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平靜就不會幸福

白巖松：不平靜，就不會幸福

幸福在哪里（代序）

一

走在人群中，我習慣看一看周圍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著一個屬于當代中國人的內心秘密，從不言說，卻日益增多。

越來越多的人，不分男女，會戴上一個手串，這其中，不乏有人僅僅是為了裝飾；更多的卻帶有祈福與安心的意味，這手串停留在裝飾與信仰之間，或左或右。這其中，是一種怎樣的相信或怎樣的一種撫慰？又或者，來自內心怎樣的一種焦慮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靜嗎？我們的內心，與這看似僅僅是裝飾的東西有什么樣的關系？人群中，又為什么幾乎沒有人談論過它？

沉默之中，埋藏著我們怎樣的困惑？

這是一個傳統的復歸，還是一個新的開始？這是因祈福而產生的下意識行為？還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醫院看望季羨林先生。到達時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經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講》。他說：“對這個問題，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話題也就從這兒開始，沒想到，一發不可收，并持續到整個聊天的結束。

“您信佛嗎？”我問。

“如果說信，可能還不到；但我承認對佛教有親近感，可能我們很多中國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來，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國人，現在和將來，拿什么撫慰內心？

季老給我講了一個細節。有一天，一位領導人來看他，聊的也是有關內心的問題，來者問季老：主義和宗教，哪一個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對這位大領導，季老沒有猶豫：假如人們一天解決不了對死亡的恐懼，怕還是主義先消失吧，也許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隱藏著一種智慧、勇氣和相信。當然，“早一天”的說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對而談的這一天，離一年的結束，沒幾個小時了，冬日的陽光照在季老的臉上，也溫暖著屋內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樂而平靜。我與周圍的人同樣如此。

三

又一天，翻閱與梁漱溟先生有關的一本書《這個世界會好嗎》，翻到后記，梁先生的一段話，突然讓我心動。

梁老認為，人類面臨有三大問題，順序錯不得。

先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問題，接下來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問題，最后一定要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

是啊，從小求學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決讓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與物之間的問題嗎？沒有學歷、知識、工作、錢、房子、車這些物的東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子女，為人夫妻，為人上級為人下級，為人友為人敵，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你又怎能不認真并辛苦地面對？

但是隨著人生腳步的前行，走著走著，便依稀看見生命終點的那一條線，什么都可以改變，生命是條單行道的局面無法改變。于是，不安、焦慮、懷疑、悲觀……接踵而來，人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還是那一個老問題——我從何而來，又因何而去？去哪兒呢？

時代紛繁復雜，忙碌的人們，終要面對自己的內心，而這種面對，在今天，變得更難，卻也更急迫。我們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對這三個問題的挑戰？

中國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標很物化，小康、溫飽、翻兩番，解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個個體，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來身上。

這些物化的目標陸續實現，但中國人也逐漸發現，幸福并沒有伴隨著物質如約而來，整個人群中，充滿著抱怨之聲，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窮的抱怨，富的也 抱怨，人們似乎更加焦慮，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傳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不顧小民感受；富人 不安，怕財富有一天就不算數了；窮人也不安，自己與孩子的境遇會改變嗎？就在這抱怨、焦慮和不安之中，幸福，終于成了一個大問題。

這個時候，和諧社會的目標提了出來，其實，這是想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力圖讓人們更靠近幸福的舉動。不過，就在為此而努力的同時，一個更大的挑戰隨之而來。

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度里，我們該如何解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我們人群中的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園在哪里？我們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幣嗎？

我們的痛苦與焦慮，社會上的亂像與功利，是不是都與此有關？

而我們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與此有關？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未來最重要的目標。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暫且不說，痛苦卻是隨時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社會的底線正不斷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傷人的農藥；僅僅因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奪走與自己無關人的性命；為了錢，可以隨時欺騙，只要于己有利，別人，便只是一個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個被嘲笑的詞匯。

這樣的情形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隨處可見。

沒有辦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里，便無所畏懼，便不會約束自己，就會忘記千百年來先人的古訓，就會為了利益，讓自己成為他人的地獄。

