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思考

對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思考

【內容提要】回顧黨的光輝歷程，讓人無不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的歷史成就備感欣慰，同時，也為反腐倡廉的嚴峻形勢居安思危、警鐘長鳴。特別是一些經過多年努力，仍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的問題，成為困擾反腐敗的“短板”。本文從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現狀入手，在分析腐敗現象產生的基礎上對轉型時期的腐敗問題進行了反思。【關鍵詞】腐敗

根源

遏制

反思

一、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現狀

201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9621件，處分146517人，省部級官員有：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劉卓志，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志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還有最近的劉志軍涉嫌嚴重違紀被任免事件。腐敗問題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普遍性問題，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程度不同地為其所困擾，我國也不例外。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隨著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變，我國的腐敗現象呈蔓延之勢。腐敗現象的產生與蔓延，不僅嚴重地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動搖了人們的信念，還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會問題，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反腐敗已經成為我們當前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二、解析腐敗問題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權制

前不久，人民網調查顯示，85.3%的網友認為，現在的縣委書記“克己奉公、清正廉潔”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把手已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有的地方查辦的領導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安徽省有18個縣(區)委書記因賣官鬻爵、貪污受賄被查處；全國有18個交通廳(局)長因腐敗而落馬，而河南更是創下了連續3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紀錄。一把手出事，往往帶壞一批人，帶亂一方風氣，嚴重影響一地發展，使吏治腐敗如山洪暴發。遼寧沈陽慕馬案牽出142起嚴重違紀違法案，追究刑事責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黨政部門的一把手。湖北襄樊市委書記孫楚

寅落馬，牽出領導干部70余人，其中縣市和市屬單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難監督的要害，在于權力過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監督。無論在一個地方或單位，人、財、物權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級管不到，同級不好管，下級不敢管，群眾管不了”。從領導班子的結構看，一把手高度集權的體制，使班子成員難以監督；從權力運行過程看，一把手權力運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員也不知道，群眾更不知情，無從監督；從授權關系看，上級對一把手重任用，輕管理，疏于監督；從監督機構權限看，監督主體受制于監督對象，無法監督。

（二）官場潛規則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說是最經典的潛規則。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潛規則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卻得到廣泛認同并在實際生活中指導和調整人們行為的一種“規范”。也證實了潛規則已廣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所以有人把潛規則分為官場潛規則、行業潛規則、社會潛規則。潛規則是當下腐敗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條件。它像一張看不見、摸不著的龐大網絡，誰要企圖打破它，誰就要付出代價。許多出類拔萃、品質優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龍附驥、善出“政績”的人被提拔到顯要位置和重要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無奈，漸漸卷入不正之風，從腐敗的抵制者轉化為腐敗的默認者，甚至是追隨者、推動者。潛規則阻撓顯規則的確立，阻撓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落實，使得依靠潛規則生存、發展的人越來越多。

（三）大吹買賣官之風

買官賣官、跑官要官是最嚴重、危害最大、影響最壞的腐敗現象。買官賣官有四大動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領導班子調整主動賣官。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協副主席、白山市委統戰部長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委書記期間，6年里將全縣500余名干部調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賄賂114萬余元，將200多名科級干部的命運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級干部幾乎無一人不向他行賄。二是以改革創新的名義買官賣官。山西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借干部體制“改革”斂財，提出改革干部體制要“大手筆、大破格、大面積、大調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遷的、想進城的、想調位子的，紛紛自愿上鉤。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權，通過一系列“包裝”及所謂的組織程序，幫人升官，為己斂財。買官者向擁有提名權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購買”這種機會。盡管全委會、常委會票決可以避免少數人說了算，但問題的關鍵不僅是怎么

決，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權掌握在誰的手里。四是買官賣官數額漸成“規范”。全國最大賣官案——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牽涉到田鳳山、韓桂芝等省部級高官和18名地廳級官員。馬德將官位商品化，從縣委書記、縣長及部門的一二把手，到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每個位置都有“價格”，而且靈活機動。

（四）惡搞“政績工程”

“政績工程”之風由來已久，成了官員之最愛，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標體系不科學。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官員的政績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漸走上了神壇，成了上系國運隆昌、下連百姓民生的經濟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達到了極致。由于考核指標關系到官員升降去留和年終業績，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個思路，都來個幾大工程、幾大舉措，以致弄虛作假、虛報浮夸，只要能顯示“政績”，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績觀的驅動下，部分官員和企業主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權力與經濟共舞，官員們撈到了政績，商人們斂到了財富。“政績工程”下的尋租和腐敗，使非廉潔化的官場生態得以滋蔓，極大地增加了反腐敗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團

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壟斷行業的福利腐敗問題引起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各大媒體的普遍關注。福利腐敗，實質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壟斷腐敗，是權力腐敗的一種延伸，是少數人利用自己獨特的身份取得不正當的利益。福利腐敗只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冰山一角。除壟斷企業外，還有房地產開發商、部分官員，他們都是以某種不正當方式影響政府決策，從而以特權方式獲得巨大利益的群體。特殊利益集團問題的存在，加劇了中國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發展不和諧；激發了大量尋租活動，腐蝕了一大批位高權重的領導干部；造成大量國有資產資源的流失，帶來了社會的不穩定。

特殊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總是阻撓通過深化改革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六）大肆揮霍公款消費

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國家財政支出中，官員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達3000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的10%，是當年軍費開支的兩倍，是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之和。官員出國考察成了“待遇”，帶來的是政府奢侈浪費，某些官員也借機索要賄賂和出逃。據《半月談》報道，中國一定級別的機關干部，每年參加的大小會議不下50場。會議費用驚人，不少會議動輒數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一般會

議都要求“規范”印發領導講話、會議交流材料，有的一次會議就用1噸紙。公務接待耗費巨大，浪費嚴重。接待標準亂、范圍亂、名目亂、思想觀念亂。某單位在一餐廳一年接待費為260萬元，其中，客人消費為64.7萬元，其余近200萬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變著法子亂接待耗費的。公款消費中的腐敗，是依附在舊體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供給制的遺風。不論用車、出國、吃喝、接待、開會，凡涉及公款的，統統沿用供給制那一套，當成一種待遇、一種福利，不論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職級來。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職務消費改革的要求，但這一改革包括公車改革進展緩慢、躑躅不前，有的還把公車改革變異為變相增加巨額收入，引起群眾強烈不滿，根本原因在于它觸動的是一個龐大的官員體系的利益，公車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義

每年年末歲初，基層對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評比達標表彰活動應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評比達標表彰活動純屬搞形式主義、走過場，助長了虛報浮夸、弄虛作假之風，又衍生出亂收費、亂攤派、亂要贊助等加重基層、企業和群眾負擔的問題。為了應付評比，為了能當“先進”，假數字、假匯報、假現場、假典型層出不窮。盡管我們多年來對形式主義的痼疾屢加撻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難根除。“領導就是開會，貫徹就是發文，檢查就是匯報，協調就是喝醉，落實就是收費”，在一些地方已成為普遍現象。形式主義的要害，是不顧實際，只會跟風；不計成本，只要轟動；不求實效，只圖虛名。就連中央要求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有的地方在落實過程中也出現了形式主義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規模比投入。形式主義已經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禍害，也是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正龍拍虎”。形式主義的橫行，源于運動式思維和運動式工作方式。不論干什么工作，一開大會，二發文件，三造輿論，四造氛圍??誰不這樣干，誰就是不重視，誰就沒有魄力，也顯不出政績。

（八）司法腐敗

2008年10月28日，一條引起轟動的新聞從北京傳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被免去職務，已被中央紀委“兩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司法系統因涉嫌腐敗而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在12月1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馬，抓住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司法腐敗問題，組織專項治理，純潔政法隊伍。近年來，司法腐敗案件屢見媒體。司法公正

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說用人腐敗讓人失望的話，那么，司法腐敗就讓人絕望了。雖然腐化墮落的司法機關領導干部是極少數，但影響極其惡劣，損害了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視法律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出臺不準式規定最多的國家，也是對腐敗處罰最為嚴厲的國家。透明國際也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反腐敗制度建設相對完善的國家。為什么貪官依然那么多？從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藐視法律。貪官落馬前，身居要職，學法、聽法紀講座的機會遠遠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學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長。他們不是不懂法，有的對法律可以說是精通了。問題在于，他們學習、精通的目的，不是為了守法，而是為了鉆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違法行政、以權壓法，以更巧妙的手法違法犯罪而不被發現，甚至還運用聽證會等法治手段為掩護，維護自己的私利。如果我們有到各處去走走、看看，可以發現，很多領導干部口口聲聲講的，都是貫徹他的頂頭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難得聽到一位領導講怎么執行法律法規。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十分濃厚的國家，習慣法大于成文法。許多貪官精通權術、潛規則、厚黑學，尤其迷信權大于法。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來沒想到要用這些來約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如果說徐其耀對法律法規的態度還有些隱晦的話，已執行死刑的原四川省樂山市副市長李玉書就撕去了一切偽裝了。他已成了階下囚，還對管教干警說：“法律算個屁！你相不相信權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賭，我半年內就出去，什么事都沒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還有權大的人在為其撐腰。好在最終還是法律勝利了，李玉書的“權大于法”破產了！

