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銳-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

關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

李 銳

盼望已久的黨的十六大召開了，回顧前瞻，喜憂交集。走上市場經濟軌道之后，國力日漸強大，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問題仍在政治體制改革步伐過慢，民主滯后，法治難張，腐敗之風得以盛行。江澤民同志年來幾次講話，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過，要真正保持穩定，要“與時俱進”、“全球接軌”，要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持續發展，關鍵還在改革不合時宜的舊政治體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設，使國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學化、法治化的長治久安之道。中外歷史證明，**乃**之源；如蘇聯自潰，總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現代化，這是20世紀尤其二戰后的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個國家如此，一個黨也如此。

毛澤東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大家都記得，當年在延安他同黃炎培關于民主的著名談話。可惜，他的晚年悲劇正是搞個人崇拜與專權，上下推波助瀾，影響及于全黨全國，導致十年“文革”災難。鄧小平有鑒于此，1980年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認為“總病根”在權力過分集中，“一把手”說了算；并指出“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遺憾的是，這個報告被某位領導同志所阻，束之高閣，鄧自己也未能認真實踐，給歷史留下了遺憾。

戰爭年代，我們倡導過三三制政權。關于黨的領導作用，1940年，毛澤東說過：“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194I年，鄧小平撰文說：“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應“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認為我黨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與民主的常識。“幾年來，?以黨治國?的思想曾經統治了某些區域，甚至有些區域的領導同志還長期存在著這種頑固的思想。”“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結果非黨干部稱黨為?最高當局?（這是最嚴酷的諷刺，不幸有人聞之沾沾自喜！）”。60年過去了，毛澤東與鄧小平講的這些話仍有現實意義，即國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實行黨的民主化，否則一切都是空的；黨的民主化又首先要從中央做起，（各級要從“一把手”做起）否則也是空的。由于我們黨是執政黨，改革幾十年的積習，難于一步到位，須分階段、有步驟進行。黨的民主化與國家民主化自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

關于黨的民主化，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干部廢除終身制，實行任期制，是一項重大決策。應從十六大開始，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屆任期五年，可以連選連任一屆，即在位以十年為限；領導干部在黨、政、人大、政協四大機構輪流轉任的現象，也應早日予以終止。

二、改革領導干部的選拔制度，從堅持差額選舉到逐步實行競選制。從十六大起堅持差額選舉，各級委員候選人至少應多于當選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實行競選制，如到黨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員、常委與總書記都在黨代會上競選產生。

三、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在它閉會期間是最高權力機關。故“全黨服從中央”的表述我以為不甚妥當，應為“全黨服從黨的代表大會，地方服從中央。”可如人大、政協，實行代表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代表在任期內發揮作用。

為了實現黨內的有效監督，中央與各級黨的紀律檢查（或監察）委員會同中央并各級委員會應為平行機構，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兩個委員會由同級黨的代表大會選舉，對代表大會負責，兩個委員會之間實施制約和監督。

四、充分保證黨內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產生正確決策的基礎。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和報刊上對黨的重大決策發表不同意見，有權在上述場合批評任何黨員直到黨的最高領導人。凡重大問題必須由集體討論實行表決，從中央到各級組織，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說了算。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多數必須尊重少數；少數在行動上服從多數所作決定的同時，有權保留并發表自己的意見。

五、黨章已規定黨必須在憲法許可的范圍內活動，憲法也已有相應的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超越于憲法之上。司法獨立乃憲法原則。黨章明確規定：“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

政法委是黨內機關，現在由黨的政法委書記統管國家的公、檢、法執法機關，同“依法治國 ”的方針相抵觸。現在還是“黨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關于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幾點建議，其中有的關系到憲法的修改。

一、50年來，國內階級關系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憲法序言中所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提法應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實際、即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結構，并符合黨代表人民利益，同時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憲法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全國最高權力機關，應擺正黨同人大的關系，不能以黨的名義直接領導和指揮人大，而是通過黨組和黨員在其中發揮作用，關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額大大壓縮，減少官員比例．代表專職化以提高立法質量，代表選舉辦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專門立法機關。

二，現在我們的國家有憲法而無憲政。我黨責無旁貸，必須帶頭遵憲、行憲、護憲。建議成立“憲法法院”，并抓緊制定《保護公民利益法》、《社團法》、《新聞出版法》等，使憲法本身和憲法規定的權利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言論自由特別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能及時有效地監督政府權力的濫用，必須得到充分保證，黨的宣傳部門應當貫徹“雙百方針”，活躍自由討論，以此促進社會穩定和進步．而不應當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輿論，成為新聞出版監控部，這也不準說，那也不準講，甚至動輒“查封”、“上名單”，這些錯誤作法，起著破壞憲法和損害黨的信譽的作用。

