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文化對記者風格的影響--以范長江通訊作品為例

張兵

2011級新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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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對記者風格的影響——以范長江通訊作品為例

摘要

在中國的新聞史中，出現了許許多多令人敬佩的新聞記者，范長江無疑是其中的一位。這些優秀的新聞記者之所以被人記住，除了他們寫下的那一篇篇讓人拍手稱贊的新聞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每個人顯著的記者風格讓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而在記者風格的形成過程中，社會文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范長江的通訊作品在他的新聞作品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些通訊作品無疑很好的展現了范長江的記者風格。關鍵詞： 范長江 記者風格 社會文化

一、范長江生平簡介

范長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內江縣人，他是我國現代著名的新聞記者，也是我國現代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和杰出領導者之一。在中國新聞史上，范長江三個字已經作為一種新聞精神的象征而彪炳于世。

他于1927年初進入中法大學重慶分校求學，同年春前往武漢投軍，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20軍學生營，曾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流落到廣州、福建、江西、安徽等地。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學校。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即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受挫后于1932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3年開始為北平《晨報》、天津《益世報》、《大公報》寫稿。1935年7月以《大公報》記者身分，到西北地區考察旅行，歷時10個月，行程4000余里，首次向全國公開報道紅軍和長征的真實情況，披露國民黨的腐敗和日蔻侵略所造成的嚴重危機，震撼了全國。這些文章于1936年匯集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

西安事變爆發后，他在西安率先報道了事變的真相和共產黨的政策。1937年進入延安，陸續著文報道根據地實況，產生巨大影響。抗戰開始，奔赴前線采訪，寫出大量通訊。1938年3月與徐邁進等人發起創辦中國青年記者協會，團結了一批進步青年記者。1939年初與胡愈之等人在桂林組織國際新聞社總社，向國內外報道了抗日戰爭的真相和黨的抗戰路線。同年5月在重慶由周恩來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抵達香港。與鄒韜奮共同主辦《華商報》。1942年轉入蘇北解放區，任新四軍蘇皖魯新聞學校校長。抗戰勝利后，在南京中共代表團中任職。解放戰爭期間，負責新華社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新華社總編輯，后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1970年被四人幫迫害致死。

二、范長江通訊作品展現出的記者風格

記者風格不是簡單的記者性格的體現，而是在長期的工作和寫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記者本身的成熟、睿智和對待事情的處理態度。記者風格是個人的品位、興趣、修養、綜合素質的集中體現，也是一種穩定的、連續的性格外在流露。優秀記者風格的表現形態有語言個性化、選用文體風格化、注重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化這三種。

《新聞學大辭典》對記者風格是這樣定義的：“新聞學中的風格包括記者的風格和報紙的風格。記者的風格是記者在新聞采訪寫作實踐中所表現出來的個性和特色。諸如獨特的新聞敏感、獨特的視角、擅長的體裁，以及富有個性的駕馭材料、設計導語、開頭、結構、結尾、語言的構造和表現手法的運用特色。”記者風格是整體性和連貫性的總體體現。

范長江的通訊作品，以其獨特的視角，精湛凝練的文人筆法，別具一格的敘事風格而讓人記憶猶新。《中國西北角》《塞上行》等煌煌大作尤其讓人印象深刻。這些旅行通訊不僅將當時人們目力不及的偏僻角落展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將人們心力不逮的人文底蘊述說得頭頭是道，字里行間凝聚著敏銳的觀察與深刻的思考，充分表達著作者對于國家前途的高度關切、對于民族命運的高度關注以及對民生狀況的高度關心的文人情懷。

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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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旅游通訊中，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范長江旅游通訊中開闊厚重的文化視角。盡管作為記者的范長江一路行走艱苦異常，但是作為文人的范長江一路記錄絕非因此而膚淺草率。無論是 《中國西北角》或是 《塞上行》中的旅行通訊作品，還是抗戰爆發后的戰地通訊，都不難看出作者在記錄歷史點滴中一派開闊的文化視角。

其中《蘭州印象》不僅有對蘭州這一西北古城地理氣候等自然景觀的詳盡描述，也有對其歷史經濟政治等人文景觀的具體呈現。《“金”張掖的破產》則從最初的漢代通西域搭筆，筆鋒掃過歷朝歷代的風云變幻，最終落定于民不聊生的現實畫面;繼而在《張掖的破產，是人懶的過?》中，則基于政治與經濟的角度給予考察，并以真實事例與具體數據揭示了 “金”張掖之所以破產的根本原因— —苛政猛于虎。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毋庸置疑的是，范長江的旅行通訊往往集客觀報道、歷史考察、真相探究、政經分析、文化傳播等多種元素為一體，呈現著一種視野開闊、內容廣博、內涵厚重的人文色彩，同時也散發著一種憂國憂民、敢為天下先的文人氣質，必然受到堪稱精英讀物的《大公報》的讀者以及其他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讀者的歡迎。

另外，這些旅游通訊同時還展現了范長江精湛凝練的文人筆法。誠然，范長江的旅行通訊之所以贏得廣大讀者的認同與追崇，主要源于文章所展示的自然風貌與人文景觀乃普通人所目不能及，飽含著新聞學、民俗學、社會學、地理學、人類學、史學以及文化學等等方面的知識信息，能夠極大地滿足讀者求新求知的客觀需求，同時也與其旁征博引、縱橫捭闔、揮灑自如、文采四溢的文人筆法密切相關。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范長江數百篇之多的旅行通訊中，無論是追述史實或是描寫現實，無論是評論時局或是抒發情懷，豐富的人文涵養特別是對漢語言文字的駕馭能力無不躍然紙上，蘊含著一種工整明快清新暢達的書卷之韻，讀來不僅信息飽滿且朗朗上口。

以當代中國名記者而論，穆青的文學底蘊和散文色彩；安崗的政論鋒芒；華山的宏大氣勢；田流的娓娓道來??都是為人們所熟悉的。有的人曾這樣說，某某人的新聞作品，即使是捂上作者的名字，只要讀一讀文字，就可以知道這是誰寫的，這正是說明了新聞作品是有敘事風格的。

范長江通訊的敘事選擇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他把手中的“探照燈”對準社會的各方面，把最能體現時代特色的現實帶到人們的視線之中，選取那些能反映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問題和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使人們能夠觸到時代脈搏，感受到時代的風向標。范長江的西北通訊之所以在全國引起轟動，是因為他選擇和抓住了當時最突出也是最敏感的社會政治問題。范長江通訊除了報道能影響時代的大事之外，還用大篇幅揭露了那個時代特有各種重大的社會矛盾，對社會的黑暗、政府的腐敗，特別對于底層人民生存狀態都作了詳細的敘述。

范長江的通訊作品給人一種沉郁冷峻的敘事基調。當范長江作為旅行記者實地考察他懷有深情的土地時，在目睹黑暗現實、感受大眾疾苦時，他的筆調不會不憂傷、不能不沉郁，甚至有時很激憤，讀范長江通訊作品我們能深切感受到杜甫那種“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沉郁風格。如“滿街皆災民乞丐，蒼蠅撲面，不敢暢口飽餐。有一四十歲左右之老農，攜一四五齡之幼童，至桌前求助，希能給以飽餐。問其來歷，逃災至此。其妻已死，幼孩之足已走破，纏以粗布，勉強隨行。問其去向，則除臨時求施舍延命外，乃無任何去向可言。”

盡管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民族危亡的險境，但是我們并沒有在范長江通訊中感到消沉、絕望甚至頹廢，反而有時覺得洋溢著昂揚斗志和青春氣息，令人振奮、催人奮進。在新聞名篇《從嘉峪關說到山海關——北戴河海濱的夜話》一文中，以這樣的方式結尾：“這時，遠遠的海上，在水光月影之中浮出了一只小艇，接著隨風送來艇上一群青年的歌聲：‘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歌聲與潮聲相合和，雄壯激昂，他興奮的聽著說：‘這

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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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們中國青年的吼聲嗎?’‘是的。’我如此回答。”敘事基調一下子從沉郁轉向了激昂，敘事者以帶感情的筆鋒，使敘事基調充滿了昂揚的氣勢與激蕩的感情，使讀者感受到那救亡歌聲的召喚，不再沉淪，而是奔向抗戰的洪流之中。正是這種沉郁但不失激昂的敘事基調，使范長江的通訊作品猶如洪鐘一般，撞擊出深沉有力的時代回音，吹響了時代的號角！

三、社會文化對范長江記者風格形成的影響

記者風格的形成受到諸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除了自身的主觀因素影響之外，生活背景、時代、地域區別等等方面對記者風格也有些許影響。魯迅說風格“不僅因人而異，而且因事而異，因時而異”。從新聞報道來看，“因事而異”是說新聞事實因其特點和性質的不同，決定了新聞報道的方式和新聞作品的風貌。所謂“因時而異”是指外部的具體時代條件和歷史環境等對記者風格的影響。此外，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不同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心理素質、地域環境等，也會影響到記者風格的形成。范長江的記者風格無疑是鮮明的，獨樹一幟的，從他所寫的新聞通訊中可見一斑。但是同樣的，他的記者風格同樣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在這其中，社會文化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1、幼時教育習得傳統文人氣質

范長江 1909 年 10 月生于四川內江縣田家壩，自幼便隨祖父范延馨習文解字，以求識書達理，小小年紀便背得宋代大家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之類的名句。

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經典名句大多寄托著士大夫階層的理想與情懷，而在優秀文化遺產得以傳承的過程中，這類名句漸次成為中國傳統文人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與自我犧牲精神的真實寫照。身為清末秀才的祖父以此為孩童時期范長江的啟蒙之選，想必不僅僅是因為其 文字淺顯易懂，文句工整對仗，更重要的是欲將其間所蘊含的文人風骨傳遞給稚子。

2、現實環境造就范長江通訊作品獨特的作品風格

正如范長江的夫人沈譜女士所言 :“長江是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感的新聞記者，他的作品是歷史的產物，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忠實記錄，同時也客觀地反映了長江如何在風云變幻的歷史環境中不避艱險地努力探索真理，以及對客觀事物認識的發展過程。歷史的進程是曲折復 雜的，但它又是公正的??”

