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思考建議

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使飽受凌辱和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實現了和平與獨立。此后，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政治變革。在經濟建設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經濟，提倡合作、互助，后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沿著斯大林模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越走越遠，以致于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鄧小平主導，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衣食住行的變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經濟體制的深化舉步維艱，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運轉難以為繼，腐敗之風積重難返，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公民的政治參與要求愈見強烈。

解決這一切問題的鑰匙在哪里？在于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鄧小平二次復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來。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以后也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根本就沒法開始。但是，必須承認，由于種種原因，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是嚴重滯后了。這方面，鄧小平也早就有過說法。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他說：“對于改革，在黨內、國家內有一部分人反對，但是真正反對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到現在，矛盾越來越深。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愈顯突出。對于這種緊迫性，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防止“文革”悲劇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國搞慘了。文革浩劫的破壞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人們的認識則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歸咎于“四人幫”。有人則說是毛澤東錯誤地重用了他們。也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錯誤并不僅在于用錯了四個人。毛澤東犯的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系統性的錯誤；不是短期的錯誤，而是長期的錯誤。其實，領袖也是人，難免會犯錯誤，問題在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有沒有糾正領袖錯誤的機制。對比發達國家的憲法、法律，我們發現人家在這方面花了很大的氣力，想了很多的辦法，作了很科學的規定，而且能夠保證實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搞了個水門事件，被揭露了出來，有關方面進行了調查，國會要彈劾他，他只好辭職。克林頓鬧了桃色事件，美國國會啟動了彈劾程序，只是最后表決中票數不夠，才免于下臺，但他已經多次道歉。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中國能做到嗎？人們能彈劾毛澤東嗎？能及時制止他的錯誤嗎？毛澤東語錄為什么不經立法程序，就成了國家意志，成了凌駕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還得“宣傳不過夜，執行不走樣”？由此可見，“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們的體制不能及時制止毛澤東推動“文革”。“文革”結束20多年了，但是這一點深刻教訓人們并沒有真正汲取，沒有從法治上解決這個問題。將來如果再出現一個毛澤東，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樣管不了！

總之，“文革”悲劇發生的政治體制系統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發的機制還沒有形成。我們應當深入研究“文革”教訓，盡快進行政治改革，消除導致“文革”悲劇重演的種種體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機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

關于這一點，鄧小平也有論述。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現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企業要與國外大企業競爭，它們的競爭力實在是個大問題。而人們明明看到私有經濟效率高、競爭力強，可就是不敢放手發展。這也是受政治體制的束縛。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好比人的兩條腿，走起路來，雖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離太大。你不能一條腿邁得很遠了，一條腿還在后頭。可是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年，已經走了相當的距離，政治體制改革卻相當滯后，它客觀上制約著經濟體制改革。

此外，抓緊改革政治體制，也是為了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經濟體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績很大。但是這個成果有沒有丟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辦公樓旁邊有一個私營小飯館，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涼面，跟飯館老板很熟。他常問我：會不會再來一次公私合營呢？會不會再來一次打倒資本家呀？會不會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會不會把我的財產沒收呀？我說，有這個可能性。要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體制的改革，否則，短暫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當然是歷史的大悲劇。

第三，從反腐敗、維護社

第二篇：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一、原 則

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相當人士認為：中國應當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實行三權分立、多黨制、議會政治等。此稱之為西化論。

另外相當人士認為：中國應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絕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分立、多黨制、議會政治等。這也是眼下中國政府的立場。此稱之為反西化論。

對于西化論和反西化論孰是孰非，本文的立場其實很簡單：魯迅的拿來主義。具體地說，對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應當持批判吸收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揚長避短，為我所用。完全的西化與完全的反西化觀點，都是不正確的。

注意，這絕不是和稀泥，請接著往下讀——

二、分 析

西方民主制度中三權分立、多黨制那一套，其核心是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防止和遏制人民授權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反過來利用掌握的國家權力危害人民利益。西化論者之所以主張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不滿當前中國社會日益滋長、愈演愈烈的官場腐敗現象，希望 借助西方民主制度中對國家權力強力有效的外部制約機制，凈化中國的政治環境。實際上，遏止腐敗，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正是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坦率地說，西化論者對中國社會官場腐敗現象的指責是有事實根據、情有可原的，他們開出的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方子也的確有治病的良效，確實值得考慮。

