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清末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形成的影響

自1840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之后，清政府面對列強屢戰屢敗。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強烈要求變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國強兵，抵御外侵。本文就當時清政府變法過程中以德國法為范本來改變傳統中國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國引進德國法的直接途徑和間接途徑，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的積極影響作了客觀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國近代法制是以德國法為藍本、并間接參考了日本明治維新后仿效德國法基礎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由落后殘酷的封建法變為相對先進文明的資本主義法具有積極影響。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與列強頻頻交戰，又屢屢敗退。許多有識之士強烈要求變法，以富國強兵、抵御外侵。鑒于“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變法要求。那么，中國變法應以哪種法律為范例并作為重點引進對象呢？首推“歐法”，其中主要是德國法。以后的歷史也證明，德國法對中國清末時期的影響最大，與其他國家的法律相比，可稱第一。

一

為什么中國重視從德國引進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當時的德國法是歐洲最優秀的大陸法。德國法繼承和發揚了羅馬法的優良傳統，是羅馬法的直接繼承者。“播乎歐洲為羅馬法系，是為私法之始，更進為日耳曼法系。”②羅馬法被認為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法律的最完備形式”③。德國法又優于羅馬法的其他繼承者。就以民法典來說，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雖同宗于羅馬法，但前者更勝后者一籌。“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同屬大陸法系，但前者編纂于后者施行一個世紀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學實踐和理論上的成就。各國法學家都認為前者比后者更系統化、現代化、條理化，用詞更簡練，內容更確切。”④這同樣為其它歐洲國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為它的這種優越性，所以德國法實是當時歐洲大陸法系中的最優秀者。德國法的這一優越性由其獨特的社會條件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學尤為注目。德國的古典哲學在世界上享有盛譽，它在唯物論和辯證法方面的成就，為世人所信服。以這種哲學為基礎，德國法便具有了邏輯嚴謹、概念精確和規定細密的優點，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國民法典比法國民法典更為發展，它有德國的古典哲學為基礎，能準確地表達法條的含義。”⑤與此有關聯的是“德國的立法技術比較好”⑥。中國的傳統法律以成文法為特征，接近大陸法，遠于普通法。因此，中國在引入“歐法”的時候，首選歐洲的大陸法，并以它的最優秀者德國法為主要參考模式便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進德國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國吸收德國法以前，已有許多國家引進過德國法并取得成功。這里既有歐洲國家，也有亞洲國家。在歐洲，德國法作為大陸法的優秀者而被一些歐洲大陸國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襲用德國民法典的情況十分普通。“德國民法典被中歐一些國家所接受，因為它被認為是最好的。”⑦對于這一點，清政府的考察團成員在考察歐洲后，亦有深深的體會。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國后說：“詳考（歐洲）各國制度，以德為主，以各國為輔。”所以，他認為中國有必要學習德國的各種制度，“妥籌辦法”⑧。在亞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運用德國法的國家。以軍事法為例。日本在甲午戰爭前已沿用德國的軍事法，并使自己的軍隊日益強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戰爭中取勝。“日本軍事無論事之巨細，無不奉德國為師，甲午之役，既經戰勝，去歲夏挫強俄。”⑨其他國家能在接受德國法后變得強大，中國為什么不能以他們為鑒，也走一走這條路呢。

第三，德國的有些社會情況近似于中國。德國雖是歐洲國家，但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有些社會情況較近似于中國。比如國家的政體和人民的勤儉質樸之風都是如此。經過考察和比較，一些清政府的要員已認識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當時任直隸總督的袁世凱曾說過：“各國政體，以德意志、日本為近似吾國”。因此，他認為有必要再派員出使到德日兩個國家，去進一步了解憲法情況。“擬請特簡明達治體之大臣，分赴德、日兩國，會同出使大臣專就憲法一門，詳細調查，博訪通人，詳證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鴻慈在德國考察數月以后，覺得德國人民的勤儉質樸的習俗與中國人民的非常相似，說：“其（德國）人民習俗，亦覺有勤儉質樸之風，與中國最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會，其內容又由社會所決定。因此，在相似的社會情況下，完全有可能適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會情況，為中國引入德國法提供了有利條件。

第四，德國又是當時快速崛起的歐洲國家，先進的法律還需以其突出的社會效應為佐證，否則其先進性還不能充分體現。德國法的一個功績在于促使德國快速崛起，并成為歐洲的一個強力國家，在許多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這一事實已為當時的清政府官員所接受。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張之洞在《創設陸軍學堂及鐵路學堂折》里，稱贊德國的陸軍是“甲于泰西者”，鐵路有“十萬里之用”。因而，他大聲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為在《請開學校折》里贊揚德國在教育方面的顯著成績，說：“今各國之學，莫精于德，國民之義，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張“請遠法德國”。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戴鴻慈等人在《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贊德國快速變強“定霸”的史實，說“查德國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認為應“以德為借鏡”。⒀事實最具說服力。它使中國人深信，德國法確是一種行之有效、能使國家強大的一種法律。

一個國家要引進另一個國家的法律，總會從準備引進法律的本身情況及其效果、自己的社會情況等各方面進行考慮，并選擇最佳者和最適合本國情況者為己所用。從以上德國法本身的先進性及其實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會效果、中國和德國比較相似的社會

狀況等方面顯示，當時中國把德國法作為重點引進對象是一種合適的選擇，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國法對中國影響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即直接途徑和間接途徑。直接途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翻譯出版的德國法典及法學著作中接受德國法。引進外國法，翻譯出版外國法典和法學著作不可缺少，這是一條必由之路，而且歷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簃先生遺書·新譯法規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學，尤必編譯西人之書”，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發憤為雄不惜財力以編譯西人之書，以研究西人之學，棄其糟粕而擷其英華。”中國也模仿日本，走了這條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國編譯德國法典、法學著作在歐洲各國中為首，而且趨勢是數量不斷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漸提高，以至超過日本，只是在總數上僅次于日本。在這里，以沈家本四次統計的數字為例。⒁光緒31年3月沈家本在《刪除律例內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館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對出版的法律和法學著作共12種，其中日本最多，占8種，德國次之，有2種。還有法國、俄羅斯各1種。光緒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訂法律情形并請歸并法部大理院會國辦理折》里，對已譯和正在譯的法律和法學著作又做了一次統計，共為31種。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種，德國又次之，有4種。其他還有法國、意大利、荷蘭等的著作，但數量均不及德國。宣統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對自光緒33年法律館離部獨立以來翻譯和正在翻譯的法律和法學書籍作了一次新的統計，共有43種。其中，日本仍占優勢，有13種，德國還是第二，占8種。還有英國、美國、奧地利和法國等國的，但數量上還是不及德國的。宣統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訂法律館奏籌辦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對翻譯的法律和法學著作作了統計，總為14種。其中，德國和法國的最多，均為4種。日本降為第二，為3種，比德國的少了25%。另外，還有奧地利的，僅2種。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把翻譯德國法律和法學書籍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國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國當時是設法從日本的法律和法學著作中得到德國法，這是德國法間接對中國的影響。這個問題在下一部分中還會詳述。總觀已翻譯的德國法律，門類已十分俱全，涵蓋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國籍法、破產法和民事訴訟法等一些重要部門法。至此，德國法被大量介紹到中國。