當時正值日本侵占東三省并欲將魔爪伸向華北腹地，中日戰爭迫在眉睫之際，國民政府對于戰爭顯然缺乏足夠的認識與準備，而國共兩黨之爭愈演愈烈，國內情勢極為緊張;另一方面，中日戰爭一旦爆發，沿海地區難以固守，大后方勢必向西北或者西南地區轉移，而偏遠且閉鎖的西北是否有此擔當，不僅國人鮮有所知，即使是廣聞博記的新聞界也不甚了了。

即使是在這種環境下，范長江的新聞報道歷時長達十個月，行程2000多公里，采訪考察涉及川陜甘寧青的廣大地區。此間，行走并記錄的七十余篇旅行通訊陸續見諸《大公報》之后，中國西北角在國人眼前生動而詳盡地展開——西北地區民生的困苦，川甘青少數民族地區宗教與民族關系現狀，河西走廊的自然與人文景觀等等。同時范長江首次以寫實的筆法真實客觀地向讀者報道了有關紅軍長征的消息，一時，震動全國。范長江堪稱壯舉的西北之行，既源于歷史記錄者的職業驅動，同時也出自憂國憂民文人情懷的有力支撐。惟此，范長江的旅行通訊中不僅有對一時一地的真實而客觀的摹寫，同時也流露出十分鮮明的文人氣質與文化情懷。而這些文人氣質與文化情懷，正是范長江記者風格的突出表現。

四、總結

如上可見，《大公報》特邀記者范長江在行走與記錄的歲月里，不僅將 20 世紀 30 年代中國社會真實可感的印記訴諸之文字，凝結于書香，留傳于后世，同時也將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納入視野，引經據典恣意揮灑，旨在使現實圖景更趨清晰可信，歷史性記錄更飽滿厚實，最終以盡職業記者之責任，不負優秀文人之使命!

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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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1234

第二篇：伊斯蘭教對民族教育的影響_以臨夏回族自治州為例

《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期末考察

2011級會計2班 馬成祥 P112315719 伊斯蘭教對臨夏回族教育的影響

伊斯蘭文化是一種具有明顯宗教特征的文明體系，它既是一種意識形態，又是一種文化現象和社會生活方式。伊斯蘭教教育作為伊斯蘭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完整的理論體系。求知和終身教育構成了伊斯蘭的教育觀，成為伊斯蘭教育的指導原則。客觀地說，伊斯蘭教教義鼓勵求知、崇尚教育、尊重教育的實踐者。但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伊斯蘭教的積極教育理念并沒有被完全實踐，在有些地區的某些時期伊斯蘭教曾被人們歪曲，從而也嚴重地阻礙了穆斯林民族教育。

一、當下伊斯蘭教對臨夏民族教育的影響

解放以前臨夏回族對漢文化抵觸情緒很嚴重，回族子弟很少上學念書，回族教育落后，文盲充斥，而當時一些回民寧愿將子女送清真寺念經，而不愿進漢族辦的學校，當時的穆斯林群眾持有“學習漢文化等于隨了漢教”，“越念書離教門就越遠”等錯誤的觀念。馬福祥、馬步芳當時很重視回民教育，在甘肅、青海、寧夏辦了許多學校，回漢學生兼收，但回民家長送孩子上學的積極性不高，馬步芳曾強令回民家長必須將自己家兒童送學堂上學，于是一些家長出錢雇漢族兒童替自己家孩子念書。解放以前伊斯蘭教的確對回族教育影響很大，解放后國家法律規定宗教不得干預教育，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臨夏穆斯林到外地經商的人越來越多，體會到沒有文化在外面寸步難行，主動把孩子送到學校來念書。廣河是全國穆斯林人口占比例最高的一個縣，這幾年廣河考取大學的學生最多，有的考取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許多家長把孩子送到臨夏、蘭州、會寧等地高中上學，因為這些地方教育質量高，現在臨夏學習好的學生家長都全力支持上高中。

臨夏回民中學校長馬建軍認為，現在臨夏伊斯蘭教對民族教育不但沒有影響，而且還有促進作用，臨夏經濟文化越發達的地方，宗教對民族教育的促進作用就越大一些。新華寺阿訇講臥爾茲時經常講文化知識的重要性，鼓勵教民學習漢文化，要求家長將孩子送學校念書，并且要上大學、讀碩士、攻博士，阿訇還講什么是人才，有知識的人是人才。阿訇的講話影響很大，現在臨夏中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在98%以上，沒有上學的都是少量殘疾兒童。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沒有實質性沖突，一個合格的穆斯林也是一個好公民，信教虔誠的穆斯林很少有犯罪的行為。如廣河縣回族青年犯罪率較高，公安局長希望當地開學阿訇在規勸回族青年走正道、減少犯罪方面起一定作用。阿訇講，“經常進禮拜寺禮拜的人不犯法，犯法的人不進禮拜寺”，這也說明宗教對維護社會穩定、減少犯罪也有積極作用。伊斯蘭教是非常重視教育的宗教，《占蘭經》〈圣訓〉)等經典許多地方談到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對教師的尊重，對教外有知識人士的尊重。只有對伊斯蘭教有深入了解，才知道伊斯蘭教是重視教育的宗教，一知半解者才產生錯誤認識。臨夏州各界人士已經普遍形成重視教育的風氣，不重視教育的領導是不稱職的領導，不重視教育的家長是不負責任的家長，不重視教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臨夏市絕大多數阿訇、知名人士、門宦負責人，對發展民族教育非常關注，并在實際行動中配合政府做了許多事，如白莊門宦負責人馬進成個人出資征地，創辦白莊小學，正式創辦后由政府接管。胡門門宦馬國泰，張門門宦張明義，穆夫提門宦拜玉芬、張志祥等出資辦教育，并擔任名譽校長，為貧困學生資助學費，推動了臨夏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9(%以上宗教人士支持教育事業，他們不但動員本坊穆斯林將孩子送學校讀書，帶頭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蘭州等外地求學，希望能考上好大學，為廣大穆斯林樹立了學習漢文化知識、重視教育的榜樣。每年兩代會上，宗教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所提議案和發言，首先談到的是教育。另外，改革開放致富的一些回族人士首先想到的是辦教育，馬效忠、馬進效自己捐款，同時動員回族企業家捐款，創辦了木場幼兒園。

二、臨夏伊斯蘭教界辦教育的幾種模式

自改革開放以來，臨夏除了國家辦的教育外，又出現了民間辦教育的熱潮，可歸納為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已在臨夏市內外推開，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應，甚至在全國穆斯林社區產生影響。

(一）臨夏中阿學校模式

臨夏中阿學校是宗教人士于1977年2月創辦起來的一所民辦學校。創辦初期設有男女兩個教學部，動員回族失學女子入學，并對中國傳統經堂教育方式進行嘗試性改革。在課程設置上，除阿拉伯語外，又增加了漢語、歷史、地理、體育等現代課程。在招生上不受地域、民族限制，學生包括來自全國各地的穆斯林青年，這些穆斯林青年學子大多是高中、初中畢業后不能繼續升學，又找不到合適職業，因臨夏中阿學校入學門檻低、學費低，于是轉向臨夏中阿學校學習。中阿學校開創了學校“董事會”的管理模式，使學校可以持續、健康發展。1989年8月經臨夏市文教局上報州教育局同意，正式批準成立了“臨夏中阿學校”，學校性質為職業技術學校，至2005年，已畢業的學生共約2700人。

臨夏中阿學校的開辦，適應了廣大穆斯林群眾對學習阿拉伯語和伊斯蘭知識的渴求，在國內穆斯林中產生了很大影響。中阿學校的學生經過幾年學習，能熟練運用阿拉伯語會話，許多阿拉伯語學校畢業的學生在我國與東南亞及阿拉伯國家經濟貿易中充當翻譯角色。阿拉伯語學校的出現體現了新時期民族教育發展的多元性及適應了廣大穆斯林群眾對發展民族文化迫切性的要求。

過去經堂教育反對學漢語，培養出來的人看不懂報紙、雜志，無法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和法律法規，經堂教育培養的大多數滿拉只會誦讀《古蘭經對現代阿拉伯語讀、聽、說一概不會，所以經堂教育培養出來的滿拉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伊斯蘭教內部不團結，各教派門宦之間及其內部矛盾重重，中阿學校注重素質教育，教育學生擯棄教派門宦之間成見，培養‘經漢兩通’的新型人才。近千年來清真寺不重視女子教育，這種觀念還延續到現在。中阿學校為求知的穆斯林女性提供學習機會。

臨夏中阿學校開創了我國民辦民族教育的新模式，這種教學模式即照顧到穆斯林青年對阿拉伯語和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學習熱情，又以社會對人才需求為導向，加強技能培訓，打破了數百年來阿拉伯語只作為穆斯林群眾進行宗教活動或阿訇誦讀《古蘭經〉〉時的專用語，而是作為一門外國語言來學習。中阿學校從教師知識結構、學校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及教學設施方面向現代正規大學靠近，它不僅為中考和高考失利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再學習機會，也減輕了國家在教育資源和就業方面面臨的巨大壓力。近年來從臨夏中阿學校畢業的學生有的進入國內一些大學繼續深造，有的出國前往馬來西亞、泰國、埃及、伊朗、巴基斯坦、敘利亞、也門、突尼斯等國留學，有的被國家政府部門錄用為公務員在宗教局工作，有的進入各類學校包括經學院任教，有的在各省、市、縣伊斯蘭教協會工作，有的擔任清真寺教長，主持一方教務，如早期畢業的藏族穆斯林學生牙古現任拉薩市清真寺教長，并任全國伊斯蘭教協會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委員。有的前往外貿經濟發達的義烏擔當阿拉伯語翻譯，起到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經濟貿易的橋梁作用，有的在商品經濟大潮中經過數年拼搏創辦中介公司、逐漸成長為企業家。

(二）臨夏木場幼兒園與和平小學模式

1993年回族穆斯林馬進孝先生為了改變當地穆斯林幼兒教育落后現狀，借用臨夏市木場清真寺的房屋創辦了民辦的“臨夏木場幼兒園”，還成立了幼兒園董事會，緩解了當地幼兒園數量少、學前兒童入學難的問題。馬進孝先生聘請臨夏師范學校的教師作為幼兒園兼職老師，又出資培訓幾位回族女高中畢業生成為專職教師。幼兒園使用國家統編教材，本著“家庭、社會、學校三結合”的教育模式開展工作，當時入院幼兒有200多名。至1996年因臨夏市人口增多，開始出現幼兒升小學難的問題，馬進孝萌發了再辦小學的想法，由于條件不成熟，未能辦成。1997年在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馬進孝終于辦起了小學，招收學生以外來臨夏打工、經商等個體戶的子女為主，第一次招收了20多名小學生。學校命名為“臨夏市和平小學”。2002年第一屆小學生畢業，基本都升入初中。現在和平小學在校小學生580余名，幼兒園學前兒童300余名。