而反西化論者之所以堅決反對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主要理由是，西方民主制度使一部分國家權力在相互制約中抵消了，從而弱化了政府能力，降低了行政效率，而且多黨競選還容易引發政局動蕩，造成社會不穩。客觀地說，反西化論者的觀點不無道理，他們的擔心也絕非杞人憂天。反西化論者主張堅持中國現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認為這一政治制度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也有西方政治制度所無可比擬的優勢，那就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行政效率高。這說的倒也是實話。

這樣看來，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各有各的長處，又各有各的短處。既然這樣，為什么不試著揚長避短，將兩者的長處結合起來，進行創新，建立一套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具有時代先進性和巨大政治優勢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呢？我認為，這才是我們政治體制改革應該選擇的方向。

三、前 提

既然是要融合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兩者的長處，那么在探索創建新制度模式之前，就要找準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長處和優勢所在，并把保持甚至強化這種長處和優勢確立為改革的前提。

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動搖，無論怎么改革，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長處和優勢就不會喪失。于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成為整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前提。

中國共產黨的一黨領導，這也許是西化論者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進行攻擊的一個最主要方面，認為這是中國政治不民主的表現，但是我認為，這恰恰是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一個最大的長處和優勢。

應當認識到，民主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我們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科學的政治制度。一切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都可以歸結為政治權力的運行，科學政治就是要在政治權力的運行上實現兩個目標：權力效率和權力品格。權力效率是指權力實現政治目標的能力。權力品格是指權力抵御腐敗、防止異化的能力。衡量一個政治制度好壞的標準不是看這個政治制度是否民主，而是看這個政治制度能否最大限度地發揮權力效率和保持權力品格。一黨領導至少在發揮權力效率上有 明顯優勢，況且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久經歷史考驗、有先進思想理論武裝、對中國國情和發展道路有深入思考、具有熟練執政能力、組織性強又非常注重自律的成熟政黨，有這樣的政黨領導國家發展，是中國之幸，是中國人民之幸，這是我們的政治優勢，不應輕易放棄。

四、解放思想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將西方民主制度的長處拿過來，彌補中國現行政治制度的短處和不足。而這要求我們必須要解放思想。

中國現行政治制度一個最大的軟肋是在權力制約上力不從心。反西化論者也主張應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依靠內部監督的辦法防止權力腐敗從來都是靠不住的，要想有效地防止權力異化，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外部制約機制，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

長期以來，無論是西化論者還是反西化論者，多習慣于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與實行三權分立、多黨制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水火不容，或者說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其實，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與實行三權分立、多黨制并不矛盾，完全可以相互吸收、融合。就像以前我們搞經濟體制改革，突破“社會主義等于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等于市場經濟”的思想禁錮 一樣，現在搞政治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思想解放。公有制基礎上可以搞市場經濟，共產黨的領導下也可以搞三權分立、多黨制。三權分立、多黨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搞。“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的思想及相關制度安排，是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吸收利用。

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社會制度，注定要包容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中國共產黨是始終代表中國最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政黨，要敢于直面外部監督，并且善于接受權力制約。

五、改革方案

（一）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立法權歸國會，行政權由總統、總理掌握，司法權由法院行使。

（二）國會分參、眾兩院。眾議院議員由全國人民按照人口比例通過普選產生，任何黨派都有平等的參與權。參議院議員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委任，至于被委任者是何黨派，不限。

（三）總統設正、副職各一人，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選任。總統必須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四）總理由眾議院選舉產生。總理黨派歸屬不限。副總理及內閣官員由總理提名，經眾議院同意后任命。

（五）眾議院議員、參議院議員、總統、總理及內閣官員的任期均是五年，且相互之間不得兼職。總統、總理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六）最高法院由九名大法官組成。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參、眾兩院同意后任命。法官不得參加任何黨派。法官任職終身。

