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國知識產權法院的若干思考

對我國知識產權法院的若干思考

摘 要：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對知識產權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而我國現行的知識產權審判模式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和缺陷。我國要充分借鑒并吸收美德日等國的先進經驗，同時從我國具體國情出發，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知識產權相關法規，并建立起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

關鍵詞：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法院；審判模式；技術專家制度 建立并完善知識產權法院的必要性

首先，能顯著提升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嚴謹性和專業性。知識產權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一直以來被視為最復雜、最抽象的部門法之一，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正常開展需要工作人員具備極強的技術性和專業性。尤其針對技術秘密案件、壟斷、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以及專利等案件，法官在對案件進行判決時，不僅要掌握專業的知識產權法律知識，還要深入研究學科技術問題。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有利于案件的集中審理和判決，而且法院可以根據案件性質進行更為細化的分類，此外法官還能根據自己的個人興趣和能力長期鉆研同一類知識產權的審判工作，在長期積累和探索的基礎上，切實提高自身的實踐技能和專業素養，保證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嚴謹性和專業性。

其次，能實現審判資源的優化配置，切實提升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實效性。長期以來，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程序的繁雜是阻礙權利人維權的重要障礙。特別是針對專利侵權訴訟法來說，我國《專利法》曾明確指出，假如要走完所有程序，專利侵權訴訟案件需要經歷以下五個階段，也就是民事一審、專利復審委員會無效審、行政一審、行政二審以及民事二審。每個程序所需時間大約為幾個月或者更長，所有程序完成，專利侵權案件可能延遲至幾年以后才結案。此外，有的地方受地區條件限制，法院主管知識產權的法官數量十分有限，而且其能力有待于進一步提升，為了提高效率，他們對知識產權案件進行嚴格的數量控制，最終造成有些知識產權案件得不到有效處理。建立專業的知識產權法院，能從職級晉升、人員調配、組織制度等方面改善知識產權審判人員隊伍素質，切實提高法官的審判能力和專業素養，進一步優化審判資源配置，從而切實提升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有效性，維護相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最后，能進一步推動科技創新，以創新推動國家發展。黨中央國務院于2012年7月召開了全國科技創新大會，首次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入黨的報告中。這說明國家對科技創新的重視和國家依靠經濟推動發展的目標和決心，它為國家經濟發展指明了道路。要切實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實現，就要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工作的重視，為科技成果轉移創造良好的法律氛圍。自改革開放實施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取得了較快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也得到了顯著提升，但是相比于我國科技創新的現實需要，我國仍需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相關規定。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能切實提高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的效率和專業性，保證審判的公正，切實維護好社會公眾、使用者以及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形成創新的良好氛圍，推動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1]。我國知識產權法院設立的相關構想

國際律師協會對“知識產權法院”作出了科學的定義，即法律所賦予的具有獨立司法權力的永久性組織，成員為一個以上法官，主要負責知識產權糾紛和案件的審理工作。知識產權法院與一般性法院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在我國，知識產權法院有著獨具特色的審理模式和構架特征，獨立于普通人民法院。

2.1 知識產權法院在我國設立的基本原則

2.1.1按照知識產權案的件密集程度設立一審法院并設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

從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和各地區受理的知識產權案件來看，這類案件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和中西部較大城市。要合理確定知識產權法院的密集程度，就要從知識產權案件多發區的情況確定，在規模和數量上不要求一視同仁，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重慶等大城市可以首先建立起知識產權的一審法院，然后以此為中心覆蓋周邊地區。對于一審法院裁判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訴，請求知識產權上訴法院進行審理（可以選擇北京或者某地為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所在地）。隨著形勢的變化，可以在審慎思考的前提下設立更多的知識產權一審法院，以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

2.1.2在審級選擇上可以以三級終審為最終模式

具體來說，地方上設置的知識產權初審法院的級別相當于中級人民法院，這種模式與海事法院有著相同之處；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的級別與高級人民法院相當，主要受理各地區知識產權上訴案件。之所以這樣設立，主要是為了保持與《民事訴訟法》中的相關規定保持一致。當事人假如對知識產權上訴法院的相關裁決表示不滿或者異議，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請求，但是必須嚴格按規定行事。這種審級模式與美國大致相仿。在美國，對聯邦法院所審理的知識產權一審案件不滿的，可以向聯邦巡回上訴法院提出訴訟申請，而對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審判結果仍不服的，可以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訴訟申請。但是實際情況是，巡回上訴法院已基本解決了知識產權案件，聯邦最高法院幾乎沒有受理過此類案件。這樣能對知識產權案件的判案制度及標準作出規定，提高審判的準確性和實效性，還能切實減輕聯邦最高法院的工作負擔。

2.1.3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要綜合審理

知識產權法院要加強對知識產權行政、民事以及刑事案件的集中管轄和綜合審理。假如知識產權法院仍沿襲傳統的模式，將所有涉及知識產權的案件集中起來，然后根據案件性質進行分開管轄和審理，那么取得的長效不會太明顯；同樣，假如只是簡單的將原來的弊端進行集中，那么也就難以充分發揮知識產權法院的作用。目前，我國在審理知識產權案件時，不能有效銜接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主要著眼于被控侵權人是否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而刑事案件著眼于是否追究被控侵權人的刑事責任，兩者有不同的處理思路，所以最終得到的訴訟結果也不盡相同。就我國而言，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對權利人的救濟方面稍顯不足，主要精力集中于對被侵權人的懲處；行政機關在案件處理過程中往往以凍結賬戶、扣押被控侵權物等方式進行案件處理，在具體的案件審理過程中被控侵權物最終變賣上交國庫，對權利人極為不利。而在行政程序和民事程序的審判方面，例如在商標侵權或者專利等案件中，被告方往往啟動商標異議或者專利無效程序，最終導致商標或者專利處于無效狀態，所以導致等待相關行政案件終審或者民事案件中止以后在恢復審理的情況屢次發生。我國各級人民法院對案件審限作出了嚴格的限制，大規模的案件中止審理對審判工作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最終導致案件審判效率的下降。在建立知識產權法院以后，刑事庭、行政庭、民事庭不再有以前嚴格的限制和區分，知識產權法院可以根據分工需要設置審判庭，各審判庭之間沒有刑事、行政以及民事性質案件的明確分工，每個單獨的審判庭既可以審判性質單一的刑事、行政或者民事案件，又可以審判同時具備三種程序的相關案件。盡管知識產權案件進行了綜合審理，但是判決書可以單獨制作，假如一個案件同時涉及了刑事、行政和民事審理程序，那么判決書可以根據需要制作三份[2]。