二、遏制腐敗問題的辦法

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說，制度設計關鍵在于假定，從“好人”假定出發，必定設計出壞制度，導出壞結果；從“壞人”假定出發，則能設計出好制度，得到好結果。這對我們設計反腐倡廉制度是否有借鑒意義和啟示作用？不論是遏制腐敗的非常措施，還是制約腐敗的規章制度，說到底，都是一種抵御腐敗的外部力量，而現實生活是非常復雜的，不僅形勢在不斷發展，具體情況更是千變萬化，只要腐敗分子的腐敗動機存在，再嚴厲的打擊措施，再縝密的法規條文實際上也不能完全阻止他們將腐敗的動機變成腐敗的行動。這也是中國古代某些時期懲罰腐敗的措施雖然極為嚴厲，甚至是野蠻和殘酷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法律法規相當周密，近乎于繁鎖和苛刻，卻都不

能完全根除腐敗的原因所在。然而，反腐敗問題是關系國家前途，民族存亡的大事，再難我們也應該為此而努力。這種努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運作。

1、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對政府機關的監督、制約機能。如果說遏制腐敗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努力的話，更持久、更具有根本性的反腐敗措施應該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但是，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們不能再沿襲過去的那種搞群眾運動的做法，而是應該充分發揮現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職能，實現對政府機關的監督和制約。腐敗的中心問題是權錢交換，這種監督和制約的重點應該圍繞權和錢進行。權力在現實生活中是與職務聯系在一起的，有職才有權。我們應該逐步建立起一套切實可行而不是流于形式的人民代表選舉產生、監督制約各級政府領導人的制度，逐步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委任制，從根本上杜絕腐敗分子長期盤踞某些重要職務，利用職權大肆侵吞國家財產，人民群眾對其無能為力的反常現象。另一方面，加強人民代表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的監督。不僅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要經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批準，政府的重要收支項目也要及時向人民代表大會進行匯報，重要的細節要由人民代表大會有關專家對其進行審查，敏感性的財政收支要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向社會公布。如果我們真正能夠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將政府對權和錢的運用嚴密地監督起來，王寶森事件之類的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2、逐步完善公務員制度，摸索和建立一套政務員對公務員的監督制約制度。人民代表對政府的監督的重點是各級政府的領導人。但是，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員也可能發生濫用職權，侵吞國家資產等不法行為。對各級政府內類型繁雜，人數眾多的一般工作人員的監督，在政府機關之外且人數有限的人民代表是很難做到的。因此，對這些人的監督職能，應該交由各級政府的領導人來進行。在這方面，我們不仿借鑒美國的一些做法。美國的總統和各州州長都擁有任命、罷免大批重要政府官員的權力，美國新總統上臺以后，直接由他任命的高級官員就近三千人。對不稱職，或總統不放心的人，新總統總是毫不猶豫地將其清除出去。例如，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局長塞信斯曾用公家的飛機和汽車接送自己的家人，乘坐防彈禮賓車上下班等行為而受到指控，克林頓一上臺，就摘掉了他的烏紗帽。這種制約，表面上似乎背離了自下而上進行監督的思路，實質上是人民群眾對各級政府領導人進行監督制約的縱向延伸和繼續，遠比人民代表直接監督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員更加有效，也更加切實可行。

3、逐步建立分權機制，由相互獨立，互相制衡的各部門相互進行監督和制約。

對腐敗現象的制約機制，決不能局限于從人民群眾到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到各級政府領導人，由各級政府領導人再監督其部下這樣一種單線條的、縱向制約的思路。單線條的制約機制固然簡明，但其中一個環節一旦出現問題，整個制約機制就可能癱瘓甚至完全崩潰。要確保制約機制的安全運轉，必須編織一張縱橫交錯，多重反饋，上下左右，相互監督的網絡。這種網絡所體現的核心思想就是西方政府哲學中分權制衡的原則。這種多重制約機制在西方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對反腐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總統有權任命高級官員，但是，這種任命往往又要經過國會的批準。美國總統有權任命最高法院的最高法官，但是，最高法官的工作總統無權干涉。國會有權立法，但議案的最后生效需要總統批準。這種縱橫交錯的制約機制，雖然人為地將許多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卻大大減少了某一部門獨斷專行，濫用權力的可能性，實質上是人民群眾對當權者制約的橫向延伸和繼續，從而大大增加了制約機制的安全系數，將腐敗現象產生發展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4、通過公眾輿論、新聞媒介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府、及其它有關部門的工作進行監督制約。古今中外政權建設的經驗告訴我們，單線條的制約機制不可靠，多重制約、網絡狀的制約機制也不完全可靠。權力制約權力，讓當權者制約當權者，這固然是人類政治上的一大進步。然而，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當權者既有相互競爭，互相制約的一面，也有許多共同利益，也有可能相互勾結，共同蒙蔽和欺騙社會。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制約和機構也完全有可能轉化成相互勾結，欺騙和操縱人民意愿的工具。因此，做為權力制約權力最重要的補充，應該是在原有的權力體系之外，再通過公眾輿論、新聞媒介對人民代表大會、各級政府、及其它有關部門的工作進行監督制約。在西方發達國家，公眾輿論和新聞媒介在反腐敗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新聞媒介既能反映公眾輿論，也能影響公眾輿論，而公眾輿論對選民的選擇具有重大影響，因此，上到總統、首相、下到一般政府工作人員，對此都不敢掉以輕心，如曾經在內政外交上均有建樹的尼克松，就是因為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記者對水門事情的報導，被趕下了總統的寶座。更為重要的是，公眾似乎永遠有一種對政府官員不放心的心理定勢，新聞媒介為了迎合公眾的這種心理，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探聽和搜集政府官員的不法行為，無形之中對當權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從心理上對當權者的腐敗行為起到了十分有效的震懾作用。這種監督制約幾乎是無所不在，其實質是人民群眾對當權者制約的外化和擴大化，是利用權力體系之外的整個社會力量對整個權力體

系的全面監督制約。我們應該借鑒這種做法，逐步建立起通過公從輿論和新聞媒介對當權者進行監督制約的機制。

5、編織天羅地網制約腐敗產生的社會條件。腐敗問題產生的原因是相當復雜的，反腐敗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復雜的斗爭。相對而言，利用我國政治經濟制度上的優勢，在短時期內，通過是一些非常手段或措施遏制腐敗蔓延的勢頭，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但是，僅僅靠這些非常措施，反腐敗的效果是難以持久的，更持久、更有效的反腐敗措施必須是法制和制度建設，即編織天羅地網制約腐敗產生的社會條件。這種制約不是做為一種特定時期的特定任務，至上而下部署完成的，而是依賴固有的制度本身，做為一種日常性工作，通過制度本身的正常運作，不斷地預防和清除各種腐敗現象，從而保持政府的高效和清廉。

三、轉型時期對腐敗問題的反思

轉型期的腐敗現象多種多樣，產生的原因紛繁復雜，涉及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因此，治理轉型期腐敗，必須按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緊密結合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既突出重點，又全面推進。

1、創新體制、機制和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為此，要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針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重點部門和領域，不斷創新體制機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深入發展，從根本上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制度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權力調整以及體制、機制變革等諸多方面，要用系統論的觀念和方法，從宏觀、中觀、微觀等各個角度來思考和規劃。當前應繼續重點圍繞權錢人等關鍵環節，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經營性土地招標拍賣、政府采購、產權交易、建設工程項目公開招投標等制度。同時要針對腐敗滋生蔓延的新趨勢，不斷拓寬從體制機制和制度上遏制腐敗的視野和領域。

2、轉變政府職能，改善政府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當務之急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削減審批事項，規范審批程序，提高審批效率。要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要堅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契機，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機制，推進市場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要按照這一要求，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健全行政權力的“退出”機制，減少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干預，從源頭上消除尋租性腐敗發生的機會。對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額度和指標限制的稀缺資源，特別是產權交易、建設工程項目、經營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購等，都可以采用招標、拍賣、承包等市場化手段在全社會進行分配，逐步取消各類配額指標、經營性指標和專控經營權。限制行業壟斷，在公用設施部門和公共服務部門引入競爭機制，鼓勵民間投資和外資進入。繼續抓好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改革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使國有企業盡快退出競爭性行業。要抓緊培育和完善中介機構與行業協會，充分發揮其聯結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凡可以用市場機制代替的事項，都交給中介機構來具體運作，有的經濟管理和監督職能也可委托中介組織或自治組織運用市場規則運作。

4、規范從政行為，保證公務行為的廉潔。在我國由于受經濟發展客觀水平的制約，決定了公務員工資待遇的提高是一個與經濟發展和機構精簡相對應的漸進過程。當前，最重要的還是要教育公務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不斷調整、完善公務人員廉潔從政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培養良好的行為操守和職業道德。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提高公務人員的收入水平，不斷降低腐敗收益，提高不腐敗的收益，在公務員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勵機制。要積極研究探索黨政機關福利待遇和領導干部職務消費實行貨幣化、工資化改革的途徑，適時提高公務員工薪水平，同時提高公職人員收入來源和收入狀況的透明度。

