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結合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正確認識政治體制改革

5結合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正確認識政治體制改革。

(1)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政治：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發展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壯大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發展歷程：

第一階段：創建時期（1949年—1954年）首部憲法的通過，明確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形成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

第二階段：重創時期（1966年—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使經過艱辛努力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和制度遭受嚴重破壞，很大程度上剝奪了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

第三階段：重建時期（1976年—1978年）粉碎“四人幫”之后，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重新回到了正確的軌道，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逐步恢復。1978年2月召開了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制定并頒布了新的憲法，重新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制度。

第四階段：發展時期：（1978年至今）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穩步發展時期，民主政治建設快速發展并得到不斷的完善。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現狀分析：

首先，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重新恢復并不斷發展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其次，基層民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重要的進展。村民自治、城市社區自治、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得到了豐富和發展。適應社會主義中國的法律制度體系正在不斷健全，有法可依、違法必究的現象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明顯加強；最后，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干部的選拔和任用制度的民主化、規范化不斷增強。

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色：植根于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廣闊沃土，產生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而進行的偉大實踐，是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進步要求的選擇。它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為指導，借鑒了人類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

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的民主政治既堅持了民主的普遍價值和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一、中國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

二、中國的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民主。

三、中國的民主是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民主。

四、中國的民主是基層群眾實行廣泛自治的民主。

五、中國的民主是實行依法治國的民主。

六、中國的民主是堅持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民主。

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實踐的啟示：

一是發展民主必須牢牢抓住并始終堅持民主的實質。

二是發展民主必須立足本國國情，尋求適合本國需要的政治發展模式。

三是發展民主必須堅持改革創新，循序漸進，有序發展。

(2)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政治總格局和權力結構形式不變的前提下，對政權組織、政治組織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調整和完善。

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文明，為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提供制度性保障。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發揮社會主義特點和優勢，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原因及發展過程：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開展了政治體制改革，但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了議事議程。

從“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展現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既要積極穩妥，又要不斷深化，才能與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的形勢相適應。

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體制中存在著一些弊端，有的還比較嚴重。為了發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僅關系到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更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關系到國家的繁榮、穩定、富強，關系到國家未來的走向。

(a)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

為了實現權力相互間的制衡和權力運行的有效監督，為使政府有效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職能，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對原有落后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

(b)是實現司法獨立、社會公平正義的需要。

(c)是當今社會反腐倡廉的需要。腐敗泛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權力不受制約、不受監督。而權力之所以不能受到應有的制約和監督，乃是因為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專權性和封閉性。腐敗有其不容忽視的制度性根源，這種制度性的根源，就是黨政專權。若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建立制衡機制，反腐敗永遠就是一句空話。

(d)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適應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迫切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e)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

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以不改變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為前提的政治管理體制的改革。包括領導體制，行政機構，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規等方面的改革，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目的在于調整部分社會關系，提高政治與行政管理工作的效能，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等事業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在黨的領導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長期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近期具體目標是：增強黨與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領導機關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和各行各業以及基層的積極性，從而在政治上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

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發展民主，加強法制，實行政企分開，精簡機構，完善民主監督制度，維護安定團結。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目前取得的具體成果：比如領導干部終身職務制的廢除，黨與政府

重疊的對口部門的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發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的創新；人事制度的改革；公務員制度的初步建立；行政機構的多次改革等等。

政治體制改革的作用和意義：

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是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首先，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它能促進自己經濟基礎的形成、鞏固和發展，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社會發展；其次，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有助于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的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利于對政府機構進行精簡和改革，克服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人浮于事、官僚主義等現象，使我國的政治體制進一步適合經濟發展的要求，推動我國社會的全面發展；最后，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協調性可明顯增強我國人民的民主意識，提高參與政治的積極性。

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1.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執政思想的轉變；3.服務型政府構建；

4.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

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一個方向、一個根本、一個目標，即：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

第一，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穩妥地進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根本保證。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就會迷失方向，喪失前進的動力、堅強的領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就必然會失敗。