三、改變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傳統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職權。應制定《政黨法》。《參政法》，執政黨必須嚴格守法。各級黨的領導尤其不可干預司法部門的工作，司法獨立審判應貫徹于整個司法系統。各級人民代表由競選產生，并建立同選民經常聯系的制度，隨時接受選民的監督。總之，共產黨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如何嚴格地在憲法范圍內活動，這是關系改革和穩定的根本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規定。

四，作為執政黨，只有自我監督是不夠的。既是多黨合作制，就應當通過政治協商，實行相互監督。1956年曾宣布“長期合作，互相監督”的方針，可惜這一方針隨即被反右派斗爭湮沒；“文革”期間，民主黨派更是名存實亡。要制定《監督法》，真正實現毛澤東曾經講過的主動樹立對立面、“唱對臺戲”的主張。人事制度方面，應破除現在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只任副職的陳規。

五、現在已經注意三農問題，農民仍窮苦，增產不增收，基層干部作風不正，引發鬧事風潮，各地時有所聞。村民自治現已推廣，應盡快實行鄉級政權的直接選舉，認真落實鄉民、村民自治，真心實行政務公開，自我管理，并恢復農會組織，讓城鄉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與此向時，依據納稅人負擔能力，大幅度精簡各級尤其縣以下公職人員。

我今年已滿85歲，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憂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當．還望見諒。

第二篇：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論文題目：淺議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內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政治體制改革中存在的改革整體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權利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諸多問題，分析了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探索了改革應該遵循的原則，總結了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關 鍵 詞：改革、問題、原因、成就

政治體制改革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可以看出我國已經初步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政治體制。但是，我們依然要意識到，我國的政治體制距離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當前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進一步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建設我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舉措。

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分析

經過我國共產黨多年的努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應看到，相比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步入攻堅階段，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今仍然是一種適應性改革，主要根據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而有選擇地推進。總地說，我國還存在著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和具體制度的滯后性的根本矛盾。其主要問題有：

（一）政治體制改革整體上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政治體制的改革決不能僅僅依靠拍腦袋的主觀臆斷進行，一定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可以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一個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過程。經濟進步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做出相應的變革。在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仍然要嚴格分析我國的現實國情，遵循社會運行的客觀要求，穩妥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當前我國政治體制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到位、政府組織結構不科學、各級政府之間的職責權限不明確的問題，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任重道遠。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權力監督機制不很完善。具體地說就是權力監督實行自上而下的領導，自下而上的上行監督卻相對困難。共產黨作為代表絕大多數勞動者利益的執

政黨，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對共產黨的基本要求，因此，必須完善依法行使權力的監督制約機制，從而保證公民的正當政治權益和經濟權益。目前，我國權力監督機制功能的發揮不足，雖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民主監督體系，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民主監督仍然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民主監督組織行使職權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從而使得民主監督組織缺乏權威和效力。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還面臨地域民主法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我國東部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由于生產力水平較高，地方政府是投資環境的改善者、監管者，其職能傾向于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在我國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培育市場經濟。這種傾向于管理性、管制性的政府職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干預經濟的自由發展。

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現存問題的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在迎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的發展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問題。增強政治體制改革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找準改革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對癥下藥，這就亟須深入分析現存問題的產生原因。

（一）我們要看到我國傳統封建主義思想存在一定的慣性。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背負著沉重的封建主義的包袱，并不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雖然新我國建立之初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卻仍然在我們的現實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家長制、一言堂的封建主義殘余與民主是格格不入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肅清封建主義思想殘毒。

（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政治體制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必然要求生產關系以及作為上層建筑核心部分的政治上層建筑進行相應的調整，為生產力和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我國作為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雙轉軌的國家，不改革就不能促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就不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發展。如今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具體實踐中，已經出現了如果不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只能在外圍進行的情況。

三、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應遵循的原則

（一）政治體制改革的最高原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每個人都無可辯駁地具有發展自身的權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社會的發展與人的發展是辯證統一的。社會是由人構成的，人是社會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社會發展是人的自覺活動，離開了人的參與就不可能有任何發展活動存在。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發展理所當然要以人為中心，以人的發展為目的。政治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政治發展的最終目標來源于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原則