有人說，我們要守住底線。但早就沒了底線，或者說底線被隨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談何守住底線？可守的底線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車輛正常地行駛在車道上，突然間，一輛豪華車逆行而來，鳴笛要我們讓路，可是正常行駛的我們無路可躲，于是，感覺被怠慢的那個車 主，在車過我們身邊時，搖下車窗痛罵一番。那一瞬間，我驚呆了：為這輛逆行而來的車和這個充滿憤怒的人。車主是一位年輕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錢也受過良 好教育，然而，這一瞬間，憤怒讓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責的同時，我竟然沒有一絲的憤怒，倒是有一種巨大的悲涼從心中升起。因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且有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可能成為她。我們都無處閃躲。

六

如果是簡單的壞，或是極端的好，也就罷了，可惜，這是一個人性最復雜的時代。

醫生一邊拿著紅包，一邊接連做多臺手術，最后累倒在手術臺上；教師一邊體罰著學生，堅決應試教育，另一邊多年顧不上家顧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撲在工作上；官員們，也許有的一邊在腐敗貪污著，另一邊卻連周末都沒有，正事也干得不錯，難怪有時候百姓說：“我不怕你貪，就怕你不干事！”

其實，說到我們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邊是墜落一邊在升騰，誰，不在掙扎？

對，錯，如何評價？好，壞，怎樣評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說，十三億中國人當中，有一億多人把各種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選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還有一億多人，說他們信仰共產主義，再然后，就沒了。也就是說，近十一億中國人沒有任何信仰。

這需要我們擔心嗎？

其實，千百年來，中國人也并沒有直接把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在這方面，我們相當多人是懷著一種臨時抱佛腳的態度，有求時，點了香帶著錢去許愿；成了，去還愿，僅此而已。

但中國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沒文化，我們的信仰一直藏在雜糅后的中國文化里，藏在爺爺奶奶講給我們的故事里，藏在唐詩和宋詞之中，也藏在人們日常的行為禮儀之中。于是，中國人曾經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適可而止。所以，在中國，談到信仰，與宗教有關，更與宗教無關。那是中國人才會明白的一種執著，但可能，我們這代人終于不再明白。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一切被摧毀得蕩然無存，我們也終于成了一群再沒有信仰的孩子。這個時候，改革拉開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在沒有信仰的心靈空地放肆地奔騰。

于是，那些我們聽說和沒聽說過的各種怪異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們身邊上演，我們每一個人，是制造者，卻也同時，是這種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會在這個時候來到我們的身邊呢？

八

錢和權，就越來越像是一種信仰，說白了，它們與欲望的滿足緊密相聯。

曾經有一位評委，看著臺上選手用力地表演時，發出了一聲感慨：為什么在他們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誠和純真，而只是寶馬和別墅？

其實，這不是哪一個選手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人群中，有多少個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靜時，我們還敢不敢在鏡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權力，依然是一個問題。

個人崇拜減少了，可對權力的崇拜，卻似乎變本加厲。

不知是從哪一天開始，上下級之間充滿了太多要運用智慧和心智的相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領導面前，下屬變得唯唯諾諾，絕對沒有主見？一把手的權力變得更大，順應領導的話語也變得更多，為了正確的事情可以和領導拍桌子的場景卻越來越少。

其實，是下屬們真的敬畏權力嗎？

你仔細觀察后就會發現，可能并非如此。或許是下屬們早已變得更加聰明和功利，如果這樣的順從可以為自己帶來好處或起碼可以避免壞處，為何不這樣做？

但問題是，誰給了下屬這樣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現今時代的青春卻擁有肉眼可見的艱難。時代讓正青春的人們必須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車子與職場上的游刃有余。可這樣的成功說起來容易，實現起來難，像新的三座大山，壓得青春年華喘不過氣來，甚至連愛情都成了難題。

青春應當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與現實，可現今的年輕人卻不敢也不能。房價不斷上漲，甚至讓人產生錯覺：“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后來總經理們太過分，總理急了，這房價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房價已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許短期內房價會表態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會對房價真正下跌抱樂觀態度嗎？更何況房價動不動就三萬四萬一平米，它降不降還跟普通人有關系嗎？所以，熱了《蝸居》。

而《暗算》的另類流行，又暴露著職場中的生存不易，論資排輩經過短暫退卻，重又占據上風，青春，在辦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張揚，不大的年齡卻老張老李的模樣。