2.2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法院技術專家制度

2.2.1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性決定了要確立技術專家制度

商標法、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律有著極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特征，所以要求法官在對知識產權案件進行審理的過程中，要科學判斷該發明專利是否具有創新性、新穎性以及實用性等要求，還要判定被控侵權人是否構成了侵權等。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發明創造的種類正呈不斷擴大的趨勢發展，甚至連人類自身都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人體的功能、基因結構等都是現代生物技術專利保護中的一部分。所以，法官在審批知識產權案件時普遍面臨這些純技術性內容的有效判定等問題。法官不可能既全面了解法律知識，又同時掌握十分豐富的技術知識，但是在實際的案件審理過程中確實需要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所以必須建立起技術專家制度，有效解決責任主體由誰承擔以及責任人在法院中所處的位置等問題。

2.2.2我國應該選擇的知識產權法院技術專家制度

我國在具體的知識產權司法實踐過程中，經常需要鑒定部門出具鑒定意見然后才能解決相應的技術問題，這樣的做法顯然不能發揮知識產權法院的重要作用。就實際情況而言，我國頒布并實施了《民事訴訟法》，它提出的專家輔助人制度，這和日本的專門委員會極為相似，但是我國并沒有推動專家輔助人制度的良好運行，專家輔助人更多的是一種“證人化”制度。就我國國情而言，美國模式需要先進的教育水平作為支撐，我國暫時難以借鑒，德國模式又存在協調上的問題，所以，我國要確立知識產權技術專家制度就應該借鑒并吸收日本專門委員會模式的優勢，并在此模式的指引下不斷完善我國的專家輔助人制度，確保我國技術專家制度的順利實施[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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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對我國知識產權現狀的分析與對策思考

龍源期刊網 http://.cn

對我國知識產權現狀的分析與對策思考 作者：李月明

來源：《科學與管理》2006年第01期

一、當前我國知識產權領域的現狀及影響

第三篇：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若干思考

對我國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若干思考

摘要: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成為當前國際貿易和知識產權的一個焦點問題。本文從基本目標、承擔責任、發展需求、發展策略、發展現狀以及國際趨勢等方面,對我國外貿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進行了初步思考,形成了一些較為科學的判斷,以有助于正確認識對外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問題。

關鍵詞: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對外貿易

0　引言

隨著經濟和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我國已經提前進入涉外知識產權糾紛高發期,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成為當前國際貿易和知識產權的一個焦點、難點問題。

僅美國對我國企業發起的“337調查”數量,在2006年就已達到13起,占美國全球總調查量的近40%。

2006年我國法院受理的涉外和涉港、澳、臺知識產權案件明顯增加,共審結涉外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353件,比上年增長52.16%。海信與西門子商標之爭、DVD專利費之爭等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感受到知識產權糾紛帶來的壓力。一時間涉外知識產權糾紛和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成為了政府、企業甚至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但是在知識產權糾紛的爭論中,也存在一些輿論和理論誤區,對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存在一些不當的看法,為了促進國際貿易的健康持續發展和知識產權的不斷完善,有必要對貿易中的知識產權保護的誤區進行澄清。

1　面臨新時期的國際發展機遇和和平環境,知識產權是我國和平崛起的工具崛起都有一定的歷史時機和條件,中國現在和此后的一段時間內面臨一個難得的機遇期。首先,從根本上說,中國和平崛起重在歷史性創新。現代歷史上那些真正興起的主要強國,其興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發展過程中實現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創新。在當前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夠增強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這是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時代,我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其次,一國的國際地位取決于國家的實力,自強體魄是和平崛起的最主要基礎性條件。盡管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但其中絕大部分屬于外延性增長。這樣的經濟發展是難以持續的。中國欲真正崛起,必然要在科技創新方面實現重大突破,要有屬于自己的發明、創造和工藝技術;屬于自己的產品、品牌和生產銷售方式。一句話,就是要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變大量消耗為可持續發展。

促進生產力的革命性發展,實現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創新,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新潮流將是中國崛起的一個標志。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促進知識產權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第三,中國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國際環境,這也要求中國的崛起方式必然是和平的。中國一方面要實現和平崛起,一方面要消除國際社會產生某些疑慮。要想消除這些顧慮,贏得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支持與合作,中國尚需在“和諧世界”的旗幟下進一步努力。一方面要全面融入國際社會,作為其中負責任的重要一員,承擔自己在全球化體系中的義務和責任,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一方面要加強國際合作,不斷探索“共同繁榮”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徑、新政策。而知識產權制度正是國際經濟貿易新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和TR

IPS協定,就必須履行應有的職責和義務,積極加強知識產權執法的保護,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這就要求一方面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制。

另一方面也要客觀地向全世界宣傳我們在知識產權方面取得的成效,用合作代替對抗,用對話代替指責。

2　我國將由經濟大國轉變成創新大國,而加強知識產權執法成為我們的歷史使命建設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就是加強自主創新,而這無疑依賴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完善,在知識產權制度中居于核心環節的就是知識產權執法,沒有救濟就沒有權利,知識產權執法不力那么知識產權制度就形同虛設,創新大國何從談起?

不久的將來,我國將由經濟大國變成科技大國、創新大國和知識產權大國。一方面,隨著科技中長期規劃綱要的實施,創新型國家建設的深入進行,我國科技水平和自主創新能力將顯著提高,必將成為知識產權大國和強國。同時我國也正在快速成長為世界專利申請大國。自2003年以來,我國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數量已經連續3年位居世界首位。此外,我國國際專利近6年年均增長率高達30.7%,增長速度高居全球各主要國家首位。我國商標注冊申請量已經連續五年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隨著經濟水平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未來15年內整個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我國有可能成為拒絕盜版和假冒的正品正牌國家。而要實現這種本質性的轉變,最急迫要做的和最本質的工作就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實現轉變的內在需求,也是國際環境的要求,在這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關鍵時期和歷史機遇期,要將其上升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高度加以認識,作為一項長期任務抓緊抓好,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水平,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

3　我國正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已進入涉外知識產權高發期,但國際知識產權糾紛仍在可控范圍,這也是正常的發展階段和經濟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外貿發展呈現加速之勢,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貿易大國,但是,我國還遠不能稱為貿易強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過程中,我們將面臨更多的國際知識產權糾紛,日益成為我國貿易摩擦的重要領域。盡管中國已經大幅增加了研發投入,但其在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地所申請的知識產權,不足該國(地區)知識產權總數的0.2%。其中,在日本僅有0.04%。2002

年到2006年,中國已經連續5年位居“337”調查國家的榜首,五年間涉及國家出口產品立案46起。國外企業或組織索要的專利費用和賠償額越來越多,動輒數以億計。中國企業每生產一臺DVD