其次，從駐外使節的了解中接受德國法。當時，清政府對駐外使節有過“出使各國大臣應隨時咨送日記等件”的規定，要求他們把“凡有關涉事件，及各國風土人情，該使臣皆當詳細記載，隨時咨報”。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別當國內準備和進行變法時，這些駐外使節尤為注意各國的法律制度，并進行比較，從中發現優劣，以為變法之用。光緒15年（1889年）剛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繼任駐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馬上任，歷時4年。任職期間，他走遍歐洲，并非常注意各國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們的長處。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說：“然則今之立國，不能不講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勢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認為德國法屬于“盡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議會制度并進行比較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西洋各部立國規模，以議院為最良。然如美國則民權過重，法國則叫囂之氣過重；其斟酌適中者，惟英、德兩國之制頗稱盡善。”⒂這些外交使節把了解到的德國法的情況帶到國內后，對清政府上層官員的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再次，從德國在中國設立的司法機構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國法。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斷喪失主權和司法權。德國和其他列強一樣，在中國取得了領事裁判權，并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機構，實行自己的法律。“中國通商以來，即許各國領事自行審判，始不過以彼法治其民，繼漸以彼法治華民，而吾之法權日削，近且德設高等審判司于膠州……。”⒃這種以德國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機構和施行的法律，也屬德國法，是德國法的一個部分。它們雖攫取了中國的司法權，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但通過它成為司法活動，卻向中國輸入了德國法。這種法與當時的中國法相比，中國法相形見拙，其落后性顯而易見。如果中國能引入德國法，也實行行政與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進的法律制度，便可減少許多弊端。這一點已被當時的高層中國官員所認識。光緒32年12月御史吳鈁在《厘定外省官制請將行政司法嚴定區別折》內明確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則行政官得專意愛民之實政，而審判官惟以法律為范圍，兩事既分，百弊杜絕。”⒄這里的“百弊杜絕”顯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這番話至少能說明，中國的官員已受到德國法的影響，感受到德國法的某些長處。

最后，從到德國考察的考察團中接受德國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團到西方的一些國家進行考察。考察團成員在德國考察期間，注意到了德國的法制情況，每到一處皆細心觀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認識。今天，從他們保留的日記里仍可清晰可見。光緒32年2月中國的一個考察團對德國的議會、裁判所、監獄等地方均作了實地考察，并把有關情況詳細地記載在他們的日記里。這里摘錄兩段以證之。

2月19日“午一時，往觀裁判所。此普魯士王國裁判，屬之內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觀小法堂，上坐者五：中為正法官，次為陪法官二人，又次則書記官一人，政府所派檢查官一人。旁一欄設有幾，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為辯護士位。其余四人，率司書記者也。廷丁往來傳遞案卷及伺侯觀客。室前，即聽審欄。入觀者隨意，惟嚴整勿嘩而已。次觀高等法堂，規模稍廣。”

2月29日下午“觀監獄。柏林監獄凡二，此重罪監獄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無雜居者。其床有機括，日間則幾桌也，及夜，引其機，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覺其狹，誠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為織布、斲木之類，皆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團在完成考察任務回國后，還需匯報朝廷，反映事實，綜合優處，以被政府所借鑒。一個考察團在奏折里陳述了德國軍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鑒的規

定，說：“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軍政考察尤詳。”“查德國自皇子、親王以及貴族子弟，無不入伍從軍者，士兵供職軍伍，則鄉里咸以為榮。”“查德國優待軍人，無微不至，國家除賞恤特典外，其佩勛章而服軍服者，在朝榮寵有加，在野則禮敬不懈。推之營中之酒食、器皿，則有半價之特章，輪船、汽車、戲場、照像館，則有減價之利益，年老則有養老之典，身后則有撫恤之恩。”⒆通過考察團這一途徑，可見，德國法也源源不斷地被納入到朝廷，影響到中國。

以上四條途徑從不同角度把德國法直接滲透到中國，并為清政府在變法中采用德國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三

德國法在清末還通過間接途徑影響中國，這一途徑主要是通過日本法來實現的。具體地說，其方法亦有多種，如翻譯出版已仿效德國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學書籍，聘請日本法學家來講學和幫助制訂法典，派遣留學人員前往日本學習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國并非就學日本法而學日本法，相反是把學日本法作為學習和引進“歐法”，特別是德國法的一個中介途徑。一位德國學者曾客觀地說過：“日本寧愿編制德國式的法典以保留歐洲大陸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雙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只把外國法作為比較對象，而且在中日兩國接受外國法的過程中還起著聯結作用。”⒇那么，中國為什么要把學習日本法作為引進德國法的一條間接途徑呢？

其一，當時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國法。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后，有過一段全面接收德國法時期，時間約在19世紀的80年代至19世紀末。在這一時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襲德國法的基礎上，制訂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憲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等。因此，這一時期的日本法律實是德國法的翻版，德國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關于這一點，日本法學家至今都直言不諱。伊藤正己主編的《外國法與日本法》一書在第三部分中專門闡述了日本對外國法的接受問題，其中就把19世紀80年代至19世紀末作為德國法起支配作用的時期。(21)對于這一事實，清政府的官員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說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實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訴訟法典來說吧。“當時（19世紀末葉）日本正在積極制定各種法律，就以德國民事訴訟法為藍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訴訟法（1890年）。這一部日本民事訴訟法幾乎就是德國民事訴訟法的翻譯本，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刪除了一些不適合日本國情的規定（如“證書訴訟”等）。”(23)日本這樣做也是出于無奈，其直接壓力來自西方列強。因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們攫取的治外法權。“由于希望盡快改革，沒有更多時間根據國情和吸收外國法律的積極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國實際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賴外國法典。”(24)中國在清末大量翻譯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學著作，也正是日本在這一時期制訂的法律和編寫的法學著作。因此，中國引進日本法也就意味著引入了德國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國，文化又比較接近，易從中學到德國法。日本曾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從中國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維新后才大量從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國志·鄰交志序》說：日本“中古以還瞻仰中華，出聘之東冠蓋絡繹，上自天時、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于飲食居處之細，玩好游戲之微，無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來結交歐美，公使之館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備，暨乎典章制度、語言文字，至于飲食居處之細、玩好游戲之微，無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樣，中國學習日本也一樣，比較方便。關于一點，中國人毫不懷疑。康有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書記·上清帝第五書》里就已說：“聞日本地勢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條理尤詳，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請求清政府學習日本的立憲制度，說“中國于日為同種，而帝國宗旨亦近，則立憲自宜取師于日。”(25)日本的這一情況明顯優于受德國影響的西方國家，因為他們遠離中國，而且文化又差異較大，如果從他們那里引進德國法就會面臨費重道遠的問題。相比之下，中國當然會選擇舍遠就近的途徑，從日本引進德國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較俱全，法學也相當發展。日本在接受德國法的同時，即不斷制訂自己的法典，發展自己的法學，盡管充滿了德國因素。至20世紀初，日本法律已經比較俱全，法學也相當發展，有關法典和書籍足以被中國人翻譯出版并借鑒。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這便是一條十分理想的學習德國法捷徑。這正如康有為在《進呈日本明治變法考序》中所言：“若因日本譯各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事實也是如此。中國在清末翻譯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學著作，其數量在各國之首。關于這一點，一位德國學者曾這樣簡要地敘述過：“由于日本將法國和德國的法律本譯成日文，已創造了一套法學辭匯，舊中國由于書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紀末各部法典編成后，德國法的影響加深了。因此，當舊中國決定采納外國法律制度時便主張采納德國法，這是不奇怪的。”(26)德國法就這樣通過日本法間接地源源不斷地對中國產生了影響。

