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城市化模式的選擇

一、我國城市化模式的選擇 ：

我國的專家學者曾先后提出過三種不同的城市化模式，這就是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鎮模式。目前，在實踐中三種模式有并行的趨勢。

小城鎮模式：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為，小城鎮是城市與農村的結合點，它將城市中的經濟、文化、科技聯系推向農村，促進了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因此，我國應大力發展小城鎮，使廣大農民由農村遷移到附近的集鎮。80年代中期以來，小城鎮在我國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有了較大的發展。當然，小城鎮有其局限性，如集約化程度低、經濟效益低下、能源耗費指標高等，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所以，反對者認為，小城鎮的戰略使我國城市化發展的速度變得更為遲緩。

中等城市模式：主張這一模式的人認為，小城鎮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顯，城市建設無序、管理混亂，類似于一種擴大了的農村。因此，與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資于小城鎮或小城市，不如將有限的資金投放于適當數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約在50萬—80萬，它既可以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聚集效應，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對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發展，過去人們多持批評態度，認為這種模式造成交通擁擠、能源供應不足、環境污染等問題。然而，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指出，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優越性。超大城市是經濟活動、商業交往的中心，聚集效應帶來了經濟的高度繁榮。大城市與衛星城呼應，形成了廣闊的經濟增長地帶，能夠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我國也正在形成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集中聯片的超大城市區域。

除上述三種模式外，還應該有第四種模式，即“鄉村生活的城市化”。傳統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數區域，該區域內非農產業占據主導地位。然而，由于現代社會的傳播、通訊、交通日益發達，大大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這樣的“聚集”可以是跨區域的；同時，高技術產業、信息業已經滲透到各個產業領域，在生物技術推動下的農業已失去了傳統農業的含義。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創造的一種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可以在農村得到普及。鄉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為我國農民未來的一種選擇。也就是說，鄉村仍然保留，但機械化的勞動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現代的文化生活及閑暇生活等都與城市中的生產生活方式沒有本質區別。

二.、河北省城市化的規劃：

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的健康協調發展，我國正進行著城市化的偉大變革。河北省要在這場變革中，提高綜合競爭力，迎頭趕超發達省份，就必須全面認識自己，科學謀劃城市化進程。

一、什么是城市化

城市化或者城鎮化雖然說法不一樣，但內涵一樣，就是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移，以及人類的生活方式由鄉村型轉向城市型的一種現象，是隨著工業化而發生的經濟和人口分布重心向城市轉移，城市數量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逐漸強化的歷史過程。

（一）城市化中人口轉移模式

經調查，發現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１、農民進城務工。工業和農業生產效率差距，帶來了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價格差距。目前我省城市勞動力平均價格是農村勞動力價格的4倍。正是這種差距，吸引著大量農民進城務工。

2、農村大中專畢業生留在城市。農村學生通過考學，進城市讀書，畢業后大多留城市工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鎮人口。

3、精明的農民在城市里經商。一些有眼光的農民，抓住城市商機，逐步發展壯大，從而長期定居城市，成為名副其實的城里人。

4、富裕起來的農民進城居住。由于城市生活條件較好，商業、文化服務設施完善，教育水平較高，一部分富裕起來的農民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和子女“跳龍門”，便進城居住，成為市民。

5、鄉鎮企業發展導致一些部門進入城市。一些鄉鎮企業，由于產品更新換代需要吸納城鎮技術和銷售人才，必須將企業總部和新產品開發機構或銷售部門遷往大中城市，導致職工隨進城。

6、城郊村農民變為市民。隨著城市的擴展，一些郊區的農民失去土地，大多從事二、三產業，從而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城市基礎設施和文化生活，融入城市當中。

（二）“鄉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比較

一般來講，“鄉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差異較大。以下僅從經濟和文化兩個方面進行簡要分析。

1、“鄉村型”生活方式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民擁有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從事著春耕秋收的傳統農業、現代農業（蔬菜大棚）以及畜牧養殖等農牧業勞動，部分人出外打工掙些辛苦錢，基本滿足了家庭的溫飽，手中多少有些積蓄。沒有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家庭成員省吃儉用，以抵御疾病、養老和教育孩子。道路、管網、學校、醫院等各種配套的基礎設施和社會公用設施比較匱乏。

看電視、聽收音機和玩牌基本上就是鄉村人文化生活的全部，經常性串門聊天也算是一種消遣，旅游對于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奢望。

2、“城市型”生活方式

居住在城市的人們從事著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等工作，工資待遇也相對較高。城市有便捷的交通網絡，配套的學校、醫院、水電暖管網等各種基礎設施，較完善的社會服務設施，良好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制度，使城里人生活相對優裕，家庭負擔相對較輕。他們會利用雙休日去旅游、看電影、參加健身或各種文化休閑活動。

享受城市里的優裕生活，一直是鄉村人的夢想。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和經濟快速發展，農民積蓄增多，“鄉村型”生活方式將逐步被“城市型”生活方式取而代之。

二、為什么加快城市化進程

（一）面臨的嚴峻形勢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人和城市人之間生產和生活方式差距越來越大，引發出很多社會矛盾。而加快城市化進程能夠通過有序地轉移人口，促進社會相關體制和機制的改革，逐步消除城鄉差別，營造社會和諧。因此，國家重視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2004年，河北省GDP達到8836.9億元，位居全國第6位，而城市化水平只有35.8％，位居全國第19位。以上數據表明，河北省城市化進程遠低于工業化發展步伐。近幾年，我省雖在營造發展環境、擴大開放以及提高全民素質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但與廣東、浙江、江蘇等發達地區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加快發展，差距將越來越大。