就要付4.5美元專利許可費,現已支付30億元;在對方專利權失效以前,還將陸續付出約200億元巨款。知識產權糾紛涉及的范圍日漸廣泛,從打火機、拉鏈和書寫筆等傳統產業到生物制藥、數碼芯片等高科技產業,專利往往隱藏在標準和技術壁壘之后發揮作用。而且,涉及知識產權糾紛的幾乎都是我國成長性最好的新興產業。因此,我國對外貿易中知識產權摩擦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之一。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或者已經“走出去”,我國部分自主知識產權已在國際貿易中初顯競爭力,專利權、商標權等知識產權權益屢屢遭受侵犯,朗科公司的MP3專利在美國被侵犯、海信等一大批企業的知名商標被搶注等等。中國并非第一個遭遇此類知識產權挑戰的“快速發展經濟體”,日本和韓國也都曾經歷過此類“成長的煩惱”。BCG成立了知識產權戰略專項組,對眾多企業的相關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認為,一個國家的企業在知識產權方面大體要經歷5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主要以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產品為主導,靠的是廉價勞動力成本和低成本原材料;第二階段通過加大研發投資,推動了技術含量較高產品的出口;第三階段遭遇發達國家企業的知識產權壁壘,被迫付出高昂代價;第四階段吸取教訓,加大在收購、自主開發和管理知識產權方面的投資力度;第五階段則開始享受知識產權的互惠互利,有的企業甚至可以通過知識產權獲取競爭優勢。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美國申請專利,1976年數量為6000項,到1991年達到了2.2萬多項。過去日本曾經向外國企業支付了高昂的知識產權使用費,隨著創新能力不斷提高,日本企業如今一方面仍在支付專利使用費,另一方面也向外國企業收取可觀的專利使用費。韓國1990年在美國申請專利的數量幾乎為零,但到2002年已經有4000多項。通過自主創新,韓國改變了知識產權交易只進不出的局面。目前,日韓兩國都已完成了從第四階段到第五階段的飛躍。

盡管我國面臨的知識產權糾紛層出不窮,但也要認識到知識產權國際糾紛的增多在正常的范圍內,同時也是必經的發展階段。從貿易摩擦和知識產權糾紛來講,我們首先要看到這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流。的確,現在存在著一些反傾銷、知識產權壁壘、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影響,但這不是主流,中國外貿20%

30%的發展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證。我們應認識到僅是一個貿易政策措施,不應該政治化。中國產品面臨許多國家的技術壁壘,對中國產品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但這是一個技術標準問題,我們不應當采取對抗態度。滿足國際技術標準、技術要求,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基本條件,是技術上的要求。這代表了整個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發展趨勢。所以,不能把這些標準當成阻擋中國發展和中國產品出口的措施來理解。

另外一個方面,國內外企業之間知識產權糾紛增加,國內企業之間的知識產權糾紛也增加很快,說明企業應用知識產權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意識增強。當然糾紛案件增多對國內企業來講是一個壓力,尤其是不太熟悉知識產權工作的企業,這樣壓力的存在會推動我國企業提高增強保護知識產權、尊重他人知識產權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壓力也能夠轉變成我國企業自身發展的動力。

4　執法保護力度要與經濟貿易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知識產權制度的工具性決定了它只有緊密地與本國科技經濟與貿易發展水平保持協調,并成為維護本國產業經濟發展和促進產業技術水平提高的制度時,才能體現其為民族經濟而存在的價值,這也是知識產權制度最本質的作用。知識產權國際化的實質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利益之爭,由于知識產權的異化,過嚴保護對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吃虧的,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應有階段性,應當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在某一階段采取較弱的或較強的保護標準。在我國,一方面,由于加強自主知識產權創造提高科技水平的需要,適應知識產權一體化保護的需要,提升社會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的需要和滿足國際公約最低保護水平的要求,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能太低;另一方面,由于避免向外國權利人支付大量的使用費,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建設起步較晚,民眾的知識產權意識淡薄,充分利用國際公約允許的權利限制、例外、豁免等制度的主客觀條件,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又不能太高。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應當與我國的經濟科技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相適應,不能一味地強調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各個方面都應與發達國家接軌,國情決定了我們必須將知識產權保護定位在合理的水平上。當前我國過多強調知識產權的弱保護已無多少意義,可以在遵循最低國際保護標準的基礎上采取不同的保護強度,利用國際協調機制對抗發達國家超越協定標準、超出我國國情的知識產權強保護要求,發揮傳統文化與資源大國的優勢,爭得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為保存與發展傳統資源而爭取有利條件。

5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是參與市場競爭的工具知識經濟時代,主要依賴的是知識資源和高科技,其運作規則就是知識產權制度,這已成為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和博弈工具。

當前知識產權在其取得、利用和訴訟上,日益被一些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當作一種商業工具運用。例如,權利人申請稻草人專利,是為了獲取競爭優勢,甚至遏制他人的競爭;跨國公司形成專利包圍之勢,不只著眼于權利,還貫穿了商業策略;一些跨國公司積極將其專利滲透到國際標準之中,或通過利用事實標準,形成行業壟斷,然后縱容他人侵權利用,放水養魚,伺機收網捕魚;一些跨國公司發起知識產權訴訟,透過訴訟來打擊競爭對手。

基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工具性,這一制度本身并非我們追求的目標,而僅是達到我們促進國家技術進步和增進社會財富的一種手段。因此,一個結構完整的法律文本、一套可以與國際最新最高標準接軌的知識產權制度并不足以成為衡量一國知識產權制度有效實施的標準,而只有讓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等市場主體掌握、利用這一制度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產權保護。面對這種情況,首先,企業不要把申請專利當成用額外的費用去獲得法律保護的手段。它是企業在市場上能站住腳的必要手段,也是企業的財富和資產;其次,從市場競爭角度說,訴訟本是一種比較正常或普通的競爭手段。企業面對知識產權糾紛,絕對不要抱著“餓死不討飯,冤死不打官司”的陳腐觀念,善于通過多種途徑解決知識產權糾紛,敢于并善于運用法律武器來維權。否則放棄應訴,或應訴不力,使得國外起訴的企業或啟動某些程序的政府不戰而勝,導致被驅出國際市場,甚至形成外國企業動輒以起訴相威脅的惡性循環。第三,專利攻擊無論對于大企業還是對中小企業的專利戰略都至關重要。在知識產權領域,小公司拿起知識產權的武器向大公司發起專利進攻并不罕見。例如,世界軟件巨頭微軟頻遭專利訴訟,跟歐盟的反壟斷糾紛剛剛告一段落,就遭到BTG國際公司的專利訴訟。

6　知識產權保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國已取得巨大的進步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一個漸進過程,這根源于我國的現實國情。中國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全民教育水平、人們消費水平和知識產權意識的提高是一個歷史過程。比如發達國家目前平均教育水平一般是13年左右,中國的平均教育水平盡管有巨大的進步,現在平均也只有8年,存在較大的差異。當一個人對知識產權根本不了解的時候,讓他去保護知識產權,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使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執法保護方面做了幾十年工作,事實上也還沒有做到盡善盡美。美國商業軟件聯盟(BSA)在其報告中聲稱,知識產權侵權盜版現象是一個全球性難題,全球盜版軟件所占的比例整體上一直沒有改觀,但中國軟件盜版現象已經得以抑止。