5、健全社會監督機制，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要把反腐敗斗爭與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強化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機制。要加強人大、政協監督。要廣泛發動群眾的支持和參與，為反腐敗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建立公共選舉、公共參與、公共選擇和公共服務等民主制度，積極推行民主公開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廣民主評議、質詢聽證等民主形式。積極推行政務公開，大力推行電子政務，提高公民參與程度，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增強權力運行的透明度。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因此更要加大腐敗監管力度，堅決不能讓不正之風四處蔓延。要把反腐問題要作為一項國事、大事來抓，建立長效機制，將腐敗遏制在源頭，切實優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和諧氣氛，讓人民更加信任黨，擁護黨。

【參考文獻】

[1] 廖翥.《廉政瞭望》.2009年3月.總期第253期.第8頁.[2]《人民日報》1997年12月18日，第三版.[3]《番禺日報》2011年3月1日，溫家寶總理答網友問.[4] 江津黨建網.2009年12月21日.關于2010年－2020年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5]《黨的建設》.2009年第十期，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17頁.10

第二篇：行政管理論文--對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思考（小編推薦）

對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思考

【內容提要】腐敗問題長期存在，在當前中國又有新形勢與特點；針對這些新形勢與特點，筆者提出四條對策解決腐敗問題；解決腐敗問題，要加強廉政教育，加強制度建設，完善法制建設，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腐敗問題的解決非一朝一夕，做好長線作戰準備，最終徹底杜絕腐敗行為，解決腐敗問題。

【關鍵詞】腐敗

根源

遏制

反思

制度建設

對策

引言

腐敗問題既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它因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各種嚴重危害并特別頑固而成為世界各國的一大公害，素有“政治癌癥”之稱。如何有效地懲治、控制并預防腐敗，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共同關注的焦點。毫無疑問，它也是當代中國政府務必認真研究和解決的重大社會政治問題。

一.腐敗的定義和表現

腐敗到底是什么呢？查閱中國辭海，找到腐敗一詞，釋義如下：①腐爛。②（思想）陳舊，（作風）糜爛。③指制度、機構、措施等混亂、黑暗。現實生活中，釋義②和③這兩層含義用得比較多。而我們這里討論的腐敗，則主要是指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或他人謀取私利的行為。

隨手翻翻報紙，所有司法判決的腐敗案件，幾乎清一色的是：某官員因“貪污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某刑罰。似乎腐敗就是貪污受賄，然而腐敗和貪污受賄兩個概念不可混同，它們是母概念和子概念的關系。權錢交易是腐敗最典型的特征，然而這種政治和經濟以某種扭曲的方式結合的產物只是腐敗的表現形式之一。

腐敗并不都和金錢有直接關系，譬如：不勤國政、不恤民情、不解民怨、玩忽職守、消極怠工、執法弄權、瞞上欺下、擅作威福、私結黨羽、排斥異己、文過飾非、打擊報復、勾結匪類、縱惡養奸、凌辱百姓、虛功邀賞如此等等。這些未必都和金錢有直接關連，但它對國家和人民的危害遠比貪污受賄嚴重得多。

因此，腐敗并不是目前主流輿論導向那樣僅限于貪污受賄，腐敗并不是經濟范疇的概念。腐敗分子犯罪并不在于他受納的金額多少，出賣國家權力的腐敗并不是單純的清算他收受了多少金錢這一受賄經濟問題，從來沒有哪一個政權是因為貪官掏空國庫而垮臺的，而官員腐敗則是直接蛀空政權大廈的梁柱。

二、當前我國腐敗問題的現狀

2010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139621件，處分146517人，省部級官員有：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劉卓志，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康日新，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貴州省政協原主席黃瑤，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志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還有最近的劉志軍涉嫌嚴重違紀被任免事件。腐敗問題是當今世界的一個普遍性問題，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程度不同地為其所困擾，我國也不例外。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尤其是隨著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變，我國的腐敗現象呈蔓延之勢。腐敗現象的產生與蔓延，不僅嚴重地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動搖了人們的信念，還滋生出一系列其它的社會問題，直接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因此，反腐敗已經成為我們當前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三、解析腐敗問題的根源

（一）一把手集權制

前不久，人民網調查顯示，85.3%的網友認為，現在的縣委書記“克己奉公、清正廉潔”上做得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一把手已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有的地方查辦的領導干部案件中，60%以上是一把手。安徽省有18個縣(區)委書記因賣官鬻爵、貪污受賄被查處；全國有18個交通廳(局)長因腐敗而落馬，而河南更是創下了連續3任交通廳長前腐后繼的紀錄。一把手出事，往往帶壞一批人，帶亂一方風氣，嚴重影響一地發展，使吏治腐敗如山洪暴發。遼寧沈陽慕馬案牽出142起嚴重違紀違法案，追究刑事責任的就有104人，其中17人是黨政部門的一把手。湖北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牽出領導干部70余人，其中縣市和市屬單位一把手30余人。一把手最難監督的要害，在于權力過于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監督。無論在一個地方或單位，人、財、物權都在一把手的掌控之下，“上級管不到，同級不好管，下級不敢管，群眾管不了”。從領導班子的結構看，一把手高度集權的體制，使班子成員難以監督；從權力運行過程看，一把手權力運行不透明，有的甚至班子成員也不知道，群眾更不知情，無從監督；從授權關系看，上級對一把手重任用，輕管理，疏于監督；從監督機構權限看，監督主體受制于監督對象，無法監督。

（二）官場潛規則

“不跑不送，降低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可以說是最經典的潛規則。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潛規則的基本特征，即不能拿到桌面上、不敢公示于人，但私下里卻得到廣泛認同并在實際生活中指導和調整人們行為的一種“規范”。也證實了潛規則已廣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所以有人把潛規則分為官場潛規則、行業潛規則、社會潛規則。潛規則是當下腐敗滋生蔓延最肥沃、最深厚的土壤和條件。它像一張看不見、摸不著的龐大網絡，誰要企圖打破它，誰就要付出代價。許多出類拔萃、品質優秀的人得不到提拔，而搞人身依附、攀龍附驥、善出“政績”的人被提拔到顯要位置和重要崗位。原本不跑不送的也被逼無奈，漸漸卷入不正之風，從腐敗的抵制者轉化為腐敗的默認者，甚至是追隨者、推動者。潛規則阻撓顯規則的確立，阻撓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的落實，使得依靠潛規則生存、發展的人越來越多。

（三）大吹買賣官之風

買官賣官、跑官要官是最嚴重、危害最大、影響最壞的腐敗現象。買官賣官有四大動向值得注意：一是利用領導班子調整主動賣官。原吉林省白山市政協副主席、白山市委統戰部長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委書記期間，6年里將全縣500余名干部調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賄賂114萬余元，將200多名科級干部的命運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科局級干部幾乎無一人不向他行賄。二是以改革創新的名義買官賣官。山西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借干部體制“改革”斂財，提出改革干部體制要“大手筆、大破格、大面積、大調整、大交流”，于是想保住位子的、想升遷的、想進城的、想調位子的，紛紛自愿上鉤。三是一把手利用自己的提名權，通過一系列“包裝”及所謂的組織程序，幫人升官，為己斂財。買官者向擁有提名權的用人者、主要是一把手“購買”這種機會。盡管全委會、常委會票決可以避免少數人說了算，但問題的關鍵不僅是怎么決，更重要的是初始提名權掌握在誰的手里。四是買官賣官數額漸成“規范”。全國最大賣官案——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涉及一把手50多人，更牽涉到田鳳山、韓桂芝等省部級高官和18名地廳級官員。馬德將官位商品化，從縣委書記、縣長及部門的一二把手，到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每個位置都有“價格”，而且靈活機動。

（四）惡搞“政績工程”

“政績工程”之風由來已久，成了官員之最愛，主要在于考核干部的指標體系不科學。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官員的政績考核打上了GDP的烙印，GDP逐漸走上了神壇，成了上系國運隆昌、下連百姓民生的經濟偶像。在有的地方，GDP崇拜達到了極致。由于考核指標關系到官員升降去留和年終業績，不少地方一套班子一個思路，都來個幾大工程、幾大舉措，以致弄虛作假、虛報浮夸，只要能顯示“政績”，什么都敢干。在畸形政績觀的驅動下，部分官員和企業主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權力與經濟共舞，官員們撈到了政績，商人們斂到了財富。“政績工程”下的尋租和腐敗，使非廉潔化的官場生態得以滋蔓，極大地增加了反腐敗的阻力。

（五）建立特殊利益集團

2006年全國“兩會”期間，壟斷行業的福利腐敗問題引起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各大媒體的普遍關注。福利腐敗，實質上就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壟斷腐敗，是權力腐敗的一種延伸，是少數人利用自己獨特的身份取得不正當的利益。福利腐敗只是特殊利益集團的冰山一角。除壟斷企業外，還有房地產開發商、部分官員，他們都是以某種不正當方式影響政府決策，從而以特權方式獲得巨大利益的群體。特殊利益集團問題的存在，加劇了中國兩極分化，導致社會發展不和諧；激發了大量尋租活動，腐蝕了一大批位高權重的領導干部；造成大量國有資產資源的流失，帶來了社會的不穩定。

