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的切入方式及動因分析
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的切入方式及動因分析
來源: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09-05-24 15:07:00 ]作者:章偉坤編輯:studa20
【摘要】在民營企業轉型期間,企業國際化問題已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熱點。浙江是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起步最早的地區之一,如何科學地選擇國際化方式已成為當今民營企業成功“走出去”的關鍵。本文結合浙江省民營企業國際化的發展現狀,歸納總結了浙江民營企業的三種主要切入方式,包括承攬外包業務、依托專業市場、對外直接投資,并對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切入方式的動因做了較深入的探討。
【關鍵詞】民營企業 國際化 動因分析
浙江省是典型的民營經濟大省,是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起步最早的地區之一。如今浙江民營企業走向國際化已從“量”的增長向“質”的提高轉變,從以貿易代表處、專業市場為代表的傳統“走出去”形式發展到如今在境外建立生產基地、設立研發中心、海外并購、海外上市等形成,經濟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然而,對浙江的民營企業而言,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在國際分工中找到自身的優勢,學會如何提高自身的競爭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總體上,浙江民營企業的國際化還處在初級階段,企業國際化“質”的提升,尚需做出理性的分析和戰略選擇。本文從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的方式選擇的研究出發,分析民營企業國際化的不同方式選擇的動因,對進一步拓展有關民營企業國際化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具有重大意義。
一、企業國際化的方式
Fletcher(2001)認為,有關企業國際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國際化是怎樣的發展過程;二是哪些因素影響企業國際化的發展及其結果。企業進入外國市場的過程就是企業將其所擁有的資源如資金、設備、技術、品牌、管理能力等,通過不同的投資方式轉移到目標國家,以服務于企業的跨國經營(魯桐,2003)。在企業的外向國際化的研究中,通常有三大類方式:貿易式、契約式和投資式。一般而言,貿易式是企業國際化的基本選擇,主要分為直接出口和間接出口。契約式是企業國際化的中間選擇,主要包括許可證協議、特許經營、管理合同、交鑰匙合同。其中,管理合同的一種新形式是“外源化”(outsourcing,亦稱“外包”),比較常見的外包有兩種OEM(0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和ODM(Own Designing Manufacturing)。投資式是企業國際化的最終選擇,主要是直接對外投資(FDI),包括獨資經營、合資經營和跨國并購、參股國際化等。除了上述三種主要方式外,還有一種是國際戰略聯盟進入模式,規模較大、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常常借助這種模式作為其國際化起點(趙偉、趙婷,2006);它偏重于“戰略”,是與企業長期計劃相一致的活動。
二、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的主要切入方式
1、承攬外包業務方式
外包是浙江民營企業外向國際化的首選路徑。由承攬外源化業務起步,打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體系而后經過兩三個跨越,實現自主國際化。這不僅是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的可行路徑,而且就目前的發展勢頭而言,亦是民營企業國際化的一個趨向(趙偉,2007)。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民營企業以OEM起步,開始切入國際市場,到20世紀90年代末,一些民營企業開始以ODM出口代替OEM出口。據統計,目前浙江出口產品中90%以上都是以貼牌形式實現的,貼牌生產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商品類型,貼牌出口已經成為廣大民營企業開拓國際出口市場的主要途徑。
2、產業集群——從家庭作坊到專業市場
產業集群是指,在一個適當大的區域范圍內,生產某種產品的若干同類企業、配套的上下游企業以及相關的服務業高度集中在一起。浙江省以產業群為依托,使一些不起眼的小產品,做成了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如溫州的低壓電器、紐扣、鞋以及打火機等。另外,浙江民營企業還自1998年起開始建立境外專業市場,至今已經建立了如荷蘭中國城、中國駐莫斯科貿易小組、喀麥隆中國商城、烏蘭巴托正品市場等若干個海外專業市場,為民營企業在海外以專業市場為依托建立營銷網點提供了平臺。
3、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的方式,是企業國際化中的高級階段,也是企業國際化的核心內容。近年來,浙江民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擴張迅速,而且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也呈現多元化,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建立獨資企業。為解決國際化中的信息不對稱、市場失效和機會主義行為,企業往往選擇控制程度較高的獨資模式。浙江民營企業在海外建立獨資企業的主要是制造業,它們在海外主要建立了制造工廠、分公司以及辦事機構等。如華立集團在泰國建立的儀表廠,海天集團在墨西哥、巴西等地建立裝配工廠,還有一些民營企業在俄羅斯等國建立了木材加工廠等。
(2)建立營銷網絡。建立自己的海外營銷網絡,可以便于民營企業將產品直接銷往海外,減少中間環節,并有助于民營企業品牌“走出去”。據浙江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統計,2006年1—11月,在浙江省所有351個對外投資項目中,建立境外營銷網絡項目就占到298個;2007年1—10月,在境外建立營銷網絡占據了所有301個項目中的220個。可見,建立境外營銷網絡模式是浙江民營企業對外投資,設立海外機構的最重要的一種形式。
(3)跨國并購。收購與兼并已成為跨國資本流動的最主要的方式,它集中反映了企業的資本運營能力。目前全球每年的FDI流量中,有一半以上是以跨國并購或收購的形式完成的。跨國并購也成為浙江民營企業FDI的主要模式之一。目前,浙江跨國并購的領域主要集中于機電、儀表、皮革和服裝等制造業,在跨國并購中大都選擇處于困境的海外企業作為并購對象,并購發生地主要集中在美國和歐盟等相對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地區)。比如萬向集團2001年收購控制了美國第二大汽車零配件供應商舍勒公司55%的股權,此后又成功收購美國“百年老店”洛克福特公司、GBC公司,在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擁有31家公司。
(4)海外上市。很多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會碰到資金短缺的發展瓶頸,海外上市便成為企業國際化發展一個重要環節。浙江民營企業海外上市基本上都是市場化運作的,主要采取兩種方式:境外注冊上市和海外借殼上市。截至2004年3月底,浙江省已有17家企業在海外上市。
三、浙江民營企業國際化方式選擇的動因分析
1、遵循漸進的企業國際化階段理論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以Johanson和Vahlne為代表的北歐學派提出了企業國際化階段論,指出企業國際化是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主要體現在:企業市場范圍擴大的地理順序,通常是本地市場——地區市場——全國市場——海外相鄰市場——全球市場;企業跨國經營方式的演變,最常見的類型是純國內經營——通過中間商間接出口——直接出口——設立海外銷售分部——海外生產。魯桐和李朝明(2003)對溫州112家有海外經營業務的生產型民營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考察,經過研究得出結論是中國中小制造企業國際化進程依然遵循漸進的發展模式。這正符合企業國際化漸進式路徑學說。
2、企業自身優勢和機會的驅動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每個國家不一定各種商品都要生產,而應集中生產優勢最大或劣勢最小的產品,然后進行國際貿易。從企業自身優勢來看,浙江省的民營企業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以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要產業,以低技術熟練工人為主要勞動力,這些稟賦使得民營企業生產成本低廉,剛好滿足了跨國公司制造外包業務的要求。另外,以“小商品大市場、小企業大集聚、小資本大集群”為特征的區域特色經濟還具有:基于“區位品牌”的區域營銷優勢、基于“區域分工和專業化”的生產效率優勢以及基于“相似的企業文化”的核心競爭優勢。從企業機會來說,一方面,以OEM為主要代表的外包業務帶來了產品外銷的機會,民營企業得以借此獲得直接出口利潤,并規避了建立海外營銷網絡、自創品牌的高額成本和風險,也得到了學習跨國公司相關方面經驗的機會,對于企業的資本積累以及技術與管理的學習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另一方面,政府對推進民營企業國際化允許、鼓勵和支持,隨后又進行引導、調節和規范。如義烏國際商貿城由區際開放走向國際開放,以市場為第一推動力促進經濟國際化,當地政府給予了高度重視,大量資金用于國際商貿的三期工程。政策上限制的放寬,給當地企業一個大的空間來發展外貿。
3、新優勢和資源的尋求
英國經濟學家Dunning把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動機歸納為:資源尋求型、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全球戰略尋求型。聯合國的一項研究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主要有4個:占領和擴大市場、向第三國出口、獲得資源、獲取技術。對于浙江民營企業而言,企業試圖通過FDI獲取某種或多種優勢與資源,這里所謂的優勢與資源,包括自然資源、效率優勢、市場資源與優勢以及技術資源與優勢等促進企業發展所必須的要素條件。獲得戰略性資源成為近年來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特別是推動了近年來浙江民營企業的海外并購行為。
【參考文獻】