臨夏木場幼兒園創辦以后，在臨夏市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應，有識之士先后投資創辦幼兒園25所，解決了幼兒教育和入園難的問題，也促進了臨夏初等教育發展。據臨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2005年的統計，全州共有幼兒園52所，其中公辦幼兒園18所，民辦幼兒園31所，民辦幼兒園中，僅臨夏市就有25所，得到當地教育部門的充分肯定。我們在調研時也有人反映，因一些幼兒園和小學為穆斯林所創辦，認為在教學中有宗教內容，有宗教干涉教育傾向。但大多數群眾認為民辦小學和幼兒園管理規范，嚴格按照教學大綱進行課程設置和管理。同時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在這些穆斯林創辦的幼兒園和小學中就讀的有大量漢族子女，可見上述干涉之說并不存在。

(三）新華寺業余學習班模式和下二社清真寺教育模式

新華寺業余學習班是由馬海平先生創辦的。馬海平，男，回族，臨夏市人，小學文化程度。1958年小學畢業后經營小本生意，1965年至1980年用毛驢車搞運輸，掙些運費，維持生計。他從多年的低層社會生活中充分認識到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難處。1986年馬海平在臨夏市北大街借了幾間民房辦起學習班。他利用晚上的閑余時間，招收一些有學習伊斯蘭教知識和阿拉伯語愿望的老年人、個體經營人員，一方面教阿拉伯語拼讀，一面教《古蘭經麵讀和一些基本的伊斯蘭教知識。以提高這些人的文化素質和宗教素質，使他們成為一個有文化、懂法律、懂宗教知識的公民。隨著參加業余學習班的人員越來越多，他征得臨夏市伊斯蘭教協會同意，在市伊協會議室召開開學典禮。學習人數最多時達到100余人，由于教室狹窄，他又與新華寺協商同意后，把業余學習班搬到了新華寺。業余學習班一直堅持每天晚上學習一個小時，既不影響工作，還能學到一些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知識，深受廣大穆斯林群眾的歡迎。馬海平還邀請臨夏州禁毒委在清真寺開展禁毒宣傳；聘請民族宗教部門的領導講黨的民族宗教政策;聘請黨校的老師講民族史;聘請企業家講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通過清真寺業余學習班使他們成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新華寺業余學習班開辦以來，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廣泛影響，臨夏市內的一些清真寺和外地一些清真寺也辦起了業余學習班，新華寺經常接待云南等地穆斯林參觀學習。

現今臨夏的經堂教育主要是清真寺教育，清真寺的經生規模不一，規模較大的可達100多名，招生范圍也較廣。以下二社清真寺為例，2006年其在冊學生81名，來自寧夏的有8人，來自甘肅的有40人來自新疆的有17人來自青海的有12人，其余來自河南、陜西、安徽和上海等地。經生的民族成分除回族之外，有數量不少的撒拉族、東鄉族、保安族。其招生對象是年齡在16歲以上、初中畢業、身體健康、品行端正的穆斯林男性青年。開設課程有：古蘭學、經注、圣訓、圣訓學、信仰學、信仰學原理、教法學、教法學原理、道德修養、邏輯學、伊斯蘭教史、宗教學、宗教學原理、阿拉伯語、漢語、英語、計算機。學制為5年，畢業后由清真寺或推薦到其他清真寺任教，或推薦去國外留學。

當下在臨夏地區取得一定成績的民間力量辦學的幾種模式，都有宗教人士在積極參與，在穆斯林地區宗教界人士往往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大多具有愛國愛教的傳統。我們一方面宗教人士首先認識到了發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民族教育，另一方面要發揮宗教上層人士的權威作用，教育、引導廣大穆斯林群眾關心教育、重視教育、正確看待國民教育。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穆斯林民族教育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不少穆斯林有識之士相繼投資于教育，充分反映出穆斯林民族求知上進、力圖發展的愿望，這些都是穆斯林民族教育發展的有利條件。

第三篇：營業稅改增值稅對企業影響以房地產企業為例

營業稅改增值稅對企業的影響 摘 要 隨著我國的經濟建設步伐逐漸加快，我國加大了對自主創新這一環節的重視程度，號召企業及相關部門都要深化改革，積極創新，因此，國家原有出臺的很多政策都不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比如像原有的兩稅并行的稅收制度就不再符合當前我國的國情，因此國家提出了新的稅收改革制度，提出了營改增的稅收制度，以便符合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推動我國經濟健康以及快速的發展。本文通過對營改增進行了基本論述，以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為例，對建筑企業的影響進行分析，提出了對策與處理方法，給大家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關鍵詞：營改增；

建筑企業；

影響 營業稅改增值稅對企業的影響---以房地產企業為例 在我國，建筑企業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先導產業與基礎產業，對于我國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不過這個行業利潤十分的微薄，和它對我國社會的重大貢獻來說是十分的不符的，導致了很多的權責不分明以及工程的責任關系不明確的問題，在生產中還存在偷工減料的現象，尤其是一些嚴重的豆腐渣工程，嚴重的破壞了建筑企業在社會大眾人們眼中的良好印象，同時也阻礙了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其中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第一，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制度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其實還不完善，也還不成熟。第二，營業稅與增值稅一同征收，導致建筑行業存在重復的征稅問題，且問題日益明顯，社會經濟效益低下，利潤也很微薄。所以，建筑行業想要在目前的情況下提高利潤，提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增大稅制改革的影響力，就要降低賦稅壓力，壯大自己的實力。所以，營改增一定程度基本上都能滿足這些需求。本文也是順應營改增這一稅制改革的發展趨勢，為了給我國建筑行業在應對營改增體制改革方面上提供一些借鑒的經驗，本文便以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為主要的分析對象，以目前經濟大環境下在建筑行業稅制改革上的一些重點環節的現狀的描述為基本點，來詳細的分析我國建筑企業在面對營改增稅制改革時在管理的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相關的管理對策。

一、相關理論概述（一）營改增概述 1.營改增的基本論述 營改增就是將傳統的營業稅收改為征收增值稅，是國家的一項減稅措施，通過只對一部分產品以及服務進行征收稅費。現階段，由于建筑企業長期要繳納巨額的稅務，給建筑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國家為了推動建筑企業的發展，減輕他們的稅務壓力，我國加大了稅收制度的改革力度，在稅務改革的進程中，在試點改革的地方積極地推進營改增制度，從而有利于建筑企業自身的發展，并推動建筑企業的優化轉型，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速度，推動我國經濟結構的改革進程。

2.兩種稅的區別 增值稅與營業稅相比較有很大的區別，雖然兩者都是商品的流轉稅額，但是增值稅和營業稅的繳納方式和繳納的稅額數量都有著很大的不同，對經濟的影響也不同，傳統的營業稅是通過對營業額與稅率的乘積進行計算，并且稅率對建筑企業是固定不變的，而對增值稅來說，它等于合同額與稅率的乘積，對于建筑企業的稅率也不相同韋冬燕，徐全林.“營改增”對建筑行業的影響與對策研究[J].建筑知識，2017，(15)：151-152.。

（二）建筑企業營改増的必要性 1.建筑企業營業稅與增值稅并行使增值稅抵扣鏈條斷裂 目前，我國增值稅的對象是在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

營業稅的征稅對象是在境內提供非增值稅應稅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或者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鋼材、砂石料等建筑企業施工所需的材料屬于增值稅的征稅范疇，而建筑勞務、裝飾、裝修等勞務屬于營業稅的征稅范疇。建筑企業的同一項活動涉及到兩個稅種，在實際操作中，建筑企業購買材料交付的增值稅款不能在下一環節抵扣，作為工程價款的一部分，而工程價款又作為建筑勞務活動繳納了營業稅，這就構成了重復交稅，加大了建筑企業的成本，阻礙了建筑企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2.建筑企業營業稅稅負不公平 對于建筑行業來說，在銷售貨物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提供勞務，也就會導致混合銷售出現稅負不公平，這是行業自身的特殊性所帶來的。在《營業稅實施細則》中就有相關的規定，建筑行業的企業在既提供相應勞務又銷售企業自產的商品的時候，應分開核算企業應稅勞務中的營業額與銷售額，所以在應稅勞務繳納稅款時也要分開繳納，銷售產品的部分應當繳納增值稅，而對于其他的混合性銷售部分則應當按全額進行繳納營業稅。簡單來說就是只要是銷售自己生產的貨物，就能夠抵扣對應的的進項稅額，而其他銷售自外面購進的建筑材料，就需要在負擔對應的增值稅之后還要繳納相應的營業稅，那么很顯然銷售自己生產的貨物與銷售購進的貨物所負擔的稅收是不一樣的，也是十分不公平的；

因為這就將會使得建筑企業在對外交易的時候只使 用自己生產的材料，對于外面市場上更多的先進材料將會產生很大的阻滯，那么對于建筑行業的長遠發展來說是極其不利的，同時也不利于建筑行業在產品質量上的更新與發展。

（三）建筑企業實施 “營改增”的意義 我們可以看出“營改增”就是國家為了調整經濟結構而采取的相關改革，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可以更好的降低各個行業之間因為稅收制度要素規定的不同而產生的行業間實質性賦稅的差異，從而更好的體現稅收政策上的公平性；

與此同時，營業稅在進行征稅的時候主要采用的是全額征稅政策，由于不能抵消上一個流程的稅額，因此存在著嚴重的重復征稅問題，從行業的分工程度來看，專業分工越細致的行業所存在的營業稅重復征收的問題就越嚴重，所以長此下去將必定會阻礙整個行業在專業分工方面的實施，不樂于企業經濟的發展，然而增值稅卻可以從理論上解決目前存在的這一問題劉鵬宇.“營改增”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2017.；

主要是因為增值稅在進行征收時必須以增值稅發票為主要依據，這樣便可以讓國家能夠更好地針對目前的產業鏈條實施掌握，以此來減少偷稅漏稅的問題。由此可見，營業稅改增值稅對引導我國的經濟發展與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來說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總的來說“營改增”對于建筑行業的發展仍然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的。首先，營改增對于我國規范建筑行業的市場競爭秩序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其次，營改增可以有效的解決目前重復征稅的問題，能夠使建筑行業在國內外市場規模的拓展道路上快速提高建筑企業的水平。我們站在投資者的角度來看，營改增是能夠減輕稅負的，同時還能縮減大量費用，提高企業的營業利潤，擴大企業的投資規模；