（二）城市化能為工業化發展創造條件

1、第三產業發展的載體。人口的集聚能夠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本質上是消費產業，是人類聚居模式改變后所帶來的，所以服務業等產業只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才能存在和發展。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必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比如餐飲、娛樂以及中介組織一方面能夠為顧客帶來良好的服務和享受，另一方面能夠緩解就業壓力，提高從業人員收入，增強其自身改善生活條件的能力。

2、基礎設施的高效利用。人員的集聚能夠充分發揮基礎設施的作用，提高利用率，降低成本，發揮綜合效益。城市化能夠使城市基礎設施形成合理規模，取得良好效益。同時也使資源特別是水資源得到節約，廢棄物得到處理和利用。

3、技術和管理創新之源。任何一項現代技術的創新都要有一大批人才，要有一定程度的技術積累，而城市是技術人才的集聚地和新技術的孵化基地。通過產業分工和合作，產生高效的城市經濟，而知識積累高效化，又能使創新成本降到最低。因此，現代重大技術和管理創新往往發生在大城市。

4、增加需求，刺激消費。消費（包括物質消費和精神消費）是城市最大的功能之一。沒有消費，就沒有對工業品的需求，就不能使更多的人就業，就沒有經濟發展的動力。轉移到城市中的勞動者，衣食住行是其必要的生存基礎，他在創造價值的同時又有一定的消費支出。另外，隨著其收入的增加，其所要求的消費檔次也隨之提升，消費必然增加。

（三）有效促進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

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擴大，對自然生態破壞等現象越來越多，而大自然必然對人類貪婪的攫取進行報復。而將分散的人群集中到一塊，構成相對集中的城市群，減少分散人群對自然的破壞，實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舉措。推進城市化，一方面能在“點”上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另一方面還能從“面”上減少對生態的破壞，改善區域生態環境。

（四）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質，推進全社會文明進步

加快城市化，一方面可以使進城農民享受城市文明，使他們的綜合素質得到迅速改善；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的集聚也使城市教育、文化、信息等產業得到更大的發展。可以說，城市化的推進，對促進社會全面發展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很大程度上決定于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農村的教育、文化、信息、醫療和娛樂等公共服務系統明顯不如城市，很難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目前，“放羊－賣錢－娶媳婦－生娃－放羊”的故事仍在我省某些落后地區演繹著。因此，要想推進社會的發展，提高生活水平和質量，提高人口的綜合素質，就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

三、怎樣推進城市化進程

（一）理順體制機制。認真分析農民進城的六種基本模式，深入研究“鄉村型”和“城市型”生活方式的轉變，理順人口轉移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全面排查人口轉移過程中的每一個政策障礙，為推進城市化進程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重點解決進城農民所關心的戶口問題、子女上學、社會保障等政策問題。

戶口問題。目前我省落戶的基本條件是“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為基本落戶條件”，較以前放寬了很多。然而在實際操作上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如“合法固定住所”就封殺了人口的自由流動。據了解，河南鄭州明確購房或協議租房的外來進城從業人員均可申請城市戶口，這就徹底打破了人口合理流動的瓶頸。我們應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大膽改革，厘定戶口管理上的相關政策，逐步破解城市化進程中的這一頭號難題。

教育問題。教育資源分配不合理、應試教育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導致了受教育權利的不公平。據了解，每一所公立學校，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基本上都是國家投資建設的，教師的工資也是國家負擔的，然而現實中重點學校、普通學校、鄉村學校分別接納不同的學生，教育質量也明顯不同，一些流動人口的子女甚至無校可上。建議在義務教育階段，合理分配教育資源，保障城市居民和外來人員的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

保障問題。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存在問題較多，考慮到國家的財力，還不能建立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需要逐步地改進。首先要解決城市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比如外來務工人員應有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費用可由個人、社會和工作單位共同負擔。城市需要外來務工人員，而外來務工人員也想把城市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我們應該盡可能地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曾有人形象地說，如果說加速城市化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那么社會保障就是牛鼻子的兩個孔。

（二）以工業化促進城市化。一個省，要想在國內有重要影響，首先要有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名牌企業。結合我省的特點，要以加快改造傳統產業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為核心，培植勞動力密集型的加工工業。大中城市應重點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輕污染、耗能少的工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重點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和其它特色產業。

（三）大力發展服務業。服務業是吸納就業人口最多的產業，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為70％左右，我省僅為31.3％。因此，充分利用人口集聚的有利條件，發展各類綜合和專業的批發市場，以及房地產、旅游業、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提高服務水平，強化品牌服務效應。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會逐步追求精神生活。因此，對服務業的要求也是多層次的。相關部門要及時規范引導，使其沿著正確的軌道健康發展。

（四）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道路。借鑒生態學的理論，大中小城市就像森林中的喬木、灌林、草本植物，都占有自己的生態位，缺一不可。石家莊、唐山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能為某些企業提供人才、信息、資本等生存發展環境，但是有些行業和企業適于在中小城市發育，比如，一些農產品深加工基地就應在農產品豐富的小城鎮發展。所以要客觀合理地處理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關系，使其各盡所能，和諧共生，進而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發展。

（五）堅定地走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城市化道路。政府加強宏觀調控，通過市場來使各種資源由低效的農村向高效的城市轉移，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激發廣大

民眾的創新能力，快速實現城市化所需的要素流動和整合，促進產業發展和主導產業的形成，使那些符合社會需要的新事物不斷地取代舊事物，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不竭動力。切忌濫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活動，要相信市場的優勝劣汰作用。