不過，日本法的這種影響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實現的，因而很易給人們以錯覺，似乎是日本法影響了中國，而不是德國法。對此，當時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窮原”。他說：“中國近多歆羨日本之強，而不知溯始窮原，正當以德國為借鏡。”(27)此話不無道理。

四

清末，中國受到了德國法的影響后，便產生了明顯的效果，突出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國法被清政府官員以一種正面經驗加以運用。為了滿足變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員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國法的一些內容后，便把它作為一種正面經驗而加以運用。在他們的奏折里，德國法的內容及其實施經驗經常被引用，并作為論證某一觀點的重要依據。光緒34年（1908年）考察憲政大臣達壽在闡述立憲問題時，多次提及德國的立憲情況，并把它作為一種可以借鑒的經

人們，德國法不只是對清末、而是對整個中國近代社會都產生過非同一般的影響，其程度超過其他國家。今天探究這一問題，對于正確認識我國近代法制，以及在轉型時期如何吸收外國法都有重要意義，可以從中發現一些值得借鑒之處。

注：

①嚴復：《侯官嚴氏叢刻·救亡決論》。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3頁。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學所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法典》譯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頁。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7頁。

⑿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戍變法》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219頁。

⒁詳見李連貴：《近代中國法律的變革與日本影響》，《比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鐘權河：《走向世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352～353頁。

⒅走向世界叢書：《出使九國日記》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頁。

⒇(24)(26)（德）諾爾著，李立強等譯：《法律移植與1930年前中國對德國法的接受》，《比較法研究》，1984年第2輯。

(21)（日）伊藤正已主編：《外國法與日本法》（原版），巖波書店1966年版，第172頁。

(23)謝懷栻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譯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頁。

(28)《東方雜法》第5卷，第8期。

(30)《欽定學堂章程·欽定大學堂章程》，第7頁。

(31)《教育法規匯編》1919年出版，第360頁。

(32)《奏定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第2～4頁。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國立法史》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第73頁。

(36)修訂法律館：《法律草案匯編》，修訂法律館司法公報處1926年版。

(37)陳敬弟：《法學通論》第2頁，丙午社發行，光緒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編輯社社員編著《法學通論》，湖北法政編輯社光緒31年版，第28、35頁。

論清末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形成的影響(第5頁)一文由www.tmdps.cn搜集整理，版權歸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第二篇：論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論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機械122 呂濤 2012022218 摘要：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1840年鴉片戰爭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戰后的中國在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其影響所及上至國體、政體、經濟形態、價值理論，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遭受更多的掠奪，廣大農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國社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小農經濟制度解體，封建制度開始動搖，自此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工業的發展，加快了中國近代化進程，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

關鍵字：鴉片戰爭近代經濟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喪失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開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些有識之士，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開始試圖向西方學習，以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從十九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為口號，“師夷長技”，大張旗鼓地舉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編練新式陸軍和海軍。他們開礦山、筑鐵路、設郵電、辦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掀起了一股辦洋務的熱潮。他們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

一、鴉片戰爭前夕的經濟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是自然經濟。所謂自然經濟，就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就是生產的目的不是為市場交換需要，而是為了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的一種經濟形式。即生產關系的最初形態是為生存而生產，不是為市場的需要而生產。自然經濟并不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世界各國的封建社會時期也無例外地存在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有著自己明顯的特點：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相結合；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

自然經濟產生在于農業生產不發展，特別是手工業和商品經濟不發達，使社會財富增長有限；歷代封建政府推行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內外市場的擴大；思想觀念陳舊落后，自西周以來兩千多年中國形成了以農立國，民以食為天的傳統思想，形成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農耕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初期和中期，自然經濟的作用是積極性大于消極性。然而，到封建社會后期，特別是明清時期，自然經濟由于生產規模過于狹小，妨礙了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嚴重地阻礙了手工業的發展；既不買又不賣，嚴重地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自然經濟，是歷代封建政府推行閉關鎖國政策為自然經濟的長期存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護，使得其作用是消極性大于積極性，讓它變成了一種極端落后、極端保守的經濟形式，嚴重阻礙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的發展。

鴉片戰爭前夕，由于手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商業信貸的發展，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剩余價值和雇傭勞動制開始出現。

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這個超穩定的社會有著自身的特點。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皇帝、貴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則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種地主土地并繳納高額的地租，封建地主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必然尖銳。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主要特征是個體家庭為單位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曾有利于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但又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有較強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員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剝削農民，農民還需繳納高額賦稅和承擔各種徭役，生活極端困苦。

二、洋務運動的興亡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對如何解決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分裂稱為洋務派與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商業的手段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一開始的目標是鞏固國防創辦“自強新政”以“求強”，具體表現在開辦近代軍事工業、創建新式軍隊、購買國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軍官一律開始學習西洋武操，各省防軍開始更換新式武器，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制炮所，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的建設由此拉開序幕：1864年李鴻章在蘇州設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總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設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開辦天津機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禎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短短幾年間在李鴻章等洋務派領導人的主持下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體系基本建成，火槍、大炮、彈藥、蒸汽戰艦都已能夠在國內建造，其決心之大、動作之快令中外為之震驚，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次大飛躍，從此中國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工業。

洋務派在興建軍事工業的同時，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為此“百方羅掘”但仍“不足用”，洋務派領導人李鴻章認為泰西各國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強，認為“求富”是“求強”的先決條件。于是洋務派開始將工業范圍擴大，興辦民用工業以“興商務，竣餉源，圖自強”。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間，煤礦、鐵廠、繅絲廠、電廠、自來水廠、織布廠、電報、鐵路相繼建設，這些民用工業的創辦打破了西方資本在中國的壟斷，為國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銀，并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洋務運動卻不是成功的運動，歷史已經宣判了它的失敗。首先，外國資本主義并不愿意中國富強起來，不斷地采取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乃至軍事的手段進行干擾，而洋務振對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往往是妥協退讓的。其次，封建頑固勢力害怕他們的根基和權勢遭到破壞，在政治上、經濟上、輿論上進行多方面的鉗制和阻難，而洋務派對于這種壓迫，往往是斗爭不力的。第三，洋務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著洋務運動的生機，諸如企業衙門化、貪污中飽、揮霍浪費、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可說洋務攝既是新式企業的創建者，又是這些企業的摧殘者。洋務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是很值得認真總結并引為鑒戒的。