首先，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堅持我國共產黨領導的條件下進行。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在我國離開了我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行的。黨的性質決定了黨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處于核心和領導地位，黨的使命是帶領人民群眾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主人翁權利，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能力。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黨的推動作用是不可否認的。在政黨制度、行政體制、民主政治的建設中，黨發揮著領導者、推動者的作用。

其次，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處理好政治穩定與政治改革發展的關系。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政治穩定是政治體制改革和進一步發展的前提。鄧小平曾多次提到：“我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政權不穩，不但經濟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建設將失去進一步發展的基礎，甚至會失去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因此，在把握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不能把政治穩定條件當成目標，應當是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實現政權更好地發展而穩定。

再次，堅持政治體制改革應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循序漸進地推行。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我國家，國際國內形勢較為復雜。在國際上，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著全球化在經濟上、文化上的沖擊。在國內，我國社會也面臨著從計劃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的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型。面臨復雜的形勢，有時單純的未經實踐檢驗的好的理念未必會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在借鑒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決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四、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我國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和全面推進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不僅經濟體制改革成就斐然，令世人矚目，而且政治體制改革穩步有序推進，同樣取得了輝煌成就。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民主制度和民主機制不斷健全完善，進一步豐富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內涵與形式。新中國成立時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主區域自治制度和基層民主制度，作為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制度保障和制度載體，共同構成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制度體系，為人民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以保障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黨和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政治經濟形勢，堅持改革，以確保這些制度機制始終保持活力，服務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不斷發展。

（二）黨的建設不斷加強，執政能力顯著提高。作為執政的我國共產黨，其自身的建設不僅對于政治體制改革至關重要，而且構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系統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以改革創新的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加強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以及反腐倡廉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我國共產黨在增強學習能力和理論創新能力的基礎上，提高了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水平。

（三）行政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行政體制的調整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管理科學化、民主化、法制化要求的提高，行政體制的改革更是被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求，大力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逐步退出了諸多競爭性領域，經濟管理部門也把職能轉向宏觀調控。同時，政府為了強化市場監管，穩定社會秩序，推進公共服務，在裁撤一部分機構的同時，強化和新增了一部分機構。在改革機構，整合行政管理資源的基礎上，責任政府建設也取得了很大成效，行政問責制逐步被納入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軌道，為加強對行政管理人員的監督，增強其責任意識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四）公共權力結構日趨合理，逐步實現運轉高效。結構功能主義認為，結構應當

適應和服務、服從于功能，公共權力的功能需要結構作為載體承載和履行。公共權力運行的效果取決于結構的設置是否科學和合理。公共權力結構直接制約公共權力運行是否合法、規范和高效。當今我國公共權力結構的優化配置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保證國家機構及其他各種組織都能夠各司其職，充分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提高工作效能。經過改革和調整，現在的權力結構已經日趨合理，主要表現為 ：在黨的內部關系上，健全了黨的組織機構，建立健全了國家和黨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 ；為反腐敗提供了組織機構保障 ；重新調整了派駐各部門的紀檢、監察機構的領導體制和編制等。

（五）各種政治關系得到調整，社會和諧穩定。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的調整，整合催生出整個政治系統的最大合力，消除各種威脅政治體系存續發展的消極因素。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中，對于政治關系格局的調整無疑是體現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

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大大推動和保障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主要經驗可以概括為：

（一）改革目標的明確性與推動改革的堅定性相統一。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我國而言，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優越性，而不是為了改變甚至是顛覆重建現有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說，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適應了社會發展規律，之所以需要改革，是因為它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受到不完全適應現實需要的體制、機制的束縛，無法充分發揮其優勢。因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不動搖，明確了這一點，就會在實踐中牢牢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

（二）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豐富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措施的靈活性相統一。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對象和問題領域，而是具有豐富的實踐內容。從民主體制機制，到行政管理體制、社會管理體制，再到利益關系調整機制，政治體制改革涵蓋了整個政治體系存續運行過程中方方面面的內容。與一些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將改革簡化為針對特定問題的做法相比，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內容的全面性、豐富性不僅很好地體現出改革的根本目標和動力在于解決關系國計民