[1] 魯桐: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戰略[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2] 趙偉、趙婷:民營企業國際化:模式分析[J].浙江經濟,2006(22).[3] 趙偉:民營企業國際化:幾個基礎而現實的論題[J].學習與實踐,2007(3).[4] 國務院發展研究所課題組:中國企業國際化戰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 李菁、米薇:浙江民營企業海外經營的SWOT分析及對策研究[J].企業經濟,2006(11).[6] 尤宏兵:中國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7] Fletcher,R.:A Holist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01,10(1).[8] Johanson,J.and Vahlne,J.E.: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7,8(2).[9] Johanson,J.and Vahlne J.E.:The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1990,7(4).
第二篇:走進浙江民營企業
第二篇 走進浙江民營企業
通過這次社會實踐,我們對浙江省民營企業有了深入的了解,對民營企業家們創業、創新和創優不懈的追求精神和艱苦歷程有了更高的認識。十六大奠定了我國民營經濟飛速發展的理論基礎,民營企業創業條件日益優化,政策配套,環境改善,氛圍濃郁,熱情高漲。浙江省是全國民營企業發展最快、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數以萬計的民營企業已經成為浙江省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柱。在浙江省各級政府大力扶持下,浙江省民營經濟一直處在一個持續穩定增長的發展態勢上。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是一條顛簸不破的真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總方針。浙江省民營企業的發展,雖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省在機制上、在集群產業上、在人才培養上、在科技投入上對民營企業全方位的支持。但企業內部不斷創新的治理結構、管理體制和文化建設更是企業持續快速發展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中國加入WTO以后,面對國外商家激烈的競爭,面對生存環境的巨大改變,中國浙江的民營企業是如何應對和發展的呢?
對入世以來民營企業發展調查是一個新課題,理論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模式。我們通過參考大量資料并結合萬事利集團的實際發展情況,總結出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普遍得益于以下三點,即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企業與世界相融合、企業內部不斷整合。“三合”是一個有機整體,理論和實際相結合是基礎,企業與世界相融合是方向,企業內部整合是不斷克服困難獲得發展的保證。而企業的文化建設和合理的人才機制是實現“三合”的潤滑劑,是促進企業快速發展的根本保障。下面結合浙江民營企業的實際情況和較新理論成果分別進行論述。
1.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在高新技術日新月異、市場產品輪番更新、人們的生活方式急劇變革的時代,民營企業只有積極適應外部環境的新變化,自覺調整內部結構體系,不斷創新,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立足。因此現代企業必須不斷加強自我學習、自我豐富、自我超越,實現不斷創新。創新不是一種停留在口頭上的抽象概念,也不是一種嘩眾取寵的媒體文字游戲,而是一種從理論到實踐,從實踐到理論的反復的理論結合實踐的演繹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推陳出新,歸納、總結并提升為一種企業適應經營環境的經營與管理的指導理論。企業可持續發展就是對企業理念、企業行為以及企業經營謀略進行檢查、評估、糾正與完善的過程。創新源自企業的經營實踐,是企業家洞察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對企業市場拓展、市場占有必然的反饋。只有將實踐與理論不斷地結合,不斷地拓展,不斷地提高,才能實現真正的創新。創新始終是一個有助于企業產品和服務差異性增大、有助于企業戰略資產積累、有助于更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有助于大幅度提升企業競爭力的范疇。
一個有所作為的企業家,應該善于在理論的高度上總結自己的成功經驗,使之成為指導企業經營活動和發展壯大的企業理念,讓自己的企業擁有理論發展空間。企業家應該了解,沒有理論支撐的行為都是帶有失敗必然性的盲目行為。浙江省民營企業家很重視自身學習,自身提高,通過轉換理念,更新知識,加強競爭意識,質量意識、信用意識、團隊意識和現代企業制度意識,引導企業不斷地持續向前發展。此外,浙江民營企業家還通過外出觀摩學習,加大企業間相互交流,同時學習和借鑒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思路、管理模式和經營方式,“看一流企業、學一流經驗、創一流事業”,開拓眼界和思路,取長補短,相互促進。
萬事利總裁李建華告訴我們,作為合格的現代企業家,至少需要有三至五個學科以上的相關理論知識。的確,浙江省民營企業主素質現在有了明顯的提高。早期的浙江民營企業家大部分是剛剛從田地里上岸的農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相當一部分通過各種途徑的學習,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已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有著擴大再生產欲望和能力的企業,自發產生了希望提升素質的要求,不斷加強自身的學習。如今民營企業主中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占調查總數的84%,其中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的經理人占37%,在科技企業工作的經理人更是具有較好的文化背景。
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在另一層面上表現為科技成果及時與生產實踐相聯系。由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科學技術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對社會發展影響也越來越深遠。尤其是科技產業的興起,科學技術與經濟的聯系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使得科學技術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環節。世界經濟發達國家都競相采用最新科學技術,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一大批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新興產業也在蓬勃興起。浙江民營企業在這方面也走在全國的前列,始終堅持以科技為第一生產力,與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保持長期的合作關系,根據現代企業發展及市場的需要,優化創新環境,提高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產業轉移,不斷推動高技術產業化進程。目前相當一批民營企業進入了高科技領域,科技型民營企業逐年增加。到2005年,浙江省基本形成了以民營科技型大企業、大集團為龍頭,民營科技創新機構為支撐,以科技型中小企業為基礎的民營科技企業群體,在全省科技創新和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使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一步走在全國的前列。
2、企業與世界相融合國際化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飛速發展的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對世界各國的未來發展和整個國際經濟政治格局正在產生巨大的影響。一個世界性的社會化大生產網絡正在形成,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產品為基礎的分工格局已被打破,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的突出作用日益明顯。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斷向縱
深方向發展,“國內市場國際化、國際競爭國內化”的新的競爭格局已經形成。為了尋求經營機會、保護和擴大原有市場、克服貿易壁壘、追求優惠政策、獲取技術領先,浙江民營企業充分意識到開展國際經營,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浙江民營企業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轉變中逐漸放眼全球,從打拼國內市場上升到拓展海外市場,從利用國內資源升級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積極利用自身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加強與國際市場的融合與接軌,開展國際競爭與合作。形成了一幕浙江民企百舸爭流、逐鹿海外的壯闊景象。
今日的浙江民營企業逐步呈現出組團式、規模化、實業化的發展態勢,以梯度推進的企業團隊昂首邁入國際市場。1998年,浙江民營企業外貿出口僅為9.6億美元,占全省總量的8%;到2001年則達到了54.75億美元,出口占比迅速提高到24%。2002年浙江省私營企業的外貿出口總值為36.76億美元,增長1.4倍,出口增量占全省增量的33%。到2002年底,浙江已有3944家民營企業獲得自營進出口權,占全省比重為48.5%。浙江的個私業主在省外、海外共辦有市場、分市場40余個,個私企業設立境外機構132個。全省有1.58萬家個私企業的產品銷往世界五大洲的150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交貨值883.94億元人民幣。領改革風氣之先的浙江民營企業,再次抓住機遇,率先駛進國際化大潮中。
