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目標的幾點思考（范文）

[3]．《馬克思主義原理》高等教育出辦社

1996年12月

[4]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

2003年7月 × 20 = 300

第二篇：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論文題目：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體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體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權利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諸多問題，分析了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應該遵循的原則，總結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關 鍵 詞：改革、問題、原因、成就

政治體制改革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初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政治體制。但是，我們依然要意識到，我國的政治體制距離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當前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進一步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建設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分析

經過我國共產黨多年的努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應看到，相比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步入攻堅階段，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種適應性改革，主要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選擇地推進?？偟卣f，我國還存在著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具體制度的滯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問題有：

（一）政治體制改革整體上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決不能僅僅依靠拍腦袋的主觀臆斷進行，一定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梢哉f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一個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過程。經濟進步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做出相應的變革。在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仍然要嚴格分析我國的現實國情，遵循社會運行的客觀要求，穩妥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前我國政治體制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政府組織結構不科學、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權限不明確的問題，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任重道遠。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具體地說就是權力監督實行自上而下的領導，自下而上的上行監督卻相對困難。共產黨作為代表絕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執

政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對共產黨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須完善依法行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從而保證公民的正當政治權益和經濟權益。目前，我國權力監督機制功能的發揮不足，雖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監督體系，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民主監督仍然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監督組織行使職權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從而使得民主監督組織缺乏權威和效力。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還面臨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我國東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由于生產力水平較高，地方政府是投資環境的改善者、監管者，其職能傾向于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在我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場經濟。這種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職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干預經濟的自由發展。

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在迎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的發展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增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找準改革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對癥下藥，這就亟須深入分析現存問題的產生原因。

（一）我們要看到我國傳統封建主義思想存在一定的慣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背負著沉重的封建主義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雖然新我國建立之初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卻仍然在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家長制、一言堂的封建主義殘余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殘毒。

（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政治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必然要求生產關系以及作為上層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層建筑進行相應的調整，為生產力和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我國作為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雙轉軌的國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就不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發展。如今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如果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只能在外圍進行的情況。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高原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每個人都無可辯駁地具有發展自身的權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是社會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社會發展是人的自覺活動，離開了人的參與就不可能有任何發展活動存在。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發展理所當然要以人為中心，以人的發展為目的。政治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治發展的最終目標來源于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原則

首先，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堅持我國共產黨領導的條件下進行。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在我國離開了我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行的。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處于核心和領導地位，黨的使命是帶領人民群眾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主人翁權利，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黨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在政黨制度、行政體制、民主政治的建設中，黨發揮著領導者、推動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處理好政治穩定與政治改革發展的關系。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政治穩定是政治體制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的前提。鄧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闭嗖环€，不但經濟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建設將失去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甚至會失去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因此，在把握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不能把政治穩定條件當成目標，應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實現政權更好地發展而穩定。

再次，堅持政治體制改革應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地推行。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我國家，國際國內形勢較為復雜。在國際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全球化在經濟上、文化上的沖擊。在國內，我國社會也面臨著從計劃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型。面臨復雜的形勢，有時單純的未經實踐檢驗的好的理念未必會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在借鑒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決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國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和全面推進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矚目，而且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有序推進，同樣取得了輝煌成就。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機制不斷健全完善，進一步豐富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與形式。新中國成立時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主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作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載體，共同構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制度體系，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以保障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黨和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政治經濟形勢，堅持改革，以確保這些制度機制始終保持活力，服務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

（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作為執政的我國共產黨，其自身的建設不僅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至關重要，而且構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系統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以及反腐倡廉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我國共產黨在增強學習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的基礎上，提高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行政體制的調整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體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大力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諸多競爭性領域，經濟管理部門也把職能轉向宏觀調控。同時，政府為了強化市場監管，穩定社會秩序，推進公共服務，在裁撤一部分機構的同時，強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機構。在改革機構，整合行政管理資源的基礎上，責任政府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問責制逐步被納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軌道，為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的監督，增強其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四）公共權力結構日趨合理，逐步實現運轉高效。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結構應當