（七）國會議員、總統、總理、法官不得為現役軍人。除中國共產黨外，任何黨派不得在軍隊中建立組織。除中國共產黨外，現役軍人不得參加任何政黨，不得參與任何政黨活動。

（八）任何法案必須由國會參、眾兩院通過，然后經總統簽署發布后生效。對國會通過的法案，總統享有否決權。但是，當參、眾兩院均以2/3多數通過時，總統不得否決。

（九）總統是國家元首、武裝部隊總司令兼最高行政首腦。總統管理和指揮全國武裝部隊。總統制定國家內政外交政策，并監督內閣行政。

（十）總理領導內閣，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總理及其領導的內閣享有行政執行權。國會通過的法律，總統制定的內政外交政策，總理及其領導的內閣都要負責組織實施。

（十一）總統發布戒嚴令、實行軍事管制、同外國締約、赦免罪犯須經參議院同意，財政預算決算、國有資產使用、增加改變稅收、發行國債、國債資金使用須經眾議院批準。除緊急情況下采取臨時緊急措施外，對外交戰須經國會兩院同意。

（十二）對國會通過的法律、總統發布的政令、行政機關實施的行政行為，最高法院有違憲審查權，被宣布違憲的法律、政令、行政行為，自動失效。

（十三）總理既要對總統負責，也要對國會負責。總統對總理的工作不信任時，有權經參議院同意，解除總理職務。眾議院也可以以2/3多數通過對總理的不信任案，并經參議院過半數同意后，解除總理職務。總理被解職后，由眾議院在30日內重新選舉出新的總理。

（十四）眾議院可以以2/3多數通過對總統的不信任案迫使總統辭職，總統要么辭職，要么下令解散眾議院，但須經參議院同意。參議院不同意的，總統須辭職。參議院同意的，眾議院解散，重新舉行大選。大選后選出的眾議院第一次會議第一項議程就是對總統進行信任投票，總統獲得半數以上信任的，可以留任，未能獲得半數以上信任的，必須辭職。總統辭職后，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在30日內重新選任新的總統。

（十五）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可以解除總統的職務，重新選任新的總統。

（十六）總統、最高法院大法官犯貪污賄賂罪、危害國家安全罪，眾議院可以以2/3多數通過彈劾案。對彈劾案的 審判由參議院進行。審判總統的，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審判大法官的，由總統指定的其他最高法院大法官主持。彈劾案在參議院獲2/3多數認定總統、大法官有罪，總統、大法官職務自動解除。

（十七）各級地方議會只設一院，議員由各地方人民普選產生，任何黨派都有平等的參與權。

（十八）各級地方行政首長由上一級行政首長提名，經同級議會同意后任命。省級行政首長由總理提名，經省（自治區、直轄市）議會同意后任命。

（十九）總理可以解除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首長職務，上一級行政首長可以解除下一級行政首長職務，地方各級議會可以以2/3多數通過不信任案解除同級行政首長職務。行政首長職務解除后，按照法定程序重新任命。

（二十）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遵循地方服從中央，在不同中央抵觸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地方積級性的原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系與此相同。

（二十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及政治特權由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黨章是國家憲法的組成部分。修改中國共產黨黨章的，須同時修改憲法，修憲未獲通過的，對中國共產黨黨章的修改無效。

（二十二）對違反中國共產黨黨章的行為，利害關系人在按照中國共產黨黨內程序尋求救濟后仍不服的，可以訴諸 國家司法程序。必要時，國家司法機關可以主動提起公訴。

（二十三）思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平等。人民的上述自由權利，非依憲法，不得加以剝奪或限制。

（二十四）憲法修改程序：第一步，提案。須經眾議院4/5多數通過，或者經參、眾兩院各3/4多數通過。第二步，將國會通過的憲法修改方案由總統簽署后公告全國。第三步，全民投票。須有選舉權的公民過半數參加，且經參加投票的選民2/3多數通過。第四步，異議處理。投票、開票結束后，任何對投票、開票過程有異議的人，都可以在30日內向最高法院提出，由最高法院在60日內對異議作出裁決。第五步，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異議處理期滿根據投票及異議處理結果宣布憲法修正案生效或者無效。