第二，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政治體制改革要根據我國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

第三，必須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必須立足于基本國情在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總結經驗，不急躁冒進、急于求成。

總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論框框，也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地統一起來。

(3)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

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進行政治建設時不能脫離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也不能脫離政治建設。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包容關系。從政治建設的全部內容來看，其涵蓋范圍廣大，包含著政治體制改革。政治

體制改革作為一項制度變遷的創新事業，屬于政治建設的范疇，并占據其中特定的范圍。

重點關系。即政治體制改革構成政治建設工程的重點。我國的政治建設是以政治體制改革作為起點的。經過20多年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國的政治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一系列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規則規范得以形成發展。但是，原有政治體制的弊端還沒有被完全克服，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還面臨著許多任務。我們仍然要以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主旋律。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要實現民主政治現代化，也必須把政治體制改革始終貫徹于全過程。

互促關系。即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它們共同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的發展為政治建設開創了新局面、指明前進的方向；另一方面，政治建設鞏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為下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開辟新道路、創造新條件。只有把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更好地發展。

第二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文章標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胡錦濤在重要講話中談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時，不僅對推進我國民主政治順利發展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內涵深刻的指導性意見，而且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基本狀況和基本要求作了精辟論述。

首先，對推進我國民主政治順利發展提出了許多富有新意、內涵深刻的指導性意見

。比如，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提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要“努力與我國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在發展社會民主問題上，明確提出要“拓寬民主渠道”；在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問題上，提出要“完善決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統”；在擴大基層民主問題上，強調要“保證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在依法治國問題上，強調要“弘揚法治精神”；在黨內民主問題上，強調要“堅持黨員主體地位”，等等。

其次，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基本狀況和基本要求作了精辟論述。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上，明確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狀況上，強調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隨著整個改革發展進程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上，深刻指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努力與我國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兩條基本要求，高屋建瓴，言簡意賅，內涵豐富。

第一，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其核心內容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其中，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第二，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推進，努力與我國人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黨的十六大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在論述和諧社會建設的總要求、目標、原則和著力點時，也反復強調發展民主政治、加強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政治參與是實現公民政治權利的主要途徑，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人民政治參與的途徑不斷擴大，積極性不斷提高，面對這種新形勢，我們一定要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認真總結經驗，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努力適應人民群眾在這個方面的新要求，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推向前進。（《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第三篇：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論文題目：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體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體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權利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諸多問題，分析了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應該遵循的原則，總結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關 鍵 詞：改革、問題、原因、成就

政治體制改革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初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政治體制。但是，我們依然要意識到，我國的政治體制距離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當前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進一步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建設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分析

經過我國共產黨多年的努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應看到，相比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步入攻堅階段，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種適應性改革，主要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選擇地推進。總地說，我國還存在著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具體制度的滯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問題有：

（一）政治體制改革整體上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決不能僅僅依靠拍腦袋的主觀臆斷進行，一定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可以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一個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過程。經濟進步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做出相應的變革。在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仍然要嚴格分析我國的現實國情，遵循社會運行的客觀要求，穩妥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前我國政治體制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政府組織結構不科學、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權限不明確的問題，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任重道遠。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具體地說就是權力監督實行自上而下的領導，自下而上的上行監督卻相對困難。共產黨作為代表絕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執

政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對共產黨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須完善依法行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從而保證公民的正當政治權益和經濟權益。目前，我國權力監督機制功能的發揮不足，雖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監督體系，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民主監督仍然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監督組織行使職權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從而使得民主監督組織缺乏權威和效力。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還面臨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我國東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由于生產力水平較高，地方政府是投資環境的改善者、監管者，其職能傾向于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在我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場經濟。這種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職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干預經濟的自由發展。

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在迎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的發展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增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找準改革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對癥下藥，這就亟須深入分析現存問題的產生原因。

（一）我們要看到我國傳統封建主義思想存在一定的慣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背負著沉重的封建主義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雖然新我國建立之初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卻仍然在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家長制、一言堂的封建主義殘余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殘毒。