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 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愿意支持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并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我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三、鴉片戰爭后中國的經濟

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建立起來的。其肇始于鴉片戰爭后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五口通商章程》等，其后主要繼之以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政府與俄、美、英、法簽訂的《天津條約》和與英、法、俄簽訂的《北京條約》等，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從中國攫取了一系列特權，使一個獨立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這樣，到甲午戰爭前，一個完備的對中國主權嚴重侵犯的“條約制度”已經形成。在條約的特權保護下，外國資本主義立即掀起一個向中國傾銷商品的狂潮。“他們一想到和三萬萬人或四萬萬人開放貿易，大家都像發瘋了似的，他們沒有料到中國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對工業品有著多么頑強的抵抗力。代表英國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的璞鼎查，回到倫教后在國會上帶著醉意宜布說，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傾蘭開層全部工廠的生產也不夠供應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們的侵略野心。中美貿易情況與中英貿易差不多。在簽訂1842年條約以后的一個時期中，美國每年平均得到二百萬英鎊的中國產品，而輸往中國的美國商品則只有幾十萬英鎊。

隨著西方列強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向中國輸出商品和掠奪原料，進行早期資本輸出，沿海和長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強經濟入侵，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尤其是外國棉紡織品的大量進口，使通商口岸地區的手工紡織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本來上海、松江、太倉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產，卒為天下甲”，而上海所產“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紗、洋布的行銷，土紗土布無法與之競爭，這些地區出現了“無紗可紡”、土布“消減大半”的現象。廈門亦是洋貨充斥，“其質既美，其價復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國輸出的茶、絲等的數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貨的沖擊和國外市場的刺激，一些地區的農民放棄原來的主要家庭副業，轉而種桑植茶，擴大絲茶的生產和出口。這些地區的農副產品日趨商品化，中國絲茶等的生產和出口貿易，開始走上了依附外國資本的道路。中國被動地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

“鴉片戰爭”的結果卻對鴉片沒有作出任何規定。實際上，鴉片貿易是英美各國十分看中的，也是他們掠奪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手段。因此，條約簽字前后，強迫耆英作出書面保證，清朝今后將只約束中國人走私鴉片，“對外國船只是否攜有鴉片，不加過問，亦不采取任何行動”。戰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談禁煙，又不便宣布弛禁，這種默許的態度實際上承認了鴉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鴉片戰爭后鴉片實際上變成為一種公開的、暢行無阻的貿易，輸入量也隨之激增，導致更大量的白銀流向國外。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使中華帝國關閉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門，從此被英國的尖兵利炮打開。鴉片戰爭是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奴役的起點,它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鴉片戰爭也強行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出現了探求西方知識、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以御外侮的新思潮。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團的閉關鎖國，愚昧無知的行為，導致國家的科技技術落后與衰敗。鴉片戰爭以后，造成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甚至封建集團的一味的妥協，使戰事節節敗退，在國家危難之秋，挪用軍費大搞慶典，置國家利益于不顧。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發憤自強。在鴉片戰爭中國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經濟落后，最根本的還是社會制度落后。要發憤自強就要改造社會，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強國防。民族團結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條件。鴉片戰爭以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下，中華民族四分五裂。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聚海內外華人的力量和聰明才智，形成空前的民族團結，高舉社會主義和民族復興的大旗，譜寫中華民族新的篇章。

第三篇：論中國近代名人的母親對其影響

論中國近代名人的母親對其影響

英國一個首相曾說：“主宰國家命運的，不是臺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搖籃旁的那雙手。”而搖籃邊的那雙手的主人正是在我們身邊默默付出的偉大的母親，所以說，無論在什么時代，什么地方，母親的影響都是不容小覷。

自古以來，中**親就有三“育”，即“生育、養育、教育”，所以母親不僅養育子女長大成人，更能影響子女成為怎樣的人。古時四大賢母鑄就的“孟母三遷、岳母刺字、封壇退鲊、畫荻教子”的佳話更體現出一個母親在其成長道路上是功不可沒的，在塑造子女核心價值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推動世界的手是搖籃的手，一個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個正直、善良、勤勞和樂觀的女人，這樣的家庭就是心靈的圣堂與成長的源泉！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母親章蘭娟性格開朗、熱情，心地善良，而且計算能力與記憶力極強，具有很高的數學天賦。應該說，錢學森的超人天賦有來自他母親的遺傳。章蘭娟在錢學森很小的時候，就讓其置身于優秀傳統文化的濃厚氛圍中。錢學森最愛聽母親給他講岳飛精忠報國、陸游仗劍去國、杜甫憂國憂民、諸葛亮忠于漢業，為輔佐蜀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當聽到這些故事時，錢學森是那么認真、投入，稚氣的臉龐上充滿了對古人的崇敬。他們的高風亮節在幼小的錢學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長期浸潤在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中，錢學森的心底滋生了對民族燦爛文明的崇敬和熱愛之情，同時也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的母親還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觀，都具體體現在它的歷史中。因此，精讀史學的人，往往是對祖國感情最深厚、最忠誠于祖國的人。”母親的勉勵，給錢學森極大的力量支撐。錢學森懷著一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時間就拿下了飛機機械工程專業的碩士學位。雖然美國方面為錢學森提供了優越的工作環境和物質待遇，但身在美國的錢學森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始終沒有忘記報效祖國的愿望。遠在國內的母親每次在給錢學森寫信時，都提醒他早日回國。錢學森始終把母親的教誨牢記在心頭。多年后，錢學森幾經輾轉，終于回到了祖國，投身于“兩彈一星”的研究，為我國的航天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勛。