六、簡 評

新中國特色政治體制有三大特點：

（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制度化。

雖然現行憲法規定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僅是原則性的規定。上述政治體制改革設計方案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制度化，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擁有其他普通政黨所沒有的一系列政治特權。可以說，上述政治體制改革設計方案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上，比之中國現行政治 體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一黨領導與多黨競爭、權力分立有機融合。一黨長期執政與多黨競逐政治權力同時并存，這在世界范圍內和人類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上述政治體制改革設計方案之所以如此設計，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外建立強有力的外部制約機制，這并不是要削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相反，這是意在通過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更好地促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方面，引進西方民主制度，實行多黨競爭，提高了政治活力，強化了權力間的相互監督和制約。眾議員職位，擁有內閣官員及地方行政首長任命權、掌握巨大行政資源的總理寶座，足以讓所有政黨，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友黨和反對黨，都趨之若騖。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平等競逐眾議院席位，眾議院版圖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眾議院實力的消長，足以讓作為長期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經常受到鞭策。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對參議院和總統職位的控制，又讓中國共產黨處于國家發展的絕對領導地位，使上述鞭策不至于導致政局劇烈動蕩，危及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同時有利于保持國家政策的一貫性和連續性，有利于實施國家長期發展戰略，避免西方多黨制下國家政策左右搖擺、執政黨容易短期行為的缺陷。

（三）中國共產黨半自治化。

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憲法化和對違反中國共產黨黨章行 為救濟的司法介入，都是中國共產黨半自治化的表現。這是從黨的建設方面對中國共產黨政治特權進行外部監督和制約的進一步措施，是賦予中國共產黨法定長期執政地位的同時必須的制度安排。

七、尾言

在十九世紀，曾經有一位西方政治家把中國比作“睡獅”，認為中國這只睡獅“一旦被驚醒，全世界都將為之震動。”如果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中國這只東方睡獅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睜開了它的眼睛，那么現在如果中國能夠在成功實施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成功完成政治體制改革，中國就將成為一只真正昂首屹立在世界面前、完全蘇醒的東方雄獅！

作者 趙旺安 2008-5-21 11

第三篇：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改革是歷史永恒的主題。只有不斷地改革，國家才會充滿生機和活力。過去千百年，中國曾爆發過多次大大大小的革命運動，隨著執政者的更替，治理模式也隨之發生改變。直到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社會形態改變、社會角色日益多元化和勞動分工日益復雜化。

這一歷史性的巨變，既是對過去的告別，也是對未來的指引。在過去60多年里，中國人曾經耗費很長時間艱難摸索，遇到很多挫折，更有不少慘痛的教訓，所幸最終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它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今日之現狀：絕大部分人口告別了貧困，基礎教育的普及使民智獲得前所未有的開化，越來越多的人口正在向中產階層邁進，國強民富的目標也變得越來越有希望。

當然，中國依然處在深刻的變化之中。中國未來的演變進程，雖然方向明確，但具體操作中依然充滿著未知因素。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因素，就是價值取向在改變：過去是以克服物質匱乏的目標為重心，將來則是以增加和分享物質財富為重心；過去，整個社會都圍繞著實現經濟繁榮的目標運行，而未來社會的主體訴求是要建立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而做到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協調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用政治體制改革來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的成果，并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保證，政治體制改革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推進和取得最終勝利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作用。作為一種體制，無論是經濟體制抑或政治體制都并非一成不變的，隨著基本制度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當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相互適應時，彼此促進，而當二者不相適應時，則互為阻力，今天，政治體制改革仍然難以讓所有人感到滿意，甚至備受批評。很多學者也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呈現“滯后性”的命題。站在憂患意識的視角看待這些批評，不在于肯定批評者的非理性，而在于要讓他們在釋放心中不滿的同時正確認識政治體制改革不那么令人滿意的深層原因，揭示政治體制改革為何呈現出“滯后性”。筆者認為，政治體制改革呈現的“滯后性”既與政治體制改革本身的特性有關，也與民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期望有關。

一、政治體制的特性規約了它的改革進度，降低了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可度政治體制改革帶有艱巨性、突變性、反復性的特征。所謂艱巨性，就是難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旦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就會涉及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問題。人都是利益動物，改革者再高尚也不會超越人有追逐利益的沖動這一點

二、民眾政治參與感的提升與政治認識的相對滯后，容易造成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我們之所以對政治體制改革有不切實際的過高期盼，除了沒有認識到政治體制本身的特性之外，還在于沒有去很好地認識世界、認識中國與認識國民，而是對政治體制改革寄予超越階段的期望。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從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及改革的歷程中可以窺見端倪。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市場經濟來實現,而市場經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科學、合理、高效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來保障。鄧小平同志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具體來講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和基礎,上層建筑的改革是為了適應相應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而進行的。從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進程不難