我們再站在消費者角度來看，營改增能夠減低勞務的價格與商品的稅額，有利于促進消費，如此便能夠促進建筑行業擴大自身的市場規模。營改增能夠讓出口退稅有原本的貨物貿易往現在的服務貿易方向拓展，由此形成出口退稅的深化效應。

二、“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影響（一）公司基本情況 1.公司簡介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于1997年6月28日在注冊成立，公司主要經營建筑工程施工三級，最初的注冊資本為125萬元人民幣。是一家以房屋建筑承包、各類工程項目承包、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和市政勘察設計為主要業務的企業，如今已經發展壯大成為了房地產企業中的佼佼者。

2.盈利情況 表1 2013年－2016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利潤表 單位：億元 項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營業收入 6.22 7.92 9.12 9.36 營業成本 4.61 5.85 8.04 8.43 營業稅金及附加 0.41 0.54 0.66 0.68 財務費用 0.15 0.13 0.15 0.23 管理費用 0.13 0.17 0.16 0.20 資產減值損失 0.01 0.05 0.04 0.13 營業利潤 0.15 0.19 0.33 0.12 利潤總額 0.15 0.17 0.32 0.11 所得稅 0.04 0.06 0.08 0.05 凈利潤 0.12 0.14 0.25 0.10 由上表1的數據可看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2013-2015年營業收入平均増長率基本上在20%-30%之間波動，但是2015年到2016年的増長率卻僅僅只有2.6%，由此說明在建筑行業2016年中企業的經營情況不是很樂觀，通過計算2013年-2016年的營業利潤率來看依次為1.32%、1.14%、1.76%、0.57%，通過上述數據可知建筑企業前三年的發展都還比較穩定，到2016年利潤率大幅下滑，連1%都不到，企業的盈利能力處于惡化下滑的狀態。但是從整體來看好企業的其他各項費用都還保持著處于増長的狀態，利潤總額沒很明顯的變化，從而自義定程度上壓縮了企業的利潤成長空間趙翔宇.“營改增”對A建筑公司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沈陽工業大學，2017.。

3.納稅情況 有下表2.2中的數據來看，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主要繳納的稅種集中在營業稅及附加上。就2016年全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累計繳納的稅額就有6003.58萬元，實際上交5493.50萬元。其中營業稅就達到了4429.06萬元，占到了公司全年總納稅額的74%；

企業所得稅597.67萬元占公司全年總納稅額的10%；

城建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總計520.2萬元，占全年總納稅額的8.7%。

表2 2013-2016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應繳稅費表 單位：萬元 稅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營業稅 2112.36 2973.17 3579.65 4429.06 資源稅 0 0.13 23.69 35.70 城市維護建設稅 196.21 231.28 278.56 300.65 教育費附加 114.07 148.37 186.98 219.55 企業所得稅 396.61 528.57 787.98 597.67 其他 48.87 110.33 232.82 420.95 由上表2的數據可看出，企業主要繳納的稅種為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企業所得稅這四種，這四種繳納的稅額總計占到了全年稅收總額的90%以上，當然營業稅還是最主要的組成主體，單項納稅就占到了74%。

（二）“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稅負變化的影響 1.商品混凝土等材料可能會增加企業稅負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時所購進的主要材料（如水泥、鋼材、沙料、石材等），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從哪些大企業處購進來的，因此能取得相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所以能夠用于進項稅額抵扣；

但是在他們在施工中用到的混凝土和一些其他的材料，在進行稅款的抵扣時是不符合抵扣的規定的。混凝土（只指以水泥為原料生產出來的混凝土）、建筑施工和生產用到的建筑材料（如砂、土、石料等），都是通過公司自己采掘出來的，以此用這些材料來生產建筑所用的磚、石灰、瓦等材料。但是這些產品，基本上都是工程項目中十分重要的材料，在工程造價中占據的權重比例很大魏迪狄.“營改增”對建筑企業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廣東財經大學，2017.。假設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購進上述材料時可以取得相應的增值稅發票，那么就可以抵扣掉 6%的進項稅率，然而建筑企業增值稅平均銷項稅率基本上在11%，也就是說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買進以上材料將會增加5%的納稅成本，進而增加了偉廈公司的實際納稅負擔，擠占利潤的成長空間。最關鍵的是現在生產混凝土的企業還在使用以往的普通發票，導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買入混凝土時也不能進行稅款的抵扣。

2.新近購置固定資產少的企業稅負可能增加 建筑企業實施“營改增”后，如果企業原來已購進的固定資產多，或者因企業自身生產經營狀況等各方原因新近購置固定資產少，就會導致在銷項稅款一定的情況下造成可以抵扣的增值稅進項稅款小，從而造成應繳納稅款大的情況。企業由于自己施工設備少而需要由外部承租機械設備時，由一般納稅人企業的動產租賃公司租賃設備，可取增值稅率為17%的專用發票進行稅款抵扣。如果由小規模的動產租賃公司租賃設備，取的發票不可抵扣。新的稅制改革將對施工設備租賃業的生存和發展是一種挑戰。租賃業現有資產沒有增值稅進項稅，而租賃收入產生的銷項稅，因沒有可抵扣稅款，將承擔17%的高額增值稅稅負。目前租賃業利潤率普遍較低，租賃企業在無利可圖的情況下，必然放棄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轉為小規模納稅人或個體戶，只繳納3%的增值稅。一旦租賃業轉為小規模納稅人，施工企業可抵扣的進項稅額將勢必減少，從而加大施工企業實際納稅額，增加建筑企業稅負。

3.可能增加建筑勞務費稅負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中進行施工的人工勞務費所占據了總建筑工程造價的25%左右，但是工人們基本上都主要來自于那些較為專業的建筑勞務企業和一些相對零散的農民工。我們綜合來看，那些建筑勞務公司作為整個建筑行業的組成部分，為那些施工企業提供專業的建筑勞務人員，所獲得的勞務收入需要按11%的額度繳納增值稅，但是沒有多少能夠進行進項稅額的抵扣。而那些勞務公司基本上都是微利企業，如果還要承擔這么沉重的納稅壓力的話，勢必走向破產，或者是將一部分稅負轉嫁到勞務服務的對象上去。除此之外，臨時工提供那一部分勞務產生的人工費，也是不能開具增值稅發票的，從而也無法抵扣進項稅額，將會大大增加建筑施工企業在人工費用上的負擔 王麗艷，欽婷婷.“營改增”對建筑企業的影響與對策分析--以重慶建工集團為例[J].價值工程，2017，(13)：25-27.。同時施工企業還有一部分的工地管理人員的工資也不可以進行稅款抵扣，一樣會增加企業的納稅金額。

4.財稅核算現狀可能會導致稅負增加 其實施工企業和傳統生產制造企業相比，他們在業務模式以及客戶類型上存在的差異較大，畢竟施工場地基本上分散在全國各地，所以進行相關材料的采購區域及材料的供應商也因此比較分散，再加之現場的人員不是很多、交通也十分的不便，因此每筆采購業務都必須根據現行增值稅發票的相關管理模式來開具對應的增值稅發票，不及如此，材料發票的數量還十分的龐大，從而對于發票的收集、整理、審核等工作難度都很大、花費的時間也很長。按目前現在實行的稅法制度規定，相關的進項發票需要在180天內全部認證，可見其工作的難度有多大。因此往往會因為各種條件影響造成發票在取得和認證時不及時，進而使企業的進項稅減少、可能導致企業稅負的增加。

（三）“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運作方式的影響 1.“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財務人員的影響 目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是采用營業稅稅收制度體系，造成企業財務人員對增值稅的相關理論和政策比較陌生，更對實際業務操作提出了挑戰。增值稅的賬務處理與現行營業稅的記賬方法不同，“營改增”后會影響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財務報表的數據結構，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財務管理造成影響。“營改增”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必須積極組織相關財務人員學習增值稅的相關理論和政策，做好培訓工作，培養專業的稅務人才，設立相對獨立的稅收核算及管理部門，做好應對“營改增”的準備工作張佳倫.“營改增”對建筑企業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云南財經大學，2017.。

2.“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預算編制的影響 增值稅其實就是屬于價外稅的，在目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相關的招投標編制制度中，基本上編制目的并是不很明確；

在編制標書的時候也很難精準的預測到在實際施工時能夠得到多少的增值稅用來進行進項稅額的抵扣，從而將進行投標工作時所做的工作變得更加的復雜了。

3.“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合同選擇的影響 在增值稅中，用來購買材料以及相關機器設備的費用可以通過獲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來進行相關進項稅額的抵扣。在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實際操作中，因為公司存在承包和分包的現象，而且分包商也不統一參差不齊，甚至還有一些連基本的會計核算體系都還沒有健全，所以經營部門在進行分包合同簽訂時一定要認真考慮其能不能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采購部門也必然優先選擇那些具有開票資格并能夠在一定的期限內開局增值稅發票的供應商，將稅負合理地轉嫁，以此減輕企業自身的負擔。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材料采購的數量一般都很大，實施了營改增之后因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可以通過得到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來抵扣進項稅額，所以能夠釋放出去一部分的利潤。眾所周知建筑行業是一個以勞務輸出為主的這樣一個行業，因此能夠將釋放的這部分利潤更好地發揮在員工管理、勞務薪酬、工程質量等方面的改善上，以此進一步提高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在進行“營改增”之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不單單只有財務部門受到了影響，與此同時在繳納的方式以及相關的會計核算上也發生了改變；

對于整個公司的管理來說是一項艱難的挑戰，不僅如此，在對于供應商的選擇、是否實施主輔分離、或者是否業務進行外包等多個方面都需要進行慎重的思考，也要提出更嚴格的管理要求，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必須建立和完善納稅管理體系。

三、中都建筑工程公司應對 “營改增”的措施（一）從思想上主動接受 “營改增” 想要在心理與精神上無抵觸地接受“營改增”體制的轉變。首先，我們對其需要有深刻地理解，要清楚的知道營改增對于我國來說是宏觀層面的重大事件，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需要積極的與之配合。從體制轉變的出發點來說，“營改增”這項政策也是國家想要完善我國的稅收制度，避免進行雙重征稅，以及減輕企業稅負而采取的政策。換個角度從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自身出發，需要企業積極配合，將這一政策更好的落實。其次，當下我國建筑企業的管理上還是以粗放型管理為主，所以根據營改增的變化要求，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所得稅的征收方面，可能是有所加重的，但是對于這部分稅負只要能夠提高企業自身內部的管理力度，進一步提高企業內部管理水平，就能夠更好的解決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產生的上述問題。