（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政治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必然要求生產關系以及作為上層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層建筑進行相應的調整，為生產力和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我國作為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雙轉軌的國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就不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發展。如今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如果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只能在外圍進行的情況。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高原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每個人都無可辯駁地具有發展自身的權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是社會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社會發展是人的自覺活動，離開了人的參與就不可能有任何發展活動存在。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發展理所當然要以人為中心，以人的發展為目的。政治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治發展的最終目標來源于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原則

首先，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堅持我國共產黨領導的條件下進行。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在我國離開了我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行的。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處于核心和領導地位，黨的使命是帶領人民群眾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主人翁權利，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黨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在政黨制度、行政體制、民主政治的建設中，黨發揮著領導者、推動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處理好政治穩定與政治改革發展的關系。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政治穩定是政治體制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的前提。鄧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政權不穩，不但經濟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建設將失去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甚至會失去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因此，在把握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不能把政治穩定條件當成目標，應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實現政權更好地發展而穩定。

再次，堅持政治體制改革應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地推行。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我國家，國際國內形勢較為復雜。在國際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全球化在經濟上、文化上的沖擊。在國內，我國社會也面臨著從計劃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型。面臨復雜的形勢，有時單純的未經實踐檢驗的好的理念未必會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在借鑒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決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國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和全面推進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矚目，而且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有序推進，同樣取得了輝煌成就。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機制不斷健全完善，進一步豐富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與形式。新中國成立時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主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作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載體，共同構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制度體系，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以保障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黨和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政治經濟形勢，堅持改革，以確保這些制度機制始終保持活力，服務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

（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作為執政的我國共產黨，其自身的建設不僅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至關重要，而且構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系統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以及反腐倡廉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我國共產黨在增強學習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的基礎上，提高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行政體制的調整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體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大力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諸多競爭性領域，經濟管理部門也把職能轉向宏觀調控。同時，政府為了強化市場監管，穩定社會秩序，推進公共服務，在裁撤一部分機構的同時，強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機構。在改革機構，整合行政管理資源的基礎上，責任政府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問責制逐步被納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軌道，為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的監督，增強其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四）公共權力結構日趨合理，逐步實現運轉高效。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結構應當

適應和服務、服從于功能，公共權力的功能需要結構作為載體承載和履行。公共權力運行的效果取決于結構的設置是否科學和合理。公共權力結構直接制約公共權力運行是否合法、規范和高效。當今我國公共權力結構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保證國家機構及其他各種組織都能夠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能。經過改革和調整，現在的權力結構已經日趨合理，主要表現為 ：在黨的內部關系上，健全了黨的組織機構，建立健全了國家和黨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為反腐敗提供了組織機構保障 ；重新調整了派駐各部門的紀檢、監察機構的領導體制和編制等。

（五）各種政治關系得到調整，社會和諧穩定。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的調整，整合催生出整個政治系統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種威脅政治體系存續發展的消極因素。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對于政治關系格局的調整無疑是體現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大推動和保障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主要經驗可以概括為：

（一）改革目標的明確性與推動改革的堅定性相統一。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我國而言，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優越性，而不是為了改變甚至是顛覆重建現有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適應了社會發展規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為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受到不完全適應現實需要的體制、機制的束縛，無法充分發揮其優勢。因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明確了這一點，就會在實踐中牢牢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豐富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靈活性相統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對象和問題領域，而是具有豐富的實踐內容。從民主體制機制，到行政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再到利益關系調整機制，政治體制改革涵蓋了整個政治體系存續運行過程中方方面面的內容。與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將改革簡化為針對特定問題的做法相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全面性、豐富性不僅很好地體現出改革的根本目標和動力在于解決關系國計民