四、推進城市化應該注意的問題

（一）警惕過分強調城市化率，而忽略城市發展質量。城市化率只是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創造了現在的城市格局，雖然近百年來生產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市發展也進入快速軌道，但城市化水平仍是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要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相適應，切忌揠苗助長。另外還要注意，并非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經濟就一定繁榮、社會就一定穩定、人民就一定幸福。非洲、拉美等一些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很高，但是很多人沒有工作，居住在貧民窟，造成國家的政治**、社會衰退。據有關統計，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GDP即增加1.5～2個百分點。但要注意這是城市化與工業化相互匹配的產物，而不是人口集聚的簡單產物。因此，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應把重點放在如何提高城市的品位、綜合競爭力等質的方面，而不要只盯在城市化水平的量上。另外，城市化所包含的內涵和外延很廣泛，不能把城市化簡單理解為城市建設，更重要的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體體現在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二）大城市攤大餅式發展孕育嚴重的城市病。城市盲目擴展所帶來的問題很多。一是城市交通運輸活動面臨嚴重挑戰。政府在城市交通方面的投入年年增加，但交通擁堵依舊。二是生活舒適度降低。擁擠的人流、污濁的空氣、不絕的噪聲、炙人的熱島效應，讓人心煩意亂。發達國家評選的宜居城市，大多是5萬、1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沒有一個特大城市入選。因此，要克服這些問題，就必須擯棄攤大餅式發展，樹立“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減少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全新觀念。

（三）城市化是需要成本的。依據城市化“成本—收益”模型分析，每進入城市一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總計每轉一個農民成為市民需要支付社會總成本2.5萬元。當然，轉移到大城市和小城市成本不一樣。專家們指出，考慮到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不要認為城市化就是均衡分布、遍地開花的。必須考慮地理基礎、發展階段和生態條件的差異。城市的布局在時間、空間、速度三維模型中必然是非均衡的、非對稱的和非線性的。

（四）減少環境污染，走可持續的發展道路。目前，我國環境污染很嚴重，白色垃圾、大氣污染、水體污染等比比皆是，已經影響了人民的身體健康和正常生活，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另外，中國要在城市化進程中，將把4億剩余勞動力的80％（相當于西方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總和）轉移到城市，如果沿用歐美發展老路，將需要三個地球的能源來支撐。就河北一些城市而言，產業主要依靠礦產資源和鋼鐵的重工業支撐，所以，如何節約資源，發展循環經濟應為當務之急。因此，我們應積極穩妥地處理好加快發展和保護環境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五）切忌“喊口號”，要將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城市化工作涉及部門很多，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各個相關部門把自己所負責的事情做深、做實，做出實效，使人民得到實惠，以便贏得廣大群眾支持，營造出一種人人關心城市化，人人為城市化建言獻策的良好氛圍。

四、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我國城市化是一個多層次、多區域且長期持續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對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

首先，城市化過程中城市功能改造和基礎設施改造促進了城市建設投資，城市工業和第三產業發展促進了經濟產業投資，轉移到城市的農村人口需要解決戶口、住房、就業、醫療、子女教育等問題促進了城市社會事業投資，共同推動社會總需求得到穩定和快速增長。

其次，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二元結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農業剩余勞動力不能被現代城市吸收，滯后的城市化水平又阻礙了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產業化進程。因此，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在城市化上尋找結構轉變的突破口，在人口分布重新調整的基礎上促進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優化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第三，城市具有顯著的集聚效應和規模效益，勞動力、資本、技術、信息等社會生產要素越集中，對周邊地區的吸引力、輻射力也越顯著，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大。在這種輻射過程中，實現經濟要素優化配置，區域內部產業合理布局，促進區域經濟和流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據國家統計局專家估計，在現有發展水平上，城市化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直接消費可拉動GDP 增幅增加0.5 個百分點。迅速推進城市化構成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推動力，是確保我國經濟發展繼續保持較高增長率的戰略性選擇。

我國人口眾多、地域廣泛、區域發展不平衡。東西部地區城市化發展水平表現出明顯落差，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約為39%，西部地區約為28%.東部地區是我國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工業化人口最多的地區，已經產生了一批特色明顯的新興城市，初步形成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多層次、功能互補的城市體系，然而，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相對滯后表現得也更為突出。迅速推進東部沿海地區的城市化水平，不僅是保持東部地區經濟穩步發展的需要，也是更好地實現“以東帶西”和“全國一盤棋”的戰略要求。東部沿海地區具備比較好的城市化發展基礎條件，應因地制宜，采取適當的發展戰略，加快推進人口城市化進程。

第二篇：城市化模式

點撥：在教材所列舉的區域城市化幾種典型模式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云南德宏是因為邊貿發展而促進了城市化外，大多數地區是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而推進城市化。東北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是建國后伴隨著我國重工業基地的建設和工業體系的完善而逐步推進的，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期這些老工業基地的逐步衰退，東北地區的城市化發展也遇到很多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先后出現了區域發展的三種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每種模式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點：

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誕生在我國經濟最發達、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鄉，其特點是：

第一，與“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蘇南模式”是一種依靠“內向”型經濟起步，既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包括生產因素的聚集、產品市場的獲得，主要不是依靠國外，而是依靠地域內部和國內市場，其外向性是在區域內部和國內市場發展壯大的必然結果。

第二，“蘇南模式”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非農產業，推動農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迅速發展，鄉鎮企業的發展是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體。

第三，“蘇南模式”中鄉鎮企業的發展，是為大中城市的工業配套和拾遺補缺起步，逐步推動這一區域的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和優化。

溫州模式

“溫州模式”與“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蘇南模式”都不一樣，是一個自下而上由農民自發推動的、以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以發展小商品起步的發展模式，其特點是：

第一，與發展鄉鎮企業起家的“蘇南模式”不同，“溫州模式”的發動者和創業者是千萬萬萬的農民，農民辦企業，經營企業，承擔風險，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是“溫州模式”的核心和主體。