丁玲的母親蔣勝眉在常德女子師范和長沙稻田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了兩年書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學擔任學監。剛毅、自強的蔣勝眉對女兒從不嬌寵溺愛。她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教女兒讀《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在母親的影響下，丁玲從小博覽群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1918年夏，14歲的丁玲以優異成績從小學畢業。暑假中，母親送她到桃源縣報考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正當學期快結束時，“五四”運動爆發了。同學們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這場斗爭。她從小受母親的思想影響，帶頭把發辮剪了。學生會還辦了貧民夜校，向附近貧苦婦女宣傳反帝反封建，給她們上識字課。母親看見女兒在思想上、功課上都有進步，也非常欣慰。母親告訴女兒，在“五四”運動中，她領著學生游行、喊口號，也參加各種活動，并且已經辭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員職位，專辦婦女儉德會附屬小學。丁玲看見母親雖已四十多歲，卻仍然熱情洋溢，精神飽滿，公而忘私，向往未來，也感到高興、放心。暑假過后，丁玲向母親提出一個要求，希望轉學到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去。這所女子中學是湖南有名的學校，向警予、蔡暢都是這個學校出來的。“五四”運動期間這所學校也很活躍。母親始終是信任和支持女兒的，只是這所學校是私立的，要學費、膳宿費、書籍紙張費，這在母親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筆不小的支出。但是母親考慮女兒的前途，仍然答應了女兒的要求，并親自送女兒去長沙。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見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談起她母親時說：“你母親是一個非凡的人，是一個有理想、有毅力的婦女。她非常困苦，為環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這一番話，深深地打動了丁玲的心，始終激勵著她奮發向上。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澤東曾高度贊譽她“為中華民族樹立模范”。她曾是孫中山的戰友，又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朋友，在協助丈夫廖仲愷斗爭多年后，還鼓勵廖承志、廖夢醒都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她自己奮斗的一生也成為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光輝典。多年來，何香凝以賣畫換得“買米錢”。她署名“雙清樓主”的作品名揚海內外。她在日本美術學校時就得到名師輔導，后來又長年潛心于水墨丹青，還常與國內大師切磋。何香凝的繪畫作品講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獅、虎及山川等的描繪，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歲，她在家中仍不時作畫，且功力不減。在她那些充滿斗爭之意的作品中，不僅記錄了20世紀初葉以來社會政治的變幻風云，同時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動寫照。廖承志從小受母親熏陶，也喜愛繪畫。何香凝作畫時，他專心守候在母親身旁，一邊研墨，一邊琢磨。有時實在忍不住，就提筆畫起小人像來。雖然筆法稚嫩，但人物卻栩栩如生。當何香凝發現兒子的特長后，十分驚喜，決心把兒子的繪畫天才好好發揮出來。于是，每當她完成一幅畫作后，就要求兒子補畫一個“小娃兒”。在母親的精心指導下，廖承志的繪畫技藝進步很快，不論素描、國畫、漫畫，無不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給孩子如何畫畫，還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畫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現出來的卓爾不群的品格，給廖承志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母親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一方面與敵人周旋，一方面用畫筆表達自己的情感。從廖承志的身上，人們看到了一個革命者頑強的意志和不同凡響的品格。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對逆境時所表現出來的正氣與人格品質有著驚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親的畫品和人品，就連母子倆對于蔣介石的態度，都有著一脈相承的堅決。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務抓捕后，解送到重慶，蔣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見，并勸說：“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邊，怎么樣?”沒料到廖承志卻當面痛斥蔣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他剛正不阿、正義凜然的精神深受黨內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親何香凝一樣，為革命事業和民族振興，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一位勤勞、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沒念過書，但佛教思想對她的影響極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鮮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對貧苦人富有同情心，經常瞞著丈夫接濟貧苦鄉親。饑荒年，窮人乞討，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贊成施舍的，家里為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爭吵。毛澤東回憶往事的時候，曾風趣地說：“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毛澤東有個堂叔生活非常困難，父親毛貽昌想“乘人之危”買下他的水田，這遭到了文七妹的堅決反對，她常帶著毛澤東偷偷地去接濟這位窮本家。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耳濡目染，無聲無息地滲入他幼小的心靈，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極具同情心，并與母親一樣經常幫助別人。這也為毛澤東后來為貧苦的廣大農民群眾而奮斗埋下了種子。

所以說，雖然“母親”這一群體在革命歲月中被嵌入到男性主導的權利體系中，但當她們從“相夫教子”走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社會的變革已悄然發生了。因為她們的改變意味著新生的革命力量的迸發。

母親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深遠持久的。家有賢母，則家和睦幸福；國有賢母，則國繁榮昌盛。所以，我們在歌頌這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偉人時，也要對他們的母親懷有一份敬畏之心。

第四篇：淺析羅馬法對英國法的影響

淺析羅馬法對英國法的影響

內容摘要

英國法是羅馬法系外的法律體系。由于人種和文化上的差異，政治上不強烈的需求以及羅馬法復興時間上的姍姍來遲，英國法走向了一條獨立的發展道路。但是，英國法許多法律部門受到了羅馬法的影響，有些甚至直接繼受至羅馬法，或者說存在直接的淵源聯系。英國法對羅馬法的繼受是片斷式的繼受，具體規則原則的繼受，選擇性的繼受，體系下的繼受。英國法與羅馬法的相似之處遠遠超出了人們曾經的想象，甚至如果我想尋找羅馬古代社會法的痕跡，那么我們應該首先轉向英國法。

關鍵詞 羅馬法 英國法 體系外的繼受 古典羅馬法 衡平原則

第一節 引言

如果說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是近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兩朵奇葩，那么，羅馬法無疑是古代法律體系中的翹楚。羅馬法對大陸法系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法國法系，還是德國法系，均深深地烙上了羅馬法的烙印。甚至可以說，沒有羅馬法就沒有大陸法系——至少不會是現在樣子的大陸法系。然而，談到羅馬法對英美法的影響，學術界大多學者認為羅馬法對英美法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很小或者微乎其微，有些學者甚至否認羅馬法對英美法的影響，仿佛羅馬法是英美法系體系外的異類。然而，事實是不是這樣呢？筆者帶著疑惑，主要針對羅馬法對英國法的影響，進行一番探討，希望有所發現，以解心中之疑惑。

第二節 羅馬法系外的英國法

英國（英格蘭）地處歐洲大陸的邊緣，當歐洲大陸如火如荼地展開羅馬法復興運動的時候，英國卻無動于衷，從地域上看，似乎也不會讓人覺得奇怪。但是，地域上的偏遠，并不是英國排斥羅馬法的深層次原因，不然就無法解釋同樣地處不列顛的蘇格蘭為什么全盤接受了羅馬法。英國沒有全盤接受羅馬法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人種和文化上的差異。

英國大地上最早的定居的民族是凱爾特人，后來羅馬人入侵，將英格蘭并入羅馬的版圖，并修筑了哈德良長城，以保護英格蘭。之后，蠻族入侵羅馬帝國，而侵入英格蘭的日爾曼人是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與侵入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日爾曼人不同，后者的部落包括汪達爾人，哥特人等，他們早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前就已經進入了羅馬帝國的疆域，并熟悉了羅馬文明——如果不是接受的話。他們對羅馬文明并不排斥。而英格蘭則相反。“來自北海沿岸的弗里斯人、朱特人、盎格魯和撒克遜人，來自愛爾蘭的蘇格蘭人，同時從海上入侵，在這種沖擊下，羅馬文明幾乎蕩然無存。英格蘭島與大陸的背景不同，他不是補充人員式的日爾曼殖民化，而是移民式的日爾曼殖民化。” 如是乎，羅馬文明（包括羅馬法）從英格蘭消失了。而繼盎格魯和撒克遜人之后的是來自法國的諾曼人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蘭。諾曼人雖然是從法國入侵的，但他們是來自北歐的日爾曼人，即維京人，于熟悉羅馬文明的法國人不同。諾曼人的文化是日爾曼式的，而非羅馬式的。這樣，英格蘭徹底和羅馬文化分道揚鑣了，只留下歷史塵埃里的哈德良長城依舊在北方的風雪中守候。