適應和服務、服從于功能，公共權力的功能需要結構作為載體承載和履行。公共權力運行的效果取決于結構的設置是否科學和合理。公共權力結構直接制約公共權力運行是否合法、規范和高效。當今我國公共權力結構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保證國家機構及其他各種組織都能夠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能。經過改革和調整，現在的權力結構已經日趨合理，主要表現為 ：在黨的內部關系上，健全了黨的組織機構，建立健全了國家和黨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為反腐敗提供了組織機構保障 ；重新調整了派駐各部門的紀檢、監察機構的領導體制和編制等。

（五）各種政治關系得到調整，社會和諧穩定。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的調整，整合催生出整個政治系統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種威脅政治體系存續發展的消極因素。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對于政治關系格局的調整無疑是體現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大推動和保障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主要經驗可以概括為：

（一）改革目標的明確性與推動改革的堅定性相統一。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我國而言，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優越性，而不是為了改變甚至是顛覆重建現有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適應了社會發展規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為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受到不完全適應現實需要的體制、機制的束縛，無法充分發揮其優勢。因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明確了這一點，就會在實踐中牢牢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豐富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靈活性相統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對象和問題領域，而是具有豐富的實踐內容。從民主體制機制，到行政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再到利益關系調整機制，政治體制改革涵蓋了整個政治體系存續運行過程中方方面面的內容。與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將改革簡化為針對特定問題的做法相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全面性、豐富性不僅很好地體現出改革的根本目標和動力在于解決關系國計民

生的各類實際問題，而且還因為不局限于特定的內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時效性限制的內容，被賦予了更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來自社會的廣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體制改革布局的系統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方式的漸進性相統一。與改革內容的豐富性緊密相關，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相關性，這就要求改革的領導者必須時刻清醒地注意到，應當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待政治體制改革，處理不同領域、不同時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制定出科學的政治體制改革規劃，根據實踐中總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遵循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規律，更好地勾畫出改革的總體路線圖。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黨和國家領導干部制度改革這一基本切入點，繼而將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復和發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進而全面鋪開、深入推進，這使得每一階段的改革都能夠把握重點，合理分配改革資源，緩解改革中必然出現的矛盾對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壓力。政治體制改革所針對的原有體制弊端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新政治體制的探索和重構離不開艱難的探索，因此穩妥漸進的改革步伐，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選擇。及時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每一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避免政治體制改革造成的沖擊超出當時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承受能力，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為一項長久的事業，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注入更為強勁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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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目標選擇的思考

對我國企業財務管理目標選擇的思考

摘要：財務管理目標是企業在特定理財環境中進行財務管理所要達到的目的。當前，我國企業應選擇“稅后收益的增長”為財務管理目標，這符合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的要求。

關鍵詞： 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稅后收益的增長

財務管理目標是企業在特定的理財環境中進行財務管理所要達到的目的。目前，在理論界討論較多的兩在目標是“利潤最大化”和“投資者財富最大化”，但這兩個目標在實踐中都暴露出許多不足。筆者認為：當前我國企業應以“稅后收益的增長”為財務管理目標。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稅后收益的增長目標彌補了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某些缺陷，更具有可操作性。首先，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利潤概念是模糊的，沒有明確界定。這里所說的利潤我們看不出它是指稅前利潤還是稅后利潤，是長期利潤還是短期利潤，是總利潤還是邊際利潤。其次，利潤最大化目標沒有考慮貨幣時間價值。例如，甲、乙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甲在未來5年內每年可獲利潤1000萬元；乙方案，5年后可獲利潤5000萬元，若用利潤最大化目標來評價甲、乙兩方案，則二者效果相同，但實際上，越早收回的資金越值錢，即甲方案優于乙方案。再者，利潤最大化目標未考慮風險因素，企業往往為了追求短期最大利潤而無視風險的存在，導致企業陷入財務危機。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一個可操作的財務管理目標應該定義明確，并且承認貨幣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我們就這三個層面的因素來看稅后收益的增長目標。稅后收益的增長，顧名思義，是指后期的稅后收益較前期有一個增加額。當然這個增加額并不是單指絕對值，而是要考慮貨幣時間價值的。企業為了獲得稅后收益的持續增長，必須在風險與收益之間作出權衡，也就是說，稅后收益的增長目標是一個長期目標，它同時考慮了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因此可以說，稅后收益的增長目標較之利潤最大化目標更具可操作性。第二：稅后收益的增長目標比投資者財富最大化目標更具有實用性。