（二）做好納稅籌劃工作，減輕企業稅負 “營改增”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能夠有效減輕企業的稅負，但是要適應“營改增”政策也需要建筑企業做好相應的納稅籌劃工作，以便制定好語氣納稅方案，確保建筑企業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進行納稅籌劃工作中必須先要對“營改增”政策進行全方位的解讀，了解政策中的優惠條件，盡可能幫助本企業節省成本，實現企業效益的提高。此外，在納稅籌劃中，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還需要以長遠的眼光看問題，保證企業的長遠利益，結合“營改增”政策促進企業的長期發展。

（三）優化內部管理層級，合理開展稅收籌劃 一般來說，小規模納稅人的經營規模都比較的小、資金結構上相對較為薄弱，因此這種力量弱小的本質將導致小企業在經營過程的各方面管理與業務處理上顯得散亂、不規范。所以說全面實施營改增，對于小企業市場發展的將是一把雙刃劍，不管是從企業的管理上看還是在稅收的征納方面都有很大的影響。

對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而言，想要要加強企業的財務人員以及市場人員對于增值稅發票的認知就必須藥進行相關知識的培訓，以此來避免由于增值稅發票問題而產生的各類問題。與此同時，財務人員自己也必須認識到自身的問題，保證自己的知識水平與目前現行的國家財務、稅收制度是一致的，同時與國家新出臺的相關財會規定要熟知和了解，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更精準、更全面的財務信息。再者，這次改革也給企業的稅收制度的革新帶來新的機遇，以此制定出更加適合自己企業的納稅對策以及繳稅的方式，以此避免產生部分資金不必要的流出。例如企業在進項稅額以及銷項稅額等方面采取合理的規劃與控制，嚴格按照《增值稅暫行條例》中的相關規定對不同進項發票來源進行慎重的審核。企業對發票的管理制度也必須遵守企業自身的財務管理規定，針對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的相關規定，企業也應當靈活的選擇。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還應設置一個統一的管理部門，專門管理施工設備、建筑材料、勞務等工作，在采購環節嚴格把關，尤其是供貨商的資質，在與其簽訂合同時能夠盡可能的使其進項稅額抵扣，達到降低負債總額的目的。

（四）改進企業會計核算，加強企業管理 “營改增”政策對于建筑企業的影響較大，這種影響不僅僅表現其企業的長期發展上，還表現在企業的具體管理上，尤其是企業的財務管理上。“營改增”政策對建筑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內容、形式和方法等均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例如，“營改增”政策下建筑企業的會計核算方式發生了變化，進項稅額、銷項稅額等發生了變化，計稅方式發生了變化，納稅籌劃中應該要考慮的內容和抵扣項等也發生了變化。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財務會計人員如果依然采用過去的財務會計方式進行核算和預算，將會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法律危害。因此，新時期建筑企業的財務會計人員必須要就“營改增”政策的有關內容進行透徹得了解和分析，準確把握新時期納稅的內容和國家對建筑企業納稅的要求，把握正確的財務預算和核算方向。此外，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還需要加強對專業技能的培訓，學習新的計稅方式和方法，以提高會計工作的質量和效率。因此，建筑企業需要加強對財務會計人員的培訓，提高人員的專業素質，保證“營改增”背景下企業的財務管理質量，利用“營改增”政策的優惠幫助降低企業的稅負，促進企業的更好發展。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要急劇加強其稅務管理力量，適當的建立和健全企業內部相關的稅收核算工作機構，對于稅務管理相關工作人員的數量可以適當補充。

四、結語 建筑企業“營改增”是行業改革的關鍵點。同時也只有建筑企業開始納入“營改增”之后，房屋建筑物的抵扣才能夠變得順理成章，進而才能進一步改善我國目前增值稅制度，促進我國稅制的改革。

“營改增”的施行，能夠為各類企業創造出公平的稅收環境，使它們能夠在公平的平臺上更好、更充分地競爭。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稅收負擔的改革特別突出了其調節資源配置和進行宏觀指導的作用。對于企業來說，通過“營改增”實現降低稅負，能夠在短期內降低運營成本，刺激企業更多的購買應稅服務和勞務，改善甚至購買新的不動產。“營改增”有利于推進企業的內部管理和改革，加強企業對經濟核算的重點關注和對稅法的透徹理解，從而提高企業的稅收合法、合規性。

建筑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對其實施“營改增”改革是我國稅制改革的關鍵點。

作為第二產業，建筑企業存在很多與其相關聯的上、下游行業，因此，只有將建筑企業放在“營改增”改革的浪潮中，才能充分發揮增值稅的中性作用。本文選取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在收集整理公司2013-2016年的財務報告數據資料的基礎上，通過數據測算、比較分析，理論上得出了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施行“營改增”改革后稅負下降的結論。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繳納增值稅雖然能夠降低稅負，但對公司的管理水平要求很高。實施“營改增”之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增值稅稅制管理下存在諸多不適應性。本文分別從這四個方面深入分析了“營改增”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影響，并為該公司提出了“營改增”改革的應對策略和改進的建議。

建筑企業“營改增”初期，由于公司對增值稅政策掌握不充分，處于迷茫狀態，盡管經過理論上的測算，公司在“營改增”后稅負會下降，但由于進項抵扣等因素，實際與測算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要加強人員培訓，使相關人員盡快系統、全面地掌握增值稅新政策，從而能夠充分利用國家在過渡期提供的優惠政策，使公司盡快適應新的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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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旅游交通對旅游業發展影響-以張家界為例

一、旅游交通在旅游業發展中的地位分析

(一)交通在旅游業發展中的功能

旅游業已成為增強區域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崗位的最活躍力量,而交通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先導產業,是旅游業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對旅游資源的開發、旅游服務質量的提高等都具有重要意義。西部地區交通發展的滯后,已經成為當地旅游產業快速發展的瓶頸。旅游功能結構系統包括三部分:旅游客源地,主要是現有及潛在的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主要是旅游直接服務商;旅游交通,主要是交通設施及服務等。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其中旅游交通作為旅游通道的物質主體,是連接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的重要紐帶,是完成游客、信息在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間的流動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旅游交通對旅游客源地與目的地空間相互作用的產生及旅游客流的實現與促進等,都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二)交通是旅游業的重要組成

旅游交通業是旅游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游客在旅游活動中的主要時間和費用消耗,并與旅行社業、旅游飯店業共同組成了狹義旅游業的三大支柱。交通耗時是旅游的主要時間消耗。交通耗時雖與所選交通方式及其交通條件的質量及服務水平的高低有關,也因旅游線路和內容不同而異,但占旅游總耗時比例相當大。特別是我國西部地區,由于交通設施不發達,游客到達這些地區需花費大量的時間。交通費用是旅游的主要費用消耗。盡管交通支出由于所選交通方式不同、服務水平高低等原因會有差異,但對長途游客來說仍然是所有食、宿、行、游四大項支出中比例最大的一項。旅游交通業已經成為我國旅游收入和旅游創匯的重要來源。據相關統計資料,近年來旅游交通收入在旅游外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以上。以張家界為例,旅游外匯總收入中交通收入的比例一直在27%以上,最高年份甚至達到了40%以上。(三)交通對旅游業的促進與制約

交通作為旅游活動中時間和費用消耗最大的一項,是消費者在旅游目的地的選擇中的主要影響要素,進而會影響到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整個旅游產業的發展。交通的便利與否直接影響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選擇和旅游日程的安排,道路質量的優劣更關系到游客的旅游經歷和心情,極大地影響旅游者整個旅行的質量和滿意度。旅游資源潛力的開發,必須以快捷便利的交通做后盾。由于旅游資源依賴旅游者光顧而產生效益,沒有安全便捷的交通,就不可能有規模化和長期發展的旅游經濟,所以,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旅游資源的吸引力大小,決定著旅游資源開發的效益。旅游活動一般是以景點為節點,以交通線路為連線而形成閉合系統,區域旅游交通和其他基礎設施將對整個區域旅游產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交通條件將直接影響旅游的客源、收入及其可持續發展。

(二)張家界交通改善對旅游業發展的促進

張家界作為一個擁有豐富旅游資源的旅游城市,交通業的發展對當地旅游的影響更為明顯。張家界以旅游立市,在當地政府的努力下,旅游業取得了長足的展。和全國一樣,除了在2003年因為“非典”的影響而導致旅游業出現負增長以外,其他年份旅游業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長。2007年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本都已達到2000年的4倍以上,其中2007年旅游外匯收入甚至達到2000年的7倍以上。受山地地形影響，張家界市政府在努力做好鐵路與航空建設的同時，更加注重山地公路的修建與維護。“兩路”開通，更是給張家界旅游業帶來了巨大生機。“兩路”是指橫穿武陵山區的滬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和滬漢蓉高鐵宜昌至萬州段。其中，滬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已于2009年全線通車；宜萬鐵路已被鐵道部批準開“和諧號”動車組，已于2010年底通車。“兩路”作為國家規劃的“四縱四橫”快速客運骨架，其開通將會為武陵山區旅游業發展插上騰飛的翅膀。旅游交通的改善對張家界市旅游業到底有什么樣的具體影響?會帶來什么樣的機遇和挑戰?(一)“兩路”的開通，改變了張家界的交通區位，極大提高張家界旅游業的可進入性。張家界市處于中國地理版圖的心臟位置，具有承東啟西接南勢，理論上是東中部與西部地區以及珠三角經濟圈與成渝都市圈直線交通的必經之地。但這里崇山峻嶺、峰巒疊嶂，加上湘鄂渝黔四省邊區行政分割，很多高速公路與鐵路在這里成了斷頭路，無法直通。比如上海與成都之間的快車，要繞道安康或西安；上海與重慶間的列車則需繞道湖南懷化。“兩路”的開通則大：大提高了張家界市的可進入性，使其區位優勢得到發揮。首先，“兩路”是我國重要的東西主干線，它使得東中部與西部地區真正高速直達，使武陵山區東進西出變得暢通無阻。其次，“兩路”的開通標志著在該地區修建公路和鐵路所面臨的一系列技術性難題迎刃而解，這為已經納入規劃的安張常、黔張常鐵路項目及其它高速公路項目的順利完成打下了基礎。安張常鐵路是西部地區通往華南地區的南北通道；黔張常鐵路是連接長株潭城市群與成渝都市圈的直線通道。“兩路”等系列項目的開通，將使武陵山區形成東進西出、南下北上的現代化交通網絡。

