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略述《詩經》在西方的傳播與研究

略述《詩經》在西方的傳播與研究

楊淑珍

包頭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包頭，014035 摘 要：從16世紀至20世紀,《詩經》向西傳播并受到海外研究的重視，《詩經》在西傳僅僅三、四百年的時間，經歷了創始、成熟、深化三個發展階段。西方主要以科學、民主思想研究《詩經》的本體、文學特質和巨大的文化價值。關鍵詞：西方 詩經

研究

《詩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也是全人類重要的文化遺產。正像西方漢學家們的評價：它與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偉大價值。

從16世紀開始,《詩經》就向西傳播并受到海外研究的重視。它通過西方來華的傳教士開始譯介給歐洲讀者

17至18世紀，西方傳教士向歐洲譯介《詩經》，他們的闡釋，從總體來看，則充滿濃厚的教會學術色彩。在這一點上，與中國傳統的《詩經》闡釋學之宣揚“圣道王化”，可謂異曲同工。

17世紀西方傳教士學《詩》通《詩》，目的是利用儒家五經來弘揚基督教義，所以他們開始的研究具有教會學術的色彩。如利瑪竇《天主實文》引用《周頌》、《商頌》和《大雅》的《文王》、《大明》諸篇中的“天”、“帝”等觀念，比附基督教的“天主”。如他所說：“我在閱讀六經的過程中，注意到許多段文字有利于我們的信仰，例如上帝的統一性，靈魂的不朽，幸福的光榮??”①。他們從《詩經》中努力尋找福音書的“證據”，用來附合基督教義，甚至解說從《詩經》中可以窺見耶穌來華的跡象②，這類教會學術帶有濃厚的宗教神學的色彩。在17世紀，西方的譯介是零散的、簡略的，呈現初級的形態。

18世紀資本主義歐洲的注意力移向東方，熱烈地要求了解古老的中華文明，興起了漢學熱，從而促進了宗教學術向世俗學術的轉型。漢學家杜哈德（L·P·Duhalde）的序文把《詩經》作為文學作品分為五類（人的贊歌、王朝風俗詩、比興詩、高尚事物頌歌、不合孔子教義的詩）進行了研究。

下半葉巴黎相繼出版前期漢學巨著多卷本《北京耶穌會士札記》，收有《詩經》選譯，同時收入的法國漢學家希伯神父（Le·P·Fibot）的長論《古代中國文化論》，闡述《詩經》的文化歷史價值。他認為《風》詩的收集是為了國王了解民情，如同法國各省的公、侯、伯、子爵將民間歌謠獻給皇帝一樣；《風》詩 風格、樂調不同，也如同法國里昂人的歌不同于普羅斯旺人的歌。他說：“《詩經》的篇什如此優美和諧，貫串其中的是古老的高尚而親切的情調，表現的風俗畫面是如此純樸和獨特，足可與歷史學家所提供的資料的真實性相媲美。”[11]在漢學興起的歐洲社會歷史背景上，漢學家明確了《詩經》的文學性質和文化價值，從而展開的理論性研究，使教會學術黯然失色。當然，18世紀漢學家的論析，還處于初級階段，然而，它已經抓住了《詩經》的文學性和歷史文化價值，開拓性地為詩經學的繁榮和深入發展提出了許多重大的課題。

19世紀興起的“漢學熱”和《詩經》譯介的繁盛，推動了學術研究。譯介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如關于韻譯和散譯的討論，韻律派要求注意《詩經》的文學性而譯為具有欣賞價值的詩篇，散譯派認為必須貼近原作句意，不增譯、不意譯。二者固然各有利弊，但共同點都要求盡可能透徹了解原作的內容、語言、藝術風格，并具有廣博的學識。只有通過這些方面的研究，譯作才能傳達原文原意，因此較高質量譯本相繼出現，不能不建立在對《詩經》的文學、語言、歷史文化研究的基礎上。

西方的譯本幾乎都附有比較全面的、理論性的評介，有些就是研究論著。如理雅各的散譯本，附有二百頁之長的“序論”，分為五章分別介紹三百篇的采集、編訂、流傳、傳序、箋注、版本以及基本內容、格律、音韻等詩經學基礎知識，其注釋中還廣泛涉及神話傳說、歷史地理、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知識；此書還附錄了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比奧（M·Edouard Biot）的論文《從詩經看古代中國的風俗民情》(1834)，他在此論文中倡導從社會民俗學角度來研究《詩經》。比奧認為，《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同時也是一部真實性無可爭辯的文獻”，“這些藝術形式保存了它們那個時代的特征”。顧賽芬（Seraphin·Cogverur1835—1919）的法譯本，是中文、法文、拉丁文三種文字對照本，他在長篇導論中除了對《詩經》的總體介紹，還把它看作了解古代中國，并作為從中吸取古老東方知識的百科全書，并對三百篇分列體格、衣著、建筑等20個項目依次作了具體的歸納分析。史陶思的韻譯也有六十頁之長的的序言，對《詩經》的藝術性作了深刻的探索。圣·德尼侯爵（Saint-Denys，1823—1892）則將《詩經》與荷馬史詩進行比較研究。19世紀西方《詩經》的研究在前半期還存在的宗教學術的痕跡，在后半期已被揚棄，歐洲的實證主義闡釋學發展成熟，從而進入《詩經》研究領域，推動《詩經》研究完全揚棄了宗教神學的影響，在求真求實的道路上前進，力求展現這部古老詩集及各篇的本來面目。漢學家們對《詩經》的文學性和文化價值達到共識，在《詩經》廣泛傳播的基礎上開始了《詩經》本體的、文學藝術的、語言的、文化的、社會民俗學的、比較文學的探討，開拓了詩經學的廣闊領域，這些正是西方詩經學發展成熟的標志。

20世紀是西方詩經學研究深化的階段。它的主要特征是藝術分析、思想內涵、文化底蘊的探討的深化和新方法論的運用，并在下半葉轉向以研究為主。

20世紀的《詩經》闡釋，比較偏重于《國風》中的情詩戀歌和內容較為明顯的民俗歌謠。俄國的形式主義學派認為文學研究應以作品的藝術形式為重心。法國葛蘭言在《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1919）中認為,《詩經》歌謠中最為重要的是情歌，其主題以自然的簡單的敘述為特色。” ③葛氏認為“興”與“比”是為表達思想服務的文學技巧，他還認識到疊字有描繪事物的景狀的作用。40-50年代“新批評”學派曾成為歐美文學理論批評的主流，認為研究重心不應是作者傳記和時代背景，而應詳盡地分析具體作品的藝術技巧，探討其言外之意和豐富的內涵。此時陸續出現了一批研究《詩經》的詩體、韻律、比興、隱喻和意象的專論。美國學者金守拙的專論《<詩經>中的失律現象》④認為《詩經》中的雜言詩看來句式參差不齊，但各章間章句對應，字數與結構相等，還是有格律的。瑞典學者高本漢的專著《中國聲韻學》(1936)收有《<詩經>研究及<頌>詩的韻律》分別從字詞古音的考辨、多樣化的格律、章句節拍對應、回環復沓的體式，論證三百篇的韻律詩，而且全是樂歌。美國華裔學者陳士驤高度評價了《詩經》抒情詩的藝術成就，提出《詩經》在世界文學史上與希臘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媲美。他的作品《<詩經>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詩學的文類意義》考察“興”、“詩”二字起源的原始意義。“新批評”派衰落以后，代之而起的結構主義學派認為：由于人們所處的時代、環境以及自身的經歷等的差異，對同一作品可能產生不同的理解。70年代后，當代接受美學終于發展成熟，他們認為，詩的全部意義遠超出作者創作時所賦予的意義，而表述方式上有跳躍性，還運用了象征、隱喻、暗示、含蓄等手法，需要讀者發揮聯想和想象；讀者個人的生活經歷等的不同，對同一首詩理解不同。德國哲學家狄爾泰曾提出他的闡釋學理論：闡釋活動的目的是努力排除自己的主觀經驗成份，得出作者的本意。1971年英國理雅各的《詩經》全譯，介紹三百篇的采編、流傳、版本、箋注、傳序、格律、音韻以及包括地理、政治、宗教和其他人文環境在內的背景知識。此外，美籍學者王靖獻的《鐘與鼓》⑤, 首次運用西方的帕里-洛德口頭詩學理論來研究《詩經》。

綜合來看，西方是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接受《詩經》的，教會學術的影響不長，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所以《詩經》西傳僅僅三、四百年的時間，詩經學已經經歷創始、成熟、深化三個發展階段。而我們擺脫傳統經學思想的束縛，達到自覺地以科學、民主思想研究《詩經》的本體、文學特質和巨大的文化價值，走了兩千年。這是中西詩經學的不同。從本世紀開始，中國現代詩經學曾借鑒西方的理論和方法，而西方詩經學也不斷吸取中國學者的觀點和方法。俄羅斯著名漢學家費德林院士的專著《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⑥，系統地 3 闡述了《詩經》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前蘇聯《詩經》研究的代表作，其中較多地吸取中國現代學者的觀點，也吸取了西歐詩經學名著的觀點。通過中西文化交流，中西詩經學又有相通相同之處，而中西交流仍在發展之中，彼此將有更多的吸取。

①《利瑪竇文集》第２卷１３４頁。②參見保羅（P·A·Rule）《孔子》（悉尼·１９８６）；又，史井遷（J·Spence）《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中譯本（北京，１９９０）。

③ 葛蘭言,《中國古代的祭禮與歌謠》[M]：張銘遠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杜, 1989,第1頁.第27頁

④《哈佛亞洲研究》第4卷，1937

⑤王靖獻.鐘與鼓[M].謝謙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⑥見《費德林集》中譯本，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作者簡介: 楊淑珍

女

蒙古族

遼寧省阜新市 大學本科 副教授 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聯系方式：包頭市青山區建華路19號

包頭輕工職業技術學院 基礎教學部

郵編：014035

E-mail：yszjcb@163.com 4

第二篇：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

[摘要]本文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論述了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關鍵詞]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傳播；影響。

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禮”“忠”

“孝”“知”。它歷經孔孟哲學、西漢獨尊儒術、宋朝程朱理學的發展過程。當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時，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觀念引入了中國，同時也把儒家思想帶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傳播對啟蒙時期的西方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儒家思想傳入西方的背景條件。

儒家思想主觀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質，但它卻通過基督教傳教士的書信、著作和譯作傳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道德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倫理思想有共通之處。無論是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臘哲學對道德倫理的重視。蘇格拉底的哲學集中表現在“認識你自己”，主張建立人的哲學，發揮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認為人的幸福與否取決于靈魂的好壞。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學說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古希臘的倫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追求和擁有倫理道德成為許多人的理想。這種對倫理道德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體現了對言行舉止進行規范的道德標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標準推崇強烈的自律意識，即自己希望實現的目標也要幫助別人實現，而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而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同樣重視對言行準則的規范。其教義強調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儉節約，通過今世的善功來彰顯上帝的恩澤、進而成為上帝的選民最終獲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與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愛”也有一定共通之處。“仁”的核心就是“愛”。