第二，與“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蘇南模式”不同，溫州既沒有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發達的江南水鄉，遠在浙江南部山區丘陵地帶，交通閉塞，資源缺乏。與內地相比，惟一的優勢是沿海，但義遠離經濟中心，發展經濟的優勢不多。

第三，不貪大求洋，從日用小商品起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業做大做強，以小商品為主的主導產業和主導產品逐漸占領了國內國外相當大的市場份額，使溫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應，這是“溫州模式”的突出特點。

東北地區城市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東北地區煤炭、鐵礦資源的開發，鐵路和港口的建設，出現一批以重化工工業為主的城市。如沈陽（機械）、鞍山（鋼鐵）、本溪（煤、鐵）、大連（機械與化工）、齊齊哈爾（重型機械）、撫順（煤炭與化工）等。

1949年后，東北地區國家重點建設的重要工業基地，一些城市成為新興的工業城市，如長春、吉林、哈爾濱等。隨著國家工業項目的布局，東北地區又出現了一些以重工業為主的城市，如石油開發（大慶、遼河）、化工（遼陽）、建材（吉林、本溪）、森林工業（伊春、大興安嶺）等。2000年，東北地區城市化水平達到46．55％（全國為26．08％）。云南德宏的邊境貿易

由于流量達十億元計的邊境貿易活動在近年劇烈擴張，云南的德宏景頗族傣族自治州，毗鄰緬甸，作為改革開放之前的邊疆貧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發展。這十年中，該州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9．7％，而云南省僅為13．3%，全國是13．7％。以國民收入為例，全州平均增長率每年達19．6％，云南省僅為12．9％，全國平均為13．4％。國民收入增加，財政稅收亦相應有了增長。這十年內，全州年財政收入增長率為21．7％，而全國僅為8．6％。其奧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長率擴張的邊境貿易，拉動了地方經濟的迅速發展。

尤其1985年德宏州全州開放為邊境貿易區后，邊境貿易迅速發展，不僅為地方開辟了新的財源，加快了口岸的基礎設施建設，同時為國家和整個大西南地區開辟了一個新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可供利用的原料基地，使德宏一躍成為云南乃至大西南對外開放的前沿。

第三篇：簡論我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簡論我國城市化戰略的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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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1月15日 14:17 光明網-光明日報

魏杰

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對于我國“十一五”期間的城市化發展道路選擇，明確提出了“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戰略，這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城市化戰略，就是在城市化進程中，把哪一種類型的城市作為推進城市化的重點。對于我國應選擇何種城市化戰略，人們有著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三種意見：第一是主張選擇大城市戰略，即城市化主要靠

發展大城市；第二是主張選擇小城鎮戰略，即主要通過大力發展小城鎮實現城市化；第三是主張選擇體系化戰略，即通過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協調發展來實現城市化。我認為第三種意見比較符合中國的國情。

大城市戰略的利弊分析

發展大城市是我國城市化的重要內容，我國必須要發展大城市。尤其應該看到，我國目前城市化發展不快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城市發展不夠。有關資料表明，我國已有的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的集中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低11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低21個百分點，比美國低28個百分點，比德國低30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大城市發展不夠，必須從各方面推進大城市的發展。但從我國的現實狀況看，僅靠發展大城市是不能實現城市化的。第一，我國非城市人口眾多，而且地域廣大，地區間差別也很大。我國現有的非城市人口仍然高達9億之多，而且分散于差別甚大的廣闊區域之中，人們在理念及生活習慣等方面極為不同。我們就是將現有的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再擴大，也容納不了如此之多的非城市人口，所以，僅靠發展大城市是不可能完成我國的城市化任務的。

第二，大城市雖然可以為人們提供便捷和良好的生活環境，但因為交通、環境，以及水資源和能源等方面的問題，往往又會使人們的生活質量降低。尤其是大城市中的過度競爭嚴重，人們的生存壓力很大，使得就業較為困難，并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即人們所說的“大城市病”。因此，雖然大城市的發展是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重要環節，但要有一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第三，由于大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較高，而且為了解決交通及環境等方面的問題必須支付較高的治理成本，這會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進而使得企業的效率受到影響。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現在仍然主要依靠成本的比較優勢來增加出口的國家來說，單純發展大城市確實不利于城市化的推進。

第四，大城市相對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鎮來講，其生活成本是比較高的。高的生活成本必然限制農村人口的進入，因此，僅靠發展大城市實際上無法實現城市化。從實踐來看，目前珠江三角洲對外地農村人口的吸引，主要就是靠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大城市對外地農村人口的吸引力明顯低于中小城市。

在推進城市化、提升城市化水平的進程中雖然仍然要大力發展大城市，但是不能僅注重大城市的發展，還要大力推動別的類型城市的發展。在這里，我們既要批評懼怕發展大城市的觀點，不能過度夸張“大城市病”，又不能有單純發展大城市，忽視發展其它類型城市的觀點。

小城鎮戰略的利弊分析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非農人口相當高的國家來說，發展小城鎮對于城市化的推進無疑是極為重要的。從現實狀況來看，小城鎮的發展確實推進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例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了小城鎮的發展。但是，我國的城市化不能僅靠小城鎮的發展，尤其是不能把發展小城鎮作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徑。

第一，小城鎮的城市化成本比較高。據有關計算，以同樣的成本，在大城市可以吸納6-8個非城市人口，而在小城鎮則只能吸納1個，因而非城市人口進入小城鎮的成本也就會高，這種高成本恰恰阻礙了城市化，使得有些人寧可居住在農村，也不愿進入小城鎮。我國現在有些小城鎮之所以既沒有上水系統，也沒有下水系統，就是因為人口規模太小使得修建上下水系統成本太高，導致小城鎮臟亂差的現象極為嚴重。因此，從成本的角度來計算，小城鎮吸納農村人口的平均成本是較高的。