至于蟻族們，在高漲的房價和越來越難實現的理想面前，或許都在重聽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或許逃離北上廣，回到還算安靜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愛，然而面對女友輕蔑一笑之后的轉身離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還能有怎樣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時代里，青春正萬分艱難地被壓抑著，這時代，怎樣才可以朝氣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們率先拋棄了理想，時代的未來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們進步了太多，這一切，都有數據可以證明。

而新聞進步了多少？又用怎樣的數據證明著？

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可以用數據證明的東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標準，比如，是否有真正優秀的人才還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經歷日復一日怎樣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社會的進步中，感受到一點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責任的新聞人，永遠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領導的眼里，反而是麻煩的制造者，并且這樣的人，時常因理想和責任而招致自己與別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與責任可以堅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義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壓力和誘惑之下，變成現實主義者；

如果現實主義者都變成功利主義者，而功利主義者又變成投機分子……

希望會否變成絕望？理想是否成為空想？

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假設。然而，它依然如同噩夢一樣，雖然虛構，卻會讓醒著的人們，驚魂未定。

新聞事業的前行，同樣需要信仰。

十一

社會有社會的問題，我們又都有自己的問題。

在2000年即將到來的時候，上海一家報紙約我寫了一篇新千年寄語，當時，我選擇了兩個關鍵詞，一個是反思，一個是平靜。

反思，不難理解。由于生存都堪憂，荒唐歲月一結束，過去一路上的傷口只是草草地遮蓋了一下，來不及更負責任地處理，我們就匆匆上路，這沒什么可指責的，這是生存遭遇危機時近乎唯一的選擇。

然而，三十多年走過，生存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問題，或許有一天，我們該停下腳步，把傷口上的浮塵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東西，會痛會很刺激，然而只有這樣，傷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輕裝上陣。

這是對歷史與未來負責的一種態度。

而之所以另一個關鍵詞是平靜，原因也并不復雜。因為安撫我們的內心，將是未來最大的問題。

上世紀的戰亂時代，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國，再難找到平靜的心靈。

不平靜，就不會幸福，也因此，當下的時代，平靜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靜與幸福，我們內心的問題終究無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聰明，把很多的提醒早變成文字，放在那兒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簡單地把提醒放在漢字本身，拆開“盲”這個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見，這樣一想，拆開“忙”這個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國人都忙，為利，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說“忙”，因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義？

然而大家還是都忙，都不知為何顯得格外著急，于是，都在搶。在街上，紅綠燈前，時常見到紅燈時太多的人搶著穿過去，可到了對面，又停下來，等同伴，原來他也沒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搶，這已成為我們太多人的一種習慣。

在這樣的氛圍中，中國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別說讓生活慢下來，能完整看完一本書的人還剩多少？過去人們有空寫信、寫日記，后來變成短信、博客，到現在已是微博，144個字內要完成表達，溝通與交流都變得一短再短。甚至144個字都嫌長，很多人只看標題，就有了“標題黨”。那么，下一步呢？

對此，一位老人說得好：人生的終點都一樣，誰都躲不開，慢，都覺得快，可中國人怎么顯得那么著急地往終點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個離我們很遠卻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趕路，突然，一個人停了下來。旁邊的人很奇怪：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靈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們都走得太快。然而，誰又打算停下來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遠，會不會忘了當初為什么出發？