另一方面,我國逐步健全的知識產權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就,換來了國內外權利人的信任,截至2006年底,中國已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33

萬余件,與到1993年底中國累計受理專利申請36萬余件相比,十余年間增長的速度令人驚嘆。對知識產權保護被看作一個前所未有的“激進改革”領域出現,美國雖然擁有強大的專利制度,但是沒有針對專利的刑罰。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比美國要嚴苛得多,而且動用公權力、公共財政和刑罰,將民事糾紛行為行政化、刑事化。中國政府對保護知識產權之熱烈,顯然遠超世界一流。WTO秘書處知識產權司司長艾德里安沃頓向外界表示,中國在建立并利用現代知識產權體系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

7　國際貿易中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展現出新的發展趨勢(1)知識產權行政管理及行政執法相對集中。

國際上大部分國家是按照工業產權分類,實行專利和商標統一集中管理。據有關方面對國際上86個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權機構設置情況統計,1997年70%以上的國家和地區采取專利和商標集中管理模式;

23%的國家和地區采取專利、商標和版權集中管理;只有極少數國家采取三家分散管理模式。（2)司法外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備受關注。傳統的司法解決知識產權侵權糾紛方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市場競爭的需要,以行政權力來保護民事權利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在英美法系國家中,近年來越來越重視發展其準司法的行政機構,如美國的海關和“國際貿易委員會”以及美國國家知識產權執法協調委員會建立運行,美國專利商標局執法辦公室成立等。美國產業界成立了非官方的全國專利委員會,以解決委員會成員間的專利糾紛,使企業以最快、最省錢的方式化解爭端。在英國,很早就存在由專利行政機構受理專利侵權糾紛的實際做法。（3)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化和相對集中管轄是國際發展趨勢,知識產權確權糾紛案件均由專門的審判機構進行審理,而且普遍趨向于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模式。美歐一些國家相繼建立了專門知識產權法院,韓國、泰國、日本、新加坡等周邊國家近年來也先后建立了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美國根據“1982年聯邦法院改革法”,成立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4)知識產權侵權救濟加強。一方面刑事執法保護有強化的趨勢。大陸法系國家普遍規定了刑事救濟,我國周邊的韓國、印尼、菲律賓、亞太經合組織中的墨西哥也都有類似規定,其中不少國家強化了這一救濟的規定與執行。同時規定了關于專利侵權犯罪的有期徒刑,盡管很少實際執行,但其對侵權者或潛在侵權者的威懾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增加。美國的侵權賠償額不但超過實際損害,而且還包括了律師費與其他訴訟費,從經濟上鼓勵被侵權人積極維權。日本和西歐國家也在強化專利侵權救濟,某些亞太發展中國家的專利侵權損害賠償額也在增加,以促進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5)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受到重視。有些國家的行政機關設立或委托仲裁機構,依法對知識產權侵權糾紛進行調處,其實質還是對民事糾紛的一種調解方式。比如日本文化廳下設的“著作權糾紛調解委員會”、德國司法部指定的“著作權糾紛仲裁委員會”、以及英美法系國家著作權法中普遍設立的仲裁庭。

日本法院開始審理專利侵權糾紛時,鼓勵當事人在法官的督導下進行協商,或由法官指導下解決糾紛。

美國的許多專利侵權糾紛也是在提出訴訟后,進行庭外和解的。

知識產權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尤其國際貿易的發展受制于知識產權的發展,而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們只有正確認識對外貿易中的知識產權執法保護的重要意義、發展階段、功能所在、發展方向等,才能夠采取正確的戰略和政策。政府應盡快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加強保護知識產權,同時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流,促進相互間的理解,這不僅有利于減少貿易糾紛,對整個中國經濟的長久發展也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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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知識產權法院

知識產權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提出的為了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而設立的審判機構。

1、法院簡介

知識產權法院中國知識產權法院，是2013年11月15日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所提出的準備探索建立的審判機構，其原文內容是“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

《決定》指出，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打破行政主導和部門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發展技術市場，健全技術轉移機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條件，完善風險投資機制，創新商業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化。

2、成立背景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知識產權審判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案件數量迅猛增長，新型疑難案件增多，矛盾化解難度加大。2008年至2012年6月，全國法院共受理知識產權案件226753件，審結208653件。針對知識產權審判工作面臨的實際困難，報告建議，以黨的十八大精神為指引，進一步深入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優化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妥善協調司法保護和行政執法的關系，發揮司法保護知識產權主導作用；根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要求，積極探索研究建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在分組審議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報告時，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戴玉忠建議，有關方面應研究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的設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報告中提出知識產權案件“三審合一”試點問題。“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涉及到三個方面，既涉及到民事權利的保護問題，還有行政機制的問題和刑事犯罪的問題。三審合一的問題只有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才有可能很好的實現。這對于倡導全民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也有積極的意義。”戴玉忠建議有關方面對此進行研究。

3、俄羅斯 簡介

在2011年12月，俄羅斯實施了設立知識產權專門法院的立法變革。知識產權法院的目的是確保因復雜而臭名昭著的知識產權糾紛得到適當裁決。該法案是由國家杜馬（俄羅斯議會下院）的民事、刑事、仲裁和程序性立法委員會主席推出的。知識產權法院開庭或許很可能被延遲至這一問題被解決時止。

管轄權

知識產權法院在俄羅斯法院體系中扮演著雙重角色，既是一審法院，也是二審上訴（翻案）法院。知識產權法院將以一審法院的身份運作，審理對俄羅斯專利局（包括專利局的撤銷法庭“專利糾紛院”）所做的決定提起的上訴。知識產權法院的裁決可被上訴到知識產權法院常務委員會。知識產權法院還將以二審上訴法院的身份運作，用以處理知識產權侵權行為。

程序 知識產權法院的所有案件將由三名或更多法官組成的小組進行審理。知識產權法院常務委員會對針對專利局所做的決定提起的上訴和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裁決均可被上訴到最高仲裁法院。

過渡期

目前，對專利局所做決定提起的上訴是在莫斯科仲裁法院備案。這些決定能被上訴至第一（受理上訴的）上訴法院即第九仲裁上訴法院，然后被上訴至第二（撤銷原判）上訴法院即莫斯科聯邦巡回仲裁法院。

一旦知識產權法院開始審理案件，莫斯科仲裁法院尚未裁決的上訴仍保留在該法院。但是，任何二審上訴或許不能提交至莫斯科聯邦巡回仲裁法院，而必須向知識產權法院常務委員會提出。

正如上面所述，知識產權法院有望最早在2013年7月開始審理案件。一旦知識產權法院開始審理案件，考慮“過渡時期”的影響很重要。過渡時期對起訴專利局決定（例如，專利撤銷）的影響可展現如下：