特殊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總是阻撓通過深化改革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

(六）大肆揮霍公款消費

據2000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99年國家財政支出中，官員出國一項消耗的財政費用達3000億元，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的10%，是當年軍費開支的兩倍，是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之和。官員出國考察成了“待遇”，帶來的是政府奢侈浪費，某些官員也借機索要賄賂和出逃。據《半月談》報道，中國一定級別的機關干部，每年參加的大小會議不下50場。會議費用驚人，不少會議動輒數十萬元，甚至數百萬元。一般會議都要求“規范”印發領導講話、會議交流材料，有的一次會議就用1噸紙。公務接待耗費巨大，浪費嚴重。接待標準亂、范圍亂、名目亂、思想觀念亂。某單位在一餐

廳一年接待費為260萬元，其中，客人消費為64.7萬元，其余近200萬元是被陪客的人吃掉或變著法子亂接待耗費的。公款消費中的腐敗，是依附在舊體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供給制的遺風。不論用車、出國、吃喝、接待、開會，凡涉及公款的，統統沿用供給制那一套，當成一種待遇、一種福利，不論是否真需要，一律按職級來。中央多年前就提出了職務消費改革的要求，但這一改革包括公車改革進展緩慢、躑躅不前，有的還把公車改革變異為變相增加巨額收入，引起群眾強烈不滿，根本原因在于它觸動的是一個龐大的官員體系的利益，公車又是身份的象征，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七）大搞形式主義

每年年末歲初，基層對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評比達標表彰活動應接不暇，疲于奔命。不少評比達標表彰活動純屬搞形式主義、走過場，助長了虛報浮夸、弄虛作假之風，又衍生出亂收費、亂攤派、亂要贊助等加重基層、企業和群眾負擔的問題。為了應付評比，為了能當“先進”，假數字、假匯報、假現場、假典型層出不窮。盡管我們多年來對形式主義的痼疾屢加撻伐，但因其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難根除。“領導就是開會，貫徹就是發文，檢查就是匯報，協調就是喝醉，落實就是收費”，在一些地方已成為普遍現象。形式主義的要害，是不顧實際，只會跟風；不計成本，只要轟動；不求實效，只圖虛名。就連中央要求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有的地方在落實過程中也出現了形式主義傾向：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比規模比投入。形式主義已經成為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禍害，也是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正龍拍虎”。形式主義的橫行，源于運動式思維和運動式工作方式。不論干什么工作，一開大會，二發文件，三造輿論，四造氛圍??誰不這樣干，誰就是不重視，誰就沒有魄力，也顯不出政績。

（八）司法腐敗

2008年10月28日，一條引起轟動的新聞從北京傳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被免去職務，已被中央紀委“兩規”。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司法系統因涉嫌腐敗而落馬的最高級別官員。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在12月1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一定要清除害群之馬，抓住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司法腐敗問題，組織專項治理，純潔政法隊伍。近年來，司法腐敗案件屢見媒體。司法公正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說用人腐敗讓人失望的話，那么，司法腐敗就讓人絕望了。雖然腐化墮落的司法機關領導干部是極少數，但影響極其惡劣，損害了司法

權威和司法公信力。

（九）漠視法律

中國是世界上公認出臺不準式規定最多的國家，也是對腐敗處罰最為嚴厲的國家。透明國際也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反腐敗制度建設相對完善的國家。為什么貪官依然那么多？從貪官自身的原因看，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藐視法律。貪官落馬前，身居要職，學法、聽法紀講座的機會遠遠高于常人，有的甚至是法學博士出身的法院院長。他們不是不懂法，有的對法律可以說是精通了。問題在于，他們學習、精通的目的，不是為了守法，而是為了鉆法律的空子，以更高明的手段違法行政、以權壓法，以更巧妙的手法違法犯罪而不被發現，甚至還運用聽證會等法治手段為掩護，維護自己的私利。如果我們有到各處去走走、看看，可以發現，很多領導干部口口聲聲講的，都是貫徹他的頂頭上司的批示、指示，很難得聽到一位領導講怎么執行法律法規。中國是一個封建傳統十分濃厚的國家，習慣法大于成文法。許多貪官精通權術、潛規則、厚黑學，尤其迷信權大于法。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來沒想到要用這些來約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如果說徐其耀對法律法規的態度還有些隱晦的話，已執行死刑的原四川省樂山市副市長李玉書就撕去了一切偽裝了。他已成了階下囚，還對管教干警說：“法律算個屁！你相不相信權大于法？你敢不敢跟我打賭，我半年內就出去，什么事都沒有！”他之所以敢如此肆無忌憚，就是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而且背后還有權大的人在為其撐腰。好在最終還是法律勝利了，李玉書的“權大于法”破產了！

四.解決腐敗問題的對策

當今世界，腐敗已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獨有的弊端，而是各國、各地區共同面臨的、急需治理的重要問題。許多國家和地區將其列入重要的議事日程，制定嚴厲打擊和有效預防的措施。腐敗行為是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宗旨，同我們國家的性質根本相背離的，是黨和政府堅決反對和打擊的。我們黨和政府一貫重視對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的懲治與預防，采取了一系列懲治和預防腐敗犯罪的對策，對遏制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起了重要作用。反腐敗的對策主要取決于三個要素：

1.公共權力的正確行使及其法律制度的完善

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對市場經濟下的腐敗犯罪，不能靠簡單的群眾運動或行政命令去解決，而要靠法律。法律手段是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基本手段。離開法制建設，反腐敗的對策就是一句空話。我國的刑法和其他單行法規雖有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的條 6

款，但至今尚無專門的立法。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嚴重危害社會的腐敗行為并沒有規定為犯罪，查處腐敗犯罪的訴訟手段明顯缺乏，懲治腐敗犯罪的立法還不系統，缺乏協調，現行立法在立法技術上也有粗疏、需要改進的地方，因此，制定專門的反腐敗法規，如反貪污賄賂法是當務之急。

2.公職人員的素質

腐敗犯罪現象的產生，與從事公務人員的思想、道德、作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要嚴格公職人員的選拔、任用標準和制度，要選擇那些德才兼備、積極負責、素質很高、充滿活力的人員。還要確立公職人員的考核制度，這一制度不僅能促使公職人員努力克盡職守，講求實績，提高工作效率，改變那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不良現象，而且也檢查鞭策公職人員潔身自律，有利于預防和減少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索賄受賄等腐敗行為。總之，繼續建立、改革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公職人員隊伍，提高公務人員自身的免疫力，這是解決腐敗滋生現象的必由之路。

3.監督制約機制

不受制約、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和腐敗，這是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的公理。總體講，我國的監督法規還不完備；監督制度還不健全；監督機關的職能還未充分發揮；有關監督的法規條例原則規定多，可操作性不強；監督的運行方式單一，有些地方還未到位，而且一般對下監督多，對上監督少，事后監督多，事中、事前監督少，監督的力度和權威均不夠。鑒于此，我們要繼續加強監督立法，把監督機關的權力法制化；要強化監督機關的職能，加大監督力度；要提高監督機關和公職人員的監督意識，樹立監督觀念；要建立健全行政、經濟等有關監督制度，完善約束防范機制；要拓寬監督渠道，健全監督網絡。

四、轉型時期對腐敗問題的反思

轉型期的腐敗現象多種多樣，產生的原因紛繁復雜，涉及的利益關系盤根錯節。因此，治理轉型期腐敗，必須按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緊密結合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部署，既突出重點，又全面推進。

1、創新體制、機制和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為此，要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針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重點部門和領域，不斷創新體制機制和制度，以改革的精神推動黨風廉政建設

和反腐敗工作深入發展，從根本上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制度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利益分配、權力調整以及體制、機制變革等諸多方面，要用系統論的觀念和方法，從宏觀、中觀、微觀等各個角度來思考和規劃。當前應繼續重點圍繞權錢人等關鍵環節，深入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經營性土地招標拍賣、政府采購、產權交易、建設工程項目公開招投標等制度。同時要針對腐敗滋生蔓延的新趨勢，不斷拓寬從體制機制和制度上遏制腐敗的視野和領域。

2、轉變政府職能，改善政府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當務之急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進一步削減審批事項，規范審批程序，提高審批效率。要繼續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要堅持依法行政，抓住十六大提出的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契機，加快廉政立法步伐。

3、完善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機制，推進市場化改革。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要按照這一要求，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健全行政權力的“退出”機制，減少行政權力對經濟的干預，從源頭上消除尋租性腐敗發生的機會。對于政府掌握的具有額度和指標限制的稀缺資源，特別是產權交易、建設工程項目、經營性土地的使用以及政府采購等，都可以采用招標、拍賣、承包等市場化手段在全社會進行分配，逐步取消各類配額指標、經營性指標和專控經營權。限制行業壟斷，在公用設施部門和公共服務部門引入競爭機制，鼓勵民間投資和外資進入。繼續抓好國有企業的戰略性重組，改革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使國有企業盡快退出競爭性行業。要抓緊培育和完善中介機構與行業協會，充分發揮其聯結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凡可以用市場機制代替的事項，都交給中介機構來具體運作，有的經濟管理和監督職能也可委托中介組織或自治組織運用市場規則運作。