第二，英格蘭對羅馬法政治上的需求不如大陸法系國家強烈。由于“諾曼入侵”是異族征服，因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這客觀上使諾曼人只有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政體才能統治英國。為此,威廉一世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建立起了當時歐洲獨一無二的、以強大王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國家政體。在此基礎上，11世紀初，英格蘭建立起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權。羅馬法在公法方面的理論是崇拜權力，西歐各國的君主都“把羅馬法作為反對封建割據勢力的理論依據。《學說匯編》第一句就指出：‘君皇決定的事具有法律效力’。” 促成君主專制的但由于威廉一世的措施已使英國建立起來了堅不可摧的強大王權，所以英國就不像西歐大陸國家一樣，迫切地需要這種強化王權的法律理論為其政治服務。

第三，羅馬法復興時間上的姍姍來遲。

羅馬法的復興始于12世紀初，經過注釋法學派、沿革法理學派等對羅馬法的研究和總結，“在15－16世紀的歐洲各國出現普遍采用羅馬法的熱潮，并最終使羅馬法成為現代各國制定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法律的基礎。” 然而，自從1066諾曼人征服英格蘭開始，普通法便開始產生，到亨利二世（1154－1189年）時，普通法已經基本形成。所以，當歐洲大陸開始復興羅馬法的時候，英國普通法體系已經初具雛形，并煥發出勃勃生機。到15、16世紀時，英國判例法體系已經確立，不可能像大陸一樣接受羅馬法體系。

由于上述原因，英國法便形成了獨特的體系，游離于歐洲大陸之外。

第三節 英國法——體系下的繼受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英國法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受中世紀羅馬法復興后的羅馬法體系的影響。然而，這是不是說明英國法沒有受羅馬法的影響呢？這取決于我們如何定義羅馬法。如果我們僅僅將羅馬法定義為經過中世紀法學家研究發揚的羅馬法學派的學說，那么，英國法無疑游離于羅馬法之外。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集中于古典羅馬法，即在羅馬國家適用的羅馬法，那么我們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而且，前一種觀點未免有失公正。它把羅馬法僅僅局限于后人發揮改造的體系化的羅馬法，而非原汁原味的羅馬法，并且以此作為英國沒有繼受羅馬法的根據。多么荒謬啊！我們知道，法國沿革法理學派研究羅馬法之后，經過后人的繼續發揚，有了《拿破侖民法典》 ；德國歷史法學派的研究成果為《德國民法典》的編纂奠定了基礎（雖然他們反對德國編纂統一的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德國編纂法典的反動）。英國是法制文化發達的國家，并不是一個法制繼受國家。我們沒有人會對德國沒有繼受法國民法體系產生疑問，因為他們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文化。同樣，英國也如此，作為一個“傲慢”的民族，英格蘭人怎么會否定自己的法律文化，接受法國或者德國的法律呢？就算英國要接受羅馬法，他們也不會把自己歸化如法國或者德國法系，他們會自己開創一種完全不同的道路和體系。不然，英國就不是日不落帝國！況且，如果我們的視角從古典羅馬法出發，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結論。

英國受古典羅馬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一下幾個方面：

第一，英國法對古典羅馬法的具體規則、制度以及原則的繼受。英國法雖然沒有接受大陸法學家體系化的羅馬法，但是卻從古典羅馬法中汲取營養，并加以吸收發揚，形成了自己的規則，制度原則。例如英美法的衡平原則。“羅馬人是衡平法的最早實踐者，最高裁判官法就是典型的羅馬衡平法。英國人借用了這一現成的概念，將它發展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梅因在《古代法》中也對二者進行了比較，雖然沒有說英國的衡平法淵源出自羅馬法，但是卻承認二者驚人的相似。另外，英國的令狀制度和羅馬法的程式訴訟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讓人產生迷惑，以為他們有什么淵源聯系。而二者打破其桎梏的方式也是驚人的相似——都是法官創造新的令狀或程序。如果要舉一個羅馬法對英國法具體制度的影響，可以以誹謗制度為例。“羅馬法中，對誹謗行為的劃分主要是以誹謗究竟是否私下還是公開發表，是否屬于特定的內容為依據的，而并非以口頭還是書面的表達方式作為劃分標準。早期誹謗性的歌謠和后期的匿名的諷刺詩一起構成了刑事性誹謗。是否屬于刑事誹謗的范疇并不取決于發表的形式，而是取決于所陳述的事實的性質、傳播的范圍以及它的匿名性。” “羅馬的刑事誹謗法律規則是在1606年的De Libellis Famosis 案中正式被導入英國的法律體系的。”“判決要點如下：‘任何的書面誹謗，或者是針對普通平民的，或者是針對官員或其他公眾人物的。即使誹謗是針對普通平民的，也仍然要嚴懲。因為雖然這一誹謗只是針對個人的，但是它將刺激這個家族中的所有成員、親戚、朋友起來復仇，由此就會造成爭斗從而破壞社會的安寧與和平，導致流血犧牲和其他巨大的麻煩。如果這一誹謗是針對官員或其他公眾人物的，那這就是一種更大的冒犯。因為這不僅破壞了社會的安寧，而且是對政府的誹謗和丑化。試想，國王指派和選拔來治理他的國民的大臣居然被指控說是腐敗或邪惡的，還有比這更大的對政府的詆毀和丑化嗎？’” 這樣，羅馬法的規則被完整引入了英國判例法。但是，由于判例法的靈活性，英國法在引入羅馬法規則的時候，法官往往加入自己的意見，而且，考慮到后來的判例的影響，先前的規則往往被變的面目全非，發現羅馬法的痕跡已經不再那么明顯了。

第二，對某些法律部門如商法、海商法的影響。

羅馬法對英國法的許多法律部門直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甚至成為了其主要的淵源。當然，其對各個部門的影響并不是相同的，而是因不同的部門而有所差別。對有些部門影響及其深刻，而另一些則沒有這么強烈。根據羅馬法對英國法各部門的影響的強烈程度，可以將這些部門分為一下幾類。

（一）英國的商法在其形成初期，大都受到羅馬法的影響。

例如英國的信托法，侵權法。但是，羅馬法對這些部門的影響并非簡單的移植，而是這些部門在發展過程中對羅馬法平行的借鑒。換句話說，這些部門的自主發展與這些部門對羅馬法的吸收是平行進行的。例如，英國信托法的起源是王權通過稅收對臣民財產的控制。英國臣民通過設定信托來逃避財產稅。英國自己的土壤產生了自己的法律，而英國人又從羅馬法那里找到了知音，于是，羅馬法的概念、術語、規則被英國人心滿意足地拿了過來。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是社會和法的發展的本質規律的原因，羅馬人和英國人法律實踐產生了相同的法律需要，于是他們一拍即合。在這些情況下英國法對羅馬法的吸收是無可置疑的。不然，英國法中為什么會有如此多的羅馬法律術語？很難想象英國人會自己創造一個制度，但是卻舍棄英語，而以拉丁語來命名。難不成英國人是瘋子？理性的解釋只有一種，那就是他們有淵源聯系。