(二)“兩路”的開通，大大拓展了客源市場，有利于張家界旅游業融入全國市場。

“兩路”開通大大降低了旅游的時間成本，提高了旅游的舒適度，增強了張家界市旅游業的吸引力。“兩路”開通后，上海到重慶全程只需1O個小時，沿線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通過“兩路”進入張家界武陵山區所需要時間不到5個小時，這些地區將成為張家界旅游業巨大的客源市場。特別是“兩路”把武漢城市圈、長三角城市群、成渝都市圈等重要區域串聯起來了，大大充實了張家界旅游業的主體客源市場。武漢城市圈本身是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而且又是全國重要交通樞紐和旅游集散中心，是張家界旅游的重要客源地。長三角城市群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城鄉居民收入高，購買力強，是全國最大、最有實力的旅游客源市場之一。成渝都市圈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正在快速發展，經濟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客源市場。此外，“兩路”的開通還加強了張家界與三峽、等全國著名旅游目的地之間的客源聯系。總．之，作為旅游業發展的先決條件，“兩路”的開通使得張家界市與上述地區實現了旅游區位、客源市場的直接對接，客源市場得到了大大拓展，張家界旅游業將可以成功融人到全國乃至國際旅游市場中。

(三)“兩路”的開通，有利于張家界市及其與周邊旅游目的地的資源整合，增強了武陵山區旅游業的吸引力與競爭力“武陵山經濟協作區”旅游資源具有原生態自然山水、原創性民族文化、原本性古城古寨、原真性民族風情的特點，發展潛力巨大。但由四省區統轄，必須整合區域資源、共建共享旅游市場。“兩路”的開通極大地強化了區域之間的的交通聯系，促進了整個張家界市的旅游資源開發與整合，使其旅游吸引力與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同時，“兩路”的開通把武陵山經濟協作區與鄂西生態文化旅游圈、長江三峽旅游、三國文化旅游等著名旅游資源串聯起來了，為合作提供了現實條件。它們具有很好的互補性，可以進行有效的整合。此外，“兩路”使張家界以高速和高鐵直線連通武漢這個全國重要交通樞紐和旅游集散中心，將有力地吸引全國各地的客源流向武陵山區，極大地促進張家界旅游產品的開發和組合，也必將推動張家界市旅游業快速發展。

(四)“兩路”的開通，有利于張家界市改善旅游形象和投資環境，促進旅游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作為國家東西交通主干線，現代化“兩路”從武陵山區橫穿而過，將極大地改變武陵山區山高路險、老少邊窮的落后形象。“兩路”每天承載著大量的旅客東進西出，通過流動的客流，通過口碑相傳，可極大地提升了張家界旅游的知名度、影響力，大大提升了區域旅游形象。另外，“兩路”的開通，必將帶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迅速增加，有利于張家界吸引各種發展要素的聚集。首先，旅游區位的改善會直接吸引更多更好的旅游項目與發展資金，促進旅游產業快速升級。其次，“兩路”的開通為區域經濟合作與產業布局帶來機遇，有利于張家界積極承接東部沿海產業轉移。“兩路”開通產生的強大網絡效應，會直接輻射張家界各縣鎮，促使其旅游業與特色產業經營的時間與空間都得到拓展，從而拉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總之，“兩路”的開通，為張家界市旅游業快速發展了極好的契機，但同時也帶來許多挑戰。政府及旅游從業人員應搶抓機遇，積極應對，促進旅游業超速發展。

三、張家界地區旅游交通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對旅游業的影響

(一)交通業發展嚴重滯后于旅游發展

雖然經過多年的發展,張家界地區的交通狀況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仍不能滿足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從而制約了旅游業的發展。(二)交通設施建設規劃欠科學

由于建設資金有限,張家界地區旅游交通開發過程中往往只注重縮短空間距離、節約直接成本,而忽視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造成旅游交通建設中忽視了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對景區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這在旅游景區交通建設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景區內交通線路規劃往往為方便游人行走與車輛通行而造成對景觀整體美和環境和諧的毀滅性破壞,如炸毀山體、毀壞植被、硬化路面,允許車輛大量進入,盲目修建索道,旅游交通標識設計與設置不合理、交通線路設計不符合旅游活動規律等,如張家界的觀光電梯就是因為破壞了自然風貌的完整與和諧而遭到了旅游專家的批評。(三)交通設施質量較差

張家界地區不少景點專用交通道路質量差,使旅游景區的可進入性較低,尤其在節假日和雙休日期間,旅游交通運力不能滿足需求,出現游客買票難,乘車難,“進不去、出不來”等交通難題,主要是因為:(1)旅游交通主骨架已基本形成,但交通密度不高,特別是高等級公路嚴重偏少,通達深度低,路網整體服務功能低下。張家界高等級公路比例一直偏低,即使是四級以上公路的比例也較低,高速公路更是直到2007年底才有87公里,第七次鐵路大提速后經過張家界的列車速度也沒有多少改善。(2)公路抗災能力弱,失養嚴重,通行能力差。同時旅游交通形式往往比較單一,交通體系不完善、不合理、不健全,急需全方位的提升。(四)旅游交通建設資金嚴重匱乏旅游交通的發展所需資金規模較大,發展資金不足己成為制約旅游交通發展的較為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由于張家界地區財政比較困難,交通設施的投入比較少其次,社會資金對交通建設缺乏積極性,由于追逐立竿見影的投資回報,造成張家界地區交通設施建設難以募集到社會資金,旅游交通資金的匱乏嚴重制約了張家界地區旅游業的發展。(五)交通服務質量亟待提高

雖然旅游交通的硬件設施不斷得到改善,但張家界地區從業人員的素質和專業水平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如不少景區出租車行業存在的宰客、拒載等情況,長途車普遍存在著諸如經常不能準時客運、不能向旅游者提供準確和全面的信息服務、不能向旅游者提供優質旅游項目服務等。交通服務問題使游客在旅游過程中忙于應付服務糾紛,無法感受到旅游的愉悅,嚴重影響游客得滿意度,損害了旅游運營商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并最終影響到張家界地區旅游業的發展。(六)交通管理水平較低

張家界地區交通部門的管理水平還比較低下,主要表現在:數字化管理還相對滯后,客觀上限制了旅游者及時、有序的出游活動;旅游交通建設中,各旅游交通、旅游部門各自為政,旅游區的整體形象受到損害;旅游區管理體制導致交通管理障礙,張家界地區不少景點因為多頭管理的問題而相互扯皮,嚴重地制約了交通服務質量的提高，給廣大游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這都旅游業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五篇：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及其后果――以安徽省為例

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及其后果――以安徽省為例

農村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面的成效是不容質疑的，然而，人們目前擔心或詬病最多的還是農村稅費改革對鄉村財力的影響，特別是由此導致的鄉鎮財政的拮據，好范文，全國公務員公同的天地www.tmdps.cn勢必最終會影響農村基層政權的正常運行。許多人因此

認為，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鄉鎮財政的缺口和債務問題，鄉鎮政府將不得不再次向農民“伸手”，這樣一來，農村稅費改革就避免不了要走歷史的老路，就像唐代楊炎的兩稅制改革、宋時王安石變法、明朝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和清初雍正的攤丁入畝一樣，初時“向來叢弊為之一清”，時間一久難免“積累莫返之害”而歸于失敗。很顯然，這些擔心和憂慮，還是就事論事地局限于農村稅費改革的本身，對它所產生的影響及其連帶效應缺乏足夠清晰、全面和深遠的認識。實際上，農村稅費改革不單是分配關系的一種調整，就它影響的廣度和深度而言，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的范圍，對鄉村政治、社會的發展乃至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的構建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作用。

本文試圖從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開始切入，就農村稅費改革對鄉村政治、社會的發展的影響作用，做一初步探討，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

一、鄉鎮財政的規范化

客觀而言，農村稅費改革進一步規范了鄉鎮財政的收支和管理。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鄉鎮財政收入基本上由國家預算內資金、預算外資金和自籌資金三部分組成，“國家預算內部分，包括上級政府劃歸鄉（鎮）財政的鄉鎮企業所得稅、屠宰稅、城市維護建設稅、集市交易稅、牲畜交易稅、車輛使用牌照稅、契稅和其他收入。國家預算外部分，包括上級政府劃歸鄉（鎮）財政的農業稅附加、農村教育經費附加、行政事業單位管理的預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國家規定征收的公用事業附加。自籌資金部分，包括鄉（鎮）政府按照國家規定征收的自籌收入，但不得隨意攤派”。其收入分別納入各自的支出范圍。

過去的亂集資、亂攤派和亂收費主要發生在預算外和自籌資金部分，尤其是自籌資金一塊更是難以控制。迄今為止，誰也無法對自籌資金和預算外收入進行比較全面的統計，甚至其中有許多收入根本就沒有進入鄉鎮財政收入的帳戶。由于它的非規范性，一些研究者將鄉鎮財政的自籌資金收入稱之為“非正規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規范收入”，有的則將其與預算外收入一起稱作“非預算收入”（）。從少數個案分析來看，樊綱認為，年，“非規范收入”平均相當于地方預算內收入的（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根據譚秋成的研究，預算外收入和自籌資金占鄉鎮財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漸遞增的，年還只有，年增至，年則上升到。

一般來說，純農業地區的鄉鎮“非規范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對較少（左右），其來源主要是鄉鎮統籌、行政事業性收費、集資等收入，基本上是從農民頭上直接征收的；而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及市郊鄉鎮的“非規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則畸高（一般都在以上，甚至達到以上），是這類鄉鎮財政收入的“大頭”，其來源主要是鄉鎮企業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為什么農民負擔問題突出表現在我國中西部農村地區，因為這些地區基本上以農業收入為主，以農業稅收為主體的預算內收入根本無法維持鄉鎮政府的正常運轉，鄉鎮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預算部分“動腦筋”，但是由于在非農領域缺乏征收空間，其非預算收入惟有從農民頭上征收之一途了。隨著人員和機構的增加、各種達標升級活動的開展和政績（面子）工程的建設，鄉鎮公共開支逐年上升，農民負擔也便隨之累年加重，鄉村干群沖突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之下，因情勢所迫，就不得不進行農村的稅費改革。

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將國家政策內的收費并入農業稅收之中合并征收，將鄉鎮的非預算收入、支出全部納入預算管理。這一制度設計的好處主要有三點：一是簡便征收，二是遏止農民的稅外負擔，三是進一步規范了鄉鎮財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規定“農村稅費改革后增加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收入，全部作為鄉鎮固定收入”，同時“將鄉鎮職能機構的支出和社會事業發展支出列入鄉鎮預算支出（國家明文規定上劃的除外），原由鄉統籌費開支的鄉村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以及鄉級道路建設支出等五項事業支出納入鄉鎮預算支出范圍”。這樣一來，鄉鎮財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預算一塊，不再存在預算外和自籌資金部分。其中，鄉鎮財政的收入范圍調整為：鄉鎮范圍內組織征收的增值稅（留存鄉鎮財政）、地方工商各稅、企業所得稅、農業四稅、行政性收費收入、罰沒收入、專項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圍包括：鄉鎮組織正常運轉的支出和鄉鎮經濟、社會事業發展支出，行政管理費支出，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公共設施維護建設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鎮財政的常規收入實際上是由這樣