4、規范從政行為，保證公務行為的廉潔。在我國由于受經濟發展客觀水平的制約，決定了公務員工資待遇的提高是一個與經濟發展和機構精簡相對應的漸進過程。當前，最重要的還是要教育公務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不斷調整、完善公務人員廉潔從政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培養良好的行為操守和職業道德。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步提高公務

人員的收入水平，不斷降低腐敗收益，提高不腐敗的收益，在公務員中形成奉公守法的激勵機制。要積極研究探索黨政機關福利待遇和領導干部職務消費實行貨幣化、工資化改革的途徑，適時提高公務員工薪水平，同時提高公職人員收入來源和收入狀況的透明度。

5、健全社會監督機制，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要把反腐敗斗爭與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強化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機制。要加強人大、政協監督。要廣泛發動群眾的支持和參與，為反腐敗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建立公共選舉、公共參與、公共選擇和公共服務等民主制度，積極推行民主公開制，完善村民自治，推廣民主評議、質詢聽證等民主形式。積極推行政務公開，大力推行電子政務，提高公民參與程度，擴大群眾的知情權，增強權力運行的透明度。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因此更要加大腐敗監管力度，堅決不能讓不正之風四處蔓延。要把反腐問題要作為一項國事、大事來抓，建立長效機制，將腐敗遏制在源頭，切實優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和諧氣氛，讓人民更加信任黨，擁護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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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第17頁.10

第三篇：對腐敗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對腐敗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一、腐敗的定義及我國目前腐敗的現狀

對腐敗概念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經濟性腐敗、政治腐敗、生活腐敗、失瀆職等。狹義的主要指權錢交易為主的經濟性腐敗。本文認為，對腐敗的概念所包括的內涵不宜泛化，還是從狹義的角度來把握腐敗的概念比較合適。腐敗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權謀私。鑒此，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腐敗”一詞作以下定義：腐敗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用公權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一種經濟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假設，即：人是經濟人，人的行為決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腐敗者也是經濟人，腐敗者作為經濟人參與腐敗活動的決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追求腐敗利益的最大化。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腐敗行為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生產”，這種“生產”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一般來說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腐敗現象產生和泛濫比較嚴重的時期。因為一系列的政治變化，使以往正常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沖擊和破壞，不僅使原來隱蔽的腐敗現象顯現出來，而且迅速地傳播與蔓延。有資本主義國家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狀況發生劇變的階段，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階段。聯合國調查了107個國家后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時期，是社會劇變革時期，也是社會經濟、思想狀態等變化最大的階段。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烈變革時期，由于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加上種種主觀因素的影響，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非常大，而對腐敗的懲治又不夠有力，導致腐敗成為一種低風險、低成本、高效益的行業，使腐敗之風越刮越盛，腐敗的滲透面越來越廣，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涉及的人員越來越多。從我國目前情況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類型的腐敗；利用授權和管制權腐敗；利用公共資源的處置權腐敗；利用征稅權腐敗；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務分配權腐敗；利用執法、司法權腐敗；利用投資和采購權腐敗。

從我國的情況看，腐敗問題還處在易發和高發時期，存在面廣、量大的狀況。面廣，即腐敗的面越來越廣，腐敗現象滲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門有，而且清水衙門也有，現在已很難覓得到一方不被腐敗所污染的凈土。量大，即腐敗者的數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敗的金額在增大，腐敗者的腐敗動機已從揮霍享受型向資本積累型轉變，胃口越來越大，貪污受賄金額動輒上百萬、上千萬。

二、腐敗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導致我國目前腐敗問題十分嚴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而反腐敗的成本則偏高。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認為“有機會就一定會有貪污??就像有個一絲不掛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動心也辦不到的。”一個握有公權的人可以通過腐敗行為得到從事遵紀守法活動還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著社會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制度基礎，一些私心嚴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經不住誘惑，而走上腐敗的不歸路。[!--empirenews.page--]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成本和收益與腐敗發生率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腐敗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發生率上升，我國目前的腐敗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這與我國腐敗的低本、高效益有著直接的關系。腐敗的成本是指腐敗者在實施腐敗行為中的付出。腐敗成本主要包括：腐敗的總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腐敗的受懲成本。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腐敗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敗者在實施腐敗活動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點精力，如打個電話、當面交辦、批個字條或偽造賬冊等就可以獲得利益；有時也可能要付出點聯絡費用，以疏通關節。如請人吃飯、送點禮品、禮金等。但這些費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當然作為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則是十分巨大的。從我國情況看，腐敗行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勞力、精力。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機制、法制的不健全，監督制約的薄弱，使腐敗機會很多，腐敗者實施腐敗行為，并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勞力。

腐敗的機會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為零。能夠從事腐敗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權的公職人員：這些人員的收入一般是相對固定的，按照統一的規定發放的，而且從目前情況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敗而被查處，受到的經濟損失并不大。假如其從事某種腐敗活動，其所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等這些資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職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會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紀活動，也由于有種種限制，如機關干部不得領取兼職報酬；領導干部不得個人經商、辦企業；不得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純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從事腐敗活動，則回報往往是十分豐厚的。

我國目前腐敗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敗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一定時間相對固定的，即根據腐敗程度嚴重狀況不同，受到的處罰也不同。腐敗十分嚴重者，將被判處死刑，腐敗的成本達到最大化。雖然，我國對腐敗的懲罰存在著高選擇性，即同樣的腐敗，受到懲罰的輕重程度可能大不一樣，往往職位高者、關系網多者，處罰相對會輕一些，但受懲成本一般是可以測算的。我國目前腐敗的受懲成本也是不高的。一是財產罰很少，考慮給出路比較多，使腐敗者政治損失經濟補；二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輕；三是名譽和精神上的處罰過輕。對腐敗行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都要經過有關部門許可，所以，除了一些驚天大案、官職高、問題嚴重的案子外，絕大多數腐敗者的腐敗行為都不見諸新聞媒體，絕大多數腐敗者的名譽損失僅限于很小的范圍。而即使這樣，腐敗的成本能否真正成為現實的成本還要取決于腐敗現象被發現受到懲處的概率。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法學教授，蜚聲國際的腐敗問題專家蘇珊·羅斯·艾克曼女士認為：“在所有的腐敗交易中，官員實際被抓獲的可能性可能還遠遠低于三分之一。”從我國的情況看，受計劃經濟體制和長期高度集權體制的影響，導致公權太多，又加上處在經濟轉軌時期，機制、體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比較大，而監督機構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較薄弱，腐敗被發現受到的懲罰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計也不會超過三分之一，即最多有三分之一的腐敗交易者會發現并受到查處。[!--empirenews.page--] 如果按照30%的被發現概率來計算，腐敗的受懲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紀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這個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國，雖然，對少數腐敗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敗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處決。但也有更多的腐敗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從事腐敗活動的風險是比較小的。目前存在腐敗產生率總是高于“死亡率”，腐敗問題蔓延發展勢頭總是難以遏制，一些腐敗分子前仆后繼，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在于腐敗的成本明顯偏低，而腐敗的收益則較高，與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別是社會上“丟了黨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虧了我一人，幸福幾代人”等現象的存在，更助長了一些人的這種心理。于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這句話，會被一些有風險偏好的人奉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繼在實施腐敗行為時更加膽大妄為。

一般來說，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反比關系。也就是說腐敗的成本越高，腐敗發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敗者在進行腐敗活動時，必然會考慮獲得好處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處和效用，腐敗行為就不可能發生。這種好處和效用就是腐敗的收益。腐敗的收益可分腐敗的總收益和腐敗的凈收益。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腐敗的凈收益十分可觀，可以說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回報。有的在短短幾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撈到其靠合法收入幾輩子都無法獲得的錢財。1996年僅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懲腐敗挽回的經濟損失就達近47億元。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45113件，腐敗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萬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腐敗造成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估計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億元之間，占GDP13.2%至16.8%。由于腐敗金額日益巨大，為避免打擊面過大，有關部門不得不提高了對腐敗進行處罰的標準線。如過去的《刑法》規定，貪污受賄2000元以上，檢察機關就可以立案偵查。新《刑法》則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標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腐敗的收益是比較高的。腐敗的總收益與腐敗的總成本相比，差距十分懸殊，腐敗的總收益遠遠高于腐敗的總成本，因而腐敗的凈收益也即利潤是十分可觀的。任何行業要獲得高的回報，必然會有風險。腐敗也是如此，也有風險，但這個風險與高回報相比，并不比其它行業高。加上腐敗者在如何逃避受懲，降低腐敗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斷想出新的辦法、新的手段，而懲罰腐敗方面的方法、手段則相對落后，法律不夠完善，使不少腐敗行為不可能輕易被發現和揭露，即使被發現有腐敗嫌疑，也有可能逃脫懲罰特別是嚴重的懲罰。這就又降低了腐敗的風險和成本。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際上也已成為一些腐敗分子躲避風險、逃脫懲罰的避風港。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導致腐敗的行為人避重就輕，拒不交代嚴重的犯罪行為，使“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現象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員為包庇個別有權勢的腐敗行為人，而故意不再對嚴重的犯罪進行調查。從而使一些人進行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進一步降低。[!--empirenews.page--] 一般來說，在腐敗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率與腐敗收益成正比。腐敗收益越高，腐敗的發生率也越高。當腐敗的凈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敗的總收益時，腐敗的發生率將達到最高，也就是說只要有可能，多數人都會去搞腐敗，到那種狀況，社會道德倫喪，是非標準顛倒，法制廢馳，社會必將大亂。而當腐敗的收益≤腐敗的總成本時，腐敗行為發生率將大大下降，甚至降為零。因為有人從事腐敗行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沒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負收益，自然就不會有人冒傻氣去從事腐敗活動了。