1.專利局印發撤銷專利的決定；

2.專利權所有人向一審法院莫斯科仲裁法院提起上訴（甚至在知識產權法院開始審理案件后，該案件仍會保留在莫斯科仲裁法院）；

3.莫斯科仲裁法院做出支持或顛覆專利局決定的裁決； 4.莫斯科仲裁法院的裁決被上訴到作為第一上訴法院的第九仲裁上訴法院；

5.第九仲裁上訴法院做出裁決； 6.如果在提交二審上訴時知識產權法院開始審理案件，二審上訴必須向最高法院的常務委員會提出，而非像現在這樣向莫斯科聯邦巡回仲裁法院提出上訴。

法官

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負責主持知識產權法院的事務。知識產權法院運作至少需要15名法官。知識產權法院的已有13名法官。知識產權法院的絕大多數法官是仲裁法院的前任法官。只有兩名法官有技術背景，如物理學法官和機械學法官。

位置

知識產權法院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緊鄰最高仲裁法院。

4、日本 簡介

2005年4月1日，日本成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高等法院。成立知識產權高等法院源于知識產權在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通過專門的司法途徑高效地解決知識產權案件。日本的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專門性，它是根據專門的法律成立，內設于東京高等法院之內，專門用來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院；二是獨立性，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與其他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同時它被授予特定的權力處理司法行政事務；三是獨特性。知識產權高等法院的組成和管轄方面具有自身的特點，尤其是法院內部設立的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可以協助法官對案件中專門技術知識進行解釋。特征

按照特別法設立的專門法院，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與其他的高等法院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獨立性，它設有一位專門的首席法官、司法會議和通過獨立于東京高等法院的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司法會議解決司法行政問題的管理者。依據法院組織法第22條第1款，通過最高法院設立的高等法院在其管轄范圍內具有部分行政職權。

目前日本共有六個高等法院，每個高等法院僅具有基于地域范圍的有限管轄權，這些高等法院處理某些高等法院司法會議授權范圍內的司法行政問題。相比而言，知識產權高等法院是一個專門處理知識產權案件的法院并且依據法院組織法的特定條款而成立的。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區別于其他高等法院的明顯特點是，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處理所有的知識產權案件，包括某些東京高等法院專屬管轄的知識產權案件（與專利相關的上訴案件，針對日本專利局做出的決定的起訴），因不正當競爭行為侵害著作權或商業利益的案件，同時，知識產權高等法院被授予特定的權力處理司法行政事務（比如分配法院事務，任命法官，更換法官，制定法院日程等等），這與案件的特定程序緊密相聯，并且只有在知識產權內部才被認為是合理的。不過，很顯然，知識產權高等法院是屬于正常的法院范疇，按照憲法第76條第2款的規定并不是一個專門的法院，依據此條款，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做出的判決可以上訴至最高法院，在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工作的法官是東京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最高法院從最高法院提名經內閣批準的法官名單中任命。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在司法管理方面受到最高法院的監督。組成

法院主要由法官、司法研究人員、專家委員會、法庭書記員和法院秘書組成。知識產權高等法院任命的司法研究人員按照法官的要求研究在執行專利、實用新型和其他知識產權案件的訴訟和判決中的技術問題。從2005年4月起，司法研究人員在法官的允許下可以在口頭答辯或其他場合向當事人提問以澄清案件事實。法庭書記員參加并記錄訴訟過程，管理訴訟的進展，準備并保存案卷，協助法官研究相關法律和規章以及司法先例，并執行法律規定的其他訴訟事務。法院秘書提供司法行政服務。

管轄

日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受理日本專利局做出的一審上訴案件和與知識產權有關的二審民事案件，等等。

（1）日本專利局做出的一審上訴案件。日本專利局做出的一審上訴案件專門由東京高等法院管轄，并且由東京高等法院的專門法院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受理。

（2）地區法院的民事上訴案件。與專利權、實用新型權、統一電路設計布置權和作者的著作權相關的民事上訴案件專門由東京高等法院管轄，并且由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受理。因此，所有此類上訴專門由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受理。

與設計權、商標權、著作權（排除作者的著作權）、出版權、鄰接權、繁殖權以及因不正當競爭行為侵害商業利益的相關權利由日本八個高等法院的相關高等法院管轄，這取決于一審法院所在的地方。因此，作為東京高等法院的知識產權高等法院受理由東京高等法院管轄的上訴案件。

（3）其他案件。知識產權高等法院也受理由東京高等法院管轄的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這需要有知識產權專家主導訴訟并在主要問題上做出判斷。

知識產權法院何日破繭

中國專利申請量和知識產權案件量很大，將這兩者置于“創新型國家建設”的背景下，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勢在必行

3月13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日內瓦發布報告稱，2013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途徑提交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位列全球第三。

“中國國際專利申請量領先世界，體現了創新能力的提高，也顯示出了公眾知識產權意識的增強。”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紹榮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隨著中國知識產權戰略的持續推進，產權保護壓力日趨加大。”

近年來，中國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居高不下。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保護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受理案件11016件，審結9716件，各級法院審結一審知識產權案件10萬件；2013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犯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業秘密等犯罪嫌疑人8802人。

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廣州舉行知識產權宣傳周新聞發布會，發布了《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2013年）》白皮書。白皮書披露，中國涉及前沿科技問題的新類型、疑難復雜案件和知名企業品牌保護等案件逐漸增多，審理難度不斷加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今年3月10日在部署2014年主要工作時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將推進知識產權法院建設。”這被輿論視為中國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積極信號。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隨著中國專利申請量和知識產權案件數量的增加，加大保護知識產權力度、建立知識產權法院勢在必行。

知識產權保護面臨嚴峻挑戰

近年來，隨著中國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由侵權引發的知識產權糾紛數量也呈上升趨勢。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國商標累計申請量已達1054萬件，累計注冊量達717萬件，有效注冊商標609萬件，均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國以21516件的專利申請總量超過德國位居世界第三，比上年增長15.6%，增幅在專利申請量排名前十的國家中居首。

與此同時，中國知識產權案件數量也逐年遞增。據統計，2008～2012年，全國法院共分別受理和審結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245264件和237796件，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7.57%和37.41%，是歷史上案件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

各地涉外、涉港澳臺知識產權行政案件持續增加。比如，2003年以來，深圳中院知識產權庭審理涉外案件數從17宗增長到2013年的73宗。其中，原告為外國公司的案件從11宗增長到45宗，收案數量穩步增長。

“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增加，既說明了公眾知識產權意識在提升，學會了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也說明中國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仍然大量存在。”南開大學教授齊善鴻接受本刊采訪時分析說。

隨著知識產權案件數量迅猛增長，以及案件類型日趨新穎復雜，近年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面臨嚴峻挑戰。

“目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表現出隱蔽性強、犯罪嫌疑人警惕性高、反偵查能力強、犯罪現場流動性大等新特點。”李紹榮說，“特別是取證難，由于涉案證據掌握在犯罪人手中，多以電子形式存在，容易隱蔽、銷毀，知識產權保護取證難度進一步加大，打擊侵權行為難度加大。”