看出:每一次政治體制改革任務都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中每一次認識的深化也必然會帶來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必然會對現有政治體制提出新的要求,使之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例如: 1982年政府機構改革是建立在“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一經濟形式認同基礎上。1988年政府機構改革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經濟形式認同基礎上。1993年以后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經濟形式認同基礎上的。

(二)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政治是上層建筑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擔負著極其重要的職能和功能。它決定著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它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反作用,甚至一定條件下與經濟相比占據首要地位,“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是對社會的必要的協調和管理。對中國當前情況來說,政府是經濟改革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正是在政府的引導和支持下,中國的市場經濟才得以建立。所以鄧小平深刻指出:“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

(三)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不能割裂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它們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結合、協同發展,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明顯滯后,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政治體制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強大保障功能。使經濟體制改革能順利、健康的進行。總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是當前我國的重大課題,特別是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一輪改革中,如何協調好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和前進的步伐,如何使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使之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正日益成為全社會的焦點問題。

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抉擇。必須以更大決心和勇氣繼續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等各項改革，破解發展難題。溫家寶說，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改革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宏觀調控體系，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更好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深化土地、戶籍、公共服務改革，推進社會事業、收入分配等改革，有效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推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建設服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

第四篇：政治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

前 言

這一講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基本問題：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政治發展目標

二、發展民主政治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三、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四、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

五、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六、努力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政治發展目標

1.“三個文明”協調發展的戰略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實現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戰略，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政治發展目標。2.政治文明建設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意義

首先，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題中之意；其次，政治文明是推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發展的強大動力；最后，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

二、發展民主政治與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

1.關鍵在于制度建設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關鍵在于制度建設。制度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才能保證我國的長治久安和興旺發達。

2.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一是要落實憲法規定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各項職權，保證期依法履行職能。? 二是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堅持走群眾路線，深入調查研究，保證立法和決策更? 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

三是要優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結構，進一步提高人大常委會的決策水平和工作質量。

3.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和統一戰線學說與我國實際結合的產物，是我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點和優點。

4.積極擴大基層民主

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開辦事制度，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群眾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管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干部實行民主監督。

三、依法治國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1.加快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2.確保法律的權威性

加強執法和執法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執法水平，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

3.拓展和規范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

國家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活動提供捐助，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4.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精神

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質，尤其是要增強公職人員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

四、科學決策與民主決策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保證決策正確。

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有關制度，防止決策的隨意性。

五、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執行等環節強化對權力的監督，使權力沿著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運行。1.制約和監督的重點和關鍵

重點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加強對人財物管理和使用的監督。2.強化領導班子的內部監督，完善重大事項和重要干部任免的決定程序 3.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建立和完善巡視制度

4.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和行政監察、審計等職能部門的作用

5.實行多種形式的領導干部述職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質詢制度和民主評議制度 6.推行政務公開制度，加強組織監督和民主監督，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

六、努力實現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1.2.3.4.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與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 努力解決人民群眾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涉及群眾利益的矛盾 加強政法工作，營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

5.全面落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 6.加強全球化環境下的國家安全工作

第五篇：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幾點思考

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幾點思考

國際關系學院

2011級國政一班

王興

2011200690

前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政治領域卻成就較少。雖然這三十幾年來中央一直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許多政治體制內的問題與弊端依舊沒有得到解決，一些新的問題又凸顯出來。在這一情況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勢必要繼續，也會對中國帶來深刻的影響。下面便是筆者對關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幾個問題的思考。

（一）漸進式改革：推遲、延緩改革的借口？

當前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國中央高層、學術界與普通民眾中似乎成為了一種共識。推進漸進式改革固然有著自身的優勢：改革成本小，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助于在改革中緩解各方的矛盾，可以在逐步改革中摸索經驗，有利于鞏固改革成果等等。同樣，現實中中國政治問題的錯綜復雜也使人們更傾向于通過漸進式改革逐步解決現有政治體制的問題，即“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系統工程，每一個措施都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必須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1。