浙江民營企業向國際社會融合,是在認真分析企業自身實力和特點的基礎上,對國際化的形勢特點有一個全面透徹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企業國際化戰略的選擇,是在多年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循序漸進、順勢而為的結果,沒有先前名牌戰略階段的艱苦創業、沒有科技興企階段的固本強基,就不可能有實施國際化戰略的品牌、規模、技術和管理基礎。因此從宏觀上說,企業國際化經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從微觀上說,國際化又是民營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選擇。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給企業帶來嶄新的發展機遇和市場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和激烈的國際國內市場競爭。與世界跨國公司相比,國內民營企業就整體素質而言,在產業規模、市場占有、技術水平等方面還有明顯的差距。但是中國民營企業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靈活快捷的企業機制,生產的很多產品既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又是高技術密集型產品。緊緊抓住這些特殊優勢,充分運用發揮這些優勢,中國民營企業在走向國際化的道路上將大有所為。
3、企業內部不斷整合漢拉默、凱瑞哈默等人提出的企業核心能力理論認為:與企業的外部條件相比,企業內部條件對于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具有決定性作用,企業內部能力、資源和知識的積累,是企業獲得超額受益和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企業要想形成核
心競爭能力和優勢,必須加強內部管理,充分利用企業現有內部資源,提高內部運作效率。
民營企業在企業內部管理體制方面容易出現產權主體的單一化、組織結構混亂、管理人員素質較低、濃厚的家庭色彩、非科學的經驗型決策方式,以及分配和激勵約束機制的物質導向及非公正性等現象。經過十多年的積累和發展,在21世紀初,浙江省民營企業的整體規模和實力大大增強,許多民營企業完成了初始的資本積累開始向規模化方向發展,從物質資本擴張開始轉向依靠技術創新、知識積累和質量效益提高的內涵式增長。特別是許多民營企業完成了改制,其產權改革已經到位,民營企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紛紛把企業的內部管理確定為永遠不能替代的競爭因素。
浙江民營企業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提高認識,努力學習世界級績優公司的成功秘訣,利用經濟手段和科學的方法, 結合自身的實際不斷改進、創新企業內部治理結構,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和決策水平,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和有效的企業文化對企業進行管理,使企業向著不斷提高效益的方向發展,員工的素質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也相應不斷增強。在企業的思想文化、人才隊伍以及財務管理等制度方面狠下功夫,夯實企業全面建設的基礎,因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一直立于不敗之地,持續高速度發展。
4、打造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觀念、文化形式和行為模式,是企業成員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理想、價值觀和行為規范的總和。企業文化是對企業進行柔性管理的基礎,它對內表現為企業的凝聚力、向心力、激勵力、約束力、導向力、輻射力、成長力,對外表現為企業的形象、企業的榮譽度、市場的親和力和競爭力。它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也是企業現代化管理的重要內容。
萬事利集團提出了“萬事以人為本,事利以和為重,利萬以社為責”的現代企業管理文化模式,它以社會價值為先導,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為重點,將企業管理文化與經營文化融為一體。萬事利通過把有形制度與企業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有形的制度載體表現出的無形文化,使企業得以持續穩定的高速度發展。萬事利一直認為企業是人群組織,更是人性化的組織,人性化的實質又是體現多樣性和差異性的。通過企業文化建設,以企業文化為動力,使企業文化觀念轉化為全體職工的自覺行動,大力打造新型的現代化企業形象,有效促進了企業經濟效益的不斷增長。這種追求無形資產和有形資產的共同發展,已在萬事利集團發展中形成不可忽視的戰略趨勢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5、優化人才機制
江澤民同志指出,人才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資源,人才資源是現代社會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的重要推動力,人才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它不僅具有一般生產要素所具有的“生產功能”,還具有一般生產要素不能有的“效率功能”,在國際經濟競爭的環境里,人才要素不僅直接促進技術發明,而且直接影響引進技術的能力和速度。可見,人才已成為衡量國家和地區以及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標準。
當今和未來的國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國內各地區之間爭奪人才的現象愈演愈烈,誰能夠擁有人才,誰就能在競爭中取得主動,贏得未來。加入WTO之后,我國人才方面的挑戰最為嚴峻,大量外資企業和機構進入我國,將加大對我國人才的吸納力度,這必然會給我們穩定現有的企業高素質人才隊伍帶來更大的壓力。
“影響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首要因素就是人才缺乏”,萬事利集團董事長沈愛琴的一番話道出了民營企業對人才的渴求。民營企業要提高其產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其內部管理水平,尤其是當企業從單一產品生產經營模式向跨行業生產領域轉型,實行多元化發展時,離不開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市場開拓人才。我國從總體來看,人才總量相對不足,結構不夠合理,人才隊伍現狀同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還不相適應,亟待從企業管理制度上予以創新。建立科學的用人制度,完善人才激勵機制的收入分配制度、獎勵制度和福利制度迫在眉睫。為滿足對人才的需求,浙江省工商局和個私(民營)企業協會已計劃用5年時間,在全省啟動實施個私(民營)企業“5511培訓計劃”,即采用EMBA研修、本專科學歷進修、集中培訓、短期輪訓等方法,重點開展5萬名高層經理特訓,50萬高級管理人員業務輪訓,1000名總裁EMBA研修,100萬名技術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
萬事利集團把企業文化建設和人才培養相結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把調動人的積極性放在首位,“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提高企業效率,滿足他們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同時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科學手段招攬人才,與許多高校院所、獵頭公司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用真情吸引行業專家和高級管理人才來萬事利工作。近年來,公司用開明開放的胸襟逐步打破了家族制管理的瓶頸,建立和完善選人、育人、用人、留人的良好機制,引進了一批擁有高學歷和豐富經歷的海內外高級人才,有計劃、有組織、有針對性地進行專業技術培訓,形成一支高素質的企業專業人才隊伍,為企業的發展和提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篇: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溫臺(臺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于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溫州等地的千家萬戶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溫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溫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戶,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占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制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
轉型為“溫臺(臺州)模式”,民營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溫臺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占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占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
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長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后,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扣、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扣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溫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6、制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制造業,其它行業的占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干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占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于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后,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占領這一市場后,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于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淀的地區,由于歷史的淵源沉淀,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后,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征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征信系統。由于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于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系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