李紹榮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涉外知識產權案件將會多發，從而加大了審判壓力。”

“近年來知識產權案件還具有涉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專利等技術案件比例高，涉網絡案件比例高，疑難復雜新類型案件多等特點，也增加了案件的審理難度。”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北京一中院”）知識產權審判二庭負責人姜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據了解，北京一中院審理的知識產權案件中，涉植物新品種、集成電路布圖、專利等技術案件比例高達1/4。“這對于沒有理工教育背景的法官而言，案件事實的認定存在較大困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案件的審判效率。”

“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了各地法院審理水平出現差異。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極強，但有權受理的法院分散在全國各地，這不利于審判實踐的統一。”中華全國專利代理人協會會長楊梧說，“在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還存在著損害賠償額偏低，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現象等問題。這些都從某種程度上折射了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尷尬現狀。”

“三審合一”試點破題

為了突破知識產權保護中的困局，1993年，北京一中院成立了中國首個知識產權審判庭。隨后，各地法院紛紛建立知識產權審判庭。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法院設立的知識產權審判庭達420個。

2008年，中國發布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提出“研究設置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專門知識產權法庭”。按照這一要求，各地法院積極探索設立“三審合一”知識產權審判庭，即將相關知識產權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由統一的知識產權審判庭來審理。截至2012年底，已有5個高級法院、59個中級法院和69個基層法院開展了相關試點。

據姜穎介紹，2013年底，北京一中院在原知識產權庭的基礎上建立知識產權審判一庭、二庭，將知識產權刑事、民事、行政三類型案件集中由兩個知識產權庭審理，在北京率先構建起了“大知產”審判格局。

“知產一庭主要審理商標案件，知產二庭負責審理專利、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涉技術案件和著作權、合同案件。通過構建‘大知產’審判格局，將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案件‘三審合一’，能夠有效統一三者的法律適用標準，提高案件審判效率。”姜穎說。

在姜穎看來，“大知產”的審判格局也極大提升了知識產權案件的專業化審判水平。“知識產權專業化審判的特點，有助于案件整體審判質效的提升，也有利于調研、培訓工作的開展，進而提升法官的專業審判水平。”

盡管“三審合一”優勢凸顯，但問題依然嚴峻。比如，案多人少的矛盾未能根本解決。數據顯示，2014年一季度，北京一中院共受理各類知識產權案件3323件，而2013年同期案件受理數為935件，增長率為255%。與此同時，知識產權辦案法官在人員上僅給予10%左右的補充比例。

此外，法官知識結構無法滿足需求。姜穎介紹說，在知識產權“三審合一”審判模式下，北京一中院已有的知識產權法官中，缺少具備刑事審判經驗的法官，應對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存在壓力。另外，盡管將具備理工類教育背景的法官安排在以審理專利、著作權案件為主的知產二庭，但法官總體人數并未增加。

數據顯示，北京一中院2010年至2013年年均審結案件3448件，人均結案數約為120件，其中一審案件的比例達90%，且絕大部分案件含涉外因素，涉技術、網絡案件比例高，日常的案件審理工作占據了法官幾乎全部的工作時間，通過司法調研、業務培訓提升自身司法能力的機會受到壓縮，辦案壓力非常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副研究員楊延超向本刊記者表示，“現有的‘三審合一’審判機制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識產權審判效率，但作為審判主體的依舊是普通法院內部的‘知識產權審判庭’，它與法院內其他審判庭如民事審判庭、刑事審判庭等處于同等地位。”

“知識產權案件的特殊性又決定了在領導配備、管轄設置、案件管理、法官選拔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涉及上述工作時，普通法院難以有效顧及知識產權審判庭的上述各種特殊要求，這就決定了現有改革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知識產權審判所面臨的種種難題。”楊延超說。

從各地實踐情況來看，由于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劇增，加之案件類型新穎復雜，知識產權案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愈發專業化、復雜化，審理難度越來越大，“三審合一”審判體制與現實存在的矛盾愈發突出。

在此背景下，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推動中國知識產權審判走向專業、高效的呼聲再度高漲。

知識產權法院建設在路上

關于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的動議，業界早有提及。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2001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知識產權局副局長的吳伯明在全國兩會上就建議設立知識產權法院。

“還在2000年專利法第二次修訂時，國家知識產權局就與有關部門進行過探討，研究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上訴法院，但是沒有取得進展。”楊梧介紹，“2005年啟動專利法第三次修改，再次將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提上日程，高法的課題組當時還拿出了比較成熟的意見。由于當時司法改革思路是訴訟體系，分為大民事、大行政、大刑事三大板塊，成立‘三審合一’的知識產權專門法院不符合上述司法改革思路，因此這一建議再次被擱置。”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

“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部署，說明歷經曲折的知識產權審理司法改革的動議已得到了中央認可。”楊梧認為，“中國企業創新能力逐步提高，保護知識產權的內在動力越來越足，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確實很有必要。”

楊延超則明確表示，“當前，探索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時機已經成熟。”他解釋說，“近年中國知識產權案件數量不斷上升，而知識產權案件又極具專業性，有必要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對相關案件進行集中審理。”

“知識產權審判方面的大膽嘗試和改革，對于提高知識產權的審判水平有重要意義，但要真正推動知識產權審判走向專業、高效，還有賴于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楊延超說。

姜穎也認為，“知識產權法院的建立，將更有利于各項審判資源的調配，法官和書記員案多人少的矛盾預計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

齊善鴻表示，“與知識產權法庭相比，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統一司法標準及節約司法成本。”他說，“目前各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在不斷加大，中國不可能游離于此外。因此，建立知識產權法院，也是順應國際趨勢，有利于中國經濟更好地融入全球。”

那么，中國知識產權法院究竟何日破繭而出？

2013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有關人士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最高法正在推進該項工作，“尚無具體時間表”。

4月8日，本刊記者發函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就建立知識產權法院進展情況采訪相關負責人。1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聞局回電稱，“知識產權法院建設還在推進過程中，相關情況目前還不宜對外公開。”

4月19日，在武漢舉行的“南湖論壇”上，上述信息得到進一步確認。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副庭長金克勝在論壇上透露，知識產權法院設立尚無時間表，目前仍處于論證階段。設立知識產權法院，屬于國家頂層設計，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決議后，才能實施。

然而，各地籌建知識產權法院的工作早已低調進行。4月10日，北京市高法知識產權庭副庭長張雪松在“北京知識產權保護狀況”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從去年底至今年初，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市委的統一部署下，北京市已開展了有關知識產權法院建立的調研工作，目前基本完成了案件的管轄、機構設置等方面的初步調研計劃，現已提交到上級法院。