1、投資者財富最大，簡單地說，就是指稅后收益的凈現值最大。雖說概念明確且兼顧了貨幣時間價值與風險因素，但計算較復雜，估計值又多，企業在實踐中較難把握。稅后收益的增長是指后期的稅后收益扣減時間價值后較前期有一個增加，而前期的稅后收益是已經實現了的實實在在的收益額。同投資者財富最大相比較，稅后收益的增長要直觀得多，以之作為財務決策的指導也就更可行。

2、投資者財富最大，具體到股份制企業，就是股票市場價值最大。但股票的市場價格受許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往往不是企業能完全控制的，可以說，經營好，股價不一定高；股價高，經營不一定好。因此，用股價最大化來指導企業運行似乎不太可行。如1998年年初，山西汾酒股價受假酒案牽連而下跌，就不能簡單地認為是汾酒公司經營不善。稅后收益增長與否，主要受企業銷售狀況、成本升降等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均是企業運作的主要環節。以稅后收益的增長為目標，能真正成為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最高準則，從而推動企業擴大銷售、降低成本。

3、公司制的企業，經理人員與股東之間是間接的代理人與委托人的關系，二者存在著利益的不一致，當雙方利益沖突的時候，經理們首先考慮的多是自己的利益；另外，就我國現狀而言，如經濟學家何清漣所說：“在董事會成員兼經理人員與企業財產之間，并沒有建立起一種將財產關系和財產責任結合起來的機制，企業經理層所要對之負責的事實上仍然是上級而不是股東?！被谶@兩點，企業經理人員不可能時刻為謀求股東財富最大而努力，企業價值最大也就不能成為財務管理目標來指導企業運行。但另一方面，在股東、政府的監督下，管理當局只有經營成功才能生存?，F代企業制度要求企業經營管理者對資本所有者承擔資本保全的責任，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本增值。一個企業的獲利能力越強、越穩定、越持久，資本保值增值就越有保障。稅后收益增長與否就成為考核這種保障程度的一個很好的指標。第三：任何一種財務管理目標的確定，從外部看，都是一定政治、經濟環境的產物?，F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企業的經濟利益得到了確認，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使企業不得不關心市場，關心稅后收益的增長。一方面，考核企業盈利能力的一系列指標，如資本利潤率、資產利潤率等應是逐年增長為佳，這些比率的增長，歸根到底，又依賴于稅后收益的增長。另一方面，市場經濟要求企業走集約型經濟增長道路，即主要依靠自己的內部積累和新科技來擴大投資和進行再生產。同時，由于內部積累沒有外顯成本，能進一步增強公司的資信又不引起控制權的稀釋，使得由稅后收益形成的保留盈余成為一般公司滿足其長期資金需求的主要來源?？梢哉f，在利潤分配結構既定的條件下，稅后收益的增長是企業實力增長的標志，是企業持續經營和擴大再生產的前提。用稅后收益的增長作為財務管理的目標是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的要求。

第四：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的選擇，從內部看，取決于與企業有關的各利益集團的要求。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必然會與各相關利益集團發生錯綜復雜的經濟利益關系，這些關系主要體現在企業與所有者、企業與債權人、企業與國家、企業與職工等幾方面的資本性

關系。投資人投資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債權人最關心企業的償債能力，而償債能力，從長遠看，是以盈利能力為保障的。前已述及，政府希望企業具備持久的盈利能力以維持市場的穩定與繁榮，職工享受的福利基金直接來源于稅后收益，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勝，就必須維護這些相關利益集團應獲得的合法利益，維護合法利益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稅后收益的分配過程。顯然，任何一方關系人都希望企業有新增長的收益可供分配。

當然，企業為了保證稅后收益的增長這一總體目標的實現，還必須根據企業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針對不同的部門，設置相應的目標。

第四篇：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思考建議

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使飽受凌辱和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實現了和平與獨立。此后，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政治變革。在經濟建設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經濟，提倡合作、互助，后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沿著斯大林模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越走越遠，以致于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鄧小平主導，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衣食住行的變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經濟體制的深化舉步維艱，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運轉難以為繼，腐敗之風積重難返，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公民的政治參與要求愈見強烈。