三個部分組成：一是財政收入部分，這部分以農業四稅為主體，除此以外還有行政性收費收入、罰沒收入、專項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稅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稅收和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三是國稅收入（增值稅）留存部分。以下是筆者調查的三個鄉鎮的財政收入結構（表），它基本反映了農村稅費改革之后鄉鎮財政收入的大致狀況：

表某年安徽省三個鄉

鎮財政收入結構情況（萬元）

鎮鄉鎮

⒈財政稅收

其中：農業稅及特產稅

⒉地稅收入

⒊國稅收入（其中上交）（其中上交）（其中上交）

注：鎮是農業型山區鎮，人均土地只有畝；鄉是農業型畈區鄉，人均土地約畝；鎮地處旅游區，雖然人均土地不足畝，但是其旅游服務業較為發達，鎮財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稅收。

資料來源：某年月日、月日田野調查

在鄉鎮財政收支規范化的同時，鄉鎮的收支結構也被模式化了。換言之，在堵住鄉鎮財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時，也給鄉鎮財政套上“緊箍圈”，鄉鎮財政的增收空間非常有限，尤其是農業型鄉鎮，基本上沒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徑可言――有些鄉鎮在農村稅費改革中為了使財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違背政策之險將農業稅率調到上限以上，只得在農業稅應稅土地面積和常產上做文章（個別山區鄉鎮常產竟然調到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僅農業稅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稅率調整以后，幾乎是一成不變的了。而地稅和國稅收入，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有太大的變動。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鄉鎮財政將面臨巨大的收支平衡壓力。

二、鄉鎮財政缺口：個案分析

農村稅費改革以后（某年），安徽省農業兩稅（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及附加是億元，比改革前億元（包括改革前的農業稅、特產稅、鄉統籌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費）減少億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稅和農村教育集資，全省鄉村兩級政策內減少財力就達億元。其中，鄉鎮財政減收億元，平均每個鄉鎮減少收入萬元（可參考表）。

表鎮農村稅費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減因素對比情況（萬元）

改革前（年）改革后（某年）政策性增減收入

農業稅

鄉鎮統籌（含教育集資）―

屠宰稅―

合計

注：鎮地處皖西南，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農民負擔就相對較輕，因此政策性增減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雖然目前的轉移支付填補了鄉鎮的政策內減收，但是，在稅費改革之前，鄉鎮財政除了政策內的收入以外，還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規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鄉鎮財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區是不一樣的，總體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區政策外收入較高，南部地區較低（從鎮財政政策內減收與全省鄉鎮平均減收差距可以反映出來）。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鄉鎮財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鄉鎮實際減少收入遠遠大于萬元。

鄉鎮財政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就難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賴“非規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彌補。現在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非規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內的減收，鄉鎮財政勢必留下較大的資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縣祁集鎮農業稅正稅收入萬元，地稅和國稅收入萬元，合計財政收入萬元，而支出人員工資萬元，民政優撫萬元，計劃生育萬元，工作經費萬元，至少需要萬元，收支相差萬元。皖中定遠縣張橋鎮改革前總收入萬元（其中政策性收入萬元），改革后只有萬元，減少收入萬元（其中政策內減收萬元），減幅達。某年該鎮財政收支缺口大約是萬元。又如皖南的鄉，改革前（年）農業稅和特產稅收入萬元，鄉統籌萬元，國稅收入萬元，地稅收入（含工商營業稅、企業資源稅、屠宰稅和外出務工經商所得稅等）萬元，實際可用財力為萬元，改革后（某年）農業稅萬元，農業特產稅萬元，土地有償收入萬元，企業管理費萬元，其他收入萬元，國稅收入萬元，地稅收入萬元，實際可用收入萬元，減少收入萬元，加上轉移支付和結算等收入，某年該鄉實際財政赤字萬元。

另外，還有鄉鎮財政的負債問題。據安徽省財政部門的調查，全省鄉鎮一級財政負債平均達多萬元。鄉鎮舉債的絕大部分是前幾年農村基礎教育達標和發展鄉鎮企業引起的。盡管這些債務是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就已發生，并非農村稅費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農村稅費改革形成的鄉鎮財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結構及其預算管理的規范化的剛性約束，這些改革前留下的鄉鎮債務問題就沒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鄉鎮財政，背負著如此沉重的債務重擔，啟能支撐多久？！

三、鄉村公共品、農民負擔與鄉鎮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農村稅費改革的直接目的是減輕農民負擔。這場改革的矛頭似乎主要對準鄉鎮政府，因為在一般人眼中，鄉鎮政府是加重農民負擔的“罪魁禍首”，國家的政策始終是好的，如果鄉鎮政府嚴格按國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謂的農民負擔問題。實際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鄉鎮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農民負擔的名目，并且是鄉鎮政府直接到農戶家里強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沖突也集中在鄉鎮一級，鄉鎮政府往往是農民上訪、控告的主要對象。日益惡化的農民負擔問題和逐漸升級的鄉村干群沖突，不但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穩定，而且還危及農村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和國家的統治權威。

農村稅費改革的深層目的，就是重建國家在農村社會的合法性基礎和統治權威。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說農村稅費改革是農村分配關系和經濟利益的調整，毋寧說是國家在農村社會基層政權重建（）的一種嘗試和努力（能否取得實際的效果，后文將繼續討論）。這種努力，主要是通過這樣兩個途徑達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費項目，將另一些收費項目并入農業稅收中合并征收，從而將農民負擔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農民由于獲得實際的經濟利益（實惠）對“國家”增進了信任和擁護；二是取消鄉鎮財政的非預算收入，將鄉鎮財政的收支納入預算管理。在隨后的改革中，又將鄉村教師的工資收歸縣財政統一發放，并對鄉鎮財政實行“零戶統管”。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顯而易見，說白了就是規范和約束鄉鎮政府的行為，以免他們向農民亂收費、亂集資和亂攤派。

總而言之，鄉鎮政府成為眾矢之的，不但農民對他憤懣，“國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個別地方（如陜西省）還撤銷了鄉鎮財政，認為鄉鎮財政是鄉鎮政府腐敗的溫床；不少學者也主張虛化或撤銷鄉鎮政權。在他們認為，撤銷鄉鎮財政、虛化（或撤銷）鄉鎮政權，不但可以從根本上治理農民負擔問題（他們認為農村稅費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標之舉），而且還可以漸臻理想的鄉村自治之境。

固然，鄉鎮政府在農民負擔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如果進一步從財稅體制、縣鄉政權的結構關系等制度層面進行分析，實際的情形并非如此，鄉鎮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從財政上而言，縣鄉之間始終是一種事實上的“財政承包體制”。這種承包制由于“游戲規則”的制定權掌握在上級政府手中，下級政府始終處在被動、服從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終是有利于上級政府，以保證上級政府收支為基本前提。其結果是“鄉鎮財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還補貼”，缺乏財政自主權的鄉鎮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壓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徑”謀求資金收入。在鄉鎮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或地處城市郊區的鄉鎮，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從鄉鎮企業剩余或土地收益中獲得；而在廣大以農業收入為主的農村地區，鄉鎮的這些收入就只能在農民頭上直接征收，這樣就必然形成“一稅輕，二稅重，三稅四稅無底洞”的現象。

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又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縣鄉之間財政承包體制的偏重傾向。鮑爾認為：“中國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實際上是一個把國家流轉類稅收和對利潤所征稅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間分享，再輔之以各級政府自上而下有條件的專項撥款的體制。最終進入地方政府預算的地方稅收收入取決于中央確定的稅基、稅率、稅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務和收入分享公式。”盡管這種稅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調整和規范中央和地方的財政稅收關系，扭轉過去中央財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強中央政府的整體調控能力（包括對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這種做法卻被地方各級政府自上而下所廣泛效仿，其結果必然是財力自下而上逐級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卻是，分稅制改革僅僅停留在稅收和財政層面上，沒有適時進行相應的政治分權改革（即在各級政府間合理劃分財權和事權），以至最終形成財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權卻逐級下移的局面。鄉鎮政府作為最基層的一級政府，所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事無巨細最終都會落在鄉鎮政府身上。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到了年代中后期農民負擔問題愈演愈烈，鄉村干群沖突幾乎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而且，這種偏重的財稅體制是與縣鄉之間既存的政治結構、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從而在體制上進一步削弱了鄉鎮對縣的談判能力，以至上級政府可以憑借自身的優勢地位和絕對的政治權力隨意平調鄉鎮的財政資源。結果往往是鄉鎮超收不能多得，減收卻依然保持較高的上繳基數不變。由于體制內的鄉鎮財政自主性（或獨立性）闕如，嚴重束縛了鄉鎮財政的正常建設和健康發展，迫使鄉鎮政府擺脫制度內財政的規范（和非規范）的束縛而另辟財源，從而激勵并加劇了他對制度外財政的倚賴，最終形成鄉鎮制度內財政與制度外財政畸輕畸重的異常結構關系。鄉鎮政府對制度外財政的倚賴，必然轉化為農民負擔問題。

但是，也應當客觀地看到，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鄉鎮制度外財政在鄉村公共品產出（）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甚至直接參與到鄉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去（如發展鄉鎮企業，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等），具有鮮明的建設性特征（這一點不應忽視）。在鄉村公共品的供給上，最突出的莫過于鄉村中小學校的改造和鄉村道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一般地，鄉村教育支出約占鄉鎮公共支出的。鄉村教育不僅對受教育者個人、家庭、社區有好處，而且對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有裨益。鄉鎮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這些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生產投資應該按其實際的受益情況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分別承擔。然而，在過去這些投資幾乎完全或絕大部分由鄉鎮政府承擔。除此以外，鄉鎮政府還承擔了許多本該由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承擔的部分事務，如民兵訓練、優撫、計劃生育和部分農業生產支出等。民兵訓練和優撫是為了增強國防，屬于全國性公共物品，而計劃生育也是國家的根本國策，并不反映農民的偏好。然而，實際的情形往往卻是“上級政府請客，鄉鎮政府出錢”。誠如樊綱所言，“所謂‘非規范收入’，其實正是這樣一種在舊的財政體制已經不再適應新的經濟條件和新的經濟形勢的情況下，人們自發地解決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問題的一種處于‘草創’階段的體制創新”。