（二）對羅馬法的直接的接受。

這一點在海商法中尤其明顯。海商法的淵源起自傳說中的羅德海商法。“海事法中最有特點的共同海損法律制度，其基本原則明確地記載在東羅馬帝國皇帝Justinian一世時編纂的法典上，因而羅德法也就成了人們引證的根據”。羅德海商法到中世紀時的版本之一有奧列隆法（當然有新的海上習慣的匯入，但這并不代表以前習慣的廢除）。中世紀的英國直接承認了奧列隆法的規則。“奧列隆法及其他海商法典的有關規定，即便在今天仍然為英國法院廣泛引用。” 可以看出英國海商法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羅馬法的影響。筆者一直疑惑，為什么古典羅馬法和早期英國法會如此地相似？想一想羅馬和英國地法官都用衡平原則斷案，想一想羅馬的程式訴訟和英國的令狀制度（以及“無令狀即無救濟”），想一想羅馬人為解決程式訴訟的弊端而創造的新的程序和英國人新創造的令狀，再想一想羅馬法官和英國法官通過審判創造的法律（裁判官法和判例法），我們會迷失在自己的思考中。這時候我們會問，到底是經過后人發揮的體系化的羅馬法（法國法系和德國法系）更接近羅馬社會的法律呢？還是英國法更與古典羅馬法相似？且不問英國法和羅馬法的淵源關系，如果我想尋找羅馬古代社會法的痕跡，那么我們應該首先轉向英國法。也需是法律發展的本質規律，也許是歷史的巧合，羅馬法和英國法成了孿生兄弟。

第四節 結語

如果我們說英國法全盤繼受了羅馬法或者說英國法起源于羅馬法，那么這無疑是不合適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無法否認羅馬法對英國法的影響，在很多方面，這種影響無疑是十分深刻的，甚至我們可以用“繼受”這個詞。

法國法系與德國法系把羅馬法發揮成了概念法學，并以此為基礎創造了自己的法律體系。英國人并沒有這么做。由于上文中提到的原因，英國人采用了另外的方式，即在自己體系下對羅馬法的繼受。英國法沒有采用中世紀的大陸人對羅馬法的注釋，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法律體系，不屑于再去接受大陸的體系。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生產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行的法律表現，以致一切后來的法律都不能對它作任何實質性的修改 ”。于是，英國法在不經意間重復著羅馬法曾經的軌跡，當他意識到在自己的軌跡之前曾經走過的羅馬法的時候，他們便一拍即合。英國法對羅馬法的繼受是片斷式的繼受，具體規則原則的繼受，選擇性的繼受，體系下的繼受。

當然，經過漫長的歲月，新的判例不斷出現，舊的規則慢慢地改變。今天的英國法的規則即便是那些曾經繼受自羅馬法的規則，也大多面目全非。只有從歷史上的判例中才能窺見羅馬法的影子，只留下數不清的拉丁術語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們他們曾經走的那么的近。

參考文獻

1、德尼茲?加亞爾等著，蔡鴻濱、桂裕芳譯，《歐洲史》，海南出版社，2000

2、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94

3、林榕年、葉秋華編，《外國法制史》，2003

4、梅因，《古代法》，九州出版社，2007

5、施春強，《英美誹謗法的歷史發展》，華東政法學院碩士論文

6、吉爾摩、布萊克，《海商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

8、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1922

第五篇：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福建師范大學網絡教育學院0903屆 韋建新

指導老師

福建師范大學 呂雪峰

【摘要】：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及隨后《馬關條約》的簽定，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極為嚴中的影響。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之后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同時，各國帝國主義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時的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得到一定的發展。甲午戰爭也刺激和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思想解放。

【關鍵詞】：甲午戰爭，中國近代社會，影響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是持續30余年之久的洋務運動最后失敗的標志，又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甲午戰爭猶如中國近代史之網的綱，抓住了它就必然會帶動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寬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乃至遠東近代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事件，不僅對中日兩國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而且使遠東國際形勢的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處在風雨飄搖中的近代中國，甲午的戰敗對中國的影響深入到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歷時之久，百年延續。自甲午戰后相關研究工作業已展開，70年代后，研究工作進一步拓寬和深化，相關研究成果極其豐富。本文就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方面，作簡要論述。學識淺薄，敬請前輩專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在英美等國列強的默認下，尋找借口，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甲午戰爭，由于中國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擾，歷時八個月的甲午之戰終于以中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強弩之末的龐大封建帝國在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面前顯得不堪一擊。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及隨后《馬關條約》的簽定，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影響，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封建官僚虛驕自大，盲目樂觀，雖然對西洋列強比較忌憚，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強也較高地估計中國實力。甲午戰爭的結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國防力量的虛弱，從此也改變了遠東國際關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國主義列強都以中國為宰割對象，爭先恐后地在中國掠奪利權，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短短幾年里，就使中國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國干涉還遼”是列強爭奪勢力范圍的開端。

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與日本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附近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關于割讓遼東半島的規定，引起了

早就企圖吞并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國政府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對他們獨霸中國東北的直接威脅。因此在《馬關條約》簽定的同一天，俄國就正式向德、法兩國政府建議：三國聯合勸告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如日不應允，即“對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軍事行動。”②

德法兩國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議，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遞交了照會。英美各國也別有用心地勸告日本，于是，日本退還了遼東半島，但向中國索取了三千萬兩“贖還費”。“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國爭奪勢力范圍的集中表現，標志著由帝國主義列強宰割中國土地的開始。

2.從《中俄密約》開始，帝國主義列強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國的高潮。“三國干涉還遼”以后，清政府對俄國產生了很大幻想，俄國便尋找機會向清政府索取“酬勞”，充當了瓜分中國的急先鋒。1895年冬，俄國以“還遼”有功為借口，迫使清政府給予俄國軍艦在膠州灣過冬的權利。1896軍6月，俄國又利用清朝欽差大臣李鴻章赴俄慶賀沙皇加冕的機全，訂立了《中俄密約》，在“共同防日”的名義下，俄國取得了建筑中東鐵路的權利，并且取得了在鐵路沿線開礦、興辦工礦企業以及派駐警察的權利，把中國東北地區變成了它的勢力范圍，《中俄密約》的簽定，空前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中國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國紛紛向中國勒索，在中國劃界租地、爭奪勢力范圍達到高潮，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③

從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內，各國列強利用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強租或強占等手段，將中國大部分土地變成了他們的勢力范圍：俄國的勢力范圍在長城以北，德國在山東半島，法國在滇、粵、桂三省(包括海南島)，英國在威海衛和港九地帶，日本在臺灣和福建。此時的中國處于被瓜分的境地，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存亡危機。

二、各國帝國主義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甲午戰爭后，列強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變商品輸出為主為資本輸出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進行政治貨款。

《馬關條約》規定了巨額戰爭賠款，加上后來所謂的“贖還”遼東半島的款項，共計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三年的財政總收入，清政府除了進一步搜刮民財以外，只得大舉借外債。而列強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爭著向中國投放貸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條件。戰后三年內，清政府以海關稅、鹽稅、厘金作抵押，分別向俄、法、英、德等國借巨款共計三億多兩白銀。這些貸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國主義列強輕而易舉地撈取了高額利潤，更為嚴重的是，列強通過貸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條件，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內地，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2.列強資本在中國投資辦廠。

甲午戰爭之前，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雖已出現，但一般投資較少，規模不大，并且沒有法律依據.《馬關條約》是第一個允許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開設工廠、利用中國廉價原料、榨取中國人民剩余價