上海、江蘇、廣東也陸續傳來研究部署推進試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消息。知識產權法院建設還在路上，卻已漸行漸近。□記者李松 建立知識產權法院須做好“頂層設計”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建立知識產權法院是一項復雜工程，推進過程中要立足全局，穩步推進。對于尚未考慮清楚或不確定的問題，不妨先試點，然后根據試點結果進行取舍。

“規劃知識產權法院，還需要考慮知識產權案件，尤其是專利案件的特點，應當由上而下地全面規劃。”楊梧說，“有必要在全國統一建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或上訴巡回法院，并在知識產權上訴法院中設立專家委員會，以利于司法實踐的統一，并對知識產權中的新問題給出指引意見。”

對于知識產權法院的功能，楊梧建議，對于一審在基層知識產權庭審理的知識產權案件，其二審由各省市知識產權中級法院進行終審。“全國知識產權上訴法院負責對一審在知識產權中級法院審理的知識產權案件以及在專利復審委員會審理的專利復審案件和專利無效案件的二審，而專利復審委員會的決定作為準司法的一審。”

在楊延超看來，中國知識產權案件數量依據各地經濟發展情況呈現極度不平衡態勢，因此，“可依據調研數據決定知識產權法院的布局，可以在首都設立一個知識產權高級法院，作為此類案件的最高審判機構；在全國范圍內按區域位置及科技和經濟發展水平設置若干個上訴法院。”

“知識產權法院的建立，還需要打造一支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李紹榮認為，“不論在企業還是法院系統，目前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高層次人才十分稀缺。應積極鼓勵高等院校設立知識產權相關專業，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各個環節的人才培養。”

“尤其知識產權法官隊伍建設，更需加強。”李紹榮說，“要高度重視國際知識產權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工作。依靠這些高端人才，才能確保中國在國際知識產權服務業的激烈競爭中勝出。”

楊梧說，應把引進國際知識產權人才工作納入國家戰略高度，在引進知識產權人才方面給予政策傾斜。“更主要的是，要在國家層面有計劃地派出一些法官出國深造或培訓，以培養他們的國際視野，提高他們的能力。”

姜穎認為，知識產權法官隊伍的建設，尤其要考慮到法官合理工作量的測算、主審法官責任制與合議制的兼容、知識產權法官員額制，以及知識產權法官綜合保障、工資待遇等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齊善鴻表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起步比較晚，相關法律法規還有些滯后，在電子信息化的背景下，對網絡時代作品傳播和侵權規則，至今缺乏有效和系統的規定。”他認為，“中國對知識產權侵權的懲處力度不夠，從某種程度上變相鼓勵了侵權行為的發生。”

齊善鴻說，“在一些發達國家，構成知識產權的嚴重侵權，打官司賠償金額往往十分驚人，甚至讓侵權者傾家蕩產。而外國公司在中國打官司會依據中國相關法律，以至于一些外國公司在中國的侵權成本極低。”

“要進一步完善技術事實查明機制，細化操作程序和規則。特別是對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計算機制以及對重復侵權、惡意侵權等行為的制裁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齊善鴻補充道。知識產權保護發力

遠在17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的萌芽，股權、商號權等新的財產形式不斷出現。為進一步明確這些無形財產的所有權，英國于1623年頒布了《壟斷權條例》，成為首先確立專利制度的國家。此后，英國的《安娜女王法令》（1709年）、法國的《關于以使用原則不審查原則為內容的制造標識和商標的法律》（1857年）等相繼頒布實施，標志著專利發明、著作、商標等無形財富具有了法律上財產的意義，知識產權也由此產生。

不難看出，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新型的財產形態，是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此時，在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手工業和河運日益繁榮，商品貿易活躍。受經濟發展的影響，自然科學也有了一定的發展，《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科學著作相繼問世。但受幾千年封建思想影響的中國，“個體”、“私權”長期被湮沒在“御賜”、“欽授”的“特權”中。

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之后，“知識產權”被它們帶入中國。為保護侵略者自身的利益，英國人于1904年為清政府起草了《商標注冊試辦章程》，成為清政府第一部商標法。隨后，清政府頒布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1910年），也影響了此后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制定的相關法律。

新中國成立后，曾制定了一系列知識產權行政規章，如《保障發明與專利權暫行條例》《發明獎勵條例》等，但發明的所有權在國家，全國各單位都可以無償使用。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還沒有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制度來保護知識產權。

1980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自此，中國先后參加了18個相關知識產權國際公約、條約和協定；相繼出臺了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及其實施細則，還陸續頒布了計算機軟件、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信息網絡傳播權以及音像制品管理、著作權集體管理等保護和管理條例，涵蓋了知識產權保護的主要內容。初步形成了符合國際通行規則、適應我國國情、門類比較齊全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

2008年，中國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成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支撐。此時的中國已從知識產權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向主動參與者，從被動移植轉變為主動利用。

在由兩院院士評選出的“2013中國十大科技進展”中，嫦娥三號月面軟著陸開展科學探測、神舟十號飛船發射成功、天河二號奪得世界超算冠軍、世界上“最輕材料”研制成功等等，每一項科研進展均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閃耀著自主創新的光芒。

在與美國國際數據公司提起的“337調查”案的訴訟中，中國的中興通訊、華為公司初裁獲勝，同樣得益于其在自身專利質量和數量優勢基礎上構筑的專利布局。

30多年市場經濟的磨礪告訴我們，中國不能走資源耗費型的發展道路，也不能走技術依賴型的發展道路，只能走自主創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中國道路。大量事例也表明，缺乏關鍵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沒有先進的知識產權制度，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將難以實現。誠然，我們僅用30多年的時間，就走完了一些發達國家一兩百年才走完的知識產權制度建設之路，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我們更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目前的知識產權制度還不完善，公眾知識產權意識仍較薄弱，侵犯知識產權現象在一些地方、領域和產品中還比較突出，知識產權濫用行為時有發生，缺少透明度、不當競爭等問題仍然存在；我國現行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機構重疊，知識產權的各個領域目前歸屬近十個部門分管，顯然不利于知識產權制度的推行和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

“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為完善知識產權制度體系建設指明了方向，必將進一步激發創新驅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促進知識產權自身制度建設提速。

可以相信，隨著知識產權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的創新環境將有更大的改善，中國的科技進步將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更為強大的支撐。