生的各類實際問題，而且還因為不局限于特定的內容，尤其是那些受到時效性限制的內容，被賦予了更為持久的合理性，因而也更有可能得到來自社會的廣泛理解和支持。

（三）政治體制改革布局的系統性與政治體制改革方式的漸進性相統一。與改革內容的豐富性緊密相關，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相關性，這就要求改革的領導者必須時刻清醒地注意到，應當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待政治體制改革，處理不同領域、不同時期、不同重要性序列上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制定出科學的政治體制改革規劃，根據實踐中總結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遵循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規律，更好地勾畫出改革的總體路線圖。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看，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把握住了黨和國家領導干部制度改革這一基本切入點，繼而將主要力量集中在恢復和發展既有的主要政治制度方面，進而全面鋪開、深入推進，這使得每一階段的改革都能夠把握重點，合理分配改革資源，緩解改革中必然出現的矛盾對社會和政治體系的壓力。政治體制改革所針對的原有體制弊端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新政治體制的探索和重構離不開艱難的探索，因此穩妥漸進的改革步伐，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唯一選擇。及時解決政治體制改革每一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避免政治體制改革造成的沖擊超出當時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承受能力，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可能成為一項長久的事業，得到最廣泛的支持和擁護，為我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注入更為強勁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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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析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寫寫幫整理）

淺析我國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國內外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也是學術界討論得比較熱烈的話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給予了高度肯定，然而對政治體制改革卻存在著諸多爭議。主要圍繞著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矛盾展開，人們認為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遠遠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因此，加快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研究，讓政治體制更加適應于社會主義的發展顯得十分迫切。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目前主要表現為政治制度、政治關系和政治職能的改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必須適應經濟發展的趨勢。然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并不是想當然改革，而是對中國具有人民性的所有的政治主體的性質或政治角色、政治職能、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所進行的改革，并且政治體制改革是對由各種政治要素構成的動態的政治統一體全方位的改革，是個系統的改革。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提到：“我認為，所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說明一條重要規律：社會主義社會要通過不斷改革才能向前發展，科學社會主義必然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而發展，而非凝固不變。

從理論層面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發生是危機意識和利益預期共同驅動的結果。對外開放和全球化發展，使中國原有的政治體制面臨著激烈的外部競爭的嚴峻挑戰和外來體制的強大壓力。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為這一時期國家的基本特征，能否推動經濟發展，能夠適應市場經濟改革的需要，成為改革推動者們是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動機。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帶來的危機意識和本身所能獲得的預期政治收益，讓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成為必然。從實際情況看，中國內部面臨著諸多的矛盾，需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體現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行為的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目前我國運行的政治體制已經跟不上市場機制的步伐，政治體制的陳舊和低效甚至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較強的政府干預市場行為，讓市場與政府間矛盾重重。一句話概括，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充當的角色既是“運動員”“教練”又是“裁判員”。其次，權力公共性和權力腐敗的矛盾。由于權力監督機制和制約機制還比較薄弱，在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某些政治權力對經濟生活進行非正常滲透，導致相當程度的權力商品化行為，造成某些領域的嚴重不等價交換，既對正在建立之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產生著不可估量的破壞作用，又對國家權力的本質產

生著極其嚴重的銷蝕作用。這方面最典型表現在“權力尋租”現象。

第三，利益分化和社會公平的矛盾。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社會成員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利益差異乃至分化。利益關系方面的矛盾，不僅直接影響到一部分社會成員對改革的認同度和承受力，而且深刻影響到社會公平乃至政治公平，對政治運行和社會穩定產生巨大的震動波和沖擊力。目前，中國最突出的表現在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

第四，政治參與和民主程度的矛盾。市場經濟迅速發展，極大地激發了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積極性。大眾政治參與，既是推進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又是現代民主程度的重要標志，迫切要求進一步拓寬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目前我國公民政治參與還受到某些制度、體制和文化習俗的制約，某些政治參與行為也很不規范，有待于進一步提升。如何切實保障人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擴大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將是當代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長期面臨的課題。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人民要求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然而“一言堂”的現象存在又成為政治民主化的障礙。

第五，價值多元化和共同理想的矛盾。在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和政治多極化愈益凸顯的條件下，各種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的程度愈益加大，社會成員的價值選擇愈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響到人們對社會變革與發展的認同和參與，對社會共同理想的建構與導向產生嚴峻挑戰。概括起來說，就是目前的中國人民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的時候，自己的信仰發生著改變，也就是產生“信仰危機”。

無論是外來的競爭壓力還是內部矛盾，焦點都集中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不相適應方面，為此，努力促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經歷了風風雨雨20多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還停留在外圍階段，還有很多問題亟待我們去解決。第一、中國政府體制改革中的歷史“怪圈”。我國經歷了多次政府體制改革，然而改革過后就會出現反彈現象，回歸到原始狀態。行政機構職能的分分合合：分開—合并—在分開—再合并；行政權力：下放—集中—再下放—再集中；行政干預經濟：強化—分散—再強化—再分散；行政機構數量：撤銷—恢復—再撤銷—