仁愛就是要關愛別人，從愛自己的家人推及到愛自己的朋友、左鄰右舍。孔子關于“仁”的說法在《論語》中有較多論述。“仁者愛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克己復禮為仁”。基督教則提倡在神愛的基礎上的博愛。在愛上帝的前提下，人們要愛自己的親人、朋友、甚至于愛自己的敵人。

“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認識神……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兄弟們，神既然是這么愛我們，我們也應當彼此相愛。”[1]（P.275-276）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歐洲當時處于封建君主專政和宗教神學統治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和思想家從儒家學說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來解決時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張和理想。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當時歐洲社會反對封建世襲特權、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二、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

16世紀末至18世紀歐洲出現了大量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譯作。作者和譯者大都是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這些著作和譯作的出版一方面是為了使歐洲更好地了解中國及其文化，滿足西方人對異域文化的好奇與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從而更好地傳播基督教教義。

根據傳教士利瑪竇的日記整理編撰成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向西方呈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時對中國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評述。

利瑪竇意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起到的思想統治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稱頌孔子，把儒教稱為文人的宗教：“凡做學問有了名氣的人或從事學問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是再信任別的教派的”。[2]（P.101）利瑪竇對儒教的了解、介紹主觀上是為了以一種中國信眾更能接受的方式來傳播基督教，客觀上卻對儒教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穌會士基爾歇所著的《中國圖說》一書也提及了中國的儒釋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閔明我的《中華帝國縱覽》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輯錄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歷代先哲的言論。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閱讀過此書，認為這本書對了解中國大有幫助。1687年，柏應理的《中國圣賢孔子》在巴黎出版。作為全面向歐洲介紹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此書一經問世便受到廣泛的關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譯成法文和英文。這本書包括了對孔子及其學說的介紹，也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譯文。《中國圣賢孔子》是歐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讀物，萊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閱讀過此書。1709至1713年耶穌會士衛方濟整理出版了《中國典籍六種》，收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

《小學》的拉丁文譯文，從而首次將四書完整地介紹給歐洲讀者，使歐洲讀者對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在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哲學家中引起了不同凡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其一，倫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倫理道德的許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因此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受到了眾多西方人士的稱頌。其二，政治體制方面，表現為對以儒家學說作為思想基礎的政治體制的頌揚。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的和諧。更重要的是，以父權為基礎的專制政體保障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其三，對民主政治的促進作用。儒家反對世襲制度，提倡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同時儒家思想的“民貴君輕”把“民”置于學說中心。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主應有君主的樣子，實行德政、以德服人。這一主張與資產階級追求平等和權力的民主政治學說相兼容。

作為歐洲研究中國名氣最大的學者萊布尼茨認為中國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國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欽佩的）公共道德，并與哲學理論尤其自然神學相貫通”[3]（P.72）“在實用哲學方面，也就是說，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適用于現實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們肯定超過我們，盡管承認這一點令人臉紅”[4]（P.69-70）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贊頌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最完善、最實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這部分地區，任何人都不具有這種道德”。[5]（P.496）對儒家思想談論和贊頌最多的當屬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以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稱之為“歐洲的孔子”。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6]（P.369）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并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6]（P.369）伏爾泰根據中國元劇《趙氏孤兒》改編成的《中國孤兒》中，征服者成吉思汗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終放下了屠刀。這個結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詮釋。

以儒家學說為思想基礎的中國政治體制得到眾多啟蒙思想家的推崇。伏爾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國家。他渴望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期盼仁慈開明的君主，并以中國的長治久安來論證中國體制的優良。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基礎上。”兒女孝敬父母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7]（P.216）在啟蒙運動大潮中產生的”重農學派“理論也得益于中國的儒家思想。學派創始人魁奈主張農業為一國之本。中國的歷代帝王都重視農業，而這一傳統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學說。在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魁奈贊揚了中國的專制制度。他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是”合法“的專制主義，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體現。在魁奈眼中，中國的諫議制度和監察機構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權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專制主義。

儒家學說對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進作用。

”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科舉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頌揚。這一人才選拔制度強調依靠品德、學識和才干而不是憑借出身和門第選拔人才，與西方尊重個人價值、提倡民眾的權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國沒有世襲貴族，一個人的功績與才能是他可能獲取顯貴地位的唯一標準……兒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學上，以此作為獲取功名的唯一途徑“。[8]（P.44）對中國用人制度的頌揚揭示了當時的歐洲社會對封建貴族世襲制度的不滿和抗議，反映了個人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時儒家的”民貴君輕“”民為邦本“思想成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來源。啟蒙運動和隨后的法國大革命都體現了反對專制特權、爭取民眾權利和自由的精神。

盡管啟蒙思想家并未去過中國，但他們通過傳教士的著作和譯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對這種異域思想大為贊賞。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選擇性的接受。首先，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啟蒙思想家對穩定、和諧、開明的理想社會的向往。他們認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僅與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在許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維持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定。以道德為基礎的”禮“規范了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倫理秩序，規范了每個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處事準則，由此避免了沖突和紛爭。儒家倡導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從而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當時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17、18世紀孔子及其學說在歐洲風靡一時。在許多啟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僅教導人們如何做人，也教導人們如何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為許多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世襲專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啟蒙思想家驚喜地在儒家思想中發現了與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學說與理念。儒家反對世襲制度的思想與啟蒙時期反對封建專政和宗教神權，爭取權利和自由的訴求和主張不謀而合。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西方社會反對特權政治、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源泉。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給予西方的影響做出了如下闡述。”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9]（P.5）結束語。

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屬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體系，但它們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共通之處。二者都是對人類的生命價值和世界的終極意義進行思考和探索的領域。雙方都互有可借鑒之處。儒家思想的許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決西方文化的危機。因此它在西方的傳播不僅具有歷史價值更具有現當代意義。

注釋：

①本文所有關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張燕嬰譯注的《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②有關”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參閱了徐明龍著的《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參考文獻：

[1]圣經新約[M].南京：中國基督教協會，1996.[2]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3.[3]秦家懿編譯。德國哲學家論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1993.[4]勞端納。萊布尼茨”中國近事“序、評、譯[M].火奴魯魯，1957.[5]戴格拉夫編。孟德斯鳩的隨想與隨筆[M].巴黎，1991.[6]伏爾泰。哲學辭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7]伏爾泰。風俗論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2000.[8]弗朗西斯。魁奈。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9]顧立雅。孔子與中國之道[M].高專誠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第三篇：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

試談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

響

[摘要]本文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論述了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關鍵詞]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傳播；影響。

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為“仁”“義”“禮”“忠”

“孝”“知”。它歷經孔孟哲學、西漢獨尊儒術、宋朝程朱理學的發展過程。當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播基督教時，他們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觀念引入了中國，同時也把儒家思想帶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傳播對啟蒙時期的西方社會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儒家思想傳入西方的背景條件。

儒家思想主觀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質，但它卻通過基督教傳教士的書信、著作和譯作傳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傳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當時西方的社會環境相契合，同時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道德與古希臘哲學中的倫理思想有共通之處。無論是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還是亞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臘哲學對道德倫理的重視。蘇格拉底的哲學集中表現在“認識你自己”，主張建立人的哲學，發揮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認為人的幸福與否取決于靈魂的好壞。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學說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稱為“中國的蘇格拉底”。古希臘的倫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繼承和發揚，追求和擁有倫理道德成為許多人的理想。這種對倫理道德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體現了對言行舉止進行規范的道德標準。“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標準推崇強烈的自律意識，即自己希望實現的目標也要幫助別人實現，而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而基督教特別是新教同樣重視對言行準則的規范。其教義強調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儉節約，通過今世的善功來彰顯上帝的恩澤、進而成為上帝的選民最終獲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與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愛”也有一定共通之處。“仁”的核心就是“愛”。

仁愛就是要關愛別人，從愛自己的家人推及到愛自己的朋友、左鄰右舍。孔子關于“仁”的說法在《論語》中有較多論述。“仁者愛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克己復禮為仁”。基督教則提倡在神愛的基礎上的博愛。在愛上帝的前提下，人們要愛自己的親人、朋友、甚至于愛自己的敵人。

“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認識神……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親愛的兄弟們，神既然是這么愛我們，我們也應當彼此相愛。”[1]（P.275-276）與此同時，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為啟蒙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歐洲當時處于封建君主專政和宗教神學統治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和思想家從儒家學說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來解決時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張和理想。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當時歐洲社會反對封建世襲特權、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

二、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和影響。

16世紀末至18世紀歐洲出現了大量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譯作。作者和譯者大都是在中國傳教的傳教士。這些著作和譯作的出版一方面是為了使歐洲更好地了解中國及其文化，滿足西方人對異域文化的好奇與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人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從而更好地傳播基督教教義。

根據傳教士利瑪竇的日記整理編撰成的《利瑪竇中國札記》向西方呈現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時對中國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評述。

利瑪竇意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起到的思想統治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稱頌孔子，把儒教稱為文人的宗教：“凡做學問有了名氣的人或從事學問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是再信任別的教派的”。[2]（P.101）利瑪竇對儒教的了解、介紹主觀上是為了以一種中國信眾更能接受的方式來傳播基督教，客觀上卻對儒教的傳播和推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穌會士基爾歇所著的《中國圖說》一書也提及了中國的儒釋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傳教士閔明我的《中華帝國縱覽》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輯錄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歷代先哲的言論。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閱讀過此書，認為這本書對了解中國大有幫助。1687年，柏應理的《中國圣賢孔子》在巴黎出版。作為全面向歐洲介紹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獻，此書一經問世便受到廣泛的關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譯成法文和英文。這本書包括了對孔子及其學說的介紹，也包括《大學》《中庸》和《論語》的譯文。《中國圣賢孔子》是歐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讀物，萊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閱讀過此書。1709至1713年耶穌會士衛方濟整理出版了《中國典籍六種》，收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

《小學》的拉丁文譯文，從而首次將四書完整地介紹給歐洲讀者，使歐洲讀者對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尤其在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哲學家中引起了不同凡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其一，倫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與西方的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倫理道德的許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因此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受到了眾多西方人士的稱頌。其二，政治體制方面，表現為對以儒家學說作為思想基礎的政治體制的頌揚。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的和諧。更重要的是，以父權為基礎的專制政體保障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其三，對民主政治的促進作用。儒家反對世襲制度，提倡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同時儒家思想的“民貴君輕”把“民”置于學說中心。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主應有君主的樣子，實行德政、以德服人。這一主張與資產階級追求平等和權力的民主政治學說相兼容。

作為歐洲研究中國名氣最大的學者萊布尼茨認為中國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國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欽佩的）公共道德，并與哲學理論尤其自然神學相貫通”[3]（P.72）“在實用哲學方面，也就是說，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適用于現實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們肯定超過我們，盡管承認這一點令人臉紅”[4]（P.69-70）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贊頌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中國人生活在一種最完善、最實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這部分地區，任何人都不具有這種道德”。[5]（P.496）對儒家思想談論和贊頌最多的當屬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以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稱之為“歐洲的孔子”。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6]（P.369）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并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6]（P.369）伏爾泰根據中國元劇《趙氏孤兒》改編成的《中國孤兒》中，征服者成吉思汗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終放下了屠刀。這個結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詮釋。