第二，小城鎮的城市功能往往殘缺不全，加之規模太小，難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就限制了小城鎮對非城鎮人口的吸納能力。我國目前大量小城鎮的城市功能都是殘缺不全的，這主要是因為人口規模太小而無法構建完整的城市功能，而這種城市功能的殘缺，又使小城鎮喪失了吸引力，甚至阻礙了非城市人口進入小城鎮，形成惡性循環。尤其應該看到，小城鎮往往形成不了真正的城市文化，給人的感覺好像非農非城，在小城鎮中生活的人還并不是真正的市民，而是農民與市民的混合體，因而發展小城鎮提升不了城市化的水平和檔次。

第三，小城鎮對資源的消耗也比較大。例如，小城鎮的建設用地要比大中城市多得多，因而對土地資源的消耗明顯高于大中城市。據測算，規模過小的小城鎮，一般規模收益低，政府承擔的外部成本高。有些小城鎮的城市化設施因為使用率不高而大量閑置，浪費嚴重。實踐表明，城市化的必要設施在小城鎮若不建設，會使其城市功能不全，城市化水平低。而若要建設，又因為使用率低下造成嚴重浪費，這對小城鎮來說是兩難的選擇。

小城鎮的發展在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應該看到小城鎮本身的局限性，不能把大力發展小城鎮作為城市化的最主要途徑，并把城市化歸結為小城鎮戰略，發展小城鎮只能是城市化的輔助方式。

堅持體系化戰略

所謂體系化戰略，就是通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來有效實現城市化。也就是說，要使我國的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鎮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結構有序、優勢互補、功能配合、共生共進、和諧高效的城市化體系。在這個城市化體系中，任何一個地區或者區域都有其中心城市或城鎮與別的地區或區域相連接，中心城市及城鎮相互連接，形成城市網絡。例如，任何一個經濟聯系較密切的小地方，實際上都有一個因為市場交易關系和經濟聯系而形成的中心城鎮，再大一點的經濟區域就有較大的中心城市，而更大一些的經濟區域就有更大的區域性中心城市，然后就是全國性大都市。如果考慮到國際化進程，那就還有國際性大都市。所有這些不同種類的互補性城市，雖然其功能和作用不同，但每個中心城市都必然要輻射到它周圍的城市及小城鎮，而且這個中心城市又會受再大一點的中心城市的輻射，以此類推，形成共同發展和相互協調的城市體系。這種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然選擇。

第一，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非常有利于吸納更多的非城市人口。在體系化城市發展格局中，隨著各種中心城市或城鎮功能的不斷完善，其輻射能力必然會逐步增強，對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從而使得各種中心城市在吸納非城市人口的同時，也會極大地帶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對非城市人口的吸納。如上所述，僅靠大城市吸納非城市人口是不行的，只有結構合理、功能互補、整體效益最大化的城市體系，才能滿足我國城市化的需要，使大量的非城市人口進入城市。據測算，我國城市化若要達到75%以上，就需要有能容納11億到12億人口的城市容量，這顯然是要有體系化的城市群體，需要發揮各種城市及小城鎮的作用，單靠某種類型的城市是不行的。

第二，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有利于消除“大城市病”和單純發展小城鎮所帶來的弊端。如上所述，單純發展大城市會形成“大城市病”，單純發展小城鎮又會帶來“小的壞處”，因而我們必須在城市化中消除“大的弊端”和“小的壞處”，尋求城市化的最佳效應。實踐證明，能夠實現城市化最佳效應的戰略，就是實行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用大城市的比較優勢，消除中小城市及小城鎮的弊端，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比較優勢，彌補大城市的不足，從而實現各種城市的比較優勢的組合，使城市化的資源消耗和環境保護達到最優，使城市化的經濟成本及人們的生活質量達到最佳狀態，從而實現效率最大化的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第三，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有利于人本主義的實現。人本主義的核心是尊重人們的自我選擇，為人們提供更為廣闊的能夠進行自我選擇的環境和空間，而體系化的城市發展戰略剛好能夠滿足這一點，城市化中要實現的是人對城市的選擇，而不是相反。在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中，由于各種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使得人們進入城市的門檻和生活成本也不同，因而人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求的城市。例如，從工作能力及個人特長上講，有的人能夠在像北京及上海這樣的國際性大都市中很好地工作和生活，而有的人則適合于在青島、大連這樣的沿海區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還有的人可能比較適合于在成都、西安這樣的西部區域性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當然也有的人可能更適合于在縣城這樣的小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等等。因此，人們需要有一個供自己選擇的城市體系，而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可以滿足這一點。綜上，我們應該把體系化城市發展戰略作為我國的城市化戰略。要在發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區域性大城市的同時，注重中小城市的發展，尤其是關注小城鎮的發展。只有它們的共同發展和相互協調，才能高效地實現我國的城市化。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第四篇：城市化典型模式