生的各類實際問題，而且還因為不局限于特定的內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時效性限制的內容，被賦予了更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來自社會的廣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體制改革布局的系統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方式的漸進性相統一。與改革內容的豐富性緊密相關，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相關性，這就要求改革的領導者必須時刻清醒地注意到，應當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待政治體制改革，處理不同領域、不同時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制定出科學的政治體制改革規劃，根據實踐中總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遵循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規律，更好地勾畫出改革的總體路線圖。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黨和國家領導干部制度改革這一基本切入點，繼而將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復和發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進而全面鋪開、深入推進，這使得每一階段的改革都能夠把握重點，合理分配改革資源，緩解改革中必然出現的矛盾對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壓力。政治體制改革所針對的原有體制弊端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新政治體制的探索和重構離不開艱難的探索，因此穩妥漸進的改革步伐，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選擇。及時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每一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避免政治體制改革造成的沖擊超出當時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承受能力，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為一項長久的事業，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注入更為強勁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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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

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主要內容：

（1）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人民代表大會真正成為有權威的國家權力機關；

（2）在各級領導機關中加強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反對和糾正個人專斷現象；

（3）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改變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兼職過多、黨政不分和以黨代政的狀況，發揮政權機關的作用；

（4）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改革干部制度；

（5）保障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治權利等等。

（6）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維護中共領導和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

國務院發布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遵循以下原則：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是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則。在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進程中，只有堅持這三者的有機統一，才能保證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堅持正確方向，實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和優勢。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特點和優勢在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當家作主，充分發揮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團結一心，共同奮斗。堅持這一特點和優勢，是億萬中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創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

——有利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目的，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必要條件。

——有利于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尊嚴。中國人民爭取民主，從一開始就與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尊嚴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國家主權、不能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和尊嚴這一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民主成果就會喪失。

——符合漸進有序發展的客觀規律。黨和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不斷研究民主政治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探索和創造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機制新方式，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有領導、有步驟、有秩序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第五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史上的創舉

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史上的創舉

——試論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政權建設

正當抗日戰爭緊張地進行時，在根據地遭受艱苦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為人民當家作主創造了種種條件，調動了各階級人們抗日的積極性，使邊區出現空前團結、和衷共濟、充滿活力與朝氣的政治局面。它是中國近代史推進民主進程的杰作，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輝煌篇章。總結抗日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建設的寶貴經驗，不僅為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有著重要啟示，而且對于今天我們有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三三制”政權體制模式的提出

1940年3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中，對抗戰時期的根據地政權性質、組織形式、施政方針和人員分配等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同年7 月，為紀念抗日戰爭三周毛澤東在《新中華報》上發表了《團結到底》一文，正式向全國公布了中國共產黨的“三三制”主張。

“三三制”政權建設提出后，得到了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群眾的熱烈響應和廣泛支持。1941年11月的《解放日報》社論寫道：“這是中國歷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件大事，??我們為這一頁新的歷史而感到榮耀和興奮。”[1]

在人員分配上，“三三制”政權體制規定：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2]這里的共產黨員是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的；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代表的是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三三制”政權體制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政權。毛澤東指出，“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對派的民主專政。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3]“三三制”政權與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根本不同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只代表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廣大人民實行專政；“三三制”政權也不同于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工農民主專政代表的是工農的利益，是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實行的專政。“三三制”的政權體制，是抗日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權，代表的是各抗日階級階層人民的利益，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于賣國的漢奸和反民主的反對派實行專政，”[4]

二、“三三制”政權是民主的政權，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史上的創舉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實行“三三制”精神的指示，各抗日根據地先后建立了“三三制”的政權體制。與國民黨***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樹立了“民主中國的模型”。周恩來當時就曾指出，“三三制”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共產黨員不一定要在數量上就占多數，而要容納各方面，要用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第二個特點就是要經過協商、協議，取得共同的綱領。“三三制”政權的核心是民主，不僅體現在政權的組織形式上，而且還主要地是體現在實質上。鄧小平當時也認為，“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黨在領導政權工作時，必須貫徹民主的精神。[5]謝覺哉也認為，陜甘寧邊區之所以發展鞏固，依賴于民主和團結了各黨派人民。[6]當然，這與“三三制”政權的民主性是分不開的。