附：柴靜寫給白巖松 1 十年前，陳虻找我的時候，原話是說，我們要給白巖松找一個女搭檔。我當時還沒想換工作，陳虻說你來我們年會玩玩吧，也見見大家。那年年會是白巖松主持的，象他書里寫的，“以惡搞和折磨領導”為主題，我跟臺長分一組，白問“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么季節？” 臺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錢包也被搶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現金。我當時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意思。晚上有同事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巖松要跟你談談” 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試一樣。后來我才知道，其實是因為巖松這個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一晚上他就問了我兩個問題，問“你喜歡誰的音樂？” 我好象說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問“華人的呢？” “羅大佑” 就這兩個，他沒再問什么問題，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2 我剛到連線，沒有任何新聞經驗，日子不好過。現在想起來，他當時是制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對我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他心里估計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當時我不理解他，后來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這個腥烈的戰場上生存。有一陣子我連結尾評論都不會寫了，怎么寫都通不過，領導等著審，我瞪著眼坐在桌前，他進來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串場詞。我慚愧又感動，一直留著那張紙。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還坐在辦公室剪片子，進來對我說了一句，“人們號稱最幸福的歲月其實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過回憶起來非常美好”后來我去了調查，跟他見面很少，幾年中評論部分分合合，不過很多離開的人鑰匙串上，都是掛著新聞評論部的小方銅牌，磨得精光錚亮。2008年會是我主持的，那個年會只剩下一個簡單流程了，輪到巖松上臺發言，他就說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我們忠誠的是新聞，不是任何領導” 底下坐的都是領導，悄然無聲。這幾年，他做時評，天天在新聞的風口浪尖上。有人說，說這些干嘛，就算沒有風險，有什么意義。他在書里寫到他的節目《新聞1十1》，“多簡單的名字，1十1=2，誰都知道，但環境稍有改變，僅僅是有利可圖，就會在一瞬間，讓相當多的人臉不紅心不跳地脫口而出1十1=3.” 所以他說的捍衛常識，其實是要用千斤之力來扭住的。他在書里說到喜歡曾國藩，沒細說，我大概理解一點，因為想要有所建設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說的鍋里的小魚，兩邊煎，哪方都不討好，保守派覺得你冒進，激進派覺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撐。我沒聽他沮喪抱怨過，我遇到事的時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傳達室里放一個袋子，讓人留給我，里面裝著書，還有十幾本雜志，都是藝術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響到生命的豐美。巖松媽媽七十多歲了，我有次見她，老人家看我一會兒，說，老看你節目，別讓你媽擔心。然后說，“我天天看電視，也替巖松揪著心。” 這話我聽了心里挺難受，所以有時候也想勸勸他。他就一句話，“有人在前頭，你們也好走些”他這本新書出版，托人轉我一本，上面寫“柴靜：這一站，幸福”。我翻開扉頁，上面印著倉央嘉措的詩“一個人需要隱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過一生，這佛光閃閃的高原，三步兩步便是天堂，卻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過重，而走不動”身為同事，看這書時最觸動我的，是他滿腔沒有說出的話。他曾經以年青人的狂狷，寫過《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歲，鬢角灰白，人生的重負真實地壓在肩上。我們不多交談，只每年秋天，新鮮的內蒙羊肉來了，他就叫上八九個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點兒酒，看臺灣民歌三十年的演唱會。他喜歡胡德夫，一架鋼琴，唱《匆匆》，“初看春花紅，轉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頭，韶光逝去無影蹤……” 他喃喃自語“我恨不能給他跪下”。我回頭看到他淚光閃閃。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以他的資歷，他本可以選擇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沒有后退，也沒有拐彎，只是往前走去。

第二篇：平靜,幸福

平靜，幸福

幸福，和愛情一樣，是人生永恒的哲學命題，相較于愛情，幸福往往被演繹成含辛茹苦、費盡周折方才追尋到的理想境界，就像小時候我們看童話書里寫到“王子和公主終于過上了幸福的生活”，到后來我們也會信誓旦旦地對某個人說“我一定會給你幸福”。幸福，是我們對人生最大的期許，可是，幸福是什么？我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究竟是幸福還是欲望？我淺薄的閱歷無法領悟幸福的全部內涵，但是，有一點我卻深信不疑，那就是——不平靜，不幸福。

平靜，首先是一種淡泊素雅的心境。淡泊不是視金錢如糞土，視功名如草芥，不是遠離車馬喧囂、卸甲田園，不是碌碌無為、不思進取。淡泊是一種高尚的境界，是一種廣闊的胸懷，是在朝則憂民，在野則善身的士大夫情懷。真正的淡泊不是與志向高遠水火不容，恰恰相反，淡泊方才得以明志。1700多年前，諸葛亮便在《誡子書》中說過這樣的話：“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作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不能算作清貧，但也絕對攀不上富裕。在和身邊的朋友、同學以及管轄的企業的交往的過程中，難免會有失落的心理失衡感。可是，作為一名稅官，我們的職業是神圣而偉大的，手握人民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為國聚財、為民收稅。有了稅收，國家才有財力實施義務教育、免費醫療、架接公共交通、完善基礎設施；通過稅收的轉移支付，政府才能有效地抑制日趨拉大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緩解公平與效率之間的發展矛盾，最終實現社會公平；正是因為我們奔走于城市鄉村，深入工廠企業，挖掘稅源，堵塞漏洞，嚴格稅收執法，那些面黃肌瘦的孩子才可以享受到國家提供的免費午餐，那些因為天災失去房屋和家人的受難者才可以在政府的幫助下重建家園，還有那些住進保障性住房里的困難群體，那些被政府收容的老弱病殘，那些重返學校的失學兒童??其實，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都與我們有關，“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要想到我們神圣莊嚴的職業目的，我的心里就會被一種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滿足和自豪感所充溢，相對于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片刻快感而言，這種內心的澄明淡泊才是幸福源源不竭的動力源泉。