以儒家學說為思想基礎的中國政治體制得到眾多啟蒙思想家的推崇。伏爾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國家。他渴望穩定、和諧的理想社會，期盼仁慈開明的君主，并以中國的長治久安來論證中國體制的優良。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的政治體制最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社會的基礎上。”兒女孝敬父母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闊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7]（P.216）在啟蒙運動大潮中產生的”重農學派“理論也得益于中國的儒家思想。學派創始人魁奈主張農業為一國之本。中國的歷代帝王都重視農業，而這一傳統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學說。在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魁奈贊揚了中國的專制制度。他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是”合法“的專制主義，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體現。在魁奈眼中，中國的諫議制度和監察機構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權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專制主義。

儒家學說對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進作用。

”學而優則仕“的中國科舉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頌揚。這一人才選拔制度強調依靠品德、學識和才干而不是憑借出身和門第選拔人才，與西方尊重個人價值、提倡民眾的權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國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國沒有世襲貴族，一個人的功績與才能是他可能獲取顯貴地位的唯一標準……兒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學上，以此作為獲取功名的唯一途徑“。[8]（P.44）對中國用人制度的頌揚揭示了當時的歐洲社會對封建貴族世襲制度的不滿和抗議，反映了個人通過自身努力實現自我價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時儒家的”民貴君輕“”民為邦本“思想成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來源。啟蒙運動和隨后的法國大革命都體現了反對專制特權、爭取民眾權利和自由的精神。

盡管啟蒙思想家并未去過中國，但他們通過傳教士的著作和譯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對這種異域思想大為贊賞。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選擇性的接受。首先，對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贊美反映了啟蒙思想家對穩定、和諧、開明的理想社會的向往。他們認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僅與古希臘思想和基督教在許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維持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定。以道德為基礎的”禮“規范了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倫理秩序，規范了每個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處事準則，由此避免了沖突和紛爭。儒家倡導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道德感化治理國家，從而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當時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時代精神。

17、18世紀孔子及其學說在歐洲風靡一時。在許多啟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僅教導人們如何做人，也教導人們如何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為許多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世襲專政的重要思想武器。啟蒙思想家驚喜地在儒家思想中發現了與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學說與理念。儒家反對世襲制度的思想與啟蒙時期反對封建專政和宗教神權，爭取權利和自由的訴求和主張不謀而合。儒家思想的傳入客觀上適應了西方社會反對特權政治、倡導民眾的自由和權力，呼喚資產階級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為啟蒙運動的到來和開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源泉。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出版了《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給予西方的影響做出了如下闡述。”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9]（P.5）結束語。

啟蒙時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屬于兩種不同的思想和文化體系，但它們在很多方面存在著共通之處。二者都是對人類的生命價值和世界的終極意義進行思考和探索的領域。雙方都互有可借鑒之處。儒家思想的許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決西方文化的危機。因此它在西方的傳播不僅具有歷史價值更具有現當代意義。

注釋：

①本文所有關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張燕嬰譯注的《論語》。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②有關”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參閱了徐明龍著的《歐洲十八世紀中國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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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小學數學小課題研究的實踐與心得略述

小學數學小課題研究的實踐與心得略述

【關鍵詞】小學數學 小課題研究 實踐研究

當前，在小學數學教學實踐中，很多教師采用小課題研究方式進行課堂教學，讓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的主體，提高了學生自主操作能力，有利于課堂觀察，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同時，在小課題研究的實踐過程中，課堂上會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教學與學習，這種學習方式培養了學生的合作意識，加強了學生的團隊意識。

一、科學地進行小課題選題

1.從生活中選材

數學和生活關系密切，很多數學知識來源于實際生活，生活中處處充滿了數學知識的痕跡，生活為數學知識提供了很多感性材料，同時，利用數學知識也可以更好地解決生活當中的實際問題。所以，小學數學小課題研究的選題可以與生活緊密結合。

2.深挖教材內容

??前，學生獲取知識更多地依靠課堂教學這一單一方式，小課題學習涉及到的知識與內容也基本是在教材當中獲取，教材成為我們的第一材料和最大的資源來源地。所以，深入研究與挖掘教材當中的信息，更加全面地開發教材資源，將其研究價值充分地挖掘出來，保證研究的可靠性，避免小課題研究過于抽象化，或者知識流于形式。

3.選材要與學生興趣相結合

每個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選擇小課題材料之前，首先要考慮選材是否能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選擇的材料要引起學生的注意。如果學生對于選擇的課題存在很大的興趣，學生就會利用已學知識和生活經驗等，自主探究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樣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激發學生的研究興趣。例如，在學習《二十四計時法》的過程中，學生針對兩種不同的計時方法，存在著意見分歧，那么教師可以順勢引導，將學生分成甲乙兩個陣營，甲方主要堅持應用二十四時計時法，乙方認為十二計時法具有相對優勢。在小組討論中，雙方分別就兩種計時方法的應用進行全面的比較，更加明確了兩種計時方法應用的關聯與異同。數學課堂中，利用這種辨析性課題，營造出激烈的課堂學習氣氛，激發起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意識與辨析能力。

二、重視小課題的研究方法

1.引導學生自習教材并設計小課題

在學習有關年月日知識的過程中，教師可以讓學生自己去學習教材，通過學生的自學，讓他們將自己存在的疑問提出來。例如，為什么一年只有12個月，而不是13個呢？為什么有的月份是30天，有的月份卻是31天呢……面對這些問題，教師不必一一回答每個學生，可以將學生分成若干的小組，每個小組選定一名組長，并且結合學生提出的數學問題，每個小組選定不同的研究任務。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教師可以適當的給予指導，和小組成員交流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引導學生利用已學知識對本組的數學問題進行探究。教師在小課題研究過程中發揮引導與調控的作用，將研究任務交由小組成員完成，讓學生成為學習活動中的主體。在匯報交流課題的過程中，教師可以隨機抽取某個研究小組的交流意見，首先樹立學生的結論，然后教師對學生結論進行補充和完善，最后確定該小組的研究結果。

2.指導學生設計小課題研究的步驟

確定小課題之后，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設計探究步驟：首先需要采集需要的信息，進行分析處理，實現數學構建，再提出問題假設，接下來去驗證結論，最終解決問題，獲得新的信息。在開始階段，教師可以適當的給予一定的指導，將學生分成不同的小組進行設計，隨后教師和學生共同探討研究步驟，這樣一來，學生在設計步驟的過程中，就會完整、清晰地認識整個小課題研究活動的全過程與研究內容。

3.加強學生的獨立研究能力

數學知識是比較奇妙的，學生在學習數學知識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各種問題，因此針對不同的小課題內容，其研究方式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在開展小課題研究的實踐過程中，學生會遇到各種問題。有的需要查閱相關的資料，有的需要走訪專家，開展各種調查，有的還需要通過實驗操作來完成。這些教學活動需要學生結合不同的課題進行分工，分工后，不同的項目任務需要學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完成。同時，教師要積極引導學生積累資料與素材，如可以嘗試每天寫數學日記，隨時記錄數據和各種問題，同學之間可以互相交流積累的資料，建立小課題學習室，圍繞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探究，直到問題得到解決。通過學習團隊的交流，每個學生都可以獲得更多的知識和能力，并且可以向其他學生學習，做到取長補短。在指導過程中，教師要讓學生大膽地交流探究，必要時可以和學生一起調整研究的具體方案。

4.小課題研究方式要與內容統一

小課題研究可以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學內容都適用于這種教學模式。小學生研究的課題的素材通常都是教材，課題比較小，研究過程具備針對性和操作性強等特點，很容易就會獲得成功。對于教材之外的課題，有些對于學生有極強的吸引力，但是在研究過程中存在比較大的難度，教師可以讓一些具備能力的學生去嘗試研究，可以在課堂上進行交流展示，其他學生聽明白就好，這些內容并不是必須要掌握的內容，因此不必花費過多的時間與精力進行研究。

5.注重整理小課題

通過小課題研究，可以讓每個同學獲得新的知識。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屬于學習的主體，結束小課題研究的時候，教師可以要求每個學生進行自我總結，并且讓各個小組將自己小組的階段性的成果進行展示。展示的方式的選擇具備多樣性，學生可以是通過口頭方式進行展示，也可以通過書面展示;不僅可以由研究人員進行敘述，也可以利用實驗演示進行說明，還可以利用小論文、研究報告等方式進行成果展示。

總之，通過以上綜合論述，我們可以明確小課題研究具有很大的樂趣和探究性，小學數學可以以課堂教學為依托，掌握教學文本內容，挖掘學習材料當中可以研究的小課題，讓學生更加真切的接觸小課題研究，讓學生可以在實際生活當中獲得學習數學的感性材料和經驗。教師在這個過程中給予適當的策略指導，可以激發學生的探究積極性，也會創造更加生動的課堂氛圍。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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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荒林 諸葛文饒

內容提要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初，這個階段是對西方理論的初步介紹，中國理論家的理論作品還處在醞釀準備階段；第二個階段是1988、1989年，這個階段主要是西方經典女性主義作品的譯介，而以李小江為代表的中國理論工作者也開始了自己對于中國性別問題的思考；第三階段從1990-1995年，這個階段翻譯著作數量較少，但有特色、有針對性的文章、講稿被引入，對女作家和女理論家有較大的啟示作用；第四個階段是從1995年之后，世婦會在中國的召開，世界女性主義資源大量、密集地進入中國，具體表現為譯介作品的大量出現；學術界的積極應對；社會性別理論的引入以及本土學者積極的理論構建：他們重新解讀女性文學作品，運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聯系中國本土的實際，建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和文學經典，并試圖構建真正的女性詩學。關鍵詞 西方女性理論 傳播 打響

引子：早期女權運動在中國

女權主義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誕生于西歐啟蒙主義運動及法國大革命時期，工業革命打破原有生產方式，同時導致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變化。女權主義的第一次浪潮中，給予教育以及選舉權以高度重視，認為婦女的教育及選舉權利在實踐上取得了進展，在理論上婦女就不再受到剝削。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女性的教育與參政權亦是此時期的關鍵詞。19世紀末，維新派吸收“天賦人權”觀，并開始關注婦女問題。康有為在《大同書》里，強調“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體即有其權利，侵權者謂之侵天權。男與女雖異性，其為天民而共受天權一也。”指出男女雖有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之權利。梁啟超也主張男女平權，提倡婦女的文化教育。他與經元善在上海開創的上海中國女學堂，被許多史學家譽為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學堂。

大興女學使女性有走出家門接受教育的可能，通過報刊、書籍的宣傳，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思想廣為流傳，女性所遭受的不合理的處境為人所知，人們對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和審視。

1902年，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早期進化論者赫伯特·斯賓塞的《女權篇》被介紹到中國。這是我國近代出版的第一本關于婦女問題的譯著。斯賓塞運用“自然權利”說和進化論觀點，論證了女人也和男人一樣，應享有平等自由的權利。彌勒·約翰的《女人壓制論》的中譯本也在中國出版，西方女權思想相繼傳入中國。各種報紙報刊的相繼創刊為宣傳女權思想、鼓勵女子接受教育經濟獨立、探討婦女問題提供了言說的平臺。例如1902年5月《女學報》在上海出版，主筆人陳擷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響下，立志改革國家政治和改變婦女受壓迫的地位。1905年8月20日創刊的《北京女報》則是中國北方地區最早的婦女報，而且是當時全國唯一的婦女日報。