（一）”三三制”政權充分實現了人民民主，得到各階層群眾的普遍歡迎

1、“三三制”政權實行了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制度。《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規定：凡居住在陜甘寧邊區內的人民，年滿十六歲以上，不分階級、職

業、男女、宗教、民族和財產、文化程度，經過選舉委員會登記，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41年陜甘寧邊區參議會進行大規模改選時，邊區政府專門發出了《指示信》，指出：選舉如果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7]同時，選舉委員會還明確規定了普遍、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保證了各階層人民的權利，使選舉充分體現了選舉人的意志。

2、靈活多樣的選舉方法，保證了人民的民主權利落到實處。為了保證普遍、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落到實處，各抗日根據地因地制宜，制定了適合于本地區的選舉法規、條例和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等，還對選舉的程序和保障做出了詳盡而且可操作性強的規定，在實踐中各地根據具體情況創造了許多實際有效的選舉方法，如畫圈、畫杠、畫點，投豆和舉手等。這些切實有效的選舉方法保證了各階層人民的參政權利不致落空，人民群眾在根據地內，真正過上了當家做主人的嶄新生活，這與國民黨統治區政治專制、政府腐敗，忽視人權的局面，形成了鮮明對照。美國著名作家斯諾將抗日根據地比作是“一個戰斗的國家”，并且說“這一戰斗的國家是中國人前所未有的最接近于政治與經濟民主的”。[8]

（二）”三三制”政權的體制形式體現了黨的領導方式的民主精神

“三三制”政權是各革命階級、階層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幟下建立的，其實質問題是民主。因此，黨在領導抗日政權工作的時候，就必須貫徹民主的精神。各抗日根據地是在中國共產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創建的，根據地的政權也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創立和鞏固起來的，“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新民主主義的邊區 ”。[9]對于敵后抗日根據地來說，黨的領導是其得以存在、鞏固和發展的先決性條件。但是，共產黨的領導并不等于政權機關由共產黨員獨占和“包辦”，共產黨更不能搞“***”。[10]為了避免出現國民黨的***，鞏固黨所領導的根據地和保證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最大限度地施行，抗日根據地政權向一切贊成抗日的階級和黨派人士開放，這便是”三三制”的基本依據。既然如此”三三制”政權的建設就不可能發生取消黨的領導的問題。林伯渠當時曾說過：“共產黨員在行政機構與民意機關中只占三分之一，并不是共產黨放棄領導”，[11]相反，”在‘三三制’政權中，黨一定要領導，一定要在政治上占優勢。”。[12]

一方面要堅持黨的領導權，另一方面又要貫徹”三三制”，這對黨提出了更新也是更高的要求，黨必須對”領導權” 重新定義。什么是領導權? 毛澤東認為，“所謂領導權，并不是要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要別人服從，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讓他們愿意接受建議。” 據此，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便不能片面倚重數量，而是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13]毛澤東的這一認識，是一種與“三三制”相適應的全新的領導觀。這種新型領導觀一經提出，便在黨內形成共識。林伯渠與毛澤東的說法不謀而合，并且深深地贊同毛澤東的觀點，認為在“三三制”政權中，共產黨能夠”使多數的非黨人員接受黨的政策，才能叫做領導”。[14]鄧小平也支持這一觀點，“黨對政權的領導取決于黨在政權中的優勢”，這種優勢如何去取得，這在”三三制”原則本身是包含著的；“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于一切”。

[15]1942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了指示:為了實現”三三制”，黨必須實行對于政權系統的領導。并指出，這種領導應該是對于大政方針的領導，是在原則上的、政策上的領導，而不是事事，黨的機關無權直接命令參議會及政府機關。“黨團必須服從同級黨委，但黨團的工作作風必須刷新，不是強制黨外人士服從，而是經過自己的說服與政治工作”。[16]總之，“三三制”政權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提出并實施的一項重要政策，一方面以黨對政權的領導為前提；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黨在政權系統中的領導地位，”三三制”政權建設才在各根據地得到健康的發展。