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后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
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制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說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回旋余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準入的客戶,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溫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并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后于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于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征,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戶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戶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采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戶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戶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戶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戶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
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戶資源,通過客戶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系客戶開辟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范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稅額等活性信息,并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于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征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回避這些風險,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跡。這一奇跡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于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鉤。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著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著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后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后,該行要求企業增加注冊資金規范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后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準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準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鉤;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鑒。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占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于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并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著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于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范,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戶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戶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著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范圍,這是授信區別于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于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著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并不在于技術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著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著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占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稅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了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戶選擇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戶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
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于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后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后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杠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
相對于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占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征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征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
第四篇: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關于浙江民營企業授信考察報告
近年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出現令世人矚目的“溫州模式”、“浙江現象”。民營企業的健康、快速發展為浙江創造了良好的授信環境,使浙江金融機構的授信業務和其它金融業務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而又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務和資金支持,民營企業與金融業務相互促進,推動了浙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
以“溫臺(臺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企業起源于家庭作坊經濟,其發展的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春風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闖天下的民風迅速綻放,溫州等地的千家萬戶各起爐灶,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家庭作坊經濟如雨后春筍破土而出。同時,溫州等地的市場推銷人員走向全國各地,溫州當年的十萬供銷大軍“來自千家萬戶,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賺來千金萬銀”,在推銷當地家庭作坊生產的小商品的過程中,既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實現了最初的資本積累。第二階段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經濟開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強了上下游企業的合作聯合,家庭作坊經濟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營公司初具規模,同時,一些專業市場和塊狀經濟初步形成。第三階段為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民營企業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實力大大增強,出現大批極具規模和品牌效應的集團式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在規模和經濟份額上都占據浙江經濟的絕對優勢,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天下。