第五篇：對加強法院廉政建設的幾點思考

對加強法院廉政建設的幾點思考

黨的十七大圍繞加強反腐倡廉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舉措，按照改革創新、懲防并舉、統籌推進、重在建設的要求，扎實推進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有力保證。作為鐵路運輸法院就要根據審判工作特點，針對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和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重點部位，如審判、執行、評估拍賣、基建、干部提拔任用等，以規范權力行使為著力點，以公開透明為基本要求，建立健全有利于預防腐敗的相關制度，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個環節，逐步健全拒腐防變教育長效機制和權力運行監控機制，促進基層法院廉政建設工作真正走向規范化、制度化的軌道。目前，一些法院，尤其是在一些基層法院廉政建設的具體工作中，程度不同地還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在思想認識上，一些同志總覺得反腐敗那是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事情，廉政建設是領導關心的工作，一般干警手中的權力也不大，不會發生腐敗行為，就是個別干警或法官犯點錯誤，也很少有人認為是腐敗行為。在具體工作中，有時還會出現“弱”、“虛”、“難”的現象。“弱”，主要體現在廉政建設工作的重點往往放在處以上領導干部這個小群體中，而弱化了科以下干部這個大的群體。從各級組織制定的廉政各項規定中，大都針對的是高中級領導干部，很少涉及到科以下干部。另外，在每次的黨風廉政建設檢查考核時，針對的也是處以上領導干部，而忽視了科級以下領導干部這個層次。“虛”，主要體現在一些法院的廉政建設只停留在面上，很少能深入下去。由于把黨風廉政的對象重點放在了領導機關和處以上領導干部身上，因此，對基層法院尤其是科以下干警在落實黨風廉政建設的各項規定中，就出現了傳達文件、提出要求多，檢查落實少的現象。尤其是在對基層

法院科級以下干警的監督上，很少把他們放在監督者的視野范圍內，造成了有些科級領導干部對抓廉政建設不重視，對自己有放松要求的現象。“難”，主要體現在，基層法院的工作 “雜”而 “亂”，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級領導機關的各項工作都要在基層得到落實。因此，做為基層法院來說往往只把主要工作當作大事來抓，而忽視了諸如基層法院認為與已無關的廉政建設的學習教育、檢查落實等工作。另外，領導機關抓廉政建設的工作重點沒有放在基層法院，也是造成基層法院開展廉政建設工作難的一個原因。所以說，基層法院的廉政建設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需要下功夫認真去抓。結合自己在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工作和多年來工作的實踐，筆者認為，加強基層法院廉政建設應從以下四個方面抓好落實。

一、基層法院的廉政教育要常抓不懈

基層法院的廉政教育不同于對領導干部的教育。一般來說,普通干警自我教育的自覺性和自我約束力相對來說弱一些。因此，做為基層法院的領導干部，在抓基層法院廉政教育就要做到經常抓、堅持抓。從思想上克服基層法院的教育工作可虛可實，可緊可松的認識，積極探索廉政教育的新途徑、新方法。抓基層法院的廉政教育要堅持到位，必須在針對性、警示性、根本性上下功夫。針對性就是正確把握基層法院干部警的思想狀況，針對暴露出來的突出問題，有的放矢地進行教育。警示性就是 “以人為鑒”，把一些典型案件作為反面教材，開展警示教育，以引起警覺和震動。根本性就是教育廣大干部牢固樹立馬克思想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利益觀。正確看待人生，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力，算好四筆帳（政治帳、經濟帳、人身帳和家庭帳）。實踐證明，針對性能增強教育實效，警示性能引起思想震動，根本性能觸及靈魂。太原鐵路中級法院在廉政教育活動中，針對過去存在的薄弱環節，擴大教育層面，把全院干警都列為受

教育的對象，從學習時間、學習內容、記學習筆記，撰寫心得體會，討論交流，學習筆記展評等各個環節都與處級領導干部一樣，同布置、同檢查，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

二、基層法院的廉政制度要明確細致

建立規范有序、可操作性強的制度體系和法規體系是加強廉政建設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結合形勢發展變化，全面推進了制度化建設，先后頒布廉政法律法規300多件，對規范廉政建設，領導干部的行為規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這些法律法規多是對處以上領導干部提出的要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社會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利益關系日益多樣化，給基層法院廉政建設也帶來了嚴峻挑戰。比如在法院系統就存在著個別法官利用手中的權力，辦“人情案”，在原被告那里“吃、拿、卡、要、報”等不廉潔行為。因此，迫切要求對基層法院及基層法院一般干警在廉政方面作出明確的規定，使基層法院的干警，行為規范，有章可循，有規可依，從而增強他們的紀律觀念。太原鐵路運輸中級法院自2006年建院以來，結合鐵路專門法院的工作實際，針對法院辦案中容易出現的問題制定了一些具體規定。比如在法院中層領導干部中實行“廉政責任保證制度”、“定期廉政檢查制度”，以及“廉政情況向紀檢監察部門反饋匯報制度”等等。實踐證明，抓好基層法院廉政規范，必須以改革的精神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努力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風氣和氛圍。同時，還要根據基層法院工作實際和形勢發展的變化，適時地抓延伸、抓細化。只有這樣，才能使基層法院廉政建設逐步納入具體化、規范化的軌道。

三、基層法院的廉政監督要嚴格加強

權力的良好運行必須依靠嚴格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基層法官手中的權力雖然有限，但如果沒監督同樣也會產生腐敗。因此，監督是預防腐敗發生的有效途徑。目前，在基層法院廉政建設的監督工作中，較普遍的問題是監督意識不強，總認為基層法院的權力比較小，用不著監督，對一些監督制度落實也不到位。做好對基層法院廉政的監督，一是要強化干警的監督意識，提高認識，自覺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二是編織監督網絡，建立起黨風監督、審計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社會監督相結合、全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監督體系。太原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在監督工作中，建立了舉報電話，虛心接受社會和企業的監督，同時還開展行風評議等，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三是延展監督空間，在對基層法院干警工作圈進行監督的同時，對其社會圈和生活圈也實施監督。中院黨組書記院長還與基層法院領導干部簽定了“廉政建設責任書”，要求他們自覺保持廉潔，認真抓好廉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四是突出監督重點，對基層法院干警廉政監督的重點，應當放在中層領導干部和具有執法權力的干部身上，一但發現苗頭，要及時找其談話，打好招呼，告誡他們要切實做到公正司法，一心為民。

四、基層法院的廉政責任要堅決落實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已頒布實行5年多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責任追究大都針對的是處以上領導干部和各級領導班子。因為《規定》明確指出，“黨委（黨組）、政府以及黨委和政府的職能部門領導班子的正職對職責范圍內的黨風廉政建設負總責；領導班子其他成員根據工作分工，對職責范圍內的黨風廉政建設負直接領導責任”。而對基層法院科級以下領導干部的責任范圍卻沒有提出具體要求。基層法院干警廉政方面出了問題，被追究責任的是分管的領導班子正職或班子成員，而忽

略了具體負責管理的一般領導干部。因此，我們可根據《規定》中的原則，把責任追究延伸到科以下領導干部，對部門干警在廉政建設方面出現的問題，除了追究上一級領導班子成員的責任外，也要追究所在庭室領導干部的責任。對于科級以下領導干部黨風廉政的職責范圍和內容，可依據《規定》中的有關條款，結合本單位的實際制定。同時，要抓好責任追究的落實，對在廉政教育、監督、管理等方面不負責的科級以下領導干部，不僅要及時地進行誡勉談話，嚴重者還應依據有關規定給予相應的紀律處分。并追究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