平靜是不邀寵、不媚世，卓然于天地間的浩然正氣。孟子曰：“吾養吾浩然正氣。”古往今來，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所以堂堂而生，磊磊而立，憑的就是這種正氣。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君子之立世，貧不墜青云之志，饑不受嗟來之食，渴不飲盜泉之水，熱不息惡木之陰。“薄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猶茂”。胸有浩然正氣，內可以養廉，外可以御敵，哪怕“亂花漸欲迷人眼”，只要正氣在胸，就能腳跟正，脊梁直，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內不愧于心。

身為一名國家工作人員，在工作生涯中，難免會遇到 “糖衣炮彈”，各種各樣的“禮遇”也可能時常接踵而至。但是，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公務員，還是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其思想境界，道德修養，都不應該是利欲熏心，蠅營狗茍，癡迷于聲色犬馬的物質享受。無論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上，公務員應當行得正，坐得端，糖衣炮彈打不跨自己的信仰，燈紅酒綠勾不走自己的原則。只有心中保有浩然正氣，我們才能無愧于國家的重托，無愧于人民的希望，無愧于組織的信任，無愧于頭上那枚神圣的金色稅徽。保有內心的平靜，不蔓不枝、亭亭凈植，是我們對自己的幸福負責，更是對我們的父母、妻子、丈夫、兒女的幸福負責，淡極始知花更艷，他們從不期望腰纏萬貫、地位顯赫，他們需要的只是我們平安快樂，一家人相知相守共享天倫，幸福生活莫過于此。

曾經，戰火紛飛的年代，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如今，歲月靜好，書桌安然，只是這個物欲橫流、急功近利的年代，內心的平靜卻難以尋覓。因為難能可貴，所以彌足珍惜，守住內心的平靜，有所敬畏，有所執著，有理想、有良知，抵擋不良誘惑，守住道德底線，做一個淡泊的人、一個正直的人、一個無愧天地良知的人、一個內心平靜清明的人，幸福就很簡單。

第三篇：關于不作死就不會死演講稿

關于不作死就不會死演講稿

No zuo and you will never die演講稿

“No zuo and you will never die”顧名思義就是“你如果不作的話你就永遠不會死”,這是一句很經典的話同樣它也是很適用于微電影主人公的一句話，從這部微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出主人公在大賽失利之后感覺自己好像掉進了萬丈深淵，萬念俱灰，直到他找到了一種逃避的方法——成為一個盲人鋼琴調音師，才感覺自己活了過來，他覺得他通過這個身份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例如：更高的小費、更棒的待遇、更好的態度等等，他甚至以這個身份為榮，自以為是的捉弄服務生以及老太太。但“出來混遲早要還的”他最終因為這個身份令自己陷入了危機之中。

說到底，這部微電影告訴我們，生活不能因失去信仰就寄望于偽裝，而自作聰明其實是另一種自尋短見。就像這個主人公，他完全有能力一拳打倒老太但他卻沒有這么做，而是選擇接著自作，“聰明”的寄希望于自己的偽裝無懈可擊，還做得極其到位，在裝的時候還不時地鼓勵自己“你完全可以獲得奧斯卡獎了”.他在偽裝之中、在自作聰明之中已經忘記了他自己是誰。