杭州灣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有所不同,但終究殊途同歸。80年代這些地區的經濟基本為“蘇南模式”,鄉鎮企業為主體的集體經濟蓬勃發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規模。進入90年代,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改革,通過職工參股、企業拍賣等方式,鄉鎮企業、國有企業大量轉制為民營企業,經濟結構由“蘇南模式”轉型為“溫臺(臺州)模式”,民營經濟占據了絕對優勢。由于這一地區民營企業的特殊發展歷程,使其民營企業的規模比溫臺地區要大,而其企業機制比蘇南更為靈活。
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在浙江各地遍地開花,除少數基礎性行業外,競爭性行業已完全民營化。據有關資料統計,目前浙江民營企業總數占浙江全部企業總數的98%,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全部就業人口的82%,民營企業產值占浙江國民經濟總產值的83%,浙江經濟已成為民營經濟的代名詞。
二、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發展中,浙江民營經濟呈現出與其它地區民營經濟所不同的特征,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經濟的強勢和特有活力,也為金融業健康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草根經濟。現在,人們喜歡將浙江民營經濟俗稱為“草根經濟”。它指的是浙江民營企業都是土生土長,在家鄉本土成長壯大。浙江民營企業是浙江農民在離鄉不離土的家庭作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企業,與開放地區的外來經濟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長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起來后,業務擴展到各地,其公司總部、生產基地、資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塊狀經濟。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塊狀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經濟和主導產業,地區分工明顯,各地區的主導產業在浙江、全國仍至世界都較為突出。如義烏小商品城、紹興輕紡城、寧波服裝、永康五金、嵊洲領帶、海寧皮革、永嘉鈕扣、蒼南商標。塊狀經濟彌補了浙江小企業、小商品經濟的不足,通過地區專業化、規模化使小企業、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強。
3、專業市場發達。在塊狀經濟的基礎上,浙江各地組建了一系列的專業市場,為地區主導產業服務,如義烏小商品市場、永嘉鈕扣市場、永康五金城、寧波服裝市場、蒼南商標城等已成為全國性的專業市場。專業市場的發達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供銷渠道和市場信息,使浙江民營企業站在了同一產業的市場前端。
4、地區發展較為均衡。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區不平衡。而浙江民營經濟在各地都得到了較好的發展,不管是杭州灣地區的寧波、紹興,還是南部山區的溫州,乃至內陸腹地的義烏、永康、東陽,民營經濟都較為發達。民營經濟的遍地開花使浙江地區經濟整體上得到較為均衡的發展,經濟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業為主體。發源于家庭作坊的浙江民營企業日前絕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其中從業人員100人以下的占企業總數的92%。經營收入1億元以上的企業僅占1%。浙江民營中小企業數量眾多,經營靈活,市場反映靈敏,產銷對路,相當多的企業還具有小而優、小而專的特點,企業效益良好。但這些企業也存在著家族式企業、管理水平不高、財務不規范、抗風險能力差的缺點。
6、制造業為主。浙江民營企業從家庭手工作坊發展而來,民營企業普遍從事的是制造業,其它行業的占比較少。浙江民營企業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勞實干做起來,目前經濟中投機的成份已較少,從而使浙江經濟的現有基礎較為夯實。
7、小商品生產占較大份額。浙江民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從事小商品生產,他們抓住產業轉移的機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優勢將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場,通過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進一步強化了自身的低成本優勢。這些小商品技術水平不高,市場競爭主要在于成本競爭,浙江民營企業的低成本優勢得到強化以后,其它企業已很難與之競爭。這些小商品雖為傳統產品,但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市場的波動性較小,浙江民營企業占領這一市場后,便獲得了長期穩定的市場空間,企業經營相對穩定。
三、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造就的金融環境
金融業務的發展以當地經濟的發展為基礎,浙江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為當地金融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頗具特色的民營經濟和社會文化氛圍為銀行授信業務提供了良好的平臺。近幾年,浙江各家銀行的授信業務發展較快,且授信資產質量優良,這些得益于當地以民營經濟發展為基礎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環境。
江浙一帶是中國最具歷史文化沉淀的地區,由于歷史的淵源沉淀,浙江地區民眾具備較高的素養,民風崇尚榮譽,注重名聲。進入工商社會以后,這種歷史文化和民風淵源逐漸演化為誠實守信的社會環境。而浙江以民營企業為基礎產生的草根經濟將誠信的社會環境進一步得到強化。浙江各地目前沒有建立社會征信系統,但草根經濟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會征信系統。由于浙江民營企業土生土長于浙江本土,企業、經營者、法定代表人的經營歷程、資產情況、行業品行、歷史信譽以及社會關系等授信信息能夠得到比較順暢的溝通,授信信息不對稱的矛盾被草根經濟所化解。同時草根經濟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機構很容易得到企業的動態信息,民營企業經營中的發展變化情況能夠比較及時地傳遞到授信業務人員,從而使授信業務人員能夠動態監控風險,隨時根據民營企業的經營變化調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針對性的風險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經濟使授信業務建立在信息較為充分、及時的基礎上,從貸前到貸后的整個業務流程中,授信風險的可控程度比較高,銀行的主動性較強。
從微觀經濟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觀經濟主體產權天然明晰,企業運作的深層次矛盾得到解決,經營者的責權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營企業大多數仍為中小企業,具有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點,但當地的專業市場、塊狀經濟為浙江中小民營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其小商品生產具有獨特的市場空間;大量的民營制造企業股東的投入較大,負債率普遍較低。浙江民營企業的特點為浙江金融機構授信創造了良好的企業微觀環境,為浙江當地各銀行優良的授信資產質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東南西北中遍地開花,促進了浙江經濟整體上的均衡發展,從而為浙江金融機構創造了較為廣闊的經濟腹地。應當說目前浙江各銀行授信業務的回旋余地比較大,業務發展的內涵與外延空間都比較廣。
四、浙江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銀行對民營企業的授信政策有一個逐步演化的過程。在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初、中期,民營企業基本為幾大國有銀行限制準入的客戶,銀行信貸資金的支持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當時民營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自于地下錢莊和當地信用社,溫州等地民間融資非常發達。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企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各股份制銀行率先選擇以民營企業為主要的授信支持對象并獲得較快的發展;而國有和集體企業開始從經濟競爭領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貫以國有和集體企業為支持對象的幾大國有銀行的發展落后于股份制銀行,且資產質量也遠遠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并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國有銀行轉變了對民營企業的認識,加大了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支持力度。進入本世紀,不僅大、中型民營企業得到各家銀行授信的積極支持,眾多產品有市場的中小民營企業也成為各家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對象。
由于浙江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及其獨具特色的經濟特征,當地各銀行普遍看好民營企業。各家銀行創新民營企業授信理念,調整傳統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強產品創新,加大對民營企業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對民營企業授信業務上,股份制商業銀行方法更為靈活,措施更為有力,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投放力度比國有銀行大。