但在筆者看來，漸進式改革并非是一劑“萬能良藥”。首先，漸進式改革并非完美，存在一些問題。其一便是“，往往是容易改的先改，把困難的改革往后推，使困難問題越積越多，甚至使困難的程度越來越大”2。如今隨著改革逐漸進入“深水區”，改革的阻力將會越來越大。此外，有學者提出當前正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機遇期”：經濟快速增長，公眾對于公共權力認同度較高，公民的參政議政熱情提高，政治上中央對總體局勢仍有可控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往往是公民對公共權力認同度較高的時候，而經濟的高速增長往往是不能長期持續的。因此中國應該抓住這個較好的時間段加快進行政治改革，否則當經濟放緩或衰退之時再進行補救式的改革往往由于民眾對上層的不信任與懷疑和社會矛盾的激化而收不到什么成效。而國家經濟的危機常常是難以預期的，進行漸進式改革所需要的較長的時間可能會得不到保證。同理，漸進式改革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涌現出新的問題，復雜多變的內外部環境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改革的進程。總之，改革需要的時間越長，不可控的因素就越多，改革的進程和效果就會受到影響，難度相應也加大了。其次，漸進式改革更像面對民眾強烈改革呼聲而承諾的一張空頭支票。從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政治體制改革進程與效果的觀察，我們會發現中央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往往是“雷1《人民日報》2010 年8 月25 日董郁玉，施濱海.政治中國［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聲大，雨點小”：一方面，中央提出要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并提出一系列如“ 黨政分開”、“ 健全民主制度”、“ 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口號和目標，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卻發現在現實政治體制中這些目標并未實現，黨政不分、權力高度集中、腐敗現象蔓延等諸多問題并沒有得到切實解決。中央提出“漸進式改革”的思路，不僅可以一定程度上滿足人民對于改革的需求、降低人民對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期望，同時也成為改革出現困難或停滯不前之后推遲、拖延改革的一項“充分”的理由。而在政治體制改革中一項哪怕小小的成就也會被放大為漸進式改革的“階段性成果”，所謂漸變式改革可能會淪為象征意義大于實際行動的空談。

因此，雖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由于其復雜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央也應抓住這一改革有利時機加快改革步伐，推行有實際意義的改革措施，切勿空喊口號而無實際作為；否則當中共面臨危機，社會矛盾激化后再被迫進行改革效果也不會太好，甚至會如戈爾巴喬夫改革一樣最終破產。所謂漸進式改革更像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可能只會將改革的腳步一拖再拖。

（二）“中國特色”:政治欠民主的掩飾？

在許多官方媒體宣傳中我們都經常能看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類字句。首先筆者承認任何國家都有自身特殊的國情，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本國實際情況與政治實踐經驗來決定自身政治發展模式。中國的國情更是十分獨特和復雜，理應采用適合自身發展的獨特的政治模式。但在官方宣傳中“中國特色”往往與“堅持黨的領導”、“絕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結合在一起，這就不得不使人產生疑問：“中國特色”就一定要“堅持黨的領導”，“西方模式”一定不適合中國嗎？“中國特色”本無可厚非，但在現今中共壟斷的話語體系下便成為了中共堅持***、排斥西方式民主的工具。而***往往又與高度集權、“集中力量辦大事”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高度集權本身便是欠缺民主的表現，又會導致監督的缺失和權力的濫用、誤用；而“集中力量辦大事”由于缺乏民主決策而常會“集中力量辦錯事”，并同樣是政治上缺乏民主、高度集權的表現之一。這樣一來，“中國特色”似乎便成為了當前中國缺乏民主的“合理”辯護。而由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絕不照搬西方模式”也就使得中國當前政治體制以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所有措施都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人們由于幾乎找不到第三種模式而只能認同。“中國特色”這一概念看似合理卻存在著許多問題，其背后的潛在含義更是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帶來了困難。

