當了縣局法制股的部分角色，承擔了本所承辦的限額以下案件的案件核審工作，從而推動執法監督的重心下移。

二是案件核審必須按程序進行，即通過基層法制員的初審、縣局法制股的審核、縣局分管領導審批，對一些大案要案、疑難雜案、罰沒金額大的案件須通過案審委員會的集體審定。案件通過“四堂會審”，體現了對行政相對人權力的保護，規范了案件承辦人自由裁量行為。

三是對一些過去沒有接觸過的違法行為和法律適用出現內部意見分歧較大或者涉及違法主體法律界定不明確的疑難雜案，有必要主動的咨詢律師、政府的法制機構和法院，為依法辦案提供司法保障，從而進一步規范行政行為，推進依法行政。

第五篇：《法制新聞》觀后感

法律是神圣的，不可撤銷的。他是公義之火，光戰士，善良的老人，或嚴謹的智者。隨著法律的保護，我們的社會得以和諧穩定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做一個知識，了解法律，使用人。然而，在社區層，不法分子是常見的。

我認為：社區喜歡做這種壞事，他們偷竊或槍殺或欺騙或燒傷或殺死，有些甚至忘記可恥的虎門煙霧事件，干藥物販運等的歷史。這些人將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