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客戶戰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提倡客戶培植戰略,廣東發展銀行浙江分行將之稱為“種芝麻,抱西瓜”。對產權明晰的中小民營企業采取積極的培育政策,通過培育培植中小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培養客戶的忠誠度,分享中小民營企業成長壯大的成果,與民營企業共成長。部分銀行將此政策具體化到績效考核中,將中小民營企業培養成優質大戶的相關業務人員、責任人將得到績效獎勵。在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選擇上,堅持兩個發展性和成長性原則,一是企業的經營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二是銀企業合作的的前景具有發展性和成長性;注重二種效益,一是客戶提供的綜合效益,二是客戶提供的中長期效益。
針對中小民營企業擔保難的問題,浙江的股份制銀行充分挖掘企業兩方面的擔保資源,加強業務創新。一是充分挖掘企業的資產資源,各種動產質押、倉單質押、應收款質押、品牌質押、知識產權的質押等等應有盡有;二是挖掘企業的客戶資源,通過客戶的上下游企業和一些關系客戶開辟擔保渠道。
財務報表是授信信息獲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營企業的財務報表不規范問題在浙江同樣存在,但多數情況是企業的資產利潤沒有全部在報表中反映,浙江銀行界稱為信息良性不對稱。針對民營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商業銀行沒有固守財務信息,轉而尋求民營企業的活信息。銀行界在對中小民營企業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時,會認真調查企業用電量、銀行結算量、企業現金流量、納稅額等活性信息,并將這些活性信息納入企業信用評級指標體系。這些活性指標體系更能真實反映企業生產經營的真實情況,從這些活性指標入手進行授信調查和信用評級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風險,也有利于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拓展。
在中小民營企業的行業政策和地區政策上,浙江銀行界的民營企業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競爭過于激烈、產品替代性強的行業列為限制性行業,對具有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予以支持。一些專業市場發達、塊狀經濟特征突出的地區則成為各家銀行授信支持的重點地區,部分銀行將這些地區拉直管理,一些銀行則對這些地區分支機構給予了比較大的授信授權。
五、民營企業授信風險控制
針對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浙江各商業銀行沒有簡單地回避這些風險,而是采取了一系列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這些風險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較好的保障,也使民營企業的授信能夠得到快速的發展。近幾年浙江各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授信超常規倍增式發展,但授信資產質量普遍良好,資產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許多地區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為國內銀行界的奇跡。這一奇跡的產生與浙江良好的授信環境有關,但更得益于銀行積極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
各銀行在從事民營企業授信中非常重視風險控制,近幾年各銀行在自己的績效考核體系中強化了資產質量的權重,加大了獎懲的力度。有些地區的銀行將授信質量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薪酬直接掛鉤。廣東發展銀行杭州分行的風險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行教育員工“授信業務收來的是利息,損失的是血本”,“騙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對待授信風險要象航空公司對待飛行一樣”,“要象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信貸資產”。在授信風險理念上,該行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反對風險最小原則,這樣將最大限度地獲得業務機會和利潤,反之則會喪失業務機會,獲得較低的利潤回報。在對企業監控的著眼點上,該行強調從資金流、物資流等動態和活性信息著手,而不是盯財務報表。該行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實行企業經營者的首席(行長)談話制,使問責審批人對中小民營企業經營者形成直觀認識。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調查實行雙人調查制,調查內容要重視活性信息而不是財務報表,對部分企業實行業務人員與審批人員的聯合調查;對部分企業直接參與企業的合同談判,獲得企業的第一手業務資料。在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貸后監控上,該行主動深入,授信達到一定規模后,該行要求企業增加注冊資金規范相關管理,關健崗位的員工必須符合其要求的素質,達不到其貸后監控的要求,該則堅決收貸。這些靈活有效的風險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較好的回報,其140億的授信資產,不良率僅為0.4%。
為控制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準入風險,有些銀行從一些活性指標入手設置了自己的準入指標體系;有的銀行要求一把手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包發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將此“三包”與一把手的年終考核掛鉤;在授權體系上根據地區風險和機構風險控制水平實行了差別授權和動態授權,設置了授權警戒線;對各種形式的中小民營企業貸款實行風險組合管理。為解決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風險溢價,銀行利率上浮的方法運用的較為普遍。一些銀行還要求對中小民營企業的授信即貸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貸還貸。
六、浙江民營企業授信對我們的啟示
浙江各商業銀行面臨的民營企業授信環境與深圳不同,其民營企業授信的做法,我們不能簡單的移植照搬;但其民營企業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運作機制、業務創新等對我們當前的授信業務及管理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借鑒。
1、在企業授信上,表面看來我們不會以所有制來歧視民營企業。但我們仍有認識上的不足。一是對民營企業的未來發展認識和準備不足。浙江民營企業的發展昭示了企業產權改革的方向,企業產權改革是企業改革的核心,民營企業以其產權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業改革的未來,同時民營企業的內在機制造就了其市場經濟中強勁的競爭力,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民營企業必將占據未來市場的絕對份額。因此,在內涵于未來的授信業務上,僅僅以一視同仁來對待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將可能使我們錯失未來。未雨綢繆,重新審視和規劃民營企業授信的未來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以民營為核心的企業產權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準備,面對EMBO、MBO、企業并購等民營化授信業務,我們有時顯得手忙腳亂。二是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隨著授信市場競爭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業融資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業授信將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如果說我們現在沒有歧視民營企業,但中小民營企業授信確實是我們所忽視的領域。有些中小民營企業規模不大,但卻小而專、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間,應該成為我們授信支持的對象;對于經營者素質較高,企業運作規范,經營機制靈活,有發展潛力和增長空間的中小民營企業,我們應以客戶培植的理念給予授信支持,培養客戶的忠誠度,“種芝麻,抱西瓜”,為我們的授信儲備未來。
2、隨著授信買方市場的形成,我們的授信理念應作重新調整,我們應調整風險最小理念,堅持風險可控原則。這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堅持風險可控為前提,風險是否可控無從把握的冒險業務不應納入我們的授信范圍,這是授信區別于風險投資的本質所在。二是堅持風險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賣方市場條件下,我們可以優中選優;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風險最小原則將束縛業務空間,失缺高利潤業務。授信業務與風險相伴生,關鍵在于授信風險是否能為我們所控制。在授信買方市場條件下,堅持風險可控原則,將為我們爭得最大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3、正確認識傳統產業。當前,商業銀行的授信行業政策存在著重高新技術產業輕傳統產業的偏向。商業銀行授信業務的價值取向并不在于技術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術產業(成熟前)在伴隨著高利潤的同時,也伴生著高風險,與風險投資的價值取向相吻合。企業能在傳統產業中占有較高份額,或有獨特的市場空間,這說明了企業具有較穩定的生存空間,從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價值內涵正是授信業務的取向,絲毫不能為我們的授信業務所輕視。
4、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重視企業活性信息。信息不對稱是授信業務的固有矛盾,民營企業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對稱是難以化解的。抓住企業的用電用水量、現金流量、銀行結算量和納稅額等企業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們了解到企業經營的真實信息,做活授信調查和貸后跟蹤,事半功倍,更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5、開拓異地授信業務。從對浙江商業銀行授信情況的調查看,內地授信業務的客戶選擇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戶在深圳卻已成為各商業銀行爭搶的對象。作為經濟組織的商業銀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區劃畫地為牢,深圳目前逐漸成為資金過剩地區,而深圳銀行相對內地行具有理念、服務、產品等方面的競爭優勢,局于深圳一隅只能喪失發展空間。當然,授信業務具有貸后跟蹤的特殊要求,對異地授信應選擇貸后跟蹤要求少,難度低的項目。