20世紀初的中國，女權思潮空前絕后，大批維新人士積極倡導女性的解放，從不纏足運動到大興女學，很多情況下是男子在宣傳和鼓動。“清末民初的改革者、革命者和新文化人士發表了大量鼓吹男女平等和介紹女權主義的文章，??女權主義是作為現代化話語的一只號角被中國知識男性所吹響，尤其是到了新文化運動，有話語權的男性更是把女權主義作為現代文明的標志來宣揚，作為抵抗儒家三綱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來散播。??新女性常常被想象為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載體??”[1]22 但也不可否認，女性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們深知自己的處境，竭盡所能為自己爭取權利，與西方早期女權運動中爭取選舉權的熱情和勇氣有過之而無不及，又怎能說她們只是單純的受男子的鼓動而無內心的覺醒呢？ 1919年11月5日，《覺醒》第1期刊登了張茗茗的文章《急先鋒女子》。文章提出：“女子解放從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著旁人解放；但是女子本身沒有高深的知識，沒他人幫助，更加上家庭的束縛，向前的道路是極困難??轉過一想，在新舊更代的時候，必定要有人做先鋒，打前路。為女子開路，也是件極快樂的生活。??所以女子必得具一種革命精神去實行解放”。

在爭取參政權的斗爭中，更是體現了女權運動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對女子們主動愛國精神曾在《建國之初亟推廣女子教育》和《復女界共和協濟會嘉慰團努力函》文中稱贊說：“此次革命，女界亦與有功。”“女界多才，其入同盟會奔走國事百折不回者，已與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從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會，不辭艱險，或慷慨助響，鼓吹輿論，振起國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性在革命中做出巨大貢獻，也盼望在推翻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后婦女參政的問題亦可隨之而解。她們成立了“女子參政同志會”，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學識，養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國民完全參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第五天，女子參政同志會派代表赴南京謁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要求承認女子有完全參政權。孫中山表示贊許，面允“將來必予女子以完全參政權”。她們還上書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要求在制定“臨時約法”時，規定女子的參政權。[2]31911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對女子參政權未作出規定。唐群英、張漢英、張昭漢、王昌國、林宗素、沈佩貞、吳木蘭、蔡惠等26人，上書孫中山要求把“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寫進《約法》，并發表通電，表示女界絕不承認這個《臨時約法》。1912年3月19日，臨時參議院討論女子參政請愿案，予以否決。3月21日，唐群英集合20多人，到南京臨時參議院要求女子參政權被阻攔。她們憤怒地踢倒衛兵，打碎了參議院的玻璃窗，造成轟動全國的大鬧參議院事件。這段歷史，令人想起“在19世紀30年代的廢奴運動中，婦女的權利運動找到了它的政治根基。當婦女們開始認真從事奴隸制的廢除工作時，很快發現她們無法像男性廢奴主義者一樣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她們不僅被排除在一些組織的會員資格之外，而且為了在公共場合爭得發言權，也要進行艱苦的斗爭。”[3]68 屢試屢挫卻不言放棄的斗爭，體現的正是女權運動的精髓之所在———永不妥協。1992年，王政教授曾在上海對20世紀初的女權運動作調查，試圖了解20世紀之初中國的女權運動的發展與興盛以及最終銷聲匿跡的過程和歷史原因，在對一些出生在1900到1907年受過中、高等教育并熱衷婦女活動的如今已近古稀的老人的采訪后驚奇地發現，“解放前竟有這么大一群職業婦女早在自覺地追求婦女解放！”，“女權主義在中國造就了20世紀的新女性，這些新女性始終在堅持為婦女謀利益的事業，直到變動的政局完全封閉了一切社會空間。”[1]20 早期的女權運動，參與者多為受過良好教育、家境殷實的知識女性，而長期封建社會統治的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經歷史的長河早已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融入、強化于個人的思想觀念與行為中，大多數婦女從小被灌輸的是封建倫理道德，若想改變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的。再加之階級立場的迥然，必然導致不同婦女所關注的焦點各異，而較少受過教育更不用說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婦女占當時中國人口的絕大部分，知識女性所倡導的女權運動雖然取得些許反響，但其效果與震撼人心之力量于廣大勞動婦女心中也只是雁過留聲，或許激起些許漣漪也只是點點而已。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追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婦女，成為中共早期女黨員和婦女運動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婦女運動匯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深入到基層，走近了工農婦女大眾，吸引大批勞動婦女的積極參與，盡管這聲勢浩大的婦女運動的所指已與如今我們所說的女權主義不同。在聲勢浩大的打倒資產階級的浪潮中，女權主義很容易被貼上標簽，早期女權運動的推動者們，轉向教育、實業等領域，盡管也頗有建樹但在政治浪潮中的聲音亦越來越小漸進無聲。

20世紀80年代以后女權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旅行

第一階段： 80年代初

在西方第二階段女性主義運動興盛的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正值對外封閉的文革時期，對此基本一無所知。

80年代初，朱虹分別于1981和1983年編選了《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和《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在兩本著作的“序言”中，朱虹對“婦女文學”以及六十年代的女權運動作了初步的介紹。作者介紹了女權運動的歷史淵源——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運動； 6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女權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政治經濟原因以及黑人極少數族裔婦女與白人中產階級婦女訴求的差異。對女權運動的代表著作也進行簡要介紹，如1963年出版被公認為女權運動綱領宣言的《女性的奧秘》；激進女權主義——對現存社會基礎與結構本身提出質疑——的代表作品，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辯證法》；凱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指出解決婦女問題就得粉碎父權制的社會結構，并對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提出質疑；以及女權主義的左傾觀點，如羅克珊·登巴，她認為婦女運動是社會革命的起點，因為現有的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結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單位。除了大量的著述，作者還介紹了婦女研究期刊的發展，并以《標志》為例說明出版專門性關于婦女研究刊物的重要性。

作者引用瑪麗·艾爾曼的話說明了婦女文學的意義：“促成學術研究重新發掘和評價文學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過去文學史對女作家的貶低與忽略。”[4]9作者還總結了女權運動和婦女研究在創作、批評和史的研究方面的發展。

在談到以“婦女意識”為中心的文藝觀時，作者介紹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屋子》、斯帕克斯的《女性的想象》等文章，說明女性的特殊生活經歷和心理使她們具有不同于男性的心理感受和表達方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表達方式，提出創造一種女性文風的必要性。對于文藝作品的評論，作者也向中國讀者介紹了一種嶄新的解讀視角——以“婦女意識”為中心的文藝批評——對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進行全新闡釋，傳統的女性形象“貞節的”、“性感的”、“狐貍精”、“女神”等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在政治、經濟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藝中的結果，是對女性形象的歪曲丑化。這種對以往作品中女性形象再闡釋的方法也可在中國理論家們的著述中看到。作者編選了三代婦女文學的代表作。其中包括第一代肖班的表現女人自我意識突然發現的《一小時之內發生的事情》，探討家庭主婦“自我”問題，伊迪斯·沃爾頓所作的《另外那兩位》，薇拉·凱瑟的《瓦格納作品音樂會》和《花園小屋》表現女性無法實現自我的苦悶以及將這種苦悶壓抑的無奈；夏洛特·珀爾金斯·吉爾曼的《黃色糊墻紙》則通過內心獨白表現了在令人窒息的家庭環境和夫妻關系中一個女人逐漸發瘋的過程。第一代婦女文學的作品表現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雖盡心盡力卻無法實現自我的壓抑情緒；而第二時期(指二次大戰前后)的作品則“更明顯地譴責男女不平等，并且把婦女的處境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4]20作者選編了表現家庭生活的卡森·麥柯勒斯的《家庭矛盾》、描寫現代獨立女性困境的派克的《高大的金發女郎》等。第三代婦女文學(60年代以后)作品側重于描寫婦女意識，作者介紹了西爾維亞·普拉斯表現女性在接觸社會、男性和現實丑惡的過程中卑鄙的神經失常的小說《鐘罩》；蒂麗·奧爾遜透過女主人公熨衣服時的獨白表現了一個飽經憂患的勞動婦女的心情等，作者認為這時期的婦女文學抗議的基調更尖銳，把婦女問題與社會的不合理狀況、跟人類存在的荒誕狀態聯系起來，更關注女性的心理經驗和感受。作者介紹的這30篇作品，代表了當時美國女性文學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在思路和方法上給國內評論家和作者以新的啟迪和靈感。

序言中所介紹的女權主義著作在幾年后才有機會被翻譯到中國，但她對美國女權主義理論的介紹和梳理如同導引，引領著理論家和作者逐漸掀開女權主義理論和文學的面紗，對60年代第二波女權主義興起前后的著作有了初步的感知和了解。

1984年翻譯由丹尼爾·霍夫曼主編的《美國當代文學》一書，討論美國女性文學，對有關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有較為集中的論述。作者以六七萬字的篇幅探討了何為婦女文學，婦女文學的特點和傾向，以及通過從40年代到7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揭示隨歷史而發展的婦女文學的變化。

作者首先探討婦女文學是否存在的問題，因為過去一些從事寫作的女性聲明她們碰巧是女性作家，性別上的偶然性既不影響她們所描寫的主題，也不影響她們所采取的形式。因為“婦女文學”向來是個貶義詞，人們常貶低她們的工作，以致女作家摒棄這種稱呼。作者認為婦女文學確實存在，而其存在的基礎是女性獨特的經歷，這種經歷卻被男子忽視，或者只是用異己的標準的措辭加以評論。作者指出對女性經歷的忽視主要原因是我們文化的標準基于男性的經歷，用男性的措辭表達根據男子的經歷得來的看法。因此只有在男子創作的或者符合男子標準的文學作品里才能找到最純正狀態的真正重要的主題和文學形式，婦女生活和婦女的經歷被認為是瑣碎的而被歷史抹過。作者希望透過對歷史長河中被忽略的婦女文學的梳理還之以本來面目。

作者所探討的是那些從婦女的內心世界描寫她們經歷的女作家，但作者也指出并不是凡是婦女寫的或有關婦女的作品都可以成為婦女文學，檢驗的標準是作者對所探討的經歷的理解。也即是她在描述和評判這種經歷時，使用的是多樣化的具有個性的、同時又是婦女生活固有產物的措辭用語，還是使用男性的原則和評價標準。因為真正的婦女文學的創作者認識到婦女的生活道路與男人截然不同，她們想通過作品調查這些不同之處，用一套不同的語義系統去表現它們。