三、反腐敗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對腐敗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觀分析法。而對反腐敗成本的分析則將主要借助宏觀分析法。由于反腐敗的體制、機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導致反腐敗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這也是影響反腐敗力度的成效，致使腐敗成本偏低，腐敗問題解決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敗的成本是 指反腐敗機構及相關部門、人員為反腐敗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花費。

從我國情況看，反腐敗機構個體運轉成本是較低的，各個反腐敗機構除個別的外，大多數機構的裝備、人員工資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條件也是艱苦的，與香港廉政公署，與發達國家的反腐敗機構相比，無論是人員工資還是裝備水平都有天壤之別。但從總體情況看，運轉成本又是比較高的。我國的反腐敗機構，重疊交叉比較多，紀檢、監察、檢察、財政、審計、公安、法院都有一定職能。有管紀律的，也有管法律的；有管黨政干部的，也有只管企業的；有只查事不查人的，也有以查人為主查事為輔的。這些又大都各成系統，各管各，沒有真正形成合力，不像香港、新加坡廉政機構那樣職權明確，結果導致實際運轉成本比較高昂。

我國對腐敗的偵查成本過去明顯要比西方國家要低。西方國家在懲罰腐敗前，要花大力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時間用于偵查并收集證據。而我國仍主要依據口供，故偵查的成本并不太高。但近些年來，由于大量的腐敗問題主要依靠紀檢監察機關調查后再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這使懲罰的成本也出現了大幅上升的狀況。因為，紀檢監查機關都是運用“兩規”，“兩”指在賓館，采取談心、談話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進行調查取證的，查處的主要是違紀問題，沒有搜查、逮捕、監視、偵聽等任何強制手段，這就必然會導致查處時間的拖長，查處費用的增加（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則不可能租用賓館，一構成犯罪就可以交看守所羈押）。另外，由于紀檢監察機關所取的證據，只能用于紀律處分，而不能作為法律處罰的依據。檢察機關、公安機關在受理紀檢監察機關查處后移交的腐敗案子后，必須重新收集證據，期間還可能導致嫌疑人翻供，這種重復性的勞動，自然又大大加大了懲罰腐敗的成本。所以，從我國對腐敗進行懲罰的成本，無論從個案來說，還是總體上來看，都是比較高的。

反腐敗的機會成本與其他行業相比也是比較高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尤其是紀檢察機關調查案件，既是勞動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辦案人員、看管人員；也是資金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包括車輛使用及大量涉案人員、辦案人員、看管人員吃住在賓館的花費、到外地取證調查的花費等，有些復雜大案偵查花去的資金是千萬元以上的天文數字；又是時間密集型的：查案耗時往往比較長，如廈門遠華走私腐敗案，從1999年4月20日開始調查，至今已歷時兩年尚未徹底查結。[!--empirenews.page--] 所以，從總體上分析，我國目前反腐敗的成本與西方一些國家及香港、新加坡及國內其他行業相比，是偏高的。導致反腐敗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作效率偏低。反腐敗體制不順，機構重疊、職能交叉、職責不清、力量分散、各自為政導致重復勞動多，無效勞動多，互相聯系少，有時甚至出現互相扯皮、力量抵消的狀況，嚴重影響工作效率；反腐敗機構裝備落后，偵查、調查手段落后，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的做法：政策攻心——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苦口婆心——循循善誘，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促進良心發現。這就全靠磨嘴皮、磨時間，自然也導致工作低效。二是公權太多。一方面是握有公權者太多。不僅政府部門機構太多、官員太多，而且黨的機關、司法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乃至居委會、村支部、村委會都握有公權，導致握有公權者基數龐大；另一方面是政府管得太多，過多地介入社會管理事務、經濟活動和資源分配。公權一多，自然就會導致監督的總成本、懲罰的總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在發生腐敗的概率不變的情況下，握有公權者基數一大，發生腐敗問題的絕對數也一定會增加。如果腐敗問題被查處的概率不變，則懲罰的社會總成本將隨腐敗絕對數的增大而增大。三是法治氛圍不濃。法制不夠健全，法治氛圍不濃也是導致反腐敗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由于幾千年人治意識的影響，導致法治觀念始終不濃，公眾對腐敗行為的舉報意識、舉證意識都不是很強；官員對腐敗問題偵查和懲罰干預比較多；腐敗的查處、懲罰還常常要沖破人情風、關系網的束縛等等，這些都使偵查和懲罰腐敗問題增加了難度，從而增加了反腐敗的成本。

一般來說，社會投入反腐敗的資源不可能是無限止的，反腐敗的資源也是稀缺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在一定時期內是基本不變的。在對腐敗懲罰嚴厲程度不變和懲罰腐敗的單位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反腐敗的成本與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就呈現為負相關關系，即隨反腐敗成本的增高，對腐敗的打擊力度就會出現下降。而對腐敗打擊力度的下降，又會導致腐敗的風險降低，腐敗的成本下降，致使腐敗發生率上升。由此可以推論，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正相關關系，即隨著反腐敗成本的升高，對腐敗的懲治概率就會下降，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也會減弱，腐敗的發生率就會相應升高。當然，如果對腐敗懲罰嚴厲程度也相應變化，則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如對腐敗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體現在罰金上，反腐敗的成本提高后，相應提高懲罰的罰金，則腐敗的發生率不會提高；而如果懲罰的嚴厲程度主要體現在加重刑罰上，則會進一步增加反腐敗的社會成本，這時，在一定臨界點內即監獄能夠收容的幅度內，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會呈現負相關關系。而當突破這一臨界點后，反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出現正相關關系，因為這時，監獄已難以容納新的犯人，付出許多成本偵查腐敗而最終使腐敗者無法受到應有的懲罰，腐敗的成本無法體現，這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的發生率上升。

反腐敗行為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要考慮成本，也要考慮收益，也有一個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問題。特別在對單個腐敗問題是否要進行偵查和懲罰時，收益與成本的權衡往往是反腐敗機構作出最后決策的重要依據。反腐敗的收益是指單個反腐敗行為或全社會整個反腐敗行為的實施而獲得的利益，包括制止腐敗行為和追回、挽回經濟損失等方面，當然還包括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等方面的內容。因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是精神性、抽象性的利益，為分析方便起見，這里不過多涉及。[!--empirenews.page--] 反腐敗的凈收益與懲罰腐敗的可能性的大小密切相關。也同其他投資行為一樣，利潤越高，投資的熱情也越高，假如每個反腐敗行為不僅沒有獲得任何凈收益，反而獲得凈負收益，則政府和反腐敗機構雖然考慮社會效果，仍然不會放棄懲罰腐敗，但會因難以承受巨大的社會成本，而不得不放棄對一些腐敗問題的懲罰，降低懲罰腐敗的可能性。如果，每個反腐敗行為凈收益非常可觀，甚至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利益回報，則政府和反腐敗機構會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對腐敗的懲罰活動中，從而大大增加懲罰腐敗的可能性，這也就會大大降低腐敗的發生率。

四、我國腐敗問題懲治方法思考

根據上面分析，筆者認為我國當前腐敗問題嚴重的根本的原因是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和反腐敗的成本過高。所以，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的思路也必須由此進行展開，反腐敗的方略和具體措施也必須根據這一情況來設計和實施。當前可以考慮著重采取以下措施：

（一）提高公務人員待遇，加大腐敗的機會成本

世界各國反腐敗實踐中，普遍認為有益于遏制腐敗的一項措施，就是提高公務人員待遇，使公務人員的收入能處于社會的高收入階層，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機關、公權部門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防止庸人充斥這些機關部門。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公職人員腐敗的動機。所以，自“80年代以來，以薪或高薪養廉的思想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許多國家通過優厚物質待遇保證政府官員享有較優越的生活，使他們不至于為了某些蠅頭小利而舍棄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在實踐中，一批被譽為‘廉潔之國’，如奧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韋等國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員的高薪制度為特點的反腐措施。”（季正矩：《跨越腐敗的陷阱》P237）反腐敗國際主席彼得·艾根認為：確保文職人員和政治領導人的工資足能反映出其提任的職務所要擔負的責任，只要條件允許，還要同私營部門的工資水平一致起來，這樣做既然可以減少對腐敗的“需求”，還可以確保能獲得最優秀的人來為國家服務。雖然，從個案來看，低薪未必腐敗，高薪也未必廉潔。但從總體上來講，高薪畢竟優于低薪。公務員優厚待遇會使公務員從事腐敗的機會成本提高，從而使多數人對腐敗望而卻步。