一、國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歐的“新城”模式。以倫敦和巴黎兩大都市為代表實踐田園城市理論樹立了城鄉一體化最為成功的先進典范。英國政府于1949年啟動大倫敦計劃在距離中心城一定的距離選擇地價較低的農業區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轉移到就業和生活自給自足的新城。在距離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區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廣到一切城鎮居民體系規劃布局中形成結構完整的城鎮體系均勻地分布生產力和人口推進城市化與鄉村的城鎮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這種模式以美國為代表。即實現城市化靠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引導人們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當“城市病”日趨嚴重之后，人口又開始自愿地向社區和小城鎮分散。美國的自由發展模式。二戰之后美國郊區化發展進程加快中小城鎮發展也十分迅速商業外遷加劇產業的信息化、彈性化、分散化強化導致“邊緣城市”的產生結合了城市和鄉村的優點銜接起城市與鄉村經濟是一種城鄉交融的一體化狀態。20世紀60年代美國實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發展小城鎮的“示范城市”試驗計劃使得75的美國人生活在小城鎮郊區化也推動多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帶的興起。先放后調式城市化道路，這種城市化模式首先運用市場機制引導人們向城市轉移，但當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過程中，出現過度集中的狀況時，政府開始運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極快的速度新開發小城鎮。這種模式主要以日本為代表。

3.市場引導與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還未發生明顯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開始干預，通過頒布法令、制定優惠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引導人們向不同等級的城市和集鎮定居。這種模式主要以德國為代表。

4.拉美的“過度城市化”模式。拉美農村土地的缺乏和貧困農民被迫向城市流動而城市就業機會非常有限從而造成 “過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達83但人口空間轉移在前就業轉移在后工業化和城市化脫節大中城市普遍出現貧民窟和無業游民導致嚴重的社會治安和城市環境衛生問題并埋下國家政治動蕩、社會秩序不穩和經濟衰退的病根。

二、國內先進地區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帶鄉”模式。城鄉一體化歷經三個階段一是商品農業階段重點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二是農村工業化階段重點是以農村工業化帶動農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礎設施階段重點是按現代化城市要求構筑現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鄉統籌規劃”模式。其以上海城鄉為整體以提高城鄉綜合勞動生產率和社會經濟效益為中心統籌規劃城鄉建設合理調整城鄉產業結構優化城鄉生產要素配置促進城鄉資源綜合開發加速城鄉各項社會事業的共同發展。

3.寧波“城鎮梯度發展”模式。側重修編城市總體規劃和市域城鎮體系規劃穩步推進行政區劃調整及撤縣建區、撤鎮建街、撤村建居城鎮布局和規模更趨合理集聚功能進一步增強城市化率達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鎮為主體的城鎮梯度發展格局。

4.成都“三三見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個三是指三個集中即工業向園區集中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第二個三是三大重點工程即農業產業化工程農村扶貧開發工程農村發展環境建設工程。“六”是指六句話以縣城和有條件的區域中心鎮為重點科學規劃為龍頭和基礎以產業發展為支撐以建立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為關鍵以制定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為保證以農民身份轉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一化二是指以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路徑來破解“二元結構”。

解析：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國是當今世界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市場經濟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過程中，市場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國政治體制決定了城市規劃及其管理屬于地方性事務，聯邦政府調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沒有及時對以資本為導向的城市化發展加以有效的引導，造成城市化發展的自由放任，并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其突出的表現就是過度郊區化，城市不斷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鎮建設無序，空間和社會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由于20世紀上半葉美國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中心交通擁擠、環境惡化、住房緊缺、犯罪率高等問題日益突出，富有家庭離開城市中心的高樓大廈到郊區居住，建造屬于自己的獨立院落式低層住宅。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汽車的普及，廣大中產階級和普通居民也追隨其后移居到郊區。在城市發展的空間格局上就表現為城市沿公路線不斷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發展為包含著若干連綿的市、鎮的大都市地區。

受殖民地經濟制約的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由于歷史傳統和現實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與非洲大部分國家的城市化與這些地區的國家長期淪陷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直接相關，具有獨特的發展模式。表現為在外來資本主導下的工業化與落后的傳統農業經濟并存，工業發展落后于城鎮化，政府調控乏力，城市化大起大落。其工業化發展趕不上城市化進程，屬于過度城市化。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發展與經濟發展階段脫節。由于拉美國家早期的工業化發展源于宗主國的工業資本輸入，政府沒有利用好外資發展自身的民族工業。一旦宗主國工業資本撤出，就沒有了本國工業做支撐。二是忽視傳統農業的改造與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加劇了城鄉差距，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業、居住、環境和教育設施不足的問題進一步惡化。

我國城市化發展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在思想認識上也經歷了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上世紀70年代以前，總體上采用的是抑制的方略，走了一條非城市化的工業化道路；80年代，盡管學術界在探討城市化問題，但政府采用的是觀望的態度；90年代，由觀望轉為認同、支持，繼而積極和大力推進，由于帶有補課性質，在大力推進過程中，發力過猛，也出現一些問題，因此又轉向適度、穩妥、健康的城市化。總體看，目前逐漸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多年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城市化與經濟建設一樣有自身的規律，各級政府在推進城市化過程中必須遵循這些規律，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無所作為。

雅各布斯說：“我們用金錢扼殺了千姿百態的成功的多樣性，這就有點像溫柔地謀殺。”如果說這場謀殺在上世紀的美國依次經歷了城市美化、舊城改造以及郊區化三個階段，那么在中國，我們已輕而易舉地完成了這三大運動，并將那些可怕的病態城市（花園城市、夢幻城市、郊區城市）如數打包過來。兩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國是按照漸進的方式逐個暴露出城市規劃的后遺癥，而中國則是以突擊的手段在最短時間內迅速移植外來建筑，并消化不良。

當代中國城市建設的致命弱點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殘缺和混合效用的匱乏，斷裂的社會結構與城市形態無法將城市內部有機地聯系起來，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靈般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原子化的大眾掙扎徘徊于越來越封閉的生存空間，從而顯露出多樣性的衰竭。多樣性原則的根本宗旨，是要滿足每一個城市居民的需要，這種需要首先是現實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尋找精神家園的需要。這些需要來自于不同地點、不同時間、不同人群，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這些需要往往被我們的城市規劃者所忽略，甚至漠視。新城化運動與舊城的死亡