在對婦女文學源泉的追溯中，作者認為婦女文學具有兩個傾向。其一是開放和不穩定性，由于婦女文學所反映的是女性獨有的經驗和生活，而婦女的這種共同經歷消滅了國別界限，具有開放性；婦女文學關注現實世界行為的報道，減少了傳統的對女子形象的限制性和錯誤指導，表現新的內容將試驗各種主張和形象以及表達方式，具有不穩定性。婦女文學的第二個傾向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經歷上，以自白的方式表達或作為“事物的本來面目”的見證呈現。作者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列舉了男詩人和女詩人在表現痛苦時的不同。男詩人與所描寫的那個飽受折磨的人之間有很大的距離；而寫發狂和自殺的女詩人卻像是自己正受著生活的蹂躪。作者分析指出女作家敘述瘋狂和自殺企圖，并非出于選擇而是無能為力。“一個婦女要觀察自己的生活，就必須觀察無能為力的狀況，就是說，她必須正視她作為一個被動者的遭遇，并積極想法了解遭遇過去和現在的意義。為了探索她經歷的內在實質，她常常不得不放棄熟悉的控制手段和公認的因果關系的邏輯。”[5]485 女作家在情感上深深卷入自己的作品，常使用的方法是虛構和自傳的結合。而正統的文藝批評卻譴責對于熟悉而又瑣碎的素材的重新組織，譴責對抽象的原則缺乏嚴肅的思考，譴責在作品中不排除本人的感情影響。而女作家在作品中大量采用本人的素材，因此無法用正統的評價標準來評判。作者指出作為評論家應該越過正統的批評標準去看這些書所顯示出的新成分，并大膽預測婦女文學不僅會帶來文學創作形式的變化，還會帶來文學批評形式的變化。

作者介紹了不同時期婦女文學的特點。40年代的女作家對婦女生活作嚴肅探討，認為自己的認識以及她們所思所想所作的事情都值得一寫。女作家對生活的考察是為了了解這種生活本身的重要意義。四五十年代的作家雖然也描寫浪漫愛情故事，卻打破了婚姻的神話，而以夫婦不幸福作為前提。而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女權主義者的作品中常見到的方式是對直接的自傳性的經歷的借助。作者認為這種親身經歷不僅僅是作為個人的經歷出現，“我的遭遇”是作為對其他婦女已有的或可能會有的遭遇的一種寓言而提出的。對于普拉斯和塞克斯頓詩歌作品中對瘋狂和死亡的描寫，作者認為“瘋狂被看作是對于生活在其它經歷中的荒謬性的一個隱喻，這種荒謬是在新近感到的矛盾和失望中表現出來的。在這個階段的文學作品中，瘋狂成為一種極限，而受騙和無能為力把婦女推向它。但是在這里面還存在一種意識，在這種意識里，當‘正常’狀態不能再維持含有歡樂、自由和想象力的生活時，就會選擇瘋狂作為反對正常狀態的叛逆行為。這些陷入瘋狂狀態的人，??估量并批判正統觀念的價值。”70年代的創作對傳統婚姻進行重新評價，婚姻關系可能會徹底破裂以離婚告終；婚姻本身也可能變成一場斗爭，婚姻不再被看作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婚姻也不再等同于自我。除了對婚姻的重新審視，作者指出婦女文學也對人與人之間種種關系的象征意義重新進行評定，如重新思考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特別是與母親的關系。作者分析道，在許多婦女著作里，母親不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知識的源泉。但在成長過程中婦女們逐漸開始懷疑所謂傳統真理時，發現自己所懷疑的是母親對她們的教導。因此在婦女文學的作品中常會看到對母親形象的痛苦的、既愛又恨的非難抨擊。作者認為婦女寫作是為了評價生活教給她們的東西和把她們變成什么樣的人，重新評價人所熟知的種種關系，包括婚姻和性的關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建立新的信念結構。

作者也介紹了受美國早期女權運動影響的幾部經典之作，其中包括后來譯介到中國的、對中國評論家和作家產生重要影響和啟示的作品，如《一間自己的屋子》、《女性的奧秘》，雖然只是白描似的簡單介紹，卻將最經典的女權主義之作帶入渴求新知的中國女性面前；作者對作品獨到的分析視角和方法，給人啟示。這些曾觸動過一代美國人心靈、鼓舞過一代美國人斗志的書籍，也在80年代初國門剛剛再次開放的國人的心靈激起陣陣漣漪，雖然身處大洋彼岸彼此相隔萬里，但共同的經歷和對自身身份的思考與反思將她們緊緊相連，也促使中國女評論家、女作家思考自己的處境、自己的未來。而作者對作品的解讀方式和角度也成為中國早期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資源，被廣為借鑒和引用。

這個階段是對西方理論的初步介紹，但中國理論家自己的理論作品還沒有出現，仍處在醞釀準備階段。

第二階段： 1988、1989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場經濟的不斷社會化全球化，經濟作為社會生活的主流，并以強大的沖擊力成為社會的主角，尤其是黨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長期的戰略目標和當下一切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務，過去多年來以政治優先的社會意識迅速向經濟優先的社會需求轉變，這一重要轉變不僅觸動了文學創作傳統的外部規律，逼迫創作主體重新調整地位與角色，適應新的社會發展要求，同時也激活了文學內部規律，沖破陳舊的模式與框框，使文學獲得了豐富的創作資源和創作形式。“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便是這時期黨對文藝領導最著名的政策和引導。這一政策使文學創作具有了更寬廣的前景，是使文學自覺地由政治優先環境轉向經濟優先新環境的理論保證。[6] 政策的調整也給國人的生活帶來重大轉變，“給中國人的生活帶來重大轉折，而前所未有的社會競爭和個人競爭，也使得中國的男女平等局面空前失衡。開放的中國出版界敏感到存在主義讀物在中國的需求，薩特和波伏娃以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身份進入了中國閱讀視野。被譽為‘西方婦女解放的圣經’的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在中國翻譯出版，它第一次系統地將女性主義理論引入中國。這部著作由桑竹、南珊翻譯，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實際上只是原著的第2卷，原著的第1卷后由曉宜、張亞莉等譯出，以《女性的秘密》為名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于1988年才出版。這種支離的出版，卻正體現了翻譯和出版的權力運用，關心中國讀者的接受需求，也可說是關心女性主義在中國語言環境的成活率。‘第二性’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命名，也是一個中國語言環境可以馬上理解的詞匯。相比第1卷太深西方文化背景剖析，第2卷要感性得多，可說是直接討論女性的困境。這和當時中國女作家討論中國女性的現實困境如出一轍。翻譯文本和現實文本一拍即合的認可，正是女性主義獲得生長的契機。”[7] 1988年初，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巫漪云、丁兆敏、林無畏翻譯的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這本1963年由美國女作家貝蒂·弗里丹發表的著名的女權主義著作，猛烈抨擊這樣一種由父權社會男性編造的“女性神話”：女人的最高價值和惟一使命在于她們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而這種完善必須依賴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溫順服從并對孩子充滿母愛。她的論述激起了廣大女性讀者的共鳴。婦女們終于認識到：一張選票和一份薪水微薄的工作并不代表“真正的獨立”，事實上，社會輿論并不鼓勵她們“真正的獨立”，而是竭力促使她們主動地把婚姻與家庭當作自己一生的工作，以至20世紀50年代接受過良好學校教育的女性也把結婚作為首要的選擇，而把工作放在次要的位置來考慮。女性要想取得事實意義上的平等，還需要重新行動起來，進行另一場更根本的、更全面的態度及行為上的革命。[8]55 1989年2月，由王還翻譯、三聯書店出版了《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是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于1928年宣讀的一篇學術論文，論文開頭提出“一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8]69伍爾夫認為，女性只有經濟獨立才能獲得創作自由和人身自由，因為智力的自由全靠物質環境，詩又全靠智力的自由。

作者對女性社會地位的歷史和現狀分析，指出以往作品對女性的描述充滿諷刺，傷感，好奇，責備，還有怒氣，伍爾夫分析到男人“堅持女人的低劣的時候，他并不是在談論她們的低劣而是說他自己的優越。”[8]41“幾千年來婦女都好像用來做鏡子的，有那種不可思議、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來的兩倍大。”伍爾夫對文學繁榮時期卻少見婦女身影的現象提出質疑，并探討了女性真實的生活狀態——一種與文學作品中迥異的生活——“在想象里她占據最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她完全不為人所注意。她把詩集從頭到尾充滿；她只是不出現在歷史里。在小說里她統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實際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隸，只要他的父母強迫她戴上一個戒指。文學里有多少最富靈感的語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由她的嘴里說出來，實際生活里她幾乎不識字，不會寫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財產。”[8]53是什么讓女性在歷史中消失？是什么令女性無法創作？伍爾夫以假想的人物莎士比亞的妹妹為例，她與莎士比亞的不同命運，不是因為她缺少才華，不是因為她缺少想象力和創作的靈感，而是因為父母的阻撓，無休無止的家務以及來得太早的婚姻，雖然她忙里偷閑地看著書，雖然她天才的力量驅使她離家跑到倫敦，雖然她也像哥哥一樣對舞臺發生興趣，但她所得到的卻是大家的嘲笑、經紀人的侮辱以及死亡。社會的偏見和文化的傳統束縛著女性的生活和思想，面對世人對女性寫作的諷刺和訓誡，她要“反對這個，辯駁那個，她的腦子一定是過分緊張疲勞而她的能力一定減低。”伍爾夫認為要達到寫作的心境，要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樣可以不為家庭的要求和統治所打擾，沉靜而客觀地思考，才能讓詩才從心里通暢地流出。作者還提出創造女性自己的表達方式和批評標準的重要性，因為傳統上“男人的價值占優勢”[8]91，“批評家斷定這是一本重要的書，因為它論到戰爭。這是一本毫無意義的書因為它論到在客廳里的女人的情感”。而男人所使用的語法并不適合女性的寫作，“在她拿起筆來要寫的時候，第一件事她覺得大概就是沒有一句現成的普通句子可以用。”[8]94伍爾夫認為要發明某種新的工具，供她的詩的天才的發泄。作者在結尾那段極具鼓舞的話語，不僅鼓舞著當時的聽眾，也鼓舞著中國的作者和讀者們，鼓舞著女性拿起筆鼓起勇氣面對生活書寫生活，“她活在你們里面，活在我們里面，還活在今晚不在這里的很多別的女人里面，她們因為要洗碟子，還要給小孩子脫衣送上床所以不能來。但是她是活著的，因為大詩人是不會死的；是永在的，所需要的只是一個機會借我們之間一個肉體出現。我認為這個機會現在你們有力量給她。??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窮困，落魄中努力呢，總是值得的。”[8]140 雖然這是一篇學術講稿，但卻并非傳統論文的刻板和拗口，字里行間流水般的行文充滿了思辨的跳躍和感情的流動，是一篇邏輯清晰構思縝密的論文，也是一篇自然流露的情感訴說，一段娓娓道來的貼心話語，似乎文章寫作方式本身也是對傳統觀念的“解構”，用適合“她”而不是“他”的話語言說方式表達內心感受。正如陶麗·莫依指出的那樣：“伍爾夫通過有意識地挖掘語言的游戲性和感覺性，摒棄了突出強調男性思維體系的形而上學本質主義，摒棄了那種把上帝、父親或男性生殖器奉為超驗所指的觀念。”“伍爾夫在論文中拒絕使用所謂理性或邏輯的寫作形式，擺脫小說技術的做法，正像她在小說中所運用的許多技巧一樣，同樣也暗示了她對象征語言的突破。”[9]12-15與此同時作者對習以為常、被認為生而就有的無法改變的日常生活和理念的質疑也提供了一種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