（二）加大對腐敗者的懲罰力度，提升腐敗者的受懲成本

結合我國的國情，加大對腐敗者懲罰力度，主要可采取兩方面的措施：一是建立統一高效類似新加坡、香港那樣的專門的懲腐反貪機構，賦予其獨立偵查權、逮捕權、起訴權，使其有較強的獨立性，以改變目前我國存在的反腐敗體制不順，職能交叉，權威不夠，獨立性差，效率不高狀況，使之能更有效地打擊腐敗，增加懲罰腐敗的可能性，減少腐敗。這樣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敗者因感到隨時可能被發現并受到懲罰，成本太高，風險太大而放棄腐敗。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國反腐敗機構重疊、職責不清而導致升高的懲治腐敗的成本降低下來，從而使同樣的付出獲得更多的收益。二是加大處罰力度。對在法律中存在的明顯不合理、不利于打擊腐敗行為的條文要修改，如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或者按照其數額大小加重其刑罰處罰力度，或者使其與貪污、受賄同罪。另外，對受禮問題，超過一定額度，也應進行法律追究，而不能像現在這樣，受禮即使達到天文數字，也不夠成違法，最多只是紀律處分。對法律規定明確的，則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使懲罰因人而異，具有高選擇性，更不能以官職的大小和背景的大小來定罪。要增加經濟處罰力度，不僅要全額追回非法所得而且要處以沉重的罰金，對無法支付罰金者則以加重刑罰來補嘗，決不能讓腐敗者在經濟上獲得好處，要使腐敗者傾家蕩產。對腐敗者要公開審判、公開披露，不僅使其經濟上受損，而且要使其利益相關者名譽受損。要努力營造指責腐敗的社會氛圍，盡可能縮小社會上對腐敗行為同情、庇護的人群，使腐敗分子、腐敗行為真正成為過街老鼠。通過這些舉措來增加腐敗分子的各種代價，使其因腐敗成本太高而望而卻步。[!--empirenews.page--]

（三）削減公權，以減少腐敗的機會，降低監督和懲罰腐敗的社會總成本

必須通過改革，來減少腐敗產生的機會。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機構改革的力度，根據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政府職能的要求，大幅度削減黨政機構和人員，通過撤廟來減少掌握公權的人員。另一方面要加大審批制度改革力度，大幅度地削減政府對企業、對社會事務的審批，做到凡是可由市場機制調節的事項都交由市場調節，可由社會中介機構去辦的事情，交社會中介機構去做，是企業的權力則還給企業，糾正政府的過度干預。這樣就可以使公權和使用公權的人大大減少，從而可以大大壓縮產生腐敗的可能性空間，大大減少產生腐敗的機會。現在，各地開展的審批制度改革，減少的審批項目普遍在50%以上。如果，全國通過機構改革和削減審批項目等措施，將公權削減5 0%以上，那么，在腐敗發生概率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的總數將也會減少50%以上。這樣監督成本和懲罰腐敗的社會總成本就會大大降低。如果懲罰腐敗的數量不變，則對腐敗懲罰的概率實際上大大提高了，也就是說對腐敗懲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這又會大大增加對腐敗者的威懾力。

（四）增加權力運行和公共事務管理的透明度，減少處理公共事務的自由裁量權

將政策、法律、制度、規定制訂得更嚴密些、具體些，更具有剛性，減少過于原則、含糊的用語。處罰伸縮的幅度也盡量要小些，以防止利用過大的處罰幅度進行腐敗交易。大力推行政務公開，使人權、事權、財權等公共權力都能按公布的法律、規定公開運作，處在公眾監督之下。對確需保留的審批權、許可權、多數可通過進入到統一的審批中心的辦法，來加強監督和制約，使權力在陽光下運作。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政策、法律、制度、規定和運作一公開，讓公眾都來進行監督，這樣監督的社會總成本將大大降低，反腐敗機構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監督一些重點部位環節崗位，這就可以大大減少腐敗實現的機會。

（五）理順監督體制，提高反腐敗的效率

理順監督體制，發掘和利用好各種監督資源，有利于降低反腐敗的成本，提高反腐敗資源的效益，從而使對腐敗的打擊、懲罰力度得到加大，使腐敗的成本得到提升，減少腐敗的發生率。建立和完善各種堵塞腐敗漏洞的制度，發揮好制度在監督中的作用；暢通監督渠道，發揮好群眾和輿論監督作用；重視加強內部監督機構，發揮好內部監督作用。

在我國由于存在缺乏權威性、缺乏獨立性、缺乏協調性等狀況，導致內部監督作用發揮并不理想。遏制腐敗主要依靠力量是內部監督機構。所以，當前加大懲治腐敗力度的一個迫切課題，就是要采取切實措施，加強內部監督機構的建設。一是要提升紀檢監察機關的規格，以提高其工作的權威性。二是實行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對下級紀檢監察機關的垂直領導，以增強其監督的獨立性。三是盡快制訂《行政監督法》和《黨內監督條例》，賦予紀檢監察機關可真正獨立實施的權力、義務和職責。同時，明確財政、審計等其他內部監督機關的職責，做到各負其責，協調配合，形成內部監督合力。四是明確反腐敗機構的分工，理順體制關系。尤其要理順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與司法監督的關系。

第四篇：對腐敗問題的經濟學思考

內容摘要：

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腐敗問題已成為困擾全球的一個大問題。在中國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動搖政權基礎、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大公害。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對腐敗產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敗的對策進行分析，考察在給定各種異致腐敗的非經濟變量前提下，經濟因素如何決定腐敗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情況，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種非經濟變量對腐敗和反腐敗行為的影響。

一、腐敗的定義及我國目前腐敗的現狀

對腐敗概念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經濟性腐敗、政治腐敗、生活腐敗、失瀆職等。狹義的主要指權錢交易為主的經濟性腐敗。本文認為，對腐敗的概念所包括的內涵不宜泛化，還是從狹義的角度來把握腐敗的概念比較合適。腐敗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權謀私。鑒此，從經濟學的角度可以把“腐敗”一詞作以下定義：腐敗是經濟人違反制度規則用公權資源，為自己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一種經濟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基本假設，即：人是經濟人，人的行為決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腐敗者也是經濟人，腐敗者作為經濟人參與腐敗活動的決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為了追求腐敗利益的最大化。從微觀經濟學角度看，腐敗行為也可以看作是一種“生產”，這種“生產”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問題。

一般來說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腐敗現象產生和泛濫比較嚴重的時期。因為一系列的政治變化，使以往正常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沖擊和破壞，不僅使原來隱蔽的腐敗現象顯現出來，而且迅速地傳播與蔓延。有資本主義國家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結構、社會狀況發生劇變的階段，也是腐敗最嚴重的階段。聯合國調查了107個國家后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一個國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時期，是社會劇變革時期，也是社會經濟、思想狀態等變化最大的階段。

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劇烈變革時期，由于存在體制性的缺陷，加上種種主觀因素的影響，使腐敗產生的可能性空間非常大，而對腐敗的懲治又不夠有力，導致腐敗成為一種低風險、低成本、高效益的行業，使腐敗之風越刮越盛，腐敗的滲透面越來越廣，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涉及的人員越來越多。從我國目前情況看，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類型的腐敗；利用授權和管制權腐敗；利用公共資源的處置權腐敗；利用征稅權腐敗；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務分配權腐敗；利用執法、司法權腐敗；利用投資和采購權腐敗。

從我國的情況看，腐敗問題還處在易發和高發時期，存在面廣、量大的狀況。面廣，即腐敗的面越來越廣，腐敗現象滲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門有，而且清水衙門也有，現在已很難覓得到一方不被腐敗所污染的凈土。量大，即腐敗者的數量很大，查案往往一查一大串，一查一大片；腐敗的金額在增大，腐敗者的腐敗動機已從揮霍享受型向資本積累型轉變，胃口越來越大，貪污受賄金額動輒上百萬、上千萬。

二、腐敗行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導致我國目前腐敗問題十分嚴重的根本原因，是因為腐敗的成本太低，腐敗的機會太多，而反腐敗的成本則偏高。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認為“有機會就一定會有貪污??就像有個一絲不掛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動心也辦不到的。”一個握有公權的人可以通過腐敗行為得到從事遵紀守法活動還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著社會為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制度基礎，一些私心嚴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經不住誘惑，而走上腐敗的不歸路。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腐敗的成本和收益與腐敗發生率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腐敗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會導致腐敗發生率上升，我國目前的腐敗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這與我國腐敗的低本、高效益有著直接的關系。腐敗的成本是指腐敗者在實施腐敗行為中的付出。腐敗成本主要包括：腐敗的總成本、腐敗的直接成本、腐敗的機會成本、腐敗的受懲成本。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腐敗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敗者在實施腐敗活動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一點精力，如打個電話、當面交辦、批個字條或偽造賬冊等就可以獲得利益；有時也可能要付出點聯絡費用，以疏通關節。如請人吃飯、送點禮品、禮金等。但這些費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當然作為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則是十分巨大的。從我國情況看，腐敗行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勞力、精力。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轉軌時期，體制的不完善，機制、法制的不健全，監督制約的薄弱，使腐敗機會很多，腐敗者實施腐敗行為，并不需要花費很大的精力、勞力。