解決這一切問題的鑰匙在哪里？在于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鄧小平二次復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來。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以后也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根本就沒法開始。但是，必須承認，由于種種原因，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是嚴重滯后了。這方面，鄧小平也早就有過說法。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他說：“對于改革，在黨內、國家內有一部分人反對，但是真正反對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p>

1986年以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到現在，矛盾越來越深。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愈顯突出。對于這種緊迫性，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防止“文革”悲劇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國搞慘了。文革浩劫的破壞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人們的認識則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歸咎于“四人幫”。有人則說是毛澤東錯誤地重用了他們。也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錯誤并不僅在于用錯了四個人。毛澤東犯的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系統性的錯誤；不是短期的錯誤，而是長期的錯誤。其實，領袖也是人，難免會犯錯誤，問題在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有沒有糾正領袖錯誤的機制。對比發達國家的憲法、法律，我們發現人家在這方面花了很大的氣力，想了很多的辦法，作了很科學的規定，而且能夠保證實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搞了個水門事件，被揭露了出來，有關方面進行了調查，國會要彈劾他，他只好辭職?？肆诸D鬧了桃色事件，美國國會啟動了彈劾程序，只是最后表決中票數不夠，才免于下臺，但他已經多次道歉。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中國能做到嗎？人們能彈劾毛澤東嗎？能及時制止他的錯誤嗎？毛澤東語錄為什么不經立法程序，就成了國家意志，成了凌駕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還得“宣傳不過夜，執行不走樣”？由此可見，“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們的體制不能及時制止毛澤東推動“文革”?！拔母铩苯Y束20多年了，但是這一點深刻教訓人們并沒有真正汲取，沒有從法治上解決這個問題。將來如果再出現一個毛澤東，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樣管不了！

總之，“文革”悲劇發生的政治體制系統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發的機制還沒有形成。我們應當深入研究“文革”教訓，盡快進行政治改革，消除導致“文革”悲劇重演的種種體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機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

關于這一點，鄧小平也有論述。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現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企業要與國外大企業競爭，它們的競爭力實在是個大問題。而人們明明看到私有經濟效率高、競爭力強，可就是不敢放手發展。這也是受政治體制的束縛。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好比人的兩條腿，走起路來，雖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離太大。你不能一條腿邁得很遠了，一條腿還在后頭。可是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年，已經走了相當的距離，政治體制改革卻相當滯后，它客觀上制約著經濟體制改革。

此外，抓緊改革政治體制，也是為了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經濟體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績很大。但是這個成果有沒有丟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辦公樓旁邊有一個私營小飯館，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涼面，跟飯館老板很熟。他常問我：會不會再來一次公私合營呢？會不會再來一次打倒資本家呀？會不會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會不會把我的財產沒收呀？我說，有這個可能性。要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體制的改革，否則，短暫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當然是歷史的大悲劇。

第三，從反腐敗、維護社

第五篇：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具體表現在:①經濟基礎的需要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②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由于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經濟基礎的性質，因而它必然在上層建筑領域也占統治地位，并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③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決定上層建筑的變化發展及其方向。

上層建筑的各個部分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對獨立性，其改變有早有晚、有快有慢。這種情況決定了上層建筑中思想文化領域里新舊斗爭的長期性。

(2)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集中表現在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①從服務的方向上看，一方面保護和促進自己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排除反對自己的對立物。②從服務的方式看，上層建筑通過法律、經濟、思想等手段的調控來為經濟基礎服務。③從服務的效果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有促進、阻礙兩種情況。

(3)上層建筑反作用的性質，取決于它服務的經濟基礎的性質，歸根到底取決于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當它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服務時，它就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反之則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里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上層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先進性的發揮，就集中表現在它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

2.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這是因為:新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總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使它有脫離經濟基礎的傾向；經濟基礎的變化不會立即在上層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層建筑仍然維護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

3.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狀況規律的內容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構成了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這一規律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性質和發展方向，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取決于和服務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要求，這一規律表明，上層建筑的性質和變化發展，上層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決于經濟基礎的狀況。

4.正確認識這一規律的方法論意義

(1)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也是我們觀察和研究社會歷史的一把鑰匙，每一歷史時期的上層建筑都能從經濟基礎中得到科學的說明。(2)這一規律是無產階級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根據。(3)這一規律對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政治體制屬于上層建筑。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體制的改革。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革對于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4)這一規律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自覺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方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