（三）在具體的運作方式上“三三制”政權體制實行政治協商與民主合作 毛澤東曾指出，關于政權問題上，我們既不贊成別黨***，也不贊成共產黨***，這就是統一戰線政權。“這些階層的爭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重要的步驟”。[17]共產黨員“必須將關心和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及向黨外人員學習，作為每個共產黨員的嚴重責任”。[18]

黨外民主人士李鼎銘財經在擔任邊區政府副主席期間，認為共產黨員沒有尊重他的職權，因此在工作上曾表現出了一些消極和不滿。黨組織發現這一問題后，決定邊區各廳、處、院要分別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及參議會正、副議長匯報工作；在每次職務會議前，必須向李鼎銘副主席匯報工作；平時黨員與黨外人士要多接近，多談心。后來李鼎銘曾對一位英國記者說:“我有職有權。”時任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的安文欽，在記者面前也痛罵國民黨。由此可以看出，共產黨與黨外民主人士的真誠合作，對于團結邊區各階級和階層，組織和動員廣大群眾投身抗戰斗爭，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廣泛的民主監督機制的建立

為了真正實現民主執政，各抗日根據地內的民主政權相繼建立了廣泛的監督機制。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黨中央有設黨務委員會，縣級以上各級黨委也均設有監察委員會，監督黨的機關、干部、黨員的行為；各級參議會擁有對相應各級政府的監督權；在政府內部，各根據地大都設有自檢部門；各抗日根據地的報刊成為了重要的輿論監督工具。

中國共產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

[19]各抗日根據地還實行人民對政府監督和批評的制度。要是工作人員辦事不好，不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人民都有權對它進行批評，甚至可以撤換。老百姓常常說:現在的人膽子越來越大了，連鄉長也可以批評，過去是沒人敢這樣說的。

[20] 在晉察冀根據地，邊區政府和縣政府經常舉行邊區或縣行政會議。通過召開行政會議可以清楚、多方面的了解政府工作情形和群眾的反映，這樣不但他們可以對政府工作提出正確的批評，而且行政會議也可經常自動的深刻討論、研究，決定政府施政方針，提交并推動幫助政府執行與政府密切的聯系起來，但它并不直接去代替政府工作，或妨礙政府行政系統的統一。[21]

三、“三三制”政權體制對我們的現實啟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政權使民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實現。總結抗日根據地的”三三制”政權的民主實踐，為我們今后的政權建設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同時對于我們正確把握民主，有序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有著重要的啟示。

（一）“民主”二字必須放在政權建設的首要位置

建國前夕，中國共產黨人吸取了抗日根據地“三三制” 政權建設的成功經驗，包括《共同綱領》的制定和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都極大地體現了政權建設的民主精神。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深刻地指出: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所以在當前的政權建設中尤其要注意民主的問題，遇事發揚民主作風，多聽取并尊重黨外人士意見，取得多數意見然后去做，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在各項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

（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有義務接受黨外人士的監督

毛澤東曾指出:”共產黨是真心真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要加強黨內的教育來消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22]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將其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發展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其中”互相監督”，是指共產黨要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要監督共產黨，但由于共產黨居于領導地位，首先要請民主黨派來監督自己。鄧小平指出，由于我們黨的執政黨的地位??需要接受各個方面的批評和監督，以利于我們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并且克服缺點、減少錯誤。[23]

（三）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人類歷史上處理政黨關系的一種全新構架，是有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也是中國人民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的結晶。而其源頭，可追溯到黨在抗戰時期創建的”三三制”政權模式。盡管兩者有著明顯的差別，但所面臨的問題具有延續性，即：都有一個如何正確處理體制內的黨派關系的問題。黨在抗戰時期取得的成功經驗，如：注意克服內部的主觀主義和關門主義傾向；提高在政權機關中共產黨員的質量；依靠黨的正確政策和黨員的模范作用，實現黨的領導；保證政權內的黨外人士真正做到有職有權，敢于說話，敢于負責；以及正確處理黨政關系等，在當代，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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