腐敗的機會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為零。能夠從事腐敗的一般都是掌握有一定公權的公職人員：這些人員的收入一般是相對固定的，按照統一的規定發放的，而且從目前情況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敗而被查處，受到的經濟損失并不大。假如其從事某種腐敗活動，其所花費在這方面的時間、精力和資金等這些資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職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會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紀活動，也由于有種種限制，如機關干部不得領取兼職報酬；領導干部不得個人經商、辦企業；不得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純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從事腐敗活動，則回報往往是十分豐厚的。

如果按照30%的被發現概率來計算，腐敗的受懲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紀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這個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國，雖然，對少數腐敗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敗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處決。但也有更多的腐敗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說從事腐敗活動的風險是比較小的。目前存在腐敗產生率總是高于“死亡率”，腐敗問題蔓延發展勢頭總是難以遏制，一些腐敗分子前仆后繼，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在于腐敗的成本明顯偏低，而腐敗的收益則較高，與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別是社會上“丟了黨票，抱了金娃”、“一人坐牢，全家享福”、“虧了我一人，幸福幾代人”等現象 的存在，更助長了一些人的這種心理。于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這句話，會被一些有風險偏好的人奉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繼在實施腐敗行為時更加膽大妄為。

一般來說，腐敗的成本與腐敗的發生率成反比關系。也就是說腐敗的成本越高，腐敗發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敗者在進行腐敗活動時，必然會考慮獲得好處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處和效用，腐敗行為就不可能發生。這種好處和效用就是腐敗的收益。腐敗的收益可分腐敗的總收益和腐敗的凈收益。

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腐敗的凈收益十分可觀，可以說超過了任何行業的回報。有的在短短幾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撈到其靠合法收入幾輩子都無法獲得的錢財。1996年僅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懲腐敗挽回的經濟損失就達近47億元。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案45113件，腐敗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萬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腐敗造成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估計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億元之間，占gdp13.2%至16.8%。由于腐敗金額日益巨大，為避免打擊面過大，有關部門不得不提高了對腐敗進行處罰的標準線。如過去的《刑法》規定，貪污受賄2000元以上，檢察機關就可以立案偵查。新《刑法》則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實際操作過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標準。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腐敗的收益是比較高的。腐敗的總收益與腐敗的總成本相比，差距十分懸殊，腐敗的總收益遠遠高于腐敗的總成本，因而腐敗的凈收益也即利潤是十分可觀的。任何行業要獲得高的回報，必然會有風險。腐敗也是如此，也有風險，但這個風險與高回報相比，并不比其它行業高。加上腐敗者在如何逃避受懲，降低腐敗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斷想出新的辦法、新的手段，而懲罰腐敗方面的方法、手段則相對落后，法律不夠完善，使不少腐敗行為不可能輕易被發現和揭露，即使被發現有腐敗嫌疑，也有可能逃脫懲罰特別是嚴重的懲罰。這就又降低了腐敗的風險和成本。我國現有法律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實際上也已成為一些腐敗分子躲避風險、逃脫懲罰的避風港。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存在，一方面導致腐敗的行為人避重就輕，拒不交代嚴重的犯罪行為，使“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現象普遍化。另一方面，一些司法人員為包庇個別有權勢的腐敗行為人，而故意不再對嚴重的犯罪進行調查。從而使一些人進行腐敗的成本和風險進一步降低。

一般來說，在腐敗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腐敗發生率與腐敗收益成正比。腐敗收益越高，腐敗的發生率也越高。當腐敗的凈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敗的總收益時，腐敗的發生率將達到最高，也就是說只要有可能，多數人都會去搞腐敗，到那種狀況，社會道德倫喪，是非標準顛倒，法制廢馳，社會必將大亂。而當腐敗的收益≤腐敗的總成本時，腐敗行為發生率將大大下降，甚至降為零。因為有人從事腐敗行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沒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負收益，自然就不會有人冒傻氣去從事腐敗活動了。

第五篇：如何看待當前腐敗問題

如何看待當前腐敗問題

世界各國皆有腐敗現象，并且自古有之。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國家對公務人員管理制度還不健全，加上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因此，出現了一些腐敗現象，必須正確看待這些腐敗現象，既不要大驚小怪，也要給與足夠的重視。腐敗現象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從歷史根源上分析，我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封建思想的流毒沒有根本肅清，官本位思想在人們心中還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會一朝升官便能發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思想還殘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這些人當官，便想方設法搜刮錢財。從思想根源上分析，（更多精彩文章來自“秘書不求人”）我國處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期，改革開放使西方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長期受封建思想影響，造成一部分領導干部宗旨意識淡薄，權利觀異化，不能正確對待人民賦予的權利，把權力當作為個人、家庭、小集體謀取利益的工具，一旦這些人掌握權力，便造成腐敗。從社會根源來分析，當前我國處于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健全的時期，國家宏觀調控體系、市場監管體系、對公務人員監督體制還不健全，加上國有企業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給公務人員貪污受賄造成了可乘之機。分析了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因，要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應從以下幾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大對貪污賄賂、瀆職等腐敗現象的打擊力度。紀檢監察檢察部門要充分履行職責，對腐敗現象嚴厲打擊，使腐敗行為付出的成本要遠遠高于腐敗行為產生的收益，這樣，公務人員在考慮到腐敗要付出的代價后才能望而卻步。二是加強對領導干部、國家工作人員思想教育，從思想上筑牢腐敗的防線。要繼續深入開展領導干部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教育活動，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干部的頭腦，樹立正確的權利觀和政績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從思想上筑牢防線。三是健全各項社會管理制度。完善各項經濟制度，加強國有企業的監督管理，從制度上堵塞腐敗的漏洞。四是建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約體系。權力必須加以監督，要逐步完善法律監督、行政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構成的監督體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才能有效的防止權力的濫用，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只有以上幾方面多管齊下，構筑全社會健全有效的監督體系，才能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

利用好這張網就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科學的反腐制度。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財產公示制度，財產身份號碼識別制度等等，國外的好經驗要吸收利用起來。小平說過“制度好，壞人不敢做壞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會變壞。”

二是抓好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隊伍建設。腐敗出在哪里？多是中層領導干部以上，小魚小蝦們邊都沾不上，更別說是喝點湯了。偉人早就講過，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事情關鍵在各級領導干部。恰恰要命的就是反腐的人極有可能就是腐敗的人（或相熟的人）。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中國民間文化有一種弊端就是醬缸文化。與傳統的物質賄賂不同，百姓眼中的腐敗多是帶著所謂“感情色彩”的賄賂，包著人情的外衣，打著

禮尚往來的幌子，最終盯著的還不是他們手中的權力么？久而久之，靠領導去反腐終究變成了“窩案”頻發，不了了之的結局。

三是要發動群眾。密切聯系群眾這一法寶在何時何地都是用之有效的利器。真刀真槍的反腐敗，就不要當“右派”，也不要搞形式主義。那些一談財產陽光就說時機不成熟，時不時地向官員們重復發個禁令，來點廉政短信提醒，送送廉政臺歷，讓官員做廉政操之類的動作，還是少搞為好，多務實一些，扎扎實實地抓教育預防、抓制度的建立，抓查處。讓黑社會和殺人犯時常為反腐敗“立功”，而我們的反腐敗部門卻在做反腐敗的“偏師”，豈不是貽笑大方。

四是要建立舉報人保護制度。國際上把舉報人稱為“深喉”，中國深喉的命運有一部分是比較凄慘的。中國的腐敗案件70%來自群眾舉報，而70%的舉報者遭受了程度不同的打擊報復或者變相的打擊報復。這是中國“深喉”的生死劫。比如郭志成、李文娟、胡為民等人，舉報前也算基本小康，舉報后就是牢獄之災。現在全國每年因舉報腐敗遭受打擊報復而致死致殘致傷的惡性案例高達1200多起，而上世紀90年代每年還不足500起，之前的80年代類似案件很少發生。至于“穿小鞋”，找個茬兒給你個黨紀政紀處分、開除、解聘、扣工資獎金、“調整工作”、“考核考評”等等“整人”的把戲，更是家常便飯、小菜一碟，可以隨手拿來，毫不費勁又堂而皇之地把你整得個灰溜溜、臭哄哄，讓你時時感受到舉報的可怕與恐懼。

還是一句話，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只要黨下決心要干的事情，沒有干不好的。這個決心要真下，快下！百姓期待一網網盡天下齷齪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