再恢復；行政機構人員數量：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這種循環的怪圈現象一直出現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受中國傳統文化人情世故影響，加之缺乏法制監督，機構改革收效甚微。第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種政治職能缺乏獨立性，政府管理職能缺位、錯位和越位。一直以來，中國就存在著政府干預司法和立法的現象，尤其在地方政府，呈現行政職能一家獨大的不良狀態。在整個行政區劃中，地方政府掌握著全部的財權，而司法和立法機關需要依靠政府的財政支持，換種話說，就是司法和立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掌握在政府手中，這樣就無法實現司法公正和立法嚴明。政府在管理市場的過程中很難把握管理程度，很多時候都會越位管理，該管的沒有盡力，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第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小團體利益泛濫。官本位思想在中國古已有之，人們把官位當做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官員不是人民的“公仆”，相反卻是人民的“主人”和規則的制定者，不愿意放棄官位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同時，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損害部分既得利益者的重重阻礙，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的就是民主和法制，這樣就會削減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和利益，他們會組成各種利益小團體，強制干預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面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結合中國當前實際情況，為進一步促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我們給出以下建議：

一是努力加強我國法制建設，增強民主監督力度，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中國目前的法制依然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在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行業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規范，很多法律制度中存在漏洞，被投機者們利用。同時，中國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執行力都嚴重受到政府的干預，沒有實現真正的司法獨立。為此，加強國家法制建設，實現司法獨立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路線。隨著人民民主意識越來越強烈，民主監督也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社會輿論和媒體監督，人民的維權意識增強，這些都有利于對中國政治機構的監督，只有在民主監督情形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才可能走出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是以德治國，加強廉政建設，提高官員的思想道德素質。依法治國體現的是政治體制改革中的強制性和規范性，以德治國則是更能實現“治本”的目的。中國歷來存在的官本位思想和腐敗現象，是中國廉政建設的阻礙，從思想上轉變官員的意識形態，真正自覺做到按制度規則辦事，實現為民辦實事的自覺服務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更有利于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將以德治國作為實現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口，有利于從意識形態方面實現改進。

三是加強基層民主建設尤其是農村基層民主，不斷完善國家選舉制度。農民是人民群眾中人數最多的實體，同時農民也是國民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程度最低的實體，農村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嚴重脫節，為此，實行村民自治為發端的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推進農村普法建設，有利于獲得農民群眾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和擁護。同時，發揚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最重要的是給農民群眾帶來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益，實現農民創收的同時，還可以通過村民自治和民主選舉實現農民的主人翁地位。農村是中國最廣袤的政治疆域，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也離不開農民的支持，因此，發揚農村基層民主政治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部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在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列，為使中國政治體制趕上經濟體制的步伐，廢除陳舊的政治體制，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涉及整個國家權利體系的調整，中國從2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改革歷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和阻礙，面對今后的社會，只會越來越復雜，我們必須在改革過程中慎之又慎，將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逐漸放到黨執政能力建設和法制建設上來。同時，事實告訴我們，不進行實質性的改革，中國就沒有出路，延遲改革可能會遇到更多的阻礙，必須抓住根本、認清事實，才會有希望。

第四篇：政治體制改革建設思考建議

1949年，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使飽受凌辱和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實現了和平與獨立。此后，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政治變革。在經濟建設方面，先是尊重私有經濟，提倡合作、互助，后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沿著斯大林模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越走越遠，以致于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由鄧小平主導，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的成就舉世矚目，衣食住行的變化人人可察。但是，到了今天，經濟體制的深化舉步維艱，國有企業的低效率運轉難以為繼，腐敗之風積重難返，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公民的政治參與要求愈見強烈。

解決這一切問題的鑰匙在哪里？在于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

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在鄧小平二次復出之后，很快就提了出來。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長篇講話，以后也多次談到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有所推行、如果完全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根本就沒法開始。但是，必須承認，由于種種原因，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是嚴重滯后了。這方面，鄧小平也早就有過說法。1986年9月3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他說：“對于改革，在黨內、國家內有一部分人反對，但是真正反對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體制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

1986年以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問題并沒有解決，到現在，矛盾越來越深。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愈顯突出。對于這種緊迫性，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防止“文革”悲劇重演。

“文革”十年**，把中國搞慘了。文革浩劫的破壞性，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人們的認識則各有不同。