筆者認為，片面強調中國國情與中國特色是有失偏頗的。雖然中共同樣強調“認真研究和

科學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在“絕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限制下也不易發揮作用。當前中國遇到的政治難題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在上幾個世紀前也同樣遇到過，借鑒其解決的經驗對于中國的政治改革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對于權力監督方面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分權制衡對于我們有很大啟示。人類在實踐中存在共性也為其提供了理論依據。據此國內有學者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權分立與制衡機制’” 的設想，“建構黨內權力分設機制,分別由黨代會、黨委會、紀檢委行使黨內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從強化權力監督看整體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設與權力監督機制研究》評介王長江）。這一思路便富有新意，有一定可行性。另外，雖然“堅持黨的領導”是改革不能逾越的紅線，但我們有必要厘清“中國特色”與高度集權下一系列弊端的關系，切不可將其混為一談。在“中國特色”下權力同樣需要制衡和監督，西方模式也要大膽地予以吸收和借鑒。“中國特色”不應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存在問題的遮羞布，也不該成為改革中拒絕西方政治文明影響的擋箭牌。

（三）體制外的力量才是改革中決定性的力量

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體雖然是黨和國家，但筆者認為體制外的力量才是改革中具決定性的力量。這里所說的體制外的力量主要包括人民、媒體、一些社會組織或利益集團等等國家機構之外的力量。之所以說其為決定性的力量，原因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體制內缺乏改革的動力。現今體制內的官員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享有種種特權，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觸動其利益。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消極態度。他們有時也會在政績驅動下而進行一些政治方面的“改革”或“創新”，但這些大多是有作秀色彩，流于形式，又缺乏制度規范和保障，最終會隨著相關官員離任而“人走政息”。這一點還突出表現在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上。中央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意見顯然在地方并沒有得到貫徹實施，雖可能有中央推行決心不夠的理由，但更多是因為地方本身對觸動其利益的改革措施持消極或反對態度。這樣往往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縱使中央有改革誠意，其措施在地方的實施力度不免大打折扣。而中央也只是為了鞏固政權而推行政治改革，因而更強調“社會和諧穩定”，缺乏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的魄力。因而，即使中央高層已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性，在改革上欠缺決心和辦法。單純寄希望于體制內進行有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第二個原因是體制外推動改革的力量較為強大且擁有很大潛力。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文33 《求是》2010 年第12 期

化的發展，人民的民主意識不斷提高，開始要求改變當前政治現狀，更多地參與到政治生活中。而在傳統政治參與方式難以滿足人民政治需求的情況下，人民將政治熱情投入到新興的媒體—互聯網之中。人民通過網絡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對國家機關進行輿論監督，參與政府決策等等。人民也同樣尋求通過實際政治渠道進行政治參與，而一些當前政治體制內存在的問題也更得到人民的關注。這些無疑都將成為推動改革的巨大力量。在體制內缺乏改革動力的情況下，民意倒逼才能使政治高層感受到改革的壓力，更有效地推動改革的進程。媒體在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同樣也蘊含著巨大潛力。媒體在揭露現有政治體制存在問題、充當人民與國家機關溝通媒介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當前中國傳統媒體多受國家控制，功能受限，難以擔當這一角色；而互聯網由于其與傳統媒體所顯著不同的匿名性、相對自由性以及雙向互動性等而成為當前以及未來公民表達民意的主要渠道，對未來政治體制改革將起到很大作用。

由此筆者提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形成民意倒逼—國家推行改革—公民、媒體反饋—國家完善改革措施的公民與國家的良性互動。只有使公民參與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才能使改革不流于形式，真正有利于國家政治文明發展與公民政治權利的保障。

結語：通過上述思考，筆者將其總結如下：改革刻不容緩，少談困難，多做實事；不掩飾權力高度集中且缺乏監督這一政治體制的重大弊端與缺陷，放下意識形態偏見，大膽借鑒與吸收西方政治文明長處改革自身弊端；重視人民在改革中的決定性作用，利用人民的力量推動改革的進程。當然上面所說的都是對改革者的要求。支持改革、對改革提出意見與建議、必要時以輿論壓力推動改革進程則是對當代公民的要求。中國政治改革之路注定是充滿風險和困難的旅程，但這也是中國通往民主富強國家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黃衛平陳 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現狀及其成因淺析.社會科學研究 2008年2月 李海青 趙玉潔.試論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戰略機遇期.求知/月刊 2010年7月 何影 王立云 劉太鵬 向俊杰.和諧社會視角下政治體制改革的漸進與均衡.晉中學院學報 2010年8月

王長江.從強化權力監督看整體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設與權力監督機制研究》評介.中國行政管理 2011年第八期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