6、從與浙江商業銀行授信的比較情況看,我們對利率杠桿利用不夠,對中小民營企業授信很少上浮利率。相對于大中型企業,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具有平均風險水平較高、人力資源投入大、業務成本相對較高的不足,但銀企合作中企業不占強勢。因此,我們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桿來彌補中小民營企業授信業務的風險溢價和成本提補。同時,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業從成本考慮而優先償還,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風險的控制。
7、加快社會征信系統的建設。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與浙江草根經濟的特征相反,人們缺少歸宿感,社會誠信的自然基礎較差,這更需要通過人為強化,建設社會征信系統,逐步為深圳各商業銀行的授信業務創造良好的誠信環境。
(作者單位:深圳市國內銀行同業公會)
第五篇:中小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中小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姓名:周寧馨 學號:*** 班級:13國貿專升本
摘要:隨著經濟持續發展,我國中小企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不容忽視。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是伴隨世界多極化和科技信息化趨勢同步發展的最顯著特征之一,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它對各國企業,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為中小企業的國際化運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而加快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步伐能夠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研究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和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民營企業;國際化;現狀;存在問題;對策探究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中國企業在得到更多公正、合理的待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國內市場國際化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國外大型企業進入到中國市場,給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帶來了生存危機,因此,我們中小企業應該實施國際化經營戰略,在國際市場上尋找更大的生存空間。然而,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或者如何實現政策目標等等,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概述
(一)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現狀
自從國家提出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來,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企業國際化經營步伐逐漸加快。對外投資遍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業務領域不斷擴展,涵蓋了貿易、加工制造、電子通訊、科教文衛體、交通運輸、設計咨詢監理、計算機服務、資源利用、農業合作、研究開發及醫藥餐飲等各個領域。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雖然成果顯著,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
中小企業的出口額已占到全部商品出口額的68%,出口額增長49%①。在廣東、浙江等一些沿海省市,中小企業已成為境外投資的重要力量一目前,一批有實力的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已走出國門,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新生力量。
(二)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內容 1.國家政策支持,投資環境寬松
其一、法律法規支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中小企業的主體是民營企業,對民營企業在政治層次上給予與其他所有制經濟相同的地位尤為重要。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標志著在中小企業的立法上,我國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后,2005年2月,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此外,還有國家發展改革委起草的《國務院關于實施中小企業成長工程的若干意見》,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國家發展改革、財政部、人民銀行、國家稅務總局、銀監會《關于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的意見》等。這些政治領域的重大突破和法律法規的健全,為我國民營經濟、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為我國中小企業的進一步蓬勃發展打下了基礎。
其二、各級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越來越得到中國各級政府的關心和支持。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在積極引進來的同時,推動我國企業走出,要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政府制定了一一系列鼓勵和支持中小企業國家國際化經營的的政策。包括簡化審批手續,下放審批權限,加大對境外投資企業的資金支持力度,完善信息服務體系等。
同時,超過萬億的外匯儲備推動我國企業“走出去”。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1.53萬億美元。年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7.3046元人民幣,比上年末升值6.9%。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2008年4月,我國外乎儲備為4.76萬億美元,2009年6月26日,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6.8634元人民幣。②當前高額外匯儲備使中國面臨美元持續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雙重壓力,美元資產儲備的“縮水”成了現實問題。而鼓勵、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到境外投資成了緩解這種壓力的有效途徑之一。
其三、具有相對寬松的國際環境。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隊外國投資者持歡迎態度,并提供比較寬松的投資環境。如管制政策松動、投資和貿易體制的自由化、資本的自由流動、活躍的市場中介、新興的金融工具等位跨國經營提供了方便。同時,周邊國家較多,且多數經濟正在迅速崛起,我國與其均有著長期廣泛的對外聯系。其次,我國的華僑遍布世界各地,靠這種紐帶,我國企業可以減少跨國經營中的障礙,降低風險。并有利于同當地企業進行更為密切的合作。
2.經營機制靈活,比較優勢明顯(1)規模小適應性強
相對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的規模一般比較小,投入資金少,布局條件要求簡單,能廣泛地分布于各種環境,甚至在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較差的地區也能生根發芽。中小企業市場化程度較高,組織結構簡單,有靈活的經營管理機制,投資決策迅速。營銷方式有較多的自主權,對市場反應靈敏。在經濟蕭條時,容易進行技術、產品及經營方式等多方面的調整,一旦市場好轉馬上就能恢復生產,具有“船小好調頭”的優勢,能有效地抵御經濟波動,保持市場活力。尤其是,我國中小企業大都是在艱苦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在夾縫中求生存,歷經挫折和磨練,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斗志,這使中小企業更容易開拓海外市場,并迅速站穩腳跟。
(2)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我國的企業在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工藝設備以及機電、小規模制造業方面具有傳統的比較優勢,這種傳統產品和成熟生產技術在經濟發展水平與我國相似或略低于我國的區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經濟水平低,國內市場范圍小,從客觀上限制了國際大型跨國公司的進入,使得我國具有傳統產品優勢和成熟技術優勢的中小企業發展對外投資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我國中小企業內部管理層次少,信息溝通方便,反饋速度快,能很快地更新產品,改善內部經營,以及利用更新的技術獲得先入優勢。同時,這批中小企業營銷手段相當靈活,它可以根據不同的顧客、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地方采取不同的營銷策略。