有人把十年浩劫的根子歸咎于“四人幫”。有人則說是毛澤東錯誤地重用了他們。也有人認為毛澤東的錯誤并不僅在于用錯了四個人。毛澤東犯的不是個別的錯誤，而是系統性的錯誤；不是短期的錯誤，而是長期的錯誤。其實，領袖也是人，難免會犯錯誤，問題在于國家的政治體制中有沒有糾正領袖錯誤的機制。對比發達國家的憲法、法律，我們發現人家在這方面花了很大的氣力，想了很多的辦法，作了很科學的規定，而且能夠保證實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搞了個水門事件，被揭露了出來，有關方面進行了調查，國會要彈劾他，他只好辭職。克林頓鬧了桃色事件，美國國會啟動了彈劾程序，只是最后表決中票數不夠，才免于下臺，但他已經多次道歉。像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中國能做到嗎？人們能彈劾毛澤東嗎？能及時制止他的錯誤嗎？毛澤東語錄為什么不經立法程序，就成了國家意志，成了凌駕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之上的“最高指示”，還得“宣傳不過夜，執行不走樣”？由此可見，“文革”未必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我們的體制不能及時制止毛澤東推動“文革”。“文革”結束20多年了，但是這一點深刻教訓人們并沒有真正汲取，沒有從法治上解決這個問題。將來如果再出現一個毛澤東，如何管得了他呢？照樣管不了！

總之，“文革”悲劇發生的政治體制系統依然存在，阻止“文革”爆發的機制還沒有形成。我們應當深入研究“文革”教訓，盡快進行政治改革，消除導致“文革”悲劇重演的種種體制因素，建立起防范機制。

第二，再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無法深入下去。

關于這一點，鄧小平也有論述。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現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企業要與國外大企業競爭，它們的競爭力實在是個大問題。而人們明明看到私有經濟效率高、競爭力強，可就是不敢放手發展。這也是受政治體制的束縛。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好比人的兩條腿，走起路來，雖有一前一后，但不能距離太大。你不能一條腿邁得很遠了，一條腿還在后頭。可是現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年，已經走了相當的距離，政治體制改革卻相當滯后，它客觀上制約著經濟體制改革。

此外，抓緊改革政治體制，也是為了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經濟體制改革搞了20多年，成績很大。但是這個成果有沒有丟失的可能呢？不少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們辦公樓旁邊有一個私營小飯館，我常去吃3元一碗的涼面，跟飯館老板很熟。他常問我：會不會再來一次公私合營呢？會不會再來一次打倒資本家呀？會不會再割私有制的尾巴呀？會不會把我的財產沒收呀？我說，有這個可能性。要保護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得搞政治體制的改革，否則，短暫的倒退不是不可能。那當然是歷史的大悲劇。

第三，從反腐敗、維護社

第五篇：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

(1)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具體表現在:①經濟基礎的需要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②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由于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經濟基礎的性質，因而它必然在上層建筑領域也占統治地位，并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③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決定上層建筑的變化發展及其方向。

上層建筑的各個部分由于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對獨立性，其改變有早有晚、有快有慢。這種情況決定了上層建筑中思想文化領域里新舊斗爭的長期性。

(2)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這種反作用集中表現在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①從服務的方向上看，一方面保護和促進自己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排除反對自己的對立物。②從服務的方式看，上層建筑通過法律、經濟、思想等手段的調控來為經濟基礎服務。③從服務的效果看，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有促進、阻礙兩種情況。

(3)上層建筑反作用的性質，取決于它服務的經濟基礎的性質，歸根到底取決于它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當它為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服務時，它就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力量；反之則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社會主義國家里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上層建筑中的核心政治力量，其先進性的發揮，就集中表現在它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

2.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構成了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這是因為:新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筑總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使它有脫離經濟基礎的傾向；經濟基礎的變化不會立即在上層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層建筑仍然維護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基礎。

3.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狀況規律的內容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內在的本質的聯系，構成了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這一規律的主要內容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性質和發展方向，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取決于和服務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要求，這一規律表明，上層建筑的性質和變化發展，上層建筑是否需要改革以及改革的形式和方向，都取決于經濟基礎的狀況。

4.正確認識這一規律的方法論意義

(1)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也是我們觀察和研究社會歷史的一把鑰匙，每一歷史時期的上層建筑都能從經濟基礎中得到科學的說明。(2)這一規律是無產階級政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根據。(3)這一規律對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政治體制屬于上層建筑。經濟體制的改革必然引起政治體制的改革。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改革對于保護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4)這一規律也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自覺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方針，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依據。