1989年2月瑪麗·伊格爾頓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匯集了從1929年至1986年西方女性主義文論的較有權威性的論述，分為“尋覓女性傳統”、“婦女與文學創作”、“性別與文學類型”、“女權主義寫作界定”、“婦女的寫作不同嗎”五個專題，對一些女性主義理論和批評論文、專著進行了分門別類的摘要。

這個時期中國的理論工作者也開始了自己對于中國性別問題的思考。1988年李小江主持的婦女研究叢書出版，以及1989年《上海文學》上開辟的“女權主義批評專輯”，為女權主義批評提供了言說空間。而1989年出版的李小江主編的“婦女研究叢書”中孟悅、戴錦華所著的《浮出歷史地表》尤為突出。她們成功地運用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系統地闡述了中國現代婦女寫作的特點，對于重要的現代女作家進行了重新定位，改變了通行文學史對于這些女作家的評介。

第三階段： 1990—1995年

雖然相對1988-1989年兩年間的引入量而言，1990-1995翻譯著作數量較少，但選集更有特色有針對性，更有許多單獨的文章、講稿等被引入，對女作家和理論家而言有相當的啟示作用。

1991年王逢振等主編的《最新西方文論選》收入肖沃爾特《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和蘇珊·古芭《“空白書頁”和女性創造力問題》。1992年7月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陶麗·莫依著，林建法、趙拓翻譯的《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作者對女權主義文學領域的主要作家和作品進行深入討論，批判性地討論了“英美派”和“法國派”——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兩大流派——的力度和限度，并試圖超越這兩大流派，建立一種不落入男女二元對立的“第三種”思維方式。在中文版序中，陶麗·莫依指出，女權主義的任務在于突破并改變傳統的關于“理性”概念，并非以一種所謂新發現的信念——“女性”價值威力無比——為名義而屈從于它。陶麗強調“我們必須既要解構傳統的“男性”和傳統的“女性”價值之間的對立，又要同時面對整個政治力量和這種范疇組成的現實。我們的目的必須是要建立一個不再把邏輯、概念和理性歸于“男性”范疇的社會，而不是去建立一個將上述優良品質作為“非女性”的東西全部排斥出去的社會。[9]206作者還十分強調理論的重要性，認為除非我們繼續建設理論，否則我們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危險地接近(我們)反對的父權制價值的男性批評集團”。在面向中國讀者的序言中作者還希望“中國的女性也許能夠創造性地改造我的書，以期構建達到她們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有用文本。”她提供了一種閱讀技巧，即“盜用”每一個文本，把文本看作一個多元的、相對開放的結構，刺激讀者從事積極的、創造性的改造工作。

作者對英美兩派作家和作品的評價并不是“在尋找一種限定性批評，但她的確看到需要一種比其他女權主義批評家指出的更具分析性和評價性的方法，這即意味著仔細審視批評理論，保證我們運用的工具和方法真正有益于女權主義政治學的發展。這種新的理論的確有力地闡明了女權主義作為一個方法的積極作用，使我們意識到文學批評中多種闡釋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使我們意識到許多新的問題，或者從新的角度去看待某些老的問題。”[9]225作者對理論批判性的閱讀以及她對理論效應作出政治化理解的強調，給中國讀者以啟迪。

1992年張京媛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國內學者編輯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文集。論文集分“閱讀與寫作”和“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兩部分，探討了“女性主義”文學的界定，女性文化及創造力，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學、結構人類學的關系等。收集了19篇較有影響的國外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論文，并收錄七八十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英美學派和法國學派的重要文章，基本反映了國外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

這一時期譯介的作品還有，1993年張京媛主編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收入朱迪斯·勞德·牛頓的《歷史一如既往？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同年出版的拉爾夫·科恩主編，程錫麟等譯《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中選編了海倫娜·西蘇的《從潛意識的場景到歷史的場景》、凱瑟琳·斯廷普森的《伍爾夫的房間，我們的工程：建構女權主義批評》、吉爾伯特和古芭的《鏡與妖》以及肖沃爾特《我們自己的批評》。

在此時期內，有關女性主義文學的著作主要有1993年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郭小東著的《逐出伊甸園的夏娃》； 1994年康正果的《女權主義與文學》以及盛寧著的《20世紀美國文論》分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20世紀美國文論》，作者在本書中對Feminism的譯法提出自己的見解，作者認為在談到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時，不僅是“女性談文學”，而應把它看成婦女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女權主義的文學批評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以社會變革為目的的文化運動，然而同時又具體地表現為對整個西方文學傳統的人士進行一次‘破舊立新’的話語變革。”因此作者認為譯為“女權主義”更為貼切。

正如愛德華·賽義德曾經提出的“理論旅行”的假說，他認為：“相似的人和批評流派、觀念和理論從這個人向那個人，從一情境向另一情境，從此時向彼時旅行。文化和智識生活經常從這種觀念流通中得到養分，而且往往因此得以維系。??然而這樣說還不夠，應該進一步具體說明那些可能發生的運動類別，以便弄清一個觀念或一種理論從此時向彼時彼地的運動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歷史時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論放在另一時期或環境里，是否會變得面目全非。”[10]138 張京媛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序言中也討論了“Feminism”的翻譯問題，她主張將其譯為“女性主義”。理由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映的是婦女爭取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前者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后者則標識“進入了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11]1-15而更深層的理由是，“在中國語言環境中，‘女性主義’是一個比‘女權主義’更令人接受的詞匯，避免了中國文化對于‘權’的敏感和拒絕，而進入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也意味著戰斗銷煙已然過去了。于此，西方女性主義在中國的旅行進一步獲得了通衢。”[7] 在全球范圍的婦女運動史中，語言是鮮活的政治的組成部分，它是形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外來思潮被接受、被弘揚與歷史環境政治需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外來思潮的接受，往往采用或放大了符合其歷史需要、話語主流的一面，而忽略或壓抑了其他方面。而1989年以后，激進的政治批判轉向保守的文化批判，文化批判的策略發生了扭轉，知識分子處于一種自甘“邊緣化”的地位，從邊緣立場對權力話語進行批判、消解。正像特里·伊格爾頓在對后結構主義所作評價中闡釋的那樣，后結構主義無力打碎國家權力結構，但是他們發現顛覆語言結構還是可能的。在這樣的話語實踐活動中，“女性主義”更易被國人接受，本書出版后，采用“女性主義”譯法的人越來越多，最后基本上取代了“女權主義”。

第四階段： 1995以后

中國承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于1995年9月4日在首都北京隆重召開，197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5個聯合國區域委員會、16個聯合國機構和計劃署、12個專門機構和有關組織、26個政府間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的觀察員約17000多人出席了會議，其中包括6000名政府代表，4000名非政府組織代表和4000名記者。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行動綱領》分為任務說明、全球框架、重大的關切領域、戰略目標和行動、執行和監測《行動綱領》的體制安排和財政安排，共6章，361段，10多萬字。12個重大關切領域包括婦女與貧困、婦女教育和培訓、婦女與保健、對婦女的暴力、婦女與武裝沖突、婦女與經濟、婦女參與權利和決策、提高婦女地位機制、婦女人權、婦女與媒體、婦女與環境、女童。《行動綱領》具體闡述了各國婦女面臨的主要問題，把發展中國家最關注的問題放在突出位置，并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戰略目標和應采取的行動。《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呼吁各國政府承諾保護婦女人權，并提出了婦女權利就是人權的口號。

這次會議不僅奠定了中國與聯合國關系的新時代，為中國參與世界范圍內的促進婦女平等的事業搭建平臺，也為世界女性主義資源大量、密集地進入中國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并影響著中國女性文學的視野。

1.譯介作品

199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女權辯護、婦女的屈從地位》，包括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王蓁翻譯的《女權辯護》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汪溪翻譯的《婦女的屈從地位》。這兩部作品均是啟蒙時期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代表作。兩部著作分別出版于1792年和1869年，雖然出版年代有先后，但兩部著作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立場出發，為爭取婦女平等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高聲吶喊，從分析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為出發點，探討女性被邊緣化的過程。《女權辯護》強調女人之所以被奴役，根源在于腐敗的社會化過程，它不僅是女性心智的成長受阻，而且教導她們為男人服務才是她們的人生高尚目標。[12]12沃斯通克拉夫特強調教育和批判思維訓練的重要性，認為通過教育和批判思維的訓練能讓婦女對自己的處境和狀況作出清晰的思考和反思，并促進她們心智的成長。“她堅信批判思維能把個體從沒頭腦的重復的生存狀態中解放出來，適當的教育可以把婦女從為男人服務的角色定位中解脫出來。”

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發展到一個新時期，不僅要求教育的平等，而且強調在政治上的平等，爭取選舉權和參政權。穆勒的著作強調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利。他指出規范兩性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原則——一個性別法定地從屬于另一性別——其本身是錯誤的，而且現在成為人類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穆勒從社會進步的需要出發提出解決女權問題??他主張應從法律上維護女權，賦予婦女選舉權和參政權，提高婦女素質，接納婦女“進入迄今為男人獨占的一切職務和職業”。他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整個人類關系將得到普遍的整頓，人類的天性將得到極大的好處。而作為一名女性，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親身體驗著女性被壓迫、被邊緣的過程，親身感受著傳統習俗、社會觀念對女性的束縛，她從女性自身出發提出婦女享有與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權和其他社會權利，以期改善女性的處境。

1998年廣州出版社出版了S.A.沃特金斯撰寫的《女性主義》，同年周憲等翻譯的《當代藝術文化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其中收入肖沃爾特的《走向女性主義詩學》。肖沃爾特把女性主義批評分為兩類：女權主義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評(gynocritics)。女權主義批判從婦女作為讀者的角度出發，針對男性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對婦女的歧視和歪曲，針對父權制傳統的文學史和男性中心批評對婦女文學和女作家的忽視和偏見，進行批評和修正。女性批評是肖沃爾特自己創造的一個術語。這類批評從婦女作為作者——婦女作為文本意義的生產者——的角度出發，研究婦女文學的歷史、主題、類型及結構問題。??女性批評是要建立分析婦女文學的構架，發展以女性經驗為基礎的新的批評模式，而不是采用現成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和理論，??這種批評倡導沖破父權制思想體系的束縛，在對婦女亞文化作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礎上，建立女性的價值觀念和批評標準，并且依照這種女性的價值觀念和批評標準去建構婦女自身的文學經典和傳統。而被視為第二階段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形成標志的著作凱特·米莉特的《性的政治》則分別于1999年和2000年由社科文獻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她指出：性別之間的沖突較之民族間和階級間的沖突更為悠久，兩性間的爭斗、壓迫和反抗與人類歷史伴隨始終，從未止息。在她看來，性的問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從意識形態、生物學、社會學、階級、經濟和教育人類學和心理學等方面對男權中心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批評和反思，并對D·H·勞倫斯、亨利·米勒、諾曼·梅勒、讓·熱·內等享有盛譽的作家作品中流露出的男權意識一一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米利特從政治角度看待兩性關系，認為兩性之間的關系就是如馬克思·韋伯所定義的那樣，是一種支配和從屬的關系。[13]38而兩性間的權力支配關系、壓迫關系根深蒂固于文化傳統中，啟迪人們對習以為常的語言、話語、文本等重新審視和分析，探討女性在文化中的地位并試圖構建屬于自己的文化。