二、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面臨的障礙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企業的在國際化經營的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中國企業法人單位302.6萬個(不含2377萬個個體工商戶),中小企業占全部企業的99.3%以上,我國GDP的55.6%、社會銷售額的58.9%、稅收的46.2%、出口額的62.3%和就業的75%均是由中小企業貢獻的,在目前中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中,60%以上都是中小企業投資的③。中小企業在確保國民經濟穩定,緩解就業壓力,拉動民間投資,優化經濟結構,維護市場競爭活力、推進技術創新,促進國際化進程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中小企業中也存在很多問題和差距,制約了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
(一)內部障礙
一是缺乏準確的市場定位。一些中小企業對國際化經營的目標并不明確,對國際規范、國際慣例不熟悉、不了解,為了“跨出去”,往往饑不擇食地抓項目,盲目對外投資,把國內經營的一套照搬到國外,沿用國內傳統的管理辦法缺乏制度創新,成為“中國式企 業”在國外的延伸。這種僵化的管理體制束縛了企業的手腳,無法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造成大多數國際化經營企業效益底下的主要原因。
二是缺乏國際化經營的高素質人才。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起點低、人才儲備匱乏,現有管理及技術人才知識結構偏低,高級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尤為缺乏,管理經驗不足,對于國際市場行情判斷不準。很多情況下,中小企業主要依靠管理人員的市場經驗和直覺把握市場,這樣就難以形成自己的國際化營銷模式和建立穩定的消費群體,更難以與其他國際經濟實體進行競爭。
三是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和品牌意識。我國是全球國際貿易的第三大國,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品牌在國際競爭中仍處于從屬地位,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目前我國絕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品牌觀念不成熟,沒有意識到品牌對消費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沒有意識到品牌代表著企業的產品質量、管理水平、技術水平、員工素質和商業信用;沒有意識到品牌是企業競爭力的綜合體現,更沒有將刨名牌與企業利益和長遠發展聯系起來。
其四,產品科技含量低。我國中小企業大多先進設備較少、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同時,企業普遍缺乏持續開發獨特產品和持續發明專有技術的能力,科研成果轉化率也比較低。
(二)外部障礙
1.融資困難
資金短缺且融資困難已成為困擾我國中小企業的首要問題。國際化經營更需要資金,但我國金融環境難以解決中小企業在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面臨的資金不足問題。由于中小企業資產較少、風險較大、資信程度較差以及社會上對所有制的偏見等原因,商業銀行一般不愿意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此外,由于法律的限制,中小企業很難像大企業那樣通過發行企業債券、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資手段來籌措資金。由于缺乏資金、融資渠道狹窄,中小企業一些具有良好前景的項目也無法 上馬,嚴重阻礙了其國際化經營的發展,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處于不利地位。
2.促進政策和體系不完善
世界經驗表明,企業在海外投資初期往往是依靠政府促進政策的強大支持獲得成功的。目前,我國尚處于海外投資的起步階段,但沒有形成與之匹配的政策支持體系,由于企業在海外投資中缺乏政府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難以支撐海外競爭的強大壓力。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資金、財政等方面的法規政策扶持體系仍未形成,雖然《中小企業促進法》和《對外貿易法》等法規對促進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作了規定。但是缺乏操作性,法規政策之間缺乏系統性.
3.嚴重的非關稅壁壘
由于我國國內產品標準相對低于國際標準或國外的先進標準,使外國可以通過技術壁壘阻擋我國中小企業的出口。從目前的發展趨勢看,我國受限制的產品品種越來越多,設置技術壁壘的國家和地區也越來越多,成為我國對外貿易最大的障礙。《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條款加大了我國中小企業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的難度,并且對目前我國市場中以仿制為主的中小企業產生了嚴重挑戰。
三、推進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對策建議
(一)樹立國際化經營理念
隨著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企業必須按國際規范、國際慣例來加強強海外分支機構的管理。企業的管理者必須更新觀念,樹立規則意識,進行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徹底改變落后的企業制度、傳統管理模式和低層次服務方式,建立既能適應本土文化和市場環境,又能與國際接軌的現代企業制度、管理模式和服務規范;其次要培養人才、吸引人才,完善人才管理。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化,不僅需要金融、法律、財務、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專業人才。更需要有戰略思想和熟悉現代企業管理的經理人才。這樣才能在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的基礎上向國際化發展.(二)培育核心競爭力
中小企業能否走向國際市場并保持長期穩定的競爭優勢,關鍵在于企業是否形成并保持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來源于企業的核心資產,特別是知識資產。如技術、專利、生產技能、互補性知識等。只有著眼于培育企業的核心資產,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力開發核心產品和核心技術,中小企業才能在強手如林的國際競爭中取得—席之地。
(三)加快信息化建設
在知識經濟的條件下積極進行網絡化經營。首先,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在這個經濟時代,全球化、開放化和國際互聯網飛速發展,經濟生活中的信息化、網絡化越來越重要。企業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商業信息系統網絡,以便及時掌握各國經濟、市場等方面的情況,把握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動權。其次,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即在國際互聯網上采用數字化方式進行國際商務活動。這種方式對中小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它可以節約交易時間,節省營銷成本和交易費用,減少出口貿易環節,有利于中小企業及時地以較小的代價將產品推向國際市場。
(四)建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政府支持體系
中央政府在建立支持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專項預算的同時,改善外貿發展基金、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資金及各項政策性資金的使用方式,簡化使用手續,實現WTO框架下的政府職能的轉變;健全中小企業的法律保障體系,《中小企業促進法》無疑有助于從資金、政府等方面為中小企業的刨立和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地方各級政府及外貿管理部門要將工作重點轉到直接為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協調和服務上來.結合本地區的實際制定對外貿易促進和信息服務措施。強化政府對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的服務功能,為中小企業提高對各種不確定因素的預見性提供幫助,降低各種風險,包括為中小企業提供海外投資保險等,使中小企業,尤其是非國有中小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 競爭。
參考文獻
[1] 孫利娟,馮德連.民營中小企業外向國際化發展實證研究[J].商業時代.2008年第7期.[2] 張曉冬.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新思維[J].中國經濟周刊.2008年第3期.[3] 黃健動.民企“走出去”風生水起[J].大經貿.2008年第2期.[4] 蕭明.走出去[J].財政界·通商.2008年第1期.[5] 王冬.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經營分析[J].商場現代化.2007年第34期.[6] 高衛平.中國民營企業“走出去”戰略之思考[J].中國市場.2007年第18期.[7] 賈林峰.發揮外事優勢.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務[J].當代世界.2007年第12期.[8] 廖繼勝.民營企業“走出去”與金融支持體系的構建[J].現代企業.2007年第11期.[9] 滕斌圣.弱者心態軟禁中國企業[J].商界·中國商業評論.2007年第11期.[10] 謝高峰,王國順.傳統國際化理論的不足與解釋[J]..現代管理科學.2007年第10期.[11] 李德.問題與主義[J].中國海關.2007年第10期.[12] 張亞娟.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中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中國集體經濟.2007年第8期.[13] 高靜.淺析民營經濟的現狀與發展[J].消費導刊·理論版.2007年第7期.[14] 周新生,孟鐵.中國對外貿易概論[M].中國商業出版社.2007年5月.[15] 王林民,金三寶.論民營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的政策環境和對策建議[J].職業圈.2007年第5期.[16] 吳喜林.走出去 要走好[J].中國經貿.2007年第4期.[17] 盧小平.更多關注“走出去”[J].大經貿.2007年第4期.[18] 歐陽曉明.民營企業如何更好地“走出去”[J].大經貿.2007年第3期.[25] 崔彩周.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中政府角色合理定位問題研究[J].經濟經緯,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