值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列強在中國開辦工廠合法化規模化。“1895年至1900年間，外國資本投資總額達到五億二千萬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總和還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資新辦工廠達933家，為甲午之前幾十年總和的九倍。”④

對中國的地下礦產，列強早就有所企圖。甲午戰爭后，外國資本家與中國買辦官僚互相勾結，千方百計掠奪中國礦產。他們以“合辦”形式插足，誘迫清政府簽定礦務合同，取得了在中國開采礦山的特權：德國在直隸、山東；俄國在奉天、東山省鐵路沿線以及蒙古、新班，英國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國在直隸、山西；法國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區都取得了采礦權。

3.修筑鐵路，攫取路權。

在當地修筑鐵路，是列強爭奪勢力范圍的重要手段，也是他們用來壓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戰爭后，外國在華投資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攫取路權。1896年至1900年，列強多次爭的鐵路借款權，貸款總額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權。同時它們還控制了沿線的大片土地和資源，有些還享有沿線的行政權和普察權，使這些中國領土的主權名存實亡。另外，帝國主義各國還通過開設銀行和擴大銀行活動范圍，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

總之，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從各方面爭相向中國輸出資本，進而控制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得到一定的發展

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清政府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失敗破產，“洋務派”已無法壟斷近代民族工業。清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再也無力投資設廠開礦了。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向人民勒索“捐輸”，不得不給民族工商業讓出一點道路；同時，甲午之后由于允許外國資本在中國自由辦廠，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對商辦企業的限制；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也為民族工商業發展提供了某些條件(如市場的開拓、勞動力來源增加、交通條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機加劇，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對振興本國經濟的熱情大為增長，紛紛投資于工礦企業。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時間內，商辦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其速度遠遠超過了所謂的“官辦”工業。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資本額(一萬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國內企業中，商辦資本占資本總額的70%，官辦與官督商辦資本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據有人統計，從1895年到1913年，新投資一萬元以上的國內工廠已有463家，資本總額達到9100多萬元，為1894年的數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遭到重重阻礙，表現在：第一，清政府雖然給民族工商業讓出了一點出路，但仍然沒有給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國貨從口岸到內地的稅金負擔往往比洋貨重；第三，列強一方面在中國經營廠礦，一方面還向中國輸入大量的過剩商品，使中華民族工業處于受排擠的狀況；第四，帝國主義控制著路權及主要礦產資源，為民族工業發展帶來極大困難。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并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直接地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⑥

四、甲午戰爭刺激、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動，是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一次大轉折、大變化.戰爭的慘敗不僅掃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盲目驕妄之氣，而且也促使中國有志之士重新認識自己民族。甲午戰后的五年中，25歲左右的梁啟超面對嚴酷的現實，充分發揮青年人特有的朝氣和敢于抨擊時弊的膽識，結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時代潮流的思維定式，在一系列論著中評論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遷，初步形成了較系統的日本觀，集中反映了當時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失敗后的新的思索。“透過梁啟超的言論，大體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承受巨大的戰爭創傷后，怎樣去觀察、思考、評論日本這個威脅中華民族生存的‘仇人’。”⑦從此之后，變法救亡運動和新的思潮廣泛掀起，民族資產階級(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臺，從而開始了中華民族覺醒的新時代。表現在以下幾點：

1.康有為等人發動和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衣現，在中國近代民族覺酸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甲午戰爭給中國造成的民族災難，驚醒了以康有為為首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在得知《馬關條約》簽字的消息后，即發動當時在京參加會試的17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痛呈割地賠款將引起的嚴重后果，提出“拒和”、“變法”之主張，這就是厲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雖然沒有阻止《馬關條約》的簽定，但它標志著醞釀多年的維新變法思潮已經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維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努力喚醒人們“與天爭亡”的形勢下，“圖保存之舉，舍變法外別無它圖”。⑧舉起了變法救亡之大旗。這是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第一個標志。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第二個標志是以“天賦人權”為武器，宣傳自由平等，批判君主專制，主張君主立憲.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中國社會發展緩慢的根源。自鴉片戰爭后，主張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戰爭，封建士大夫和洋務派的改革只不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甲午慘敗，使中體西用的洋務理論黯然失色，有識之士通過探討戰爭失敗的原因，對封建專制改體發生了懷疑，進而提出了批評，“考中國敗弱之由，百蔽叢生，皆由體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們主張通過變法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從而點嫩了爭取民主自由的火種。維新派在甲午戰后覺醒的第三個標志是他們能猛烈沖擊代表封建文化的舊學，大力提倡學習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新學。

甲午戰前還沒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開宣戰。甲午戰后，康有為、嚴復、譚嗣同等人認識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沒落，主張廢科舉、辦學校，學習外國先進文化，他們的主張和努力，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會風氣有所轉變。因為維新派的推動和客觀形勢的通迫，終于導致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但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維新派在政治變革上只求漸進，反對飛躍，不敢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礎；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徹底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在變法運動中又幻想依靠少數封建官僚，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結果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這就證明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華民族覺醒的另一個表現，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自發地樹起了反帝滅洋的大旗。甲午戰爭后，中國農民群眾自發地反洋教斗爭在許多省份普遍展開，并且日益同反帝斗爭聯系起來。1895年夏，福建古田縣爆發了“齋教起義”，號召群眾征服外國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滅洋思想。1898年廣西天地會起義，立誓驅盡洋人。十九世紀末，農民群眾自發的反帝斗爭匯合成了全國規模的義和團運動，給予帝國主義以重大打擊，使列強認識到中國地土廣闊，民氣堅勁，不得不采取“以華制華”政策，從而打亂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侵略計劃。

由于農民群眾的階級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認清封建統治階級的真實面貌，也不能形成統一行動，結果以“挾清滅洋”為目的的義和團運動終于在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聯合扼殺下歸于失敗。義和團血的教訓告訴有志之士，“洋”要滅，“清”也要掃，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

3.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華民族覺醒的重大飛獲，為近代中國徹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曾經歷了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的轉變。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還曾上書李鴻章，希望通過封建統治階層的改良，達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戰爭后，孫中山等拋棄了對統治階級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孫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疾呼要振興中華。1895年春，又成立興中會總部，在其章程上明確提出了“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以后，興中會又聯合其它革命團體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堅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者長期反復地斗爭，喚醒了越來越多的民眾，民主革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終于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革命的不徹底性，中國人民并未完全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就落在了新興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肩上。

甲午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也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其中，有揮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過這次災難吸取教訓。“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結果，以甲午戰爭為歷史轉折點，中國人民經過反復探索和長期斗爭實踐，終于找到了正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說是近代中華民族覺醒、奮斗的真正發端。

參考文獻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國近代史》(第三次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2頁。③《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頁。

④柳長毅，《論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江漢論壇》，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頁。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頁。

⑦李習所，《“強敵”成為榜樣：梁啟超在甲午戰爭后對日本的反思》，《歷史教學》，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贊等，《戊戌變法》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頁，第223頁。⑩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頁。⑾翦伯贊等，《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