此后譯介到中國有關女性主義的作品，不僅在數量上有所突破，在內容和研究領域方面也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其中有探討女性在現實中面臨的困境以及探尋出路的貝蒂·弗里丹的《非常女人》和《女性白皮書》(2000年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系統介紹女性主義理論及其發展的作品，包括2001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貝爾·胡克斯的著作《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2002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羅斯瑪麗·帕特南·童著、艾曉明等翻譯的《女性主義思潮導論》、200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約瑟芬·多諾萬撰寫的《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等；有張揚女性意識、解構男權中心意識形態、探討兩性關系的著作，如杰梅茵·格里爾的作品《完整的女人》(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出版，同年再版《女太監》)；梅里·E.威斯納-漢克斯的《歷史中的性別》(東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法國作家珍妮薇·傅蕾絲的著作《兩性的沖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羅伯特·麥克艾文撰寫的《夏娃的種子：重讀兩性對抗的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介紹后女權主義的緣起、發展脈絡、主要流派等的著作，如2003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索菲亞·孚卡文的《后女權主義》、200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伊麗莎白·賴特著的《拉康與后女性主義》；以及從女性主義視角探討文學、政治、語言、歷史等廣闊領域的著作，如亨利·理查森等著的《女人的聲音》，本書匯集了從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段時間內關于新女性問題和運動的各種小說、詩歌、日記、書信、小冊子、評論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克瑞斯汀·絲維斯特的《女性主義與后現代國際關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陸偉芳翻譯的《英國婦女選舉權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瑪麗·塔爾博特的《語言與社會性別導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巴巴拉·阿內爾的《政治學與女性主義》(東方出版社2005)；簡·蓋洛普撰寫的《通過身體思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等。

2.學術界的積極應對

95世婦會的召開為女性主義的研究、女性主義文學的探討等提供了權威的官方話語支持，與譯介作品相伴相隨的是各類研討會的相繼召開，向女性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系統化、正規化、本土化邁出重要的一步。

在95世婦會的籌備過程中，關注婦女問題、婦女發展的各種研討會的召開，反映出國家、學者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如1992年11月23至26日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北京大學首屆婦女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參加了會議，并圍繞改革大潮中的婦女、婦女與法律、婦女生育與健康、婦女與文化四個專題進行討論；1994年11月，“中國婦女與中國傳統文化”學術會議在北京大學召開，與會者圍繞如何全面、準確認識評估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糟粕及其對中國婦女的影響和作用的議題展開了討論。為了迎接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準備“婦女與人權”非政府論壇，1995年5月16日至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院主辦了“婦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旨在促進婦女權益保障法律體系的形成和完善，以保障婦女的合法權益。1995年6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一屆“婦女與文學”國際研討會，由北京大學英語系、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學》雜志社暨天津市文聯《文學自由談》雜志社聯合主辦，美國婦女運動領袖貝蒂·弗里丹出席了會議并作了題為“一個女人的一生”的重要發言。與西方女權主義代表人物的近距離交談和直接對話，為中國理論家進一步了解女性主義傳統和近期女性主義發展趨勢創造了條件。2001年9月12日，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等單位召集多位中日女作家，展開一次作品研討會。著名中國女作家王安憶、鐵凝、張抗抗、殘雪、方方、遲莉、陳染、林白、遲子建、徐坤以及日本女作家津島佑子、中澤惠、小川洋子、多和田葉子等參加了研討會，中日兩國當代文學評論家和學者白燁、許金龍、川村湊等數十人也列席了會議，與會作家與學者們就中日女性文學的歷史和現狀、從女性角度看傳統文化、笑和性的表現、風土和生死的想象力、探索語言的可能性等方面的主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對話和交流。為配合此次會議，中國文聯出版社還策劃出版了20位中國和日本當代優秀女作家作品集《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使讀者通過閱讀了解當代日本文化和生活、了解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發展現狀。另外，有感于當時蓬勃發展的女性文學新局面和即將在中國召開的第四屆“婦女問題世界會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設立了具有全國性的女性文學委員會，以促進中國女性文學的發展與研究。成立十年來，女性文學委員會吸引、組織和推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女性文學的研究之中，目前已召開七次研討會，并舉辦過兩次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的評獎活動，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相互借鑒、相互交流的平臺，促進了女性文學及相關研究的發展。

3.社會性別理論的引入

社會性別(Gender)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女權運動之中。它是美國當代女權主義理論的核心概念和女性學的基本內容。20世紀80年以來，社會性別成為國際婦女運動的重要概念。1992年在哈佛大學舉辦的“賦社會性別于中國研究”的學術會議，使中國婦女研究者們較系統地接觸到“社會性別”概念，并與海外中華婦女學會(CSWS)建立聯系，為今后的攜手合作構建了平臺。1993年海外中華婦女學會(CSWS)與天津師范大學合作舉辦了為期兩周的“中國婦女與發展———地位健康就業”的研討班。來自CSWS學者介紹了社會性別問題上的女權主義視角，將這一女性主義關鍵概念介紹到中國。

而《中國婦女報》和《婦女研究論叢》則為社會性別概念的推廣和傳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婦聯的領導也明確提出將社會性別主流化，來自官方的肯定和支持促使社會性別作為一種視角和分析工具在中國迅速傳播，并成為中國婦女研究和婦女學的主要內容。

當代的社會性別理論誕生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女權運動中。投身于女權運動的學者們在社會上向男女不平等的現實挑戰的同時，對在男權文化中產生的西方知識體系開始質疑。她們審視的眼光不僅看到了婦女在知識體系中的缺失和受貶抑，還看到了知識生產中的社會性別權力關系，看到了社會性別作為人類社會中一個基本的組織原則是以往學界研究所忽略的，看到了由這種忽略導致的人們作為常識接受的許多理論的偏頗和謬誤。[1]94社會性別不是把性別關系看成是偶然的、不變的、簡單的態度問題，而是將之與社會制度相連。“社會性別”概念反對兩性之間的差異均為天生的的說法，反對“生理決定論”；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視角和分析框架，對原有的以男性為中心構建的人類知識體系持批判態度。從社會性別的視角考察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領域，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性別圖景，使我們對熟視無睹認為理所當然無法改變的現象進行反思和批判，揭示建構性別的文化的媒介和載體，拓寬研究的視野與范圍。

隨著對社會性別理論研究的深入，國內也出現許多有關社會性別理論的書籍，例如，1998年三聯書店出版、王政，杜芳琴主編的《社會性別研究選譯》，擷取不同學科的代表作，反映“社會性別”的發展過程。馬元曦主編的《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由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編輯，旨在引進90年代海外學者對婦女與發展，社會性別與發展問題研究的新視角，共收入論文，譯文12篇，對婦女與發展、社會性別與發展問題進行了研究，并結合實例提出諸多問題，如經濟發展進程中貧困婦女比例上升問題，發展中國家政策調整對婦女的影響問題，扶貧實踐中困難，和對各國具有針對性的問題等；強調婦女的主觀能動作用，對于社會學研究，特別是婦女，扶貧課題的研究實踐具有參考借鑒的價值。高小賢等主編的《社會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回顧與展望》于2002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使用社會性別理論探討了中國的社會性別現狀。將社會性理論應用到中國現實語境、采用社會性別視角解讀女性文學，探討婦女學和婦女史的作品也有很多，如樂鑠著，鄭州大學出版社于2002年推出的《中國現代女性創作及其社會性別》，采用社會性別的分析方法系統闡述了1917-1949年中國女作家的創作歷程和發展變化，分為“五四”女性文學革命與融入時代大潮，走向社會革命兩篇。將作家的創作與時代背景、政治局勢緊密結合，透過風云變幻的時代背景折射出女性創作的特點，作者不僅研究了一些耳熟能詳的作家的作品，如林徽因、蕭紅、冰心、張愛玲等，也研究了一些非主要作家的作品，如羅椒、羅洪等，并突出女性創作與同時期男性創作的差異，體現了女性創作的獨特魅力以及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杜芳琴等編的《中國歷史中的婦女與性別/婦女與社會性別學書系》200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從社會性別制度建構的歷史變遷對婦女和性別關系的影響入手，考察中華民族從史前到近代漫長的歷史過程發生的變化和延續，揭示了諸多層面的性別關系和婦女風貌的獨特表現，而并非采用傳統的“自由-壓迫-解放”的模式和對婦女地位高低的簡單評判，給人以啟迪。

正如王政教授所說，世婦會在我國舉辦使我國婦女研究者第一次大量接觸社會性別概念，可以這樣說，伴隨著圍繞世婦會的種種活動，靠著體制內外的有話語權的婦女協同努力，社會性別話語正在中國崛起。[1]46社會性別理論及其分析方法正“向各個學科領域積極有效地滲透，從而改變了眾多學科領域對人類社會的認識和闡釋”。[1]95 4.本土學者的努力

女性主義理論從80年代之初的引入、到如今的大規模介紹、研究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為更多的人所知曉并言說，離不開中國學者們的不盡努力。95年以后本土學者的理論建樹頗多，呈現以下幾方面的特點：(1)對女性文學作品的重新解讀根據肖沃爾特的劃分，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初期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那種文學傳統歧視婦女，歪曲和詆毀婦女的形象，并把眾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在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埋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在第三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之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了修正。??一些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家在努力地建立和完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14]153 中國學者在歷史中尋找女性“被壓抑的聲音”、挖掘并重新解讀女作家作品的同時，運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建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和文學經典，試圖建構真正的女性文學。

其中包括對古代以及近代婦女創作的挖掘和介紹，例如，2001年再版的譚正璧的《中國女性文學史》(百花文藝出版社)、張宏生，張雁主編的《古代女詩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鮑震培著《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薛海燕著《近代女性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和劉慧英編著《遭遇解放： 1890~1930年代的中國女性》(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等，傳統上對文學史的研究，特別是對古代文學史的研究，女性作者所占比例可謂鳳毛麟角，因此對古代女性作家的挖掘有利于建立女性寫作的傳統、歷史沿革，進一步完善婦女文學史的構建。

而1995年出版的劉慧英的《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北京三聯書店)，則對長期以來文學中的男權意識進行了犀利的批判，她認為文學中常見的三種模式為：才子佳人，誘奸故事和社會解放，而無論哪一種，都體現了典型的男權思想，女人被描述為溫柔的、柔弱的小鳥依人的形象，她們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依賴于男人，將自身的解放寄托于男人的身上。話語的描述將男性建構為歷史的主體，而女性的形象在被扭曲與壓抑中變得模糊不清、失去方向。王蒙在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它開始動搖了我們一些習焉不察的傳統男權觀念，使我們開始把問題作為問題來看，使我們對于許多天經地義源遠流長的東西進行新的觀照與思考。

(2)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中國女性文學的結合 肖沃爾特在《走向女性主義詩學》一文中曾把女性主義批評分為兩類：女權主義批判(feminist critique)和女性批評(gynocritics)。其中女性批評指從婦女作為作者、作為文本意義的生產者的角度出發，研究婦女文學的歷史、主題、類型及結構問題。女性批評的目的是建立分析婦女文學的構架，發展以女性經驗為基礎的新的批評模式，而不是采用傳統的男性中心的模式和理論。