從整體上而言，之所以會形成這種現象，還與我國的“二元財政結構”不無關系。國家不但包攬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生產（和供給），甚至還將城市居民的個人福利（如住房、養老和失業等）囊括其內；但是，對農村的公共品生產卻較少投資，即便是屬于全國性的公共品，也由農民負擔（除了直接的稅費負擔外，還有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形成的間接負擔），從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鄉二元的財政結構。在這種二元財政結構下，農村基層政府為了生產和供給鄉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體制外尋找途徑。

這樣一來，鄉鎮政府實際上處在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為了生產和供給鄉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農民負擔；如果不加重農民負擔，就不能生產、供給基本的鄉村公共品，滿足廣大鄉村人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在兩難之中，鄉鎮政府面臨著雙重的合法性挑戰：一方面，如果不能滿足鄉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產和供給最起碼的鄉村公共品，鄉鎮政府的存在價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為了生產和供給基本的鄉村公共品而加重農民負擔超出了農民接受的界限，鄉鎮政府的合法性同樣會大打折扣。農村稅費改革雖然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同時卻又將鄉鎮政府推向了另一種合法性危機之中，由于他受財力所限和規范化財政的剛性束縛，他不可能有效生產和供給鄉村公共品而滿足鄉村人民日益增長的公共需要。令人憂慮的是，至今為止人們似乎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合法性危機正在悄然來臨；事實上，也難以預料這種合法性危機對于整個基層政治權威的沖擊將會造成怎樣的惡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與鄉村社會發展

農村稅費改革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后果，將是進一步加重鄉鎮政府對縣級政權乃至國家（）的依附性。

事實上，鄉鎮政府幾乎從來都不是一級完備（或完全）的政權組織：一是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嚴重削弱了鄉鎮政府的權能。誠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樣，“鄉鎮政府名為一級政權，實際上是一個空架子，根本無法領導和管理本區域內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和社會各項事業，缺乏應有的權威、效能和社會凝聚力。……通過（縣級設在鄉鎮的）分支機構，瓜分和肢解了鄉鎮政府的職能，侵奪了鄉鎮必要的自主權，使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賦予鄉鎮政府的大部分政權化為烏有”。二是自主性闕如的鄉鎮財政制約了鄉鎮政府的實際“作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財政承包體制中，鄉鎮財政實際上依附于縣財政，它并非責權統一的一級實體財政。而且，鄉鎮財政一般都是實行雙重領導制，鄉鎮財政組織名義上屬于鄉鎮政府，但其人事權和主要業務則由縣級財政部門掌握。三是鄉鎮政府缺乏應有的人事權和行政執法權。鄉鎮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績評定、職務升遷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級組織部門手中。而鄉鎮政府的行政執法權（如公安、司法、計劃生育執法權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間接掌控在上級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手中。通過這些體制性設計，使鄉鎮政府淪為縣政府的附庸或事實上的派出機構。

農村稅費改革則會進一步剝奪鄉鎮政府的自主性。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鄉鎮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財政，至少具有體制外的部分自主性。鄉鎮制度外財政的存在及其擴張，實際上是鄉鎮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種異態反映。農村稅費改革的一項基本內容就是取消鄉鎮的制度外財政，將鄉鎮財政納入規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這就意味著鄉鎮政府體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將完全喪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闡述的，農村稅費改革對鄉鎮財政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是鄉鎮財政的規范化，另一方面則是鄉鎮財政面臨嚴重的收支缺口和債務壓力。在規范化財政的約束下，鄉鎮政府為了緩解自身的財政壓力，就只能仰賴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和上級財政的資金支持，從而加重了他對上級政府乃至國家的依賴性。鄉鎮政府對國家依附性的累積，將對整個鄉村政治社會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并導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鄉鎮政府將會進一步“官僚化”（）。“官僚化”是國家基層政權建設（）的一部分。近代以來，各種國家政權都試圖在縣以下設立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權組織，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滲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嘗試和努力都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沒有取得預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權的人民公社體制中，鄉鎮政權也未完全實現“官僚化”，以至國家不得不通過諸如“三反”、“四清”等經常性政治運動來清除“異己”分子，確保國家意志在農村基層的順暢貫徹。這種沒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權的基層政治制度最后終于被歷史所拋棄。隨之而來的是，以村民自治為主要內容的鄉村基層政治民主的擴大和發展。農村稅費改革通過規范鄉鎮財政的預算管理，以及國家對鄉鎮政府的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強，鄉鎮財政將被完全納入國家財政預算管理體系之中，鄉鎮政府勢必因此而整合到國家的政治體系之中，成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元件”。

或許有人會說：鄉鎮政府本身就是一級國家政權組織，理所當然是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然而實際的情形卻不盡然：首先，鄉鎮政府的干部絕大部分都出身農村，他們的父輩、親人都是農民，其中還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長的，無論在情感上還是在實際的交往中，他們都與農民結成了紛繁復雜的關系，因而他們與其上的各級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們往往會考慮農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變通、或阻撓執行國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為重要的是，鄉鎮政府與其上的任何政權組織都不同，他直接面對鄉村人民而治。這種面對面（）的治理形式，決定了鄉鎮政府必須擺脫衙門式的官僚作風（以及正式而嚴格的等級制度），保持較高的親民性。換言之，像鄉鎮政府這樣鄉村基層組織的合法性權威，必須建構在鄉村“權力的文化網絡”（）之上。誠如杜贊奇所言，“在組織結構方面，文化網絡是地方社會中獲取權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網絡中，各種政治因素相互競爭，領導體系得以形成”。鄉村文化網絡“不只是角逐權力的場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種資本的工具，它還是正統和權威產生、表現及再生的發源地”。正是基于這些原潁繒蛘詈檬槍乙庵競兔褚獾慕岷銜鎩Ｋ仁槍疑柙諳绱逕緇嶙罨愕惱ㄗ櫓梗庇質竅绱逕縝衛淼鬧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兇暈抑衛懟Ｕ餼鴕笏匭刖哂幸歡ǖ淖災饜浴

農村稅費改革以后，隨著鄉鎮政府自主性的不斷喪失，對上級政府（和國家）的依附性積累，鄉鎮政府將極有可能完全納入國家的官僚體系之中，其結果將不難想象：一是“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擠壓，必然阻遏鄉村社會自治式民主的進一步擴張和發展。二是國家與基層民眾之間缺少必要的調節、緩沖和磨合的“中介”組織（機制），二者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或沖突將會處于“短兵相接”的狀態之中。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比較難以解決彼此的矛盾或沖突。然而，此前的鄉鎮政府卻在一定意義上扮演著介于國家與基層民眾之間的一種“中介”角色，對于緩解、調節國家與基層民眾的關系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鄉鎮政府有時候就成為一種必要的“犧牲品”――基層民眾將他們的不滿撒在鄉鎮政府的頭上，而國家則可以置身事外，處于一種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國家的統治成本。農村稅費改革切除了鄉鎮的制度外財政，國家就必須加大對鄉鎮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加重國家在農村基層的統治成本。然而，國家的財政能力畢竟有限，如果國家的轉移支付彌補不了鄉鎮財政的缺口和從根本上化解鄉村債務，鄉鎮財政就不得不再次在體制外尋求收入來源，如此一來，農村稅費改革就會功虧一簣，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歷史上歷次稅費改革之覆轍。或者，國家以正式的稅收形式進一步提升對鄉村社會的汲取能力，以此來保障鄉鎮政權的運行。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將對鄉村社會發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負面影響。

五、余論及改革建議

每項改革都會產生一些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農村稅費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許多負面影響并非農村稅費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關的配套改革沒有及時跟上造成的。很顯然，單純的農村稅費改革很難取得成效。在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同時，還必須進行鄉鎮公共財政改革、鄉鎮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間的分權式體制改革。

（一）鄉鎮公共財政改革，就是要消除縣鄉之間偏重的財政承包體制，將鄉鎮財政建設成為一級自主性公共財政，使鄉鎮財政真正擔負起本社區內公共品生產、服務的職能。然而，目前的鄉鎮財政卻承擔了大量本應由上級政府和國家負責的事務，結果導致鄉鎮財政支出不斷增長，鄉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得不到滿足，農民負擔加重，鄉鎮機構大肆膨脹等一系列問題。如果各級政府都能自覺擔負起屬于自己相應層次的公共品生產和服務的職能，一些不必要的鄉鎮機構、組織（過去有不少鄉鎮機構、組織是上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設立的）也可隨之撤銷，鄉鎮政府就會因此減少大量的（外部）財政支出。

另外，還必須保證鄉鎮財政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從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來看，農業四稅很難滿足鄉鎮財政的基本公共開支需要。市場化改革以來，農村社會也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差距，國家可以因時開征所得稅、財產稅和遺產稅等調節性稅收，將鄉鎮范圍內的這些稅收全部作為鄉鎮的財政收入。或者，增加國稅收入的鄉鎮分成比重。同時，還要建立和健全轉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進行公共建設。

（二）要想消除縣鄉之間偏重的財政承包體制，建立鄉鎮自主性公共財政，就必須同步進行鄉鎮自治式政治改革。鄉鎮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銷鄉鎮政權，實行完全的“鄉鎮自治”。而是建立和擴大有效的鄉鎮人民直接參與鄉鎮政治的機制，增強鄉鎮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參與機制，鄉鎮財政就容易偏離鄉村公共品生產和服務的職能，而成為少數人腐敗的溫床。“要使鄉鎮財政提供的服務滿足轄區內農民的需求，就必須在農村進行民主制度建設，讓農民有表達偏好、監督公共品生產和服務的機制，使鄉鎮政府受社區農民約束，執行農民的意愿”，誠如有學者所分析的，鄉鎮財政之所以偏離公共財政職能，其主要原因是“鄉鎮政府以服從上級政府而不是轄區內農民的意愿為主，社區農民缺乏顯示偏好、監督和評價公共品生產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實際權利”。而鄉鎮政府之所以會“聽命”（服從、依附）于上級政府，是因為他們的權力直接來源于上級而非鄉村人民，因此，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首先改變他的權力來源問題，即鄉鎮政府應該由鄉鎮人民直接授權建立。

（三）然而，要想使鄉鎮自治式改革真正得以進行，就必須適時進行政府間的分權式體制改革，即按照憲政的理念，合理劃分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范圍（及其限度），在上下級政府間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合作式新型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