當代城市建設有一個普遍共識，即“老不如少、舊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換老，破舊立新”。每一次舊城改造幾乎都按照現代化的標準模式進行，卻忽視了老城區自身強有力的傳統協調能力。雅各布斯曾經將路人行走親切地比喻為芭蕾表演，意在說明老城區的活力體現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這恐怕是傳統社區與現代都市最大的區別所在。“街道眼”理論充分證明了老城區的街道充滿駐足和游賞的快樂，其社會行為建立在多樣化的交流與共享基礎上，帶有和諧溫馨的社區意識。反觀我們被汽車和快車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馬路，是否特別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設者反省和深思？

今天的中國也許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但問題無疑也是最多的。我們所遇到的問題雖然在西方早已經歷過，但他們可以用近百年時間來解決這些流弊，而中國的悲劇則在于只用了30年的時間就積累了這全部的惡果，并且還在重蹈其覆轍。推土機依然作響，盲目混亂的城市建設何時停歇？當土地的熱情已被耗盡，人造的花園也不再鮮活，我們是否還有勇氣繼續對城市的追求？但愿這場對城市多樣性的謀殺能早點結束。理想模式：

2010年起實施新型城市化戰略，實現人口、空間結構的兩次轉變，建設城鄉平衡社會。新型的城市化戰略將實現10個協調發展，目標是使人口與空間實現兩次轉變，即第一次轉變是從農業人口變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轉變是城市人口變為郊區人口，實現城鄉平衡。我們認為，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區化為主，即郊區人口占50%，中心城區人口占30%，農村和小城鎮人口占20%，人口在三個區域之間可以自由流動，取消戶籍限制，建立信用社會。

城市化模式是社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的城市化發展狀況及動力機制特征的總和。城市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種不同的類型，按其所處的經濟體制，可分為市場型城市化和計劃型城市化，按城市化發展水平，可分為發達型城市化和發展型城市化。從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水平關系來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種模式，即

1、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這是指城市化的進程與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水平趨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發達國家在城市化加速時期，這種相關性表現得相當明顯。據測算，發達國家在整個工業化中期，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相關系數極高。1841—1931年間英國為0．985，1866—1946年間法國為0.970，1870－1940年間瑞典為0．967，整個發達國家為0．997。工業化率與城市化率曲線幾乎是兩條平行上升的曲線，應該指出的是，由于農村人口只有遷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的地域遷移先于職業轉換是一種較普遍的現象。大部分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如英國的圈地運動方式、美國自由遷移方式和德國容克買辦方式等，都具有地域遷移先于職業轉換的特征，但基本上屬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2、過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稱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傳統的第三產業來推動，甚至是無工業化的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少數大中城市，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建設的步伐趕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必要的生活條件，農村人口遷移之后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造成嚴重的“城市病”。過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下形成的農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沒有采取必要的宏觀調控措施。相當數量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這種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業化化與經濟發展水平遠遠不如發達國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顯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奧地利的55％、芬蘭的62％和意大利的67％。

3、滯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滯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為了避免城鄉對立和“城市病”的發生，采取種種措施來限制城市化的發展，結果不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規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發揮，而且還引發了諸如工業鄉土化、農業副業化，離農人口“兩棲化”和城鎮發展無序化等“農村病”現象。這是一種違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規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化就是這種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為42．2％，發達國家為70．2％，發展中國家為29.2％，而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19．4％。從城市化與產業結構的關系看，我國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與第三產業呈低水平上的相適應。1996年我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指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僅為0．69，遠低于該比值1．4—2．5的合理范圍。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城市化的滯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工業化過度地孤軍深入。

4、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區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區人口郊區化、大城市外圍衛星城鎮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謂“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農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農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區人口向郊區遷移，大城市人口向衛星城遷移的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區人口過于密集、就業困難、環境惡化、地價房租昂貴、生活質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環境優美、地價房租便宜的郊區或衛星城遷移；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城區人口的外遷交通，通訊的現代化大大縮短了城市與郊區的時空距離等。逆城市化的傾向主要發生在20世紀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發達國家。如美國除洛杉磯以外的12個最大城市的市區人口，在1950—1971年間，城市市區人口從2625．3萬下降到2552．4萬，郊區及衛星城人口則從1463．5萬增加到1714．7萬。實際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運動，而是城市化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是更高層次的城市化。

第五篇：我國企業員工福利制度改革和模式選擇

【摘要】:我國的企業福利制度是在建國初期，依據當時的國情而建立起來的。60多年來，我國企業福利制度通過退休養老、勞保醫療、福利分房、生活照顧等一系列保障項目的資助和服務，在滿足職工基本生活需求、改善職工的生活待遇、安定社會秩序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時也積累了許多問題，對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了諸多障礙。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企業福利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本文就試圖在分析我國企業福利制度的歷史與發展的基礎上，提出針對性的改革思路和模式選擇。

【關鍵詞】：企業福利法定福利企業補充福利彈性福利機構福利

一、企業福利制度的發展概況

薪酬是維系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正常運轉的關鍵因素之一，福利作為薪酬的有機組成。由于其表現形式與實現形式的多樣性與靈活性，所以福利制度改革在建立現代化制度的過程中顯得比較普遍。特別是我國的國有企業，由于歷史原因，企業員工福利方面的情況更為特殊，因此福利制度改革在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顯得尤為突出。

福利不僅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保障，也是衡量企業管理水平的標志。對于員工來說，福利是一種“保健因素”，完善的福利制度雖然不能對其產生直接激勵作用，但可以減少員工的不滿意，提高員工對本職工作的專注度，改善工作態度。此外，福利在穩定員工工作情緒、提高員工創新能力、減少員工流動率等過程中可以起到獨特的作用。