理論的建構對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瑪麗·伊格爾頓認為“批評家，諸如莫瓦以及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文學團體認為，是否建立理論別無選擇，理論是他們的批評的必不可少和不可避免的一個方面。”陶麗·莫依也指出“除非我們繼續建設理論，否則我們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危險地接近(我們)反對的父權制價值的男性批評集團’。”[9]3而如何在中國的語境之下應用女性主義理論、并創建本土的理論話語也是中國學者努力的方向，出現了一系列以女性文本為研究對象的女性主義批評著作，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采用社會性別理論的分析方法解讀女性文本的意義。1995年出版的陳順馨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和性別》(北京大學出版社)對建國以來的文學作品從敘事學和性別研究角度進行研究，并對“十七年”文學作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指出那個時代被壓抑的是“女性”而非“性別”，而“無性別”的說法則忽視了女性本身的存在，隱含著男性對女性的壓抑。

借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分析中國女作家的作品、通過對社會制度、權力關系的考察挖掘不同時期文本內外隱藏的女性意識的專著還包括： 1995年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吳宗蕙的《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世界》； 1998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喬以鋼著的《低吟高歌： 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研究》； 1999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坤的《雙調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寫作》，徐坤對9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進行了全面的梳理，詳盡分析了文學界對95世婦會的召開所作的準備和調整，反映出各方對女性文學繁榮所作出的反應，并“通過大量詳盡的文本分析，探討女性寫作的實踐意義，并概括和梳理出諸種現象表層之后的背景淵源及女性寫作在九十年代的基本脈絡走向和特點。”[15]22001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荒林，王光明合著的《兩性對話： 20世紀中國女性與文學》，以對話的形式探討了文學文本中女性的處境、兩性之間的關系，并從性別角度分析兩性關系演變的歷史過程。對話直指中國兩性關系的現狀，探討“女性與現代性”、“重讀我們的身體和性”、“一個女人與一座城市的糾纏”、“女性的現實關懷和文化想象”、“女性成長的艱難旅程”等話題，透過文學中構建的形象和社會生活史了解人類的處境和兩性關系，兩性的對話既有感性的跳躍與優美也有理性的縝密和邏輯，暗示著對兩性和諧的向往與企盼。

(3)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和分析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根源承襲于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對西方女權運動、各流派女性主義理論的介紹從未停留過，從80年代初一直延續至今。對女權運動的介紹，使中國讀者對歷史中的女權運動有更清晰的了解，并從他人的經驗與得失中找尋到自己的身影。這類作品包括1995年山西經濟出版社出版蔡磊編著的《平等·發展：當代國際婦女的目標與實踐》；同年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王政的《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 2004年發行的《國際婦女運動與婦女發展》(費涓洪著)《英國婦女選舉權運動》(陸偉芳譯)分別由上海古籍和中國社科出版社出版，后者以探討近代英國婦女的地位著手，以1866年的“女士請愿書”為起點，直至1918年部分婦女獲得婦女選擇權半個多世紀的過程，展現英國婦女為獲得議會選舉權所作的不懈斗爭。

西方女權主義者們在一次次困境面前不言放棄、堅持不懈；在與男權思想、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斗爭過程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并形成自身理論。中國學者在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梳理與介紹中，加入了自身的理解，如1995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林樹明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三聯書店出版、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 1998年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2001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劉霓著《西方女性學：起源、內涵與發展》； 2002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作者借用賽義德關于理論“旅行的論述”，認為一種觀念或理論從此處到彼處的傳送，由于傳者與受者不同的歷史文化語境所造成的創造性的借用、誤讀和挪用，也就是說，一種外來的觀念或理論，在傳入本國的過程中，必然要經過改造或轉換。通過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分析，揭示了這一理論在中國被傳入、接受、改造、融合的過程。

歷時四個階段，在第四階段始，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逐漸成為中國學者分析文本、研究作家作品的有利工具，作家們也從中汲取營養，開創新的寫作領域、方法和語言的表達。中國各大高校也逐漸開設了不同類型的女性主義課程。2004年荒林主編的《中國女性主義》學術叢刊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叢刊每年二卷，展示全球女性主義思潮前衛動態，介紹全球女性主義最新理論成果，并深入探討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趨勢和與國際女性主義對話情況。設“女性主義在行動”“女學”“女性主義教育學”“女性主義關鍵詞”“女性主義文本細讀”“女性主義群落”“女性主義視窗”“女性主義數據存檔”“女性主義全球信息點擊”等專欄，呈現各國各群落女性主義風貌，反映各國各地區女性主義學科建設形勢，勘探全球女性主義思潮之壯觀，每卷約25萬字，16開本，圖文并茂，各欄目不僅適合高校教學參考及相關學科建設閱讀，而且合適相關學位論文選題和撰寫參考使用。“中國女性主義”這一名詞的出現和學術平臺的形成，體現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本土化成效。

有關女性主義理論著作的書單附后。

附參考書目(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主要譯介作品)：

1981《美國女作家作品選》朱虹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3《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朱虹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美國當代文學》(下)(美)丹尼爾·霍夫曼收錄《婦女文學》一篇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

1986《女性學入門》(日)富士谷篤子主編，張萍譯，中國婦女出版社

1986《第二性》(法)西蒙·波娃著，桑竹、南珊翻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1988《女性的秘密》(《第二性》第1卷)(法)西蒙·波娃著；曉宜、張亞莉等譯，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88《女性的奧秘》(美)貝蒂弗里丹著程錫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女性的奧秘》(美)貝蒂弗里丹著巫漪云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9《一間自己的屋子》(英)弗吉尼亞·伍爾夫著王還譯三聯書店1989《女權主義文學理論》?英?瑪麗·伊格爾頓編胡敏、陳彩霞、林樹明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1《女太監》(英)杰梅茵·格里爾著；歐陽昱譯漓江出版社

1991《最新西方文論選》王逢振等編漓江出版社(收入肖沃爾特《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和蘇珊·古芭《“空白書頁”和女性創造力問題》)1992《性與文本的政治——女權主義文學理論》(挪)陶麗·莫依著，林建法、趙拓翻譯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2《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女人：走出陷阱》(美)貝蒂·傅萊丹著，毛迅等譯，知識出版社

1993《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收入朱迪斯·勞德·牛頓《歷史一如既往？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1993《文學理論的未來》(美)拉爾夫·科恩主編，程錫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收入海倫娜·西索《從潛意識的場景到歷史的場景》、凱瑟琳R斯廷普森《伍爾夫的房間，我們的工程：建構女權主義批評》、吉爾伯特和古芭《鏡與妖》、肖沃爾特《我們自己的批評》)1995《女權辯護.婦女的屈從地位》商務印書館出版(包括(英)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著、王蓁翻譯的《女權辯護》和(英)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汪溪翻譯的《婦女的屈從地位》)1998《當代藝術文化學》周憲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收入肖沃爾特《走向女性主義詩學》)1999《性的政治》(美)凱特·米利特著，鐘良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女性主義》(英)S.A.沃特金斯著，朱侃如譯，廣州出版社

2000《女性的自我與表現：近代女性文學的歷程》(日)水田宗子著，葉渭渠主編，陳暉等譯，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0《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馬元曦主編，三聯書店

2000《非常女人》(美)貝蒂·弗里丹著，邵文實、尹鐵超譯，北方文藝出版社

2000《女性白皮書》(美)貝蒂·弗里丹著，邵文實、王愛松譯，北方文藝出版社

2001《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美)貝爾·胡克斯著，曉征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1《當代美國小說理論》程錫麟，王曉路著，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2《女太監》杰美茵·格雷爾著，武齊譯，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2《完整的女人》杰梅茵·格里爾著，歐陽昱譯，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2《女性主義思潮導論》(美)羅斯瑪麗·帕特南·童(Rosemarie Putnam Tong)著；艾曉明等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3《性別與欲望：不受詛咒的潘多拉》(美)波利·揚-艾森卓著；楊廣學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后女權主義》(英)索菲亞·孚卡文；王麗譯，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3《歷史中的性別》(美)梅里·E.威斯納-漢克斯著，何開松譯，東方出版社

2003《女權主義的知識分子傳統》(美)約瑟芬·多諾萬著，趙育春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兩性的沖突》(法)珍妮薇·傅蕾絲著，鄧麗丹譯，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女人的聲音》(澳)亨利·理查森(Henry Richardson)等著，郭洪濤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3《女性主義與后現代國際關系》(美)克瑞斯汀·絲維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著，余瀟楓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英國婦女選舉權運動》陸偉芳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語言與社會性別導論》(英)瑪麗·塔爾博特著，艾曉明等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英國婦女選舉權運動》陸偉芳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政治學與女性主義》(加)巴巴拉·阿內爾著，郭夏娟譯，東方出版社

2005《拉康與后女性主義》(英)伊麗莎白·賴特(Elizabeth Wright)著，王文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通過身體思考》(美)簡·蓋洛普(Jane Gallop)著，楊莉馨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夏娃的種子：重讀兩性對抗的歷史》(美)羅伯特·麥克艾文(RobertS.McElvaine)著，王族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國內女性主義理論主要研究著作

1983《中國現代女作家》閻純德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4《中國女性文學史話》譚正璧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4《凈化人的心靈：當代女作論》李子云著三聯書店

1985《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吳宗蕙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歷代婦女著作考》胡文楷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女子與家政》李小江等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女性主義文學》孫紹先著遼寧大學出版社 1988《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稿》樂鑠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女性問題在當代的思考》陜西省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陜西省婦女聯合會編，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8《改革中的婦女問題》張連珍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8《文學廣角的女性視野》陳素琰著花城出版社 1988《女性觀念的衍變》杜芳琴著河南人民出版 1989《女人的出路：致20世紀下半葉中國婦女》李小江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9《性溝》李小江著三聯書店

1989《女人：一個悠遠美麗的傳說》李小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女性審美意識探微》李小江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的研究》戴錦華、孟悅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風騷與艷情》康正果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遲到的潮流》樂鑠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女性文學研究教學參考資料》謝玉娥編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0《華夏女性之謎：中國婦女研究論集》李小江主編三聯書店

1990《中國當代青年女作家評傳》呂晴飛主編中國婦女出版社

1990《中國現當代女作家傳》魏玉傳編中國婦女出版社

1990《中國現當代小說中的知識女性》殷國明、陳志紅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中國婦女生活史(據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1月初版重印)》陳東原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1《女性文學與文學女性》曹正文著上海書店 1992《中國新時期女作家論》盛英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2《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中國婦女理論研究十年》熊玉梅等主編中國婦女出版社

1992《女性的世界：現代女性社會學》申平華、鄧微著湖南出版社

1993《走向女人深處》許玉乾、崔文良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3《面對21世紀的選擇：當代婦女研究最新理論概覽》熊郁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娜拉言說？ ？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歷程》劉思謙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逐出伊甸園的夏娃》郭小東著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3《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喬以鋼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中國的風流才女》喬以鋼著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3《女性情愛的文學觀照》邢維著學林出版社 1994《女權主義與文學》康正果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性別與中國》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編三聯書店

1995《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劉慧英著北京三聯書店 1995《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和性別》陳順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女性文學與美學》任一鳴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新女性文學論綱》王春榮著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5《新潮女性文學導引》荒林著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5《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林丹婭著廈門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