其實不光是微電影的主人公，還有許多人都是這樣，例如：三國時期的蔣干，裝作自己是來看自己的老同學周瑜，覺得自己能瞞過周瑜獲取情報，結果呢？被周瑜玩弄的把假書信帶回去給了曹操，曹操看到了假書信把最熟水性的蔡瑁、張允給殺了，幫周瑜除去了心頭大患，而他自己還在一邊自以為是，曹操在反應過來之后氣的牙根發癢，估計心里想“好你個蔣干，無間道玩的不錯~”.這就是自作聰明，結果搬起石頭來砸了自己的腳。然后我們所熟知的阿Q,他在生活中是弱者但他總喜歡用“精神勝利法”來安慰自己，比如“我不是打不過他，只是我懶得去打他”然而并沒有看到他打得過誰、“你別惹我，我一般不生氣，我生起氣來不是人”然而卻從未看他生過氣，“你罵我，我就不還嘴，等你口水說完了，渴死你”然而他卻從來是被罵，別人并沒有被渴死。他沒有真的壯大自己，而是選擇一種自作聰明的方式來逃避生活，最終還是落得個被槍斃的下場；《紅樓夢》里的王熙鳳何嘗又不是個自作聰明的人，平時像個老大一樣指指點點，風光無限，結果“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再來看看我們親愛的中國國足，一年逛兩次，預選賽出局，每次都有借口，草皮太軟啊、草皮太硬啊、草皮不軟不硬啊、對手太強踢不過、對手太弱輕敵了、對手不強不弱導致想贏怕輸的心理占了上風啊，等等等等。每次都能自作聰明，強行甩鍋哦，但是到頭來還不是自己實力不濟拿不出好成績，導致球迷對國足喪失了最起碼的信任，開始還會罵兩句，到后來哦，連罵都懶得罵了。“哦，國足又有比賽了。”“輸了吧。”“輸了。”“習慣了。習慣了。”,這就是逃避現實的自作聰明而引發的不良后果；很抱歉我又在這黑了國足，人家為了找到合適的借口也是很努力的了。相反我們來看看中國男籃，知恥而后勇，在上屆亞錦賽丟掉冠軍后，深刻反思，今年卷土重來重奪冠軍，重返亞洲之巔，讓所有球迷重新承認了男籃。這就是區別。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是北宋大詞人蘇東坡所作的《洗兒詩》。他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太過于聰明，到頭來聰明反被聰明誤，還是愚鈍一些為好。

人生在世，認認真真做事、踏踏實實做人，不要去自作聰明，到頭來終究自取滅亡，還是那句話“no zuo and you will never die”——“不作死就不會死”.謝謝。

[關于不作死就不會死演講稿]

第四篇：朱自清為什么“不平靜”

朱自清為什么“不平靜”

錢理群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獨處”時的“獨語”——與其說在觀賞景物，不如說在逼視自己的靈魂深處；與其說寫下的是他看到、感覺到的一切，不如說他在構造一個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個世界”——一個與現實對立的陌生的藝術世界。在現實中，人被命定扮演某個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說“一定要”說的話；而在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這是真正屬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顯然有兩個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與自我心靈升華的超越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朱自清的一個“夢”：在文章開頭寫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著眠歌”，結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斷以“籠著輕紗的夢”、“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個“荷塘月色”的畫面似有煙霧彌漫，渺茫、隱約而朦朧，這都是在刻意營造一個“夢”的氛圍與意境。正是這“現實”世界與“夢”的世界的對立、糾纏，顯示著作家靈魂掙扎的凄苦。兩個世界中，夢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現的；現實世界只是“偶而露崢嶸”。而我們的閱讀、欣賞，卻恰恰應抓住這偶爾的顯露（暗示），并從這里切入——因此，中學語文教材的“預習提示”，強調“閱讀時，要重點抓住‘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這令我到底惦著江南了’等語句的深刻含義”，以此作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鑰匙；應該說，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

但“預習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里的陳述，將朱自清的“不平靜”僅僅歸之于“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黑暗”現實，卻是不全面的。近年學術界在考察這一時期朱自清的心路歷程時，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寫于1928年2月（寫作《荷塘月色》七個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也許將《一封信》與《那里走》合起來，就可以較全面地把握這一時期朱自清所面臨的社會現實與內心反應。