彈性福利又稱自助餐式的福利計劃，因為它“提供了一份福利項目的菜單給員工選擇，每一個彈性福利制所提供的選項都不一樣”。這種福利模式打破了長期以來福利固定化、均一化、僵硬化的形式，創新了福利制度。

除彈性福利外，福利貨幣化和福利外包管理也成為當前各大企業經常采用的福利實施模式，然而比較起來，它們無論在使用范圍和專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的認可程度上都遠遠不及彈性福利。但無論采用哪種形式的福利制度，目的都是為了最大程度上減少員工對工作的不滿意，保障工作的正常、有效進行。

二、我國傳統的企業福利狀況

在建國初期的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為了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經濟實力不高的情況下爭取高就業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采取低工資高就業的策略。企業中勞動者所得工資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僅限于日常的食物、衣著、日用品的基本生活開支，而員工的基本生活又必須得到保障，因此政府要求企業提供各種福利來補充低工資所導致的收入不足。在勞動者的收入中，福利所占的比例很大，除維持日常開支的工資外，諸如住房、醫療、交通等全部由企業提供的福利解決，以企業辦社會的方式發放給職工。

“低工資、高福利”的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對于社會發展和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減輕勞動者的負擔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層次的上升，原有福利制度的弊端越來越明顯。

1、國家的負擔過重。由于要保證一定的就業率，企業內的冗員大量增加，在生產率不斷下降的同時，企業的福利負擔卻在增長，而傳統企業福利名義上是以企業的形式發放，但實際上卻以減少上繳所得稅的方式轉化為國家負擔。

2、勞動者之間的福利水平差距不斷擴大。勞動者所享受到的福利水平取決于勞動者所在單位的級別、規模、所屬行業以及勞動者在單位中的資歷長短甚至人際關系好壞，與勞動者個人的貢獻聯系不大，這造成了新的不公平。

3、福利和貨幣工資比例失調。在計劃經濟時代，勞動者貨幣工資較低且差距很小，而福利又具有平均分配的特點，使得福利的激勵功能幾乎全部喪失，阻礙了勞動者積極性的提高。

4、企業發放工資的數量和標準完全由國家統一制定。企業在沒有自主權的情況下只能以增加福利來改善職工的收入水平，這使得“工資侵蝕利潤”的現象更為突出。

三、我國企業福利的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的福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福利在勞動者收入中所占比重迅速降低。現階段我國企業提供的福利主要有法定福利和企業補充福利，其中法定福利包括社會保險項目（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和法定假期，企業補充福利主要有企業年金、人壽保險、住房補貼、實物福利等。

目前，福利仍是我國企業管理中相對薄弱的環節，福利在工資中所占的比例較低，占員工工資總額的6%~10%。企業員工平均法定福利與非法定福利的比例懸殊，國家強制規定的福利占據了很大比例。由于受多年計劃經濟的影響，多數企業在福利管理方面依然是大鍋飯形式，激勵效果并不理想。這現種象的出現也是由于企業在福利設計方面存在著以下誤區。

1、固守公平性原則，缺乏激勵性。我國企業在福利設計上多存在平均化傾向，企業福利被認為是普惠性的，并不與績效掛鉤，久而久之員工認為福利就是企業付出的薪酬的一部分，是企業必須做的，因而感受不到企業的關懷，并導致企業福利成本攀升，更無法實現福利應有的作用。另外，企業的每一位員工都享受同樣的福利待遇，沒有差別更談不上激勵。這既增加了企業的成本，又無益于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2、福利項目設計單一，忽視了員工的不同需求。我國企業現行的福利制度大多是由企業單方面制定的，通常企業提供什么樣的福利員工便接受什么樣的福利，福利項目完全由企業決定，員工的參與度很低。這種模式的選擇能使制定的計劃符合企業的利益、簡化制定過程、提高決策的效率，但是，由于缺乏員工的參與，員工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愿。員工的年齡結構、文化層次、收入層次不同，對福利的需求也必定不同，因此設計的福利項目可能與員工的需求不太相符，導致員工對企業的管理不滿意，降低工作積極性。企業付出了大量成本卻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3、漠視員工福利，勞資矛盾激化。許多企業除了遵守對員工的法定福利外，對補充福利并不積極，甚至由于勞資雙方信息與話語權的不對稱，在法定福利的執行方面也是能省則省，員工利益得不到根本的保證。特別是在一些制造企業，由于沒有重視員工福利，在出現工傷后也不負責任，直接損害員工利益，激化勞資矛盾，同時也讓其他員工對企業喪失信心。近年來，勞動爭議案件呈大幅上升趨勢，社會影響大，處理不好往往影響到勞資關系的和諧，甚至會導致矛盾激化，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四、企業福利制度的改革思路

1.搞好所有制改革,加快企業產權制度的創新。這既是我們尋求的治本之策,也是企業福利制度改革必須首先突破的禁區。

在遵循“ 放權讓利” 的思路下,國家和企業無法建立起符合市場競爭的責、權、利關系,因而業自主權遠未落到實處。國有企業負盈不負虧的局面無法從根本上扭轉,傳統利益分配格局能從根本上打破,必然出現企業福利一方面膨脹, 企業負擔一方面加劇的現象。

防止企業福利膨脹的根本出路, 搞好所有制改革是治本之策。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選擇產權明晰, 易于操作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合作制),在保證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產者同時, 使其具有區別于職工個人利益而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以產生資本自我積累和自約束功能, 為企業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奠定基礎,也為機構福利和社會福利的分離創造內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