朱自清前述對“屬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說明了他在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與歷史位置。而像他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27年國（民黨）、共（產黨）分裂后兩大政治力量尖銳對立的形勢下，就不能不陷于進退失據的困境之中——《一封信》與《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這選擇的困惑。正像教材“預習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著，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沒有明白”，他被“南方這一年的變動”，即國、共分裂，蔣介石對共產黨人與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殺弄得目瞪口呆，覺得所發生的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與他同類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如另外一些激進知識分子那樣，因此而走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裝斗爭為中心的“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對這樣一條道路，他陷入極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說、他和他的朋友明確地意識到，發現與重視“個人價值”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社會政治革命中，“一切的價值都歸于實際的行動”與“理智的權威”，而“黨便是這種理智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于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照黨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產生了朱自清所說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這是一種時代的、歷史發展趨向，“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不僅勢所必至，而且勢不可擋；另一方面，他卻要固守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說做想做的事、說想說的話，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說不想說的話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變（改造）自己，因而產生了被毀滅的恐懼：“那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這樣，朱自清這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既反感于國民黨的“反革命”，又對共產黨的“革命”心懷疑懼，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靜”實源于此。作為無可選擇中的選擇，朱自清們“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就是說，他們試圖“躲到學術研究中”，既是“避難”，又在與“政治”保持距離中維護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在某種意義上，“荷塘月色”（寧靜的大自然）的“夢”也正是朱自清們的精神避難所。

但對于五四啟蒙精神所哺育的這一代人，完全脫離（超然于）時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說，“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群居，也愛獨處”，盡管他們現在不無被動地選擇了“冷靜”、“獨處”的學者生涯，但他們仍不能擺脫處于時代中心的、“熱鬧”的“群居”生活的蠱惑。在《一封信》里一開頭他就表達了對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著我的渺小，有些戰栗起來；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這種“戰栗”既包含了對放棄了社會“責任”的負罪感，又來自過于狹窄的個人天地將導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機感。既神往于個人的自由世界，又為此感到不安與自譴，這內在矛盾構成了朱自清內心“不平靜”的另一個側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為“荷塘月色”與“江南采蓮圖”兩幅圖畫，在“冷”與“熱”、“靜”與“動”的強烈對比、相互顛覆中，寫盡了這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與沖突（在這個意義上，中學語文課本將朱自清描寫充滿“人生味”、生命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綠》與《荷塘月色》編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們象征著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兩種人生境界，確實耐人尋味）。

不過我們在注意到朱自清這類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時，還必須看到，這是一批與中國士大夫中庸主義傳統有著深刻聯系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們的內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現形態都不可能如魯迅的“大愛”與“大憎”那樣激烈與極端，同樣具有“平和”的特點：《荷塘月色》里的景色，總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處”的：“香”是“仿佛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山”也是“遠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說，寫的不是“酣眠”，而是“別有風味”的“小睡”。這里所顯示的有節制的含蓄的美，不僅與朱自清式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庸主義”的世界觀、人生哲學、思維與情感方式相適應，而且也與“哀而不傷”的傳統美學風格有著內在的和諧。

（選自《名作重讀》，錢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第五篇：不認輸就不會輸勵志文章

(小故事大道理 不管面臨多大的困境，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堅持的是什么，并且，需要一種為了目標不認輸的斗志，那么一切困難豆漿被你粉碎地一干二凈。)

巴爾扎克是世界聞名的大文豪，可是在他考大學的時候，卻還是個拿不定主意的孩子。他的父親希望他能成為一名律師，因此，他按照父親的意見直接報考了某大學的法律系。

短暫的思念大學生活讓巴爾扎克不斷地成長起來，他的思想隨著歲月的流逝漸漸地發生了改變。畢業的時候，他并沒有從事法律方面的工作，而直接向自己感興趣的文學界進軍。他的這一決定完全激怒了對他寄予厚望的父親，父親認為文學創作等同于不務正業，并威脅他，如果他堅持放棄從事法律方面的工作，那么他生活的一切費用將由他自己承擔。

面對“斷糧“的窘境，巴爾咋可并不在意，繼續堅持自己的夢想，一心撲在文學創作上。也許上天是在考驗這個不停常備教會的孩子，他在踏足文學界的前提撞得頭破血流。不斷被退稿的狀態使得它的生活頓時陷入了困境，生活變得拮據甚至開始負債。再他生活最困難的時候，他只能用白開水的時候擺著幾個寫著”培根“”火腿“等的空盤子陪伴自己，再幻想中狼吞虎咽。

最低潮的時候終于過去了，幾年后，巴爾扎克迎來了自己文學創作歷程的春天。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讓他熬過了最艱難的歲月，那么清看看他在最困難的日子里刻在自己手杖上的字：我不會輸，我要將一切障礙粉碎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